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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东北——我那被偷走的故乡

那狼容若

2018.01.17 17:17 转帖发表在 猫眼看人

绝望的东北——我那被偷走的故乡捕风姐姐 2018-01-16 13:42:53 举报阅读数:467万+谨以此文,献给我回不去的故乡。 文章总字数:26059,阅读时间1个小时左右。​​写在前面:作为一个生在长在哈尔滨,曾长期在长春沈阳工作的地道东北人,终于在经历两次失败之后,重新回到了北京。今年,我把家里的老人送去了三亚,作为一个只有在十一和过年回家的人,东北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牵挂的人或者事了。作家冉云飞曾出过一本书,叫《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而当我回望那片我曾生活过三十年的土地时,我想到的词却不是沦陷。我的故乡被偷走了。——刘一哲哈尔滨道外时间废墟里的魔幻现实主义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找那条流淌在心里的河流,我知道也许它不在任何地方,就在我心里最疼痛的故乡。——汪峰《河流》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我回到我出生的城市哈尔滨,一下火车,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回来了。去菜市场,半死不活的小商贩给你称的菜,很少不够秤;在地产中介,远没有北京同行那么热情的小伙子,递给你的合同,你不需要细看,因为里面不会有那些我们在北京无比熟悉的霸王条款,文字游戏。你不必担心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会给你挖陷阱,你会觉得,在他们身上,你能找到生活本来该有的样子。然而,当脱离了这些沉默的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时,你会看到另一个东北。职能部门的公务人员,哪怕你的资料,都满足了那些繁琐多余到了令人反胃的要求,你也依然会无功而返,他们给你制造麻烦,只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客户前年欠你的二期款,依然没有给的打算,并且恶语相向,直到你说出了“操你妈,你再不给钱我杀你全家”,对方才回复了熟悉的笑脸;家人的寒暄中,永远少不了别人家的孩子,花了20万就进入了体制内,一个月三千块钱,每天啥也不用干。哈尔滨道外大街当行走于街巷时,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座楼,每一块牌匾,都那么熟悉,熟悉得令人陌生。二十年,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除了建筑的凋敝与人的衰老还提醒着我身处的是2017年,这里仿佛身处在时间之外。十几年前的烂尾楼,搭好的框架上,锈迹斑斑,矗立在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种合理,甚至必不可少的存在。政府牵头的重点商业街,这两年刚刚在保护建筑基础上装修完毕的“中华巴洛克”,19世纪的旧楼上,装满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流行的玻璃塑钢门窗。一二百家铺面,大概有十几家正在经营。与几年前刚落成时没有什么区别。偶尔路过一家铺面,繁体字的横匾颇有建国前的风格,但如果从右往左念,你会一头雾水,只有从左往右念,你才会知晓这个店铺的名称,也读懂这条街的底蕴。街上,一眼望去,只有一个老人,行色缓慢,偶尔在角落发现一个矿泉水瓶子时,他们会拿出自己积蓄已久的敏捷,迅速拾起,装在随身携带的包袱当中。哈尔滨道外在21世纪的今天,这座城市,更像一座时间的废墟,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的前现代,去展现着自己的后现代,不,不应该叫后现代,而应该叫魔幻现实主义。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曾有这样的论断:“看上去是魔幻的东西,实际上是拉美现实的特征。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对属于其他文化的读者来说似乎是神奇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讲则是每天的现实。”相信,这样的话,放在东北也同样成立。哈尔滨道外他们的东北,我们的故乡有人在哭泣,有人在歌唱,有人生来有钱包;有人在努力,有人在幻想,有人一生没吃饱。他们指向左,他们指向右,他们买了壮阳药;我们不用补,我们没有老,我们的生活多美好。——李志《他们》中国的互联网上,永远不缺少地域歧视。这样的场景,通常出现于各种奇葩的社会新闻的回帖里,争论常始于“xx的人都这逼样”,终于对方母亲的骨灰拌饭里面要不要放孜然。然而,当东北陷入困顿,负面新闻不断,亚布力关门打狗、雪乡挥刀宰客之类的报道频出时,当有人开地图炮时,却有无数东北人回应“对,东北就那逼样”,然后例数东北的种种时弊,以至于让开惯了地图炮的人都有些茫然,想撕逼都无从下口。贴子原文同样,一个东北人发表题为《东北确实人情味比较浓,不利于企业发展但是生活还是很惬意的》的帖子,讲述他们作为一对在沈阳年收入二十万的体制内夫妇,买房子毫无压力,办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关系获得方便的时候,收到的却是清一色愤怒的驳斥,回帖者几乎全是东北人。通常,地域相关的帖子,总是不乏护短者,青岛天价大虾,青岛人用经营者是外地人去解释;广州女孩被碾压,无数人袖手旁观,更有人愿意用阴谋论去解释。我不是说护短是对的,但这样的行为,似乎更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唯独东北,当负面新闻爆出时,往往第一反映是站在其他中国人一边,谴责新闻中那些东北人的无良。这是身在东北之外的人所无法理解的,但当你真正在东北生活过一段之后,你会明白,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我们”与“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物种,除了碰巧出生在同一个城市,除了“他们”对“我们”一刻不曾停止过的伤害,“我们”与“他们”再无任何瓜葛。可以说,如果你不懂什么是我们,什么是他们,你就不会真正的了解东北。东北环卫工报名现场2012年,我家老爷子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哈尔滨市公开招聘环卫工人,他还特意告诉我,月薪2200元,不是临时工,是在编的,而且给缴社保,让我和我的爱人回去试试。如果你不是东北人,你不难想象我当时的错愕。在当时我们虽然过得很辛苦,但也已经在各自的民营企业内成为管理人员,坐在还算体面的办公室里,拿着清洁工几倍的工资。但如果你身处东北,错愕之后,你会很容易的想到他在乎的是什么。体制内,有编制,这六个字,在东北有魔性。事后,我查了相关新闻,这次招聘是哈尔滨市环卫局面相社会公开招聘,招聘457个岗位,却有一万多人报名。但真正惊人的在于,最后进入正式申报环节的7186人中,有2954人拥有本科学历,达到了总人数的41%,其中还有29人拥有统招硕士学位。关于清洁工这个岗位,我不想说劳动者都是平等的这种屁话,人格上的平等不意味着劳动价值上的平等,劳动价值的平等也不意味着对人员自身素质要求的平等。环卫工是比建筑工人和流水线工人能力要求更低的工作,对文化素质要求,识字基本就能胜任,既然有做环卫工人的打算,那么上大学甚至读硕士又是为了什么?体制内,有编制。无数人东北人从小头悬梁锥刺股,读到学士,读到硕士,读到博士,哪怕读到烈士,为的就是这六个字,然而,终其一生却不可得,而今天,这扇门突然打开了,哪怕是环卫工人,哪怕要体验全中国99%的人一辈子没体验过也不可能体验的在-35℃的环境下打扫街道的感觉,哪怕自己15年寒窗付诸东流,也一定要挤进这扇门。2016年7月2日,辽宁沈阳,一公务员考试面试考点外排起长龙无数东北人的一生,就是在追逐这六个字中度过的。我之前工作过的公司,有过一个同事,那是她还是个刚出校门的小姑娘,喜欢设计,喜欢看童话,和那个年纪的小姑娘一样,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我们所供职的那家民营企业,工作辛苦,报酬也就是马马虎虎,但她说她喜欢这里的自由,喜欢在这里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设计作品。然而,有一天她告诉我,她要去考研究生了。因为她要去当公务员,而只有研究生才有考试资格。我没有问她喜欢不喜欢,因为这根本不需要问。重要的是,她的家人觉得只有身处体制内才能得到尊重,在体制内的聚会里,身处于体制外,对其他人而言是一种冒犯,是一种罪过。今天,她如愿以偿,每天重复的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她是否能回忆起当年的自由呢?她是否能记得起,当年她曾做出过让自己看起来高兴,别人看着也会赞赏的设计作品呢?也许,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体制内,有编制,一切梦想、爱好、自由,敌不过这六个字。哈尔滨南岗区城管局保洁一大队的两名研究生(中、右)在巡街保洁时过马路然而,那些能够在-30℃气温中扫大街的研究生们,依然是一群幸运儿。至少,他们的工作是找到的,而不是买到的,更不是买都买不到的。在东北,一些传闻总是惊人的一致和言之凿凿。一个体制内岗位,需要通过考试,但通过笔试进入面试之后,20万元的买路钱总是要花的。20万元,在东北相当于一个中等家庭不吃不喝3年的收入,也相当于他拿到这份工作后4-6年的总收入。然而,如果你的家人里面没有手眼通天的人物,这20万你是花不出去的,你注定与体制无缘。这样的花费,且不去讨论公平和正义这种跟东北没什么关系的话题,哪怕从投资的角度,也是令人费解的,没关系,体制内,有编制。这六个字,把东北人割裂成了他们和我们。他们看病,可以通过关系找到最好的医生,住最好的病房;他们孩子上幼儿园,可以通过关系,上收费低廉,教育质量有保障的幼儿园;他们违反交规,可以通过关系,逃避罚款和扣分;他们去办那些巧立名目,闻所未闻的手续,可以不必在窗口排队,被各个部门tiki-taka,直接享受到北上广才有的简洁与便利;他们能贷款;他们能捞人;他们能让他们的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们能让我们的可能变成不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亲人朋友,可以凭借着他们的存在而成为他们。不需要太多的直接金钱往来,他们明白,将来也会有一天,双方的角色对调,利益再一次完成交换。而这一切一切,代价就是我们失去了自己应有的权利。每一次违背规则的请托,都意味着一次合理的诉求被驳回。当他们在彼此编制的关系网、利益链条上纵横捭阖时,我们早已无路可走。当潜规则战胜了规则,在规则之下的合理也就不存在了。在这里,在一切凭关系,在利益链已经成为决定因素的世界里,诉求不存在合理不合理,正义女神从来不会睁开双眼。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环卫工的职位会让那么多硕士生趋之若鹜;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明有几倍的工资,体制外的人依旧不被尊重。在利益链结成的社会中,体制外意味着你没有利用价值,意味着你没有能力去伤害别人。当这一步迈出,我们就成为了他们。从此,我们会让自己的人生早早的失去任何可能性,会在25岁走向死亡,在75岁正式入土。我们会每天过着自己不想要生活,会每天把勾心斗角当作家常便饭,会鄙夷的看着那些曾经的自己,会艳羡其他们中更得志的人纵横捭阖。但我们成为了他们,我们不必去担心有一天本属于自己的,被以莫名其妙的理由夺去,我们会心安理得的把别人本应享有的权益据为己有,我们会一生都不会为工作忧虑,甚至让子女一生都不会为工作忧虑,我们会在一代一代的轮回中,找到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按照别人写好的剧本,演完自己的人生。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帖子里所说的人情味,会招来同为东北人那么激烈的情绪,因为,他们的人情味,是以剥夺我们的正当权益为代价的。越是那些被挤占了生存空间,不得不去外地发展的东北人,对这种利益链越是反感,这些人是东北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精英,却只能沦为所谓人情味的牺牲品,这些人有强健的翅膀,却只能在他们的利益链下面蠕动。我们选择了离开东北,选择了离开自己的故乡,选择了离开这片被他们偷走的土地,因为,我们有自己所热爱的,有自己所不齿的,有自己心中对美与丑,善与恶的判断,有自己心中的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不会把为他们辩解,我们不会因为他们与我们生在同一个地方而有丝毫的亲近,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们不想成为他们,我们不屑于成为他们,我们也不可能成为他们。东北老工业区过去的从未过去那年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我看到了幸福。这种感觉真让我舒服,他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说我要上你的路。——崔健《一块红布》如果你未曾到过东北,你很难看到这样撕裂的现实。一方面,东北地区有着全国排在前列的城市化率,男女平等、生育率都直逼北上广深;另一方面,低效而肮脏的公权力机构,对计划经济的无限眷恋,毫无活力的民营经济,被当作畜生般对待的年轻员工,又让你很难想像自己身处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一方面,东北人才,已经在北京文化艺术领域成为了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东北除了二人转和直播,在其他领域呈现的都是一些让人一眼望去就索然无味的老干部体创作。东北的现实,来源于东北的历史。读懂了东北的历史,也就读懂了东北的今天。过去的从未过去。很多对东北完全没有了解的人,当聊到东北文化的历史时,喜欢从满文化谈起,哪怕博学如知乎历史话题专家“三种不同颜色的红”,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但当你接触过东北的满族人,你会发现,他们与汉族人除了身份证上的民族不同之外,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只会说汉语和英语,血管里流的一多半是汉族的血,甚至会把岳飞、袁崇焕当作民族英雄。满文化在清朝末期,就已经在东北消亡了。除了大量的地名,以及来源于萨满歌舞的二人转,满文化在东北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对东北历史了解更多的人,喜欢从东北人移民的先祖——山东人、河北人身上寻找答案。然而,东北文化与河北文化、山东文化巨大的差异,告诉我们,这种血缘上的存留,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现实方面,作用有多么的微小。如果在中国寻找在文化上和东北最相近的地方,我想应该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汉族人。极其相似的口音,极其相似的价值观,让兵团人和东北人非常容易成为朋友,而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在最近几十年,这两个地方的人,有着非常相似的历史。至于所谓的文化基因,在短短一百年里,东北经历了中原移民入主,成为主体人群,日俄长期盘踞,建国后大量移民涌入形成统一社会结构,文化上,东北被一次次重新洗牌,在这样的历史中,再深的文化沉淀,恐怕都将荡然无存,更何况东北根本也没有什么厚重的历史文化可言。今天东北的文化传统,其实始于建国后。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基校土工程1997年,空气中弥漫着不祥的味道,一场对于东北城市居民的灭顶之灾即将到来。在那个时间点上,东北地区的城镇居民中,国有企业员工占比达到了75%以上。假如把国家当作一个雇主,那么,一个区域中,75%的人都是这个企业的雇员。今天,我们只有在富士康之类的大型工业园区内才能看到这样的景象,而这一切,却是东北城市居民曾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现实。这个数字,意味着,东北那些看上去光鲜的城市,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园区。东北工业中心分布任何一个城市,都有着漫长的生长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会生长出企业,会生长出配套的服务业,会有居民区,工业区,商业区……然而,在东北,你看不到这样的生长历程。东北的城市是规划出来的,是建设出来的,唯独不是生长出来的。在曾经的那个年代,东北人住的房子是单位分配的,东北人冬季用来取暖的煤,是作为报酬的一部分由单位承担的。所谓的居民区,归根结底,其实只是国家这个雇主的员工宿舍。而更为独特的是,东北的国有企业,产业结构几乎都集中在重工业一个领域,准确的说,是机械加工工业——哪怕是汽车城底特律,煤铁工业城市盖尔基辛根,也没有如此单一的产业结构。这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代,可能都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在产业结构如此单一化的情况下,居然能让居民活下去,而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还不算痛苦的活下去,也许,只有苏联中后期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工业城市能够与之相比,但苏联的那些城市,往往很小,而东北,光是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就有5个。这样的城市又是怎样运行的呢?答案就在于,企业办社会。相信有点儿年纪的中国人,对社会办企业这个概念并不陌生。然而在东北,不是由社会创办了企业,而是由企业创造了社会。企业与员工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契约。企业给员工微薄的工资,让员工从事非常繁重的劳动,而另一方面,企业给员工的是一份终身的工作保障,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举个例子,东北有着漫长的冬季,需要进行供暖。而以当时东北人的收入水平,如果全部由自己缴纳采暖费的话,普通工人几乎全部都要破产。然而,当时的供暖费,100%由职工所在单位承担,所以,虽然工人们工资微薄,但依然不会在冬天受冻。