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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专栏

大量的泡沫是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利益共同体的结果。更为严重的是,对房地产投机的巨额利益,也正在促使中央国有企业大举进军这个产业。

  很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民众、政府和发展商的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最近随着迪拜世界债务事件的爆发和中国电视剧《蜗居》的播出,不同的人群对中国房地产的市场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来,或者忧虑,或者恐慌,或者愤怒。感到忧虑甚至恐慌的政府,因为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而感到愤怒的民众,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被变相地剥夺了“住房”权。

  房地产泡沫不是新鲜事,在很多年里,泡沫一直在不停地上升。根据对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调查,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经远远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在不少地区,这一比例甚至已经达到50%以上。同时,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房地产已经占了GDP的6%,四分之一的投资在房地产行业,50多个产业与房地产关系密切。

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

  正因为如此,有关当局有足够的理由要担忧房地产。前面有日本的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

    在很大程度上说,权和钱的结合造就了资本极权主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最大也是最有效的试验地。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暴力正在迅速蔓延。任何社会暴力至少涉及到两个以上的社会角色。笔者曾经讨论过中国权、钱和民三者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和紧张关系。不可避免地,社会冲突也表现在权力、资本和民(老百姓)三者之间。从这三者间的关系,人们可以发现很多不同类型的暴力形式,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有三种社会暴力,即权和民之间的相互暴力、资本和民之间的互相暴力,资本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对民的暴力,以及民对资本和权力的暴力。权力和资本之间的暴力也会发生,但并非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暴力形式。

  先说权力对民的暴力。权力对民的暴力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特征,几乎是几千年一贯。因为权力是自我产生的,缺乏任何制约,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傲慢与腐败。在传统文化中,民一直被视为是统治者的客体,这种情况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一些干部及其干部子弟不仅仅能够利用权力寻租,欺压人民,而且在和民发生冲突的时候,使用暴力。在任何现代社会,国家政权是暴力的垄断者。垄断暴力当然是为了社

   (重庆中通电)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前晚在重庆指出,中国现在是旅游大国,但还不是旅游强国,最大问题是“一流资源、二流开发、三流服务”。

旅游业存在六大问题

  邵琪伟在为重庆政府高官进行的“对新时期推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的讲座上说,中国现在称得上是旅游大国,但离旅游强国还有不少距离,并指出目前中国旅游存在六大问题。

  一是发展方式粗放,“重建轻管、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建设”的现象普遍存在,概括为“一流资源、二流开发、三流服务”。

  二是体制机制不健全,在国家层面综合性旅游立法还没有完成,很多景区仍是“九龙治水”,带来许多管理上的问题。

  三是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目前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是旅游停车场跟不上,再就是旅游厕所仍然存在数量少、质量差、管理落后的问题,一直是投诉热点。

  四是供需矛盾突出,现在民众度假的需求越来越强,但中国用于度假的景区却很少,大多是观光旅游景区,即所谓的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景点,像印尼峇厘岛、泰国普吉岛那样的度假景区非常缺乏;中国现在自驾游快速增长,能够提供服务的营地、旅馆却非常少;此外,旅游购物方面

 

    在中国官场,那些晋升无望的官员被称为“天花板官员”。人民日报下属的《人民论坛》杂志调查显示,“天花板官员”大多集中在45岁至55岁年龄段,一些“天花板官员”自暴自弃,行动散漫,甚至千方百计寻求经济利益补偿,这些心态与行动对官场造成极大危害。

从行政级别看,在乡镇一级,干部升迁的“天花板”是正科级;在县一级,干部升迁的“天花板”是正处级;在市一级,干部升迁的“天花板”是正厅级。一般来说,乡科级干部遇到升迁“天花板”的年龄大约是45岁,县处级干部大约是50岁,而厅局级干部则大约是55岁。

其中,县处级的“天花板官员”最多。中国各级党政机关县处级官员高达四五十万人。作为一个庞大的中层干部群体,他们当中只有大概10%到15%能够在仕途上继续升迁,剩下的就成了“天花板官员”群体。

