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集益《城门洞开》
欲笑还哭的进城梦想
“中国的农村教育根本走错了路！用陶行知的话说，就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几年前，一位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对我说这句话时，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难掩心中的悲怆隐痛。在陈集益《城门洞开》(《十月》2008年第5期)天真幽默的叙述中，这种悲怆隐痛更是让人心胆俱裂，欲笑还哭。父亲陈纪年一辈子的梦想就是进城，吃上“商品粮”，几次“进城”失败，反而成为“屡教不改的坏分子”，无奈娶妻生子后，便把希望放在三个儿子身上：陈进城、陈建城、陈保城。在父亲的近乎疯狂的努力下，大哥当兵了，却是在西藏的边防哨所。二哥两次高考却和大学擦肩而过，最后离家出走。几年后，一波三折，大哥终于转为志愿兵，娶了一位城里姑娘，并凭着岳父的关系，调回家乡。二哥的汇款也源源不断从远方寄来。这让为进城饱受打击的父亲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并用二哥的钱在破烂的家中精心修建了一间城里人的房间作为大哥的新房，等着城里媳妇的到来。然而新郎新娘的迟到，让父亲最终神经失常，被“我”用竹竿赶去仓库，没有看到城里媳妇对新房的百般挑剔。与故事的沉痛相反，小说采用了一个孩子的视角进行叙述，轻松幽默，充满肆无忌惮的讽刺，将父亲的心态变化以及村民的态度刻画得淋漓尽致，也将故事内蕴的悲怆隐痛与外在黑色幽默同时发挥到极致，而作者的悲悯却溢于字里行间、哭笑之中。与陈集益其它吴村小说相比，甚至在当下农村小说中，《城门洞开》都是非常独特的。值得一提的是，陈集益的“吴村小说”可以说是近几年来农村小说中的翘楚，真实真挚，在不动声色之中让人惊心动魄又黯然神伤。
黄土路《阳光穿透苹果》
化腐朽为神奇
诗人黄土路小说写得不多，但从他不多的小说中，如《谁在深夜戴着墨镜 》(《上海文学》2008年4期)、《为什么他们都很快乐》(《花城》2001年5月)、《垃圾桶》(《天涯》2004年第4期)、《小李下个月来看你》(《作家杂志》1999年第5期)等，可以明显发现他的独特风格：怪诞蛊惑的题名、干净冷峻的叙事、没头没脑的故事与简练劲道的语言，这让他的小说有点让人琢磨不透。其新发表的中篇小说《阳光穿透苹果》(《广西文艺》2009年第9期、10期合刊)依然如此，无论是题目、叙事还是小说本身，都颇耐人寻味。小说开头细致地描写了一个场景：保安陈克将一个小孩从车轮底下救出，却被孩子母亲误会为拐带小孩的人贩子打了一顿，引来不少围观者，还有警察与救护车。接着小说却将这个嘈杂的场景置之不顾，慢悠悠地讲述小孩母亲黄秋妹的故事。几乎要忘记开头的误会时，小说偏偏又在不知不觉中带回到开头的误会。黄秋妹在丈夫的劝说下，决定去医院看望保安陈克，在病房门口遇见电视台的记者正在采访受伤的陈克。黄秋妹转身要逃，被丈夫抓住。正在这个点上，小说突然转换视角，从作者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角度转换为故事中人物的视角：屋里人看见正在互相扯着的两个人，以及一个女人手中的一个塑料袋，在阳光穿透下，有四只亮晶晶的苹果，不停晃动。至此，故事戛然而止，让人意犹未尽，反复揣摩。要想用中心思想归纳的方法来分析小说，显然是徒劳的。因为这篇颇具现代意味的小说，只是给了两个常见的场景，穿插了一个并不稀奇的故事，却在作者独特的叙述中，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阳光穿透苹果是什么意思呢？似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种意象，这也成了小说的魅力所在。
肖涛
生于1972年的烟台籍小说家王秀梅出道较晚，青春写作与成长经验一并于新世纪后“而立之年”，才有所持续爆发，但实在令人不可小觑。2009年王秀梅更凭《婚姻》一炮走红，俨然是这一代小说家的后起之秀，却又是如今最坚实的顶梁柱。不过这里，我要追问的是形成王秀梅小说意味的诗学形式是什么？能使得王秀梅孜孜不倦地进行刻写的动力装置是什么？她给我们呈示出了什么样的风景？而这些风景是怎样被编缀成语言的织造物的且体现了怎样的意识形态？这是本文欲以阐释王秀梅小说的几个关节点。
我认为，王秀梅具备在词语刀锋上铤而走险的虚构能力。这里“虚构”包含以下诸要素。第一，意象化的文本修辞。第二，梦幻和逃逸的叙事结构。第三，充满底层感的幽暗意识。第四，寓意性的不懈追求。正是凭借一把“虚构之刀”，王秀梅小说呈示了女性幽暗意识中的斑斓光色。
王秀梅小说注重意象营构。意象，作为文学形式主义策略之一，在王秀梅小说中不可或缺，成为抵达文本“有意味的形式”这一意旨的主要构成元素。在我看来，构成王秀梅小说最主要的意象就是刀子和斧头。
斧头在《大雪》中充当了一个主要道具。它出自女性不甘被凌辱的反抗精神，即林雪的母亲张惠，对肆意凌辱糟践自己的丈夫林宝山的某种抗争。尽管斧头最终无意伤害了女儿，但那道“伤痕”如同一个家族的血记，一个历史的烙印，一个残缺的记号一样，持久难去。斧头留下的伤痕，也是女性仇父意识的萌芽，更证明了成人世界给予孩子的有形戕害和无形阴影。性—暴力—斧头，三个符号间的编码，播撒出的意味，不仅是杀夫情结，也不仅是憎父心理，更是某种希腊神话中美狄亚式的复仇意识。
王秀梅小说也缺少不了刀子，比如《大雪》、《芙蓉》、《红色猎人》、《蹲守》等文本中皆刀光闪闪。刀子是王秀梅小说的主要意象，它同样承担着暴力倾向和自卫意识。《三分之一的欢乐》中李欢的死，即来自于情人虐恋心理。此外步枪上的刀刺，则在《我的街头生涯》中，成为从最初的反抗标志，到最终成为黑道主角的强权凭证。有时三角刮刀这种1990年代之前街头暴力团伙经常使用的武器，在《走失的时光》和《我的街头生涯》等都出现过。但有一点须清楚，刀刺或刮刀仅限于街头上男孩之间的恃强工具，且与小城镇生活有关。王秀梅笔下常出现的朱雀街和舞水街，是各种黑暗力量最纠结集中的主战场。王秀梅对这种生活的潜在关注和文本呈示，始终表征着烟台自身的小城镇色彩。确实如此，王秀梅的写作，真的无法成为流行的白领式都市文学的视窗，反倒更像是1970代生人除“美女作家”外而为众多写作者关注的小城意识。其间刀子的光芒，闪亮为小城街道上的一道流动风景，飞溅出血光的嘶鸣和青锐的尖叫。
当然王秀梅笔下最多的刀具还是菜刀和水果刀。菜刀属于厨房里的主人。厨房是女性的生活舞台。它不仅是其成长地、成婚地、成母地，也是促成其反抗意识的形成地。女性的反抗只能先从反抗支配厨房角色的霸权开始，因此菜刀就是她们最为拿手的“起义”武器。《大雪》中：
有一个下午我在梦里见到了一把斧头，正是我母亲张惠不知道从哪找到的，用来劈柴的斧头，它锃亮着，闪着光，锋刃向上竖立着。后来我梦见它自己飞了起来，舞着，在夜里闪过一道一道神秘的光。
当我醒来之后，我看到笔筒里插着的那把厨刀，在阳光里晶亮地闪了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厨刀跟我记忆里的那把斧头联系在一起。我想，也许我有暴力倾向，我的母亲张惠曾经试图拿那把斧头砍死我父亲林宝山，这说明，她是有一定暴力倾向的，我觉得我也有。我曾经认识的一个心理医生对我说过，杀人欲望是每个人都有的。