再比如,任何一所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都会有自己的幼儿园,孩子们在这里长到七岁,会进入企业办的子弟小学,子弟中学或者技校,然后在父母所在的公司上班,退休,最后再由所在企业发放退休金,哪怕丧葬费,企业也要承担一部分。至于房子,或早或晚,企业都会给你分配一套,如果你是企业的干部,那么你的困难会被领导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很快,你就会搬进新家;如果你只是一个工人,如果你和领导的关系好,愿意付出代价,那么在经历了几年的等待之后,你也会拿到自己的房子;如果你是工人,有不开窍,没关系,当你退休,你的子女也会终于等到单位分配的房子。甚至,很多大型企业会有自己的医院,有自己的电影院。所有社会公共服务,都由企业一手包办了。所以,在东北,这些动辄几百万的人口聚居地,从来都不是城市,它只是国企的附加品;几千万东北城镇居民,也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他们的生活圈子如同农民一样简单而固定。发动机流水线工作照片如果你问这些工人幸福么?他们也许会犹豫。微薄的工资,让即使消费品凭票供应的时代里,人们依然没有积蓄;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也让他们失去了改变命运的能力与意愿;繁重的劳动,恶劣的工作环境,使他们早早患上了职业病,甚至死在工作岗位上;严苛的管理制度,并不比现在的富士康人性化到哪去,至于喝茶看报的生活,只有他们的领导才能享有。然而,比起十亿农民,比起那些个体户,比起那些在民营企业里挣扎的体制外职工,他们又是幸运的,全面的公费医疗,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使他们不用担心最起码的温饱疾病;确定的未来,使他们在失去了希望的同时,也甩掉了焦虑。国企带来了束缚,也带来了保障,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固定的模版,模仿者其他人的样子,重复着其他人的生活,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这样的生活离幸福并不远。人才市场的下岗工人一场生活的灾变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万能青年旅馆《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在谈到东北时,每一个对东北有所了解的人,都不能不谈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但他们不会用国有企业改革这种散发着力量与希望的词汇,对他们而言,那一年发生的事情,有另一个名字——下岗。自始至终,我从不认为下岗是一个错误。错误这个词,无法形容这次事件对当时东北人的影响,甚至,在几十年后,乃至未来的几十年,东北都将被这个词诅咒。在我看来,下岗更像一场灾难,一次犯罪。很多外地的朋友,谈起下岗来,总会充满不屑。不就是没工作了么?找呀。本地找不到就到外地找呗,毕竟比起其他地方的农民来,东北的城市员工曾经享受过很多的体制福利,就算失去了,也不比其他弱势群体差啊。你们为什么不知道感恩呢?在中国,人们虽然没有对抗既得利益者的决心,却从来不缺少诘问不幸者的勇气。我问你,当有一天,你坐上一艘免费的渡轮去美国,半道把你扔在南太平洋的荒岛上让你自生自灭,你是否也会感恩?当你站在上帝的位置,去俯视芸芸众生的时候,你永远会不屑他们的愚蠢,他们的贪婪。正如司马衷在面对遍地饿殍时,那句脱口而出的诘问:“何不食肉糜?”然而,我却无法站在上帝的视角上俯瞰,因为,我认识他们,我看到了他们的苦难与挣扎,他们是我的亲人。在今天,我们往往难以理解,失业究竟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就好像我本人,毕业十几年,换了七八份工作,但并没有哪段时间陷入特别的困顿。原因很简单,城市里,有足够多的工作机会,只要我用心去找,就不难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差事,哪怕辛苦,哪怕离家远,哪怕工资少,哪怕出卖自己的灵魂,这依旧是一份能维系温饱的工作。最不济,也可以融入到为有工作的人提供服务的低端三产大军中,因为社会需求是存在和确定的。然而,这一切建立的基础是我生活在一个有完整功能,有起码社会保障的城市里。卡尔维诺有本书,叫做《看不见的城市》。而东北的大城市,却是虽然看得见,但并不存在的城市。除了交通之外,城市的公共服务所有功能,都是整合在国有企业内部的,甚至,连社交也是整合在国有企业内部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对夫妻,连同他们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所有的亲戚,都在一个厂子里工作。所以,当你失去一份工作时,你失去的是整个世界。当你被宣布下岗的那一刻,免费的医疗,免费的幼儿园,免费的供暖,甚至免费的服装,都离你而去。而事实上,这些曾经作为你收入的一部分,让你用根本不可能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的工资,维持自己衣食不愁的生活。下岗工人再就业摊位在1997-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黑龙江省有147.5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大概占黑龙江城镇总人口的3.9%,按照今天劳动人口占比66.7%的全国平均值(当时的黑龙江劳动人口比例暂时还没有资料,也许有人会认为,在1997年前后,劳动人口占比不该这么低,但东北地区城市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少子化倾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起全国其他地区严重得多,这个比例即使在当时,都有高估的;另外,黑龙江城市少年接受12年教育的比例比较高,这意味着理论上算劳动人口的16岁-18岁青年,实际都在学校里上学。因此,事实上60%的比例才显得更为合理,但这里姑且按照66.7%估算),意味着在这两年中,新增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为11%。在国际上,7%的失业率就已经达到了警戒线,将导致消费需求进一步减少,社会动荡。而具体到各个国家,失业率带来的影响也不同。欧洲国家由于有基于国家福利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免费,还有高额的救济金,以至于出现了一些上班一个月2.5万,不上班救济金一个月2万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失业率达到10%问题也不大;而福利水平虽然比中国高很多,但依然非常低的美国,一旦失业率超过5%,即已经是天大的事情了。而当时东北,不用看失业率,光是两年内的新增失业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1%。而与其他区域不同,由于东北的国有企业比例过大,下岗决不仅仅集中在这两年,而是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更可怕的是,就像我前面无数次强调过的,东北的特殊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社会公共服务,都适合就业绑在一起的,以至于在社会福利基本为0的前提下实现了水准相当可以的整体居民福利水平,一旦下岗,他们所能享有的社会公共服务也全部失去,比起11%的新增失业率这个骇人听闻的数字,社会现实要残酷无数倍。1998年东北下岗职工而东北城市特有的社会结构,更加放大了下岗带来的影响。我前面说过,东北的工厂,往往就是社会本身,整个工厂加之和厂区配套的体系,通常占地达到几平方公里,工人达到了几万人,这就带来了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夫妻二人在同一家工厂工作,同时下岗的情况非常普遍。这就意味着全家没有任何收入,也没有任何的公共服务。如果你是东北人,你一定会明白这种情况可怕在哪里。东北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冬天长达5个月以上,最冷的时候,最低温度会长期维持在-30℃左右。所以,在冬季,城市非常依赖暖气供暖。按照要求,供暖后室内温度会达到18℃以上,实际温度通常会超过21℃。如果没有供暖,用不了几天,人就会冻死。而供暖费用,以当时的收入水平看,即使是上班的员工,凭工资也是无力承担的。所以,下岗以后,失业者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而是如何让全家一人不少的活过这个冬天。所以,不要问为什么他们不去外地找工作,离开家的话,他们的孩子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辍学和他们一起去外地,要么冻死在家里。然而悲剧还没有结束,在当时,一项看起来理所应当的善举,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处可见的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培训班各个单位下岗职工,在买断工龄以后,通常要组织待岗培训。一帮下岗工人,在买断工龄之后,参与待岗培训,培训的是一些初级技能。从善意的角度理解,这样的培训,是为了这些除了本职工作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工人,能够在今后的就业过程中顺利一些;从恶意的角度上理解,是为了让工人有一个缓冲期,能够接受现实,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然而,组织者为了维持稳定的含糊其辞,以及工人对“待岗”这个能够展现汉语博大精深的词的理解,让这种培训彻底成为了悲剧的开始。工人们刚刚下岗时,拿着自己一生血汗钱换来的买断工龄费用,如果能够及时想办法,或者做买卖,或者远走他乡,虽然前途依旧渺茫,但也存在着一丝走出绝望的可能性。然而,待岗这个词,对于工人们太有诱惑力了。他们自始至终,不相信他们父母为之付出了一生,自己为之付出了一生,甚至打算让子女付出一生的企业和国家会真正抛弃他们。待岗,就是有岗可待,就是国家会继续给他们分配工作,就是生活会回到从前。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在这里,没有任何技能的他们,一天天的等待,愤懑与不解,变成了越来越深的绝望。当买断工龄的钱花光之后,他们渐渐接受了现实,这个时候,冬天也如约而至。东北的雪,真美……下岗工人的生活在贾行家老师关于东北的文字中,曾经讲述过一个故事:一对夫妻,双双下岗,他们想找工作,但他们没有工厂之外的技能,整个社会也没有需求。一次次碰壁,不得不去退休的父母家里蹭饭。在受够了亲人的白眼之后,那一天,夫妻们起得特别早,买了猪肉,做了一顿香喷喷的饭菜。久未尝到肉味的孩子,吃得特别的香,稚气的小脸上,满是幸福。她的父母没有告诉她,这顿饭菜并没有花光家里的最后一分钱,爸爸和妈妈还剩一点儿钱,买了一包老鼠药,这些老鼠药,就在他们最爱的女儿,盼了好久的这顿饭里。第二天的早晨,城市里依旧是一片白茫茫,人们各自寻找着自己的生路,没有人有空为三个人的逝去流下一滴眼泪。这篇文章写在2017年,但这样的故事,我却先后多次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看到。当然,从恶意的理解,这些人相互引用了这些故事,然而,作为一个在东北度过了三十年的人,我更愿意相信,这样的悲剧曾经发生过无数次,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模式,一种人生轨迹。沈阳铁西区下岗工人打麻将今天,当我们描摹一个典型的下岗职工的形象时,往往会有这样的印象。他们出生于50年代的大城市里,在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了被自然灾害的那三年,在本该读书就业的时候,被发配到了偏远的农村,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播种和收获着绝望。三十岁,当他们终于返回生养他们的城市,通过各种上得了台面或者上不了台面的手段,获得一份国企的工作时,他们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幸福。二十年,本来就不再年轻的他们,面对同样的机床,同样的人,成为了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厂长兼任工会主席,是他们的代言人。传说中,工厂的水龙头会在特定的时间,流出橘子味的汽水。当下岗通知到来的那一刻,他们中甚至有的人,会主动下岗,一生中,最后一次为他们所深爱的企业做出贡献。机器要运转,一颗老化的螺丝钉,会耽误整台机器的运转,不是么?耽误运转就该换掉,不是么?你为企业奉献了青春,奉献了一生,现在,你老了,你快五十了,再过几年,就该企业给你退休金,让你过上盼望了几十年的退休生活了。企业会回报你的,这个回报就是买断工龄。在这个熟悉的地方,你工作了二十年,而一万块钱,就是这二十年对你所有奉献的回报。这是一笔巨款,在当时足够买一条人命,但却不够应付一场病。当这些人出现在你面前时,你会深深体会到,所谓下岗再就业,是一句彻头彻尾的无耻谎言。他们年轻时在种地,他们除了车间里的操作没有任何技能,他们的健康已经透支了,三天两头就会请病假,如果你是老板,你会要他们么?去卖水果?去卖猪肉?在岗职工都已经很久没发工资了,你卖给谁去?我们通常说,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指的就是这一代人。然而,他们面对过所经历的一次次苦难,面对自己所深爱的国家一次次的抛弃,你又怎么让他们相信诚信?怎么让他们懂得羞耻?事实上,我明白,如果让国家不搞国有企业改革,不让他们下岗,实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几十年的积重难返,如果不搞下岗,整个国家都会陪着殉葬。但我们同样应该清楚,工人们所在乎的,其实并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下岗不下岗,而是下岗的补偿是什么。20年的买断工龄费用,大概相当于两年的退休金,这对一群即将到达退休年龄的人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哪怕没什么文化的工人,也从来不缺少对于金钱的计算。当年,我家老爷子并不在下岗范围内,也基本不存在下岗的风险。但他提到大庆市的买断工龄政策时(似乎是1500元/年,大概是这个数字,未必准确),甚至有些心驰神往。就像今天,农民们并不恨拆迁,他们甚至盼着拆迁,经过充分市场化讨价还价的交易,往往能够做到公平与双赢,他们只是痛恨强拆。让工人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并不是下岗本身,而是国企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单方面制定的不许讨价还价买断工龄政策。你跟我说工会?这位朋友,w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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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下岗工人的生活今天,打开知乎,无数东北年轻人,最为痛恨的两个作品,一个是刘欢的《从头再来》;另一个就是黄宏和巩汉林的《打气》。对于刘欢,大家更多的是痛恨作品本身,毕竟刘欢老师也不是东北人,我们愿意相信他没有看到过这里发生的一切。而黄宏和巩汉林,都是东北人,他们知道这里的一切,知道他们的作品意味着什么。在那个寒冷的大年夜,无数东北下岗工人,经受的是一次在全国人眼皮底下的轮奸。“咱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每当看到这句台词时,我会走神,想起《茶馆》里的另一句台词:“我爱咱们的大清国啊,我怕它完了,可谁爱咱们啊!”今天,黄宏老师也走上了下岗这条路,但赚够了钱的他,会有一个富足的晚年。不知道,他是否会想起那个晚上。在那个晚上,他放弃了一个有起码道德的人就该恪守的沉默,成为了一场人肉盛宴上的掌勺。哈尔滨道外老城区东北人不都是黑社会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太宰治《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国历来是社会治安比较好的国家——如果不算上被偷了永远不会被立案的自行车,如果不算上当地警察从来不屑追究的传销,如果过不算上那些所谓“活该你蠢”的电话诈骗受害者的话。然而,在1997-1998年之间,一向平缓的中国刑事犯罪曲线,突然出现了一个尖端。而在东北,黑社会也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与下岗仅仅是巧合么?东北人与黑社会,是一个研究东北绕不开的问题。有人说,中国就没有黑社会。是的,中国也没有穷人,那叫待富群体。事实上,以我有限的人生经历,就曾接触过好几个与黑社会相关的人。他们中有的是浪子回头,高考光数理化三科就考了420分的励志学霸;有的是当年叱咤风云,后来金盆洗手的民营企业家;甚至还有传闻有涉黑嫌疑的警察。一个好的社会中,并不是没有罪恶,而是罪恶距离普通人的生活非常遥远。在美国,如果你不吸毒,不进入华尔街,社会中的罪恶会离你非常遥远。而东北人的生活中,尤其是东北人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的生活当中,与黑社会产生交集,并不是天方夜谭,甚至不是少数个例。东北人对黑社会最为认同的,往往是80后和晚70后,老一辈的人那里,你看不到现在东北人所表现出的那种匪性和戾气。事实上,东北是最不应该出现黑社会的地区。尽管东北民风彪悍,但这种彪悍,已经被长期的体制化所压制。老一辈人往往不爱打架,因为第一,他们承受不起工厂的处分;第二,东北的家庭是呈现原子化的,由于都是移民的后代,所以没有宗族、大家庭之类的组织资源。拿我自身举例,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地地道道的河北农民,家里的孩子,除了最小的我父亲,其他人都出生在河北。祖坟家谱一概没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是很难自发产生黑社会的。点开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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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狼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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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

