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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13 07:07)

今天,女孩逛街、我们出门买菜……是否带身份证,随时应对串出警察的盘查成了问题;昨天,面对倒地老人扶还是不扶成了问题……明天还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到底什么出了问题?是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是表面问题还是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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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导的博士生获得哈佛大学邀请前往哈佛比较文学系联合培养一年,

并在哈佛大学开了学术讲座,

然而厦大研究生院却终止了他招收博士生的资格;

 

他所开设的博士课程力求达到国际同行研究前沿水平,

通过他的博士课程的作业发表在南开大学的《南开学报》头条,

然而厦大研究生院却要停了他的博士课程;

 

只因为:他坚决反对“博导不交钱就不能招收博士生”的厦大政策;

只因为:他坚决反对“博士课程选课人数少于5人就不能开课”的厦大政策。

 

欲知详情,请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王诺先生的公开信:

 

 

用选课人数决定博士课程好坏,文学博导不交钱就不许招博士生

——厦门大学研究生院的荒谬政策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王诺的公开信

 

厦门大学研究生院负责人员:

 

近几年来,你们在全校强制推行了我认为相当错误甚至严重错误、遗患深重的两项政策:

一是强制地、一刀切地要求所有博导必须提交一大笔研究经费供博士生使用,不交钱就不许招生。这一政策放在博导的研究课题必需由博士生帮助或打工的理工科和部分社会科学学科,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放在博导的研究完全无需博士生协助、博导对博士生只有付出没有索取的多数人文学科,则完全不符合实际。因此这一政策招到厦大人文学院大多数教授博导的反对,但你们无视这些反对意见,强行在人文学院也推行这一政策。

二是强制要求所有博士生课程选课人数必须在五人以上,人数不够就取消开课。这一政策首先完全无视人文学院的实际情况——很多专业每年只能招一两个博士生,每个年级的同专业所有博士生都选课也难以达到五人;其次,为了满足人数要求,开课的博导们只能降低课程难度和专业高精尖程度,以便吸引其他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来选课,或者由众多教授合开一门大杂烩的介绍多学科发展的通识性、基础性、知识性课程,每人随便讲一两次,谁都不负责任,彻底地把博士课程本科化(这就是厦大人文学院现在开的博士课程!)。这一政策放在培养基础人才的本科也许合理,但放在以培养创造力、激发创新的高级专深的博士课程,则完全不合理。哈佛大学等名校的博士课很多很细,有许多课程往往只有几个人甚至一两个人能选、能听懂,但恰恰正是这些人数寥寥的课程,促进了博士生创造出高水平的成果;如果以选课人数作为对博士课程的一票否决,必然会引导教授博导在开课时首先考虑的不是高水平学生的创新和攻克难题,而是照顾最大多数学生(包括来选课的硕士生本科生)的兴趣和理解,为赢得众人的喝彩而降低课程难度。这种错误政策将导致博士课程的专深和创造性程度大大降低,严重妨碍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我作为厦大教授的一员,也作为厦大博导的一员,曾多次向你们(包括研究生院的几位院长)提出批评意见,通过常规渠道表达我的看法,坚决反对这两项在我看来完全违背高等教育学规律和博士生创造力培养原则的政策。但是你们完全不予理睬,依然强制推行这些政策。

我拒绝交钱,因为我对我指导的博士生只有付出,无偿地、不计工作量地帮他们改论文发表论文,绝没有要求他们对我的工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任何帮助——他们也没有条件对我的研究给予帮助(文学研究是个人的创造性劳动,不是团队作战);但你们因为我抗拒你们的错误政策,强行终止了我招收博士生的资格,即便由此导致厦大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停招博士也在所不惜(这个专业目前只有我一人是博导)。

我拒绝为了凑足选课人数而降低我的课程难度,我甚至把已经选了我的博士课程的其他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劝出了我的课堂,因为我坚持把博士课程开成与国际同行最新研究水准持平的创造性课程(我认为不仅厦大就是全国高校也没有几个博士生能听懂我的课程),并因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博士生通过博士课程的结业考试论文发表在《南开学报》首篇,我指导的博士生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著名教授的邀请,前往哈佛联合培养一年,而她在哈佛大学开学术讲座时,所讲的内容恰恰是她上我的课的作业。然而,无论我怎么解释,也无论我怎么把上述理由一一陈述,你们依然要以选课人数不够,来否定并强行终止我的博士课程。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决不后退!你们掌管了大学的权力,你们可以无视高等教育学规律而行驶你们的权力,你们可以因为选课人数不够你们定的五人标准而停我的课(为什么是5个人?你们有什么科学依据不是6个或者4个?),你们也可以因为我不交钱就取消我的博士生招生资格(中国的教育史上可有先生倒贴钱教学生的咄咄怪事?),但我依旧不会屈服,不会向我认为的错误低头,仍然要对你们的错误政策和做法提出批评!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诺

                  201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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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分类: 学术信息

