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铃儿响叮噹旋律，观众们带着迷惘的神情走出剧院。殊不知岁末年初，有一二十支来自欧洲北美的城市交响乐团，穿梭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一方面国人的交响乐团困得揭不开锅找不到北，一方面洋人乐团又如此火爆，是国人欣赏水平提高了吗？并不是，只是一种高级跟风行为。国人生性好跟风，炒股是最为明显和典型的例子。笔者有个朋友，在某制造业股300元时跟着别人冲进股市被深度套牢，至今还是解套无望。别人一谈股票，他便黯然失色。在中国大陆有类似盲目入市的中小股民上千万。他们至今也不知是吃了什么亏。简言之，这就是跟风惹的祸。

    跟风由来已久。在上世纪60年代，人们把穿草绿色衣装，当作人生最美的享受之一。近年出现的炒房、炒卡热，众人纷纷如蚁附膻，成就了一大批房奴、卡奴。还有更“高级”的是贪官们包养情妇，好像身在其中，不跟着别人做点什么，就感觉到自己落后于形势。百姓们是天真可爱的，盲目跟风者是主观愚昧的。谁让他们陷入困境，罪魁祸首当推舆论。照理说，舆论是清醒的，但有时候却做不到。官员们要贪政绩，要找钱花，就鼓励房地产开发。曾有一高官恬不知耻地无知叫唤“房价高是一个城市实力的表现”

    有位恶人，英年早逝，想不明白去找阎王投诉，称自己尽管贪了很多钱，但常常烧香拜佛。阎王答道：来路不明的钱，烧香无用，你这个人应该打入180层地狱。据说，这是根据罪恶指数来定的。

    唯物主义者是不信轮回、报应这一说法的，但对于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哲理理念，他们还是持肯定意见的。唯物主义者也是人，在与人交流中会受到许多外界思想观念的影响也在常理之中。前几天与一高僧闲聊，谈到了禅。传统观念认为，禅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是一种独特的哲学观念，是一种独特的表情达意的方式，是一种洒脱旷达的人生态度。有许多事都是无法言传的，需要自己感悟，静可悟道嘛！用最浅显的道理来领会，犯错的高官、富商被抓，只是说明这些人不加领悟自己的“恶习”所在，也没有止步或悔改之意。当然，上述只是与高僧交流中的臆断而已。

    不论古今中外，还是滚滚红尘中的凡夫俗子，唯善、从善，才是被绝大多数民众所认可的。与善相对应的便是恶。一个人活在世上一辈子，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更不可能只做坏事，不做好事。世界上除了只有政治问题不分阴阳外，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

    这些天一部名为《三枪》的电影在票房里火了起来。有人评说此片低俗不堪。于是乎，名牌导演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不需要用别人嘴里的话来验证自己。意思是，有钱赚就可以。这属于典型的拿着肉麻当有趣！

    肉麻当有趣是吴方言，意思是做了不光彩的事，或与身份不相称的事还得意洋洋。后来被鲁迅先生引用为对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些荒谬现象的讽刺。近百年过去了，肉麻当有趣的现象却沉渣泛起。除了有头有面的人搞低俗不堪的文艺作品污染文明场地以外，还有什么和尚劳什子借着佛的名义大敛钱财，警察不慎贪杯丧命反申报个什么烈士，有地方不惜花费几十亿、占地几百顷良田搞个水泥巨龙等等。肉麻当有趣的事儿，除了与文明相距甚远外，也是一种不文化的表现。

    历史原因，过去曾有人偷着想看一些被极左的政治标准排斥和禁锢的书籍，而形成一种变异的猎奇心态，一时没法扭过来。这种因时代给国人养成的坏习惯，演变成当下就是越被骂的东西越有人盲目追捧，肉麻自然可以继续有趣着。大牌们在文化创新方面显然越来越没有想象力了，但在肉麻方面的创意则丰富多彩。《三枪》靠这种方法来证实自己的价值，着实不能不

    对于很多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来说，拥有一套房子是自己的梦想。国产电视连续剧《蜗居》近期热播荧屏。这部以房子为主线的电视剧，用灰色基调描写了房奴的尴尬，折射出了都市众生相。剧中人物为了给自己觅得一个安栖的住宿空间，演绎出了一场场为夫妻之情、恋人之情、朋友之情、母女之情、姐妹之情的争战，同时也考量着每个人愿为情付出的代价。

    情是何物？元曲说，情是一颗摔不烂的铜豆。房产又是什么？除了用来栖身以外，还有就是用来显示你逗留人间时的奢华。情可以说是欲望的宣泄，房产在这部作品中则成了欲望的原罪。

    “居者有其屋”，这是自古就有的名句。但是，这个屋可大可小，可富丽如皇宫，也可简陋如草庐，可有产权，也可无产权，这都要量力而行，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来决定。为什么蜗居不够？只是因为我们的年龄还没有到房大房小一个样的感受（坊间不是流传“六十以后有位无位一个样，七十以后钱多钱少一个样，八十以后房大房小一个样”吗？）。其实，两夫妻住八九十个平方的房已足够了。因为别人有了豪宅，情面上过不去，然后拼死拼活去挣，或许挣来了更大的房子；如果不当，就挣来一间小

    在深圳的各大小酒楼餐厅有一种惯性陋习，那就是顾客对用餐的食品卫生、收费或服务不满，欲找老板投诉时，服务小姐的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老板不在”，若问及“老板去哪儿了”，回答一概是“不知道”。纵是顾客再怎么强烈要求，这些服务小姐们仍是面不改从容之色。对此，顾客除了无奈之外，恐怕也只能佩服这些服务小姐有“定力”了。

