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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剑文

在晋江入海口北岸有一个古老的渔村———蟳埔村,村子背依鹧鸪山,面向东海湾,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交通要津,此处港深风静,是个绝好的避风良港。明嘉靖年间,为防御倭寇由海入侵,朝廷在此设立鹧鸪巡检司,明天启年间泉州知府王猷又建铳台(俗“枪城”),枪城周墙二十四丈,高一丈八尺,夜间城楼如点燃风灯,枪城就成了导航的灯塔。史书载:“鹧鸪(蟳埔别称),有海门焉,船从此出入,实泉郡东南门户。”在蟳埔顺济宫内有一方清顺治辛丑(1161年)立、翰林富鸿基撰文的《钦依泉郡水师都司郡水师都司刘公功德碑记》称:“鹧鸪去城百十余里,山麓垂环,岛屿相望,民庐数千户,衣冠文物辈出,为吾泉巨麓要津。”也形象地描述了蟳埔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环境。

闽南沿海多寺庙,祭祀海神妈祖的庙宇尤其多。蟳埔人滨海而居,向海为生,妈祖信仰由来已久。祭祀妈祖的顺济宫就建在村口临海处,这座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为两进建筑,坐北朝南,中有拜亭,两侧为廊,廊与拜亭间为天井,面积虽只400多平方米,却祭祀众多神明,正中神龛祀海神妈祖,并有大妈、二妈、三妈作副驾。并供奉观音、保生大帝、田都元帅等神像,可谓佛道一家了。其实,蟳埔顺济宫也如同别处的妈祖庙一般普通简朴,只是大殿中悬挂着一方 “靖海清光”的匾额尤为特别,这是清康熙二十四年,提督靖海将军施琅题赠的匾额。这其中就牵扯着明末清初时期,郑成功与施琅两位英雄,以及两个家族三代人的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情仇。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初夏,复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将军正屯兵在莆田平海至惠安秀涂一带的海上,此时他心里正纠结着:为选择何时渡海征台?为选择何地挥师东渡?为选择何由复台以报父仇?这些心结一直悬在心头,让他眉头紧锁。一天,施琅巡视到泉州湾时,听说蟳埔顺济宫的签诗特为灵验,便携随从前来求签,以卜海路吉凶。签诗曰:“皎皎一轮月,清风四海分。将军巡海岛,群盗忙前奔。”此乃上上签也!施琅大喜,有妈神指明,大事可成矣!一个月后的一个月明之夜,施琅率水师2万、战舰300艘从福州出发,先陷澎湖,再进鹿耳门,直抵台湾,一路果真风平浪静,不费多少周折就征复了台湾的明郑政权,把台湾收归大清版图。两年后,施琅特题赠“靖海清光”匾额,以拜谢妈祖的保佑。“靖海”当为海疆清静之义,“清光”是否为弘扬大清之光呢?

说起郑成功与施琅的恩恩怨怨,那确是一段不堪回首又牵缠不清的宿怨。施琅,晋江衙口人,他自幼习武,膂力过人,又熟知海性,谙晓风候。 明朝崇祯十年(1637年),十七岁的施琅就跟随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浪迹海疆,因其勇猛善战,屡建战功,被明朝封为游击将军。1646年,清军大举南下,南明王朝风雨飘摇,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率兵投降清朝,施琅作为郑芝龙的心腹亦随行降清。 三年后,施琅脱离清兵控制,投奔郑成功反清复明队伍。施琅在郑成功麾下表现出色,他南征北战,战绩辉煌,颇得郑成功赏识。然而,屡立战功的施琅很快就有些飘飘然了,甚至有时不把年轻的郑成功放在眼里,久而久之,两人便摩擦不断。1650年,清军攻占广州,南明永历政权危在旦夕,在救与不救之间,郑成功与施琅主张不一,结怨加深。或许两人都生长在海边的缘故,便兼有大海狂飙暴躁的一面,性格常不相容,而这些积怨终于因一小事引燃,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651年,郑成功身边的一名叫曾德的亲信因事得罪施琅,施琅想拿曾德开力,以此发泄对郑成功的不满。郑成功虽出面调和,施琅却不顾主子情面下令处斩了曾德。此举,大大地触怒了郑成功,再加上有人旁边添柴煽火,郑成功便以背叛之名逮施琅于船上。施琅在军中人缘也不错,有一副将用计帮忙施琅逃脱。郑成功遣兵追逃,这一追就把施琅又追回到清兵的阵营里。此举更让郑成功认定施琅的叛逆之心,于是盛怒之下捕杀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及其弟施显两人,由此埋下了家族的仇怨,从此也为自己树了个强敌。郑成功事后也深知此中利害,他说:“此子不除,必贻后患;楚国之祸,其在子胥矣。”他想起了伍子胥复仇的一个典故,春秋时期伍子胥为报其父兄之仇而率吴国的兵马攻破了楚国国都,他担心这个复仇的故事会再次上演。其实,这种担心顺理成章,施琅再次降清后,先任同安总兵,后升任福建水师提督,从1662年至1682年20年间,为雪父兄的深仇大恨,他曾多次上疏请求率兵收复台湾。或许,康熙皇帝对这个第二次降清的施琅的诚意还有些怀疑,于是一直把此事搁置一边,同时也把施琅凉在一边。直到1683年6月,此时三藩之乱已平,康熙也有空腾出时间来考虑台湾问题了。此时, 施琅复出的时机终于到了。经大臣李光地、姚启圣举荐,清廷重新启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衔,准备东征台湾。

澎湖一战,清军先后焚毁、击沉和俘获郑军大小船只近200艘,郑军近2万将士阵亡,台湾的明郑政权岌岌可危。在施琅以战逼和策略面前,年少的郑克塽只能顺应时势归顺大清。10月,施琅接受了郑克塽的归降。此时,有人向施琅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本来,施琅征台是带着几分复仇的情绪而来的,然而,当他踏上台湾岛时郑成功已逝世多年,嗣位的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也刚去世不久,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也刚接王位不久。短短的三十二年间,就已经历了太多的人世沧桑,几代人的恩恩怨怨也已渐渐趋于平息。再说许多人也正关注着施琅入台后的一举一动,他是为报父兄之仇而复台?还是为圆清廷的版图而征台?施琅当然也感觉到他背后聚集着太多的目光,一不小心他复台的功劳可能付之东流,甚至身败名裂。所以,此时他明白深明大义所产生的效应,这比他一报私仇来得重要。

施琅思前想后才说:“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同时,他还声明,“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据说,施琅见到郑克塽时,还主动与他“握手开诚,矢不宿怨”,言行之间没有半点挟怨之象。施琅以德报怨,以仁化仇之举,很快赢得了人心,这对他日后的漂亮转身也赢得了空间。

为了笼络人心,施琅又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踏入了郑成功的祠庙,他这次是来祭祀他曾恨之入骨的仇人郑成功的,或许是悲欣交缠,以致他念祭悼辞时竟声泪俱下。不管怎么,台湾已收复,郑氏政权已瓦解,也可一笑泯恩怨了。曾经那些纠缠不清的恩怨也随着那些燃烧的纸钱而烟消云散了,此时的施琅感觉胸襟竟变得犹如大海一般坦荡透明了。我想,假如施琅没有与郑成功的那一场恩怨情仇,或许施琅真成不了再次收复台湾的一代英雄哩。唉!历史真是难以评说。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中秋佳节,康熙帝召见了平台得胜归来的施琅,晋升施琅为靖海将军,官秩武职从一品,荣获京外武职官员的最高军阶,准许世袭罔替,以奖励其“矢心报国”的赫赫功勋,令其永镇福建水师,“锁钥天南”,并特准在澎湖大山屿妈宫城内及台南城内样仔林街建生祠,称为“施将军祠”。

施琅历来信仰海神妈祖,他把成功平台归功于妈祖的庇佑,似乎这次行动是神明的旨意,这其中也是有原因的:其一,在进征台湾问题上,姚启圣等诸多大臣持反对意见,所以施琅大谈妈祖灵应,只是想证明他的决策是神明赋予的正确行动;其二,因为许多人怀疑施琅带有私人仇怨收复台湾,所以施琅也想借神明的力量,以证实自己的举动是顺乎天意的。施琅在奏封天后的疏文中写道:“窃照救民伐暴,仗天威之震荡;辅德效灵,见神明之呵护。”故枯井涌泉济师,“此皆皇上峻德格天,使神功利我行师也。”后能台湾倾岛投诚,“均由我皇上至仁上达昊苍,故无往而不得神庥,俾臣克底成功”。他陈述自平海练兵至澎湖破逆,多得天妃“灵光幽赞,佐佑戎师”,伏乞皇帝敕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也是复台后的第二年皇帝以施琅平台得助,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并遣礼部郎中雅虎到湄洲祖庙致祭。施琅陪祭并捐金二百两以助修神殿,又奏修泉州天后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施琅又敬献蟳埔顺济宫“靖海清光”金匾,以叩谢神明指点。

1696年,施琅卒于住所,葬于福建惠安黄塘。如今,在华侨大学南边围墙边尚存有施琅墓道碑亭一座,该墓道碑与施琅墓已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在晋江衙口施琅故居,有一副门联:“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这联对十分耐人寻味,又十分客观公正,无论平台还是复台,无论郑氏还是施氏,都是彪炳千秋的英雄人物,郑成功驱逐了荷兰侵略者,把台湾收归汉人,乃功垂千秋的民族大英雄!施琅把台湾再次收归大清版图,实现中华民族统一,也是当之无愧的大英雄!这一对联就悬挂在作为施琅纪念馆的施琅故居大门边,也就更能说明施氏后人的宽大胸襟了。是啊,时间是贴极好的疗伤药,所有的恩怨创伤都能用时间来愈合。就如《三国演义》开篇的那句话: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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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09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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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剑文

佛家讲究缘份。世间万物皆因缘,缘起则聚,缘止则散,善缘必结善果。

南天禅寺的兴起亦然,一场罕见的佛缘促成一件盛大的佛事。800年前,守净法师路过晋江东石岱峰山,是夜星月相映,天光微茫,突然岱峰峭壁之上射出三道灵光,这灵光恰巧就被法师遇上了,我想,俗眼是见不到的,这便是缘!法师以为这是“山萃众岳”之灵,此地便是灵光圣地,便募集资金在巨岩上镌刻了弥陀、观音、势至三尊巨像,石佛雕成后,又建寺护之,故又名石佛寺,岱峰易名为石佛岩。守净法师遇上岱峰山是一种缘分,见石上异光又是一种缘份,而守净法师募镌三尊石佛更是一种善缘结出的善果。

泉南佛国千秋盛,石佛有寺八百载。春去秋来,斗转星移,南天禅寺几度兴废,屡有修葺。元顺帝至元四年寺废,随即重建;明永乐年间殿坍,明成化已酉年复构;清初,民生凋敝,寺院倾圮,到了清康熙三十六年将军吴英又重建,并取泉南佛国之意,更其匾额曰:“南天禅寺”。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及近代都有修葺记载。历经近八百个春秋了,如今佛门重光,这延续的就是一种绵绵无尽的善缘,这善缘成了佛光普照,惠泽众生的善果。

我与南天禅寺也是有缘的。今年盛夏,有友相约赴东石采风,无意中便撞入这片佛教丛林,便获得一份意外惊喜,觅得一份清凉禅意,这感觉宛如一缕凉凉的清风,透进这闷热的季节。那天,当我跨入禅寺大殿,当我仰望庄严佛像,我的心刹那间一片宁静空灵,我在感念佛恩的同时,又隐隐地感觉这就是一种善缘。一位同行的美女作家静默地与佛对视,竟然顷刻泪流满脸,她说,她感到强烈的心灵感应!这就是与佛家的缘分吗?

我在观音石佛左侧看到一个石刻“心”字,这“心字”写得颇有机趣,心字本来上有两点,这字一点放下,一点居上,旁边题一联:“放下全无事,提起万般生”,此佛门警偈道理浅显,而我却驻足良久,联想许多, 其实,缘分莫过如此,凡事你下一点心力,便可结出万般善缘,时机一到或许就可收获万般善果,于是,我应景胡扯了一句:“放下一点心,便是万般缘”。我在寺院徜徉着,我发现那一方方碑记题刻,那一块块匾额对联,无不铭记着这种缘分,在那方《重兴南天禅寺碑》前,我在辨认着岁月留下的痕迹与风云。这是清康熙三十八年,时任提督全闽陆师军务统制水师吴英所撰写的碑文,碑文中就记载着他与南天禅寺的一段不解之缘。

吴英祖籍泉州黄龙(今泉州丰泽北峰招贤一带),后徙迁于晋江大浯塘,明末清初,父亲吴佩辉曾迫随郑成功反清复明,儿时的吴英就随父母居住厦门。顺治四年(1647年)那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清固山韩岱率兵突袭晋江县安平。清兵入城大肆烧杀淫掠,安平一带十室九空。随后清兵又突袭永宁,数千乡民在兵祸中伤亡,东石当然也不能幸免。因有亲人在战乱中死难,少年吴英随母亲回祖家晋江大浯塘奔丧葬亲,他们坐船一路漂泊从厦门渡海到了东石古港。

一踏上码头,真是满目凄凉,遍地哀鸿。正伤心时,突闻杀声四起,清兵追杀而来。吴英母子慌乱中逃入岱峰山中。危急之时,路遇一老叟素衣跣足,手持卷书,指引他们从一小径逃生。那老叟一说完,便幻化成一缕青烟飘然而去。吴英母子按照老叟指引的小路一路狂奔,最后逃到了一处荒废的佛寺,抬头一望,见石窟里站着三尊巨佛,这三尊石佛虽高大雄伟,却脸露慈善,善缘就此凝结。正中那尊一看便知是阿弥陀佛,他盘腿端坐在2米高的莲花座上,头拘螺髻,鼻直高隆,两耳垂肩,两眼平视,右臂半露,腰间紧系念珠,衣褶粗犷,双手相叠端放腿上,庄严而安祥。东侧那尊为观音菩萨像,她头戴花冠,右手前屈,掌持净瓶,左手上弯,手掌向外,温和而慈悲。西侧那尊是势至菩萨,他头戴出缘云片花冠,手执经书,一脸慈容。吴英一眼就认出,西侧的这尊菩萨就是拯救他们于危难之中的势至菩萨!于是,他们母子甚为诧异,倒身便拜。他们在佛前焚香祈愿:如能逃过此劫,日后定当重葺佛寺,以谢佛恩。吴英与菩萨有缘,不然何以仅吴英一人见到势至菩萨?所以缘分,便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玄机,遇上是你的缘,遇不上是你的命。而能否遇上,应取决于你是否有善根。