   有位哲人说,每当夜幕降临,茶余饭后,几乎人人都可以谈论哲学,仿佛人人都可以是哲学家起码是哲学匠。可是有几个人敢谈掌鞋?不经过学习、没经过专业师傅传授技艺、不是鞋匠谁敢去掌鞋?你敢谈哲学,你敢去掌鞋吗?那么,人人就是天才的哲学家抑或哲学匠吗?这里问题就出现了:哲学是可以泛化的吗?泛化和大众化是什么关系?哲学有大众化的可能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的是伟人振臂一呼全民群起响应的时代,搞大规模的全民运动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主要景观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是其主要特点。伴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给历史留下深刻烙印的就是全党学哲学、全民学哲学运动。历史证明搞运动式的学哲学,既愚弄了群众又糟蹋了哲学。今天又搞起了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大众化,虽然不像从前那样的轰轰烈烈运动,但效果可想而知。  

一、哲学可不可以泛化

“哲学”一词源于西方,从词源上看,它是“爱”和“智慧”组合到一起产生的词汇“philosophy” ,所以从其产生那天起它就应该是泛化的。因为人都要有爱、更离不开智慧。也就是人人都离不开哲学,或深或浅、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在“哲学着”。 这就是西方哲人所说“人人都敢谈哲学,却不敢谈掌鞋”的原因。人之初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处于未分化状态,很多自然知识都包含于哲学中,早期的科学家、艺术家很多同时也是哲学家,那时的哲学也是“知识总汇”。此乃哲学的泛化。

        哲学的泛化还体现在哲学内部的分化上,例如,今天提出的各种“应用哲学”。如同什么都“文化”一样(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估计还得有厕所文化),也大有什么都“哲学”之势(管理哲学、经济哲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社会出现分工,出现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专门从事哲学的工作者也就出现了,实现了哲学的专业化。世界历史到了“轴心期”,西方古希腊、中东的“先知”、中国和印度的东方智慧……在同一时期,人类从蒙昧走向自觉,在精神上站立起来,文化达到空前繁荣。各种哲学思想的萌芽、零散的世界观实现了体系化,同时也开始“贵族化”。体系化、知识化的哲学成为了象牙塔里的东西。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贵族才从事知识生产实践和哲学。从西方到东方,哲学从泛化实现了专业化。从历史上看,哲学经历着泛化——专业化——泛化不断循环的过程。

二、专业化的哲学是什么呢?

        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就有两个传统一种是思辨哲学传统,一种是文化哲学传统。柏格森开创的生命哲学路线和弗莱堡学派文化哲学传统属于第二条路线,后经尼采、海德格尔发扬光大。李凯尔特曾经对人类的知识做过划分,一种知识叫自然科学;另一种知识叫历史的文化科学,也可以理解为现代的人文学科。前者是普遍的知识,后者是个别的知识。前者的对象是已成的、既定的,有固定本质,从个体中可以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概括总结出共同的规律(水,标准大气压下,100°沸腾);后者的对象是生成的、未定的、个别的、不可复制、不可完全重复出现的(人没有抽象固定的本质、文化不可复制、历史不可再现)。哲学显然属于后者。哲学离不开科学、历史、宗教和文学艺术,但显然不同于宗教,有别于历史、科学和艺术。哲学与宗教、历史和艺术的区别没有异议,但,流俗的观点都把哲学混同于科学。从各种哲学的定义就能看出来,一般都采取属加种差的方法定义哲学为“……科学”,不管前面的定语有多么不同,最后落脚点都为“科学”。就连恩格斯也对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都如此兴奋,有了“三大发现”法宝,哲学就又可以回到“自然、社会、思维规律”知识总汇的宝座。启蒙以来,人类普遍由原来对异己力量——神——的迷信陷入一种新的——科学——的迷信。一切学科都以自然科学为范本,都要拉到理性的审判台前,接受实证科学的检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理性万能,却很少反思理性不能干什么;都知理性有所为而不知其不能所为。自然科学、思辨哲学,科学化的哲学对人的理想、价值等人文的东西无能为力。但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把哲学实证科学化是目前哲学界最大的弊端。各种范本及其变种的机械决定论、庸俗唯物主义、宿命论都源于此。对人,忽视人的自由、主体性、创造性;对社会,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单化,抽象出几对范畴,找出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揭示出几条僵死的规律,遵循历史的必然而闭眼不见“车载斗量的例外”和历史的偶然。这种哲学只能把人陷入机械决定论宿命论,实践中表现为唯意志论

        哲学不是科学,不是具体的实证科学(虽然它以科学为基础)。它“爱”和“智慧”据说还能为人们提供最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对人和世界最深沉的思考。每个时代都有站在其时代精神最高峰的哲学,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本身是形而上的东西,从对人的终极关怀和价值关注来说,与其说它与科学相似,莫不如说它与宗教更相近。由于物的本质是确定的、已成的,所以对自然的规律的认识、科学的真理是唯一的,即关于一物的认识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由于人不像物有一个确定不变的本质、它是方成的,所以关于人文的学科尤其哲学就不可能是唯一的。往古来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其哲学形态有如天上的星星数不清,可以说,有多少智慧、有多少种文化,有多少文明就有多少种哲学。

三、回过头我们再看马克思的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又是什么呢?

