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顶:杂文选刊杯2009年第二届校园杂文大赛启事(2009-04-16 16:19)

四月,冰封了许久的北国阳光和煦、新芽吐绿,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时节里,我们将借杂文与校园的亲密携手,为2009年的春天再添一处值得期待的美景。
回首2007年,当杂文第一次牵手校园,我们欣喜地看到历时两个月的“《杂文选刊》杯”首届校园杂文大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杂文热潮。稿件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带着校园独有的热情和锐气。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读出了广大师生朋友对国是民瘼的高度关注、对时事热点的冷静反思,读出了“书斋”里藏有的另一番天地,更读出了大家对于杂文的深切热爱与厚望。
时隔两年,在读者期待的目光下,我们终于再次携手国内众多知名媒体、校园文学社团,搭建一个更大的平台,举行第二届校园杂文大赛。本刊下旬版将专门开辟“校园杂文大赛专版”刊登优秀作品,同时设有“名师专区”,刊登知名杂文家作品,以供参赛者借鉴学习。欢迎广
目 录 2009年7月上 (总第273期)
百字杂文
说人话
张 峰 1
首席团
涛走云飞 1
枪手和医师
潘国本 1
“幸福”的判断权
柳合青 1
踏上演艺化道路的经济学明星
○陈 方
中国的部分经济学家越来越有演艺明星的范儿了。在大大小小的官方或民间论坛上,或衣冠楚楚或不修边幅的经济学家频繁现身,纵论经济走向、把脉市场动态,成为诸多参会者和媒体追逐的主角。和演艺界的明星一样,在邀请方——中介机构——经济学家之间,已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而频繁走穴、赶场已成为部分经济学家的“主业”。他们因2006年、2007年的大牛市而走红,又因随之而来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而身价倍增。三年的时间里,经济学家的出场费暴涨了十倍。(2009年5月13日《新文化报》)
从道理上讲,经济学家合法劳动合法所得无可非议。可当“出场费”这一娱乐圈的“专有名词”移植到知识界的“经济学家”身上时,还是多少有些让人感觉异样。
当频繁走穴和赶场成为部分经济学家们的“主业”时,我们会思考,经济学家到底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姿态,来实现他所担负的历史责任?潜心著书立说,或者安心授业解惑?而以“演艺明星”或者“演讲家”的姿态为普罗大众普及经济学知识,算不算是其历史责任之一种?众说纷纭,争议不断。至于那些高得离谱的出场费,有经济学家自我辩护
会飞的眼睛——7月上文章推荐(2009-07-01 11:12)
会飞的眼睛
○陈 伟
我的眼睛突然狠毒起来,莫名其妙地看出局长与多个女人有染,更不可思议的是连局长贪污受贿多少钱也一目了然。
我知道自己就此无宁日,果然,我的眼睛开始不停地做我嘴巴的思想工作,要嘴巴把局长的丑事抖出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局长黑白两道都混得开吃得香,弄不好,轻则饭碗被砸烂,重则被收拾得断手没脚。见嘴巴执迷不悟的样子,眼睛火了,不时给我嘴巴使绊子,我吃饭时,明明夹住好大好大的一块肉,没想到放到嘴边却是别人放在桌边啃剩的骨头;我上茅坑时,眼前一花,来一个倒栽葱掉进粪坑,弄得满嘴都是大粪……嘴巴苦不堪言,就要举手投降时,局里下了一份任命我为主管人事的科长的文件,这可是我工作十多年梦寐以求的呀!于是,嘴巴马上被加上一把五百斤重的大锁,局长的坏话一句也不吐。
我的眼睛很失望,转而做手的思想工作,让手把局长的事写出来。手直哆嗦,写出的字歪歪扭扭的,像三岁小孩的涂鸦根本认不出是什么字。眼睛很生气,就让手频频受气,明明看见的是钱包,捡起来却是狗屎;以为拉住了美女的纤纤细手,转眼变成一个彪形大汉脖子下的领带,后果可想而知……折腾得我不得不摊开信纸时,任
为何误把“失身”当“献身”?
○王晓渔
一位央视女记者为了办理北京户口,交给一名自称“国情局局长”兼“国情内参总编辑”的男士两万余元,还交上了自己的肉体,因为对方表示要聘用她为《国情内参》的兼职编辑,即“特工”,并要求她写下保证书,保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个部门工作,必要的时候为国家利益奉献肉体”。(2009年5月24日《新京报》)看到这个比电视剧剧情还要曲折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又是户籍惹的祸”。
一位公民期待拥有自己居住城市的户口,这种愿望可以理解,并且应该得到尊重和满足,因为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一位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依然未能享有权利的公民,应该抱有深切同情。但在Google时代,只要稍微搜索一下,就可以判断有没有“国情局”。如果一名记者无法辨认这种骗局,不管她是否拥有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都很难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记者。我关心的是这个事件折射出的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否可以将所有责任推给户籍制度?这位女记者为何面对一个非常简陋的骗局如此轻易地“失身”?她本人需要承担何种责任?
三十年前,上海发生了一起真实的事件,一名青年冒充将军的儿子,到处狐假虎威,
漫长的1984:窃听风暴结束了吗?
○章立凡
一个多月来,告密的话题从纸媒到网络持续发酵,令人想起2006年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这部电影选择了1984年作为时代背景,又使人想到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小说《1984》。
《1984》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温斯顿住所的每一层楼,都有一幅显现着很大脸庞的电幕。不论你走到哪里,画面中人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无独有偶,《窃听风暴》画面中1984年的东柏林,每一次开头字幕出现的是“公开化无处不在”。这个“公开化”,意味着公民的隐私完全暴露在当局的视野中。秘密警察监控着全东德的百姓,他们的任务就是窥探“他人的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细节,收集情报并分化瓦解可疑的组织。
作为冷战时期情报战的前沿阵地,东德在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帮助下,于1950年4月组建了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Stasi),它是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中最强大和最有效率的情报机构。这位“老大哥”“无处不在”,东德一千六百万人中,有六百万人被其建立了秘密档案,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据披露:“斯塔西”1959年大
何必“你死我活”——7月上文章推荐(2009-07-01 11:08)
何必“你死我活”
○沈敏特
2008年上半年,我开了门新课
——“中国电视文化评论”,涉及当时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在一片叫好声中,我却听到了另一种“讨伐”声,说:这是一部在精美的包装下,实质极为反动的电视剧,是为地主资本家招魂,是刻意淡化甚至抹杀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所谓艺术创作……它其实就是想告诉观众们,现在的资本家也是不容易的,他们发大财是因为他们的聪明和手段。
显然,文章批评的不只是一部电视剧。而运用的思想“武器”正是我们非常熟悉并且多少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左右几代人命运的对于阶级关系的权威解读:这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你死我活”的关系,在价值判断上,剥削阶级的本性是假、恶、丑,被剥削阶级的本性是真、善、美。而《闯关东》恰是对买了地、雇了长工、开了酒店、雇了伙计的朱开山一家的肯定和赞美。于是,就招来了“慷慨激昂”的讨伐。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遵奉的就是这种解读。可无数历史事实以及现实生活的常识却告诉我们:这是贻害无穷的误读。“你死我活”只是阶级关系的一种状态,却不是常态。阶级关系的常态是:我活你也活,我活好你也活好。

