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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日报》2016.9.23   

       一

  我想顺便谈谈安妮宝贝和她的创作。
  读大学时,我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是个安妮迷。二十出头的年纪,感伤的愁绪和皮肤的水分容易成正比,并且常常多得可以满溢出来。
  然而,三十来岁的今天的我,已不再能够全然接受,二十来岁时的安妮的作品。为了对比小说和电影的异同,寻求其中的张力,观影前,我特意又读了遍《七月与安生》。必须坦白,小说人物泅渡于无奈、荒诞、悖谬的悲剧之中,其命运的跌宕依然让我牵心动肺。纵然我在感性上惦念并受制于小说人物及其命运,但是,理性上不能回避和忽略的是,《七月与安生》 自始至终笼罩在“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的强说之愁中,当读者也如她一般少不更事时,便能够共品强愁,相互抚慰;当小说写就,成为作品,安放世间,而读者不断远行、成长,终至而立、不惑甚至更远,再识愁味时,恐怕只愿微微一笑,风轻云淡地道一句,果真“天凉好个秋”!
  如此殊途,再难合奏。
  还好,导演曹国祥在电影版的《七月与安生》中,保留和丰富了小说对命运的思考和呈现,而褪掉了小说语言的青涩和做作,传达给观众一个朴朴素素、干干净净的故事。
  重新改编过的剧本,不再沿袭小说旧有的语言风格。我猜想,恐怕不仅归因于两种媒介的异同取舍,还是安氏语言的小资风格不能助推电影在表达和呈现方面的真实性和感染力,甚至可能走向反面。小说《七月与安生》中的人物对话,显然脱离现实语境,使得人物生存似在真空,比如,七月面对同学对安生的误解时,高声辩解,“你不了解,他们只是感觉寂寞。”“寂寞,你知道吗?”大寂寞者不言寂寞,年轻的安妮显然既不懂得寂寞也不懂得表达的真义,以至这种大而无当和矫揉造作,不仅使生于80年代的读者我和生于70年代的导演曹国祥,而且可能连安妮自己也无法忍受了吧?因此,类似对话在电影中被一一替代,只保留一句,便是安生见到家明,依旧说,你的眼睛很明亮。不过,周冬雨的表达摒除了小说中安生的赤裸而浅白的神经质,取而代之一种轻描淡写式的玩世不恭,超越之处在于,转化后的语调更泄露出了安生的孤独和不安,以及她对它们的有意躲避和隐藏。显然,这种藏而却露比裸露直白更有力量。语言从来不只是语言,它更是人物构成的重要因子,语言的改写以至重新建立,会构筑全新的人物形象,并且可能走向别有一番滋味的故事样貌。
  现在看来,小说结局不免单薄和平庸,安于现状的七月顺理成章地结婚生子,安静度日;而孤独热烈的安生,像梵高的鸢尾一样,于世间短暂停留,英年早逝。固然,命运适应了性格的走向,终免不了单一。还好,电影在结局上的改动,丰富和延长了七月与安生的生命。安于现状的七月未必能够寻得现实的安宁,孤独热烈的安生既不一定英年早逝,也不一定狗血剧般的“改邪归正”嫁人生子,真正的命运如同电影的结尾,可能更多元、更偶然、更复杂,甚至更不尽如人意。