        产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马克思的学说,对人类的贡献起码有四种:哲学人类学、社会历史理论、经济学和对未来社会的远见。

马克思毕生寻求都在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毕生的事业在于寻求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他当然也是崇尚科学的。但马克思的智慧在于他并没有陷入科学主义,在哲学上超越了僵死的、旧唯物主义,建立了自己的实践哲学。它是活生生的、批判的、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学说。对人和社会历史的认识是正确的、深刻的,还没有一种学说对人类的影响如此深远。由于马克思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是实践哲学,与工人运动相联系,所以追随者和后继者对它的解说从没停止。(科尔施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发展三阶段”)。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国际学界对如何丰富社会历史理论做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主要从两条路线展开,一条是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列宁、斯大林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路线,(苏联《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为纲领的列宁主义-实质是斯大林主义;另一条是涂尔干、西梅尔、韦伯、波普、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科恩、沃尔什、海登·怀特……似乎可以称之为“西方路线”。西方这条路线有丰富、发展亦有明显偏颇甚至误解。对我国影响巨大、至今仍占统治地位的是“正统”理解斯大林根据联公(布)党史“四章二节”总结出一个权威版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我们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初,苏联不仅仅援建了我们156个工农业大型项目,还援建了中国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至今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艾思奇老先生译过来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国译介进来后形成教科书的经典“原理”。可以说它当时对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原理化了系统化了科学化了,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去套用,也就僵化了。马克思的丰富的深邃的哲学思想绝不是那几条干巴巴的僵死的“原理”。可以说这个“原理”又把马克思哲学退回到被其超越的旧哲学——庸俗唯物主义。令人费解的是,我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搞“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可教科书至今还是原苏联的翻版了解马哲史的人都知道,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根本不是马恩作家自己的概述。“辩证唯物主义”最早是工人哲学家狄慈根的概括。改革开放后,我国对苏联“援建”的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进行了改革走出一条成功的中国道路,而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清算。和我们相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经济改革不如中国成功,政治改革彻底失败,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却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彻底清算,经历了“去斯大林化”过程。我不敢说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我知道什么不是。国内学者不满足于对苏联教科书的“修补”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也提出了各种各样学说,实践唯物主义、人学、还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三统一”……有学者甚至主张重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但,一种社会历史理论既是科学、又是意识形态,没那么简单,想完全抛开历史唯物主义,另搞一套哲学,不现实。但无论如何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理解为苏联教科书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现在大学的教授们还只能被迫或主动闭着眼睛讲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话或常识性的废话。今天我们讲要“三个自信”,如果我们的哲学思想还停留在斯大林的高度,我们拿什么自信?

四、可见,专业化的哲学地位是崇高的,绝不是夜幕降临时、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中会产生少数一批哲学家,如历史第一个轴心期时的西方古希腊罗马,中国的诸子百家,中东的“先知”、印度的佛教,孙中山先生称之为“先知先觉者”。大部分的哲学从业者(科研、传道授业解惑者)只能称其为哲学匠。“家”意味着生产和创造;“匠”意味着进行重复性的劳动。亚里士多德只把前者称为“实践”。所以,专业化的哲学就不可能是大众化的东西,它是大众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中形成哲学思想的升华,它来源于大众的社会实践,但不归结还原为大众。只要有社会分工的存在,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能人人都是哲学家。

五、宣传普及

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含义无非是在大众中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同理,马克思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当代形态争议很大)的大众化,也无非是在大众中宣传普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反思以往的教训,在一种哲学思想的宣传普及中要注意几个问题:

1.大众化不等于简单化。把问题简单化,首先表现在把丰富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简单抽象地理解为几个教条,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运动规律、社会发展“五项式”规律。恩斯特·布洛赫嘲笑说,如果真有一个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运动的铁律(“自然历史过程”),那么全世界共产党人,什么也不用干,买一张通向共产主义的车票踏上共产主义的班车就可以到达共产主义了。其次表现在不分宣传对象,在学生中,从小学到研究生重复学、反复学;也不管工人农民,“强行灌输”。最后​宣传手段简单化。

2.大众化不等于庸俗化。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全民学哲学”运动中,把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变成斗争哲学。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矛盾学说庸俗化为“一分为二”。由于我们语言的丰富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庸俗化为各种什么论。在大众中只能造成误解和混乱。

3.大众化不等于泛化。如前所述哲学的泛化是哲学存在的不同阶段和形式。可以在三种意义上来理解哲学的泛化:第一,人类早期只是未分化状态下,哲学是知识总汇,哲学是一切知识之王;第二,零散的、未系统化、非专业化的哲学思想;第三,现代以来,把哲学应用于各具体学科的部门化方向。一种哲学思想本身不可能全部实现大众化,也不可能被所有大众所接受。

201589日(4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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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之风,看来历史悠久。此前“吃龙虾骂百姓”,现在“毕姥爷”又遇鸿门宴……无论政治生态还是百姓生活,人人自危,是正常的社会吗?不用说,骂人者可恶;那些“小人”更可恶^^^^^^^

告密,又称告发、告讦、告奸等,是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举发别人的秘密。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一》等卷记载,武则天在唐高宗麟德元年开始,“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到了光宅元年,“有飞骑十余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是对拥立李旦当皇帝没得到奖赏发牢骚)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余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告密之端自此兴矣。”几个皇帝侍卫喝酒,乱发议论,被告密后皆死,告密者获五品官。这样的激励理所当然地兴起了告密之风。

这边告密之风起,那边又有周兴、来俊臣这些酷吏来罗织罪名,于是冤狱大起。且看麟台正字陈子昂的上疏:“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乃其究竟,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yong,小声议论),莫知宁所。”这段话把告密之风的原因、危害、后果说得很清楚。

武则天为何要兴告密之风,其实是一种政治需要。“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皆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蜂起,人皆重足屏息。”你看,一个优待、一个封官、一个“无实者不问”,此邪风哪有不兴之理?