果然，这把厨刀后来被杨雪用于林雪的小情人成一的母亲身上，获得锋芒初试。
斧头本为母亲张惠的反抗用品，而菜刀则为女儿林雪的合手工具。刀光斧影的闪回，母女两代命运亦萦绕轮回其中。菜刀也出现在《蹲守》中，并和水果刀一起，蕴藏如鱼小于被男性欺骗的憎恨报复心理。另外作为艺术品或装饰品的瑞士军刀，在《红色猎人》中则成为女孩子心仪的最佳防身工具，在这种工具上寄托着她们心中幽闭的某些防范意识。此外《芙蓉》中的剪刀，这种传统女性常用的防身武器，既与发廊女的生活惯习有关，又是她们在被性侵犯中得以对男性进行阉割的隐喻。
除了刀斧等工具外，王秀梅小说还发掘了手机这一现代道具。手机是王秀梅文本中极其重要的故事生产地，也构造了另一空间。可以这样说，王秀梅小说是靠手机键盘的闪亮来点燃灵感的火花、想象力的激发和情节的运动。无论是最近的《婚姻》、还是《走失的时光》，抑或是早期的《出轨》、《李狗的江湖》、《第九十九99条短信》，手机都是必不可少的造成两性战争的媒介，也是形成窥探、跟踪、猜疑、意外发现的一个偶然契机或试探工具。当然王秀梅笔下还有发卡这类小玩意，比如《棋子》以及《走失的时光》中，发卡俨然为女性身份与职业的一道风景线，常能引发一些意外。在《丢手绢手绢》中，充满女性色彩的小手绢，也是构成文本始终的一个心灵符码。
但有一点须注意，即王秀梅文本中的主要意象基本涂抹着阴冷光泽，也就是说这些意象附着在女性身上、用以凸显幽暗意识的外在修辞，如刀斧。同时，它们还是结构文本、提升意蕴的象征性符号，比如《芙蓉》中的韩芙蓉、《第九十九条短信》中的梅雨、《扔弃李狗》中的李狗。有时意象甚至成为营造整体氛围的一个主要手段，如《大雪》之“大雪”、《竹林寺》之“竹林寺”以及《去槐花洲》的“槐花洲”、《初恋》中的“樱花园”等等。
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如王秀梅这样，用心经营各种奇妙意象，实现文本意义的增值和时空嫁接，从而拓展出了女性弱中有刚、刚柔相济的一面，并暴露出她们人性本我中的暴力倾向和审美诉求。驱动这些糅合了显形暴力或隐含心理波动痕迹的意象的文本轨迹，则基本来自于一种幽暗意识。何谓幽暗意识？就是婚恋生活的多样性和变异而导致的嫉妒，仇恨，猜忌和杀戮，从而导致了女性作为弱者，本能地进行绝地反抗和对美丽记忆的痴迷。幽暗意识，最能体现于梦幻与逃逸的文本装置中。
那天夜里我做梦了，梦见老褐血肉模糊的脸近近地逼在我眼前。他的瞳孔漆黑漆黑的，在红色的血流中透射出一种虚无的空洞，空洞得一点内容都没有。他陌生地看着我，冷峻得让我感到颤栗。我向他伸出手去，摸到他脸上冰冷的血，他却渐渐变得模糊，最后渐隐渐去。
——《彼岸的舞台》
梦幻是王秀梅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构造情境的方式。在其文本中，梦有多种。第一种梦往往来自于死人阴魂不散、托梦于生者，使得虚境与实境之间发生某种穿越时空障碍的呼应。虚拟的梦幻常常牵引着主体主动探求，从而引发主人公探秘故事的冲动。这种梦具有周公解梦般的神谕色彩，意味着神秘的其实不在于故事本身，而在于神秘地讲述这一古老形式的重焕生机。结尾水落石出和谜底揭晓，不过证明了梦文本之于故事文本的超载提升意义。比如这一段：
我告诉邱龙翔说我遇到了一件很怪异的事情, 邱龙翔说, 什么事情, 说来听听, 我可是不信鬼啊。我说, 前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你穿着那件深咖啡色的休闲西服, 你记得你有件那样的衣服吧? 邱龙翔说, 记得。我说,我梦见你穿着那件衣服, 手里提着一个奇怪的东西, 样子看起来像是板砖, 但比板砖要大, 黑色的, 站在街上茫然四顾。邱龙翔说, 然后呢, 我说, 然后, 昨天黄昏时分, 我真的看见你了。邱龙翔说, 然后呢, 我说, 没有然后了。邱龙翔说, 这有什么怪异的? 我说, 这难道不怪异吗, 前天晚上那个梦是个预见性的梦, 你不觉得吗? 我们失去音信十年了, 在这十年里我从没梦见过你, 可是前天我梦见你了, 昨天就果真看见你了, 只不过你没穿那件休闲西服而已。
——《预示》
从故事发展结果来看，梦的确具有预兆意义。这也恰意味着王秀梅小说是拟仿了侦探悬疑小说的方式，来讲述俗世中的传奇故事，却又与冤冤相报的传统理念相契合。或许它意味着王秀梅对科技理性、司法程序以及侦破能力、男性才华的某种挑战。这种梦觉意识，一方面来自于民间信仰给予她的濡染，以及齐文化特有的积淀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成为王秀梅打造小说超然意境的形式追求。最妙的梦境是糅合了经历、记忆、精神状态和讲述等为一体。
很长时间了, 林管员生活里根本没有梦的影子, 因此这个关于枪的梦境就显得稀有而珍贵。林管员并不是从小就不做梦的, 他只是突然不做梦了的, 他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是在什么时候把梦丢失了。一个健康生活着的人是不应该长时间没有梦的, 林管员这样认为, 他也因此隐隐觉出了自己也许真像沈大路说的那样, 处在一种亚健康状态里。沈大路是林管员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林管员醒在午夜里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手下意识地攥成了两个拳头, 由于攥得过紧, 在舒展手指的时候感到了一些难度, 它们变得僵硬而生疏, 仿佛不是林管员的手指一样。他费了很大功夫才使它们重新变得灵活自如, 这个时候林管员开始详细地回忆整个梦境, 他觉得自己没有遗漏掉任何的细枝末节, 包括他当时身上穿着的那件警服。林管员梦见自己穿了一身警服, 也就是说, 在梦里他变成了一名警察。
——《攻击》
在本文中，你的确能看出梦的喻旨，其实与文中女作家的讲述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王秀梅笔下还有一种梦属于南柯一梦，它出自人物在现实中有所缺憾，从而在梦中获得补偿。这个梦境成为本文的主体部分，也就隐含了小说的部分主题。
老人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的孙女穿着小花裙，手里高高地举着一枝向日葵，从晨曦微露的地方奔跑过来。老人张开怀抱，却抱了一把空。他睁开眼，看到小窗子那里有些灰灰地亮了。老人在木板床上很小心地翻动了一下身子，听着木板床咯吱咯吱的叫唤声，回味了一下刚刚过去的梦境，然后缓慢地坐起来，穿上一件蓝色套头衫———这件套头衫是小区里的居民送的。
——《向日葵》
捡垃圾老人做的这个梦，明显是一种天伦之乐遭受压抑而形成的。生活的缺憾也导致梦的圆满。以梦为织造体，以梦境为虚境，大概是王秀梅特有的文本经营之道，这种方式使得小说整个地飞翔起来，产生了轻逸的阅读体验。它亦真亦假，亦幻亦奇，如同《竹林寺》中表达出的那种鬼狐附体的感觉一样。这又进而表明，梦最能凸显王秀梅接近庄周梦蝶的文化习性，同时更与蒲松龄的写作传统以及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之间，发生血缘关系上的互文。
