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人说山话
然而
要它说出种瓜为什么得豆
猴子为什么掰苞谷
风为什么吹不熄萤火虫巧妙的灯盏……
玉米人守口如瓶
高大的玉米人
一直守护着矮小的故乡
它伸开双臂
它把调皮的西瓜抱到地里
让它们打滚
它把雨水搓成绳索
捆绑着企图逃往城市的村庄
它把菊花赶向民间
民间有了重阳
玉米人牙齿金黄
像我认识的一个妖怪
下午的马
光线的斜坡上
疲惫
太阳之手反复将它擦亮
多少事物纸醉金迷
多少事物慢下来
在空气中踩下脚印
下午的马
静穆在空旷中欢呼
阳光正修筑宽广的大道
它漫长无尽
下午的马
我只是一个臆想者
在下午虚构一匹马
看它如何出现在可能中
假如没有王望山，巴城的北郊就有可能一直向北延伸。正因为王望山横空出世，巴城的北郊才适可而止，在王望山巨大的阻碍下，委曲求全、无可奈何地偏安山脚一隅。
在城北，王望山巍然屹立，孤峰突兀。因孤峭、傲岸，与周边的众山形成巨大的反差。它鹤立鸡群、独占鳌头，俨然众山的领袖，卓尔不凡。置身巴城，稍一抬头北望，进入视线的就是王望山。天清气朗时，它在白云的压迫下，蔚秀而亘古。巴城如一头日夜呻吟的怪兽，蜷缩在它的脚下，王望山听惯了它喧嚣。
唐高宗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十一月初八，雍王、皇太子李贤被流放到巴州（《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二《唐纪十八》）。在巴州期间，平民李贤因思念父皇唐高宗、母后武则天，并盼望有朝一日被召回长安，便常常攀登巴州治所之北的王望山，在山顶向北眺望遥远的长安。从此，善良的巴州人把李贤登高远望的这座山叫“王望山”。在这个伤感而浪漫的民间传说里，王望山被赋予了浓郁的人文色彩。一千多年来，巴城居民对它心存敬畏，顶礼膜拜，感念它阻挡了北来的寒流、朔风。在王望山的庇护下，巴城如一只摇篮，市民像婴儿，饮着巴河的乳汁，快乐而幻想地过着日子。
王望山急遽奔跑，与时间竞赛，与历史竞赛，在洪荒之前就屹立在城北。因为匆忙奔跑，来不及整肃衣冠，在一座城市诞生之前，它浑然止步，凝固成今天这个模样。它见证了沧海桑田、改朝换代。在它的脚下，自从有了人类活动，有了市廛，它就不露声色，默察着时间的起源与尽头。它与世俗近在咫尺，但又远离红尘纷扰，一直保持着清高、超脱。它像一位严肃而慈祥的老者，目睹了周遭的变化，目光中充满了悲悯、宽恕、谅解。它居高临下，巴城的风吹草动一目了然，却又仿佛熟视无睹。它看见丰盈的巴河一年比一年消瘦、一天比一天肮脏；它看见滨河路大排档前酒后的斗殴、几个醉鬼站在护堤上掏出家伙肆无忌惮地洒尿；它看见网吧里通宵上网的未成年人及他们父母找寻他们焦急的眼神；它看见某个单位的头头与下属去宾馆开房；它看见公园里的老虎因饥饿瞒过饲养员不假外出，沿街乞食；它看见牌桌上的杀机、会议中的政治、饭局间的人情世故；它看见南池市场的隐患和出租屋里的不稳定因素；它看见自来水管里有人穿着潜水衣游泳；它看见下水道里开往地狱的列车正在检票；它看见从太平间逃出来的死者拦截一辆出租车到他要去的地方；他看见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在江北大道蹀躞，无家可归；它看见一个没有姓名的人在巴人广场突然消失，很快又在江南的街心花园冒出头来……该看见与不该看见的，王望山都看见了。侥幸的是，它没有嘴巴，不会说出来，否则，世界便没有秘密。
在巴中，从来没有一座城市的生活与一座山峰如此靠近，联系得如此紧密。王望山与巴城唇齿相依，谁也离不开谁。换一句话说，王望山是巴城的最高建筑，也是一些人心灵的建筑。酷夏，薄暮时分，总有为数不少的市民攀登王望山。他们挥汗如雨，血脉弸张，把登山锻炼视为休闲、强身健体的乐事。严冬，不少人闻鸡登山，每至山顶，便向山下灯火寥落的巴城怒吼，间接地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或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或是到达顶峰胜利的喜悦，一“吼”为快！
王望山真好！是可以依靠的那种好！
冬天，下雪了，一夜之间它愁白了头，它的忧愁是那么深刻、广大；夏日，满山蝉鸣风啸，它如同一件巨型的乐器自弹自奏，别有情调。最有意味的是站在山巅看西天的落日：千丝万缕的夕阳穿过针眼，那一刻，暮色降临，世界变得惊心动魄。
每年春天，我都要沿着玉堂河一侧简易的乡村公路，向玉堂河深处走去，边走边感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情画意。不知是玉堂河的源头太远，还是腿脚乏力，每一次我都是半途而废，若有所失地返回，颇似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乘兴而往，尽兴而归。
