端宏斌：专制社会的经济繁荣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博客全文]

博客天下：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这本书里谈到的一些社会心理现象对当下的改革也是很有启示的。比如他说到，旧制度的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摧毁一部分旧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这带来的启示不是说不要启动改革，而是要加速改革。改革一经启动，大家对不改革的耐心会更小。如果不主动加速改革，就将被激烈变革所吞噬。[博客全文]

傅贤：对社会中间势力的扼杀让变革变的无序和残暴

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由完全没有政治生活经验的各种人群引发并掌控，其结局可想而知。最让托克维尔难以接受的，是革命的引导者是一群毫无现实政治生活经验的“哲学家”，而之所以会由“哲学家”来引导革命，而不是由社会活动家来引导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于中央集权的法国，没有中间势力，产生不了社会活动家。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博客全文]

于德清：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是本好教材。这部书出版于1856年，至今已经有146年的历史，而汉译本问世才11年。这不能不令人心生感慨，如果此书早一些得到中国人的重视，或许，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不过，认认真真地学习好的东西，永远也不晚，关键还是，我们能从这本书中读懂什么？托克维尔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距他写出《论美国的民主》，也过去了很多年。然而，革命与旧制度的复辟似乎仍然轮番上演，法国仍在苦难中轮回。这让托克维尔开始深入反思这场革命的原因，以及其局限。《旧制度与大革命》虽然给予了法国大革命以高度的历史评价，但是，这本书也是对大革命进行了祛魅。因为，他发现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解决问题，那些看似腐朽的老欧洲的旧制度在被革命摧毁之后，仍然保存了下来。
“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的多”。托克维尔认为，“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最小的改革家。”所以，在他看来，“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博客全文]

王炎：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博客全文]

高毅：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够把“自由”坚持到底？托克维尔的理解是：“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其实只出于对主子的痛恨”所以，托克维尔留下了这样一句告诫：“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博客全文]

寒竹：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中法两国不可比附

中国和法国是两个有着完全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两国所经历的革命也大不相同。今天中国的现状与当年的法国差别实在太大。如果过多地用法国的旧制度或法国大革命来比附中国的现状或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可能既不能准确解读法国旧制度和大革命，也不能给中国现实以启迪。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等级制度，而是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和贫富悬殊现象。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亟需解决既有问题，但整个社会并未像法国那样分裂为几个泾渭分明的等级，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也并未发生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有极大空间跟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法国多米诺骨牌式的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城市市民革命和农民革命很难在中国发生。如果过度地拿法国旧制度来比附中国今天的现实，或拿法国大革命来比附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可能会既误读法国历史，也脱离中国现实，最后成为一种政治狂想。 [博客全文]

秦前红：《大革命》一书的启迪是任何变革尝试一定要坚持保护自由

《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当下中国现实来说，不无启迪意义。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可能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大革命式的实现路径。历史上的大革命有两个，一个是苏俄大革命，一是法国大革命。所有的大革命都有一个极富浪漫主义的愿景，要战天斗地要改变天地，甚至要实施对人性本身的改造，要促进灵魂深处的革命，但所有理性主义的狂妄和浪漫主义的动机，最后都会因制度的反人性，制度的不可持续而敲起了丧钟。另外一种是尊重传统，接续传统，继往开来有历史感的自由主义的取向，可能会在发展策略性的竞技中占了上风。
我认为中国宪政的未来发展，应该更多让争取一个有自由的社会，有尊严的社会。在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演进往往是感同身受性的，只有直觉体验，没有理性自觉。未来中国法制和宪政的发展，如果说上帝给我们一个眷顾，把我们想要的都给我们，我们全要。如果上帝不能给我们这个眷顾，我们再多项的改革架构里只能选择一项，首要的是选择自由。 [博客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