梦，确实在王秀梅小说笔下处处皆是，而且她构造梦境的笔法常常萦绕着一种感伤的女性情怀，一种惝恍的低迷情调。它们濡染、弥散出的阴柔气息，深情绵邈得如同李商隐的“朦胧诗”和宋词中的婉约词。
梦幻也因此成为一个异域。这种异域常常引领着人产生逃逸行为。逃逸和寻找本身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也就是说逃逸就是为了寻找，而寻找就是为了逃逸。在俗世中并不存在乌托邦，唯一的乌托邦幻境只能存在于梦幻中。当梦幻破灭时，那么最恰切的方式就是逃逸。异域，这个来自福柯独造的灵异空间，在王秀梅小说中被重新嫁接复活起来。异域，或许如蒲松龄笔下的坟墓废墟，抑或是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或者探险小说中的荒岛魔界，抑或是镜像与迷宫，更可能乃神游化境的虚拟构造物。“南柯一梦”中的大槐国本身就是异域。而王秀梅的如《竹林寺》这个幽雅处所，更是现实之外的异域。最令人神奇的异域还是来自于梦境所构。《去槐花洲》中的“槐花洲”即来自女主人公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接客时打盹做的一个梦，却潜在预示了她对于平庸婚姻生活的某些不满。这也表明，王秀梅小说最具有先锋性的地方，就在于女性幽暗意识中的那些流浪感十足的原乡情结和迷惘意绪。俗常婚姻如《围城》中经常停滞的老钟摆，骤然会发生惊悸人心的突转和裂变。这种突兀的变焦，皆印证了王秀梅小说的俗中见奇性的特点。
王秀梅构建梦幻异域最出彩的地方，却在于对现实时空切割并使之分蘖的虚拟技术。这种技术依托的手段无疑来自手机短信。由短信产生的言语，形成了一个另类文本空间，从而让主人公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第九十九条短信》讲述的就是由手机短信而来的深陷异域中的疏离感，与现实之间平行而不相交。异域乃幻觉独造的产物，是梦的实体化象征，所以异域弥散的氛围也有些鬼魅恍惚。女主人公梅雨这一名字，如同施蛰存的《梅雨之夕》中的语境和情调一样，为主人公在湿漉漉的空间中，恍惚分泌出的超然汁液所沾湿。这些汁液自行涂抹出了灵异的想象，从而梦游、徜徉于虚无境地，让被压抑情感越轨得到合理化的升华体验。
因为对异域的探索，来自于现实的存在状况所形成的囚笼压抑，所以逃逸也就顺其自然。偶尔的白日梦仅是短暂性的逃逸，而更长久的逃逸则是梦游般的现实空间的寻觅过程。《午后睡梦》就是一个梦游者沉溺自我而虚构出来的异域。一个叫泱泱的男性艺术家开始寻找自己三年的理发师女友伊蓝，却被视作神经病。使用梦幻语言或者有神秘感知的人，一般为常人心目中的异类，街头空间中的少数，或者人群中的疯子。这些人物背面，隐含着王秀梅对现代人精神未知世界的敏感省察和深刻体验。
梦游者的逃逸和寻找过程，除了踯躅于充满超现实主义绘画色调的街头之外，更要乘坐火车。火车，是王秀梅笔下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载体，一个交通工具。或许它来自于特定工作环境的影响，却又是现代影像和文学不断复现的符号。在王秀梅的小说中，火车并不属于对人群生活和社会各阶层的透视器，而是拘囿于两个陌生人间的关系。他们总能在火车上产生很多陌生化的故事。《大雪》、《李狗的江湖》、《棋子发卡》、《红色猎人》、《嚼槟榔的女孩》、《扔弃李狗》等文本，都与火车相关。即便如《去槐花洲》也与火车站相关。在火车这个空间里，真能够发生很多匪夷所思之事。《红色猎人》中纯属无聊的扑克算命游戏，却导致了一场凶杀案。坐火车的人，在颠簸中，穿越时光隧道和无数异地站台，仄逼狭窄的过道，身体不可避免的摩擦，摇曳中沉沉入睡的俗世男女，难免产生浮想联翩的离奇之思，用以滋补那颗不甘平庸的越轨之心。
当然坐火车一般是为了抵达另一空间中去。这个空间可能是槐花洲，也可能是另一城市，抑或网络情人的驻地或宾馆等生疏异地。王秀梅小说奇幻式的结构策略，并非为了炫技自恋，亦非绝对的形式需要，而在于为了实现主题中的逃逸情结，并追溯着另一种可能生活方式、另一层未知空间、另一个时间或面孔。因为逃逸的动力来自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也是对美丽世界的憧憬和对无限可能性的不懈诉求。所以，王秀梅小说中的人物兼具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质地。可能来自于生活本身的重负疲沓，还可能来自于婚姻状态的麻木搔痒，更可能来自于创伤缺憾而形成的情感补缺需要，抑或是不甘心平庸而乏味地苟活这一情结。因此，梦游和逃逸也就从两方面、多角度，建构了一个超拔绝尘的灵异空间。
小说中的人物大都带有作家的影子。身为女性的小说家王秀梅的文本中，难免也大都以比较熟悉的女性为主人公。女性先天地属于底层，亦即第二性。更有甚者，于婚恋生活中的女性而言，无论以插足“小三”身份还是以“围城”内的妻性出场，皆则成为男性强权的牺牲品。
婚姻恋爱注定是王秀梅大力刻写的一个领域，正是在这个领域中，王秀梅从个体记忆和现实生活中，发掘出了女性特有的不幸命运的诸种样态。《大雪》中的张惠作为下乡知青，在农村注定属于被欺凌的底层，也是被诱惑和虐待的工具。王小雅母女两代人，都充当了被欺辱者的角色。
而女性的幽暗意识，却又是王秀梅最大的发现，这种发现所包含于种种危机焦虑中，呈示出一种弱势身份的底层想象。这一切都来自于男性受本能支配和文化政治赋予的无穷欲望。它们逼迫着女性敏感多疑，深陷尘俗沼泽中而不能自拔。仅有一纸契约的婚姻，并不能意味着女性一定能够获得主体地位和平等待遇；男性处处编排的谎言，既抹不掉其言行中的诡异痕迹，又暴露出其难以避免的伪善性。这种伪善恰因为其处于文化政治的核心、上层、主导地位，才使得女性不堪忍受，凝结成抑郁哀怨的幽暗意识。
幽暗意识更多地体现为王秀梅观察问题的底层视角。也就是当她将目光从单一性别关系场中拓展开来时，也就能发现更多的社会问题和心理畸变。
发廊妹是王秀梅着力发掘社会性幽暗意识的一道风景。王秀梅落笔空间的时候经常以一条街道来进行人与人关系的处理，而发廊妹自然成为观察社会层次最敏感的神经和窗口。《芙蓉》和《蹲守》等小说中，发廊妹是考察社会最低处的观察视点，却又呈示出更多意义层面，穿透了消费表象的幻景迷恋，逼近了经济这一为男性控制的领地。
情人同样属于两性关系中的底层。没有名分的情人角色扮演者，虽然暂时获得男性的身体赏识，却未必能获得人格上的平等。王秀梅笔下的情人，大都没有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却只能以被遗弃、死亡、逃逸、退出而告终。《三分之一的欢乐》中的李欢即如此。她给予了黄周意想不到的性体验，却又因为这种欢乐越轨了约定界限从而受到情人虐待狂式的杀戮。《芙蓉》中做发廊妹的女主人公韩芙蓉结果同样如此。即便《婚姻》中的各种临时搭配的相亲式的情人，到最后，也没有结合成。王秀梅似乎专心经营着这些女性生命中的飞翔与坠落、迷失和挣扎，不由得令人感觉到她的写作中，存在着一种本能行的常规伦理诉求。