玉堂河被夹在两山之间，它从大山的深处蜿蜒曲折而来，河床狭窄，河水流得平静舒缓。因在出口处筑了拦河堤，河水仿佛凝固了，没有流淌似的，显得凝滞、呆板。因不知它的源头，玉堂河总给人有一种来路不明的感觉。
春天，玉堂河是复杂的。在一般观光者眼里，春天总是如一幅挂在天地间浓墨重彩的画呈现在眼前。那些桃花、梨花、李花、杏花、油菜花铺天盖地，宛如云霞锦缎，或东一片或西一簇点缀在农舍瓦屋间和田角地头，给人扑朔迷离的印象。玉堂河的春天是纵深的、起伏的、立体的，它不像是在田野里，铺在平面上，它不是在半山腰，高挂在视线上。它的春天隐蔽在山坳的褶皱里、流水的拐弯处，它的春天更多地体现在大自然的细节中。它的春天是隐蔽的，隐蔽在山重水复处，隐蔽在人的心境里。
玉堂河是巴河的支流。在巴城的北郊往东走了短短数里，玉堂河水注入巴河。既然注入了巴河，玉堂河就结束了自身的使命，找到了终生的归宿。它是巴河听话的一个女儿，清秀、文静、循规蹈矩，每一个小小的浪花都是她开心的微笑，每一丝涟漪都是她心跳时的羞赧。玉堂河柔肠百结，水流婉转，是巴河大合唱中清亮的乐章。
想象中的玉堂河，沿岸花木扶疏，水鸟成群，河中的一条鲤鱼成了精，做了水边一户人家的媳妇。玉堂河像梦一样安谧、神秘，它应该是巴城人的世外桃源，它应该是一些人内心的源头。但是，玉堂河年年都在变——由原始变为现代，由乡村变成城乡结合部。将来，火车站竣工了，从北而来的火车刺耳的笛鸣，最终会把它从沉睡中唤醒，包括它的春天，也将会被一节节车厢运往远方。那时，玉堂河被春色平分，春天将被它搬运一空，留下的是一个季节美好的回忆。
我在玉堂河一侧简易的乡村公路上漫步，沿途看到的都是砖石、瓦砾、水泥、钢筋——火车站就在山腰。人们争先恐后圈地，周围的村民更是违规私搭乱建，想拆迁时政府多付赔偿金。到处都在修建，到处都在拆迁。在一处被拆除的农舍前，摇摇欲坠的断墙残壁上用墨汁写着一个大大的“拆”字，触目惊心。遍地瓦砾，狼藉不堪。断墙残壁后，一枝桃花从斜刺里伸出来，如丝绸的水袖中探出的玉臂拦住了我的去路，确切地说，是路途中我突然与一个妙龄的女妖艳遇。桃花张着性感的小嘴，悄悄地高诉我：“春天来了！”那涂脂抹粉的小嘴——春天的酒窝，令人晕眩、迷醉，心旌摇荡。
玉堂河两侧多野生麻柳。麻柳树大多沿河一溜溜排开。麻柳树后是农田。那些蔬菜长在贫瘠的沙地里，格外茂盛、葳蕤，也格外高大、结实，总使人觉得不像蔬菜，蔬菜有这种长法吗？不知使用了什么化肥，碧绿、青翠得令人生疑。一棵粗壮的麻柳树因根基的泥土坍塌，树身偃卧水面，只差那么一截，就可延伸到河对岸去了，像一座树桥。一只白色的鹭鸶在水边耐心地觅食，总是徒劳，后来，失望地飞走。春寒料峭。一个年青妇女赤脚站在河边洗衣。她未发觉有人在注意她，一直沉醉在劳动中。沿途都是丢弃的零食袋，五颜六色，如同标识……
春天如重兵压境。但居住在玉堂河的人对春天总是熟视无睹，对春天麻木、无知。
一个乡村医生把药箱放在田埂上，与一个菜农在田里摆龙门阵——他们说些啥，只有风知道。
城里来的两个80后——男的背靠高大的麻柳树，搂着女友，甜蜜地接吻——他们把爱情从巴城带到了玉堂河、从卧室带到了城乡结合部。正当他们高潮来临时，对不起，我这篇文章也该知趣地结尾了。
我读《齐民要术》，每每难以释卷：字里行间充盈着清新的泥土气息和蔬菜瓜果的香甜，还有鸡鸣狗吠、马嘶羊咩……如同置身乡野，亲事稼穑，恍然成了一个农夫。这个贾思勰，哪里是一个官僚（后魏高阳太守），分明是一名资深农技师，在不厌其烦的讲授种植、养殖与加工技术。
《齐民要术》是农业文明的硕果。可以绝对地说，在那个时代——公元六世纪，中国的农业是环保的（别国亦如此），农产品是当之无愧的“绿色食品”。其中，又首推蔬菜瓜果。
“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 贾思勰引用《汉书•食货志》中这句话时，为了便于解释蔬菜瓜果，又转引《尔雅》，说菜就是蔬，蔬是各类菜的总称，凡可食之草、菜，皆可叫蔬；生的称为菜，熟的叫茹，草活的时候叫草，枯死了叫芦。关于蔬菜瓜果，他还引用了郑玄、应劭、许慎、张晏、高诱、郭璞、沈约、王广、颜师古等人的说法，把今天看来在字面意义上委实简单明了的蔬菜瓜果搞得扑朔迷离，学问上，很是下了一番考据、训诂的功夫。
贾思勰撰《齐民要术》的初衷是“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并一再谦虚地说“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其实，《齐民要术》的文字之美，并不输于建安七子及六朝其他文人雅士的文章。又言“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作为一名地方官，贾思勰严谨务实，与清初的花草爱好者李渔简直是大异其趣。李笠翁说：“吾于老农老圃之事，而得养生处事之方焉。”一个精研农事造福于民，一个在耕作与园艺中追求闲情逸致。但二人对蔬菜瓜果的喜爱倒是殊途同归。李笠翁认为，制作精细的肉不如没有加工的肉，没有加工的肉不如蔬菜，原因是前者不如后者自然。穿草衣吃素食是上古的遗风。人如果能疏远肥腻的东西，吃素菜也能觉得甘甜，这就成了上古的百姓，与崇尚古玩有同样的情致。故编写《闲情偶寄•饮馔》时，将肉食放在蔬菜之后，目的是推崇简朴和恢复古风。