    言及定力，坊间谈论最多的当属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了。搁在当今社会，恐已是无人能及。什么是定力？笔者想起一个故事：苏东坡做了一首诗偈，说是“八风吹不动”，叫书童从江北送给江南的佛印。佛印批了“放屁”二字让书童携回。苏东坡火了，立即过江责问佛印。佛印大笑：不是“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了江？佛教所谓“八风”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一般人逢此八风，大多不能自已，但非凡的人则处之泰然，如风过疏竹而竹不留声。这就叫定力。

    由此可见，定力有不被战胜、持久的意思。换言之，能控制自我的人就是有定力的人。有定力就会产生信心和毅力。有定力的人，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被外力所牵引。缺乏定力，凡事由外力所左右，就会犹豫

    在市内几家大型超市内设的药店里，竟然买不到诸如“吲哚美辛肠溶片、简装消食片”这类最平常的药。这是一位读者向报社反映的不是问题的问题。经调查，主要原因是这类药太便宜——深圳卖3元，内地仅售1元。很显然，药品经营商已经忘却了他经营的是特殊商品，除了赚钱外，更需要的是服务。价格便宜的药不上柜，显然是不给百姓方便。还有一种现象，早些年深圳市区的一些药店门口还挂一个夜间红十字灯箱，现在多数已经偃旗息鼓了，原因是这些服务不赚钱。这是一种典型的商业道德缺失

    我们没有权利规定药店该卖什么药不该卖什么药，但是，既然药店设在超市，那么你的服务标准就应该与超市比肩，给消费者以极大的便利，更多的是出售实用和价格又便宜的药应该是首选。如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应该出售什么药有人管，但该出售什么药（比如一些价格低廉又管用的药）却没人管，其实这也不用让人管，因为一来监管部门缺少人手（主要是缺临时工），二来这如同针头线脑一样太小之事没意思，还不如规范一下馒头该多圆，粽子该多长有意义。这可以说这是一种管理道德的缺失。

    前不久，笔者在美国休斯顿突发感

伪白领

    有一位国内著名的话剧导演，十多年前在深圳举办话剧演出，由于响应者寥寥而黯然离去。前些日子，这位导演又携名著来深，结果票房收入还是让他大跌眼镜。有人说深圳经济环境好，白领人群众多，话剧应该有些市场。这位资深导演愤然道，深圳有白领，那也是伪白领。当然，把白领与话剧的上座率等同起来，有失偏颇。但试想下，一场好的话剧可以在上海、北京连演百场不衰，而在深圳要维持三场都很困难，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白领（white—collar）应该属于舶来品，这一点也不为奇，因为西方工业革命早于中国。但对于白领的界定是没有东西之分的，无论是崇尚白领，还是行为白领，应该都是名副其实的。这里当然不能以看不看话剧演出作为衡量白领的标尺，但具备有文化涵养、知识修养、行为素养应该是成为白领的一个基本标准。
    白领一般是指有深厚教育背景和成功工作经验的人士，是少体力劳动多脑力劳动的人群。在发达的国家和城市，白领约占求职人群的60%—70%。有人认为白领从业人员的多寡，是一个城市先进或文明程度的标志和象征。按照这个说法，在中国白领人数最多的非上海莫属

    上周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整个北京城银装素裹提前入冬。百姓们对提前降临的大雪有些意外之喜（当然降雪过早也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此刻，远在郊外的首都机场却有点乱了套。时过晌午，原本是搭乘早上八九点航班的乘客仍在机场指示屏前翘首以盼航班的新消息。当天首都机场有几百个航班受影响，许多航班取消了飞行计划。笔者搭乘的1303航班在原定起飞时间后5小时幸运获行。

    雪也不是很大，温度也不是很低，偌大一个现代化机场，却因猝不及防而乱了阵脚。这显然与无备有关。地球上冰雪经常光顾的城市多得是，但飞机照常起落，航班基本准点。专家吃什么来的？细想下，10月29、30日北京地区湿度大，本身就是气候反常，加之强冷空气南下，降雪应该是必然的。这种铁板钉钉的气候预兆，还用得着猜吗？或许因为时令尚早，专家们才没有胆量猜明天下雪。

    这次出行兴致受挫的乘客，对气象部门在上一天预告中只字未提次日大雪而感到愤怒无比———也只能是这样泄泄怨气了。我国气象报不太准已不是新闻了，但气象部门对上一天没有准确预报丝毫不感羞愧和歉意，而雪后却大谈人工增雪云云，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在深圳有些大型品牌企业或保险公司，每天以早会形式给员工训导或宣誓，被员工戏称为天天洗脑。其实不仅是这些大企业，就是小到发廊、酒楼也都纷纷仿效。于是乎，发廊里的美发师除了自己每天给客人洗头外，还要让老板洗脑了。 

    所谓“洗脑”，就是把外界新的思维方式、判断标准、逻辑关系、价值取向，输入到个人的思想中，从而使其出现全然不同的行为模式，然后为己所用。洗脑目前已成为流行词了。追溯这个词的原生态，应该是在上世纪40年代。那时间谍机构把策反的对象进行所谓“洗脑”后再派遣。洗脑在当时是专用名词，知晓范围很小。到了50年代，沪方言中把送进监狱劳动改造者，统称为“汰脑筋”，与洗脑属近义词。在江浙沪赣等省市，民间也都把汰脑筋都当作坐牢的代名词。

    后来这个词的应用范围扩大了。城里的右派到农村，村妇们便会三五成群窃窃私语，说他们是来汰脑筋的。村妇知道“汏脑筋”一语，显然是与晚上老公在枕边进行的告诫有关。初到农村的右派，村民都用异样的眼光审视，把相互间的界限划得分明。后来村民们觉悟了，说右派是来“汏脑筋”，其实比较起来，自己与他们还不是芦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