在王秀梅笔下，孩子和老人或许属后天的底层。老人问题，常常引发王秀梅的人性考量。比如《向日葵》中的捡垃圾老人，完全是一个被遗弃物和被儿子压榨的经济来源。《芙蓉》中的退休工人张洋属于最无辜的不知情者，却因为儿子张大江的情债问题，而“子债父还”。最后他被张大江抛弃的发廊女子芙蓉利用，成为中介，导致鱼死网破，一起俱亡。
最令人同情的底层还是孩子，特别是那些遗腹子弃儿、流浪儿、离婚家庭儿童以及弱智者。《婚姻》中涉及到了离婚问题给予孩子的影响这一主题。离婚战火，不仅关系到孩子的成长与学习，更易于导致孩子的病态。最后王子看似治好了，而阴影却烙印在美丽的心灵世界中。对孩子最大的戕害更来自于成年人不加羞耻、不予掩盖的越轨行为。《大雪》中林雪和杨雪两个冰清玉洁的女孩最后的性格和结局，部分意义上都与其生父亲与母亲情人间的三角关系而所致，特别是杨雪，首当其冲。她不仅提前告别少女时代，纵欲狂欢，最后差点患上艾滋病。《去少林寺》中的少年李茂内心淤积的报复心理以及最后的坠楼行为，都来自于母亲不检点行为和性关系的紊乱。最令人嘘唏不已的则是《扔弃李狗》中的那个叫李狗的私生子兼智障孩子。而《李狗的江湖》则直接让孩子以出走寻找母亲为构思框架，最后逃亡天涯，大致也来自于母亲的离弃。母爱，应当是王秀梅对儿童问题和成长主题孜孜不倦地进行大力凸显的思考关注点。
暴露作者叙述声音的元小说模式，应是王秀梅对幽暗意识和底层现象进行勘探时所经常使用的叙事策略。一方面王秀梅的故事大都来源于虚构而非现实的实际经历、自我与内心的多种冲突、隐秘幻境和敏感好奇、对生活感知域的探求，都导致了一些故事比较离奇。而另一方面，元小说模式则来自于王秀梅朴素的“人民性”叙事伦理，也就是让叙述人经常凸现出来的意图，不过传递出了“作家”传统地位和角色意识的下降，他（她）不再超然于叙述主体和主要人物之上，而仅仅是以并不重要的身份，充当了叙述者声音的倾听者、观察者或亲密好友。
也因此王秀梅笔下的元小说模式基本可分为下列几种情况：第一种，倾听故事主体的讲述，比如《我的街头生涯》中的倾听者从不参与，也不打断叙事进程，仅仅是以打字员的身份来速记。小说开头就如此设置的：“好吧姑娘,我开始讲了,你的敬业精神让我钦佩,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而结尾则与之呼应，“你叫什么名字? 王秀梅? 姑娘,我会永远记住你,半天之前我们是陌生人,现在我把你当成最懂得我的人了。”这种呼应却又使得读者明白倾听者的身份以及角色意识，同时更显示出该故事的题材来源以及写作方式，具有口述实录性质。
“王秀梅”这一符号形式的出场，还在《我的体育老师》中出现过。那种带有亲历性记忆的虚构，既与记忆之间形成了对接，却又将真事写得飞了起来。
元小说模式的另外一种方式，则为了交代故事材料的来源，而做出了必要的声音暴露，以表达对故事述体的人格尊重。这些文本大都与警察探案和作家记者式的参与案情有关，却又打破了警察与罪人、记者与采访者、作家与主人公之间的身份壁垒，从而产生了平等性的“我-你”对话关系。《三分之一的欢乐》最后的结尾，即“这些情况是我的朋友李大弘透露给我的，他是本市公安局刑警队的队长。”最后是“我”跟作家黄周两个作家一起见面认识聊天，从而将小说未完成的部分做了一番“虚构”。作家和警察的形象，的确在王秀梅的小说中经常闪现，你无法不产生一种误认感。《大雪》的主人公林雪，成年后的写作也部分携带着作者王秀梅的化身，《蹲守》中罗宾也是一名警察并和作家鱼小于处于不同的观察点，将故事的空间拓展出来。《棋子》作家被女孩举报偷窃被乘警审讯的过程，既是事实，却是也是虚构。虚实结合，构成了文本令人着迷的地方。《初恋》也采用了女作家回忆自己初恋为主体的讲述方式。
集作家、警察、心理分析师等角色为一身的文本则是《攻击》。这个文本中的人物设置比较复杂，耐人寻味：林管员—朋友—女作家这三位一体的表层编码和罪犯—警察—女教师这三位一体的深层编码，足以让这个文本成为叙述学研究中的极佳样本。
也许因为曾经操练过一个时期的悬疑文本的缘故吧，这种淹留下来的创作手法，也不知觉地延宕在王秀梅的写实小说中，并成为一种考察人性的阅读视镜。也正因为暴露虚构的缘故，王秀梅小说也就不知不觉地产生出寓言色彩。而上述我做胪列出的诸如充满梦幻色彩、意象化的形式策略、异域感十足的文本氛围、元小说的写作套数，也都使得王秀梅的小说能以小见大，歧义横生，味同橄榄，饶有兴味。这是王秀梅寓言化小说给人的奇妙感觉。凭着这种感觉，窃以为，心目中想象勾勒出的小说家王秀梅，其实是一个黑色幽默感十足而不失善意良知天性的智力型作家，而她的作品，也堪称一块供人游历品味的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飞地。
王秀梅立足于家庭这一焦点、定位于平民生活这一题域，揭示了诸多女性、老人、孩子等弱势群体的悲剧性格和极端行为，透露出更多的底层感和警示性，并与当下的社会问题之间发生瓜葛。在我看来，这都证明了一个观点，作为小说家的王秀梅，能在女性的幽暗意识领域内，开掘出含有更多指向的悲悯情怀和关怀意识，从而其小说的叙事伦理与当下中国问题之间，发生了无限的对话可能。
在为“70代美女作家”依靠感性和身体张扬的颓废诗学体系中，王秀梅等后起之秀，却本着知性和感性合营成的伦理修辞，来建构写实小说的寓言草屋的叙事伦理，不由你慨叹——在一个历史、政治、文化大厦历经世纪末嘉年华式的狂欢表演后，于这样一个“个体化时代”，或许寓言是作为那些“捡拾”垃圾碎片的小说家之最拿手的“检视”世俗人心的表意手段。
付秀莹 短篇《爱情到处流传》（《小说选刊》第11期）
《爱情到处流传》的作者是位年轻人，然而字里行间却布满沧桑。这是一篇令人喜爱的作品，情绪内敛，却很有力度。作者在经验的边界小心翼翼地游走，文字却也犀利果敢。在“咱爹咱妈”的故事框架里，诉说的却是爱情。把这篇作品置于短篇头题，不仅出于奖掖后进的考虑，也是对爱的尊重。
《小说选刊》 责编稿签
《小说选刊》第11期部分目录
中篇小说
武装部长
每一个下午
创作谈：写作的前提
变
羊兮羊兮
一九七九年的爱情
争
安乐摸
评论：新意与缺陷并存
短篇小说
爱情到处流传
致爱丽丝
暮歌
月亮点灯
赵 宇 短篇《雪天的正午不安的心绪》（《黄河文学》第10期）
赵 宇 中篇《让日子悄悄地绚丽》（《西南军事文学》第5期）
赵 宇 短篇《青春往事里的暗恋》（《都市小说》11期）
陈 然 短篇《别问》（《广州文艺》第10期）
斯继东 短篇《广陵散》（《山花》）0910期A）
海 佛 短篇《矿嫂尤姐》（《安徽文学》第11期）
万 胜 短篇《残局》（《鸭绿江》第10期）
卫 鸦 短篇《失声》（《鸭绿江》第10期）
李发强 短篇《矿工的女儿》（《少年文艺》第10期）
李发强 短篇《河东河西》（《特区文学》双月刊第6期）
筱 桦 短篇《绿肥红瘦》（《阳光》第7期）
高 涛
黎明辉
宗利华
徐广慧
徐广慧
徐广慧
付秀莹
丁国祥 短篇《前科》（《红豆》第10期）
《人民文学》第11期目录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新浪潮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第11期要目
导读：
怒目金刚(短篇小说)……………………………韩少功;
爆发力(中篇小说)………………………………宗利华
目录
“新世纪第四届《北京文学》奖”隆重揭晓
现实中国
中国旅游调查（报告文学）曾德强
怒目金刚（短篇小说）………韩少功