  二

  小说改编成电影,是一桩危险的事业。
  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究其原因在于,小说是由抽象的语言织就的,由抽象转化为形象,便得动用人的情感、思想和想象,想必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台机器的精密程度都比不过人体吧,更何况“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众口难调更是品鉴的常态。
  既然电影是独立的艺术门类,就必须要求其独立创作。虽然某些时候它得改编自小说,但并不意味着要亦步亦趋地呈现小说,这种貌似忠实实则附庸的思维、态度和操作方式定将使其失去独特性,进而失去生命力。这是电影改编小说的通病。电影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而语言是思想的界限,即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疆域和局限,由此,呈现的内容、发散的气韵都将不尽相同。故而,如何驰骋于自己的疆域,规避局限,或者超越局限,扩展领域,都是艺术表达首先应该考虑的。
  不难看出,电影《七月与安生》虽然改编自小说《七月与安生》,但是电影除保留了主体的故事内核和人物的性格走向之外,几乎是一次全新的创作,甚至颠覆。正因此,电影表达除个别情节之外,基本做到了流畅、顺达、完整。这是创造的结果,即电影根据自身语言特征,进行了一场贴合实际的量身定做,其效果在结尾处表现得尤为明显。
  电影《七月与安生》算不上是开放式结局,因为最后可以确定,意欲踏上自由征程的七月却意外辞世,而安生则独自抚养七月的孩子,平淡生活,这个结局恐怕是电影对现实和人生最强烈有力的思考和表达了。不过,电影并不满足于这种确定,即便深刻的思考追随其后,也不行。于是,它利用电影里和电影外的小说,为我们展示了另外的可能和维度,比如:七月自由自在,云游四海,安生遇见爱情,幸福生活; 或者安生凋零早逝,而七月现世安稳。影片中、猜想中、小说中、回忆中,诸种命运在影片结尾处,不断穿插,相互往来,忽明忽暗,疑窦丛生,直至尘埃落定。这种画面不断切换、进入、抽离的方式和效果,小说语言难以实现,恐怕唯有电影语言能够自由恰切地表达,并最终引领作品走向技艺合一。
  难能可贵的还有,电影告别了二元对立的呈现模式。小说中热烈的安生似乎必然被热烈灼烧,安静的七月必然岁月静好;又或者电影传达的其他可能,七月和安生分别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个告别庸常走向自在,一个倦鸟归巢平静度日;再或者将其解释为人性之双面两极,爱与恨、动与静、自由与羁绊,而结尾处的定音一锤将这些简化一一敲碎至凌乱的碎片,每一片都在纷飞中发出低语:
  现实何尝轻易反转,人性又何尝只有两极?
  (作者系《芒种》杂志编辑)
  □邹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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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0 16:42)

快下班了,写点什么呢。

每天转念太多,又瞬间消逝。诚如,人的生命。

年龄大了,我不愿承认。在生活中,也常常忘记,甚至荒谬的一次,别人问我,你多大?我竟一时模糊。

我对年龄的介意,并不在于它对目前状况的改变,甚至,我觉得它的改变力度很小,小到无法察觉。

我对年龄的介意,来自于一种虚无感和危机感的相伴来临,每每想到离秋叶静美之死越来越近,这个绝对的死亡会取消所有一切的可能和希望时,一阵阵恐惧和悲凉就翻涌而上。

还有好多事情没做,还有好多话没表达。我害怕它们终究会变成永远的遗憾,甚至连仅有一次的生命,也不过是一场什么也不是的过往,这不恐怖吗?

每每被恐惧和虚妄推及至此的时候,就觉得相对这个最大的恐惧和最大的意义,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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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8 10:05)
早上看到李叔同圆寂时的手书: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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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20 11:24)

活到30几岁,好像从未认识过自己。这么说也不对,人是在不停变化的。赫拉克利特不是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嘛。自己对自己的审视,如同踩水,只能遇见此时的自己。

活到30几岁,突然发现有那么强烈的表达欲望,说话、书写或者其他形式。表达需要对象,然而,只要涉及到人,就复杂,所以更多是自己与自己对话,于是字句、影像或者色彩就成了表达手段。我利用了它们。

柔美的力量太小,那些蛮荒、粗野,甚至暴力都充满生命的狂喜。我喜爱它们,如同喜爱82岁的毕加索火炬般的目光。年龄是个伪概念,老毕加索好像从未老过。

凡事都是玩,连人生都是一个大游戏,有什么不是玩呢。其实认真和游戏,一点儿都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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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日报》2016.7.15


 

    去年《大圣归来》上映,我曾撰文赞扬,但不认为它的成功,便意味着国产动画就此步入春天。这样预言实在太过武断和乐观。最后,在文章结尾处我战战兢兢地希望,它不会是国产动画的昙花一现,实则是担心它就是昙花一现。

    今年《大鱼海棠》上映,据悉评分尚高,加之去年对国产动画的一度关心,也想去考量此前的担心是否杞人忧天。于是,走进影院观看这部被认为相似日本《千与千寻》的国产动画。

我以为,即便《大鱼》和《千寻》有相似之处,恐怕也是形似大于神似,甚至“神”还远远被抛其后。然而,正是“神”决定了国产动画的品质和未来。

 

 