言及蔬菜瓜果的好处，李笠翁除了认同人们通常所说的“清”、“淡”、“芳馥”、“松脆”外，更强调“鲜”，说“鲜即甘之所从出也”。这使我想起史书中一个与蔬菜有关的故事——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八卷《唐纪十四》：“庚辰，过易州境，司马陈元璹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上恶其谄，免元璹官。”
唐太宗李世民经过易州境内，易州司马陈元璹让当地农民在地室中生火增温栽植蔬菜，陈元璹将类似于今日的反季节温室蔬菜进献给皇帝食用（温室培植蔬菜不论季节，数九寒冬都可以制造黄瓜、西红柿等蔬菜，而且中看、新鲜），以图龙颜大悦。可皇帝讨厌陈元璹的行为过于谄媚，免去了他司马的官职。
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是文献中一则有关反季节温室蔬菜栽培的记载。在古代，科技不发达，搞这样的反季节温室蔬菜栽培，如果纯粹是为了科研，是可以搞一搞的；如果是迎合领导，如此兴师动众，就可谓劳命伤财了。所以英明的唐太宗看出了其中的蹊跷，罢免了陈元璹。
观览史乘，令人遗憾的是：历史上像李世民这样的最高领导太少太少了。
《钱谦益诗选》（孙之梅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明清易代时，钱牧斋本是一介名士。到了晚年，夕阳照桃花，与名妓柳如是合卺，留下了一段令人艳羡的风流佳话。但钱、柳姻缘并非一般文人的风流韵事所能比拟，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说他们是“女侠名姝，文宗国士”。二人实乃志意才学、高文华采的相互敬慕、赏知。在我看来，钱牧斋不仅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在一个板荡之世，尽管他因曾主张拥戴潞王而受到马士英、阮大钺的钳制而谄事马、阮，政治上扮演了一个没有节操、热衷躁进的角色；继之，又降清仕清，以三十馀年的仕途坎坷赢得的清望在改朝换代的严峻时刻隳然倒塌，人望顿跌。今日看来，我深深地理解他的难处（这“理解”需要另叙，不是一则读书笔记能解决问题的）。后世的人说，明清五百年诗坛，钱牧斋是最优秀的诗人。此说我不敢苟同。但他的《有美一百韵，晦日鸳鸯湖舟中作》堪称自唐以后爱情诗的精品杰作，亦是其《初学集》中的压卷之作。他官场失意情场得意。与柳如是的唱和亦是真情的流露，故此类作品少做作、多性情，确乎“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态。钱诗在明清文学史上地位之轻重，自不必说。尽管他的同代人顾炎武说他“以文辞欺人”，但称他的诗“昌大宏肆，奇怪险绝，变幻不可测者，洵煌煌乎一代大著作手”（凌凤翔《牧斋〈有学集〉笺注集序》还是深中肯綮的。在下特别喜欢他的“苍茫野哭忧邦国，寂寞家居念友朋。”（《丁卯十月书事》之四）“天心留儆戒，人事识端倪。”（《王师二十四韵》）“莺啼大纛连营静，月初雄关列灶虚。”（《奉酬山海督师袁公，兼喜关内道梁君廷栋将赴关门二首》之一）“重作安人莫侈太，馌耕还忆旧家风。”（《喜复官诰赠内，戏效乐天作》）……
周作人《老虎桥杂诗》（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知堂不以诗名。其诗笔墨清淡，诗味苦涩，俨然苦雨斋中的一碗香茗，与他的文章走的是相似的路径。他一生作旧诗不多，统共不到二百首，但佳句颇多。如“一夜寒灯十首诗，苦中作乐有谁知？”“宽袍据案如南面，大爵囚粮味有余。”“夜起有时面壁坐，一丝烦恼未消除。”“画梦荒唐时复遇，娇容憨笑认真难。”（以上见《炮局杂诗》）“儒冠一着误生平，多谢杨生示儆情。”“李生大隐在朝市，醇酒美人寄所思。”（以上见《忠舍杂诗•纪梦诗》）“喜得空庭寂，难销永日闲。举杯倾白酒，买肉费青钱。记日无余事，繙书尽一编。”（《忠舍杂诗•夏日怀旧》）知堂谑称自己的诗是“打油诗”（其实，还有“竹枝词”的元素）在下揣摸，除了自谦，当别有隐情在怀抱。其《儿童杂事诗》七十二首尤为有名。丰子恺先生曾为该组诗配漫画，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中华书局、岳麓书社均出版过，影响甚大。