我想,吴英也是有善根的,所以菩萨给他生机,由此结下善缘,日后也有了善果,这便是佛家所谓的因果。也许是菩萨庇荫的缘由,吴英从此顺风顺水,好运随行。青年时代,吴英加入郑成功的队伍,因其“容貌丰伟,长眼美髯”而成为军中旗手。有一个传说颇富戏剧色彩,说吴英首次参战,母亲连夜为他缝制了一双布鞋,可吴英不舍得穿,就插在腰间上了战场。交战之中,郑军寡不敌众,溃败而逃,吴英举着旗帜也跑在队伍中,跑着跑着,突然发觉腰间的鞋子弄丢了,那可是母亲亲手细纳密缝的鞋啊!于是他举着旗帜掉头冲入清兵之中寻鞋。郑军见到军旗往回冲来,以为援军已到,顿时士气大振,将士们重整旗鼓,最终反败为胜,吴英意外地夺得头功,并在军中崭露头角。

这次胜利,吴英一直认为是神助之力。吴英是个孝子,母亲为他缝制的鞋子在他心目中自然十分贵重,甚至视同母亲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他会不顾危险寻找鞋子,正因为这种孝心让他因祸得福。吴英曾写了一个回忆录式的书,叫《清威略将军吴英事略》,其中一篇文章题为《闻丧悲号陟屺》,记载一件事:“癸巳年〈1653〉,先太夫人〈吴英之母亲〉染恙。谓吴英曰:我年三十八岁当终,自汝出生至今十有八岁矣,历过许多艰险,见过许多奇异,成器之日,要着实为善,不可妄动!汝母在冥冥之中亦快然矣!”吴英含泪告曰:“母若不幸,儿当随死!”先太夫人戒曰:“汝这是何言也!汝宗族衰替至此,幸祖宗积德生汝一身,汝母受尽艰辛,抚养汝得成人,全望将来做一番大事业,显祖荣宗,汝出此言可谓大不孝矣!”

这寥寥数语,可谓感天动地,母亲对儿子的谆谆教诲,即便是临终之时,也不忘教导儿子要“着实为善,不可妄动”!而吴英的回答更是催人泪下,那句“儿当随死!”放在今日来看,简直不可思议!正是这种良好的家风家训,塑造了吴英良好的个人品格。我想,所谓善缘,善为根本,而这根本便是由忠、孝、廉、耻、信、义等等元素构成的。这其中,孝更为重要,不孝连朋友都没有,菩萨也懒得关照你,谈何善缘?何来善果?

吴英因为具备这些良好品质,便有了善根,有了善缘,在他的人生履历中便也善果累累。康熙二年(1663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不久便英年早逝,郑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许多部将纷纷反戈降清。那个时候,吴英二十六岁,他顺应时势追随郑成功的部将郑鸣骏投降了清朝,这一举动是非难以评说,就当成是识时务吧。很快,他因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朝廷先后授予守备、中军参将等职。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英转战金、厦、漳、泉,迁升为督标中军副将。两年后又转战漳州观音山,连破十九寨,夺取江东桥,收复海澄,擢升为同安总兵。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迁兴化总兵驻镇莆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疏请吴英率陆路官兵随征台湾。吴英利用战抚兼施,迫使郑经归降,台湾就此平复。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吴英擢升为四川提督。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施琅去世,召吴英回闽任福建陆路提督,两年后,又改为水师提督,驻镇厦门。那年,康熙帝南巡,召见了吴英,皇帝询问福建今有海寇否?吴英回禀圣上曰:“海寇断不至蔓延,若蔓延任臣等有何用?惟海中与城廓不同,一水汪洋,乘一小舟,随处可藏匿,商贾失利,不得己遽谓之海寇也”。 自明朝始,官府严禁商人海上贸易,就连渔民出海捕鱼劳作,也会被视作“海盗”而获重罪。明末杰出的方志史学家何乔远在《请开海禁疏》也这样分析海盗产生原因:“当事者遂有寸板不许下海之令,然海滨民众多生理无路,兼以天时旱涝不常,饥馑涛臻,有司不能安抚存恤,致其穷苦益甚,入海从盗,既而啸聚渐繁,羽翼日盛,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在此,吴英的善心表露无遗,他想说的与何乔远意思相近,就是所谓的海盗,无非是为了讨生活而擅自下海的渔民与商人而已,应该体恤安抚他们,让他们有一条生路,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应该放开海禁,才能造福民众,杜绝海盗。吴英如此忠实敢言,皇帝不仅不生气,还喜赞他“笃实明达”,并授封“威略将军”,这是吴英实诚的一面,也透出他善良的一面。

身为福建水师提督,吴英不仅重视海上防御,还关注海上贸易,这就有些出人意外。在他任福建水师提督期间,他为了鼓励外国商船到厦门进行贸易,曾向英国商人颁发令牌招徕厦门贸易。其令牌说道: “今本将军清厘夙弊, 所到皆选择殷实行家, 公平交易, 无有挂欠, 俾得乘风返国, 在尔彝商, 业皆稔悉矣。今尔等船只返棹 , 所有彝商, 会行给牌招徕。为此牌仰该船主遵照事理,即便赍执令牌,广行招徕。尔等彝商务体本将军恤远之怀,招谕各商相率赴厦。一切贸易诸事,本将军更有加恩优待,着诚实之人择行料理,慰尔彝商,慎勿疑阻,致负本将军一片柔远之至意可也。”明初的海禁让宋元时期辉煌一时的泉州刺桐港风光不在,从此沉寂。然而,泉州人身上流淌着一股“敢闯敢拚”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根源是否源于泉州人“大海情结”?吴英荡平海氛后,曾极力地向洋人颁发令牌以鼓励洋人来厦门贸易,这不就是重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思想萌芽吗?只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而已,畏海日久的清政府当然不为所动。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那时,吴英已经62岁,他戎马一生,驰骋四方,如今终于可以回乡了,终于有时间重游岱峰石佛寺了。那是个萧瑟的深秋,吴英着一身暮色,在实哲和尚的陪伴下踏入石佛寺,只见寺院颓圮,蔓草侵径,苔生佛像。他还欠势至菩萨一个承诺,这个承诺他一刻也不敢忘!只是忙于军务政事,这承诺一拖便是半个世纪!吴英嗟叹不已。

佛恩未酬,让他深为抱憾。而今垂垂老矣!于是他捐出自己的俸禄,并请实哲和尚主持重修石佛寺。过了一年,正是初夏时节,岱峰满目苍翠,山花烂漫,吴英又踏入了石佛寺,只见寺院焕然一新,石像又现新颜,泉南佛国的雄姿一览无遗,便欣然题下“南山禅寺”四字,字体潇洒遒劲,有老来风味。吴英意犹未尽,又撰写了《重修南天禅寺碑记》,并勒碑记之,圆了他与石佛的善缘,对南天禅寺来说,善缘就有了善果。

晚年的吴英乐善好施,广结善缘。他重修南天禅寺后,又修建泉州文庙、厦门虎溪岩,建造了莆田熙宁桥、宁海桥。并著有《行间化遏》四卷。康熙五十二年(公元一七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吴英在厦门去逝世,帝赐太子少保,赐祭葬。大学士李光第为其撰墓志铭。康熙在热河行宫避暑时得悉吴英已故,十分感慨,御制了七律诗赐他,诗曰:“水陆封疆六十年,曾经百战驾轻舟,蓬台远涉鲸鲲浪,岛屿平开峰火烟。将老偏宜立壮志,宸襟每注施恩延,波涛有作须先靖,黾勉防微截未然。”为吴英一生的善缘划上了一个圆满句号,也算是最终收到了一个硕大的善果。

南天禅寺历八百个春秋,其间几经兴衰,几经浮沉。如今在理山法师的住持下,南山禅寺又焕发勃勃生机。是的,理山法师与南天禅寺的善缘也十分深厚,她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信女,一生笃信佛教,可以说理山是在佛教的熏陶下长大的,所以从小她就拥有慈悲的情怀,与佛门结下深深善缘,在她十二岁的那年,她就出家到了南天禅寺,细数那三十多个春秋的缘分,其间的酸甜苦辣只有她悟得,而那数十载的坚守如今已是善果累累。理山法师始终以弘法、教育、慈善为宗旨,按佛教丛林风格对寺院作了全面规划,绘就了一幅宏伟蓝图,先后筹建了大山门、前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等殿堂,让南天禅寺成为闽南丛林一名刹,并蔚为泉南佛国之大观。

我想,当理山法师遇上南天禅寺,这便是一种缘分,而正是这种善缘结成了善果,并以佛家博大而慈悲的情怀,广施于泉南大地上的黎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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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09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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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剑文

喜欢观海,喜欢听涛,涛声曾是故乡最好的背景音乐。

我的故乡石井面向围头湾,海湾的东南端是围头海角,西北端是白沙半岛,金门岛就悬于海湾之中,成了围头湾通往台湾海峡的门户。海湾北边上有一条长长的水道,这水道向东便豁然开朗成为外海,向西则渐行渐细瘦成内港。水道有三个名字,在石井称马江,在东石称龙江,而到了安海则叫鸿江。其实,这水道是一条海湾,只是过于狭长,貌似江河,便以江称之。水道两端狭窄,中间稍宽,潮起潮落间,海水涌入退出,轰然有声,水道以龙马名之,是否因其涛声宛若龙吟马啸呢?

家在海边,自小就听惯了涛声。我居住的小洋楼临海而立,东窗遥对蓝蓝围头湾,可以面朝大海,可以揽尽涛声。小楼有个大气的名字叫 “啸海楼”,楼上外墙就塑有“啸海”两个斗大的红字。其实,是“海啸”或是“啸海”?村里人常为此而争论不休,渔民们习惯从左到右读成“海啸”,而斯文人认为应读为“啸海”,说这样才有文气。当我后来也成了一个读书人后,才觉得还是“啸海”更有意味。 这两个字还是堂叔公在厦门大学任教时请大书法家虞愚题写的,如今仍悬于小楼楼楣之上,泥塑大字因受风雨侵蚀稍有脱落,可仍不失老来风味,毕竟它曾经很自豪地站立成故乡的风景。

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看海,可以这么说,围头湾外是我儿时一处可望不可及的远方,涛声便是我童年的歌谣。那隐隐约约的海雾、起起落落的潮汐、浮浮沉沉的海岛,加上那些飘忽不定的帆影与闪烁不熄的灯塔,这一切都构成我童年最纯美梦幻的风景。在潮起潮落与雾聚雾散之间,围头湾、金门岛与附近的大佰岛、大嶝岛若即若离,时隐时现,那是一幅美得有些失真的画面。

我的许多近似青葱的日子是在小洋楼虚度的,还好,因为有涛声相伴,才不至于过于寂寥。这两层小楼是堂叔公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建,那是故乡为数不多的中西合璧的洋灰小楼,这小楼就矗立在一片出砖入石的古厝中,自然有些鹤立鸡群的孤傲。小楼建好后不久,堂叔公一家便陆续移居海外,我家自然成了小楼的代管者。读中学时,我常独自一个人在那座空荡荡的旧洋楼过夜看护,观海听涛成为那些日子最单调无趣的事情,所以我记忆中的青少年时代,便萦绕着隐隐约约的海涛之声。

记忆中的涛声或如诗如韵,或如雷如兽。平日里,涛声忽远忽近,时强时弱,若隐若现,一般可作很好的催眠曲,可以说我少年时代的梦境,总充斥着缕缕不绝的涛声。而当风起浪涌时,那风涛之声便有些怵然,或似人切切私语,或如鬼凄凄哀鸣,或作猛兽般嚎叫,一夜的梦常被搅得凌乱破碎。更有甚者,如台风来临,风助雨势,风涛雷雨便交加袭来,小楼很快成了汪洋中的一个孤岛。初时,风涛还是如歌行板,按照节拍,强弱有致,颇合韵律;瞬间,风涛便乱了阵脚,鬼哭狼嚎般地嘶吼起来,并作困兽般地左冲右撞,毫无章法。此时,门窗轰隆大响,似乎随时有什么东西破门而入或穿窗而进,又仿佛整座小楼即刻就有被风摧浪卷之忧患!如今想起,那确是极锻炼人胆量的。往往就在这时,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啸海”二字的份量与威慑。我甚至怀疑:大书法家虞愚是否也曾在此楼听过这种啸声?不然何以把楼的名字题得那么精准贴切?

