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不止一次要我提前为她写祭文,说是趁她现在还能回忆和讲述,把她一生的苦处都记下来。其实现在时兴写回忆录,不一定非得要用祭文的形式,也不一定非要记苦处,乐事和福气也可以写下来。祭文主要是渲染悲痛之情,不过把苦处叙述得多些罢了。
我很想给母亲写篇回忆录,可我确实没有时间系统地来听她讲述,我只能林林总总地把从小听说的、自己经历的罗列一下,形成一个大概的印象。
母亲1925年农历7月初9日出生在桐城县项河村排门口的一个姜姓大户人家,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5个弟弟和1个妹妹。姊妹七人,四弟、小弟和小妹读了书,四弟后来当了教师,现已退休。
由于排行老大,母亲从小就是外公外婆的得力助手,无论是农活还是家务。
十六岁那年,有一天,她和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带着年幼还未走稳路的三弟在地里干活。排门口依山傍河,前川后山。傍晚日落时分,一只老虎从河沿径直向他们二人走来。此时地间已空无一人,她的第一反应是保护弟弟,丢下农具,把弟弟紧紧地抱在怀里,一动也不敢动,恐惧而又无助的注视着步步逼近的老虎。可能是归山虎,肚子不饿,也可能是老虎通人性,看他们勤劳善良,老虎围着他们俩转了几圈后走了。人是脱离了险境,但母亲因惊吓过度,失语了好多天。
母亲与父亲的结合是经桐城县城大户叶同高介绍,时父亲在桐城教私塾,颇有名气,叶氏兄弟是解放前父亲在桐城县府时的文友,见父亲丧偶,幼女待哺,境地堪怜,乃从中撮合。当时只说父亲的老婆死了,隐瞒了还丢下四个女儿的实情。嫁一先生,在当时也是一件难得的好事,虽为填房,且父亲比母亲大十三岁,但举家赞成。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前脚进门,后脚四个女儿齐喊“妈妈”,这样的场景无论如何是叫人难以接受的。但母亲接受了,尽管是被动接受,但一颗善良的心驱使她很快进入了角色,并把几个女儿带回娘家抚养,视为己出。
1947年,大哥在外婆家出生。次年解放军渡江,一支先头部队驻扎在排门口,外婆家住着一位首长,在开赴渡江前线时留下一件军装给大哥,并抚摸着他的头,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等你们长大了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是年母亲24岁,带着五个孩子,劳累可想而知。
由于负担太重,随后父亲不得不把几个女儿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大女儿由于眼睛瞎了,没有送人,十六七岁的时候病死了。二女儿和小女儿后来在别人家里未成年便夭折了,唯三女儿季兰姐幸存至今,也是七十好几岁的老太婆了,时常还在挂念着她的继母。
父亲由于文笔和字都写得很好,不久便由桐城县府录事考入安庆专署任录事,母亲随之过了一年多的夫人生活。
1949年全国解放,父亲回到老家干老本行,教私塾,并创办乐善小学。母亲在家务农,住阳和李王庄。李王庄位于田畈之中,地势很低,1954年发大水,房屋被冲得净光,时父亲在离家几十里地的小镇上教书,仅母亲一人在家,怀里抱着年幼的三哥,吓懵了,年仅几岁的大哥和二哥幸亏被本家年长的堂兄夹在左右腋下救了出来,否则就家破人亡了。
房子被洪水冲垮了,无处藏身,不得已母亲带上三个孩子随父亲在小镇杨湾定居了下来,一住就是十五年。1957年,四哥出生,随后发生了空前的三年自然灾害,阳和老家饿死了好几个本门兄弟。为了生活,母亲带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出门捡菜叶、挖野菜。后来“大食堂”兴起,母亲加入街道的洗衣社洗衣服,以挣得微薄的收入。四哥才几个月大的时候,睡在摇篮里,“大食堂”开饭,去迟了有可能就分完了,母亲匆忙带上三哥去食堂打饭,没料到摇篮中的四哥蹬翻了取暖的火球(陶制的火盂子),燃着了被子,回来时孩子的左脚踝骨以下被烧掉了,落下了终身残疾,母亲是哭天喊地,但已于事无补,这件事在她一生中埋下了愧疚和不安。