然而,下岗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们知道,下岗员工多数是四十多岁的老工人,然而,也有一部分年轻人。他们的人生还很漫长,然而工作却是遥不可待。下岗老工人的儿子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既然有下岗,就不太可能有招聘。而民营经济根本不足以承载这些年轻人的就业。他们面前,没有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生路。没有路就撞出来一条吧。当千军万马走向新兴的运输等行业时,当几百万人为生存而战时,暴力就成为了彼此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吴思老师在《血酬定律》中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民国时期,一些地方,当土匪的死亡率有20%,但如果不当土匪,饥民的死亡率可能会达到50%(看这本书的年代有些早,具体数字可能有出入),那么,良民就会成为土匪。做好人的命不值钱,那么人们自然会去作恶。而下岗,让东北成为了一个冰天雪地的修罗场。图:《古惑仔》剧照而此时,一部与东北毫不相干的香港电影,让东北迎来了更大的不幸。1996年,《古惑仔》上映。相信大家即使没看过也有所耳闻。这部成就了陈小春与郑伊健的电影,对黑社会进行了道德层面上的美化,让混黑社会蒙上了一层玫瑰色的光晕。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危害,真正不幸的是,对于一群没有什么文化,没看过外面世界的年轻人,创造一个黑社会组织,最大的难度不在于人力资源——反正东北走投无路的年轻人有的是——而在于缺少一个成熟的组织模式,《古惑仔》手把手的教会了他们。依托黑社会带来实业竞争力,再用实业反哺黑社会,一夜之间,东北的男青年,甚至男中年们,看到了生活的一线生机。现在看来,当时去混黑社会的人,并不是不理性的。比起苦等经济好转,彻底沦为社会底层,混黑社会,虽然会被人砍死,虽然会坐牢,但在当时,确实是个更有前途的出路。现在,很多当年的黑社会,死的死了,坐牢的刚放出来,当年的兄弟们早就不认识他们了。但幸运的人,都已经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其中的头目,很多都成为了企业家。在东北,现在还有一些行业,有黑社会背景的企业家占比相当高。图:《白日焰火》剧照与黑社会一样,性工作者,也是东北人身上一个甩不掉的标签。我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哦,东北,那的小姐特别多。”遇到这样的说法,我总会非常和善的发问:“这事儿我不太清楚,我爸妈都是工人,所以对这事儿不了解,敢问令尊令堂是做什么的?”最终,这场讨论会成为一场始于“操你妈”,终于“操你妈”的无聊对骂。而我在杂志社的第一位主编,也是我的老师和一生挚友陆哥,曾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样的问题,而结局是一场不足以被刑事立案的治安案件。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我当然不会因为对群体的恶意而恼羞成怒,然而,地域歧视所代表的恶意,是针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但是,即使我有出拳相向的意愿与能力,但我依然觉得,东北人在中国性工作者里的占比,可能确实不低。你可以说她们鲜廉寡耻,你可以说她们好逸恶劳,你可以说那么多人,没有出卖身体依旧能够生活下去,但在经历绝望之前,我们都不会真正的了解什么是绝望。我认识一个同龄人,她上学期间昏倒,住进了医院。医生检查了一番,说出的话令人心碎:“没什么大毛病,慢性营养不良,不用吃药,每顿饭吃饱就行了。”她的母亲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女人,没有选择那些令人很多人不齿的谋生手段,而是节省自己的营养,去保证她的营养。而她的女儿,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考上了东北最好的师范大学,让她的目前过上了富足的晚年。我敬佩这个坚强的母亲,敬佩这个上进的女儿,然而,我想说,如果当时她们做出其他选择,我绝不会有一丝的鄙夷。活下去,像畜生一样活下去,像蝼蚁一样活下去。可以去作恶,可以去冒险,可以去在陌生的男人身下发出虚假的叫声,只为了活下去。当面对灾难的时候,人的求胜欲望无比的高涨,但底线却可以无限的低。是的,她们不够坚定,她们的羞耻心不够强。你不会去嘲笑南京被屠杀的同胞,你不会去嘲笑汶川和唐山,以及驻马店灾难中死去的灾民,你们同样不会嘲笑在那被自然灾害的三年中饿死的河南人、四川人,你却可以嘲笑她们。只因为她们活了下来,看客们,她们欠你一条命!时至今日,东北人在性工作者中的比例依然不低。原因就在于,一旦一个产业在地方上聚集,就很容易通过熟人引荐,形成带有地方色彩的行会。就像扬州的修脚,湖北的理发一样。当你去鄙夷那些东北性工作者时,请你明白,你鄙视的是一场灾难过后,畸形的社会文化所催生的难民。图:曲婉婷与母亲张明杰我承认,黑社会与性工作者们的生活,总免不了有一些肮脏,那么,这里不妨举一个活得很干净的人——曲婉婷。曲婉婷因为说自己的母亲是英雄,而成为全体东北人的公敌。她的母亲就是原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因贪污受贿而被提起死刑公诉的张明杰。张明杰的涉案金额是3.5亿元,但其中的1000万元最引人注目。这一千万元,是某个单位的员工安置费,也就是遣散补偿。如果按照每人五万元计算,就有200人的生活,因为她的贪婪失去希望。这1000万元,是孩子的早餐钱,是老人的看病钱,有多少人,就是拿不出医药费,因为一些本来可以花十几万,几十万治愈的疾病,在绝望中走完人生?有多少人,为了一笔救命的钱,不惜去刀口舔血,出卖肉体?而曲婉婷,却可以用这些本该用于救命的钱,去上最好的大学,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展现自己确实不错的音乐才华。我毫不怀疑,曲婉婷与这些罪恶无关,她甚至都未必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她不认识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不认识那些在家里放弃治疗的冤魂,不认识那些营养不良的孩子。她确实是干净的。一直以来,比起那些成长在穷人家庭的孩子,我更愿意接触一些富二代。他们身上,有着穷人所没有坦荡与天真,他们对世界充满善意,让我想到了一个中国人早已失去的品质——淳朴。他们从事着自己喜欢的工作,为这个世界创造着美好;他们为贫困者的不幸而落泪,甚至慷慨解囊;他们关心周围那些猥琐的同龄人,不时送给他们凭自己一辈子都买不起的礼物。是的,他们是干净的,因为他们的父辈,早已用自己的肮脏为他们创造了不需要肮脏的纯净土壤,并且开始给我们讲那些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的故事,告诉我们贫穷是因为自己不努力。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天堂,那么,这个天堂一定是为这些善良纯洁的富二代准备的,他们不需要经历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不需要为了生活的压力去出卖生命的尊严。他们不用去骗人,不用去用自己都觉得恶心的话去逢迎他人,更不需要去铤而走险或者出卖身体,他们将升入天堂,而等待我们的只有地狱。 图:《白日焰火》剧照祸根与恶果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让我伤感。——许巍《故乡》今天,东北再一次成为了舆论上的风口浪尖。辽宁经济负增长,黑龙江、吉林增长率全国倒数。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对前面那句话是不太信的。东北三省中,辽宁的经济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发展速度,都要比黑龙江和吉林好得多,如果辽宁经济负增长,那么黑龙江和吉林只会更差。之所以只有辽宁负增长,是因为辽宁新的领导班子,开始去除统计数据中的水分,从这个意义上看,东北三省中最有希望的恰恰是辽宁。现在,无数人都在寻找东北的出路在哪里。然而,如果你不了解东北的人文环境,对普通东北人的生活没有切肤之痛,所有解决方案,也都只能像之前一次又一次徒劳的努力一般,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带来新的不幸。无数人,包括很多东北人,把东北的问题,归咎于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官员贪婪。我承认,这是东北经济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东北人自己应该清楚,把所有责任归咎于官员和既得利益者,不过是找到了一个情绪的出口,却并没有反映东北的现实。哪怕换上一个清廉高效的地方政府,东北的问题依旧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图:《钢的琴》剧照 老工业区的工人们《钢的琴》《白日焰火》里面的东北,破败,衰老,完全没有一丝活力,这确实是东北的现实。为什么北京、上海,甚至是无锡、昆山这类小城市,都有商品经济时代应有的斑斓色彩,而哈尔滨、长春、沈阳这样的大城市,却如同一张褪色的黑白照片呢?答案就在于,东北的城市,缺少了现代商品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元素——非国有制经济。2017年,经过国有企业改革,将大量国有资产以低廉到成为一种犯罪的价格贱卖给企业高管的黑龙江,国有经济占比依旧超过50%,而全国平均水平是25%。50%看起来不高,但不要忘了,黑龙江有45%的农民,他们做出的经济贡献,是算作非国有经济的。也就是说,在城市经济中,国企的地位,和国有企业改革之前,变化并不是特别大。与20年前相比,可能唯一的进步就是,在企业甩包袱的过程中,城市公共服务功能,被迫建立。国企为什么不能为地区经济带来活力?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注意,是故事,我只是听别人说的,不代表这件事情是真的或者我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你们权且当作一个故事,但不要对号入座。在哈尔滨,曾经有一个制药厂,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把产品推向了全国,连年成为制药行业的龙头企业,也成为了地方的明星企业。在企业管理上,这家企业给员工的工资谈不上高,虽然比民营企业要好一些,但在国企员工中,算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员工能够达到企业制定的劳动纪律、质量控制标准,在年底,会有一份比全年工资收入高还得多的奖励。胡萝卜加大棒,让这家企业的员工纪律性和忠诚度都非常高,也让这家企业成为了人力资源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最佳雇主,想进这家企业,当然,如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你需要付出一笔不大不小的代价。而一旦进入了这家企业,那么全家人都会感到幸福荣光。这家企业,也许代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结果。然而,就在这两年,这家企业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曾经以这家企业为傲的员工,纷纷逃离,电视上连篇累牍的广告,突然消失,人们谈论到这家企业的时候,总是用三个字概括:“不行了。”企业的转折,源自老厂长的退休。老厂长通过十几年的努力,把一家默默无闻的国有药厂,改造成制药行业的典范,国有企业改革的明灯,在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他相信这个企业会一如既往的顺风顺水。然而,继任者的一项疯狂举动改变了这一切。这位继任者,一来药厂,就把药厂所有的流动资金上缴上级集团,只需要一个瞬间,一家绩优企业的资金就这样断裂了。广告打不起了,原来用来激发员工斗志的福利与奖励都消失了,产品卖不动,就更没有资金,没有资金,就更打不起广告,激励不了员工,一家绩优企业,变成一家僵尸企业,一个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做到了。而这位继任者,并不是在自掘坟墓,很快,他因为为上级企业上缴了资金,而平步青云,一路高升了,留下的是一个残破的企业和一群无助的员工。为上级缴纳资金,这就是他的本分,做好了,自然会高升。而上级不知道这么做的结果么?当然不是,只是他们和这位继任者一样,一家质优企业的死活,和他们的政绩没有一分钱关系。如果他们的考核指标是在过年前多出200斤蛋白质,他们是绝对不介意杀掉一百只良种蛋鸡的。人们总说体制问题,而这家企业的兴衰,告诉了大家什么叫体制问题:每个人都只为了自己的政绩去工作,他们从来不问整体的盈亏,长期的损益,当问题发生时,他们早就高升了,他们自己挖的坑,并不需要自己去填。没有任何一个人,原意为全局负责,原意为长远负责,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把员工真正的当作活生生的人去看待。这就是国有企业的原罪。国有企业改革,砸碎了无数弱势群体赖以生存的饭碗,给那些僵尸企业以残喘的机会,然而,这种体制下会催生真正的优质企业么?在马尔萨斯陷阱理论中,解决人口问题的方式,只能是战争与瘟疫,但真正解决人口问题的,是不断发展的经济模式,与石油农业带来的生产过剩。1997年到今天,国有企业走过了一个循环,第二次下岗也已经进入了讨论,然而,这种管理者不停造孽的模式,真的能够通过让弱势者去全额买单解决么?更让东北经济雪上加霜的是,下岗之后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纵然有千般的非正义性,纵然有千般的不好,至少有一个意义,那就是破坏了东北之前已经不适应商品经济社会的产业模式。