我曾经在那幢小楼里度过人生中最漫长最晦暗的一个暑期。记得那是一个台风季节,我的人生遭遇了第一场台风,那年我高考失败了,前方的路愁云惨雾,心底的海风涛汹涌。于是,我蜷缩在小楼临海的那间陋室,除了翻几页闲书以打发无聊的时光外,便只有枕着无边的涛声做我的白日梦了。

因为有一扇小窗,我便拥有了一片大海,因为有一片大海,我便可以领略涛声的起落。是的。在潮起潮落中,我明白了人生进退的道理。记得有一天,一向寡言的父亲站在窗前对我说:人生如同大海,难免起起落落,低潮时不可放弃,积蓄能量就有涨潮的时日。父亲又指着一片沙滩说:大海可以熨平创伤,你看凌乱不堪的沙滩,可不消一个潮汐,便又将完好如初。于是,我在涛声中懂得了一种进退的人生哲学,我在涛声中走出了人生的第一个低谷。

后来,我离乡去了城里求学就业,从此就疏远了僻静的故乡,疏远了听涛的小楼。记得,在最初那些没有涛声的日子里,我竟然连续几个夜晚失了眠,说不清楚,那是为了涛声,还是为了乡愁?于是,在离乡的日子里,我写了不少带有大海气息与乡土味道的文字,并取了个笔名“听涛人”,以怀念那些观海听涛的日子。即便现在,一想起“啸海”两字,耳畔便萦绕着不绝的涛声。

我很久没有亲近围头湾了,以致涛声在我记忆中渐行渐远,甚至变得依稀仿佛。有人说,父母不在,老家就变成了故乡,故乡也就陌生了。回头再细嚼此话滋味,心底便隐隐地痛。是的,父母一走,回家就少,我那处可以观海听涛的小屋很快变得破败不堪,到处落满尘埃,即便回去也总是来去匆匆,懒于收拾,很少过夜,也就无缘再梦中听涛了。几年前,故乡的沙滩被填作沿海大通道,海滩也被填地建房,那一排排面无表情的建筑物遮掩了大海,隔离了涛声,即便在那座曾经临海而立的小楼上侧耳细听,再也听不到涛声了,就连楼楣上那“啸海”两个大字也变得色调暗淡,甚至感觉有些文不对题。于是,很怀念涛声,怀念那些有涛声相伴的日子。

而就在不久前,就在围头湾,我亲近了久违的沙滩,拥抱了无边的涛声。今年七月,我的一篇写海的散文在省作协主办的“逢时杯”海内外散文征文大赛中获奖,主办方举办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又组织到金井围头湾采风。可以说,我是冲着围头湾去的,确切一点说,我是冲着围头湾的涛声去的。那夜,一场诗情澎湃的人文笔会在围头湾海边举办,那场声情并茂的诗歌朗诵会,在若隐若现的涛声伴奏下高潮迭起,谨程兄深情吟诵的那首《大海啊!我永生永世的爱情》,把诗会引向高潮,也替我把内心深处对大海的爱就这么直白地喊了出来,且喊得那么声嘶力竭,酣畅淋漓。我听着听着就醉了,酒不醉人人自醉,我想,我如果不是被诗风醺醉的,那肯定是被涛声陶醉的。

被诗风涛声醺醉的那有志峰兄。夜已深沉,笔会末了,而涛声正起。志峰兄身上的那些诗细胞或许被酒精激活了,此时,人大多散去,他反而余兴不减,迎着涛声,趁着醉意,卷起裤管走入大海,他说这是与大海最亲密的接触!此君对大海的痴情让我动容!他就如顽童般地赤脚涉水而行,不时地用脚弄起几个浪花。我也随之卷起裤管涉水后行。其实,我担心,假如大海也感动了,伸出一双浪花之手把此君抱走,我或许可以扯他一把!然而,那夜的大海还是温柔的,它只用小浪花亲吻着我们的肌肤,再没有什么过激的示爱,虽然我们早已湿身!

那夜,我们就下榻在围头湾大酒店,酒店也是临海而立,门口便是延绵的沙滩与无垠的大海,拉开窗帘,推开窗户,月光便如水倾泻进来,涛声也如约轰然而至。是的,很久不曾如此近距离地亲近大海与涛声了,我仿佛回到了儿时的故乡,感觉十分温馨与亲切,这是属于我的良辰美景,于是我兴奋得一夜难眠,就这样沐着月光,枕着涛声,重温着那些与涛声相关的往事。

一夜听涛,一夜难眠。我不知道,是涛声扰我清梦?还是我自己与涛声纠缠不清?总觉得梦里梦外都是涛声。天色微明,涛声不休,也罢,我索性起了个大早,就披着一身晨曦,独享那一大片无人的沙滩。我独自走在空荡荡的金沙湾上,经过海浪一夜的抚慰,本来沟沟坎坎,坑坑洼洼的沙滩,如今被潮水抹得平整如熨。昨天我分明看到,有几对情侣在沙滩上写下了许多天长地久,山盟海誓的誓言。只不过是一潮一汐的时间,如今留在沙滩上的所有誓言已了无痕迹。唉!是誓言写得太浅薄,还是海浪淘得太无情?

我沿着海岸线从金沙湾向月亮湾的方向走着,一边是浩浩荡荡的涛声,一边是郁郁葱葱的林木,我的心身一时空明透彻起来,真希望时间就此停止,让我就此远离凡尘俗世的喧嚣。沙滩边缘的花草恣意疯长着,黄色的臭菊花、紫色的牵牛花、白色的野蔷薇一直蔓延到海边,偶尔有不知名的海鸟在上面栖息追逐。海浪在礁石间绽放着雪白的浪花,涛声在四周响成一片雄壮的协奏曲。此时,太阳从海天交界处浮起,水濛濛的,羞答答的,全没有七月骄阳的性子。而刚退潮的沙滩也是湿湿的,潮潮的,光着脚踩过去身后便留下一行长长的还蓄着海水的脚印,这脚印歪歪斜斜地在我身后延伸,放眼望去,心底莫名生出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情,然而,我明白,再一个潮汐过后,所有的印迹也将无从找寻。人生也是如此,如果有轮回,那么一个轮回就可淘洗掉所有痕迹,来过就好!

走到了围头海角,这里有一大片嶙峋的礁石,礁石之上有一处废弃碉堡,这就是闻名遐迩的 “一号碉堡”。我索性就坐在礁石上观海听涛,前面那烟波浩渺的岛屿便是金门岛,右侧那隐隐约约的村庄就是我的故乡石井。此时太阳已经高悬海上,并散发出夏日应有的热情,近处的大海与远处的岛屿一下子笼罩在一片云蒸霞蔚的光晕之中,而在无边的涛声中,我似乎听到了一阵隆隆的炮声从岁月深处传来。是的,围头湾的涛声不乏扬帆远方的梦想,不乏浪漫写意的情调,也不乏呛人窒息的硝烟。

唐宋时期,围头湾曾以“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而闻名,唐代航海家林銮曾在围头湾沿岸造了七座航标塔,其中的象立塔就建造在围头港内,那时的围头湾想必也是樯桅如林;宋元时期,围头古港已跃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四大出海口之一,涨海声中也曾迎来过万国商人,那一波波的涛声,曾经飘扬着泉州人千百年来从不停息的大海之梦。

在长长的历史长河中,围头湾一直就是东南海防的军事要塞。南宋时,泉州太守真德秀曾到围头巡察,建了宝盖寨以防御海寇;明洪武年间,江夏侯周德兴又建围头司城,加强防卫;明末清初,郑成功抗清水师曾于此扎寨屯兵。那场著名的围头湾大捷就是在这片海域上发生的。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定远大将军济度率领三万清兵入闽,企图消灭郑成功所部郑家军。郑成功利用清军不善水战的弱点,放弃安平城等城池,把军队撤回金厦两岛,迫使清军在海上作战。那年四月,清军率领大批战舰从泉州港出发,朝厦门岛袭去。清军水师到围头湾时,突然听到涛声中响起了隆隆的火炮声,瞬刻之间,清军舰队燃起冲天大火。清军遭到郑军的伏击,损失惨重。此时,海上突刮大风,恶浪汹涌,郑军又从乌屿、东石、石井三面突击,清军舰队尽数溃散,清先锋泉州总兵韩尚亮在此役中阵亡,济度大将军败退安平城(安海镇)。济度也是个输不起的人,他一怒之下焚毁了安平城镇及型厝、西土安、皇恩、后库等村庄。此役之后,清军很长时间不敢贸然与郑军海上对垒,进而采取海禁政策,封锁沿海地区,想以此困死郑军。然而,大海一禁,郑成功则趁机扩大了海上贸易,为收复台湾夯实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围头湾的涛声曾挟杂过隆隆的炮声,而最为激烈的应是“八二三”炮战的那些炮声。1958年8月23日傍晚时分,大陆与金门两岸的炮战点燃,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不到3平方公里的围头小渔村就落下了5万多发炮弹。围头湾一时硝烟弥漫、炮声震天!那天我们参观了围头战地公园,那幽暗的地道、隐蔽的碉堡、阴森的炮楼,无不在提醒我,这里曾是战场,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有过血染的历史。我们在布满弹痕的毓秀楼前久久徘徊着,脑海中似乎回响着隆隆炮声,这座曾作为解放军某部指挥所的毓秀楼就被击中了六门炮弹,如今这些弹痕仍清晰可见,就如战争的伤疤留给后人去抚今追昔,去感怀历史。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所谓“打断手骨连着筋”,如今 “冤家”变成“亲家”。据说在围头村,如今已有137位姑娘与海峡对岸结为“两岸婚姻”,她们也成了世所瞩目的“围头新娘”。那个在“八•二三”炮战中曾被赞为“战地小老虎”的洪建财,就是围头村第一个把女儿嫁到金门的人。近年,来自台湾的女子也不断嫁入围头,现在围头的“台湾媳妇”也有6位。在围头新娘主题园,我看到两尊栩栩如生的女子石雕像,这正是“围头新娘”与“台湾媳妇”的造像,她们面朝大海,似乎在聆听大而的涛声哩?

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围头湾的涛声仍旧浩然。如今的围头,已由战地发展成“两岸通婚第一村”,两年一届的海峡两岸(晋江•围头)七夕返亲节,今年已经举办了第四届。今年的返亲节,主办方还为两岸未婚青年搭起了七夕鹊桥——“海峡邂逅”交流活动。那个七月流火的夏夜,我看到许多情侣聚在涛声如歌的围头湾金沙湾上,他们正放飞着一盏盏明亮的孔明灯,那星星点点的孔明灯写满了美好的祝福与梦想,飘逸在围头湾上空。人们欢呼着,祈祷着,我也遥望着那满天祝福的灯火,默默祈祷着。而此时,涛声又起,月色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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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8 16:09)

 

郑剑文

我不懂禅,但人生过半,独对落日,多少有些感悟。尤其是在深秋的黄昏,此时,天色将暮,寒蜱凄切,就这样迎着瑟瑟秋风,伴着萧萧秋草,无言独对落日,无须作何想法,这是否就是一种禅?或者可以说,这更接近于禅意?

那天,我就坐在泉州清源山南台寺前的一棵菩提树下,夕阳透过菩提树浓密的枝桠洒下斑驳的光影,迷离了眼前这座千年古寺,秋风瑟瑟有声,在风中我似乎听到了来自天际的柔柔梵音,又似乎闻到了不知飘自何方的缕缕幽香,而这一切就氤氲成一种十分玄妙的气息,让我有几分飘然,又有几分恍惚。

站在南台岩上,此处便是清源山“山海大观”的绝佳观赏点,俯看泉南大地,一片浮光掠影,因为台风即将到来,泉州的半个天空堆积着厚厚的火烧云,山海为之绮丽多彩,天空甚至美得有几分虚幻。在绚烂的晚霞下,在茂密的菩提树下,我还真有一种接近菩提心的欢喜感觉。远处的晋江融进了夕阳的光彩,就如一条闪光的彩带环绕着泉州古城,我极目地搜索着那密密匝匝的城市丛林,想找寻我那微不足道的栖身之所,而斑斓的光影迷离了我的视线,我不知道我是谁,来自何处,又将去往何方?是的,在大自然中,一切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一切都显得那么卑微,我窃想,禅意是否就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卑微?

火烧云从暗红色烧成灰褐色,此时暮云四垂,天色晦暗。仿佛一瞬之间,天幕便换了背景,本是混沌的城市渐渐透出了点点灯光。菩提树下,我静默着,我聆听着晚风的呢喃,我倾听着树梢的絮语,晚风中传来几声钟鼓声,这声音回响在空谷,萦绕在心间,莫名地我感觉有几分空灵超然,我不确定,这是否就是禅意?菩提树叶在晚风中沙沙有声,似乎有意回应我的疑惑。

南台寺大雄宝殿后的山坡上,有一巨型石凿卧佛沐浴在夕阳余辉下,卧佛依山势而雕琢,神态安祥而慈悲,故称“久久吉祥卧”。见证果法师有句禅语:“如是卧法,身无掉乱,念无忘失,睡不极重,不见恶梦”,如此卧法,如此神情是否就是最好禅意?我一向以为,吉祥慈悲便是佛教的本意。

卧佛旁边有个石刻“心”字,这字写得颇有禅机,看着看着,感觉这 “心”字还有点像卧佛的姿态。这“心”字上面少了一点,而下面又多了一点,我想起了晋江南天古寺石佛边也有类似“心”字,旁边还题一联:“放下全无事,提起万般生”。这是一句佛门偈语,极启发人的思维。一方面,凡事你心上留一点,便可结出万般善缘,时机一到,或许就可收获万般善果,所谓“留下一点心,结出万般缘”。另一方面,凡事你心下放一点,人心才不会太负重,不然,你的心上负载太多,纠葛太多,人生难免苦累,所谓“放下一点心,即是大自在”。这或许是我此行的最大收获吧!

人生苦短,生活不易,无奈和烦恼,感伤与惆怅,没人逃得过,有多少往事不堪回首?又有多少过往已成云烟?心累来自于太多的牵挂,亲情、友情、恋情,情情纠缠,金钱、地位、名利,款款相迫,而这一切,你都得去默默承受,你难以放下,因为你没有选择。人心之所以累,就在于难于取舍,你要放下什么?你又要提起什么?取舍对了,你便是圣人,取舍错了,你便是凡人。世间尽是凡人,凡人难逃烦事。出世难,入世亦难,烦恼生处,又有几人能够释然?