“大食堂”很快就解散了,各家恢复了自炊。随后我和姐又相继出生,八口之家,靠父亲一人薪金维持生活。集镇人口没有田地,为了活路,母亲和父亲一起带上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在街后的一片荒山岗上开荒种地,以作添补。
母亲和父亲在杨湾十五年只吵过一回架,是为生炉子的事。
当时的生活资料奇缺,没有柴,只能烧煤炉子。没有生炉子用的柴,母亲只好到处捡些废纸。生炉子要用硬柴,光靠纸是很难把煤烧燃的,怎么也生不着。由于别人的挑拨,父亲生气了,骂母亲无用,连生个炉子也生不着。正烦的母亲受了委屈,一肚子的苦处终于爆发了,大吵了一场。此后她再没有和父亲大闹过,这是她与父亲在一起生活三十年唯一的一次。
1969年,响应政府号召,教师回原籍,全家下放回到老家阳和。父亲在村小学教书,母亲带领大哥、二哥、三哥在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十五年没有参加过农业生产,一切又从头再来。刚回到原籍,没有房子,全家人寄居在侄儿玉宽的两间破草房里。垒土为灶,俯地而炊。除了参加农业生产,母亲还挑起了八口之家的全部家务。
由于劳累过度,母亲不到五十岁,腰背就过早的弯曲了,心口痛(胃病)的毛病时常发作。有一次在生死线上差点就没有拉回来,父亲试了一下她的鼻息,以为她没救了,全家人恸哭不已,是大哥不甘心也不相信母亲就这样走了,用人工呼吸挽回了一条命。
1976年,父亲去世,顶梁柱倒了,不亚于天塌了。六个孩子,只有大儿子成了家,单立门户。孤儿寡母,一大家子,仿佛陷入了无底深渊。是年母亲52岁,一直守着自己的儿女,未再嫁。
母亲很坚强,她的精神没有因此而坍塌,勇敢地撑起了一片天。父亲去世后,二哥顶职在一所中学的校办工厂上班,娶亲并分立门户。母亲带着四个小一点的孩子艰难度日。当时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四个人所享受的遗属补助,母亲、四哥、姐和我,四哥是因为残疾,我和姐是因为年幼。记得当时好象每人每月7元钱的生活补助,母亲只得节衣缩食来供我和姐读书。
1980年,国家落实政策,五个人的户口全部收回城镇吃商品粮,看上去是好事,其实还不如在农村,没了田地,生活来源更有限。无奈之下,四哥学了理发手艺,姐17岁高中毕业就托人安排到一所初级中学代课,我靠每月10元钱的政府抚恤金在县城重点中学完成了高中部学业,后应征入伍,至此,家庭才勉强解决了温饱问题,是母亲一手把我们拉扯成人。
回首母亲的一生,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母亲一生,宽厚仁慈,与人为善,四邻乡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内,在婆媳关系的处理上,温和谦让,上慈下孝,对子女,慈爱中不乏苛严;对外,以宽容之心待人,从未与邻里发生过纠纷,受人敬仰。
母亲一生,勤劳节俭,她的言传身教,对我们起到了很好的熏陶和影响,直至今天,我们兄弟姐妹从不乱花钱。为人处事,以诚相待,从不动粗骂娘。
母亲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当得了官太太,也当得了穷妇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虽然她没有文化,教不了子女知识,但她教会了子女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
母亲的一生很平凡,但每个人的母亲在每个人的心中永远是伟大的。
千百农家大会战,效禹承贤。
昔日隐患终不见,造福无边。
不久前一场早降的大雪,导致了大面积的电力线路故障,停了三天的电。文件无法打印,手机断电,电脑上不了,电视看不了,自来水也随之停了......仿佛一切都瘫痪了。晚上没辙,只好提前睡觉。熬惯了夜,早睡还就是睡不着。有心点上蜡烛想看看书,可就是感到别扭,看不清字.望着摇曳的烛光,仿佛置身小时候没电的年代。
最早的记忆,晚上点的是油盏子灯。一个半圆形的盏子或一只墨水瓶、几两煤油、一根粗棉线点亮了全家,我们做作业,母亲在一旁纺纱、纳鞋底,除了纺车的转动声和梁上君子偶尔的吱吱声跑动声便再无其它声响。作业是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因为煤油值钱,家里没钱。每天晚上做完作业,鼻孔里全是黑色的油烟。