在这片废墟上,也许会长出虽然畸形,却依然有活力的民营经济森林。然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带来的是新一轮的国进民退。通过甩包袱续命的国企,重新占有了社会上的优质资源,积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下岗成为了国企员工的末日,却没有成为国企的末日。这个祸根,最终导致了今天东北经济的病入膏肓。图: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统计结果扭曲的民营经济与忧伤的年轻人谁把天空污染得昏暗,把你的脸色染得惨白,谁把你教育得善良无害,然后让你在现实中哭着学坏?谁许你一个虚幻的未来,让你为了它把梦想掩埋,谁把你的学历变成一纸空白,然后告诉你这就是优胜劣汰?——邵夷贝《谁偷走了你们的时代》在中国的一项日均工作时长的统计上,长春以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长,成为了中国最休闲的城市。然而,前几年我就在长春。在当时,每周双休已经能够让一个企业拥有非常强的人才竞争力了。至于加班,更是家常便饭。在北上广程序员痛斥9—9—6工作制时,长春的一些广告公司——其中就有我爱人曾经供职过的广告公司,已经实行了8—10—7工作制(早8点到晚上10点工作,一周工作7天)。为什么统计与现实体验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原因有两个,第一,部分民营企业老板开恩,实行了每周工作五天半的工作制,这样,名义上的日均工作时长,一下子从8小时变成了7.33小时。第二,我曾经工作过的一家事业单位,除了我这个身份编外,号称领导的人之外,部门内其他人每周上班8小时。我走之后,因为没人干活儿,干脆把刊号外包,每周上班四五个小时,而且上班也是打游戏看电影,这样的单位一多,平均工作时长也就下来了。有一种真实,叫做人为制造的真实。长春是不是平均每天工作时长最短的城市?也许是,但忽略每周工作时长,去谈每天工作时长,这不是蠢,而是坏。进而得出长春是中国最休闲的城市,更是准确的诠释了什么是无耻。东北民营企业员工的生存环境有多恶劣?还是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2011年,我负责为公司招聘设计师。我当时的心理价位是月薪2500元招一个应届生,这在当时长春的人力资源市场上,已经不只是非常有吸引力那么简单了。之所以定这个薪酬,一方面是想在应届生中为公司找到真正能够做到有才能又稳定的人员,另一方面,也是想对自己部门的员工稍微好一点儿。然而,当面试时,这帮刚出校门的孩子在谈及薪资要求时,多数人要价都是800元上下,你能想象在2011年,月薪800能过怎样的生活么?我自己2004年毕业,当时第一份工作的月薪是2200元,7年过去了,物价涨了一倍多,工资要求却变成了800元——这还只是孩子们的要价,还不是企业的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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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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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当一个孩子提出要500~600元的月薪时,我忍不住发作了:“你一年学费多少钱?6000块钱左右吧?你的父母花了24000学费,让你在大学里念了四年,就是为了让你找月薪600的工作的?现在一个小学文化的服务员,一个月能挣2500元,你一个大学本科生要600元?请你在下次要工资的时候,好好想一想,对得起你16年的学习,对得起你的父母!”那个年轻的小女孩看着我,一脸的茫然,她无法想象一个企业的面试官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她更不能理解,在同学找到月薪500的工作就值得羡慕的年代,自己要500~600的月薪有什么错。如今,6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个小姑娘的眼神。也许,我真的错了。我不是她,我无法想象,一个学生在面临着四处碰壁时,会有怎样的绝望,我无法想象,当她因为自己的工资要求超过企业的心理底线,而被一直拒绝,直到毕业后待业,在这样的日子里,她将会面对怎样的生活。后来,有另一个小姑娘,凭借非常有灵性的设计,成为了我们部门的设计师,只是在面试的过程中,我只告诉她月薪2500,下周来上班,没有问她的薪资要求——我不忍心。在长春,你很难通过社保部门来统计出有多少人在工作,因为,民营企业给上社保是很少见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对忠诚服役多年老员工的一种嘉奖。你也不会看到,北京周六时,空荡荡的写字楼,在周六,写字楼一多半的办公室里都有人。老板们会给你讲忠诚,讲狼性,讲道家的不争,讲佛家的忍耐,讲墨家的把陌生人当亲人,讲社会主义的奉献精神,唯独不会跟你谈钱。如果你是个脑力劳动者,不拿提成只赚无责任底薪那种,6000元就是你这辈子工资的天花板。当公司觉得你没用了,让你自己写辞呈,降薪调岗,外地发配,他们会有一万种办法让你走人,唯独不会给你违约金。在企业文化方面,多数民营企业讲的都是狼性或者狼性的变形,宗教化、军事化管理非常普遍,成功学是这些企业的文化内核,传销团伙是这些企业的学习榜样。一帮小学文化程度的半文盲,争相当你的老师,哪怕你是个脑力劳动者,也要跟着一切喊口号,在楼下跳舞。前一段在网上流传的女员工没完成业绩互扇耳光的视频,在东北尤其是东北的女性消费行业(美容、化妆品等)简直是家常便饭。在我为了生活混迹于一家民营企业,不得不在每天早上背诵《最伟大的推销员》时,我唯一能做的反抗就是在每一句话里,用最小的声音插上一句或者几句“你妈逼”。“今天,我开始新你妈逼的生活。今天,我爬出满是你妈逼失败创伤的老你妈逼茧。今天,我重新来到这你妈逼的世上……”就是这样,自己体会。当尊严与信仰被践踏,亵渎就成了唯一的反抗方式。至于绩效管理,更是只有一句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很多企业每个月的业绩要求,是上个月业绩的十倍,美其名曰不要给自己设限,说白了就是能拿到绩效工资算我输。在东北,企业之间也没有什么诚信可言。如果你是一家智力服务机构,客户让你去比稿,一定会要求你的方案详细到他们能够把你一脚踢开,拿着你的方案自己做的程度;如果侥幸能够签约,二期款也基本不用指望。如果你没给他做完活儿,他会说,你没给我做完活儿,我凭什么给你钱?如果你做完了,他不会说,但心里会想,你都给我做完活儿了,我凭什么给你钱?以至于,智力服务公司如果签业绩对赌的协议时,都会把目标报得很高,一边根本不想让你完成目标,另一边根本没想给你完成目标。在这样的商业社会中,讲诚信的企业,有创造力的员工,肯说实话的人,都被无情的淘汰掉了,而剩下的,就构成了东北商业社会的独特景观。而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下,很难发展出智慧经济,所以出现了大学生收入不如技工,技工收入不如辛苦的非技术工人,收入水平与技能无关,只与工作条件恶劣程度有关。这样一来,不要跟东北人做生意,成为了很多人的共识,而这个说法,最初的来源,很可能就是像我一样漂泊在外地的东北人——我们最了解这些东北民营企业家的嘴脸。也许,看到这里,你会觉得东北人真的是集中了坏与蠢这两种品质。然而,在社会的底层,你会看到另一种图景。就像我前面说的,卖菜的小贩不会给你缺斤短两,租房的中介尽管满嘴跑火车,但最终给你呈现的那份合同,绝不会有任何陷阱。我去过的地方少,但在这方面,东北确实要比北京强。但在北京,财富与社会地位的提升,通常会伴随着道德水准的提升,在东北,以我个人的体验,却不明显,甚至相反,这一切都昭示了一个问题——东北好人发不了财。这不难理解,在一个潜规则盛行的社会,一个人如果如鱼得水,那么代表他适应了潜规则,而适应潜规则的过程中,你早已经把自己的良知献祭给了魔鬼,你的成功,来自于你纳的那一份份投名状。翻开东北民营经济的发展历史,我们能看到民营企业家的两大来源,虽然这可能并非主流,但却是不可忽略的。一种来源,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时,一些厂长经理,以5%甚至更低的价格,收购了国有资产,把国有资产变成了私产。在对下岗职工如此刻薄的同时,国企对这些人却如此的慷慨,在制造了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的同时,这些人却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桶金。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更是规则的受益者,这个过程中,一朵恶之花开放了,这样的恶之花,又怎么可能结出善之果?另一个来源,是上岸洗白的大哥们,他们的发迹历程,是另一种更为浅显的罪恶,然而,为什么他们会逃脱法律的制裁,走上事业成功之路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之前东北民营企业员工受到的种种违法对待一样,正义和法律,在这里缺席了。潜规则取代了规则,当灰色充斥世界的时候,这世界也就没有黑白之分了。即使是逆淘汰,即使是充满罪恶的民营经济,如果能够正常发展,依然会有走向健康,适应正常商业社会的那一天。然而,东北的民营经济,往往沦为国有经济的配套。很多民营生产厂家,老板本来就是国企的高管,而企业也是曾经国企的车间,就依靠给特定的企业供货维持生存;长春大大小小的广告公司,但凡能拿到一汽订单的,都过得非常滋润,而不拿一汽订单,面相民营企业的广告公司,个个步履维艰。整个城市是工厂的宿舍,城市的经济是工厂配套这一局面,并没有完全的改变。国企占据了太多优质资源,让民营企业无法参与公平的竞争招标,无法拿到贷款,从而又反哺了高利贷之类的灰色产业。剩下的,只有美容等国企所无法进入的领域才有民企的一席之地。图:2017上半年东北经济排名,来源:大猫财经无药可医的东北经济你的声音我听不见,这里太吵太乱;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你为什么还不发言?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何勇《钟鼓楼》当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专家或者经济学爱好者,为东北经济出谋划策时,东北人自己却表现出一种麻木和绝望:“大概是没救了吧。”乍看起来,东北的情况并不那么悲观。东北人均资源占有量位居全国前列。比起寸土寸金的华北和江南,东北农业人口少,农业用地多,土地肥沃。在工业基础方面,东北是老工业基地,拥有大量国家重点重工业企业。在教育方面,东北三省拥有211大学11所,再加上虽然不是211大学,却代表了很高水准的东北财经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即使去掉虽然名为211,却在第二批招生的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延边大学,东北也有十所高水平院校。而与东北人口差不多的河南,则只有郑州大学一所高水平院校。社会结构上看,东北人由于少子化,导致了女性地位高,女孩上学比例高,从而使得人均教育年限长,教育投入大。而且东北的城市化程度一直很高,理论上有发展城市经济的可能性。农村的交通网络也较为发达。有这么多便利条件,为什么东北的经济无药可救呢?因为认真推敲起来,这些优势都不解决问题。先说人均资源占有量。东北拥有很多石油和煤炭,然而这种资源实际上是全国共享的。一些东北人总把东北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国家的资源调拨,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些资源企业,本来就是国家建设的,资源也是国家所有的,不可能一方面投资建厂,一方面不求回报。事实上,正是国家的建厂,让东北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有了一定的繁荣。这些资源理应由全国共享,没有道理指责国家的调拨资源。说到农业资源,大家会发现我一直在说东北的城市,而没有说东北的农村。原因就在于我从来没在农村生活过,没有发言权。为数不多去过几次农村,也是在结婚后,去我爱人家。根据我有限的观察,东北农村经济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近年来,东北农村生育率也开始下降,哪怕家里只有一个女孩,再次生育的欲望也不够强烈。让孩子念跟多的书,脱离农村成为了很多家庭的共识,再过十几年,东北农村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少,加之东北人没有特别强的土地观念,搞土地流转难度也不会太大,农业工业化施行后,东北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会进一步提高。从经济水平上看,东北农民因为人均拥有耕地量多,也不存在特别明显的赤贫阶层,只要家里有劳动力,就不会过得太惨,这和中国其他一些边远地区有明显区别。东北种植期只有半年,这样就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了便利,外出务工农民,反哺农村经济的作用也就较为明显。所以,“快手”之类的直播平台,被东北农民所占据,很大的一部分因素是因为东北农民有足够多的时间,并且不是特别为生计发愁,你可以说里面的内容Low,价值观也很成问题,但从骨子里,东北农民是热爱生活的。那为什么就不能通过发展农业来振兴东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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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狼容若