人不能没有梦,然而梦追多了,终成一空。大凡活得苦累的人,往往是把简单事情做复杂了,城府太深,心计太多,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一味地往牛角尖里钻,最终把自己送入死胡同。红尘梦醒,梵音悠悠,找一彼岸,让心停泊。人生本来就不易,如不能把心放空,那就能少一点就一点,所谓心上无事自成仙啊!君不知,心上挂的都是负担,心有是非便是悲,心蒙秋色便是愁,心上多口便是患……,心放轻松一点,人做简单一点,把心腾出一点空间去临山亲水,去听风伴月,这就是闲适的人生,这就是禅意地栖居,这就是佛家说的“大自在”。

那天,与宗见兄上清源山拜访南台寺方丈禅一法师而不遇,还真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之憾。在南台岩那处恍若仙境的禅房中,我发现一幅墨迹未干的对联:“眼中沧海杯中水,脚底青山袖底云” ,这是禅一法师的墨宝,书法俊奇飘逸,犹如法师一般仙风道骨。我坐在禅房外的石椅上,细品一杯禅茶,静观天外那云卷云舒,闲步庭前花开花落,便生出一种沧海桑田般的寂寥感觉。 据说,南台古有“丸泉”,泉如珠涌,取之泡茶,清冽怡神。然而,此行我是无缘品此甘泉了。我想,有闲暇之时,避此静处,或焚香或听琴,或品茶或说禅,或冥想或独处,那就容易悟出一些禅意来。然而,世人皆浮躁,我亦不例外,我只能做匆匆一过客而已。

此时,秋风又起,眼前落下几片菩提树叶。菩提能明心见性,我小心地捡起一片菩提叶贴于胸前,我不敢企望就此拥有一颗菩提心,但若能拥有些许菩提情怀,此生也应无憾了!何谓菩提心?佛家说,“菩萨初发心,缘无上道,我当作佛,是名菩提心”。细品此偈语,虽懵懵懂懂,却已觉有几分禅意生自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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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8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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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化

 

郑剑文

明末清初时期,中国海域上波谲云诡,群雄竞逐。在这场争逐中,郑芝龙当称是赢家之一,是的,他是一个叱咤于丝海之上的枭雄,在他人生的不同片断里,呈现的是不同的面孔,他时而为商,时而为盗,时而为官;他曾经组织海上武装,骚扰东南沿海,却又劫富济贫,造福一方百姓;他曾痛击荷兰殖民者,剿除海寇山匪,扫清海上贸易通道,成为中国南海的一位霸主;他曾为明朝政府招抚,后又被清朝政府挟持,最终失去了他一心为之打造的海商帝国!四百多年过去了,是非功过如何评说,应该有个说法。那就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层层尘埃,还原一个真实的郑芝龙吧。

他组织饥民迁移台湾,成为开台第一人。

明天启四年(1624年),秋,郑芝龙与颜思齐等28位结拜兄弟乘着13商船逃离了日本长崎,开始了亦商亦盗的海上漂泊。台湾是他们的第一个落脚步,随后他们结成“十寨”,以台湾魍港为发展基地,四处招募各方人士,扩大势力范围,其间就有大批人员归附台湾。明天启六至七年(1626-1627年),闽粤一带久旱不雨,耕地龟裂,禾苗尽枯,灾民流离失所,饿殍四处可见,而台湾则沃野千里,人丁稀少。于是,郑芝龙趁机在泉漳一带“招饥民数万人”来台垦殖,尤其是沿海一带饥民及无业者更是趋之若鹜。清初,江日升在《台湾外纪》中记载:“凡我内地之虚实,了然于胸。加以岁月招徕,金钱所诱饵,聚艇数百,聚徒数万……礼贤而上士,劫富而施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郑芝龙一边继续拓垦大业,一边不断壮大势力,成为海上武装劲旅。

明崇祯元年(1628年),泉州又遇大旱,百姓民不聊生。那年,郑芝龙刚接受明朝政府招安,成为一位“海防游击”,官虽不大,但也算是体制中人了,面对饥苦民众,当有所担当,于是他征得福建巡抚熊文灿的同意,出动大批船队载闽南、粤东灾民数万人移台垦荒。据黄宗羲的《赐姓始末》记载:“崇祯元年,闽值大旱,民饥,上下无策,文灿向芝龙谋之。芝龙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厥田为上,秋成所获,倍于中土。”而从事垦荒者则“以其衣食之余,纳租郑氏”,因此郑芝龙富甲八闽。郑芝龙用海舶运载这些人至台湾垦荒耕耘,并且“倾家资,市一耕牛、粟麦、分给之”,为初到台湾的民众提供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料,郑芝龙的这一善举,既为广大灾民谋到了一条生路,又为台湾的早期开发奠定了基础。据荷兰人写的《大员商馆日记》记载:1636-1638年两年间,有400多艘船从大陆到台湾,这些船有商船也有渔船,船上搭载着许多来自大陆的人,这些人都是因生活所迫而移民台湾的。应该可以肯定,这些船大多数从安海港与厦门港起航,那个时期能够驰骋这片海域的也只有郑氏的海上集团。台湾著名学者汤锡台就写了一本书《开启台湾第一人---郑芝龙》,描写了这段历史。郑成功被尊奉为“开台圣王”,而他的父亲郑芝龙肯定称得上开台第一人。

明清以来,中国发生了四次可歌可泣的大移民事件,并因此改变了中国区域间的人口构成,走西口、闯江东、下南洋、过台湾的辛酸史被一代一代的人所诉说,而郑芝龙是有组织大规模移民台湾的第一人,如今台湾人口近80%的祖籍是闽南,这应该追溯到那次“过台湾”的灾民大迁徙。翻开族谱,我们石井本宗族人自十一世至十四世便陆续地移居台湾,落脚处大多在台南,而人数最多的当属明末清初跟随郑芝龙与郑成功的那几次大迁徙。

他呼啸海疆劫富济贫,跃为海上一霸主。

在官府眼中,郑芝龙是个呼啸海疆的“海盗魁首”,而在民间,郑芝龙又是个劫富济贫的“侠义之士”。他的武装船队悬挂“劫富济贫”的旗帜,雄踞于东南沿海,这就很有水浒梁山泊式的“替天行道”模样了。郑军所到之处,既不戮地攻城,不焚屋掳掠,又赈灾救济,还资助寒士学子,广受民众欢迎,这又有些仁义之师的风范了。于是,众多饥民及好汉,纷纷闯海投奔,这不就是“海上水浒”的气派吗?当时福建泉州府同安知县写给福建巡抚的文书报告说:郑芝龙虽事劫掠,但对泉州百姓却是异常仁慈,不但不杀人,甚至救济贫苦,威望比官家还高。“所到之处,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于是,“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高汝栻也记载:“丁卯(1627)春,据闽广,劫商粟,闽中荐饥盼望,海米不至,于是欲米者往投之。”必须说明的是,郑芝龙船队袭击广东靖海、福建漳埔、铜山、旧镇一带,却未曾骚扰过泉州沿海,这是否可理解为郑芝龙内心深处就是热爱家乡体恤乡民的呢?

拈来几则史料以资佐证:《纂福建通志》载:“郑芝龙聚船数百,招徒数万,复以小惠济其大奸,礼贤下士,劫富济贫”;《明外纪》载:“惟不许掳妇女,焚房屋,颇与他贼不同”; 《熹宗天启实录》载:“遇诸生则馈以赆,遇贫民则给以钱,重赏以招接济,厚糈以饵间谍,使鬼神通,人人乐为之用”;《靖海纪略》载:“有彻贫者,以钱米与之,其行事更为可虑”;《崇祯长编》载:“当日纵横海上,虽然猖獗,然闻以劫富济贫为口实,从不攻一城,不戳一民,其意颇善,此所谓草泽英雄可以收为用者。”提醒一下,这些零散记载皆出自明清官府史籍,他们是不会为一个“海盗”或是“降清者”歌功颂德的,故可信度十分之高。彻贫者以钱米与之、寒士学子以资助之……天底下有这么仁慈的强盗吗?这是“以小惠济其大奸”吗?从这些蒙尘的史料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视郑芝龙一些善行的痕迹。

明人董应举在《崇相集》中这样说:“郑芝龙之初起也,不过数十船耳,至天启六年(1626年)而一百二十只,天启七年(1627年)遂至七百,今(崇祯元年),并诸种贱计之,船且千矣”。他接着分析:“若曰禁接济以绝贼饷道,饷道绝矣,何以一年而贼加十倍乎?岂非驱吾民以与之耶!彼以恤贫诱人,我以禁粟驱民,此芝龙诸贱所鼓掌而笑也。”这里说的很清楚,郑芝龙队伍发展之迅猛,关键在于“以恤贫诱人”,如此之贼,善莫大矣!以至“无人不为贼所用”,“城社之鼠狐,甘为爪牙,郡县之刀笔,尽属心腹”。郑芝龙礼贤下士,使饥民归之如流水,很快聚船上千,招徒数万,声名大震。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漳泉一带乡民把加入郑芝龙队伍当成一件幸事,在这些失海无田的穷人眼中,郑芝龙肯定不是海盗,而是靠山!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一个做贼,一家自喜无恙;一姓从贼,一乡可保无虞。”这简直有“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家族荣耀!我想问,还有人能把“贼”做得如此风光的吗?于是,我似乎又发现了宋公明“及时雨”的影子。

他据险控厄通洋裕国,打造海商一帝国。

1628年,明朝政府招安郑芝龙,并委任他为厦门海防游击,意图很明确,就是让他荡平海寇,说白了也就是“借子之矛攻子之盾”。郑芝龙当然明白此举目的,他转而一想,这非必是件坏事,从今以后他就可以扛着朝廷的旗号,剿平海域上一切匪寇,拓展自己的海上贸易通道了。第一个进入郑芝龙剿灭视野的是李魁奇,接着郑芝龙又瞄上了匪首钟斌,又在广东田尾洋剿灭了最后一个大海寇刘香。郑芝龙正是借着扫荡“海上诸贼”之机,前后用了10多年的时间,剪除群雄,迅速扩充自己的队伍,并把这个海上力量纳入地方官府体制,同时合法地掌控东西洋贸易制度的运作。福建巡抚表奏朝廷:“芝龙果建奇功,俘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 明廷耀升郑芝龙为福建总兵官,署都督同知。从此,海氛基本平静,狭长的台湾海峡成为郑氏海商集团的内湖,郑芝龙所展望的海商帝国前景豁然开朗。

明初厉行海禁之后,泉州刺桐港随之沉寂,而处于刺桐港南端的安平港则趁此发展起来,这似乎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一次回光返照。只不过安平港更多地被贴上“私商贸易”的标签,但不管怎么,安平港是那个时期中国东南沿海最为繁忙的一个港口,那是安海古镇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瞬间,那也是属于郑芝龙的一个时代。

“据险控厄,通洋裕国”是石井郑氏海商集团的海洋理念。郑芝龙不仅与南洋诸国有海上贸易,还与日本、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保持商贸往来,甚至一度垄断了中国的海外贸易,在中国广阔的海域上,“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郑芝龙又“自筑城于安平(今晋江安海),海舶可直通臥內,可泊船径达海。”而安平港与日本长崎的航线,当属最为热络的一条。

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与《平户荷兰馆日志》记录:崇祯四年(1631年)郑芝龙两艘商船从日本长崎载货物返航泉州安海。崇祯十二年(1639年)驶往长崎的郑芝龙商船多达数十艘。崇祯十三年(1640年)两艘郑芝龙商船满载黄白生丝及纱绫、绸缎等货物,运往日本。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郑芝龙商船22艘由晋江安平港直抵日本长崎,占当年中国开往日本商船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主要货物主要是生丝、纺织品、瓷器等。另据《长崎荷兰商船日志》记录,从1641~1643年(崇祯十四至十六年)间,郑芝龙运载大量生丝、各类纺织品、黑白砂糖及麝香、土茯等药物,运往日本,颇受欢迎。

林那北所著的《过台湾》一书载:从1641年至1643年间,单生丝出口日本,郑氏家族的海上贸易就占了整个中国输出量的近百分之八十,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经济贸易,获得巨额利润。后来,郑成功接继了父亲的海商事业,继续实行“通洋裕国”的策略,致力兴贩东西两洋,“以独揽通洋之利也”,同时还深入内陆广设商行。郑氏家族正是通过获取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来支撑反清复明大业并收复台湾的。

他南北驰突维护海权,构筑中国海长城。

1625年对郑芝龙来说可谓人生的转折点,他以义子身份继承了大海商李旦的大部分财富,不久又以兄弟的身份接管了大海盗颜思齐的海上武装船队。郑芝龙的武装船队,游弋在闽台海域上,南北驰突,通航无阻。就是当时号称西方海上霸主的荷兰船队,也要敬而远之,并诚惶诚恐地奉郑芝龙为“海上之王”。迅速崛起的郑芝龙势力严重危及到各方的利益,于是朝廷想剿之,荷夷想灭之,郑芝龙就处于内外夹击之间。

对此,郑芝龙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来应对,一方面,他对明朝政府尽量释放善意,毕竟落草为寇并非他的本意,他只是想建立一支武装船队来保护他的海上贸易;一方面,他对荷兰殖民者则毫不留情,毕竟荷兰人才是自己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他要扫清海上贸易通道的所有障碍。所以郑芝龙面对明朝官兵的围追堵截采取“不追不杀、百计求抚”的柔和策略,虽然当时郑芝龙的海上兵力明显超过政府兵力,与朝廷的交战是屡战屡胜。他“舍洪都司而不追,获卢游击而不杀,攻中左城而不入”。《福建通志》这样记载:“芝龙登岸,洪先春大败,芝龙舍先春不追……卢毓英率舟师进剿,毓英为芝龙所擒,芝龙不杀,待以殊礼……都督俞咨皋复合副将陈希范前往,亦败……芝龙不追,舟泊厦门,约束麾下毋得登岸骚扰。大守王猷曰:“芝龙之势如此,而不杀、不追、不纵掠,似有归罪之萌。”郑芝龙与朝廷的战争,看似猫促老鼠的游戏,真看不清是谁促谁。

而对于荷兰殖民者,郑芝龙的态度则是不依不挠,展现了中国人应有的铮铮铁骨。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荷兰提督麻韦郎率领3艘战舰首次入侵澎湖开始,福建东南沿海就屡遭荷兰船队掠夺侵扰。郑芝龙早就想给荷兰人一点颜色看看了,1627年10月机会终于来了,郑芝龙率领千艘帆船在铜山(东山岛)海面,大败了荷兰船队,给乡亲们出了一口气。1633年9月,郑芝龙又亲率150多艘战舰,在厦门岛与金门岛之间的料罗湾海域与荷兰海军打了一个漂亮仗,这就是著名的料罗湾大捷,郑芝龙立下“数十年未有之奇功”。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朝廷的《奉剿红夷报捷疏》中欣喜写道:“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间,此举创闻。”从此,中国海域一片坦途,郑芝龙拥有超20万的军队,超3000艘的船队,成为西太平洋广袤海域上的最大海上武装。

几年间,郑芝龙平海寇、征生黎、退荷夷,屡建战功,自1627年接受招抚时获第一个“五虎游击将军”头衔始,也算官运亨通了,1628年任海防游击、1630年加暑总兵、1640年又擢升为福建总兵官、暑都督同知。如单纯从官衔看,这官或许不大,但却握有实权,且是海上兵权,他有兵、有船、有钱、有官,叱咤海疆,坦荡无阻。

他急公尚义乐善好施,致力社会公益事业。

必须说明的是,郑芝龙虽归顺明朝,拥有强大军队,却不拿政府的一分军饷,大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压力。说简单点,就是郑芝龙拿自家的钱替国家养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并剿清了肆虐海上的群盗,确保了海上丝路的畅通,维护了中国海疆的安全。郑芝龙在广州耗费巨资,大造巨舰,配备火炝,并自募船工。而这些巨大的花销一部分来自他的海上贸易利润,一部分来自他向沿海船家富户所征收的保护费“报水”。如果从当官的角度看,这也该算“大公无私”的好官吧!