周作人《看云集》（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知堂于1964年1月28日日记中记载：“阅《看云集》，觉所为杂文虽尚有做作，却亦颇佳，垂老自夸，亦可笑也。”字里行间，可窥作者晚岁对早年作品的满意，虽是自诩，但从旁人看来，这“自诩”也是名副其实的，并非自我夸大。《看云集》中的文章，我尤爱《草木虫鱼》系列。孔子告诉他的弟子学习《诗经》的好处，其中就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见《论语•阳货》）。可见认知“鸟兽草木”是人生的必修课、自然课。周氏说它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见《草木虫鱼•小引》）。在“有许多事不想说，或是不好说，只可挑选一下再说，现在便姑且择定了草木虫鱼”（引文同上）的情况下，顾虑的是“得到古人所谓笔祸”（引文同上）。隐情的道出，既有作者的无奈，亦有执政者对自由思想的钳制以及对文人的“棒杀”。仔细想来，这是任何时代均不可避免的悲哀。“草木虫鱼”无法荡涤洪炉、拯民水火，但与高头讲章相比，毕竟还可以“聊以自慰消遣罢了”（引文同上）。
流沙河《再说龙及其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版）流沙河的文章，以前我已读了不少，越读越觉得有趣味。近年他出版的《书鱼知小》、《流沙河近作》等，我更是爱不释手。这个可爱可敬的老头子，或说文解字，或谈天说地，或解川中掌故，或话蜀中名物，或履历见闻，或疑误考证，亦庄亦谐，颇有宋人笔记风致。《再说龙及其他》是老先生最新的笔耕智果，形式上走的是老路子，内容上说的是新事物，令人大增识见。
瓦尖山村人语言鄙俚，不以文饰。村夫野老使用方言土话交流时，偶尔也夹杂着少许“雅言”。现将这些“雅言”胪列，一一考释，探其渊源，贻笑大方。
过礼：瓦尖山村人把男女结婚时男家到女家搬运陪奁嫁妆称为“过礼”。过礼，实为结亲下聘，是旧时男女订亲的程序之一。唐人孟浩然五言绝句《送桓子之郢城过礼》：“为结潘杨好，言过鄢郢城。摽梅诗已赠，羔雁礼将行。”可为证。
小衣：瓦尖山村人把裤子称“小衣”。小衣应是短裤或内裤，在两汉的典籍里又叫“中裙”。《急就篇》：“襌衣蔽膝布母繜。”唐人颜师古注云：“布母繜，小衣也，犹犊鼻耳。”（周按：《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南朝刘宋裴駰《史记集解》引韦昭“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矣”。犊鼻裈即短裤。）《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待诏：瓦尖山村人把剃头匠称“待诏”。待诏有二义：诏，皇帝诏书，待诏，犹言候命；宋代民间尊称手工艺者为待诏。《水浒传》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先生：瓦尖山村人把教师、医生称“先生”。《礼记•曲礼》：“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注：“先生，老人教学者。”称教师为先生，本此。
多谢：瓦尖山村人把不胜感谢称“多谢”。多谢有三义：一义为“问候”。《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界上亭长戏曰‘至府，为我多谢问赵君’。”唐人颜师古注云：“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万问讯矣。”二义为“嘱咐”。《玉台新咏•为焦仲卿妻作》：“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三义为“感谢”。陶渊明《赠羊长史》：“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周按：绮，即绮里季；甪，即甪里先生。绮、甪，“商山四皓”中二人名。）
打尖：瓦尖山村人把旅途休息进食称“打尖”。《红楼梦》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学堂：瓦尖山村人把学校叫“学堂”。《北齐书•权会传》：“会方处学堂讲学，忽有旋风瞥然，吹雪入户。”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单雄信幼时，学堂前植一枣树。”