武则天也不是鼓励所有的告密,有一次就在朝堂上揭露了一起无聊的告密,给了告密者一个公开的羞辱。“右拾遗张德,生男三日,私杀羊会同僚,(当时天下禁屠杀及捕鱼虾)补缺杜肃怀一餤(dan,薄饼卷肉),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对仗,谓德曰:‘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曰:‘何从得肉?’德叩头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出肃表示之。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举朝欲唾其面,可见人们对告密之风的极大反感。

当时还有一个人乃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保家,“上书,请铸铜为匦(gui,即意见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哪里想到,不久,与鱼保家有仇的人投表,告发他曾为徐敬业制造兵器,杀伤很多官军。鱼保家就像酷吏周兴被来俊臣“请君入瓮”那样,被自己的发明送了性命。

之所以成其告密,当有三要素:一是告密者,二是受理者,三是被告者。作为告密者,如果是依事实举报,应当理直气壮;如果是携嫌报复,杜撰情节,以莫须有之罪诬陷他人,则应反坐。作为有决定权的受理者,应尊重事实,有理有据地作出判断,而不是先入为主、感情用事。作为被告者,既处弱势,则难有作为,只是听天由命而已,这正是告密为人所不齿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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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思想森林
学者对话:走近年鉴学派
2015年01月21日 06: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君荣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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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年鉴学派

 

  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是学术进步的重要表现,又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无论是古希腊的学园派、逍遥学派,还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为人类思想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五四”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形成、发展、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和主导者,而且在国际史学界也蔚为壮观,风采灿然。不同学派之间的竞争、辩难、扬弃、融合和更替,汇成人类学术思想史奔腾不息的浩荡江河。然而,水平深浅,成就高下,大浪淘沙,也清晰可见。环顾20世纪西方史学界,年鉴学派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元素,历经80年而蔚为大观,并对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都产生了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年鉴学派进行了成规模的译介、研究,成果颇丰。年鉴学派的一些后起之秀,与我国学者亦颇有往来互动。为全面了解这一重要的学术流派,中国社会科学报约请高毅、周兵、张正明、江湄和王献华等学者,共同探讨年鉴学派兴起和发展的历史逻辑,以期考镜源流,启发新知。

 

  对话人

  高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周兵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正明     黑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编审

  江湄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献华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年鉴学派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倡导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历史学家之间的跨民族合作,是一场自外而内的史学变革。

  周兵:年鉴学派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20世纪后西方史学超越19世纪形成的历史学学科化、制度化壁垒的一次突破,同时也试图改变一战之前强烈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叙事传统,倡导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历史学家之间的跨民族合作,是一场自外而内的史学变革,因此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特征。

  张正明:年鉴学派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20世纪初,世界历史发生两个重要事件: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时代的主题从政治转向了经济,人们的视线也转向经济和社会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进一步失去其文明中心地位,世界各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个新的世界在废墟上崛起。战后的另一个变化体现为惊人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最显著的变化是经济超越了国界,突破了民族和文明的分野。20世纪空前复杂的历史现实表明,单纯传统的宏观史学及其理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和应对发展了的历史。新的形势使历史学家感到,应当用新的分析方法来把握目前的演变。

  在法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围绕《年鉴》杂志的几代历史学家开辟了不同以往的史学道路,虽然几代之间存在差异,但在方法上有许多比较明显的共同之处。史学界称之为“年鉴学派”。

  高毅:年鉴学派得以立足的社会历史背景,是20世纪世界政治民主化潮流和经济形势变迁。年鉴学派主要是作为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史传统的对立物出现的,它要通过打通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界限来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打造“总体史”,把研究对象从狭隘的帝王将相、英雄人物扩大到芸芸众生,从单纯的政治史扩大到与普通大众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新取向显然是和当时世界政治民主化的潮流相吻合的,是人民大众社会地位提高、政治影响力加强的反映。

  1900年前后,西方史学界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政治史的风气十分强劲,德国兰普莱西特的文化史、美国特纳的边疆史和鲁滨逊的“新史学”都是一些显著的标志,而年鉴学派就是顺应着这股史学革新的风气产生的。至于年鉴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对经济和社会史的特殊关注,则分别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50年代人口爆炸、60年代消费社会兴起等重大经济与社会现象有重要关联,这一史学流派一直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一贯以现实的问题为研究导向,这正是其成功的重要缘由。由于不像年鉴学派这样“接地气”,20世纪初兴起的其他新史学流派基本上都是昙花一现。