这一声迟来的道歉（评论）季亚亚
好看小说
爆发力（中篇小说）………宗利华
双龟岛纪事（中篇小说）…刘
二哥杀人（短篇小说）……野
病危通知……（短篇小说）李建茹
邓同学小小说两篇……………… 101
谁是凶手（小小说）…………平
新人自荐
电梯间（短篇小说）…………付
小空间大社会（点评）………白连春
国庆60周年作品专辑
梅花翅（短篇小说）…………陶昆仲 117
照片上的父亲（散文）………李一安 1224
土坯（诗）……………………徐国志 125
父母•祖国（诗）…………宋青松 126
追赶幸福（外一首）……重庆子衣 126
再致故乡：一个农民工的 心声（诗）…蒋
献给母亲一首诗（诗）……白庆国 127
如果你爱自己的祖国（诗）季
文化观察
韩寒们与传统文坛为何势不两立？
都是嫉妒惹的祸………………郑
又一场围绕话语权展开的争夺战…乐思蜀
谁是谁非………………………王
文化快餐与书香浸润…………董大炜
解答并且启示…………………李东方
从韩寒们说到注意力资源……叶敏虎
真情写作
我忆起的非常之死……………毛志成 137
因为有你们，我是世界上
诗心已去………………………安
郭志杰短诗（四首）………………… 151
人民东路（外一首）…………乐家茂 151
韩墨的诗（三首）…………………… 152
城市新一族（诗）……………周传志 152
天下中文
第五届老舍散文大奖赛征稿启事…… 155
遥远的北大……………………杨牧之 156
谁是王石………………………王
城市茑萝………………………蔡勋建 163
纸上交流
我看《PK年代》………………唐先钜 165
这是小说家乔洪涛真正走向成熟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当代文学的杰作。我非常激动地想要与所有人分享这个经验与认识，最终只能化成文字中的一腔叹惋——精心之作！哭丧文学！！
杰作总是依托一个理由。我能给出的理由还是哭丧，这就是理由。唯一的理由。为什么这么说呢？哭丧不仅成为一个个体的死亡意识，更是一个整体性坍塌时代的文学想象。这个时代的文学，在整体性地为一个时代的逝去云影而哭丧。
哭丧，于当代乡土文学而言，俨然已经成为其打开中国经验，并穿透之，予以指向“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唯一腔调。哭丧的灵歌，渗透进入了当代中国乡土小说的语境氛围，从中焚烧出魂飞魄散的烟灰蝴蝶，却没有一只能够超渡成另一个整体性表征的完整形象。因为整体已经成为了巴洛克般的碎片。哭丧的文学，只有丧歌的寓意弥漫，默哀的意绪氤氲，从中你只能找到一纸蘸泪泣血的忧伤叹息。
贾平凹早就从《高老庄》、《废都》、《秦腔》开始，就已经给进入“全球化”的中国乡土，以哭丧的仪式，祭奠了一个时代灵光不再的想象可能。无疑乔洪涛的写作就在这个谱系里，进行着挽歌话语的衍生与播撒。其中阎连科有阎连科的哭丧仪式，刘震云有刘震云的哀悼方式，莫言有莫言的酒神不再的轮回秘诀。当代乡土写作看似无力打开更深一层的整体危机与文化焦虑，其实已经在丧礼哀歌中，悄然翻转了乡村最驳杂的一面尘垢累累的棱镜，从中回光返照着整体性时代的复魅再生。这种招魂式的光影捕捉和声响采撷，本身就是靠拢“民族寓言”之寄情达意的碎片，进而捡拾并补缀着其整合叙事指向的最大可能。
年轻的小说家乔洪涛以自己的方式，既向自己信奉大师的写作靠拢，又是与自己贴身的灵魂接近，更是以挽歌的形式，追悼着一份朴素幽微的浓烈情感，终以诉求面对“全球性”颓败想象的手足无措而为文学重新招魂。写作就是招魂。《一个人离天堂有多远》，其实也是乔洪涛丈量着自己与大地有多远的距离，与乡土之根基有多远的尺度，最终还是与自己有多远的可能。他以归去来的结构，以一出哭丧的聚焦方式，呈示出了一个叫马家渡口的乡村于现代性之路上徐徐转型的焦虑，却又不知觉地穿透、逃逸出了这个有限空间，进而撩开了更广袤乡村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呻吟阵痛。
乔洪涛付诸小说挽歌体的修辞表达最突出的一点即表现在对话功能上。对话所敞露的信息最丰富。同时对话更符合“田野作业”的口述史记录功能：
三娘说，“赶明年麦里就毕业了。前几天打电话回来说南边危机了，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这学是白上了。白上了糟蹋这么些钱不坑死我了？”又说，“你那里危机了吗？危机是个啥？”三伯说，“危鸡你还危鸭呢！给你说你也不明白！”来来说，“三娘你说的是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吧？可不是，全球都在闹饥荒呢，很多工人都失业了。”
从这段对话中即能分析出，它所链接起的时代语境即与2008年的经济危机相关。全球性的危机影响进入农民的传播系统中时，自然会发生语义接受上的误差。三伯的“危鸡”，看似一个反讽修辞，却明显流露出农民自身，与时代危机氛围下的大学生孩子就业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和直接性。
对话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将底层乡村的幽暗一面呈示出来，从而完成了视角直接或不方面见识的一面，比如虐待老人问题：
三伯说，“家全兄弟有你这样的孝顺儿子，是他的福气哩。”又说，“村西的马继才你知道吧？上个月死了，活活就是饿死的。”“怎么？继才叔死了？什么毛病？”来来问。三娘说，“脑溢血。半瘫。”三娘说，“正好好的一个人，说瘫痪就瘫痪了。瘫痪了就那样在家里靠着，三个儿子一个也不出钱给他看病。不出钱看病不说，连饭也不给喂。就饿死了。”来来说，“真有这样的事？不是都入了医疗保险了吗？新农合能报销百分之五十哩。”三伯说，“报销百分之五十，那百分之五十也没有人拿呀。”三娘说，“能全报销也没有他的份了。”来来说，“那咋回事？”三娘说，“交保险也得一年十块钱哩。哪个儿子舍得给他交？”来来说，“十块钱也没人给交？”三伯说，“可不是么！这样比比，家全兄弟有你这么几个儿子是该知足了。”
在来来倾听和参与对话场处，渗透着其难以遮掩的关怀意识，却又非常具有普遍性，也具有伦理价值。无疑，人性的沦丧和情感的泯灭，成为乡村两代人之间最大的裂缝。
那时候爹也会牵了他带了钢錾子砸冰捉鱼。这种捉鱼方式看上去不可思议，但是每次砸开一个冰窟窿，爹就能从里面掏上不少的鱼来。来来小时候比别人家的孩子幸运的地方，那就是家里吃鱼不断。来来也曾为此骄傲。如今捕鱼，再也不是原来的法子，九国开着大电鱼船嘟嘟嘟嘟地一路电过去，死鱼便不断地翻上水面，省劲多了，可是打上来的鱼多半是死的。来来看看黄河，黄河里水流不大，却汩汩流淌，还没有结冰，也就没有封河。如今腊八已过，黄河还不上冰，看来气候的确变暖了。现在过河早已不用了渔船摆渡，下游一里地处有一条大浮桥，贯通南北。浮桥结实，东风大卡车拉了货都可以飞驰而过，的确不是当年那艘梢子船可比。来来不禁感叹变化之大。看那河水的颜色，似乎也不和当年一样，当年河水混是混，可是黄沙滚滚，并不脏，如今的河水已成了墨黑颜色，站在河堤上就可以闻见不好的味道。来来张目四望，就看见黄河对岸有几个大烟囱咕咕地冒着黑烟，那就是造纸厂吧。来来想。造纸的废水排进黄河里，黄河才遭了这样的污染。那些造纸厂怎么就关停不了呢?