第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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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第一,东北的农村经济没什么大问题,哪怕今后土地流转导致农民失地,农民也不会是受害者,而是受益者——与其他地方终年种地的农民不同,东北农民因为只种半年地,早就习惯了不种地的日子,知道失地后的生活怎么过。既然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解决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对整体问题就不会有什么帮助。第二,东北农村经济的占比其实不高。赵本山小品,以及最近兴起的直播,使得中国人认为东北文化就是农村文化。但实际上,东北人口和经济结构中,农村占比并不高。早在中国城市化率只有15%的时代,东北城市化率就已经在50%上下了,近些年城市化速度不够快,只是因为城市化基数本来就够大,边际递减效应明显而已。发展农村经济,对解决东北经济问题,实在是杯水车薪,所以说,很多专家提出的发展特色化种植,对东北的帮助非常非常有限。在工业基础方面,东北的重工业并不是存量优势,而是存量负担。《大国工匠》曾向中国人展示东北飞机制造业工匠的杰出,一把锉刀,能够加工出公差很低的部件来。问题是,第一,你的标准化设备是干什么的?飞机作为一种批量加工品,本来应该通过流水线作业,统一的工业标准,自动化生产流程来保证产品的加工精度,你让老工人用锉刀加工,这种丢人的事儿你还当好事来说?第二,事实上,拥有这些老工人的东北重工业企业,生产水平也非常低下,尤其是精密制造行业。就拿东北的优势项目国防工业来说。中国上世纪90年代,花钱无数最终沦为笑话,让王伟烈士殉国的歼8II型战斗机,由于加工精度太差,不同飞机之间的相同部件不能互相替换,甚至一架飞机的左右副油箱都不能互换,同样来自于沈阳的飞机发动机,经常飞着飞着就喷出来零件。山寨俄国Su-27的歼11战斗机,刚开始的几个批次都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即使后续型号,如歼15等,也存在各种初级但致命的问题。当成都飞机制造厂设计生产的世界上第三种四代机歼20已经开始批量生产的时候,沈阳飞机制造公司花了十几年时间山寨俄罗斯Su-30战斗机做出来的歼16,有着歼2070%的造价,和20%的性能,即使这样,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搞定,以至于国家不得不花外汇从俄罗斯进口Su-35解决换代问题。同样,还有哈飞,在自己分出去的昌河厂已经能够研制出武直10并批量装备部队的情况下,还在80年代引进的法国海豚直升机身上修修补补。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成为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龙头?说句不好听的,东北很多重工业企业的存在,不是因为他们能提供价值,而是国家怕工人失业,靠输血养着的。在教育水平方面,东北确实做得不错,众多优质大学,每年为全国提供了大量人才,但是注意,是全国,而不是东北。正如前面说的,东北的民营企业不需要人才,不重视人才,存在严重的脑体倒挂,何谈留住人才?至于国有企业,你是不是人才其实无所谓,关键看一些其他方面,比如爹。在东北,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剩下九十分全靠爹的格局下,你拿什么留住人才?东北的产业格局,为人才提供蓄水池了么?显然没有!连东北人都不留在东北,你怎么指望外地人来?你怎么指望外地大学生扎根东北?但上面的社会因素都是可以解决的,大不了把所有人的大脑格式化一下,重新安装一下系统就可以了——虽然这种说法是扯淡,虽然所有解决方案只停留在毫无可能的理论上,但下面的问题,就是理论上都无法解决的了。首先,东北的冬季太过寒冷。一年长达5个月的冬季,导致东北的生产生活成本非常的高。高寒导致取暖费用高昂,建筑要考虑保暖,同样增加造价。另一方面,高寒导致取暖消耗大量燃料,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加上剧烈变化的室内外温差,导致东北老年人生病多,既不利于人的健康,同时也导致医疗成本过高。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现代交通的发达,原有的工业布局已经被市场的自然选择所取代,加工制造业向南方乃至中原转移,已经形成必然趋势。不光是东北,像美国的五大湖区,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这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全球趋势了。而且,东北不光是年轻人在外流,连老人都外流。家里经济条件如果过得去,年轻人会把老人送去海南,以避免冬季低温对心脑血管的伤害,以至于出现了黑龙江省三亚市的说法。而这些老人,都是相对生活水平还不错的老人,他们离开东北,对东北的消费,是一个巨大打击。图片来自大象公会其次,东北的低生育率问题难以解决。我之前说过,东北的女性地位比较高。原因在于,东北的城市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而中国国家意志中一个主流思想就是强调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导致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导致低生育率,低生育率导致女性工作率高,女性工作率高导致男女更加平等,几个因素互为因果,再加上由于东北国企多使得东北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为到位,导致东北的生育率仅高于北京上海,大概只有1.3左右,远低于人口自然更替率平衡线2.6。少子化是一个全国性问题,但东北尤其严重,另外一个原因就在于,农民是中国生育的主力军,而现在连东北农民都只生一个了。原因在于,东北本来就是移民后代,缺少宗族观念,传宗接代意识不够强烈,加上东北农村的山沟村少,路边村多,城市的价值观渗透较为严重,使得农民也开始认同只生一个好。与生育率相对应,东北的初婚年龄也非常高。即使在农村,新郎新娘的初婚年龄也普遍超过法定婚龄,这在其他地区是比较少见的。而在城市,男二十七八,女二十五六不结婚,家里是不会非常操心的,这就导致东北不但低生育,而且晚婚,老龄化压力更大。低生育率,加上人口外流,导致在今后几十年,东北人口将严重萎缩,同时老龄化程度会到达极其严重的水平,未富先老这个问题,在东北比全国其他地区严重得多。2017年数据显示,黑龙江平均每1.33个在职职工供养一个退休职工,而全国平均水平是2.87个。全国平均水平就已经很低了,黑龙江不到一半。而且按照目前的趋势,这个数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下降到1以下,结果就是社保资金巨额亏空,哪怕没有曲婉婷的伟大妈妈这种人,社保资金的缺口也难以填满。再次,东北的社会人文环境,导致人口不可避免的流失。东北人绝大多数是移民的后代。东北是我的故乡,但不是我祖祖辈辈的故乡,也未必是我孩子的故乡。东北人很少有对故土的眷恋。一旦出去,就一去不回,很少反哺东北。所以,你很少看到东北人有回报家乡的想法,这不是忘恩负义,一方面,因为家乡给他们的只有不公,他们不想再去体验一次自己当年逃离的东西;另一方面,四海为家已经成为了东北人为数不多的文化基因。可以说,现在东北经济,已经没有了通过内生性变革改革的可能。东北目前的现状,也是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鱼。改善东北的投资环境,是一句无比正确的废话,具体怎么改善,谁也不知道。提高机构办事效率,需要打破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但在这个问题上,东北的病灶已经蔓延到每一寸肌肤了。商业资本是逐利的,不会把资金放到危墙之下,2015年东北接受天使投资的总额为700万元,而北京一个办公室都可能拿到比这片一亿多人生活的区域更多的投资。事实上,东北经济已经无法挽救,出路只有两条,要么砸碎,要么放空。所谓砸碎,就是彻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打破国企对优质资源的垄断,该破产的早死早投胎。国企主导的东北经济,或者说官僚主导的东北经济,只能一天天变坏。然而这势必会导致第二次下岗的产生,然而,我之前也说过,下岗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下岗的补偿,下岗已经导致了东北的一次灾难,如果再用之前那种强盗方式,这一代东北人的性格可没有五零后那么温顺,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即使国家提出了正确的下岗政策,提供了足够的资金补偿,以东北的社会现实来看,这些补偿是否能真正到需要补偿的人手里,情况恐怕并不乐观。所谓放空,就是国家不断的往东北填钱,直到东北低下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外流,导致这一区域人烟稀少,像底特律一样从休克中活过来。这个办法虽然消极,令人沮丧,但未必不是一个办法。东北和其他边疆地区不同,不存在所谓的实边问题。汉族人口的减少,并不会导致民族分离的产生。东北人口数量较多的民族中,只有朝鲜族没有彻底汉化,依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与生活习惯,但朝鲜族的人口出生率比汉族还低。当然,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种做法,已经彻底放弃了东北的造血功能,完全依靠输血过活,在经济上是一个无底洞,而且这个周期实在太长了,超过了正常人能够接受的范围。我再也回不去的故乡2017年的国庆节,我送我的父母去了三亚过冬。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不必在冬天忍受哈尔滨的严寒。当他们在海南的出租房里安顿下来那一刻,我想,东北已经从我的家,变成了我的故乡。曾经有另一个东北人问我,你说咱们怎么就突然背井离乡了呢?我没有回答,他自己也知道答案。为了公平与自由。电影《血钻》中,迪卡普里奥扮演的男主角,曾一次次的说“这里是非洲”。当面对种种不公时,当面对来自家乡的客户毫无教养的刁难时,我总会告诉自己,别生气,这里是东北。这句话,也许是最好的开解,但更像是最恶毒的诅咒。我眷恋中央大街的雪,眷恋兆麟公园的冰灯,眷恋老鼎丰的冰糕,眷恋六道街的张飞扒肉,然而,我不愿意在那里腐朽下去,不愿意与这座城市一起在注定的命运中等待死亡的到来。我爱北京,哪怕这里有我一生无法安身的房价,哪怕这里有40℃的酷热,哪怕这里有拥堵的交通,但这座城市,更多的时候,有着东北没有的公平。这里有现代商业社会最宝贵的品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是基于规则的平等,而非基于潜规则的平等。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与运气,就会获得一份与之相匹配的工作。你不必在利益链中摇摆,不必在利益链之外挣扎。郝景芳在获得雨果奖的作品《北京折叠》中,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世界:空间分为三层,一层是特权阶层所在的第一空间,二层是中产阶级所在的第二空间,三层是赤贫者所在的第三空间,诚然,在中国阶级固化日趋严重的今天,这三层彼此隔绝的空间已经形成,然而在东北,不但同样有这三层空间,甚至第二空间都没有什么人。东北的第二空间太寒冷,让我们不得不到北京的第二或者第三空间里,到这个实际上比故乡对我们更友善的地方。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一个信徒,我会向神灵祈祷,保佑我的故乡,保佑那些还在故乡挣扎的人们,然而,我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我能保佑的只有我自己,甚至连自己都保佑不了。所以,每当有年轻人问我,是去北上广还是留在东北时,我总会告诉他们,离开东北,那里不值得你用你的青春和一生去陪葬。2017年10月21日,黑龙江火山鸣泉4:0大胜宁夏山屿海,基本宣告升上甲级。那天,我在北京的家中,兴奋得睡不着觉。也正是那时,我才明白,自己漂泊十几年,但灵魂深处依旧挣脱不开那片土地。也正是那天,让我决定为我的故乡写一些什么,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黑龙江人的性格中,有一种悲剧色彩。当别的球迷喊出“永远争第一”时,黑龙江球迷的口号是“宁战死”。几十年,黑龙江人很少收获成功与骄傲,除了天气预报排在第二,各种糟蹋百姓的政策推进速度有时会排在第一,多数时候,关于黑龙江的信息,永远要从最后往前看才容易找到。我们从没经历过什么胜利,我们也不奢求什么胜利,冲锋,冲锋,冲锋,最后倒在血泊当中,这是黑龙江人最浪漫的幻想。所以,当年哈尔滨毅腾遭遇八连败,回到黑龙江却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让全国人都觉得不解。而后来,当哈尔滨毅腾打了一场假球这种全国其他球迷见怪不怪的事情发生后,黑龙江球迷与毅腾队彻底决裂,这也让全国球迷不解。在现实世界里,我们一次次的失败,使我们不惧怕失败;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无法体会公平与正义,但在足球世界里,我们不想和现实世界里一样的无助。2018年,我也许会去现场看球,但在北京,我看的比赛与这座城市无关,我只会去看黑龙江队的比赛,在全场的北京球迷当中,声嘶力竭的为一支可能注定要输球的球队助威。也许,这将是我和我那再也回不去的故乡,最后的一丝联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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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13 07:07)

