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樵夫的柴房

上午在学校本科生答辩，下午匆匆地看了一下本科生的展览，三点钟拎着电脑出了学院大楼，雨已经下起来了。走到街口，打了一辆出租就奔向机场，中途的时候雨下得很大，雨刷在挡风玻璃上刮来刮去，有瞬时的清晰，然后雨水又模糊前窗，大滴的雨打在窗上，怦然作响。司机说，雷阵雨，飞机大概要停飞了吧？我说可能。但愿是一阵子。快到收费站的时候，雨小了。到了机场，却不能值机，说是飞机延迟，但是没有确定的时间。只好耐心的等待。有很多班机延误没有时间，上海虹桥来的飞机返航了。众多的乘客踌躇在通告牌前等待。两个半小时之后，有飞机陆续地可以办理值机了。我乘坐的航班终于也可以办理了。通过安检，到了候机室，透过大窗，可以看到天已经晴了，阳光照进候机室里，有一些刺眼，还带着接近黄昏的温热。又是等待，等待之后又换了登记口，在候机室里就像在超市，热热闹闹地喧嚣着，杭州的航班可以登机了，南昌的航班可以登机了，几乎是同时，登机口挤满了人。去太原的飞机又换了登机口，甚至都没有播报出来，好在只是对面，人们拥挤着蜂拥而去。到处是大呼小叫的，永远是一幅匆匆忙忙的样子。永远是没有秩序和礼貌。摆渡车到了飞机前，不

卡佛说过：你不是你笔下的人物，但你笔下的人物是你。这无形中说出了一个道理，任何人是不可以超出他所创造的文本的，自我的对象化不是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整个文本和人物，呈现着作者自身。我的文字一样在陈述自己，也不是通过某一个细节和人物，也不是某一句话，而是整个文字，呈现出我自己的形象。但是这形象还是有误解的，就在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语言有广泛的普遍性原则，而言语则是作者自身。因此我在寻找言语结构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并不能将言语做到淋漓尽致的自我化，因为言语掩藏了许多尖利和不安。没有勇气，向最美丽的地方下手。而是用华丽的方式，将痛处包扎起来，将疼痛有意识遗忘。哦，我记得写过一篇企图尖利的短篇小说，在小说的结尾，一个男

晚上想起来吃饭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肚子饿得时候也并没有吃饭的欲望，但是冻饺子是不想吃了，然后就拿了三个鸡蛋到厨房，鸡蛋小，皮很薄，是从乡下带回来的，轻轻地在碗边一磕，鸡蛋就从破裂处流到碗里，蛋清和蛋黄并不是特别分的很清，蛋黄已经有一些散了，将葱花末撒进去，然后就用筷子迅速地搅拌，就成为一片混黄的汤水。锅里的油热了，烟气弥漫在厨房里，其实油热得可能正正好，倒进去有刺啦的声音，蛋水就变成黄黄的固体，并且软软地摊开来，用铲子翻一翻，慢慢地表面有一点焦黄，然后铲出来再放油，再将一个大大的西红柿洗净了，用小刀剜除了西红柿连接茎的那部分，然后大刀把西红柿切成小小的一块块，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将过程作审美的欣赏，锅里油的已经冒烟了。这时候再将剩余的葱花放进去，然后就将西红柿放进锅里，再略微放一点生抽，一通热烈的翻炒，让它渐渐地稀融了，再将鸡蛋倒进去，翻炒两下就关了火，这时候旁边火眼上坐着的一锅水烧开了就可以将挂面放进去，硬挂面很快摊倒在热水里，缓缓地搅开来，开几道，看到挂面心里接近了透明，就将挂面捞出来放到西红柿里搅拌，然后再盛到盘子里，哦，一大盘西红柿鸡蛋面，口水

我以为语言是人类最好的发明，虽然语言的过度也造成了我们对世界认识的障碍，就像我们用概念代替了对事物的直接的认知，一只老虎受了伤，会蹒跚地走到荒野中的一簇草丛，用牙齿咀嚼这种草，然后再舔自己的伤口，后来科学家们发现，这种草的确有利于伤口的愈合。人，应该更加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即直接地与自然相接触，天然地判断自然的真相，而不是以语言的符号代替认识，遂以符号去交流。语言的文明，弱化了了我们直接潜在的感受力。

可是这语言以就是好东西。恰恰是这概念的符号，使得我们在一个大致的平台上可以交流彼此的思想。而最大的好处，乃在于陶

王小波是罗素的粉丝，在杂文中多次提到罗素的主张，信奉罗素的自由主义思想。英国作家雷·蒙克写过一本《罗素传》，里面提到罗素肆拾八岁到中国访问。是梁启超出面请的罗素，我读其饮冰室文集中“救中国”的呼吁，深知其是希望改革的人，并期望从西方引进先进思想。《新青年》1920年10月出了个罗素专辑。罗素专辑的主编是被遗忘的革命家张申府，创办中共人之一。“罗素”这个名字的定译就是出自张申府。并且“解析”一词也来自张。罗素在南京演讲“爱因斯坦引力说”，有七百多人听讲，可谓盛况。罗素在湖南见到杜威，杜威评论罗素是悲观主义者，哲学家相互不喜欢也是常见的事。但是在长沙的讲演据说毛是听众之一。而毛对罗素的评价是：“那玩意都是理论，不切实际。”这也从反面印证了毛的思想，实用，那毛应该是喜欢杜威的，但是最后还是投向了马列,而罗素访苏之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不喜欢苏联那种压制人性的制度，认为列宁不算睿智的人。罗素到底眼光敏锐，他评论中国军阀混战：“作战的双方都想逃跑，而胜利属于首先发现对方在逃走的那一方。但这一点只是证明中国的士兵都是有理性的人。”令人忍俊不禁，笑过之后觉得现在人性依旧如