邹漪在《明季遗闻》书中写道:“其守城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当地官员的报告上也写道:“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

明末杰出的方志史学家何乔远在《海上小议》中十分肯定郑芝龙维护海权的功绩:“夫芝龙归心于我,为我守护,万耳万目所共睹,而海上之民倚为捍御。”他又为郑芝龙倾自家财力为公家办事大鸣不平:“今彼白出财力为公家干事,世上亦无此差使,且我地方如此之大,千处万处,不得一饷,何彼作贼数年,便有不赀?亦当念芝龙财帛虽多,亦有罄尽之日……”何乔远性格刚直不阿,在史学上敢于秉笔直书、发表自己独特见解,他 “立朝持正敢言”,因而屡遭权贵排挤。后因痛恨昏暗的官场,只好 “自引去”,辞官回家专心著书立说,所以他的言论可信度极高。

1646年9月,清兵长驱入闽。入闽之前,清廷就先派洪承畴劝郑芝龙归顺清廷,其实,清廷更看重的是郑芝龙的闽海军政大权与富可敌国的财富。郑芝龙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想以此来保全自己辛苦打造起来的郑氏海商集团。是的,他更像一个精明的商人在运筹帷幄。假如,清廷真的许他个“闽粤总督”,那么他的“海商帝国”就能成形,那么中国从此就可能稳居海权大国位置,那么中国也就没有鸦片战争之后的一连串耻辱了!可是,历史没有假设。

然而,郑成功的胆识更高,他曾多次哭谏:“虎离山则失其威武,鱼龙脫渊则登时困杀,告父当三思而行。”郑成功的思维十分清楚,“海即是家”,离开了大海,就如鱼龙脱渊,不困死才怪!然而,郑芝龙还是不听劝告,踏出了不可挽回的一步。所谓一步不慎,全盘皆输,他的这步臭棋不仅输了他的海商帝国,还臭了他的身后名节,甚至他的诸多善行也几乎一笔勾销!

然而,时间流水可以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有些东西毕竟淘得不彻底,比如安平桥、此如开元寺。在这两处国家级文保单位,我们仍可寻觅到郑芝龙行善的物证。安平桥水心亭南侧立着一方《重修水心亭记》,那是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时任福建水师总兵郑芝龙撰写的,碑文记载安平桥屡遭水毁,郑芝龙多次捐资重修,让这座“天下无桥长此桥”古桥得以保留至今。泉州大开元寺的大雄宝殿有“百柱殿”雅称,而这些触合中西方文化的古老石柱就铭刻着郑芝龙的慈善之行。明朝末年的那场大地震,让泉州几乎夷为平地,开元寺也损毁严重。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 总兵郑芝龙与按察使曾樱合力重修了开元寺紫云大殿,将其中木柱全部换成石柱。在大雄宝殿东侧,曾经悬挂一铸铁巨钟,这古钟是郑芝龙在开元寺重修竣工后捐赠的,上面铭文模糊不清,但仍可认出“郑芝龙”字样。

拂去迷雾还原真象,重新认知郑芝龙。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就颁布了“片板不得下海”的禁海令,大海成了一处让人望而生畏又讳莫如深的禁区。官府严禁商人海上贸易,就连渔民出海捕鱼劳作,也会被视作“海盗”而获重罪。当时的福建巡抚这样重申海禁的必要性:“今臣等议将崇祯元年洋商尽行禁止,不许下海,有违禁者,治以重罪。”《海澄县志》这样描述:“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两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自红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说出了福建地方官厉行海禁,给百姓造成的生存危机。其实,所谓海盗,无非是为了讨生活而擅自下海的渔民与商人而已,如果真成了盗,那么也应是官府“逼人为盗”吧!

明初的海禁让宋元时期辉煌一时的泉州刺桐港风光不在,从此沉寂。然而,泉州人身上流淌着一股“敢闯敢拚”的血液,这种血液,铸造成“爱拼敢羸”的泉州精神,这种精神的根源是否可追溯到郑芝龙的“海盗精神”?这真的值得商榷。明朝冯璋在《通番舶议》中这样说:“泉漳风俗,唯利通番,今虽处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兑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虽然“泉人贾海外者……海道回远,窃还家者过半,岁抵罪者众”,朝廷禁海之严从中可见一斑,但为生计,船民仍冒海禁之险而入海。他们开辟了一条兴贩东西两洋的海上贸易之路,这是继“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没落后,泉州的又一次海丝神话。

明末杰出的方志史学家何乔远在《镜山全集》中收有《海上小议》、《开洋海议》、《请开海禁疏》等多篇文章,何乔远是晋江人,他十分清楚朝廷厉行海禁弊政给当地乡民造成的危害,阐明发展海上贸易的诸多好处,尤其是十分同情认同郑芝龙,所以何乔远不遗余力地向朝廷阐明自己的主张,要求政府开放海禁、让民间自由通商,呼吁明朝中央政府及福建当道者要信任重用郑芝龙。他十分肯定郑芝龙的功绩:“自郑芝龙招抚之后,颇留心为我保护地方,近者海氛稍靖。”进而提出废除海禁的好处:“兴贩大通,生活有路,贼盗鲜少,此中国之大利也。”

郑芝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但无论缠绕在他身上的迷雾多么深重,仍掩盖不了他的英雄本色。本文罗列一些陈章旧文,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意在还原郑芝龙的真实面目,重新认知一个曾驰骋丝海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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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04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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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化

旅游

那飘逸千年的荷香

郑剑文

古泉州曾有八大胜景,这些风景大多因时光的流失,或荒废在偏僻的郊野上,或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中,或隐身在参差的民居中,而作为八景之一的“星湖荷香”虽历经千年风霜,如今仍出落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我想,星湖的荷香能够飘逸千年而不衰,这或许就得益于那蕴蓄千年的文气吧!

星湖荷香是泉州东湖公园一处最为有名的胜景,东湖北望清源山,东眺灵山,西邻温陵街,南接水漈村,从高处俯瞰犹如一块镶嵌在城市之中的碧玉。唐时,东湖就是一片层峦迭翠,湖波凝烟的浩瀚水泽之国,面积达40余顷。传说泉州位于“鲤鱼穴”,古城状似鲤鱼,东湖正好位于鲤鱼头部,成为鲤鱼之眼,故又名“鲤珠湖”。曾有好事者站在清源山巅,俯视泉州古城,在心底里用湖泊街巷摹拟鲤鱼的五脏六腑,那位于西街井亭巷的一口古井就成了“鲤鱼脐”,又称“城心井”,该井泉水清冽丰沛,从不干涸,人们又在古井附近建了一座砖塔,俗称“定心塔”。明代著名史学家何乔远在《闽书》中说:“小东门,其门直东湖之嘴,早日初升,湖光潋滟,如鱼饮湖水者然。”何乔远家住东湖西侧的东街莱巷,对东湖景色了然于心,描述起来也就生动有趣,他笔下的东湖美景日后又有了一个雅致又形象的称谓:“鲤鱼吐珠”。

泉州有鲤鱼之形,就拥有“鲤跃龙门”之梦。而第一位梦想成真的当属称“八闽文化先驱”的欧阳詹了。唐贞元八年(792年),欧阳詹登进士第二名,与韩愈同榜,时称“龙虎榜”,为泉州中进士第一人。欧阳詹为晋江潘湖欧厝人,其祖先在唐代初年由江西迁到晋江,传至欧阳詹为六世孙。他的祖父、父亲及大哥都是唐代地方官吏,欧阳詹生活的年代正是安史之乱后的中唐,也接近太平盛世了,加上父兄又是府衙里的人,也算是家境富裕,做个纨绔子弟顺理成章,他虽自幼聪慧,文声驰誉,少时却也无心功名。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欧阳詹在父母亲的严命下,才离开泉州这个安乐窝,踏上西去长安的科考之路。科举制度自隋代开始180年来,泉州并无人中过进士,那大概是泉州文人为人低调,不羡名利的缘故吧。欧阳詹经过六年的寒窗苦读,终于与当时名士贾稜、韩愈、李观、崔群等二十二人同登“龙虎榜”。贾稜第一名,欧阳詹第二名,韩愈第三名,欧阳詹的名次居然排在了后来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前面,此事虽经千年,却仍是泉州人很自以为豪的一件事。宋代理学家朱熹有一幅题欧阳詹故居的联:“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故居在泉州西街的甲第巷,这条陋巷因出了个“温陵甲第破天荒”的欧阳詹而闻名,后来干脆以“甲第巷”为巷名,这确实也是陋巷之幸了。确实,欧阳詹高中进士对福建,尤其对泉州的历史文化影响深远。自此,福建文士开始羡慕读书,儒学之风开始盛行,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之雅称,欧阳詹应该算是倡导儒风的第一人了。

自古以来,东湖就是文人雅集,吟风弄月的幽雅去处,星湖的荷香千百年来就飘逸着书香文气。唐贞元九年,泉州刺史席相在东湖设宴为泉州八位进京赶考的秀士送行,而刚中进士衣锦返乡的欧阳詹理所当然成了重要嘉宾出席了盛宴。可以想见,在荷叶田田的池塘岸边,有淡淡的月色与荷香相伴,有缕缕的丝竹与吟唱助兴,那一夜的荷塘月色想想仍可醉人,不好好醉上一回,怎能对得起如此的良辰美景,如此的晓风残月?想必那时的泉州最高长官也应是文人雅士,当然若是附庸风雅也是不错的,至少说明他敬重文人,推崇儒学。这弥漫着文气儒风的雅集被记载在泉州的历史上,从此泉州文风教化大开,这是关于星湖荷香的一段佳话。

星湖荷花池边有处石亭子叫“二公亭”,那是为纪念席相与被贬为泉州别驾的姜公辅的一处建筑。其间,也牵系着两位主人公的一段高山流水般的文事情缘。姜公辅,唐爱州日南(今越南)人,中进士,初入翰林院为学士,后因敢谏升为谏议大夫。然而,文人直率,谏多了便伤人也伤已,很快就被贬为左庶子,后再贬为泉州别驾。贞元八年(792年),“一时直道犯龙鳞、流落空闻弃海滨”的姜公辅一路落寞地来到泉州,身为泉州刺史的席相应是个高雅之人,并没带着功利的脸具对这个落魄之人,仍然盛情地在荷花池边设宴为姜公辅接风洗尘。或许是文人相惜,他们相谈甚欢,想必那天的酒兴与荷香一样浓郁熏人。此后的日子,两位高洁之士便常相邀对饮,有月伴月,无月伴荷,那都是清凉的话题,说的尽是人间的悲欢。不久,席相调任他处,姜公辅就在九日山东峰筑室隐居。泉州人对两位高士颇为敬仰,就在星湖之畔建一石亭,以藉表去思。亭成之后,欧阳詹为此撰写 “二公亭记”,宋泉州太守王十朋也写诗咏赞这一胜景:“二公亭插艾荷间,绿盖红妆四面环,欲把西湖比西子,东湖自合比东山。”再续了古泉州八大胜景之“星湖荷香”的一段佳话。

二公亭是东湖公园最有特色的一座亭子,此处垂柳成荫,碧波荡漾,有诗云“十里沧波带古亭”。为延续星湖荷香这缕悠悠的文脉,东湖公园曾数度疏浚,宋时疏浚后又建“波恩亭”,湖中垒土七墩如星斗,故东湖又名“七星湖”。明再疏浚,筑堤建桥,又加“揽古亭”,延续了东湖作为泉州文人雅集场所的风俗。尔后四百年间,时难年荒,星湖荒凉,荷花凋敝,建筑无存,这缕文脉就在废弃的星湖之中沉淀下来,成为泉州人的一个的遗憾。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泉州市政府顺应民心,开始重建东湖,既继承了名城文脉,再现了“星湖荷香”的胜迹,又加入了“海丝之路”、“海滨邹鲁”的人文景观。建成后公园面积达308亩,湖面占了公园近一半面积,环湖重建了“星湖荷香”、 “二公亭”、 “揽古亭”、“波恩亭”等历史景区,又新建了“祈凤阁”、“七星拱月”、 “东湖亭”等人文景区。同时,又在园中新建了十一座的石牌坊,这些牌坊虽然构造简陋,但仍可让人怀念古时东门外凤山下的那数百座的古牌坊群。湖中垒筑起一座高达21米的“祈风阁”,成为东湖公园的至高点,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每当船只出海远航之前都须举办“祭海”仪式,“祈风”乃祈求海船一帆风顺之意,在湖中建祈风阁也是为纪念泉州那段辉煌的海上交通史吧。登上祈风阁观景台,四周绿波荡漾,芳林环绕,荷香若隐若现地飘散着,于是,我祈愿这阵带着儒风文气的荷香真的“香且益远”。

前年,我就在东湖公园的亲历过一场带着荷香气息的文化盛事。那天,正是荷花飘香季节,“书香丰泽”读书节开幕式诗文吟诵晚会就在星湖之畔拉开了帷幕,数百人的晚会诗情热烈,文风浩荡,又有荷香助兴,那真是丰泽区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文事。我的一篇诗文也成为晚会上的一个配乐诗朗诵节目,那些枯燥的文字经过音乐的渲染与荷香的相伴,竟也交融成一阵有些梦幻又有些文酸的风,我被这阵风陶醉着,当然也有人被这风熏晕着,正所谓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了。

就在这氤氲着儒风文气的星湖荷香中漫步,我突发奇想,就让我乘着这带着香气的风穿越而去,或许在二公亭就能遇上席相或姜公辅,再厚着脸皮讨一壶酒饮,如能与二公一醉方休,管它杨柳岸,晓风残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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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6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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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旅游

历史

                                    安平古港的涛声

 

郑剑文

 

喜欢看海,喜欢听涛。老家陋室那个向南的窗户就对着石井海湾,海湾向东是台湾海峡,向西终于安平古港,在潮来潮去之间,涛声时而悠扬,时而激越。于是,从小就看惯了潮汐的起落,听惯大海的涛声。

故乡石井的这道海湾东宽西窄,向西延伸十多里路在安平桥西侧便细成一条小溪,看似一条奔腾入海的江,于是又叫五马江。小时候,我就喜欢骑自行车沿着江边向西骑行到安平古桥,伴着一路涛声,览尽一路风景。那时,站在安平桥上向东眺望,落潮后的安平古港波澜不兴,但仍可听到远处微弱的涛声。不久前,我重走安平桥,重访安平港,只见桥上游人稀稀,港口船只搁浅,一条沿海大通道远远隔开了大海与古桥的距离,涛声也消退得无影无踪。宋代泉州郡守赵今衿咏颂安平桥“玉帛千丈天护虹,直栏横槛翔虚空”的气势已大不如前,长桥虽在,涛声已远。我静倚桥栏,此时秋风拂面,秋云飘逸,我的思绪随之飘忽起来,那些关于潮起潮落的往事也纷至沓来。

1962年秋天的一个落潮时分,海水远远退落。郭沫若先生走在安平桥上,他是专为寻踪郑成功史迹而来的。那时,安平古港已没落了几个世纪,而安平桥几乎就横卧在一片淤泥之上,只在中亭处留下一条窄窄的水道,中间有舢板摆渡。于是,郭老感慨万端地吟了一首题为《咏五里桥》的诗,前面两句是:“五里桥成陆上桥,郑藩旧邸纵全消。”50多年前,曾经长虹卧波的五里桥就已成了陆上桥,就连那片曾经金碧辉煌的郑成功府邸的遗址也难以找寻。秋风过处,古桥西畔的一大片白茫茫的芦苇随风涌动,如掀起层层波浪。如今已很少人知晓,那一片芦苇下面就掩蔽着郑氏府邸的断壁残垣,而桥边的安平古港也曾经波涛万顷樯桅如林!