龌龊：瓦尖山村人把恶浊、肮脏称“龌龊”。龌龊义有三：一义即《广韵》“齿相近”。二义为局促、拘于小节。南朝刘宋鲍照《代放歌行》：“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东汉张衡《西京赋》：“独俭啬以龌龊。”三义为恶浊、肮脏。《元曲选》高文秀《黑旋风》：“他见我风吹的龌龊，是这鼻凹里黑；他见我血渍的肮脏，是这纳袄腥。”
邋遢：瓦尖山村人形容人衣冠不整为“邋遢”。《辞源》引《唐韵》：“邋遢，不谨事也。”后称不洁净为邋遢。清人翟灏《通俗编•状貌》：“只是我形龌龊，身邋遢，衣衫褴褛把人吓杀。”
瓦尖山村的早晨有点乱：猪在圈里拱槽，摇头摆尾直哼哼；鸡咯咯地打鸣，争先恐后啄食地上的粮食；鸭子赶出来了，嘎嘎地叫，笨拙的身体兴奋地往水面扑；鸟雀在竹林里叽叽喳喳，说长道短，议论纷纷……相对稳重的是村子周围旧模旧样的山山岭岭，雾在沟沟壑壑酝酿、生成，企图抹去大地那些有缺陷的轮廓（那些羞涩的部分）；风藏在树冠里，蓄势待发，寻觅那些出头的目标；因露水的滋润，园子里的蔬菜瓜果愈加青碧诱人（村里的人说，露水是造孽的人的眼泪）……在太阳升起以前，村里的男人们坐在屋檐下的石条上，若无其事地抽叶子烟，吐口水；女人们坐在门槛上，靸着鞋，漫不经心地梳头，或披头散发地坐在那儿发痴出神，许久才想起啥似的，不咸不淡地说上几句话，给男人安排田里地里的活路。她看也不看男人一眼，语气不容置疑，近乎命令。男人也没理睬她，一脸不屑。女人的话看似耳边风，但不敢不听。男人抽完烟，又吐了几次口水，把烟锅子在石条上磕了磕，磕出未抽完的烟屑，用双手擦拭着沾有口水的烟嘴，向牛圈走去。看那架式，是去开圈门赶牛、扛犁头到田里地里做活路了。见男人走了，女人起身，把木梳插在头发里，起身回屋，挑出水桶去井边担水，或到偏厦子抱柴生火，准备煮早饭了。
当太阳升到三根竹杆接起来那么高时，就是村里的人吃早饭的时候了。这时，全村都飘散着饭菜的香味。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啊！一年四季，这样的香味经久不衰。这香味首先是给空气吸的，空气吸够了，便给明亮亮的阳光吸，给整个瓦尖山村的土地吸，给瓦尖山村的鬼神吸。空气流畅，把家家户户饭菜的香味送给瓦尖山村的万物嗅了，才轮到人吃饭。此时，如果你到麻石镇办事，途经瓦尖山村，闻着这饭菜的香味，你的腿就软了、肠胃就叫唤了，口中的唾液也就出来了，饭菜香就更加加重你的饥饿感。但因为你是外村人，瓦尖山村又没有你的亲戚叔伯，你就不好意思到认都不认识的人家里去吃饭，只好勒紧裤腰带，强打精神，赶紧离开瓦尖山村。如果你有亲戚叔伯在村里，此时，只要登门，保准正赶上开饭。
空气把饭菜的香味传遍了瓦尖山村的旮旮角角后，就等着在田里地里做活路的人回家吃饭了。饭煮好了的人家，细娃儿就站在院子里或房子附近的制高点朝大人们做活路的方向“喊饭”。细娃儿嗓门虽小，但声音清脆，声音清脆就传得远，传得远，就容易被田里地里做活路的大人听见。距离再远，大人们都能分辨清楚各家细娃儿的声音，永远不会把别人家细娃儿的声音当成自家细娃儿的声音。听到自家细娃儿喊他们回家吃饭的声音，大人们便拴好牛，扛起锄头回家。细娃儿“喊饭”时，双手握成喇叭状，拢在嘴边，憋足劲，使劲地朝大人做活路的地方喊：“伯——伯——吃饭啰！饭都煮剩啰！”“爷——爷——吃早饭啰！再不回来就吃完啰！”“伯伯”是瓦尖山村的土话，细娃儿把“爸爸”叫“伯伯”。为了让大人们早点回家吃饭，就自作聪明地编造一句“饭都煮剩啰”。“剩”也是土话，意思是饭不新鲜了。至于说“饭都吃完啰”依然是哄骗大人的话，目的是希望大人早些回家吃饭。大人听这么一喊，明知是假，都要往家赶。
没有细娃儿或细娃儿在上学、走人户去了，饭煮好了，“喊饭”的事就落在女人或老人身上。这里有待详细表述：女人喊饭的话，是晚辈，就直呼其名。如果喊自己的男人，就有讲究了。瓦尖山村的女人喊自己的男人从来不直呼其名，无论是在公众场合还是在家中，常常都以自家排行老大的儿子或女儿的名字替代男人的名字。男人叫自己的女人，也沿用此法。不明原因的人听到女人喊男人回家吃饭，还误以为谁家的细娃儿懂事早，年龄那么小就在田里地里做活路了，其实这是一种隐讳的称呼。男人听到女人在大声喊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吃饭，心领神会，就知道是在叫自己了。于是在田里或地里大声回应一声，说“晓得了”、“回来啰”，就回家去了。
瓦尖山村的人，一年四季都把活路看得紧，确切地说是把时间看得紧。早饭煮好了，如果不“喊饭”，是没哪个自行回家吃饭的。原因是回家早了，饭还没煮好，误了做活路的时间；或者怕被旁人看见了，说不想做活路，好吃懒做。就是不想做活路，装装样子在田里地里磨洋工，也要等到家里的人“喊饭”了，才回家吃饭。这样，总会落得个好名声，人人都夸奖勤快。
吃夜饭是不用喊的。家家户户的女人或细娃儿仿佛一向就明白这样的道理：天黑了，田里地里没有灯，没有灯就没法做活路，没法做活路，就晓得收工回家。
我小时候也喊过饭。