不可否认,《大鱼》的确画风精美、技术精湛。在这一层面上,国产动画的确可以赶超国际。

对于《大鱼》画风的精美和技术的精湛,制作者心知肚明也自信满满,于是似乎只需想法设法寻求思想的加盟便可。确实,整部影片从头至尾不乏“思想”,甚至道理横飞,以至说教遍布。然而,人物形象平庸、故事凌乱无力,故而不仅无法承载思想,甚至造成了思想与故事、人物、形式的严重脱节。不止于此,即便影片不能妥善处理思想与内容的关系,仅就思想本身也是大而无当般空洞。比如,影片结尾旁白解说:“人生是一场旅程。我们经历了几次轮回,才换来这个旅程。而这个旅程很短,因此不妨大胆一些,不妨大胆一些去爱一个人,去攀一座山,去追一个梦……有很多事我都不明白。但我相信一件事:上天让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让我们创造奇迹。其实影片开头和中间部分,也是众多古今中外哲思妙语媚俗地盛开,极大地满足了小资情调。然而,仔细咀嚼,便会发现难辨其所云,一会儿灵魂、一会儿天神;一会儿哲学、一会儿爱情。个别台词貌似颇有深度,其实不过是故弄玄虚。究其根本,仍是所谓的哲理碎片的拼凑,既缺乏整一而深刻的思考,又摆出一副哲人智者的脸孔,居高临下,指点江山,难免让人生厌。

再看《千与千寻》。它朴素地讲故事,无意表达洞见,却随处可以拾得洞见;不提供明确的思想,却获得多元的阐释,形成“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莱特”的接受境况。例如,我们可以将《千寻》解读为,人们对物质的贪婪,及在追寻中自我的迷失;或者是对那些恪守纯真、勇敢和自我的人们的礼赞;还有对美好友情、爱情、人格的颂扬……然而,这些解读都是接受者在观影过程中自然而然获得的感受和认知,影片从未有过成段的旁白告诉观众甚至训诫观众。

而且,《大鱼》的问题不仅表现在传达方式上,还扩大至观念本身。极端地说,《大鱼》甚至是无观念或零观念的。如果观念仍然不过是人云亦云之物,那么它所提供的就是不多不少的零;或者,如果它缺乏整一,无非是不知所云的碎片一堆,那么也基本可视其为零而非多,更何况,即便是人云亦云的碎片堆积,《大鱼》所要传达的观念也仍然是一种消极的情感和思想。千寻身上的精神力量是,一个人凭靠自我努力和超越,对抗和改变命运;而椿,更像是言情片中的女主角,除了陷于小我的痴情,便是一种自私的“勇敢”。期望弥补自我造成的过失,而使更多人陷入灾难;迷恋小我的痴情,便不顾惜他人的情感,这种格局狭小的情感行为,实在离艺术精神相差甚远。当古希腊悲剧人物俄狄浦斯知道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使国家陷于苦难、使母亲蒙受羞辱之时,他毅然决然刺瞎双眼、浪迹天涯,独自承担命运那种悲怆千古回响。当然,将《大鱼海棠》与《俄狄浦斯》相比,本身也许就缺乏公允,然而,即便不能通达真正的艺术和悲剧精神,至少传达积极的思想和情感想必也是应该的吧。

 

 

电影毕竟是艺术,而对艺术的衡量,仅仅囿于技术考量,必沾染匠气而疏离真正的艺术气质。我始终认为,艺术取胜的法宝实乃思想。当然,完美的艺术是技术和思想的合一,唯“技”便是匠人之作,唯“思”便是哲人之作,都背离艺术。而深谙艺术思想的艺术家必定能够使思想贯通内容和形式,梵高毕加索的画作为例,是什么使其超越时代的平庸而独创风格,一定是思想是卓越的思想使其不满所处时代乏味的表现形式,是卓越的思想使其拥有深刻的内容和先进的理念。所以,思想绝不止步于内容而牺牲形式,也不追求浅表形式而忽略内容的饱满。偏重任何一方,都不能视其为卓越。

    比较成功的动画例子是年初的《疯狂动物城》。影片没有自视甚高地讲道理,而是真诚谦逊地讲故事,并随着故事的展开,将有关种族的理念顺其自然地传达给观众。并且,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它主动担当起艺术所承担的责任——通过对种族歧视的反抗、对平等公正的呼吁,表达对人类生存的关注。影片随着情节的更迭和推进,老老实实地围绕这一核心理念循序渐进地展开。这种表达内容、节奏和方式,是为《大鱼》所不能及的。首先,就内容而言,《大鱼》看似宏大深邃,实则抽象空洞;看似对人类生存给予了形而上的关注,实则云里雾里、故弄玄虚。其次,《大鱼》并不具备一个希翼传达的核心观念,比如,《疯狂动物城》指向种族歧视,《千与千寻》指向寻找自我,《大鱼》指向什么?一会儿探究灵魂,一会儿抒写爱情想要表达所有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表达。根本说来,制作者并未弄清自己想要表达什么,或者,制作者在没有通透思想的情况下,便急于表达,最后只能是自己凌乱,也凌乱了别人。这种凌乱的节奏很像去年的一部影片——《道士下山》。陈凯歌也曾将囫囵半片的一知半解,着急忙慌地融入电影、搬上舞台,结果一样的凌乱在风中。所以,千万不要把故弄玄虚当作高深。