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根据彼得·伯克的描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江湄: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最主要的是它能敏感地响应世界形势的变化,响应二战后新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趋势,不断地提出有现实意义的新课题新领域,与战后世界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如民主社会的深化与转型、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批判、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考察等,有着密切相关性,扣紧了时代的脉搏。在这个意义上,它努力改变着以往历史学为了追求科学严谨而严重脱离当代社会实践的倾向。在方法上,年鉴学派也紧跟时代步伐,不是追求博学的、个人的天才式工作,而是注重形成学术共同体,组织集群式的研究团队,一般是跨学科的组合,产生规模效应,注重宣传造势,善于利用现代传媒。年鉴学派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学术组织者、领导者,极大地改变了人文学科的研究方式,改变了人文学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

  王献华:以学术史的眼光看,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确实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如人们所知,年鉴学派开始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其发扬光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以说,年鉴学派是近现代以来大大加速的世界经济文化交往在欧洲史学中产生的重要回应。年鉴学派迄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二战之后的西方话语霸权有一定的关系,但有必要将西方的话语霸权问题和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加以区分。后者毕竟主要是一种学术话语,应该更多地从学理上进行批评。

  高毅: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根据彼得·伯克的描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之间的理论紧张。支配第一代的基本上是自由意志论,只是费弗尔比较极端,布洛赫比较温和;第二代转向决定论,即布罗代尔的地理决定论和拉布鲁斯的经济决定论;第三代又回到自由意志论,表现为对多种文化史主题的关注。

  二是涂尔干式社会学和拉布拉什人文地理学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前者注重一般性的概括比较,后者注重地区特殊性的研究。第一代试图把两者协调统一起来,但布洛赫偏重涂尔干,费弗尔偏重拉布拉什;第二代布罗代尔追随费弗尔;第三代又试图在两者间寻找平衡,表现为对有助于协调两者关系的人类社会学的重视。

  三是始终强调多学科合作,热衷于借鉴包括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既实现了史学领域的空前扩张,又获得了创新灵感。

  至于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是否和战后西方的话语霸权有关,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年鉴学派很长时期里只是一种法国的史学运动,而且由于法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英国人差异太大,它在英国长期得不到理会,只有一些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欢迎它,引为他们反对政治史传统霸权的盟友。

 

年鉴学派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史学整合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总体史”的目标下,实现了新兴社会科学的整合和交叉。

  张正明:自年鉴学派形成之日起,就向思辨历史哲学和政治史开战,全面反对和拒绝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打倒传记、政治和事件“三大偶像”。他们以经济社会为中心,并采用全新的方法完全抛弃被他们视为“多余、附属、死角”的政治领域,实现了史学由传统政治史向经济社会史、文明史的转变,倡导总体史、注重“长时段”、主张跨学科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布罗代尔时代的贡献。布罗代尔认为地理环境、日常生活、文化传统等“长时段”的“结构”,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长期影响,起着或支撑或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即著名的“长时段”理论。在长时段理论看来,历史不是各种事件按着某种逻辑、遵循线性时间、奔向既定目标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不同层次的历史经历不同层次的时间段,如同瓦片的叠加。历史的动力也不是一两种决定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历史不是英雄人物的“独唱”,而是多声部的“合唱”。年鉴学派由此把历史的视野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宏观领域,扩展到其背后更广阔的具体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对线性因果决定论的、用编年顺序把偶然个别事件连起来的编年史式的传统史学,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彼得·伯克把这场“年鉴派——新史学运动”叫做“史学革命”。

  江湄:年鉴学派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史学整合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总体史”的目标下,实现了新兴社会科学的整合和交叉。

  年鉴学派继承了实证主义史学的“历史科学”观念,并真正将之付诸实践。1972年,以年鉴学派史学家为主成立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务是把历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统一于一种“人的科学”,其中不但包括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还包括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分析学甚至文艺理论。年鉴学派对法国乃至各国的社会科学有重大的影响,使之产生“历史学”转向,使社会科学具有了纵深的历史视野,“历史社会学”兴盛起来。

 

《年鉴》杂志的长期刊行以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建立,为其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始终维持了一个有效的学术平台和理论阵地。

  张正明:从年鉴学派产生到第二代布罗代尔的鼎盛时期,我把它称为狭义的、经典年鉴学派时期。此时,以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史学”为最高成就,在史学实践上,以大写的历史为主。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对其反思和超越在国内进入“新史学”时期。

  根据年鉴学派不同历史时期的断裂程度,广义的年鉴学派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段:前布罗代尔时代的经典年鉴学派时期,以及以“新史学”、各种“微观史学”为主流的后布罗代尔时期。

  微观史学对年鉴学派的传统进行质疑应属于反思批判性质。一些法国的“微观史学”家如勒华拉杜里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第三代”的领袖。这种划分不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而是有着重要意义。第一,经典年鉴学派时期和后布罗代尔时期断裂较大,历史的价值取向有较大转变。第二,这种划分与一般认同的“现代”和“后现代”的划分相一致。

  江湄:1929年由费弗尔和布洛赫主编的《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出版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成立,但年鉴学派成为国际史学界的主流趋势是在二战之后。其核心性特点是坚持和强化历史学以及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强调社会结构分析、数据史料、计量方法等。

  到了1970—1980年代,年鉴学派发生了所谓“从地窖到阁楼”的转向。1979年,英国《过去与现在》杂志刊登了劳伦斯·斯通的一篇文章《叙述史学的复兴》,指责那些充满了数据、图表、概念、模式的历史论文根本无法卒读,重新强调历史中具体的个人性的经验。