也可能是考虑到油烟对身体的危害太大,也可能是为了省油,家里购置了一盏玻璃罩油灯,比起盏子灯,玻璃罩油灯真的要亮很多,不仅防风,而且还能控制光亮的大小。
后来家里有了两件电器,一是手电筒,二是一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小小的半导体在当时是最奢侈的文化娱乐用品了,在庄子里简直就是一个宝贝。在欣赏戏曲和音乐的同时,也遭到母亲不少的责骂,因为在母亲的眼里,收音机是一件奢侈的消费品,尽管她也很喜欢听家乡的黄梅戏。
姨妈在城郊,比我们老家通电要早,每次随母亲去姨妈家做客,一到晚上真是羡慕,亮堂且不说,半夜里起来小便一拉床头开关再也不用胡乱黑摸,再也不会错把稻箩当便桶往里尿尿了。
有年夏天,大概是十二、三岁的时候,也是随母亲在姨妈家作客。姨妈家的厨房里有个灯头是用两只铁夹子拉线临时接用的,一时顽皮,伸手去捏一只铁夹子,当即被击倒在地,铁夹子死死地钻进手心肉里,怎么也甩不掉,全身一下子麻木了。小表妹见状,大呼门外的大人,母亲闯进门就来抱我,刚接触便也倒了。姨妈尚有一点用电知识,手握电线猛一用力将铁夹子拉离了我的身体,母亲当场就吓哭了。直至现在,手心里还有块米粒大小的伤疤,成为终生印记。后来再也不敢随便触摸带电之类的东西,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电灯的诱惑实在太大,受手电筒的启发,回家搞起了小发明。找来手电筒用的小灯泡、几尺电线以及拉线开关,搜罗上七八节别人丢弃的废电池,用报纸卷起,将它们和灯泡、电线、开关连接到一起。废弃的电池一节虽然不太亮,多了串在一起还是挺亮的,同时还学会了用盐水给电池补电。把拉线开关钉在床头上,虽然由于电力有限不能用于长久照明,但夜起还是方便了很多。
想起儿时没电的年代,倍感如今天堂般的生活。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真正该感谢的还是爱迪生。仅仅是停了三天的电,我们仿佛已无法生活,电力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和社会发展的最大能源和最重要的基础产业。
在那个年代,照张像是很难得和宝贵的,何况是全班大合影。之所以要找寻那张照片,是因为它记录着苦乐童年以及许多和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同学到初中毕业的同窗好友。
附设初中班,是文革刚结束时特定环境下的历史产物。1977年春,各生产大队在小学的基础上全部办起了小学附设初中班,五年级的学生毕业后就地全部升入初中班,师资主要来源就是本小学的骨干教师,所缺教师再从本村应历届高中毕业生中选用。校舍各小学自行解决。
大哥是当时五年级的语文老师、班主任,他将我们全班直接带入初一。数学老师还是五年级时的朱海宽老师,理化老师请来了本村高中毕业生吴义栋,历史老师请来了文革后平反的姚小山(后复职往桐城县税务局任职)。没有教室,只好将桌椅板凳搬到大队油坊上课。那里哪像什么教室,讲台紧捱着炒油菜籽的大锅台,座位捱着木榨,油气熏得人作呕。初二上学期就转学走了五名同学。
也不知是哪股风,这届附设初中班,仅此一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恰好让我们给赶上了。师生们三年的艰苦教、学,1980年夏毕业考,换来了三名高中生。
毕业照是不能在油坊里面拍的,因为那里实在太凌乱,实在太不像学校了,只能回到小学来拍。
村小学是一个四合院型的校园,校园的正中有棵冬青树,树冠直径足有十米,高约五米,树冠为圆形,远看就象是一个绿色的圆球。里面有很多下粗上细的虬枝,极易攀猿。上小学的时候它简直就是我们的游乐场
由于没能找到那张唯一的毕业合影照,我已无法记起所有的同学。三十多年过去了,足有一半同学失去了联系,已不知他们身在何处?成何模样?
我时常在梦里回到那硕大的树冠下,在繁密的枝桠间和叶片上寻捕甲壳虫。
有感于QQ农场
实在无聊闲得慌,
Q Q 农场消时光。
纵拥金币千百万,
能充饥来能御寒?
早起晚睡一网虫,
各显神通各显能。
晨偷夜窃朋友果。
不以为耻反为荣。
辛勤劳作满仓储,
虚拟收获有却无。
若是全民皆如此,
田园岂不尽荒芜?