今天,女孩逛街、我们出门买菜……是否带身份证,随时应对串出警察的盘查成了问题;昨天,面对倒地老人扶还是不扶成了问题……明天还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到底什么出了问题?是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是表面问题还是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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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导的博士生获得哈佛大学邀请前往哈佛比较文学系联合培养一年,

并在哈佛大学开了学术讲座,

然而厦大研究生院却终止了他招收博士生的资格;

 

他所开设的博士课程力求达到国际同行研究前沿水平,

通过他的博士课程的作业发表在南开大学的《南开学报》头条,

然而厦大研究生院却要停了他的博士课程;

 

只因为:他坚决反对“博导不交钱就不能招收博士生”的厦大政策;

只因为:他坚决反对“博士课程选课人数少于5人就不能开课”的厦大政策。

 

欲知详情,请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王诺先生的公开信:

 

 

用选课人数决定博士课程好坏,文学博导不交钱就不许招博士生

——厦门大学研究生院的荒谬政策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王诺的公开信

 

厦门大学研究生院负责人员:

 

近几年来,你们在全校强制推行了我认为相当错误甚至严重错误、遗患深重的两项政策:

一是强制地、一刀切地要求所有博导必须提交一大笔研究经费供博士生使用,不交钱就不许招生。这一政策放在博导的研究课题必需由博士生帮助或打工的理工科和部分社会科学学科,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放在博导的研究完全无需博士生协助、博导对博士生只有付出没有索取的多数人文学科,则完全不符合实际。因此这一政策招到厦大人文学院大多数教授博导的反对,但你们无视这些反对意见,强行在人文学院也推行这一政策。

二是强制要求所有博士生课程选课人数必须在五人以上,人数不够就取消开课。这一政策首先完全无视人文学院的实际情况——很多专业每年只能招一两个博士生,每个年级的同专业所有博士生都选课也难以达到五人;其次,为了满足人数要求,开课的博导们只能降低课程难度和专业高精尖程度,以便吸引其他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来选课,或者由众多教授合开一门大杂烩的介绍多学科发展的通识性、基础性、知识性课程,每人随便讲一两次,谁都不负责任,彻底地把博士课程本科化(这就是厦大人文学院现在开的博士课程!)。这一政策放在培养基础人才的本科也许合理,但放在以培养创造力、激发创新的高级专深的博士课程,则完全不合理。哈佛大学等名校的博士课很多很细,有许多课程往往只有几个人甚至一两个人能选、能听懂,但恰恰正是这些人数寥寥的课程,促进了博士生创造出高水平的成果;如果以选课人数作为对博士课程的一票否决,必然会引导教授博导在开课时首先考虑的不是高水平学生的创新和攻克难题,而是照顾最大多数学生(包括来选课的硕士生本科生)的兴趣和理解,为赢得众人的喝彩而降低课程难度。这种错误政策将导致博士课程的专深和创造性程度大大降低,严重妨碍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我作为厦大教授的一员,也作为厦大博导的一员,曾多次向你们(包括研究生院的几位院长)提出批评意见,通过常规渠道表达我的看法,坚决反对这两项在我看来完全违背高等教育学规律和博士生创造力培养原则的政策。但是你们完全不予理睬,依然强制推行这些政策。

我拒绝交钱,因为我对我指导的博士生只有付出,无偿地、不计工作量地帮他们改论文发表论文,绝没有要求他们对我的工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任何帮助——他们也没有条件对我的研究给予帮助(文学研究是个人的创造性劳动,不是团队作战);但你们因为我抗拒你们的错误政策,强行终止了我招收博士生的资格,即便由此导致厦大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停招博士也在所不惜(这个专业目前只有我一人是博导)。

我拒绝为了凑足选课人数而降低我的课程难度,我甚至把已经选了我的博士课程的其他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劝出了我的课堂,因为我坚持把博士课程开成与国际同行最新研究水准持平的创造性课程(我认为不仅厦大就是全国高校也没有几个博士生能听懂我的课程),并因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博士生通过博士课程的结业考试论文发表在《南开学报》首篇,我指导的博士生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著名教授的邀请,前往哈佛联合培养一年,而她在哈佛大学开学术讲座时,所讲的内容恰恰是她上我的课的作业。然而,无论我怎么解释,也无论我怎么把上述理由一一陈述,你们依然要以选课人数不够,来否定并强行终止我的博士课程。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决不后退!你们掌管了大学的权力,你们可以无视高等教育学规律而行驶你们的权力,你们可以因为选课人数不够你们定的五人标准而停我的课(为什么是5个人?你们有什么科学依据不是6个或者4个?),你们也可以因为我不交钱就取消我的博士生招生资格(中国的教育史上可有先生倒贴钱教学生的咄咄怪事?),但我依旧不会屈服,不会向我认为的错误低头,仍然要对你们的错误政策和做法提出批评!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诺

                  201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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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分类: 学术信息

   有位哲人说,每当夜幕降临,茶余饭后,几乎人人都可以谈论哲学,仿佛人人都可以是哲学家起码是哲学匠。可是有几个人敢谈掌鞋?不经过学习、没经过专业师傅传授技艺、不是鞋匠谁敢去掌鞋?你敢谈哲学,你敢去掌鞋吗?那么,人人就是天才的哲学家抑或哲学匠吗?这里问题就出现了:哲学是可以泛化的吗?泛化和大众化是什么关系?哲学有大众化的可能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的是伟人振臂一呼全民群起响应的时代,搞大规模的全民运动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主要景观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是其主要特点。伴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给历史留下深刻烙印的就是全党学哲学、全民学哲学运动。历史证明搞运动式的学哲学,既愚弄了群众又糟蹋了哲学。今天又搞起了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大众化,虽然不像从前那样的轰轰烈烈运动,但效果可想而知。  

一、哲学可不可以泛化

“哲学”一词源于西方,从词源上看,它是“爱”和“智慧”组合到一起产生的词汇“philosophy” ,所以从其产生那天起它就应该是泛化的。因为人都要有爱、更离不开智慧。也就是人人都离不开哲学,或深或浅、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在“哲学着”。 这就是西方哲人所说“人人都敢谈哲学,却不敢谈掌鞋”的原因。人之初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处于未分化状态,很多自然知识都包含于哲学中,早期的科学家、艺术家很多同时也是哲学家,那时的哲学也是“知识总汇”。此乃哲学的泛化。

        哲学的泛化还体现在哲学内部的分化上,例如,今天提出的各种“应用哲学”。如同什么都“文化”一样(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估计还得有厕所文化),也大有什么都“哲学”之势(管理哲学、经济哲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社会出现分工,出现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专门从事哲学的工作者也就出现了,实现了哲学的专业化。世界历史到了“轴心期”,西方古希腊、中东的“先知”、中国和印度的东方智慧……在同一时期,人类从蒙昧走向自觉,在精神上站立起来,文化达到空前繁荣。各种哲学思想的萌芽、零散的世界观实现了体系化,同时也开始“贵族化”。体系化、知识化的哲学成为了象牙塔里的东西。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贵族才从事知识生产实践和哲学。从西方到东方,哲学从泛化实现了专业化。从历史上看,哲学经历着泛化——专业化——泛化不断循环的过程。

二、专业化的哲学是什么呢?

        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就有两个传统一种是思辨哲学传统,一种是文化哲学传统。柏格森开创的生命哲学路线和弗莱堡学派文化哲学传统属于第二条路线,后经尼采、海德格尔发扬光大。李凯尔特曾经对人类的知识做过划分,一种知识叫自然科学;另一种知识叫历史的文化科学,也可以理解为现代的人文学科。前者是普遍的知识,后者是个别的知识。前者的对象是已成的、既定的,有固定本质,从个体中可以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概括总结出共同的规律(水,标准大气压下,100°沸腾);后者的对象是生成的、未定的、个别的、不可复制、不可完全重复出现的(人没有抽象固定的本质、文化不可复制、历史不可再现)。哲学显然属于后者。哲学离不开科学、历史、宗教和文学艺术,但显然不同于宗教,有别于历史、科学和艺术。哲学与宗教、历史和艺术的区别没有异议,但,流俗的观点都把哲学混同于科学。从各种哲学的定义就能看出来,一般都采取属加种差的方法定义哲学为“……科学”,不管前面的定语有多么不同,最后落脚点都为“科学”。就连恩格斯也对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都如此兴奋,有了“三大发现”法宝,哲学就又可以回到“自然、社会、思维规律”知识总汇的宝座。启蒙以来,人类普遍由原来对异己力量——神——的迷信陷入一种新的——科学——的迷信。一切学科都以自然科学为范本,都要拉到理性的审判台前,接受实证科学的检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理性万能,却很少反思理性不能干什么;都知理性有所为而不知其不能所为。自然科学、思辨哲学,科学化的哲学对人的理想、价值等人文的东西无能为力。但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把哲学实证科学化是目前哲学界最大的弊端。各种范本及其变种的机械决定论、庸俗唯物主义、宿命论都源于此。对人,忽视人的自由、主体性、创造性;对社会,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单化,抽象出几对范畴,找出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揭示出几条僵死的规律,遵循历史的必然而闭眼不见“车载斗量的例外”和历史的偶然。这种哲学只能把人陷入机械决定论宿命论,实践中表现为唯意志论

        哲学不是科学,不是具体的实证科学(虽然它以科学为基础)。它“爱”和“智慧”据说还能为人们提供最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对人和世界最深沉的思考。每个时代都有站在其时代精神最高峰的哲学,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本身是形而上的东西,从对人的终极关怀和价值关注来说,与其说它与科学相似,莫不如说它与宗教更相近。由于物的本质是确定的、已成的,所以对自然的规律的认识、科学的真理是唯一的,即关于一物的认识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由于人不像物有一个确定不变的本质、它是方成的,所以关于人文的学科尤其哲学就不可能是唯一的。往古来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其哲学形态有如天上的星星数不清,可以说,有多少智慧、有多少种文化,有多少文明就有多少种哲学。

三、回过头我们再看马克思的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又是什么呢?

        产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马克思的学说,对人类的贡献起码有四种:哲学人类学、社会历史理论、经济学和对未来社会的远见。

马克思毕生寻求都在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毕生的事业在于寻求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他当然也是崇尚科学的。但马克思的智慧在于他并没有陷入科学主义,在哲学上超越了僵死的、旧唯物主义,建立了自己的实践哲学。它是活生生的、批判的、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学说。对人和社会历史的认识是正确的、深刻的,还没有一种学说对人类的影响如此深远。由于马克思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是实践哲学,与工人运动相联系,所以追随者和后继者对它的解说从没停止。(科尔施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发展三阶段”)。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国际学界对如何丰富社会历史理论做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主要从两条路线展开,一条是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列宁、斯大林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路线,(苏联《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为纲领的列宁主义-实质是斯大林主义;另一条是涂尔干、西梅尔、韦伯、波普、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科恩、沃尔什、海登·怀特……似乎可以称之为“西方路线”。西方这条路线有丰富、发展亦有明显偏颇甚至误解。对我国影响巨大、至今仍占统治地位的是“正统”理解斯大林根据联公(布)党史“四章二节”总结出一个权威版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我们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初,苏联不仅仅援建了我们156个工农业大型项目,还援建了中国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至今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艾思奇老先生译过来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国译介进来后形成教科书的经典“原理”。可以说它当时对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原理化了系统化了科学化了,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去套用,也就僵化了。马克思的丰富的深邃的哲学思想绝不是那几条干巴巴的僵死的“原理”。可以说这个“原理”又把马克思哲学退回到被其超越的旧哲学——庸俗唯物主义。令人费解的是,我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搞“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可教科书至今还是原苏联的翻版了解马哲史的人都知道,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根本不是马恩作家自己的概述。“辩证唯物主义”最早是工人哲学家狄慈根的概括。改革开放后,我国对苏联“援建”的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进行了改革走出一条成功的中国道路,而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清算。和我们相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经济改革不如中国成功,政治改革彻底失败,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却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彻底清算,经历了“去斯大林化”过程。我不敢说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我知道什么不是。国内学者不满足于对苏联教科书的“修补”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也提出了各种各样学说,实践唯物主义、人学、还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三统一”……有学者甚至主张重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但,一种社会历史理论既是科学、又是意识形态,没那么简单,想完全抛开历史唯物主义,另搞一套哲学,不现实。但无论如何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理解为苏联教科书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现在大学的教授们还只能被迫或主动闭着眼睛讲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话或常识性的废话。今天我们讲要“三个自信”,如果我们的哲学思想还停留在斯大林的高度,我们拿什么自信?