  19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继续向“历史科学”的理论观念举起叛旗,强调历史学的文学性格和意识形态功能,叙事史复兴的趋势至今蔚为潮流,这促进了年鉴学派的进一步分化。而历史学也随之又一次站在了“科学”和“艺术”的交叉路口上。

  高毅:年鉴学派没有什么分支,只有三代或四代之说,第四代年鉴学派其实已经很模糊。哈佛历史系教授伊格内说,年鉴学派现在已经消失,而这只是因为年鉴学派太成功了,如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年鉴学派。

  英国史学理论家彼得·伯克在《法国史学革命》中认为,到1980年代末,年鉴运动事实上已经结束,因为一方面,年鉴集团的成员们普遍回归政治史和事件史;另一方面,很多年鉴集团之外的史学家都受到了年鉴运动启发和影响,都在向类似的方向行进,以至于已很难说年鉴运动还是一个“学派”了,甚至连个“典范”都算不上。所以伯克说:“年鉴运动的逐渐消失,部分地是由于其成功的结果。”

  需要补充的是,我认为,年鉴集团的成员们并没有放弃对文化史的重视,所以他们这时的政治史和事件史的书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化史”研究。

  周兵:年鉴学派有着清晰可循的代际传承谱系,这为追述其发展历程提供了明确的证据。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年鉴》杂志的长期刊行以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建立,为其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始终维持了一个有效的学术平台和理论阵地,这使得年鉴学派作为一面旗帜吸引了众多内部和外围的研究者加入其中,比如,开创世界体系论的沃勒斯坦便是如此。

山穷水复疑无路。年鉴学派的演变也说明,史学发展必须不断探索新路。

  张正明:年鉴学派包括经典年鉴学派、新史学、微观史学,都倡导总体史观、新的时间观,抛弃线性时间观、质疑进步论目的论史观、重视文化的作用,采取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这一新的史学范式,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历史解释模式——我姑且把它叫做微观历史解释模式。

  宏观历史解释模式一般从社会历史宏观领域着眼,注重历史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力图通过构成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从“总体”上寻找或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预测历史发展的进程,构建起社会历史的宏观框架和发展模型。

  微观历史解释模式则深入到历史的微观、具体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采取个别化的方法,再现丰富多彩的历史,以期收到“一粒沙可见世界,一滴水可见海洋”之效果。这种微观领域或微观角度,一是指在具体历史事件背后的长久不变的东西,比如地理环境、食物结构等,是视角上的“下移”,即从上层建筑下移到更基础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等“不变”的要素,比如经典年鉴学派;二是指日常生活领域,包括下层民众的生活史或小人物的历史,或一个村庄、一个具体的小人物的生活史,也就是视点上和对象上的“微观化”。

  微观模式是对宏观模式的补充,而不是对其否定。微观历史解释模式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是非线性的、非决定论的,进而是生成论的。

  周兵:布罗代尔作为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与第一代年鉴派的区别是,将总体史的关怀发展到了极致,完全社会科学化后成为一种理论范式,通过长时段理论固化为一种简单的分析结构和解释模型。

  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华拉杜的《蒙塔尤》,后来被奉为微观史学经典。《蒙塔尤》的写作初衷仍是要套布罗代尔的模型,做一项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但是在空间范围上被缩小到了一个数十人的农村社区。于是出现了宏观分析方法难以适用于微观研究的尴尬,而不得不转向了历史人类学的解释手段,无意间创造了年鉴史学的又一经典。也可以说是在布罗代尔历史解释体系走向山穷水尽之际,又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因此,年鉴学派第二、三代之间在宏观与微观研究上的差别,不仅只是研究规模的大小之别,更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本质差异。

年鉴学派与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一些具体方法也值得借鉴,但也有重大的缺陷。

  张正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是年鉴学派的来源之一。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第一次使社会历史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实现了社会历史理论的根本变革。年鉴学派史学理论与唯物史观有许多相通之处,如总体史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跨学科方法、群众史观等,但在20世纪新的历史背景下,年鉴学派没有沿着“追寻历史发展规律”的道路发展下去,而是剖开历史的断层、捡起被忽视了的太多的偶然、掀开被现代科技理性遮蔽了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直至发展到通过微观史学再现活生生的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说,年鉴学派开了后现代史学的先河。

  王献华:沃勒斯坦曾将他的世界体系理论溯源至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的影响。据此,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可以在有限的意义上被认为是年鉴学派的一个分支。需要注意的是,以不同方式受到年鉴学派影响的史学理论并不仅限于世界体系理论。例如,在研究取向上和布罗代尔颇有不同的微观史学,从学术渊源上和年鉴学派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

  周兵:年鉴学派作为20世纪最负声望的历史学流派,影响当然非常广泛。在许多研究中能够看到年鉴历史学方法和理论的痕迹,说“分支”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并不一定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例如,环境史研究中对于地理、气候、环境等长时段结构的铺陈;再如,在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心态史研究中对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和心理、心态的描述等。