我打开一个文件，上面只有一行字：黄黄的太阳挂在雾蒙蒙的天上，宛如惯常的心情。然后我就把它删掉了。其实，昨晚下班的时候，有一点雨滴落下来。但是小的可以不用打伞，走回家来，也没有淋湿。黄昏的阳光就照在楼顶上，在灰暗天空的对比下，就显得分外火红和明亮。今天早上，因此就看到了湛蓝的天空，天空里有洁白的云，这蓝和白不像是印象派绘画中的表现，其实是没有多少颜色的变化，就仅仅是蓝和白而已。却也让人心情愉悦，或者说，我是一个容易受天气感染的人。

这样说，其实并不是我的妄想，妄想常常和真实的现实无关，据说佛教修行里，可以随着功夫越来越稳定，所产生的妄想就会变得和真实的情景一样，这些妄想要是描述出来就是道交感应了。深陷其中的快乐，就是迷恋路途的风光。似乎也不足取。耽于妄想，常常有一种孤离的感觉，注重内心的人，实际上还是需要眼睛眺望着现实的风景，因此这内心会变得丰厚吧？这是我想当然的认识。

感谢杜键先生，在学院美术馆前台拿到了他赠送的画册。然后重新观看了《消失了的技法》让·鲍德里亚摄影展。这两天展厅很冷清，摆着鲍德里亚著作的书桌前没有人。热闹的时候，鲍德里亚也是缺场的，鲍德里亚说，不是你拍摄了风景，而是风景拍摄了你。拍摄者变成了配角。的确，我看到比利时布鲁日绿藻之水倒映着路旁的红车时，我想到的并不是鲍德里亚，而是我在布鲁日的往年旧事。随后我才会想起这是鲍德里亚拍摄的，此时，鲍德里亚的确是次要的。风景自身作为一种独立的图像，正在诉说着跟鲍德里亚无关的事情。虽然，这所有的图像，分明总体上有在诉说着鲍德里亚的什么。世界，从总体上看是残缺的，局部看，又是完美的。这一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说。或许在艺术中才能够躲避现实的丑陋，或许现实只有丑陋才是正常的。我从炎热中走到有些凉爽的大树下，有一点吃惊地同意和一个我所不认识的人谈话。我发现她是一个难以接近的人。但是她扬起手中的书本，我看清了醒目的书名——《作为存在的证明》。

当我打着呼噜时，我迷迷糊糊地确定我在炎热喧闹的中午睡着了，这个时候热闹的世界和我是无关的，有一个时刻，我像死一般地毫无知觉，可是溢出的一点意识躲在角落里看着我，知道我像尸体一样地存在着，意识不喜欢阳光，所以它会藏在黑暗里来寻求一丝清凉。当我醒了的时候，意识飞过来，落在了我额头上的汗珠上，我伸手摸了一把，汗也是热乎乎的。我突然想起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中的描写，那也是一间有着百叶窗阴影的闷热的屋子。梁家辉扮演了这个中国情人。“我是作家。其他一切都可忘掉。” 岂可以忘掉？杜拉斯显然不知道，写作就是记得，也是闪避与泄漏.

北京燥热的午夜时是喧嚣的，还有很多的车可以轰鸣着穿过街道，声响在路灯下爆裂着，溅起了无数昏暗的灯光，这一个午夜，思想不眠。思想沉湎于一种独语的系统，“沉湎于自己”。我在独语和想象中回到故乡，鼓楼在黑暗中矗立着，我小的时候曾经爬到鼓楼上去玩，从那里可以一直看到东关，父亲勘测的望远镜成了最好的玩具，凭借它，我企图看到东边尽可能远的地方。鼓楼的顶子已经垮掉，在楼上散乱着许多砖块，有的地方散发着人屎的臭气。这便是我孤独中的想象物吗？在这夏夜里，想象带有一种没来由的汗味。

我宁可提前到达机场，宁可等待，而不愿意在路上着急。人们在无数的时刻都在等待，这需要一点耐心，在等待的时候时间显得格外的长，有的时候，人们宁可缩短自己的生命，也希望缩短等待的时间，如果时间可以由人管束，时间在某些时候就会缩短，而在某些时刻又会拉长。罗兰巴特说过：钟情人的注定身份只能是：我是等待之人。做被等待的人总是比等待的人幸福。当我在候机室等待时，我看到降落的飞机轰然冲向地面，颠簸着机翼，然后就迅速地

鲍德里亚说：

是书在读你

是电视在看你

是世界在思考我们

是镜头对准我们

是结果造就我们

是语言在说我们

如此，如此......

我鲜明地意识到这一点，我所有的表达都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