四、可见,专业化的哲学地位是崇高的,绝不是夜幕降临时、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中会产生少数一批哲学家,如历史第一个轴心期时的西方古希腊罗马,中国的诸子百家,中东的“先知”、印度的佛教,孙中山先生称之为“先知先觉者”。大部分的哲学从业者(科研、传道授业解惑者)只能称其为哲学匠。“家”意味着生产和创造;“匠”意味着进行重复性的劳动。亚里士多德只把前者称为“实践”。所以,专业化的哲学就不可能是大众化的东西,它是大众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中形成哲学思想的升华,它来源于大众的社会实践,但不归结还原为大众。只要有社会分工的存在,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能人人都是哲学家。

五、宣传普及

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含义无非是在大众中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同理,马克思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当代形态争议很大)的大众化,也无非是在大众中宣传普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反思以往的教训,在一种哲学思想的宣传普及中要注意几个问题:

1.大众化不等于简单化。把问题简单化,首先表现在把丰富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简单抽象地理解为几个教条,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运动规律、社会发展“五项式”规律。恩斯特·布洛赫嘲笑说,如果真有一个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运动的铁律(“自然历史过程”),那么全世界共产党人,什么也不用干,买一张通向共产主义的车票踏上共产主义的班车就可以到达共产主义了。其次表现在不分宣传对象,在学生中,从小学到研究生重复学、反复学;也不管工人农民,“强行灌输”。最后​宣传手段简单化。

2.大众化不等于庸俗化。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全民学哲学”运动中,把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变成斗争哲学。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矛盾学说庸俗化为“一分为二”。由于我们语言的丰富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庸俗化为各种什么论。在大众中只能造成误解和混乱。

3.大众化不等于泛化。如前所述哲学的泛化是哲学存在的不同阶段和形式。可以在三种意义上来理解哲学的泛化:第一,人类早期只是未分化状态下,哲学是知识总汇,哲学是一切知识之王;第二,零散的、未系统化、非专业化的哲学思想;第三,现代以来,把哲学应用于各具体学科的部门化方向。一种哲学思想本身不可能全部实现大众化,也不可能被所有大众所接受。

201589日(4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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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之风,看来历史悠久。此前“吃龙虾骂百姓”,现在“毕姥爷”又遇鸿门宴……无论政治生态还是百姓生活,人人自危,是正常的社会吗?不用说,骂人者可恶;那些“小人”更可恶^^^^^^^

告密,又称告发、告讦、告奸等,是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举发别人的秘密。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一》等卷记载,武则天在唐高宗麟德元年开始,“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到了光宅元年,“有飞骑十余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是对拥立李旦当皇帝没得到奖赏发牢骚)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余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告密之端自此兴矣。”几个皇帝侍卫喝酒,乱发议论,被告密后皆死,告密者获五品官。这样的激励理所当然地兴起了告密之风。

这边告密之风起,那边又有周兴、来俊臣这些酷吏来罗织罪名,于是冤狱大起。且看麟台正字陈子昂的上疏:“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乃其究竟,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yong,小声议论),莫知宁所。”这段话把告密之风的原因、危害、后果说得很清楚。

武则天为何要兴告密之风,其实是一种政治需要。“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皆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蜂起,人皆重足屏息。”你看,一个优待、一个封官、一个“无实者不问”,此邪风哪有不兴之理?

武则天也不是鼓励所有的告密,有一次就在朝堂上揭露了一起无聊的告密,给了告密者一个公开的羞辱。“右拾遗张德,生男三日,私杀羊会同僚,(当时天下禁屠杀及捕鱼虾)补缺杜肃怀一餤(dan,薄饼卷肉),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对仗,谓德曰:‘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曰:‘何从得肉?’德叩头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出肃表示之。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举朝欲唾其面,可见人们对告密之风的极大反感。

当时还有一个人乃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保家,“上书,请铸铜为匦(gui,即意见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哪里想到,不久,与鱼保家有仇的人投表,告发他曾为徐敬业制造兵器,杀伤很多官军。鱼保家就像酷吏周兴被来俊臣“请君入瓮”那样,被自己的发明送了性命。

之所以成其告密,当有三要素:一是告密者,二是受理者,三是被告者。作为告密者,如果是依事实举报,应当理直气壮;如果是携嫌报复,杜撰情节,以莫须有之罪诬陷他人,则应反坐。作为有决定权的受理者,应尊重事实,有理有据地作出判断,而不是先入为主、感情用事。作为被告者,既处弱势,则难有作为,只是听天由命而已,这正是告密为人所不齿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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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话:走近年鉴学派
2015年01月21日 06: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君荣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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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年鉴学派

 

  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是学术进步的重要表现,又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无论是古希腊的学园派、逍遥学派,还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为人类思想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五四”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形成、发展、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和主导者,而且在国际史学界也蔚为壮观,风采灿然。不同学派之间的竞争、辩难、扬弃、融合和更替,汇成人类学术思想史奔腾不息的浩荡江河。然而,水平深浅,成就高下,大浪淘沙,也清晰可见。环顾20世纪西方史学界,年鉴学派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元素,历经80年而蔚为大观,并对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都产生了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年鉴学派进行了成规模的译介、研究,成果颇丰。年鉴学派的一些后起之秀,与我国学者亦颇有往来互动。为全面了解这一重要的学术流派,中国社会科学报约请高毅、周兵、张正明、江湄和王献华等学者,共同探讨年鉴学派兴起和发展的历史逻辑,以期考镜源流,启发新知。

 

  对话人

  高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周兵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正明     黑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编审

  江湄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献华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年鉴学派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倡导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历史学家之间的跨民族合作,是一场自外而内的史学变革。

  周兵:年鉴学派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20世纪后西方史学超越19世纪形成的历史学学科化、制度化壁垒的一次突破,同时也试图改变一战之前强烈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叙事传统,倡导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历史学家之间的跨民族合作,是一场自外而内的史学变革,因此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特征。

  张正明:年鉴学派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20世纪初,世界历史发生两个重要事件: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时代的主题从政治转向了经济,人们的视线也转向经济和社会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进一步失去其文明中心地位,世界各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个新的世界在废墟上崛起。战后的另一个变化体现为惊人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最显著的变化是经济超越了国界,突破了民族和文明的分野。20世纪空前复杂的历史现实表明,单纯传统的宏观史学及其理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和应对发展了的历史。新的形势使历史学家感到,应当用新的分析方法来把握目前的演变。

  在法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围绕《年鉴》杂志的几代历史学家开辟了不同以往的史学道路,虽然几代之间存在差异,但在方法上有许多比较明显的共同之处。史学界称之为“年鉴学派”。

  高毅:年鉴学派得以立足的社会历史背景,是20世纪世界政治民主化潮流和经济形势变迁。年鉴学派主要是作为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史传统的对立物出现的,它要通过打通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界限来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打造“总体史”,把研究对象从狭隘的帝王将相、英雄人物扩大到芸芸众生,从单纯的政治史扩大到与普通大众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新取向显然是和当时世界政治民主化的潮流相吻合的,是人民大众社会地位提高、政治影响力加强的反映。

  1900年前后,西方史学界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政治史的风气十分强劲,德国兰普莱西特的文化史、美国特纳的边疆史和鲁滨逊的“新史学”都是一些显著的标志,而年鉴学派就是顺应着这股史学革新的风气产生的。至于年鉴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对经济和社会史的特殊关注,则分别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50年代人口爆炸、60年代消费社会兴起等重大经济与社会现象有重要关联,这一史学流派一直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一贯以现实的问题为研究导向,这正是其成功的重要缘由。由于不像年鉴学派这样“接地气”,20世纪初兴起的其他新史学流派基本上都是昙花一现。

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根据彼得·伯克的描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江湄: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最主要的是它能敏感地响应世界形势的变化,响应二战后新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趋势,不断地提出有现实意义的新课题新领域,与战后世界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如民主社会的深化与转型、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批判、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考察等,有着密切相关性,扣紧了时代的脉搏。在这个意义上,它努力改变着以往历史学为了追求科学严谨而严重脱离当代社会实践的倾向。在方法上,年鉴学派也紧跟时代步伐,不是追求博学的、个人的天才式工作,而是注重形成学术共同体,组织集群式的研究团队,一般是跨学科的组合,产生规模效应,注重宣传造势,善于利用现代传媒。年鉴学派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学术组织者、领导者,极大地改变了人文学科的研究方式,改变了人文学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

  王献华:以学术史的眼光看,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确实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如人们所知,年鉴学派开始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其发扬光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以说,年鉴学派是近现代以来大大加速的世界经济文化交往在欧洲史学中产生的重要回应。年鉴学派迄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二战之后的西方话语霸权有一定的关系,但有必要将西方的话语霸权问题和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加以区分。后者毕竟主要是一种学术话语,应该更多地从学理上进行批评。

  高毅: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根据彼得·伯克的描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之间的理论紧张。支配第一代的基本上是自由意志论,只是费弗尔比较极端,布洛赫比较温和;第二代转向决定论,即布罗代尔的地理决定论和拉布鲁斯的经济决定论;第三代又回到自由意志论,表现为对多种文化史主题的关注。

  二是涂尔干式社会学和拉布拉什人文地理学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前者注重一般性的概括比较,后者注重地区特殊性的研究。第一代试图把两者协调统一起来,但布洛赫偏重涂尔干,费弗尔偏重拉布拉什;第二代布罗代尔追随费弗尔;第三代又试图在两者间寻找平衡,表现为对有助于协调两者关系的人类社会学的重视。

  三是始终强调多学科合作,热衷于借鉴包括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既实现了史学领域的空前扩张,又获得了创新灵感。

  至于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是否和战后西方的话语霸权有关,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年鉴学派很长时期里只是一种法国的史学运动,而且由于法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英国人差异太大,它在英国长期得不到理会,只有一些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欢迎它,引为他们反对政治史传统霸权的盟友。

 

年鉴学派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史学整合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总体史”的目标下,实现了新兴社会科学的整合和交叉。

  张正明:自年鉴学派形成之日起,就向思辨历史哲学和政治史开战,全面反对和拒绝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打倒传记、政治和事件“三大偶像”。他们以经济社会为中心,并采用全新的方法完全抛弃被他们视为“多余、附属、死角”的政治领域,实现了史学由传统政治史向经济社会史、文明史的转变,倡导总体史、注重“长时段”、主张跨学科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布罗代尔时代的贡献。布罗代尔认为地理环境、日常生活、文化传统等“长时段”的“结构”,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长期影响,起着或支撑或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即著名的“长时段”理论。在长时段理论看来,历史不是各种事件按着某种逻辑、遵循线性时间、奔向既定目标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不同层次的历史经历不同层次的时间段,如同瓦片的叠加。历史的动力也不是一两种决定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历史不是英雄人物的“独唱”,而是多声部的“合唱”。年鉴学派由此把历史的视野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宏观领域,扩展到其背后更广阔的具体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对线性因果决定论的、用编年顺序把偶然个别事件连起来的编年史式的传统史学,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彼得·伯克把这场“年鉴派——新史学运动”叫做“史学革命”。

  江湄:年鉴学派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史学整合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总体史”的目标下,实现了新兴社会科学的整合和交叉。

  年鉴学派继承了实证主义史学的“历史科学”观念,并真正将之付诸实践。1972年,以年鉴学派史学家为主成立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务是把历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统一于一种“人的科学”,其中不但包括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还包括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分析学甚至文艺理论。年鉴学派对法国乃至各国的社会科学有重大的影响,使之产生“历史学”转向,使社会科学具有了纵深的历史视野,“历史社会学”兴盛起来。

 

《年鉴》杂志的长期刊行以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建立,为其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始终维持了一个有效的学术平台和理论阵地。

  张正明:从年鉴学派产生到第二代布罗代尔的鼎盛时期,我把它称为狭义的、经典年鉴学派时期。此时,以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史学”为最高成就,在史学实践上,以大写的历史为主。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对其反思和超越在国内进入“新史学”时期。

  根据年鉴学派不同历史时期的断裂程度,广义的年鉴学派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段:前布罗代尔时代的经典年鉴学派时期,以及以“新史学”、各种“微观史学”为主流的后布罗代尔时期。

  微观史学对年鉴学派的传统进行质疑应属于反思批判性质。一些法国的“微观史学”家如勒华拉杜里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第三代”的领袖。这种划分不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而是有着重要意义。第一,经典年鉴学派时期和后布罗代尔时期断裂较大,历史的价值取向有较大转变。第二,这种划分与一般认同的“现代”和“后现代”的划分相一致。

  江湄:1929年由费弗尔和布洛赫主编的《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出版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成立,但年鉴学派成为国际史学界的主流趋势是在二战之后。其核心性特点是坚持和强化历史学以及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强调社会结构分析、数据史料、计量方法等。

  到了1970—1980年代,年鉴学派发生了所谓“从地窖到阁楼”的转向。1979年,英国《过去与现在》杂志刊登了劳伦斯·斯通的一篇文章《叙述史学的复兴》,指责那些充满了数据、图表、概念、模式的历史论文根本无法卒读,重新强调历史中具体的个人性的经验。

  19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继续向“历史科学”的理论观念举起叛旗,强调历史学的文学性格和意识形态功能,叙事史复兴的趋势至今蔚为潮流,这促进了年鉴学派的进一步分化。而历史学也随之又一次站在了“科学”和“艺术”的交叉路口上。

  高毅:年鉴学派没有什么分支,只有三代或四代之说,第四代年鉴学派其实已经很模糊。哈佛历史系教授伊格内说,年鉴学派现在已经消失,而这只是因为年鉴学派太成功了,如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年鉴学派。

  英国史学理论家彼得·伯克在《法国史学革命》中认为,到1980年代末,年鉴运动事实上已经结束,因为一方面,年鉴集团的成员们普遍回归政治史和事件史;另一方面,很多年鉴集团之外的史学家都受到了年鉴运动启发和影响,都在向类似的方向行进,以至于已很难说年鉴运动还是一个“学派”了,甚至连个“典范”都算不上。所以伯克说:“年鉴运动的逐渐消失,部分地是由于其成功的结果。”