  江湄:创立世界体系理论的沃勒斯坦本人,和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人物布罗代尔有渊源关系。我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其实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继承了年鉴学派的整体性社会结构分析、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提出一个对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宏观分析构架,从这些意义上说,世界体系理论和年鉴学派有相当密切的内在关系。但恐怕不能把世界体系理论看作年鉴学派的分支。

  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历史与当下进行综合研究,对分析和解决普遍性问题提出理论化的分析和解决方案,促进中国学派成长得更好。

  周兵:作为学派,年鉴学派是一个比较典型、当然同时也是比较特殊的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基础,也有外部客观条件的因素,不一定要完全地强求或模仿。如果说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的话,主要有三点:一是要有核心的研究团队和领军人物,能够带动和组织起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二是要有稳定的学术机制和学术平台,如相对较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三是要有较为统一、具体的研究方向和主题。这三个方面,既需要学派或研究队伍内部的紧密团结和活跃的科研创新能力,也要有外部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倾斜,创造和提供一个宽松适宜的培养孵化环境,切须避免急功近利的拔苗助长和盲目短视的杀鸡取卵。

  王献华:我国学术界构建中国学派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中。我认为,只有在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历史与当下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分析和解决普遍性问题提出理论化的分析和解决方案的时候,中国学派才可以成长得更好。

  

  [链接]

  布罗代尔与沃勒斯坦是师生关系吗?

  沃勒斯坦不是布罗代尔的学生,沃勒斯坦只是把自己写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给布罗代尔看,布罗代尔看后邀请他到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给学生授课,后来沃勒斯坦创建的学术机构被命名为布罗代尔研究中心。我觉得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两个方面和年鉴学派有联系:一是要研究长时段结构的作用,二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但两者的发展还是沿着各自的轨迹。世界体系理论是在发展理论的框架下产生的,沃勒斯坦正是不满于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才提出了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年鉴学派是不满于兰克学派偏重于实证和政治史的方法,提出要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来解释历史发展的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英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年鉴学派最大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方法论方面。就方法论而言,世界体系理论有三个来源: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康德拉杰耶夫周期;马克思的资本积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年鉴学派倡导的长时段、大范围的新史学方法是世界体系理论的方法论来源之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正毅

  (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对本报道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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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明: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重要而紧迫
http://www.hljnews.cn 2014-07-29 09:43 来源:黑龙江新闻网—黑龙江日报

  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并且非常紧迫。

  一、区域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在学术界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广义的“区域文化”是指特定地理区域的人们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我们这里取其狭义概念,即除物质层面以外的制度和精神层面。一个区域的文化具有明显相异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特征,为区域内成员所认同,并且具有相对稳定性。成熟的区域文化形成“文化模式”。尤其精神层面的区域文化,是经过千百年来积累沉淀而形成的文化,极具地方特色。以往对文化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广义泛泛研究有余而微观深入不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化热”,都基于一般泛泛的“宏大叙事”研究,都停留在宏观比较领域;而针对某一特定地区的个案深入研究相对不足。正如后现代理论家所指出的,往往陷入“能指的狂欢”而不知其“所指”。二是一般偶尔有“地域文化”研究,往往又限于行政区划的局限性,停留在琐碎的就事论事上,并且没有上升到文化哲学的高度。因此,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具有填补理论上的空白的意义。

  此前,虽然我们进行了有益的文明研究,但不等于文化研究。文化哲学所说的文化是指人们“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这里仅指精神性的、作为基因积淀下来,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东西。文化与文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是方成的,活的东西;文明是已成的,死去了的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成果。文明与野蛮相对;文化与自然相对。文明是表层、是显现、是过去;文化是积淀、是凝结、是历史的深层,它是活的、有生命的,它渗透于人们生产生活的一切方面,深刻地影响着现在的生活。世纪之交兴起的“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为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初步清理了我们历史文化资源的“家底”,但毕竟不能等同于文化研究。黑龙江流域文化的整体状况、文化模式、完整系统的概貌、特征等等,我们还没有一个基本把握(这一点我们和吉林省有很大差距)。源远流长的、活着的黑龙江流域文化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等等,我们的研究远远不够。理论上迫切需要我们弄清的课题起码有:黑龙江区域文化的构成及文化模式;黑龙江区域文化的状况、内涵、特征及其分布;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要素),即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模式、制度、思想意识以及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等;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形成及其历史分期;黑龙江区域文化与整个“东北文化”乃至与整个中华文化的关系;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发展、传承规律;黑龙江区域文化的批判与弘扬等。

  二、区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是经济建设的需要。人类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都离不开文化,经济建设、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建设直接就是经济建设,甚至文化产业在经济建设中的比重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现今知识经济时代,文化的重要作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明显。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区域文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于文化所特有的稳定性和顽固性,区域文化中积极的成分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消极、封闭、落后的成分,会对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尤其旅游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经济,旅游业本质上属于文化产业。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资源也是战略经济资源。此前黑龙江搞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工程就是区域文化建设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好诠释。