此时的对话声音已经潜入来来的梦意识领域，形成了两个自我不同时代的微型对话。与这个微型对话形成修补一环的自然来自于道士的“绿色食品”意识，并掺杂着臭鸡蛋，从而将视点中零零碎碎的材料，化成了一张平面图和关系网，从而具有见微知著、一触即发的复杂妙处。
这些年，老家的亲人相继去世，老一辈当中，剩下的比较近的也就三伯了。而三伯今年才刚过了70岁。每次回老家，来来最害怕听的就是爹和娘给他数叨村上老人去世的事情。谁谁谁走了，谁谁谁没了。来来平时工作和写作忙，一年里只能到年底回家过个年，每次回到家里，爹就和他说些村上死人的事，年三十上坟看着新坟是一年比一年多，而死的这些人也越来越年轻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没了，过七十多岁的就很少了。都是些孬病，脑血栓，脑溢血，心脏病，这癌那癌，还有这个打工在楼上摔下来摔死了，那个出车祸了……来来觉得越来越怕。他曾多次想把父母接到城里去住，可两个老人死活不肯。有一次好歹做通了工作，家里的鸡鸭都卖了，可是在省城住了不到半个月两个老人就偷着跑回来了。说是住不惯。
其实，城市里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那些闪眼的霓虹和闪眼的大腿，那些小姐猩红的嘴唇和充满情欲的陷阱，还不到处都是？喝完酒去唱歌、洗澡、按摩、开房、找小姐已经成了城市里最庸常的生活方式，而那些小姐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马家渡口这样的最落后的村落走出去的吗？那么，这样最落后的村落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他马来来自己太落后太不开化了吗？他是一个可以清高可以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家，他可以拒绝这样的平常的人的生活，但是像他这样的人能有多少呢？
城乡一体，中外一致，这是来来自我反思领域内的突破和断定，却又是乔洪涛写作主体所能打开的意识界域。置身于鲁迅、韩少功式的“归去来”之间的游移彷徨，也就成为一个只有来处而没有去处、且只能暂时退避的来来之个人唯一的选择，其实也是别无选择，更是无以选择。因为来来无法认同这个世界必须是这个样子，却又找不到形成认同的另一个答案。所谓的天堂，当以来来隐秘的乌托邦幻影出现的时候，父亲及乡村人未必认同——他们认同的宁愿是地狱冥府；反之亦是。
来来感到悲哀，他就感觉好像时代抛弃了他一样，他已经被远远地甩到了时代的罅隙之外，变态的不是别人，也许正是他自己。
他心中的天堂甚至父亲也不会认同吧？想到这里他大吃一惊，就是呢，说不定，在他看来渺远的安静的天堂也并不是父亲所想要的，生活在马家渡口的父亲自然和马家渡口的其他人一样是一样的思维方式。来来出了一身冷汗。
乔洪涛付诸来来的思考毕竟也只能是他一己之思考，也是他的知识困境、信仰困境和写作迷思的综合展示。其实更是这个时代作家集体想象力的共同叙事窠臼——我们真的达不到一个终极远景的想象，时代给出的“现代化”、“小康”、“和谐社会”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触手可及，但是精神之私处，却无法认同之，更无法信仰它。我们就是置身夹缝中的吱吱苦魂。
因此来来只能选择抽身而逃，成为一个摆脱乡村魔界的游魂。可城市已经不是祥子进城时的那份初始梦寐，亦非贾平凹的《高兴》所构思的浪漫光影。惟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算是一个对没有答案疑问的放弃或者暂时填充的过渡物吧。这也如同哭丧表演的招魂仪式一样，谁都知道死人不会有所感受，也更知道活人最需要通过哭丧的表演来释放一次。
写完对这篇小说的印象式评论之后，总感觉意犹未尽,也感觉兴奋焦虑；更感觉还有许多可供挖掘汲取的地方和看点。要知道，读了这篇小说后，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走向成熟的乔洪涛，即在于他叙述的精气神元气充沛了。语词布置八阵图的火力点既显得徐急迂缓、闲庭信步，又张弛有度，直逼太极兵法。
你从小说的空间上即能感觉出这一点。既往乔洪涛小说并不会经营空间，空间的表象化、雷同化严重，难得能在一个或两三个小空间中，来经营小说趋近人间烟火的妙处。恰是这些人间烟火，里面隐藏着大学问，饱含着大智慧，跌宕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大变革。这回乔洪涛算是学到了一点贾平凹的虚实精髓。这种看似模拟而来的贾氏痕迹却显得毫不生硬，也不刻意，更不死板，而是量体裁衣，水随山转，更有胜出。当小说注重空间塑形时，即意味着叙事速度开始趋于和缓，如同激流在拐弯处形成了一个缓冲面，一个沉淀层，一个滩涂地带，真如三角洲。这让一条峻急的河流忽然有了看头，有了风景，也有了韵致。文似看山不喜平，同样也不喜陡，虚实结合、浓淡相间、笔致起伏的过程，也是经营空间并分切时间的一种方式。
贾平凹也好，《红楼梦》也罢，都通过长短句的隐现方式来放慢叙事脚步，从而将时间拉长，进而锻造宽度，形成坡度和弧度，切割面也成为了辐射度，而辐射度，其实就是叙事镜面，更是一扇门，最终敞开的是一个小广场，小客厅，厅堂楼阁，高屋建瓴。此处时间看似被遗忘、悬置或祛除了，其实时间已经渗透进来，被有形化、有姿色地播撒成粉尘碎屑般的烟火气味。你能闻到，却不能捏合、归拢成宏大历史的整体形象，而是碎片反光，是具象，是寓意，而不是整体倒影。仅仅是整体的一个缩影、绰约背影、恍惚魅影，甚至浮光掠影。我感觉乔洪涛把握这一点的雕凿镂刻本事，还是非常充盈的，也元气淋漓，意境丰饶。至少他学会了如何保持一份传统小说家的寻常心，来经营一个并不出色的当代奔丧故事。
奔丧的故事从鲁迅时期就开始写，写到朱自清的《背影》成为一绝，然后进入当代贾平凹诸人，直至乔洪涛。这个脉络故事大都已经老化，归去来是免不了的路径通道，叙述视点也基本古板。如何能产生新意？自然就需要引进空间技术。现代小说必然要让空间成为主导策略，其实《追忆似水华年》以及印象派、未来派、立体派绘画等，就已经暴露了这一点。所有的记忆画面只能是空间转喻形式，而不是时间直接的隐喻。这是现代艺术的规约，也是现代艺术之“现代”的标志。即使精神分析针对心理流程所建构的图式，也不过是一张视觉感十足的空间图纸。
也因此，小说叙事如何在纵坐标数轴上来完成对时间横切面的放大或缩微，只能来自于小说家独出心裁的爆破和穿透，也是小说借镜于摄影、影像、绘画技术的必然结果。乔洪涛的这个小说具有这方面的陌生化意识，采取的视点也是能里能外，游刃有余。置之度外时，这个视点就是采访的话筒，或者摄像机镜头，甚至墙壁上的蝇眼；置之局内时，这个视点就是声音的发动机，过滤器，回声壁。里外结合，本身就是对空间密度和深度的探寻和挖掘，充实与涂染，也是呈示和表征。
所以，对话和反思是免不了的两个空间叙事小器官。所谓两个小器官，即意味着大空间即来来的故土马家渡与自己家的大致方位已经确定，如同一颗头颅，里面盛放着一个时代的光影片羽；而两个小器官，则如同眼耳鼻手一样，感同身受一切相关讯息。所以叙事的层面也驳杂浮泛，却各归各的小器官来接受，来反馈，从而形成有声有色、有滋有味、花样迭出的语言流。
【1】老黄的身后拖着细长的影子，就像一条软绵绵的尾巴。他在路沿石上蹭了蹭鞋跟，歪着身子走到杨和平面前。杨和平没抬脸，看了看老黄脚上有些肮脏的皮鞋。就听到老黄吭哧了一声说，老杨，我来问问你，昨天晚上吃你的鲅鱼是剩下几天的了？我的肚子疼了一夜，疼得我一直冒汗，拉稀，现在连走路的劲儿都没有了。
【2】老黄的语气听起来很软弱，但是杨和平还是听出了一股硬邦邦的恼怒。杨和平停止了择菜，抬脸看着老黄的脸，他的脸色还像往日一样糙黑，看不出一点折磨后的病态，只是眼里带着以前从没有过的生硬。昨天一大盆鲅鱼都卖完了，没有人来说肚子生毛病啊？杨和平记得最后盆里剩下的鲅鱼汁儿，他还倒进面条里喝了呢。
【3】杨和平听老黄强硬的语气，只得转身把那把芹菜随手扔在桌子上。跟着老黄去医院。杨和平和老黄并肩走了一段路，觉得不知道再和他说什么合适，看着老黄走路的姿势不缓不急，杨和忽然觉得这人真是有些讨厌了。他故意放慢了步子，跟在老黄后边，一步一步地踩着他的影子，恨不得使劲踩上几脚才好。
【4】杨和平坐在离老黄不远的地方低头吸了一支烟，发现老黄已经靠在门旁的墙上睡着了，他似乎睡得很香，放肆地张着嘴巴，露出有些肮脏的牙齿，喉结上下移动着，发出时短时长的鼾声。午后的阳光落在他脸上，显出了一片陈旧的灰黄。杨和平拿不准是不是该叫醒他，他担心老黄醒来又会想他提出什么要求。生意还得做下去，杨和平低头踩灭了烟头，转身进屋倒腾炉子了。
我所列举的这四段话都来自杨和平的限知性视角。这些视角的观察角度有时居高临下，有时平行，有时背后，有时躲避，但绝对不会形成身体与心灵的情投意合。而且从这些视角里发出的声音，自然来自于杨和平针对老黄而来的心理变动轨迹。厌恶、拒斥、无奈是掩盖不了的情感浪花。此时的老黄应属于单面体，黄杨之间的距离无法形成情感认同，只能是单向度的说与听，烦和恨，而不会形成重合认同。你看结尾，从视角上，你能感觉到二人的关系已经产生了灵肉交融，身心俱化：
来自柏祥伟博客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气质，无论是哪个城市，总有些人的行为，是独特的，是与它的价值观的走向相反的。深圳是个快节奏的城市，但也有可以慢下来的人。我觉得一个城市，正因为有了这么一群人，有了这么一种生活态度，这个城市才是正常的城市。
谢宏：男，深圳人。上海华东师大毕业。经济学学士。深圳作协理事。自由作家。在《人民文学》等刊发表大量中短篇小说。出版有长篇《貌合神离》等。2003年获深圳青年文学奖、2004年获广东省新人新作奖。
“给我发表作品、为我争得一点儿名气的刊物，都在深圳之外。”