那时祖母还没有去世。祖父、父亲、母亲要做活路，煮饭就常常是祖母的事。该吃早饭了，我与妹妹、弟弟排成队列，站在地坝边喊大人们回家吃饭。通常是我先喊，妹妹、弟弟后喊。我喊不管用时，妹妹或弟弟再喊。直到大人们听到我们的喊声为止。有时，我们一齐喊，音量大小不一，喊叫声反而不尽人意，大人们根本听不清，又重喊。因为我是哥哥，这样的重任理应由我带头完成，所以还是我先喊，尔后妹妹、弟弟接着喊，直到大人听到，有了回应为止。这之中，谁的喊声让大人们听到且回应了，谁就有理由骄傲地说“是我的声音最大！”并倍感自豪。现在想来，这些事情仍颇有意思！ （字数：约2300）
李劼人《死水微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这是一部我很早就知晓的长篇小说。之所以今天才正式阅读它，原因是我一直对它心存敬畏，就像当初我敬畏声名鹊起的《家》、《春》、《秋》一样。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真正让我心悦诚服的不是后者——时间对经典的考验瓦解了我对《家》、《春》、《秋》幼稚的崇拜，它们无论是从生活的深广度，还是文本的艺术水准而言，都无法与前者比肩。奉为圭臬的作品在我心中一落千丈，终至倒塌，除了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捧红外，更多的是成熟的读者有了自己的主见与独立的思考。二十世纪的四川文坛，文人墨客如过江之鲫，作品亦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可谓“艺苑丛残稂莠在，文人凋谢槿花如”（引钱牧斋诗句）。就长篇小说而言，在“经典”这个范畴内真正能够站得稳脚跟的，窃以为就只有如下三部长篇小说：李劼人《死水微澜》、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阿来《尘埃落定》。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古罗马]贺拉斯《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最初知道《诗学》、《诗艺》是因昔日要考试而恶补《文学概论》、《外国文学》等高校文科教科书。教材只是零星地摘录，或简单地介绍要旨，或笼统地谈论它们对后世文艺创作的影响。作为外国文艺理论经典，就是时下，也并非所有有文艺细胞的人都喜爱它。我相信，除了有专业背景或者是写博士论文的人翻检它们之外，其他人大致都是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了。想到此，我几乎失去了信心——对一份党报的小编辑而言，它们远远没有《×××选集》、《×××文选》具有指导意义了。它们到底对自己有多少裨益呢？！困惑中，我读完了《诗学》、《诗艺》，大有钱牧斋“此中未悟《逍遥》理，枉读《南华》第一篇”（《狱中杂诗》之二）之意！
继续读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上、中、下，中华书局，2008年7月重印本）“春雨日时，草木怒生，銚耨于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过半而不知其然。”（《庄子•外篇》）春天，泥暖草生。这个诗情画意的季节，始终与农事瓜葛着。“偶尔冒雨去河边挑水，不经意间抬头，远处田畈里有一个小黑点在移动，待近了看，小黑点就变身为村里的小旺叔。小旺叔举着一把桐油黄伞行走在湿滑的田埂……并非种瓜点瓜，并非耕田运作。他只随便走走，散散步吧，我觉得。一位乡村大叔在春天里，懂得田畈访雨，要说情趣、品位，不知比自视甚高的城里人高出多少来。”（钱红莉《春天的几个词•雨》）蒙人庄周言简意赅，与钱文各得其趣。
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上、中、下，中华书局，2008年7月重印本）《庄子》一书，以其芒忽恣纵的语言、幽远深邃的思想流芳百世，名垂千古。同时，它亦是一部被误解的书。自西汉以降，便被正统派视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言它“消极”、“遁世”，就连太史公都说它“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窃以为，吾国文化中如果缺失了庄子的生命情调与美感情怀，吾国的文学艺术与美学又是怎样的面貌呢？如果吾国哲学中只有孔孟之道，而缺少老庄哲学，吾国的哲学又单调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论语》（包括《孟子》等原始儒家经典）侧重于伦理意识的开启与道德规范的实践，那么《庄子》则着重于人之心灵的开放和审美意境的阐发。