北京有关学者认为,中共的干部制度是产生“天花板官员”的主要原因。中国至今没有真正建立职级与职务相结合的公务员制度,公务员管理缺乏明确公正的业绩评估、问责和退出制度,公务员本人往往也缺乏职业预期。做官名义上是任期制,实际是一种“能上不能下”的待遇终身制,致使官员队伍庞大臃肿

工作与博客(2009-12-12 16:01)

  很久没来打理自己的博客了,于是得出一个结论:工作与博客是矛盾的关系——工作忙了,博客就没有时间打理;当然,如果工作不忙,也未必会来打理博客。

  前些日子,蔡岭镇行政服务中心竣工后,我们便着手进行搬迁。前段时间我是搬迁组组长,负责公共财产的搬迁事宜。搬迁完成后,我又担任接待组组长,专门负责在门前迎客,并安排茶水供应等接待工作。连日来,确实忙得不亦乐乎。然而,由于接待工作分期分批进行,所以这个忙活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其实,白天忙完了,晚上上上网也是一种放松。可是,新办公楼的网线布置有问题,而且能开放的端口也少得很,我的办公室没能安装网线。所以,晚上也就强忍着不上网了。

  年终考评在即,加上计生服务站即将搬迁,事情太多,也没条件上网。。。。。。

钱学森的成就与忧虑(2009-11-11 12:51)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孙英兰

  10月31日早,著名科学家、“两院”资深院士钱学森先生走完了他人生98个春秋,驾鹤西行。此前的10月29日上午,著名生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科院最年长的院士107岁的贝时璋先生辞世。

  一代科学巨擘在2009年的晚秋,离我们远行,而此前的盛夏,我们曾伤别人文巨子季羡林先生和著名哲学家、宗教和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

  他们的生命,与中国在20世纪的苦难、奋起、曲折、跨越相伴,他们曾经的那个时代——令中国人心悸不已的自己的国家可能被他人瓜分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那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恐惧,他们因此在救亡与启蒙的道路上奋斗一生,成为这个民族的先觉者。

  他们身上,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一个古老文明经历数千年磨难而不曾中断的秘密。

  “卡门-钱学森公式”

  1955年9月的一天,在美国洛杉矶港口,一艘名叫“克里夫兰总统号”的轮船即将起航,钱学森携妻子和一双儿女将乘此船返回中国。当船渐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时,钱学森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人们哪里知道,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煎熬了5年。

 

(接上文)郑永年

权和钱各自驱使着道德的衰落,而权和钱之间的互相交易功能更是加速着这个进程。对年轻一代来说,无论是

中国年轻一代的权钱膜拜,谁应对此负责?

郑永年

在尝到了初步富裕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

基层的问题(2009-11-06 11:39)

在我看来,基层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落实能力不高;2、规范化程度不高。(具体的内容及原因请大家自己体会、分析)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有三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一是一些地方的权力运作和社会运行为何处于严重的不正常状态;二是应如何看待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三是未来改革可能的路径选择。

  不少人对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深感忧虑,而这些问题,都与公共权力的行使和运用有关——

  一、利益失衡。整个社会的利益失去整体平衡,表现为三大差距在加大: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有人说财富在源源不断地向三个方面集中:从社会和政府看,财富向政府集中;从劳和资看,向资方集中;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看,向垄断行业集中。

  二、权力失控。800万党政公务人员一共有五级政府,权力链条非常长;800万党政公务人员每人都掌握一定的公共资源,都有一定的权力。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安排,靠主要领导的榜样力量是不可能对权力形成有效约束的。腐败如此蔓延,足以说明权力失控的现实。仅这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查处的省部级腐败高官已超过50人,所占比例非常之大。

  三、市场变形。市场被扭曲,有欺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垄断,以及权力与资本结合等问题,所以吴敬琏先生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