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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潜心研读老庄，想把自己的体悟总结并共享给大家已经很久了，但一直在准备，直到今天开始实施。一是因为自己才疏学浅，怕亵渎经典；二则道德经确实博大精深，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弄明白。不过好在老子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第70章），所以我们都能学习到体会到很多；但老子也说“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第70章），所以别人说出来的，也都不一定是老子的本意。既然如此，大家也都只是在说点自己的想法而已。我的想法，道德经大概讲了：
什么是道？
道为什么？
如何行道？
整本《道德经》读下来，都在阐述“道”的“知”与“行”，知者不一定行，行者也不一定知。能知不能行，只是思想者；能行不能知，是实践者。如果思想与实践能一致，即“知行合一”那
中国文化的失语问题,有些作家早就注意到了,尤其是有寻根倾向的作家们。当他们试图回溯我们民族的起源和文化心理中的真相时,总是会发现失语现象,包括人物的匿名、无名现象。一些小说的主人公越来越没有名字,除了“我”、“他”或“她”、“我奶奶”、“我爷爷”之类以外,就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只是个符号、甚至一个声音、一股气流而已。
80年代以“寻根”色彩最浓而在文坛名声鹊起的韩少功，在其代表作《爸爸爸》中即描写了一个天生失语的“丙崽”，他除了会叫“爸爸爸”之外(就连这个字的含义也多半是旁人给它附会上去的)，再不能说出别的语言。然而，进入90年代，韩少功力图作一次“获生的跳跃”，即借用某些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概念和视角，重新透视我们民族那沉默的根。这就是他近年来苦心经营的作品《马桥词典》的一个理念目标。
在这里，他一反过去将失语现象引向神秘和混沌的致思方向，而力图在不言不语、少言寡语、闲言碎语、疯言讽语甚至胡言乱语中，重新发现语言本身的内在逻辑和
从表面的思想倾向上说，王朔和张承志似乎是对立的两极，前者是看破红尘后与世俗同流合污、痞，后者是坚持最彻底、最纯洁的道德理想，是极端的纯情。然而从精神实质来看，他们两人却有着原则上的根本的一致，即他们都想完全无保留地使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与最底层的民众融为一体。这与“红卫兵精神”、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使一种图腾式的大众崇拜带上了大众固有的痞性。
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都具有一种“民粹”意识，它历来主张知识分子要懂得民众的疾苦，成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救主。正如当年俄国的“民粹派”到民间去穿草鞋、吃粗粮、干农活一样，“五四青年”到农村去，60年代上山下乡，“文革”的发动群众、忆苦思甜，结果使知识分子不但大众化、平民化了，同时也痞子化了。王朔难道不是知识分子、文化人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模范吗？
最近两年，我在给研究生逐句讲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过程中，感到该书从第一部分“意识”向第二部分“自我意识”的过渡是一个难点。
一般来说，在黑格尔那里，意识是一个对象的意识，也就是对意识与对象之间的区别的意识；反之，自我意识则是把对象看作自身，也就是在意识到这一区别的同时还意识到自身与对象之间没有区别：“我把我同我自己区别开来，而在其中对我来说直接的就是：这种区别并没有被区别。”或者反过来说，自我意识是“对无区别者的区别”。但是，意识如何从这种区别进到对这种区别的无区别性的意识呢？这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张世英先生在其《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一书中说：“从‘意识本身’的最后阶段‘知性’向‘自我意识’的过渡，黑格尔说得非常空洞而晦涩”，但除了引黑格尔一段话外没有作评论，基本上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在另一本书《黑格尔解说》中则是这样回答这一问题的：“对立统一是精神性的东西，刚才讲感性确定性、知觉、知性这三个阶段都把对象看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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