在读《庄子今译今注》前，我手头已有四种有关庄子的著作，它们是：曹础基《庄子浅注》、张松辉《庄子疑义考辨》、王叔岷《庄子校正》（上、下册）、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全四册）。它们均是中华书局的产品。以上诸书对庄子的解读并非像于丹那样不以文本为依据，大胆断言，天马行空、离题万里的阐发微言大义，而是小心求证，细致爬梳，严谨考据，虽是一家之言，但是严谨地做学问。《庄子》的版本林林总总，汗牛充栋。《庄子》的真谛，在下不才，实不敢置喙一词。与以上诸书相比，私下以为陈鼓应先生《庄子今译今注》是庄学研究之集大成者，它补缀周备，注释、校勘除考察考证了古今校注外，还参考了英、日文及大陆学者有关《庄子》的专述，并一一罗列书中，读者可比较、甄别。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完整地阅读《庄子》。那时，我二十多岁，对它并不全懂，即使看译注本，亦是一知半解。但它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具体到我的生活、我的为人处世。我说过，有些书不宜读得太早。“有些书”其中就包括《庄子》。有人把书籍分为好书、坏书。如果这种分类成立，《庄子》无疑属于后者。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人有好人坏人之分。好人读坏书仍然是好人，坏人读好书仍然是坏人。《庄子今译今注》三册，计划两月读完——以它为日课，每夜就寝前读它数则，虽不能犒劳负重的肉身，但可以慰藉心灵——因为它又名《南华经》。
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中华书局，2007年1月版）该书系一部汉文体中国游记，是日本汉学家竹添进一郎1876年游历京、冀、豫、陕，翻秦岭栈道，进至川渝，然后经三峡顺江至沪的闻见录。书中记录了沿途的史迹、物产、风土人情，兼论及当时政治、经济等问题。俞樾在《序》中云：“《栈云峡雨日记》二卷，自京师首途，由直隶、河南、陕西而至四川，又由蜀东下道楚，以达于吴，绵历九千余里，山水则究其脉络，风俗则言其得失，政治则考其本末，物产则察其盈虚，此虽生长于斯者，犹难言之。”
李太白曾在诗中叹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唐以降，川渝游记之书，当首推宋人范成大《吴船录》、陆游《入蜀记》（前书我未曾观览，《入蜀记》则于1997年购得一册，写得别有风致，不愧大家手笔）。到了明代，宋濂在《送陈庭学序》一文中言：“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唐滟滪之虞。跨马行篁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掉栗。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其难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蜀道艰险可窥一斑。
竹添氏的文字“含咀道味，瑰辞奥义，间见叠出；其诗思骞韵远，摆脱尘垢，不履近人之藩，岂非以所阅者博，得山川之助者多耶？”（李鸿章语）一个外国人，稔知中国文化，精通汉语，驾轻就熟，戏笔横斜，把中国文言文玩得如此得心应手，实在令人服膺。
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沉思录》（何怀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月版）
“良友”文丛第六辑《幸福天上寻》（文汇出版社，2008年7月版）
以“书写个人史为诉求”是“良友”文丛的出版精神。以感受映照人生、以事件折射时代，热衷于理性与情趣的双重表达，致力于民间及个人视野的开拓，注重在时代进程中表达个人独特的人生感受与生活体念，人文的视角、讲述的方式、现场的姿态，构成“良友”的表达方式。本辑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扬之水《〈读书〉十年•1987》。《〈读书〉十年•1987》是扬之水1987年在《读书》杂志社当编辑的日记。扬之水是著名学者。我曾读过她谈名物的两本书：《〈诗经〉名物新证》、《终朝采蓝》。在日记中，扬之水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如1986年12月26日的记载：“下午与倪乐一起去冯亦代家，给他带去数张三联印制的贺年片，上有×××的墨迹‘若比邻’三字。冯老一看，立刻说：‘不要！不要！