  二是区域文化研究是地缘政治战略需要。在全球化时代,开展区域文化研究尤显必要。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护好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并使这一特色文化得以保留、传承、发扬光大是一个重要课题。可以这说关乎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要想征服一个民族必先同化摧毁其文化。同理,一个有强大文化和精神信仰的民族(比如犹太人),即使失去国土全世界流浪也会立于世界民族强林。此前,国外相关研究已经比较超前。西方文化强国早就在全球范围内,用各种手段开始疯狂掠夺各国文化资源。回顾一下,就最近短短几年之内,我们有多少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被邻国利用“申遗”等手段抢注,我们又有多少宝贵的传说、神话故事被其他大国编成新“故事”在全球播映赚钱,用我们的资源赚我们的钱!所以,区域文化建设小到关乎一个区域经济建设,大到关乎兴国兴邦。

  三、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从全球看,和我们五千年文明相比的美国,几乎算不上有历史的国家,却制定了利用世界先进文化资源打造自己文化产业的战略。近邻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更是重视对黑龙江这一流域文明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如果不利用地域优势、地缘优势,全面、系统、深入地加快对黑龙江地域文明的研究,奋起直追,就会失去话语权,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文明、文化问题上处于听众、被动的地位。我们这里讲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区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又是一个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概念,整个黑龙江流域不仅仅指行政区域的黑龙江省地区,是指包括现今蒙古国东部、俄罗斯外兴安岭、我国内蒙古东部地区和黑龙江省行政版图在内的广大地区。黑龙江省为祖国东北边陲,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是我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桥头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黑龙江又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全流域覆盖三个国家,流域内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既有很多历史未解之谜,又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是一个政治、文化敏感地带,加强对黑龙江流域文化、文明(包括黑龙江省)的研究,对于破解历史谜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国内看,其他兄弟省份关于区域文化的研究远远走到我们前面。如吉林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的一些高校、研究机构相关研究也发展迅速。尤其我们的邻居吉林省极为重视,成果颇多。有关东北区域文化——“关东文化”的研究在国内已经确立了学术地位。吉林大学2004年成立了区域文化研究机构——东北文化研究院;吉林大学还设有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拥有《边疆考古研究》期刊平台,一批专家学者及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近些年对夫余文化、高句丽文化、鲜卑文化以及金代历史文化问题等的研究,已经非常领先。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关系、特别是明清时期东疆民族关系的研究也非常深入。其他如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自治区的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关于鄂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建树颇多。好在我省近几年奋起直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2010年成立),其他还有黑龙江大学的满语研究中心、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及俄语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齐齐哈尔大学、黑河学院等院校的一些学者都从不同方向、不同领域对黑龙江地域文明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在黑龙江流域古代社会进程与历史文化遗产研究、渤海文明史研究、辽金元政权递嬗与女真社会文明演进研究、明清黑龙江边疆民族与地方政权研究、东北近代社会及伪满洲国的统治等领域进行研究。但现在科研院所、高校和政府各自为战,难免重复浪费,我们应该把研究力量整合,发挥各自优势,搞好分工,形成合力。同时,政府应该鼓励支持成立各种民间科研机构和学会多渠道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

  总之,无论从理论建设本身需要还是从实践要求看,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迫在眉睫。现在我们有了黑龙江流域文明和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研究的基础,有优秀的人才队伍,到了整合资源明确分工深入开展研究挖掘的时候了。 (作者系省社科联副主席)

编辑:刘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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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今天,日本终于宣布接近集体自卫权!这显然是日本蓄谋已久、处心积虑、打破二战后国际秩序、使国家正常化再加上美国“新绥靖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安倍等个别政治家的少数人意志。日本社会明目张胆地在集体向右转,从颠覆历史等一系列恶劣行径(不承认二战期间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慰安妇问题、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看,走向新军国主义已经不可逆转……而我们的媒体还在自欺欺人,刚才还在说日本有多少多少人集会反对……。这是事实不假,可多少人啊?占国民百分之几啊?任何国策政策出台够有不同声音正常(就连我们的改革开放还有人质疑呢),但要看是少数还是多数,是直流还是主流。我咋就不信一个首相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宣布解禁?我们辫子剪掉这么多年了,啥时候才能少点“阿Q”精神?误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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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最后一行不会删)

    日本人反华我们往往自欺欺人的认为是日本少数右翼势分子,大错特错!提醒国人勿忘历史!不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历史还会重演!日本反华侵华有深刻的地理的、历史的、文化的内在深刻基因。外部有美国的国家全球战略利益需要……

    在国家生死存亡面前;在民族受到威胁时刻,其他一切都是小事。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经济战、金融战、文化战……实际早已打响。

    团结起来,准备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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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

    当有人问罢毛泽东胞弟毛泽民夫人朱旦华,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感情之后,问及毛泽东与江青的感情时,朱旦华直率地说:“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感情也不错。我们不应该因为江青后一段政治问题,就在这段婚姻上不客观。”
    朱旦华还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应该因为主席的伟大,一度拼命拔高江青的工作;也不应该由于其他考虑和需要,有意无意歪曲或贬低主席与江青之间的关系。”
   从下面的照片看,毛泽东、江青的家庭本是很温馨的。但从第5张照片看出,不知什么时侯(可能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把江青从毛泽东身边曾剪了下来过,也恰好意味着她与毛泽东的“温馨”没能“善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d4ea0e0102egua.html

毛泽东弟媳谈毛泽东婚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d4ea0e0102ec8q.html

毛泽东亲属谈建国初的毛泽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d4ea0e0102ed9t.html

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亲笔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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