赵：在深圳谈论和文学有关的话提，总是奢侈和温暖的，因为有太多的事让我们分心、等着我们去做，务实精神创造了深圳的神话，也使深圳少了许多温情。文学在今天，已悄然出现了一种理性的分野，严肃文学和消费性文学分了开来，相比之下，消费性文学呈现出强大而热烈的态势，严肃文学则显得冷清，就像一个过了青春期的美女。但同时，它也使从事严肃文学的人，安静了下来。在文学界，年轻的深圳作家队伍一直是一个“弱势群体”。虽然，在这里生活着诗坛常青树王小妮，最近几年又从西安调来了杨争光，但这些人都是在内地成名的。深圳只是她们现在的居住地，深圳没有王蒙、张承志，也没有苏童、余华、韩东这样有实力的作家，在文学界，人们甚至很少提起深圳作家，不是他们淡忘了，而是深圳作家没有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作家是靠作品来说话的，什么样的作品才能支撑起一个作家呢？而写出什么样的作品的作家，才能真正称得上一个作家、一个深圳作家？
谢：谈论文学或写作，对我来说，一直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我并不觉得是什么奢侈的事情。我从八十年代写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做与它有关的事情，即使有过一段时间，深圳的朋友不再谈了，不再写了，我也还在谈论，也还在写作，只是与我谈论的人在别的城市，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有我的文友。其实，这么多年来，我在深圳的文学刊物上，只发表过一篇小说，给我发表作品、为我争得一点儿名气的刊物，都在深圳之外。所以我对深圳的文学的淡季旺季，不是很敏感。我一直处于深圳文坛的边缘。我只关心自己是否写得好，是否超越了自己。对自己热爱的事物来说，一切只在于自己的态度，与外界的环境无关。文学从来就是小众文化，所以与更多的人是无缘的。
我认为作品只有好坏，不存在严肃和通俗之说，好的自然留下来，烂的就自然淘汰掉。我们现在看的古典名著，要按现在的标准来分，大概也该划到通俗文学去了。我认为，如果至今还在纠缠于这个问题，对写作和阅读，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至于说到深圳的作家少被人关注，这是没办法的，只能怪自己没写出值得被关注的作品来(当然以前有过刘西鸿)。其实，深圳也有被人关注的作家，只是作为个体作家受到关注，所以外面会提到某某作家，却不会提深圳某某作家。外地的编辑都知道，深圳有哪几个作家写得好。我举个例子，像央歌儿、无君、戴斌等人。
我同意你说的，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我提到的这些作家，都写出了能让人记住的作品，能让刊物的编辑，在看过作品后，记住了这些作家的名字。如果要谈这个关注的问题，我认为谈论的人有必要去翻翻文学刊物，看看再发言。我发现有许多评论者，特别是深圳的评论者，谈到深圳文学、深圳作家或作品的时候，就自以为是，但他们所说的，都是十几年前的老作品，他们根本就不看当下的文学刊物，也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趋势，就坐下来侃侃而谈，我看过不少这样的文章！
写作是探究世界的一种方式
赵：在深圳这样一个基本上以经济实力来衡量一个人的成败得失的城市，一个作家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话语权。作为一个能够进入文学视野的本土作家，一个长期从事金融工作的人，生存的压力相对我们这些外来者要少许多，但同时，你又会背负许多一个当地人必须承担的东西，你是如何处理创作和生活的基本关系的？
谢：对于处理创作和生活的关系，我一直处于摇摆中，但我有个基本的理念，那就是职业只是保障生活的饭碗，而写作则是我心中的事业，它让我能够有梦想地生活着。我想中国人干事，首先不是考虑自己的喜欢与否，大多还停留在为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当我还没有机会或能力改变这种状况时，我就选择用平衡的办法。
我曾经和一个同学，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我觉得我这十五年来，在对待事业和职业的问题上，精力比较分散，两边搞平衡。我是个可以一心多用的人，但如果我将精力集中在一边，无论干哪一样事情，我都会是很出色的，这点我还是有自信的。
我对这个有关职业和事业的选择问题，也有过困惑，也有过挣扎，现在我终于做出了决定，我成为了一个自由作家。当然在这之前，我所做的平衡，比起许多人来说，我还是做得很好的。但现在我希望尝试做个自由作家，在一个自由的状态下，去写写自己喜欢的东西。
赵：人们关注深圳，更多的是因为她是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是新生事物、新生活、新文化的孕育者，对一个作家来说，一切都在进程之中的事物，就要给她下结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今天看来无比鲜活的东西，或许到了明天，就变得了无生趣，这使得许多作家在写作当下生活时，都有些缩首缩尾，更有许多作家，干脆不写当下的生活，你的创作和现实生活的距离比较近，你有过这方面的忧虑吗？
谢：我没有这方面的忧虑，我觉得是多余的。我现在是自由作家，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写什么都可以，至于能否发表，则是另外的一回事情。说句实话，给某某事物下了结论，即使错了，我不觉得有什么损失呢。即使不写作了，又能怎么样呢？地球照样在转，也可能我一样活得更有滋有味。
当然，在写作上我更关心人性方面的问题，我对大环境不大关注，我只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只关注人在大环境之中的内心世界。我探究他们的内心，其实也是在探究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写作就是我探究世界的一种方式。
贴标签不会带来文学的春天
赵：深圳这几年力推“新都市文学”，这和十年前《上海文学》大力倡导的“新市民文学”异曲同工，当年《上海文学》倡导的“新市民文学”很是热闹了一阵，也出了些作品，但在今天看来，大都流于形式，真正有影响力有生命力的作品不多，深圳作为一个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的时间还很短，尚未形成一个多元的市民文化基础，所谓的“新都市文学”，会不会成为“打工文学”的翻版？将深圳文学定位在“新都市文学”上，会给深圳文学迎来春天吗？
谢：我从来没给自己的写作贴上标签。我想我的作品，只是我谢宏的作品而已，与任何标签无关，至于搞评论的将它归类，那是他们的事情，与我的写作初衷无关，也与我的写作理念无关。我所推崇的几个深圳作家，我也看不出他们喜欢这个标签。这个标签不会给深圳文学带来什么春天的。再提“打工文学”，我看深圳文学就有点丢人现眼了，毕竟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现在都是二十一世纪了。
赵：现在写深圳的作品忽然多了起来，积累了很多年，有些东西已逐渐浮出水面，但总的感觉还是写来深圳闯荡者的欲望多一些。深圳是个特殊的城市，故事也随之不同，起初还有些新鲜感，但今天，在深圳发生的事，也在别的城市上演，就不再独特，真正的让人能够看出这些闯荡者的疼痛感与亲历感的作品不多，大都轻描淡写和虚化了，你置身其中，有这方面的写作准备吗？
谢：我写作的题材比较广泛，我所受的高等教育是在上海，我更多的写作上的文友，都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我一直就没将自己的写作仅仅定位在深圳。我希望自己的视野更广一些，只要看过我中短篇小说的，大概应该有这个印象。当然，我也会写这类深圳题材的东西，但我的视角可能与外来的作家不同，我会跳出深圳这个框框去想问题。我希望在写作的时候，可以淡化深圳这个背景，使之模糊一点，而带有更广泛的城市意义，当然还是应该有点深圳的味道，我还生活在其中嘛。
有梦想的人，走到哪里都有梦想
赵：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一个相对和谐、阵容也较整齐的写作圈子是很重要的，可以相互促进，激励，在深圳，很难形成这样一个圈子，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说写作是极其个人化的行为，不需要一个小圈子，但我们又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进入一个小圈子。在深圳，因为写作环境的不理想，许多的人走了，有的干脆不写了，你有没有离开或者是换一个环境的想法呢？对你或者像你这样的写作者而言，深圳，是一座既可以安身立命又可以维持梦想的城市吗？
谢：在深圳，我也有一个不很固定的圈子，大家偶尔吃个饭，聊个天什么的，不定时聚会，联络一下感情，这种事以前多些，最近少了，通常电话联络多些。大家谈谈近期的想法，交流一些信息，这也是有需要的，因为这是个信息化的社会。但在深圳，大家都忙，所以这种圈子是不固定的，是松散的，因为某种契机才会聚在一起，平常大家各写各的。
深圳本来就是移民城市，来去自有各自的理由，写不写也各有原因。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因为写作环境不理想，而有离开或者换一个环境的打算，但很希望能去北京这座城市，做短暂停留，开阔一下自己的视野，毕竟北京是文化中心，有我的文友在那里。