文以载道与审美自立并不矛盾更何况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立,如果有,它也更可能将艺术引至自我封闭。问题的关键是载何道?何以载道?一些中国动画说教浓厚,想象不足;展现生活小我居多,体察人类大我较少,由此,世界格局难以形成。就目前来看,动画片要走出去,重点不再技术,还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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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4 23:06)
再见,是一个非常平庸的词,它不应该够起我对它的注意以至反感。
然而,它几乎是我最不愿意用、也最不愿意听的词汇了。
虽然我常常会讨厌一个人,但是,恨似乎从未有过。所以,我庆幸自己用不着说“再见”。甚至,即便了解某种缘分已尽,也更愿意用其他的关系替代,而不愿意告别,特别是那种所谓的永远的告别。
我以为,“再见”是一个残忍的词汇。
我们常常活得好像会永远活着一样,所以才会那么肆意。以为人生很长,其实真正的告别很快就会到来。天人永隔才是真正绝望,因为死亡取消了所有的可能、所有的机会、所有的希望……
2015年的最后一个月的早上,家人打电话说奶奶去世了。要知道,在这之前的半个月,我还见过她,她坐在凳子上和我说话,我有意无意地随便听着,没有想到,那会是最后一次。在整个葬礼上,我不放弃所有能够与奶奶见面的机会,甚至把骨灰放进盒子里,我也亲自参与,因为,即便是那样的机会,以后都不会再有了。
对于和奶奶三十几年的缘分,以前总觉得很长,其实离别才是真正地漫长。我不知道人是否有轮回,如果有,我是否还能再见到她?如果不能,那么这三十余年的缘分是多么宝贵,因为它不可重复,它是唯一!
只有一个安慰,那便是我想象奶奶倘佯在她终生信仰的上帝的左右,不再有痛苦,只有平安喜乐。我为她祝福。
而我,依然在尘世之中,绝口不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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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4 16:02)
萨特和波伏娃同居四年,签订契约。萨特说,我是个作家,我需要激情。我曾经不明白艺术家们的激情,现在也未必明白。但,或许他们是比普通人多生了几对触角的人,因为这些多出来的触角,使得他们能够感受更多,表达更多;然而,这些张开的触角在获得丰富体验的同时,也常常比那些只有一对触角的人更不容易满足,毕竟胃口大的人更容易饿。因此,他们可能拥有更浓烈的感受,也可能拥有更灼人的孤独。
想到这个,我的脑中便有一种意象:一个伸缩在空间中的茫然无措的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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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3 18:01)
绝望地是,人们孤独,却彼此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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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2 10:22)
有一位作家,在女儿小的时候,每当她难过,他不知怎样安慰,就轻拍小女孩的脑袋说,孩子,祈祷吧,祈祷吧。小女孩长大后,仍然有难过的时候,他也仍不知道怎样安慰,就说,孩子,写作吧,写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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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08 11:02)

2016.7.6《辽宁日报》


 


 

答案一:可以培养。1988年,严歌苓去美国访问,见识了美国职业写作机构对作家的培养,不禁惊讶;后严歌苓考取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写作系,从此开启了对自我的作家培养之旅,并认为作家百分之五十是靠天赋,百分之三十是努力,百分之二十职业训练。其实,后二者可以被统一概述为培养,只是努力是自己施加的,训练是外界施加的。很多作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即便没有灵感降临,也依然枯坐案前,哪怕只写下一段废话。因为写作既凭借灵感,更依靠意志。村上春树曾不无风趣地说:“哪怕拥有横溢的才华,哪怕脑子里充满妙思,假使牙痛不已,那位作家恐怕什么东西也写不出来,因为他的集中力受阻于剧烈的疼痛。”

答案二:不能培养。说到底,写作是一项孤独的事业。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曾言:“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及其致。”多读书、多穷理,是作家自我培养的必经之路,因为有限的现实经验将阻碍作家对人性和世界的洞察,而对优秀典籍的阅读和体验则弥补了现实的局限。这些来自自我,以及诸如参加培训班等外界训练都能在不能程度和层面上刺激作家的写作,然而,关键问题是这些刺激在多大程度上助力写作?这仍然取决于作家的秉性天赋,从这个角度理解,作家更多是自我培养甚至是不可培养的。

    答案无非两种。尽管外部培养的效力是有限的,但毕竟依然有效。那么,接下来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设计卓有成效的职业训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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