我不要他题写的东西！文化界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人！’屋子很冷，暖气不是全天供应。溜了一眼书架，摆的大多是外文书。他的夫人安娜在另一间小屋里不知忙着什么，走时，倪乐去与她道别（用英语对话），她说：‘老头子把我当奴隶使，整天让我给他抄稿子。’”1987年7月23日记载：“清早往北大，八点十分至金克木寓所。老先生显得格外高兴，指着房间里盛开的六朵仙人球花说：‘它们是为你而开的。’一起聊了三个小时……说起钱锺书，金夫人说，这是她最佩服的人，金先生却说，他太做作，是个俗人。”金克木对钱锺书的评价另见10月28日日记：“金先生说钱是个俗人（道此语已非一次），是做出来的名士，且对他的掉书袋颇不以为然。”除了金先生，侪辈又有几人敢如此月旦、品藻钱先生？！另外，《幸福天上寻》中收录的蔡朝阳《我所认识的范美忠》等文亦值得一读。蔡朝阳写的是2005年前的范美忠。那时，汶川大地震还未发生，范美忠还没有机会被人们叫“范跑跑”。
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修订本）
这是一本实用、便利的工具书，与《现代汉语词典》附录的《我国历代纪元表》、《辞源》附录的《历代建元表》相比，其体例更科学、完备，其内容更丰富、周详，并附有年号索引，翻检方便，一目了然。
袁庭栋《古代职官漫话》（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9月版）
“职官”即文武百官之通称。在古代，无论是职官的种类，还是职官的人数都远远不止一百，可谓成千上万。“百官”亦是泛指，是言多。一些前辈学人把对职官制度的了解掌握与目录、年代、地理学并列为打开史学之门的“四把钥匙”。该书深入浅出，采取“纵式”的手法，将古代各类重要的职官及各种重要制度抽丝剥茧，逐一介绍，从周秦至明清，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并附索引，方便查检，实为一本内容丰富、简明实用的知识读物。
谄媚者历来令正人君子齿冷。
谄媚者往往都是一些心术不正、心怀鬼胎的小人，耿介、正直之士常常耻于依附，不往交纳，羞于哙伍。谄媚者亦因刻意逢迎、巴结讨好权柄得了不少好处：或破格拔擢，或重金赏赐，或视为心腹亲信……谄媚者官场分肥后，小人得志，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可谓极尽风光。览观史乘，谄媚者因谄媚亦有未得到好处反而招致麻烦的。试举唐朝的赵元楷、郭霸为例。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唐纪十一》：“侯君集马病蚛颡，行军总管赵元楷亲以指沾其脓而齅之，御史劾奏其谄，左迁括州刺史。”赵元楷见首长侯君集坐骑的前额被蚊虫咬伤化脓，便用手指沾脓，用鼻子嗅其臭味，御史上奏弹劾，说赵元楷谄媚讨好，赵元楷于是被降职，由原来的行军总管迁括州刺史。严格说来，赵元楷是有些冤枉的，其举动并非完全是向领导献媚，只是受内心好奇的驱使，但御史官认为赵元楷此举已逾越了一个正派的官员做人做官的底线，有损干部形象、尊严，有辱干部斯文，是巴结讨好上司。这是发生在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事。由此可知此间的官场还算风清气正，当朝的最高领袖唐太宗是不喜欢拍马屁的人的。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五《唐纪二十一》：
“宁陵丞庐江郭霸以诌谀干太后，拜监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问之，因尝其粪，喜曰：‘大夫粪甘则可忧；今苦，无伤也。’元忠大恶之，遇人辄告之。”宁陵县丞郭霸靠对武则天阿谀奉承当上了监察御史，他的上司御史中丞魏元忠患了病，郭霸前往家中探视。为讨好领导，郭霸亲口尝魏元忠的粪便，并胁肩谄笑，说粪便如果是甜的就有忧虑了，现在粪便是苦的，没事了。郭霸以粪便的甘苦为由，谄媚上司。不知他尝粪便是如何下口的，连上司对他这种罕见与反常的行为都感到严重吃惊，本能地生出厌恶，逢人便揭露这件丑事。
武则天时期告密成风。武氏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大肆收买、笼络告密者。大批投机钻营、拍马溜须分子混入干部队伍。他们左右逢源、上下其手，狼狈为奸，欺上瞒下，朝野邪气弥漫歪风劲吹。郭霸讨好武氏，按鄙乡俚语叫“搞了好门子”（得了好处），可在中间环节出了故障——世间总有少数人不吃谄媚这一套。何况如此谄媚匪夷所思，有悖常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