  需要补充的是,我认为,年鉴集团的成员们并没有放弃对文化史的重视,所以他们这时的政治史和事件史的书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化史”研究。

  周兵:年鉴学派有着清晰可循的代际传承谱系,这为追述其发展历程提供了明确的证据。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年鉴》杂志的长期刊行以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建立,为其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始终维持了一个有效的学术平台和理论阵地,这使得年鉴学派作为一面旗帜吸引了众多内部和外围的研究者加入其中,比如,开创世界体系论的沃勒斯坦便是如此。

山穷水复疑无路。年鉴学派的演变也说明,史学发展必须不断探索新路。

  张正明:年鉴学派包括经典年鉴学派、新史学、微观史学,都倡导总体史观、新的时间观,抛弃线性时间观、质疑进步论目的论史观、重视文化的作用,采取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这一新的史学范式,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历史解释模式——我姑且把它叫做微观历史解释模式。

  宏观历史解释模式一般从社会历史宏观领域着眼,注重历史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力图通过构成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从“总体”上寻找或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预测历史发展的进程,构建起社会历史的宏观框架和发展模型。

  微观历史解释模式则深入到历史的微观、具体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采取个别化的方法,再现丰富多彩的历史,以期收到“一粒沙可见世界,一滴水可见海洋”之效果。这种微观领域或微观角度,一是指在具体历史事件背后的长久不变的东西,比如地理环境、食物结构等,是视角上的“下移”,即从上层建筑下移到更基础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等“不变”的要素,比如经典年鉴学派;二是指日常生活领域,包括下层民众的生活史或小人物的历史,或一个村庄、一个具体的小人物的生活史,也就是视点上和对象上的“微观化”。

  微观模式是对宏观模式的补充,而不是对其否定。微观历史解释模式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是非线性的、非决定论的,进而是生成论的。

  周兵:布罗代尔作为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与第一代年鉴派的区别是,将总体史的关怀发展到了极致,完全社会科学化后成为一种理论范式,通过长时段理论固化为一种简单的分析结构和解释模型。

  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华拉杜的《蒙塔尤》,后来被奉为微观史学经典。《蒙塔尤》的写作初衷仍是要套布罗代尔的模型,做一项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但是在空间范围上被缩小到了一个数十人的农村社区。于是出现了宏观分析方法难以适用于微观研究的尴尬,而不得不转向了历史人类学的解释手段,无意间创造了年鉴史学的又一经典。也可以说是在布罗代尔历史解释体系走向山穷水尽之际,又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因此,年鉴学派第二、三代之间在宏观与微观研究上的差别,不仅只是研究规模的大小之别,更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本质差异。

年鉴学派与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一些具体方法也值得借鉴,但也有重大的缺陷。

  张正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是年鉴学派的来源之一。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第一次使社会历史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实现了社会历史理论的根本变革。年鉴学派史学理论与唯物史观有许多相通之处,如总体史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跨学科方法、群众史观等,但在20世纪新的历史背景下,年鉴学派没有沿着“追寻历史发展规律”的道路发展下去,而是剖开历史的断层、捡起被忽视了的太多的偶然、掀开被现代科技理性遮蔽了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直至发展到通过微观史学再现活生生的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说,年鉴学派开了后现代史学的先河。

  王献华:沃勒斯坦曾将他的世界体系理论溯源至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的影响。据此,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可以在有限的意义上被认为是年鉴学派的一个分支。需要注意的是,以不同方式受到年鉴学派影响的史学理论并不仅限于世界体系理论。例如,在研究取向上和布罗代尔颇有不同的微观史学,从学术渊源上和年鉴学派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

  周兵:年鉴学派作为20世纪最负声望的历史学流派,影响当然非常广泛。在许多研究中能够看到年鉴历史学方法和理论的痕迹,说“分支”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并不一定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例如,环境史研究中对于地理、气候、环境等长时段结构的铺陈;再如,在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心态史研究中对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和心理、心态的描述等。

  江湄:创立世界体系理论的沃勒斯坦本人,和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人物布罗代尔有渊源关系。我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其实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继承了年鉴学派的整体性社会结构分析、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提出一个对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宏观分析构架,从这些意义上说,世界体系理论和年鉴学派有相当密切的内在关系。但恐怕不能把世界体系理论看作年鉴学派的分支。

  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历史与当下进行综合研究,对分析和解决普遍性问题提出理论化的分析和解决方案,促进中国学派成长得更好。

  周兵:作为学派,年鉴学派是一个比较典型、当然同时也是比较特殊的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基础,也有外部客观条件的因素,不一定要完全地强求或模仿。如果说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的话,主要有三点:一是要有核心的研究团队和领军人物,能够带动和组织起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二是要有稳定的学术机制和学术平台,如相对较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三是要有较为统一、具体的研究方向和主题。这三个方面,既需要学派或研究队伍内部的紧密团结和活跃的科研创新能力,也要有外部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倾斜,创造和提供一个宽松适宜的培养孵化环境,切须避免急功近利的拔苗助长和盲目短视的杀鸡取卵。

  王献华:我国学术界构建中国学派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中。我认为,只有在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历史与当下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分析和解决普遍性问题提出理论化的分析和解决方案的时候,中国学派才可以成长得更好。

  

  [链接]

  布罗代尔与沃勒斯坦是师生关系吗?

  沃勒斯坦不是布罗代尔的学生,沃勒斯坦只是把自己写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给布罗代尔看,布罗代尔看后邀请他到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给学生授课,后来沃勒斯坦创建的学术机构被命名为布罗代尔研究中心。我觉得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两个方面和年鉴学派有联系:一是要研究长时段结构的作用,二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但两者的发展还是沿着各自的轨迹。世界体系理论是在发展理论的框架下产生的,沃勒斯坦正是不满于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才提出了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年鉴学派是不满于兰克学派偏重于实证和政治史的方法,提出要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来解释历史发展的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英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年鉴学派最大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方法论方面。就方法论而言,世界体系理论有三个来源: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康德拉杰耶夫周期;马克思的资本积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年鉴学派倡导的长时段、大范围的新史学方法是世界体系理论的方法论来源之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正毅

  (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对本报道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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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明: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重要而紧迫
http://www.hljnews.cn 2014-07-29 09:43 来源:黑龙江新闻网—黑龙江日报

  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并且非常紧迫。

  一、区域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在学术界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广义的“区域文化”是指特定地理区域的人们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我们这里取其狭义概念,即除物质层面以外的制度和精神层面。一个区域的文化具有明显相异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特征,为区域内成员所认同,并且具有相对稳定性。成熟的区域文化形成“文化模式”。尤其精神层面的区域文化,是经过千百年来积累沉淀而形成的文化,极具地方特色。以往对文化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广义泛泛研究有余而微观深入不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化热”,都基于一般泛泛的“宏大叙事”研究,都停留在宏观比较领域;而针对某一特定地区的个案深入研究相对不足。正如后现代理论家所指出的,往往陷入“能指的狂欢”而不知其“所指”。二是一般偶尔有“地域文化”研究,往往又限于行政区划的局限性,停留在琐碎的就事论事上,并且没有上升到文化哲学的高度。因此,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具有填补理论上的空白的意义。

  此前,虽然我们进行了有益的文明研究,但不等于文化研究。文化哲学所说的文化是指人们“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这里仅指精神性的、作为基因积淀下来,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东西。文化与文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是方成的,活的东西;文明是已成的,死去了的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成果。文明与野蛮相对;文化与自然相对。文明是表层、是显现、是过去;文化是积淀、是凝结、是历史的深层,它是活的、有生命的,它渗透于人们生产生活的一切方面,深刻地影响着现在的生活。世纪之交兴起的“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为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初步清理了我们历史文化资源的“家底”,但毕竟不能等同于文化研究。黑龙江流域文化的整体状况、文化模式、完整系统的概貌、特征等等,我们还没有一个基本把握(这一点我们和吉林省有很大差距)。源远流长的、活着的黑龙江流域文化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等等,我们的研究远远不够。理论上迫切需要我们弄清的课题起码有:黑龙江区域文化的构成及文化模式;黑龙江区域文化的状况、内涵、特征及其分布;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要素),即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模式、制度、思想意识以及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等;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形成及其历史分期;黑龙江区域文化与整个“东北文化”乃至与整个中华文化的关系;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发展、传承规律;黑龙江区域文化的批判与弘扬等。

  二、区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是经济建设的需要。人类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都离不开文化,经济建设、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建设直接就是经济建设,甚至文化产业在经济建设中的比重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现今知识经济时代,文化的重要作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明显。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区域文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于文化所特有的稳定性和顽固性,区域文化中积极的成分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消极、封闭、落后的成分,会对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尤其旅游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经济,旅游业本质上属于文化产业。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资源也是战略经济资源。此前黑龙江搞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工程就是区域文化建设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好诠释。

  二是区域文化研究是地缘政治战略需要。在全球化时代,开展区域文化研究尤显必要。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护好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并使这一特色文化得以保留、传承、发扬光大是一个重要课题。可以这说关乎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要想征服一个民族必先同化摧毁其文化。同理,一个有强大文化和精神信仰的民族(比如犹太人),即使失去国土全世界流浪也会立于世界民族强林。此前,国外相关研究已经比较超前。西方文化强国早就在全球范围内,用各种手段开始疯狂掠夺各国文化资源。回顾一下,就最近短短几年之内,我们有多少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被邻国利用“申遗”等手段抢注,我们又有多少宝贵的传说、神话故事被其他大国编成新“故事”在全球播映赚钱,用我们的资源赚我们的钱!所以,区域文化建设小到关乎一个区域经济建设,大到关乎兴国兴邦。

  三、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从全球看,和我们五千年文明相比的美国,几乎算不上有历史的国家,却制定了利用世界先进文化资源打造自己文化产业的战略。近邻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更是重视对黑龙江这一流域文明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如果不利用地域优势、地缘优势,全面、系统、深入地加快对黑龙江地域文明的研究,奋起直追,就会失去话语权,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文明、文化问题上处于听众、被动的地位。我们这里讲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区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又是一个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概念,整个黑龙江流域不仅仅指行政区域的黑龙江省地区,是指包括现今蒙古国东部、俄罗斯外兴安岭、我国内蒙古东部地区和黑龙江省行政版图在内的广大地区。黑龙江省为祖国东北边陲,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是我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桥头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黑龙江又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全流域覆盖三个国家,流域内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既有很多历史未解之谜,又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是一个政治、文化敏感地带,加强对黑龙江流域文化、文明(包括黑龙江省)的研究,对于破解历史谜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国内看,其他兄弟省份关于区域文化的研究远远走到我们前面。如吉林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的一些高校、研究机构相关研究也发展迅速。尤其我们的邻居吉林省极为重视,成果颇多。有关东北区域文化——“关东文化”的研究在国内已经确立了学术地位。吉林大学2004年成立了区域文化研究机构——东北文化研究院;吉林大学还设有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拥有《边疆考古研究》期刊平台,一批专家学者及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近些年对夫余文化、高句丽文化、鲜卑文化以及金代历史文化问题等的研究,已经非常领先。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关系、特别是明清时期东疆民族关系的研究也非常深入。其他如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自治区的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关于鄂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建树颇多。好在我省近几年奋起直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2010年成立),其他还有黑龙江大学的满语研究中心、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及俄语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齐齐哈尔大学、黑河学院等院校的一些学者都从不同方向、不同领域对黑龙江地域文明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在黑龙江流域古代社会进程与历史文化遗产研究、渤海文明史研究、辽金元政权递嬗与女真社会文明演进研究、明清黑龙江边疆民族与地方政权研究、东北近代社会及伪满洲国的统治等领域进行研究。但现在科研院所、高校和政府各自为战,难免重复浪费,我们应该把研究力量整合,发挥各自优势,搞好分工,形成合力。同时,政府应该鼓励支持成立各种民间科研机构和学会多渠道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

  总之,无论从理论建设本身需要还是从实践要求看,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迫在眉睫。现在我们有了黑龙江流域文明和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研究的基础,有优秀的人才队伍,到了整合资源明确分工深入开展研究挖掘的时候了。 (作者系省社科联副主席)

编辑:刘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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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今天,日本终于宣布接近集体自卫权!这显然是日本蓄谋已久、处心积虑、打破二战后国际秩序、使国家正常化再加上美国“新绥靖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安倍等个别政治家的少数人意志。日本社会明目张胆地在集体向右转,从颠覆历史等一系列恶劣行径(不承认二战期间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慰安妇问题、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看,走向新军国主义已经不可逆转……而我们的媒体还在自欺欺人,刚才还在说日本有多少多少人集会反对……。这是事实不假,可多少人啊?占国民百分之几啊?任何国策政策出台够有不同声音正常(就连我们的改革开放还有人质疑呢),但要看是少数还是多数,是直流还是主流。我咋就不信一个首相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宣布解禁?我们辫子剪掉这么多年了,啥时候才能少点“阿Q”精神?误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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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最后一行不会删)

    日本人反华我们往往自欺欺人的认为是日本少数右翼势分子,大错特错!提醒国人勿忘历史!不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历史还会重演!日本反华侵华有深刻的地理的、历史的、文化的内在深刻基因。外部有美国的国家全球战略利益需要……

    在国家生死存亡面前;在民族受到威胁时刻,其他一切都是小事。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经济战、金融战、文化战……实际早已打响。

    团结起来,准备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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