明未清初的那些日子,中国漫长海岸线上总是波谲云诡,而那天却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在浩荡的涨海声中,一支船队徐徐驶进石井海湾,停泊在安平桥边的安平古港,船上走下一个衣袂飘飘的玲珑少年,他在众人簇拥下兴奋地登上安平码头。这是1630年的秋天,7岁的郑成功在叔父郑鸿逵的护送下,经过十天的风浪从日本颠簸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那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派五十艘战舰到日本长崎迎接郑成功母子回国,当时德川幕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任何人不得擅自出海,但迫于郑芝龙的海上势力,德川幕府允许船队接郑成功回国,却把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留在日本。从此,郑成功母子隔着的茫茫大海,牵着一条长长的思念。郑芝龙虽然不能如愿合家团聚,但能够把郑成功接回祖国也是一件很值庆贺的事。这天,位于安平古桥西畔的郑家府邸张灯结彩,鼓乐喧天。

是的,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有太多的喜事接踵而来,整个安海镇沉浸在欢乐的喜庆之中。这一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从“海上霸主”荷兰人手中夺回控海权,郑氏家族的船队可以畅行无阻地驰骋在东南亚一带广袤的海域上,“海商帝国”的前景豁然开朗。这一年,郑芝龙接受明朝廷招抚而擢升为福建都督,头顶上终于笼罩一个足可光耀门庭的傲人光环,海上贸易霸主的地位更为根深蒂固。这一年,朝廷同意郑芝龙的建议,招募泉漳一带数万饥民东渡台湾拓荒垦殖,“唐山过台湾”移民大迁徙的序曲开始奏响。这一年,郑芝龙在安平桥边建成了一占地138亩的府第,成为闽南一带首屈一指的豪宅,郑氏集团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的后方根据地固若金汤。

史料记载:郑氏府邸位于安平桥以北,西从西埭抵西港,北达西垵头,南临安平桥头,直通五港口岸,占地138亩。主构为歇山式五开间十三架,三通门双火巷五进院落。两旁翼堂、楼阁,亭榭互对,环列为屏障。第宅弘丽,绵亘数里,朱栏绵幄,金玉堆砌。涨潮时客船可经水道直通府内,落潮后安平港聚拢着数百艘商船。一座如虹长桥横跨在银海碧波之上,一处奢华庭院座落于柳绿花红之中,一条宛如白练的海湾涛声不息,一个舟楫如鲫的港口商贾云集,这简直就是号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泉州古刺桐港的另一个版本!

宋元时期,刺桐港曾一度被誉为“梯航万国”的东方第一大港,到了明清两代,朝廷厉行闭关禁海政策,繁华400多年的刺桐港渐渐归于沉寂。而此时,避于刺桐港南端拐角处的安平港则趁此发展起来,真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意思。只不过安平港被贴上“私商贸易”的标签,港口贸易始终处于藏着掖着的尴尬状态。但不管怎么,安平港是那个时期中国东南沿海最为繁忙的一个港口,那是安海古镇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瞬间,那也是属于郑芝龙的一个时代。

“据险控厄,通洋裕国”是郑芝龙的海国理念。在海上,郑芝龙不仅与南洋诸国有海上贸易,还与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保持商贸往来,甚至一度垄断了中国的海外贸易,在日本、澳门、台湾都建立起他的贸易据点,这是他不可撼动的雄厚经济基础。明末,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从马尼拉转到日本长崎,安平港随之兴起,尤其是郑芝龙把安平港当成海上贸易的后方基地后,安平港便盛极一时。古藉描写当时的繁华景象是:“今市散处直街曲巷,无往非贸易之店肆,约有千余座。盖四方射者所必趋,随处成交,惟直街为最盛。凡百物皆朝萃于此,迨午而去,日日为墟也”。

在郑芝龙的海外贸易线上,当属安平港与日本长崎的线路最为热络,拈来几则旧闻: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与《平户荷兰馆日志》记录:崇祯四年(1631年)郑芝龙两艘商船从日本长崎载货物返航泉州安海。崇祯十二年(1639年)驶往长崎的郑芝龙商船多达数十艘。崇祯十三年(1640年)两艘郑芝龙商船满载纱绫绸缎等货物,运往日本。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郑芝龙的22艘商船运生丝、纺织品、瓷器等货物由安平港直抵日本长崎,占当年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总数的22.68%。另据《长崎荷兰商船日志》载,从1641-1643年(崇祯十四至十六年)间,郑芝龙运载大量生丝、砂糖、麝香、土茯等药物往长崎,颇受日本人欢迎。翻开中国海上贸易史,郑芝龙是最为活跃的一个人物,他不仅开辟了海上贸易的新航线,还彰显了敢于与外夷在海上逐鹿竞雄的非凡胆魄。

郑芝龙在安平修筑城墙,建造豪华庄园,想在陆上打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据点。据《安海志》载:“石井、东石乃安海之巨螫,两边到海,内宽外窄,春秋二汛,海上汛船如麻;收汛则捕盗船亦多,如寇一入,则兵船把江口,盗船不能脱,此海盗不能到城也……”石井是郑芝龙的老家,东石是郑军的屯兵处,石井与东石一水相隔互为犄角,这是从水路进入安海的两个桥头堡,如此一来安海城防便可高枕无忧了。在安平桥头的门洞上仍可见镶嵌着一方古石匾,上刻:“固若金汤”,或许,当时的人们就想据此坚固的城桥,避险控厄吧!

在1630年至1646年的这段时间里,郑氏家族的地位达到了巅峰,那或许是安平港最为鼎盛的一段时间。我猜想,年少的郑成功肯定时常走在家门口那条长长的五里桥上,那时的安平桥想必车马稠密行人如鲫,安平港更是桅樯如林货积如山。他数着桥墩,拍遍桥栏,走累了就坐在桥亭边,看远去的帆影,听涨海的涛声,年轻的心便飘逸得漫无边际,那潮来潮去的涛声可曾带走郑成功天真浪漫的笑声?

安海镇北郊有一小园圃叫星塔,那是郑成功的族叔郑芝鹏所建的苑囿,此处有一古塔年久颓废,郑芝鹏出资重建并题一碑文:“近者避市之嚣,侨寓于兹,幸而群乡之人,习而安之。”塔边又立“郑成功读书处”的石碑,这是一处远离市井喧嚣的静雅地方,郑成功曾在此静心读书。那时的安海有“闽学开宗之地”的盛誉,安海石井书院曾是泉州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宋代理学家朱熹与其父都曾在安海讲学过,有一联对颂扬安海的文化渊源:“圣域津梁,理学渊源开石井;海滨邹鲁,诗书弦诵遍桐城。”孟母为子曾有三迁,郑芝龙把年少的郑成功从日本接回家乡,或许也是出于这个缘由。

在明末清初那段风云变幻的日子里,人的命运总被时代的洪流挟裹着,郑成功当然不能例外,他那道“学优则仕”的大门被重重地关上了。1646年,清兵长驱入闽,一南明隆武皇帝朱聿键在福州被俘;时任福建总兵的郑芝龙率兵北上降清;甚至连最受郑成功敬重的恩师钱谦益也弃节事清;而最让郑成功不堪忍耐的是母亲田川氏的惨死。面对这接踵而来的变故,郑成功悲愤交集。于是,他来到南安文庙,在魁星阁前焚烧了那身儒衣青巾,然后率众扛起“反清复明”的义旗。当那身青衣化为一缕青烟,他的儒子美梦也随之烟消云散。

其实,安平古港的没落,应该追溯到安平古城的那场大火。1655年底,清廷屡次招降郑成功不成,康熙帝大为恼怒,一是秘令囚禁在京的郑芝龙及其家人。二是引重兵围攻安平城。在陆上,惯于驰骋海疆的郑军却不敌骑马打天下的清兵,郑成功被迫把战略重点转移到海上,退守金厦两岛。郑家府邸是郑芝龙精心打造起来的后方基地,象征着一个家族的荣耀。父亲郑芝龙身陷囹圄,母亲田川氏含恨而死,那处曾经洒满欢歌笑语的家园已成凄风苦雨的地方。郑成功悲怆地举起了熊熊的火把,这把火焚毁了自己的家园,也焚炙着他的心,那是怎样的一种破釜沉舟式的感慨与悲壮!此时他已无泪,是的,他已不再是10年前那个焚青衣的少年了,长年的戎马生涯磨练了他坚强的毅力。那场火虽然焚毁了一个故园的梦,却煅烧出一个铮铮铁骨的英雄!一火光烧红了古桥西边的天空,安平古港的涛声为之呜咽悲歌,安平桥见证了那一场最为凄美惨烈的火焰。清军进入安海后,焚毁街市村庄,到处一片焦土,繁华散落一地。从此,安平港随着那缕消散的青烟而迅速殒落了。

安平桥下的潮水起起落落,安平港口的帆影却一去不回。从此,郑成功以金厦两岛为根据地,金戈铁马,北伐东征,力图为前朝争半壁江山。 1662年1月,郑成功又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被侵占达38年之久的宝岛台湾,阴错阳差地成就了他一生最为辉煌的功绩。如果说第一把火让他落下了悠悠的儒子情结,那么第二把火就让他结下了深深的故园情结。“热兰遮城”是荷兰入侵台湾后在台江内海西南边建成的一个城堡,并以荷兰战舰“热兰遮”为名,目的想在台湾打造一艘永不沉没的战舰。经过数月围攻,郑成功攻陷“热兰遮城”,并把这一带有浓烈侵略色彩的城堡改名为“安平城”,把城外的港口改称为“安平港”,以此遥寄对海峡对岸那处被焚家园的哀思。接着又把指挥中心设在安平城,并另辟一城门,取名为“桔秩”。桔秩是西周时期郑国都城的一个城门,取名“桔秩”,意在纪念郑氏远祖郑桓公的丰功伟绩,同时也寄望郑氏政权在台湾能够如郑国一般长治久安。

然而,事与愿违。1662年初,也就是台湾收复后的第二年,郑成功积劳成疾。在那段时间里,郑成功常常带病登上安平城堡的点将台,他凝望着那道烟波浩渺的海峡,大海轰然而至的涛声总激荡起他思乡的情怀,安平港簇拥如林的旗帜又飞扬着他恢复汉室的雄心。五月初八日,安平外海突然狂风骤雨,浊浪冲天,继而雷震电闪,如山崩地裂。郑成功北望海峡悲叹:“自国家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六年。今日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临终时他仍痛感“忠孝两亏”抱憾而逝,这是多么遗憾的结局。或许,英雄总要带点悲剧色彩,这样的人生才更显厚重。

前年,我有幸随团拜谒台南的安平古堡。这处寄托着郑成功太多故土情怀的古堡,历经数度战火的摧残已面目全非,城堡几乎是日式建筑风格,带有明显的日据时期痕迹。只在古堡南面遗留一堵高约6米、长约30米的红砖残墙,那是仅存的荷兰时期的古城墙。残墙上弹痕累累,无人知晓那是何时的战火记忆。有一株老榕与古墙紧紧地盘缠在一起,或许正因为有这榕树的呵护,这堵坚守400多年的残墙才没有倒塌。安平古堡前面是安平古港,那曾是一处台湾与大陆对渡的繁忙港口,站在城堡之上,便可览尽潮起潮落船出船入。如今因河道淤积,潮水退落,港口渐渐没落。那天我特意站在安平古堡的将台上极目远眺,一片参差的建筑遮掩了我的视线,安平港已无处寻觅,远处渺茫的大海若隐若现,就如那段淡去的历史渐渐远去。

一条海峡,两处安平港,如今海峡两边的安平港都已随潮水隐退了。然而,那个与这两处古港密切相关的民族英雄却仍昂立岁月的涛声之中,让后人仰望。是的,郑成功是个大海一般的英雄,他一生离不开大海,涛声永远是他人生的进行曲。他是海峡两岸共同推崇的英雄,如今在台湾祭祀郑成功的庙宇就有两百多座。即便在日本他也深受敬重,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戏剧据说在日本舞台上深受民众喜爱。因为这千丝万缕的关系,2010年,郑成功故乡泉州南安市与日本平户市结为友好城市。今年初,泉州举办“东亚文化之都”文化交流,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教授山下则子应邀来泉参加活动,她高兴地说:“郑成功是泉州人,但在日本许多人都敬重郑成功,至今仍保留着郑成功的庙碑和纪念物件,就泉州与日本交流而言,郑成功文化是一个很好的重要纽带。”是的,郑成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拼搏、尚武、忠诚的精神,不正是泉州与东亚各国相似的海洋文化精髓的契合点吗?

