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四本书，2009年出版，借此，我的“屠龙之技”已经练得炉火纯青。

  我的第三本书，

别犯傻！

（今天要说的事情，和这幅广告无关，只是觉得它的广告词比较贴切。嗯，也是个不错的翻译。）

    暑假在柏林的时候，好友艾琳娜请我去她家里一聚。（顺便说一句，她是我在德国认识的最漂亮的女人！）席间，她向我抱怨今年夏天德国的天气，那么冷，简直让人没办法穿着漂亮的凉鞋把玉足秀出来。而这双玉足，她从复活节开始，就用油、膏、液、露、霜、盐等各种护肤品狠狠地保养过，只等着盛夏来临时登台亮相。看着她沮丧的样子，我的眼泪都快笑出来了，看来，当美女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把刚刚学来的淑女守则贩卖给她：要把每一天都过成好像第二天就要死去，每一天都要把自己打扮成象是去赴约会,你不就是白白浪费了些臭美的心思吗？有什么好郁闷的！她说：第二天不死去当然是好事，可是永远也等不到约会岂

(电影《翻译风波》中的女译员)

     曾经——不好意思，当然是在我还年轻的时候——翻译是我的副业，一个很重要的副业。在我（副）事业的巅峰时期，我可以陪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也可以为国际会议做同声翻译。那年头儿，主流报纸上的重要版面经常刊登各种职业的标准收入。我揣度，人民政府这样开诚布公地告诉老百姓大家都赚多少钱，当然不是为了制造社会矛盾，而是为了给那些位于榜单最下面的工种讨个公道：报纸上都登了，钟点工一个小时赚五块，你还好意思给四块？不过，位于榜单首位的，永远都是同声翻译，而后面的报酬总是会把认真关注政府一言一行的平头百姓吓得腿软：每天9000元。当时，得知我能够做同声翻译的人虽然在我面前总是露出一脸的艳羡，但

(师兄Hans的博士论文)

    在德语里，博士导师被称为Doktorvater，直译成中文，就是“博士之父”的意思，因此，导师的门徒就理所当然地以兄弟姐妹相称。在我的那些“博士兄弟姐妹”里，最让我敬仰的是师兄Hans。

    师兄的博士论文写成于20年前，题目是“Kunst des Drache

绵延1500米“多米诺”柏林墙

在历史的镜头下

    20年前的今天，柏林墙倒了！这堵曾经在一夜之间出现在西柏林人面前的墙，终于也以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一夜之间倒塌了！柏林，这座被这堵布满钢筋和铁丝网的丑陋的墙分隔了四十年的城市，终于统而为一！当夜无人入眠！那是1989年的11月9日。

    一个多月以后，1989年12月25日，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美国著名的指挥大师伯恩斯坦跑到柏林，率领了一支象征着冷战结束大和解的乐团，奋臂指挥了一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这支乐团以德国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为主轴，联合了纽约爱乐

    写下这个题目，是因为一位歌手的离去。其中的原因众说纷纭，各种真真假假的谜团扑朔迷离。然而，纠结在其中的，总是离不开一个“情”字。

   “为情所困”，没有困在其中的人是万万想不明白：既然都有勇气正视自己淋漓的鲜血，为什么就不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究竟什么样的感情上的困、惑、悲、哀，能够把一个正值盛年的、经历过情感婚姻挫折的从而应该将一切都看透看淡的人的心理彻底摧毁？我无意去探寻其中的缘由，只是在想：在困境中，人们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道义上的支持，而是心理上的援助。

    因为要去进修心理学，我最近向一系列的心理大师询问过职场前景的问题，他们众口一词说中国人目前存在心理问题的人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但是人们往往都没有意识到心理援助的重要

    前天，整整耗了八个小时的时间，我才从北京赶回了上海。中国的客运航空事业在让我失望的同时，也让我怀抱希望：下一次，我应该不再会如此旅途劳顿。将航班的正点率提高很难，但是，在京沪两地这条航线上，将等待及飞行的时间从八个小时提高到七个半小时应该很简单。

    昨天，我又从上海飞回了北京，虽然也晚点，但是时间缩短的幅度之大却让我欣喜若狂。

    重新回到学校的宿舍里，发现：

    我瘦了一斤

    我的头发长长了

    头上出现了两根白发

    从阳台的窗子里透过来的阳光静静地洒在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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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博士时的专业是教育学，因此也顺便研究过一些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以及心理语言学的内容。凭我所拥有的心理学方面的微薄知识，更多的是凭我对世间人情的洞察力，我时常大言不惭、不知天高地厚地以心理学家自居，替人排忧、为人解难。当然，我内心深处明白得很：在心理学领域，我最多算是个“二把刀”。

    我这把“二把刀”在小范围内也常常出手不凡、所向披靡。还记得去年此时在重庆学习考察的路上，我这把“二把刀”把同学常董面对同座的她既蠢蠢欲动又欲说还休、既罗裙半掩又勇往直前、既声张虚势又低眉顺眼的第二青春期心态剖析得准确无误，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认可。迄今为止，我都坚信不疑，这是我在心理学领域的非职业生涯中最最成功的一个心理分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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