网络游戏陈出新,
诱人费神耗光阴。
奉劝诸君脚踏地,
注重现实莫跟风。
那座桥应该是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更早些的时候,孔城河上是一座简易的木板桥,每次和父母一同步行到远在六十里外的外婆家时,必然要经过孔城河大桥。
记得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春游,目的地就是刚刚建成通车的孔城河大桥。全校三年级以上的同学约150余人,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沿着公路,打着彩旗,排着长队,浩浩荡荡。每个同学都自带了干粮,如一小袋炒米、两只鸭蛋或鸡蛋什么的。父亲和大哥都是学校的老师,我的干粮记得是大哥帮我带上的。
学校离孔城河有十五里地,到达目的地已是近午时分。第一次见到这么长的桥,乐得是跑过来又跑过去,趴在栏杆上,俯看河水从脚下淙淙流过,步行十五里地的疲劳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那种兴奋之情至今记忆犹新。桐子山座落在孔城桥的东头,山不高,也不陡峭。游完大桥,师生们举行了一次登山夺红旗比赛,那次春游我想一生也忘记不了。
由此,我想到了桥的变迁。我好象从小就喜欢桥,因为桥能帮人渡过沟壑。幼小的时候,门前哪怕是一条很窄的小水沟,总喜欢找来一块木板放在上面,尽管一步就可以跨过去,但感觉走在小木板上踏实、有趣。
渐渐地,走过的桥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
十岁的时候,最大的桥是孔城桥。
十五岁上了县城高中,更宏伟的桥是通江大闸。
二十岁步入军营,列车载着我们在夜间驶过了南京长江大桥,尽管是夜间,还是看到一条火龙飞架南北。这可是我们从小心目中最伟大的桥了,加速的心跳,掩盖了滚滚车轮。
再后来,见到的桥就更多了。部队驻地洛阳的龙门大桥,带领车队拉运军需物资跨越的孟津黄河公路大桥,往返江南江北所经过的铜陵长江大桥、安庆长江大桥。去武汉看儿子所领略的武汉长江一桥二桥和三桥,还有北京的金水桥、芦沟桥和那让人眼花缭乱的立交桥。更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去上海,与几位领导特地驱车参观了杭州湾跨海大桥。还有杭州西湖的断桥,“闲作步上断桥头,到眼无穷胜景收”,无论大小,各具形态,各富内涵。
我喜欢走在桥上的感觉,有一种悬空的美妙,仿佛超脱于自然之外。
山水之间需要桥,心灵之间更需要桥。
国庆节前夕,省政府办公厅的李同志来电话,说是政府网站资料的需要,国庆长假期间他们准备来我们这里了解一些有关桐城文派始祖方苞以及刘大魁、姚鼐的墓葬、祠堂古迹等人文情况。10月4日,他们如约而至。由于路线不熟,他们基本上是在我手机的指令下到达指定位置。
第一站姚鼐墓。
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
桐城派古文,起自方苞,继之刘大櫆,大成于姚鼐。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桐城三祖”。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时年85岁。嘉庆二十四年,与元配夫人张氏合葬于安徽省枞阳县义津镇朱公村铁门口。
车至铁门口,我已在此伫候良久。时近午,急引至墓地。说来也巧,要不是十天前我应亲戚之邀来铁门喝喜酒曾到墓前拜谒,还真不知道姚鼐墓的具体位置。墓地位于庄子的正中间,前后左右全是住家。丛生的杂草几乎掩盖了整个墓地,唯有那块立于清嘉庆二十四年的苍老墓碑显露出半部碑身,远看与一般墓地毫无区别。至近前,方见一块一九六一年枞阳县人民委员会立的“全县文物保护单位
拍照后离开姚鼐墓已是正午时分。
第二站刘大魁墓。
刘大魁(1698~1779)
由于金社乡我很少去,不是很熟悉,也实在没有时间陪同前往,只好将去金社乡的路线详细告诉了他们。下午,他们一行返回我处。我问他们刘大魁的墓地保护和开发得如何,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告诉我,比姚鼐的墓还要冷清,墓碑也小,要不是一位当地的农民带上一把镰刀为他们开辟出一条上山的路来,无论如何是找不到的。
第三站方苞祖籍地方皋庄。
他们返回义津已是傍晚时分,再次陪同他们驱车寻迹。问遍方皋庄所有的长者,竟没有一人能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史料。联系上江苏史志部门,他们只知方苞葬于出生地江苏六合,有无陈迹亦不得而知。
桐城三祖,开一代文风,现如今却是百寻而无陈迹,不免让人顿生凄楚。寂寞的桐城三祖,在天之灵定也会倍感凄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