对我而言，深圳是我成长的地方，可能是惯性，也可能我的根就在这里，大家谈到我，总爱说我是本土作家嘛，我也以此为豪，我从没有担心过，因为自己是深圳本土作家，就被人看不起。到目前为止，它还是我所热爱的城市，所以，尽管它浮躁，但我心态还好，还可以与之相处，还能够在此生存下去。
至于说到梦想，我想这是关乎心灵的问题，是心态问题，有梦想的人，走到哪里都有梦想，梦随人走，所以说到梦想，就是说，即使它不能够实现，它仍然算是梦想。
赵：我个人始终认为深圳在短时间里，是很难产生大作品、大作家的。每个人到深圳后，都必须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功利化的写作，主导了大部分的深圳作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作家才情的正常发挥。我想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加上深圳正在着力的文化立市的发展眼光，这个局面会得到改变的。你能不能结合你自己的成长历程来谈谈，深圳怎样才能成为一座适合艺术家生活(生存)的城市？
谢：我不去想是否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这是没意义的，因为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艺术家都希望自己成为伟大的。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勤奋努力地写作，超越自己的过去，向前迈进，我这样想的，也正在这样做。
我现在就认为，深圳已经很适合艺术家生活了。我们的平面设计等，水平就很高，有许多大家在这里生活。其实，搞什么东西都一样的，心态决定行为，在深圳更是这样，就看你对生活的要求是多少了。如果你是一个顶尖的，在哪个城市都能生存的。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气质，无论是哪个城市，总有些人的行为，是独特的，是与它的价值观的走向相反的。深圳是个快节奏的城市，但也有可以慢下来的人，我觉得我们就是刻意慢下来的人。我觉得一个城市，正因为有了这么一群人，有了这么一种生活态度，这个城市才是正常的城市。
赵：咱们来展望一下，需要多长的时间，深圳的文学会成为这个城市以至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处不容忽视的亮点？
谢：我不想去做那样的展望，现在的形势就已经不错了。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深圳文学这个问题了，似乎成了一个热点话题了。其实这样有好也有不好，毕竟艺术活动是个体劳动，作家或说艺术家，说多了也没用，关键是拿出作品来，拿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来。还有就是，深圳市有没有考虑过，在官方的层面上，对这些作家的作品，做一次集中的推介呢？这需要做事的勇气和魄力，也需要务实的态度。
首先我要说，真的很感谢深圳文联、作协、现代文学馆，杨主席，那天我们秘书长等等我们那边的工作人员，还有吴馆长，很感谢，还有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所有的专家，特别感谢没有来的，一直支持我20多年写作的编辑、朋友、师长，真的特别感谢他们，借这个场合表达我的感谢。写作对我来说，它不能给我创造多少物质财富，就是收获一种缘分，就是一种友情，我特别感动。支持我的一个是我自身内心的需要，还有一点能够跟大家分享我在人生这个四十多年里面，生活里遇到的一些东西，快乐也好，欢乐也好，有朋友分享，这点特别重要。
我的写作可能各有各的看法，我也知道我的写作优点缺点很多，我也写了20多年，从写诗歌到现在写小说，非议不断，我在学校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宿舍里面人不认知，但是普通的大学生里面，我在学校里的影响特别大。写小说也是这样，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我特别开心，大家分享，我听到大家对我写作的一个评价，很重要一种关注，让我写作觉得有一种激情在里面。我自己有点点小自信，就是说我对这个社会也好，对经济发展也好，对人性也好，我觉得我有一些东西我能比较有独特的视角能切入看到一种表面现象下的本质，我自己认为我有这方面的能力在，这是推动我写作的很重要的一点。我能够给大家，朋友们提供一个前瞻性的一个想法，一个分享，我觉得很重要，这一点我特别佩服华栋，我一看跟我对中国城市发展这一块东西这个观点比较一致，这个东西他是一种前瞻性的萌芽的东西，可能我能提供更多是这么一点。有些主流的东西我可能不太行，我可能很多东西走得比别人都慢半拍，有一些可能比别人更超前。我的努力有人看到了，我记得前年我来北京的时候，(人名)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就讲(麦加)的，他说谢宏慢慢等吧，麦加能写20年，你也能写20年。大家从二级三级刊物里发现我的东西，我特别感动，我一听到心里特别感动，我觉得有人还是能看到你一个努力，还有看到前方是什么样。我这个人有点点小自信，我在写作里面看到的东西，寓言的东西基本能在现实里把它变成现实。
我做银行的时候，40岁之前我没有想过赚钱，但是我想以后应该还可以经济上。我40岁之后从银行辞职出来之后，我确实过了两三年纯粹写作生活，我确实感觉到我要赚钱了，我去做，其实我已经比我大学同学这些已经慢了很多拍，很多同学都是亿万富翁、千万富翁，我很慢。我立下一个弘愿，我至少生活解决，我觉得还行。丁力跟我的作品放在一起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做银行15年我没考虑物质方面的东西，等我远离了银行这一块才想着赚钱，我走的路子可能跟别人不一样，但是都是很关注当代资本在我们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所以我很感谢义勤跟战军这些能看到我努力的，我可能比较关注外面世界投射到我们内心的阴影，我可能比较关注这个。丁力可能比较是外在的，我有这个想法就写出来。我小说里有出国，也实现了，我想有别墅也实现了，这是我很自豪的东西，也能够跟朋友分享，能看到前面是什么东西。很多人不理解我，我确实在前面写作里，前几年我感到特别孤独，但是你老跟朋友讲这个，我觉得也很没意思，但是这两三年我心态一下变了，我很坦然。我一年没写，我想我写出来别人还是不接受的，这个很自然。有时候你碰到一个能跟你分享的朋友特别高兴，而且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喜欢我作品的大部分是原来学校的教授，这个很有趣。
我特别感谢，还有深圳大学里面的那批评论家，我就想讲这么多，十分感谢能够跟我分享我人生里边的一些小小的见解，谢谢。
|
标签：文讯 |
家园部分朋友作品发表小计
鱼 禾 短篇《啤酒》（《中华文学选刊》第10期
原发《芳草小说月刊》）
少 梅 中篇《无心睡眠》（《芒种》第8期）
刘 浪 短篇《免费旅游》（《青海湖》第8期）
方 如 短篇《限宽门》（《四川文学》第8期）
王 夔 短篇《迷失白银的夜晚》（《朔方》第8期）
王保忠 短篇《月亮之上》（《山西文学》第8期）
宁
刘 浪 短篇《旧日童谣》（《北方文学》第8期）
刘 浪 短篇《小武的暑假》（《北方文学》第8期）
胡 炎 短篇《寻找》（《北方文学》第8期）
柏祥伟
本期看点
白发如咒（中篇）
短篇看台
这孩子
锁孔
短暂迷情
有爱难逃
简姐
亲爱的羊
最新小说
为了告别的聚会
精短小说
金嘴
证书
穿越千年
爱情是一碗粥
特别推荐
小时候……………………………………………刘凤阳
小说林
马克在1998（中篇）……………………………陶一笑
纲要在我的U盘里……………………………… 赵向东
崖畔上的兰花花…………………………………高
蓝结巴……………………………………………吕学敏
寂寞烟花…………………………………………吴
喜鹊叫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作品特辑
4
10
14
名家构筑
常州日报社印刷厂特约刊登
15
19
新实力派
溧阳市幽香苏茶有限公司特约刊登
24
30
本土文本
34
40
44
46
48
50
51
才情江南
52
54
56
原生写作
57
61
63
66
69
毗陵艺谭
71
——冶陶圣手裴石民大师之路散谈
中吴风色
74
朝花夕拾
75
68
77
78
刊名题字
封面作品
封底摄影
题照
1
羽叶茑萝
2 诗意照亮俗世生活
——评于晓威短篇小说《羽叶茑萝》 李
3 “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
4
失踪的邮筒
6
一直记得你
7
它确实是个鸡
8
锯木香
9
一只保温瓶的感动
10 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狐
11
父亲
12
死去活来
13
“渎”书
14 寻找最优雅的灵魂
——走近吴季札
15
异国寻茶缘
16 自由的墙壁
——《窥视伟大的心灵》之七—普希金 王冰
17
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