时光如流水,人生如潮汐。海峡西岸的安平城已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中无从寻觅,海峡东岸的安平城也成了遗址公园让人去拜谒怀想。如今,我迎着秋风落日重访安平古港,时间的淘洗让许多东西付之东流,又让许多东西沉淀成钩。虽然,涛声已远去,但那些潮起潮落的往事在脑际仍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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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2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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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一段千年宿缘

 

郑剑文

 

1933年深秋,几位身着粗衣芒鞋的僧人走在泉州古城西郊外的潘山古道上。此时,夕阳西斜,芳草漫道,长亭隐约,蝉声如潮。有人哼起一支低沉的清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是当时甚为风靡的歌曲《送别》,此情此景颇合歌中意景。同行的一位清癯僧人闻之淡然一笑,他便是这首歌的词作者李叔同,一代高僧弘一法师。这是他剃度前告别红尘的一首骊歌,曾经多少情愫融于其中,如今多少往事早己释怀,而蓦然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不免又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28年秋,弘一法师南下厦门途经泉州时,心仪于这个静美的古城,便决意停下匆匆的步履,驻锡泉州静修佛事。时光荏苒,不觉已有六个春秋了。泉州古城虽处处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景象也颇有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之情趣。 但久居闽南一隅,仍不免有天涯地角知交零落的感慨。闽南的秋天略显散淡,姗姗来迟又匆匆而去,很有稍纵即逝的感觉,稍不留意真难寻觅秋天的影子。然而,大师对季节是敏感的,城郊的芳草虽不见染霜的萧瑟,但秋风却是一阵凉过一阵了。于是,一种莫名的感伤随秋风掠过心际。当然,这一切也如泉州的秋天那般不着痕迹。

大师对芳草夕阳情有独衷,晚年自号为“晚晴老人”,那或许是出于一种“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的深深情结。对着那将落未落的夕阳,走在那将枯未枯的芳草间,许多人都会萌生出一些人生感悟,这种感悟凡人自然会多一些消极,而圣人则多一些释怀,佛家所说的“放下吧”的偈语是否就是这个意思。 秋风乍起,落寞无痕,弘一法师走在那片被染上苍茫暮色的秋草中,突然他望见一方古碑静立于芳草暮色之中,就如一个故人在翘望等待着他的到来。那两米高的石碑上镌刻着“唐学士韩偓墓道”几个大字,这是晚唐著名诗人韩偓的墓道碑!韩偓是陕西樊川人,在千里之外的泉州,在千年之后的秋天,在这处人迹罕至芳草萋萋的古道边,弘一法师无意间遇上这位大诗人的墓道碑,这是怎样一份莫大的惊喜啊!这是怎样一份莫大的缘分啊!

弘一法师感慨万端,就如在他乡偶遇久违的故人,他抚碑低泣:“儿时居住南燕,尝诵读韩偓诗,乃五十年后,七千里外,遂获展其坟墓,因缘会遇,岂偶然耶?”想起自己的际遇与韩偓有几分相似,进而感慨道:“余于晚岁遁居南闽。偓以避地亦依闽王而终其身。俯仰古今,能无感怆?”韩偓10岁能赋诗文,他的姨丈李商隐曾赞其诗是“雏凤清于老凤声”。少时登进士第,官至左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后因忤触权臣朱温,贬濮州司马,于是弃官南下,隐居泉州,熏修佛法。据随行的僧人回忆,大师“伏碑痛哭流泪,久久不能起身”。这或许是大师自出家以来最为真情流露的一次,也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一个瞬间。在韩偓墓道边,大师特意让人为他留了影,这张照片是他在泉州为数不多的珍贵照片之一,照片上大师手抚石碑,似握别一久别重逢又即将离去的友人一般,有几分不舍,又有几分依恋,在那褪色模糊的照片上乃可看出大师浅浅的笑意中深藏着几分淡淡的感伤。

韩偓既是晚唐的一著名的诗人,也是一清高的仕人。他早年诗风绮丽,故有“香奁体”之称,晚年则感时伤怀,多发慷慨悲凉之声。他为官高风亮节,不善阿谀逢迎,朱全忠废唐称帝,建立梁朝后,韩偓更不愿附逆助虐,遭贬后更是逍遥自在浪迹天涯。时任威武军节度使的王审知素来仰慕韩偓的文采与人品,唐天祐二年八月(905年),当王审知闻知韩偓飘泊到江西抚州时,便遣人诚邀韩偓入闽。过尤溪时,韩偓看到战火过后的村落已成焦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水自潺湲日自斜,屋无鸡犬有鸣鸦;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只见花。”

韩偓一路走来,心境一片荒凉。

而当他走近泉州城池时,南国旖旎的景色顿时感染了他黯然的情绪,他凭直觉认为这就是他寻寻觅觅已久的桃花源地,有诗为证:“中华地向城边尽,南国云从海上来;四序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这是他对泉州的最初印象,也是时至今日泉州最为有名的一首标志性的古诗。为了挽留贯于飘泊的大诗人韩偓,也为了延揽更多的文人雅士,王审知的二哥,时任泉州刺史的王审邽在泉州西郊外的潘山兴建了一处偌大的书院------招贤院,这是泉州最早的书院。在招贤院,韩偓受到了王审邽父子的礼遇,长年的飘泊之后终有绝好的容身之处,于是他发出了“尽道途穷未必穷”的感叹。

招贤院依山傍水,北有清源山巍然屹立,南有晋江水逶迤东去,筑有馆舍楼轩,水榭亭台,更有四季花香,竹林环绕。闲暇时可穿过曲折的竹径到晋江放舟垂钓,观云听涛;兴来时可约三五雅士聚于一堂抚琴唱和,吟风弄月。在此期间,韩偓不时诗兴喷涌,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此地三年寓寄家,桔篱茅屋共桑麻。蝶矜翅暖徐观草,蜂倚身轻凝看花。”闲情逸致,溢于言表。五代时代,中原板荡,闽南则偏安一隅,诸多名士自中原来泉避乱,栖居招贤院,传播中原文化。据《晋江县志》载:“时中原多故,学士故老多避乱来依,审邽遣子延彬作招贤院礼之。如韩偓李洵郑戬、王涤、翁承赞、夏侯淑等,皆赖以全。”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之美誉,潘山招贤院遗址则是泉州历史最为悠远,文化最为深厚的一片土壤。可以说,泉州尚文之风的兴起始于此处。

站在这一片被芳草湮没的文化废墟上,弘一法师心里有一些欣慰又有些感伤,欣慰的是他栖身在这片被文化熏陶的古老土地上,毕竟他仍那般眷恋中原文化;感伤的是这片曾经惠风和畅文人雅聚的场所如今已成废墟,那秋风中的芳草翻涌成一种寥落的情绪。在弘一法师看来,这一切皆为缘分。韩偓与泉州是有缘的,他从千里之外飘泊到泉州,并终老于此。韩偓与他也是有缘的,他们曾是名噪一时的青年才俊,中年时又厌倦红尘俗事,晚年后隐于闽地,时而为文,时而修禅。韩偓在《游江南水陆禅院》曾写道:“关河见月空垂泪,风雨看花欲白头。除去祖师心法外,浮生何处不堪愁”。韩偓在泉州晚年的生活是“蔬食修禅,冥心至道”, 单凭这一点就与弘一法师有诸多契合,这就是隔世的缘分。

佛家讲究缘份,而缘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弘一法师历来惜缘,何况他与韩偓的缘分似乎是隔世修来的,这就更值得珍惜。这层缘分因文缘而起,当然也应由文事延续了。正因为有了这段宿缘,才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泉州文坛增添了一段佳话。自从在潘山古道边意外发现了韩偓墓道碑,弘一法师又数次前去踏勘,希望能找到韩偓的墓茔,却苦寻不得,终在山民的引导下于南安丰州葵山之麓找到了韩偓墓。墓碑阴刻楷书“唐学士韩偓墓”,系清末举人曾遒所书,因风侵雨蚀,字迹难辨。弘一法师嘱南安俗家弟子高文显重新以朱漆摹涂碑刻,并募集善款修葺了墓园,算是还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不久,他又致信高文显:“韩偓居南安久,墓亦在此,是为尊邑最胜之古迹,仁者暇时,宜编辑《韩偓评传》,想仁者必乐为提倡也。”为了给韩偓作传,弘一法师足迹遍及韩偓在闽南游历过各个地方,他想用行动来续他们之间的缘分。

1935年秋,弘一法师追寻到惠安,并在惠安松洋山意外发现一首韩偓当年游历时所作的诗,诗曰:“微茫烟水碧云间,拄杖南来渡远山。冠履莫教亲紫阁,衲衣且上傍禅关。”这是《全唐诗》所遗漏的,大师反复吟诵,感叹不已:“诗格高超忠愤,可以断定是孤臣亡国后的悲歌。”韩偓驻锡永春陈山岩时,于山上建一小亭,每逢月夜,独携七弦琴,在月下抚琴,伴清风舒怀。有诗写道:“每日在南亭,南亭似僧院。人语静先闻,鸟啼深不见。行簪隐士冠,卧读先贤传。更有兴来时,取琴弹一遍。”韩偓晚年的诗禅味十足,这是弘一法师所心仪的,那种闲云野鹤般的隐居生活是否是他心中向往的桃花源呢?当弘一法师得知陈山岩尚遗韩偓所题石刻对联:“千寻瀑布如飞练,一簇人烟似画图。”时,甚为欢喜:“偓能弹琴,昔无记载。偓之笔迹他处绝无,今闻陈山岩有联及诗,雪山寺亦有诗,可谓稀有,至用欢怀。”言辞间流露出对一代诗人的推崇与仰慕,那或许更接近一种惺惺相惜的文人情怀。

韩偓喜欢到南安九日山一带漫游,这里山青水秀,环境幽美,韩偓认定此处便里晚年栖止的理想地点,便在葵山之麓的报恩寺旁建舍定居,他自号“玉山樵人”,闲来下地耕田,上山砍柴,享受退隐的闲趣。弘一法师曾多次与高文显、温陵梅石书院的李钰等同游九日山,他们登高士峰,吊姜相坟,畅谈韩偓的诗品与人品,韩偓的那首《赠僧》尤让弘一法师感触颇多,诗曰:“尽说归山避战尘,几人终肯别嚣氛。瓶添涧水盛将月,衲挂松枝惹得云。三接旧承前席遇,一灵今用戒香薰。相逢莫话金銮事,触拨伤心不愿闻。”九日山下有西晋太康九年留下的延福古寺,寺中有一高僧为“唐帝旧人”, 韩偓常到此寺与高僧说佛论禅,那天韩偓遇见僧人便触动了“故君故国”之思,于是题诗相赠。我想,假如时空真能穿越,那么弘一法师与韩偓定然能成忘年之交,或许能再续一曲高山流水的雅韵。弘一法师自己也说了,他与韩偓不知道有什么宿缘,一提到他的名字,就“无限地欢喜”。

心生欢喜即为缘。佛家讲缘分,求圆满,弘一法师当然想把这种缘分做得圆满一些。他在居住的晚晴室中设立韩偓牌位,时常焚香上供。1941年春,他自知时日不多,催促第子高文显尽快完成《韩偓评传》,以旌表韩偓一生忠烈,并亲自作序,又为《香奁集》辨伪。他在序言中作了如此评价:“胜进居士为撰偓传,以示青年学子,俾闻其风者,励节操,祛卑污,堪为世间完人,渐以熏修佛法,则是书流布,循循善诱,非无益矣。夫岂世俗文学典籍所可同日语耶?”《香奁集》为韩偓所著无疑,那是他在年青时的文集,其中尽显奢靡之风,不乏绮词艳句,那也是他人生片断的真实写照。而在《香奁集》是否为韩偓所作的争辨中,弘一法师固守己见:“《香奁集》多为淫靡艳词,韩偓乃忠烈刚正之人,不可能写香奁之作。”在弘一法师眼中,韩偓已然是一个毫无瑕疵的完人,是容不得世人枉加诋毁的,虽然这或许有些一厢情愿。大师由儒入禅对人情世故早已淡漠,而对韩偓的缘分却那般难以释怀,这不免让人嘘唏。纵观大师一生,能动其情怀者,几人能够?我想,假如韩偓地下有知,也该感激涕零才对!我不知道,这是韩偓之幸,抑或是弘一法师之幸?

一年后的晚秋,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温陵院晚晴室,他临终前写下“悲欣交集”四字绝笔,为何而悲?为何而欣?颇费思量。在清源山千手岩东北侧的弘一法师墓前的崖壁上,有一幅赵朴初题写的石刻对联:“千古江山留胜迹,一林风月伴高僧”。这个曾被誉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文艺大师,这个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一代高僧,就如一颗耀眼的星辰陨落在泉州北郊清源山上的一片芳草之中。而在清源山西侧不远处的葵山之麓,则安息着被誉为“唐末完人”的一代诗人韩偓,那是千年之前陨落的另一颗文坛巨星。他们曾来自遥远的北方,又在不同的时空辉映过泉州的历史文化长空,最终又陨落于泉山晋水之间,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之魂。这是否就是他们之间的千年宿缘?

岁月易老,沧海易枯。如今的潘山古地已是楼房林立,交通纵横,一派繁荣景象。弘一法师当年走过的古道长亭已荡然无存,连那方曾让弘一法师抚碑伤怀的韩偓墓道碑也无从找寻,而那处曾群贤雅聚儒风浩荡的招贤院遗址也难觅踪迹。年初,一个知名房地产公司在泉州西郊外进行大规模土地征迁,据说被拆迁的泉州榨糖厂是在潘山招贤院的废墟上建起来的。在平整土地时,那强大有力的铁手刨开了一层层的积土,挖出了许多的破砖残瓦。考古专家从一片片的瓦砾上辨认出了一层层的文化层,据说时间跨度自唐末到明清不等,让人很直观地看到泉州历史文化土壤堆积之深之厚!先后出土了大量陶器残片、油灯残片、烧窑器具,以及一些刻有神秘图案的古建构件,让人产生了很多遥远的联想。于是,专家从一个个残破的灯柱烛台上推测:此处应是古代时的一处书院。于是,一个挑灯夜读寒窗烛影的画面浮于我的眼前。这或许就是消失已久的潘山招贤院了!