目 录 2009年6月下
(总第272期)
◆妙 语
当我们是少数人的时候等十三则 柳 崮等 1
◆《杂文选刊》杯第二届校园杂文大赛专版
·参赛作品选·
是谁将“第一中学”变成了“第一监狱” 梁国祥 4
从“空白经济”向“人文经济”过渡 谢素军 5
假如嫌疑人是亲兄弟 基 民 6
踩进泥水坑的鞋 苏殿奇 7
鄙视懦弱的羊 姚志勇 8
“破译专家”的悲哀 余显斌 9
学术名虫诞生记 赵丹妮 10
小知识分子之“小” 滕道明 11
·名师专区·
鼓掌 王小妮 12
拿什

是谁将“第一中学”变成了“第一监狱”
●梁国祥
2009年4月9日的《南方周末》和4月18日的《中国青年报》,分别报道了江苏盐城第一中学学生宋锬、河南西峡第一中学学生小蓓跳楼自杀,造成一死一残的悲剧。这两所“第一中学”都是当地的示范高中,都以“管理严格、升学率高”而闻名。此外,这两所学校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被自己的学生(包括部分家长)在背地里称为“第一集中营”或是“第一监狱”。
在我的印象中,最早将母校称为监狱的是一位网名为“西门吹雪”的网友。2001年,他在网上发帖子,把母校黄冈中学称为“模范监狱”。而我第一次将学校跟监狱联系在一起则是在1995年,那时,我侄儿在武警(江苏淮阴)洪泽大队服役,该部队的职责就是看押在洪泽湖劳改农场(现更名为“江苏省第一监狱”)服

比“文人相轻”更时髦的事
●杨 禹
三国的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相当于魏国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于铜雀台上轻蔑地看了一眼蜀和吴,说,“他们的艺术创作也是严肃的吗?”
如今,比“文人相轻”更时髦的事情,却是“文人相爱”。“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是好朋友”,今天一起欢呼你,明天携手颂扬他;金陵残梦谱新曲,长江新浪推旧浪。
最近的这个周末,京城一群文化人聚在一家书店楼上的咖啡馆,讨论新时代里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独立影评人。他们喝咖啡的这个地方叫蓝旗营,立于清华与北大之间。探讨“独立”,蓝旗营的故事,就是个有趣的“独立”案例。营内连绵建起的教师住宅小区,清华占一半,北大占一半,各自都与本校独立,相互虽比邻而居,却也如清华与北大,敬而远之

“五四”之幕如何开启?
●陈 远
后人给“五四运动”赋予的意义越多,那场运动在今天看来就越发地面目模糊。沿时间向度追溯九十年,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情,远没有今天排列得这般清楚,也许并没有承载那么多后人附加在它身上的意义。
人们常常习惯于把某个时间的节点作为划时代的标志,却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比如看一看民国初建之时的政要名单就会发现,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张勋、张作霖等等,无一不是晚清政局中的主角。
同样,“五四运动”也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学生运动,它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一
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暗寒冷的傍晚,违反正常的外交途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私人会晤之时,提交了几页纸写文件,日置益要求袁世凯:“绝对保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