然而,一切尚未定论,挖掘机仍在刨地。那天,夕阳西斜,秋风正起。有人报料:潘山施工现场又挖到一古石碑了,职责所在,我急忙联系市博物馆专家及时赶到了工地。站在遍地瓦砾的工地上,我的心也是一地碎片。从土里刨出的石碑上刻有“来台”两字,据查这是潘山天公台的一方石碑,天公台即教徒朝觐圣地。历史上潘山一带曾有招贤院、招贤桥、招贤亭、威惠庙、南外宗正司赵不应墓地等古迹,如今这些古迹大多湮没于岁月尘埃中,成为文化的碎片,只有赵不应墓前仅存的一尊石将军仍守望着这片即将消失的墓园。考古专家们在布满残石破砖的废墟上翻找着,希望能翻出一些实物来更进一步佐证招贤院的存在,而我则更希望能找到那方遗落已久的韩偓墓道碑石,那可是见证弘一法师与韩偓千年宿缘的实物!然而,除了散落的满地瓦砾,我们一无所得。

此时,夜幕四垂,秋风送来阵阵草木清新而芳香的气息。我寻香而去,只见山坡上横七竖八地躺满着刚被砍倒的一些花草树木,这些正在枯萎的草木正散发着袭人的香气与感伤的气息,原来挖掘机正在平整那片本是茂盛的山坡地。站在潘山天公台遗址上眺望四周,北面清源山依然伟岸,南面晋江水仍在奔流,而一条宽阔的江滨大道则把潘山与晋江远远隔开。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俯瞰山下悠悠的晋江水,我微弱地低吟了一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可旁边挖掘机的轰鸣声盖过了一切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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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旅菲泉州籍侨领、菲律宾华美集团董事长庄永泉资助设立的“逢时杯”征文大赛,519日晚在泉州府文庙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
  2011年度“逢时杯”征文大赛活动由福建省作家协会、福建省文学院、《福建日报》理论文艺部、泉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泉州市文联、泉州市作家协会和菲律宾博览堂、菲律宾华美集团联合主办。征文大赛共包括2011年度“逢时杯”海内外散文大赛、庄逢时福建青年散文奖、第六届《福建日报》新人新作奖和泉州市文学奖等4个奖项。本人的作品《小山丛竹边的一抹余辉》荣获2011年度“逢时杯”海内外散文大赛一等奖。

 

 

                                 《小山丛竹边的一抹余辉

                                               郑剑文

 

    我喜欢黄昏,或许那轮将落未落的夕阳更接近于禅意。此时,我就坐在夕阳下,旁边那株百年玉兰花树正寂寞地飘落着白色的花瓣,散发着幽幽的清香,而夕阳则透过花树稀疏的枝桠洒下斑驳的光影,迷离了树下那座低矮的红砖老屋。

是的,这是一处极容易被人忽略的角落。一座残旧的石牌坊、一棵苍老的玉兰树、三间简陋的老房子,它就隐于古城泉州北门街附近一片参差而陈旧的楼房中。此处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叫“小山丛竹”,曾是泉州古代 “四大书院”之一温陵书院的所在地,如今成为泉州第三医院宿舍区。因第三医院是个精神病院,常人避之惟恐不及,平时也就少人光顾,故也就成了喧嚣都市中一处难得的清静所在。

我刚结婚那几年,作为三院的员工家属,曾在“小山丛竹”边的宿舍楼里蜗居过。那时“小山”已夷为平地,“丛竹”也不见踪影,那座古牌坊与那三间老房子被人围成仓库,几乎看不出其中曾留下什么文化痕迹,只有那株茂密的玉兰花树不时地在墙角边静静地吐露着芳香。

夕阳下的那三间老屋叫“晚晴室”,那是一代高僧弘一法师驻锡泉州时最后的居所。大师独爱夕阳,常对夕阳冥思,他自号晚晴老人,居所喜以“晚晴”冠之,大概取“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之意罢。我虽不懂禅,但人生过半,面对落日多少有些感悟,当然这种感悟难免粗浅。而大师则不然,他走过人生绚丽的季节,领略过太多的风花雪月,当所有的绚烂都归于平淡,他人生的最后一抹夕照就永远地定格在这里。我想,那或许是古城泉州最为光耀的一抹余辉。

缘分可遇而不可求,弘一法师与泉州的缘分也是如此。1928年初夏一个风清云淡的日子,大师粗衣芒鞋、风尘仆仆地赶在杭州往厦门的路上,途经泉州时,他无意遇见一片刺桐花海映衬着一个石头古城,那灿烂的刺桐花同样映衬着古城人灿烂的笑靥,很有些世外桃源的景象。“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而那时的中华大地已然风雨飘摇,满目疮痍。于是,大师决意改变行程隐居泉州静修佛事。这一次的不期而遇,让大师与泉州结了长达十四年的缘。

在泉州期间,大师似乎对小山丛竹更加情有独钟,这多半是这里曾聚集着太多的儒风文脉。盛唐时欧阳詹曾读书于此,后与韩愈同榜进士而为“闽南甲第破天荒”的第一人,后人在此立“不二祠”祀之。南宋理学家朱熹曾在此“种竹建亭,讲学其中”,一时从者如云,学风浩荡。石牌坊上那俊秀隽永的“小山丛竹”四个字便是朱熹亲手所题。微微的竹林风伴着朗朗的读书声,1000多年前,小山丛竹当是茂林修竹、群贤毕至,不然何以成为泉州古八景之一?

大师对程朱理学极为尊崇,在俗时曾潜心研读,出家后仍依依难舍。当他慕名拜谒不二祠时,小山丛竹已显荒废之象, 于是他力倡修葺,后又欣然题字作跋:“余昔在俗,潜心理学,独尊程朱。今来温陵,补题‘过化’,何莫非胜缘耶!”是的,虽己出家,但能为重修后的朱子祠题字以表敬仰,同时了却一桩心愿,也是一件莫大的缘分!

弘一法师在闽南期间,足迹遍布各大寺院,泉州开元寺、承天寺、温陵书院更是大师经常弘法讲学的场所。弘法之余,大师潜心书法,并把书法当成参禅的一门功课,以致他的墨香中透着浓浓的禅味。那幅镌刻在开元寺大门的“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对联是大师在开元寺讲学时留下的墨宝,而联文则是朱熹对泉州的褒扬之辞。一边是一代高僧的书法,一边是理学大师的联文,这幅对联一直让泉州人很长面子,此地称为佛国说得过去,满街都是圣人未免有些夸张。但无论如何,这不仅表达了大师对朱熹的一份祟仰之情,也印证了大师与泉州的一段不了之缘。

大师与泉州的缘分似乎蕴涵着些许文人失落的情绪。1933年深秋,大师低呤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行走在泉州清源山西麓的一条古道上,那时秋风正起,蓑草遍地。他无意间发现荒野上有一石碑斜卧,碑上刻有“唐学士韩偓墓道”几个字,这是唐代诗人韩偓的墓道碑。韩偓10岁能赋诗文,少时登进士第,官至左谏议大夫。后因忤触权臣朱温,贬濮州司马,于是弃官南下,隐居泉州,熏修佛法。大师感叹道:“儿时居住南燕,尝诵读韩偓诗,乃五十年后,七千里外,遂获展其坟墓,因缘会遇,岂偶然耶?”想起自己的身世与韩偓有几分相似,进而感慨道:“余于晚岁遁居南闽。偓以避地亦依闽王而终其身。俯仰古今,能无感怆?”据随行的僧人回忆,大师“伏碑痛哭流泪,久久不起身”。这或许是大师自出家以来最为真情流露的一次,也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一个瞬间。在韩偓墓道边,他特意请人为他留了影,这张照片成为他在泉州为数不多的珍贵照片之一,照片上乃可看出大师淡然的笑意中深藏着几分感伤。

还有一个泉州人让大师触动了尘封已久的情怀,他就是晚明集思想家与文学家于一身的李贽。李贽又名李卓吾,曾任云南姚安知府,因不满朝政,愤然辞官,又因“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下狱,终以剃刀自刎狱中。李贽的人生轨迹也是逃儒归释,离开昏腐的官场后他潜心佛学,虽没有正式受戒,却长期寄居寺院念佛修身,然而他最终还是逃不出朝廷那只看不见的魔掌,毕竟那是思想禁锢的时代。大师对李贽的人生际遇深表同情,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逃儒归释的失意文人。他在为李贽画的像上题了字:“由儒入释,悟彻禅机。清源毓秀,千古崔巍。”身为莘莘学子,由学入仕是读书人追求功名的正途,当这条路成为死胡同而悟彻禅机由儒入释,这是读书人之大幸抑或是读书人之大不幸呢?我至今弄不清楚。

走过太多的山山水水,见过太多的风风月月,那抹夕阳终于在小山丛竹边的晚睛室渐渐淡去。1942年入秋后,大师就如一只倦鸟归栖于小山丛竹,他几乎谢绝了一切讲学,屏处一室,杜门谢客,若非静坐,即在念佛。九月一日黄昏,大师坐在晚晴室后的那棵苍老的玉兰花树下,那时白色的花瓣正纷纷扬扬地飘落,四周浮动着幽幽的花香,小山丛竹牌坊、朱子祠堂、温陵书院、过化亭及晚晴室都在余辉下变得有些迷离虚幻,这是一个空灵而凄美的黄昏,也是大师人生的最后一个黄昏。面对落日,大师自然早有预感,也早已释然,他颤颤巍巍地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这是大师最后的遗墨,也是大师最后的心境,那是一种念佛见佛,亦悲亦喜的禅意。如今这四个字就刻在清源山弘一法师舍利塔边的山壁上,然而那络绎不绝的游客中又有几人能参得透其中有几分悲几分喜呢。

   岁月淘去了太多的东西,那些属于文化的痕迹似乎更难保全。如今,小山丛竹也只剩下一座牌坊和三间砖房,而朱子祠、过化亭、温陵书院以及那一片茂林修竹早己不复存在。把一处文化遗迹改成一个精神病院,这似乎有些讽刺意味。世人太浮躁,没人愿意去想此类不着边际的事。即使想了,也大多想不透,这便是病人与哲人的区别,想透了便是精神的哲人,但想透的人很少,所以哲人很少;想不透就成了精神的病人,而想不透的人不少,所以精神病人剧增。而大多数人总在想透与想不透之间徘徊,于是就成了凡人。我正胡乱地想着,突然一个病人走来语无伦次地问我:“是谁?你……我……”我知道他是在说疯话,然而反而一想:这何尝不是一句带着禅意的话,其实我们又有几人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处是谁呢?

如今,晚晴室后的那棵玉兰花树已高过五楼的病房,虽已是老树,却花期不断,暗香浮动。坐在花树下,花香常熏得让人有几分醺意。我不知道这棵玉兰花树是否曾伴过弘一法师最后的时光,但是那醉人的香气总让我闻出有几分禅的味道,让我的思绪不知不觉地飘扬起来,又不着边际地飘落下去,最终又消逝得无影无踪,不着痕迹。恍惚间,夕阳已落,华灯初上,人们纷纷下班了,一阵嘈杂声从宿舍楼传来,那是一曲一成不变的锅碗瓢盘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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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艳遇秋色

 

郑剑文

 

喜欢秋天,缘于秋色。枫叶的红、杏叶的橙、秋草的黄以及天空的蓝总那么恣意而明快。只是闽南的秋天极易被人忽略,秋色更是不着痕迹,总要在几场秋雨之后,才能在丝丝凉风中感受到些许秋意,而路边的绿化树依是不解风情地泛绿着。

闽南的秋很是短暂,稍有疏忽就已远离。或为了省事,许多落叶植物都被排挤在城市绿化之外,而让那些四季常青的树木来装点城市。所以,即便已是深秋,漫步泉州街头仍不易察觉季节的变换。于是,我期待着一场潇潇洒洒的秋色。

那天,随摄影协会往尤溪采风,无意间就撞上了一片酣畅淋漓的秋色,于是斑斓了我整个秋天。一到尤溪龙门场古银杏林,满目的秋色即刻把我融化了。那一大片古银杏林尽染秋色,秋风扬起片片落叶,似仙女散花般漫天飞舞。秋野落满了层层杏叶,湮没了小路,淤塞了小溪。或许,我们来得迟了,树上的黄叶已显稀疏,而地上的落叶却重重叠叠,把山野包裹得金碧辉煌,十分艳丽。踩在落叶上,我有几分不舍,我觉得我是踩在秋的残骸上,又觉得我是在赴一场极尽奢华的秋之盛宴。在古银杏树下,我也站成了一棵秋树,身上披满了落叶,心间缀满了秋色,这是一场秋之艳遇。

秋色极有诱惑力,何况面对的又是一群好摄之友。于是,闪光灯此起彼落,人们想把这片秋色尽量地挽留在胶片上。我摄技不高,摄心颇重,自然放浪形骸,饱览秋色。而那些远道而来的驴友,干脆在树下搭起账蓬,以落叶为席,拥秋色入眠。

最忆那个秋夜,当那堆篝火已成灰烬,当那些歌声已消歇,当那酒瓶已经见底。那轮水晶似的新月就挂上了高高的银杏树梢,秋色随之渐渐隐去,那朦胧的天地让一切归于沉寂,而秋声就此渐渐成了夜的主角。我分不清哪阵是风声,哪阵是涧声,哪阵是林涛之声,更分不清哪是兽吼之声、鸟啼之声、还是虫鸣之声。我只有静心聆听的份,让这难得的天籁之音滤清我烦絮的心绪。

其实,龙门场古银杏林平日里是淳朴而宁静的。淳朴得附近村庄夜不闭户,宁静得周边山野人迹罕见。我们借宿的那户人家甚至连大门也省略了,房主人说了,村里平常难见生人,只到银杏叶黄了,才有外人来赏叶,来者都是客,就不须客气了。我们那个晚上并不客气,肚子在午夜时分闹起革命,又没有饮食店可以充饥,于是翻厨倒柜,起锅开灶,煮了一锅清水花菜汤,炒了一盘无油萝卜丝,又就着一片秋月两壶米酒,把一个山野秋夜过得快意而随性。那夜,我就伴着秋声做了一个满是秋色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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