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等待

    年，很容易就过去了。日子还得慢慢地过。

    2012年，我依然回到东北老家通榆，陪妈妈过年。

    我们开车回到通榆那天，是零下28度，很久没有感受这么冷的天气了，刮鼻子刮脸的。汽车的雨印冻了，呲不出水来。在快进县城时，给妈妈打了电话，说马上就到了。

    于是，妈妈就在窗户前看着、等着。她这样的盼望、这样的等待，年年都是一样的。自从我离家那天起，每到过年有时候，妈妈都会以这样的心情等待着。

    想起1982年，我离开妈妈到白城市的一所中学去教学，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家，离开妈妈。一晃离家已三十年，那时从通榆到白城市80公里的路程，火车将近二个多小时，慢车，特别慢的那种站站停的火车，火车票一元七角。尽管那么近，我也不常回家，因为刚刚有了自己的家。可是，每次回家，妈妈都会像看小孩子一样看着我。我告诉妈妈,我很忙,没有时间总回家,妈妈从来不怨我,她总是说：“

八种最不受欢迎的握手方式

     以下是八种最容易引起对方反感的握手

悉尼·伊丽莎白大街539号的记忆

——之墨尔本

     秀儿手机的闹铃在早晨6：10分响起。因为要离开悉尼·伊丽莎白大街539号的中国领事馆三天，要把房间退掉，所以我们把行李寄放在了一楼的服务台，三天后我们还要回到这里。

 一切都收拾好我们就打的奔向机场。这里离机场很近，20分钟的路程就到了。

悉尼·伊丽莎白大街539号的记忆

——之贝尼朗岬角海港大桥的夜晚

本来，从堪培拉回到悉尼的那个晚上以后，此行的会议及活动就此结束。

还是秀儿的主意，要去墨尔本看看。这个主意的决定让我欢呼雀跃。

我们在唐人街上找了一家中国人开的旅行社，当即订票，明早上就去墨尔本。当时旅行社的人劝说让我们参加他们的团如何如何好，秀儿断然拒绝。决定两个女人游历墨尔本。秀儿曾在北京花98元钱买了一本游澳洲的书，以为可以独立行走了，细看书时才发现什么也帮不了。

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回539号的路上，一路走着一路想，明天到了墨尔本怎么办呢？谁都不认识住哪里？这时秀儿突然想起了邵彬鸿

悉尼·伊丽莎白大街539号的记忆

——之堪培拉

我和秀儿住在悉尼·伊丽莎白大街539号已经四天了。

几天来，我们对悉尼的大街已有所了解，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公园、大学及商业区我们都步行走遍。

我们曾步行前往悉尼歌剧院几次，观赏了白天和夜晚的悉尼歌剧院的景色。

萧立军的酒事儿

朱竞

老萧，名立军。传说是契丹人的后代，自称萧太后的子孙。生在吉林洮南，长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年轻时在北大荒插队，南开大学毕业后到北京生活。工作在某国家级文学期刊。

老萧长着一副马脸，这是他对自己长相的定位。他有一篇散文《小眼睛的莫言和马脸的我》写得着实精彩。其中这样写道：“1985年因为《透明的红萝卜》，我去过两次军艺看莫言，有一次在他那里吃饭，就到食堂吃。那时候大家都没钱，我一个月60元钱，而莫言的津贴费也不多。可即使这样，莫言知道我好酒，还特意给我买了两瓶啤酒，就着白菜炒肉片、芹菜花生米喝了。这莫言老弟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读老萧《小眼睛的莫言和马脸的我》这篇文章，感受到他语言的凝练。读后我就好奇，我竟然把老萧和莫言的照片放在一起，莫言小眼，老萧马脸，一对说

家在通榆

     我去过国内外无数的城市、乡村，看过数不清的名胜古迹，访问过无数的名人、品尝过无数的各地特色风味小吃，欣赏过无数民间的民俗风情……

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说：我的家在通榆。

我离开通榆这个小县城快有三十年了，但每年都要回来一二次。二十多年前从省城回通榆，路上要七八个小时，路边也是光秃秃的，没有风景只有风沙。
    那时的通榆县城没有什么特点，在外人的视野中也许被认为是全国数得上的贫穷而落后的小县城。

 一年。又一年。

    通榆：路宽了，树多了，风沙不见了。回通榆的路程短了。县城变大了……
 

今天怎么做学问：寄语2011届研究生新生

陶东风 

乡村与城市的对话

——评刘迅甫纪实组诗《农民工之歌》

朱    竞

“纪实诗歌”是近年来热门的一种文体，它是迅速及时反映客观现实生活的一种文学形式。刘迅甫先生的纪实组诗《农民工之歌》，展现了乡村与城市发展的差异现状，再现了农民工群体与现代城市文明之博弈，深刻解读现代背景下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以宏大的叙事气度，纪实的写作手法，生动再现了当代中国农民工真实生活及生存困境。

“农民工”是谁？有人称他们是“乡下人”。“农民”本来是在乡下务农的，但他们来到城市开始务工。他们为什么离开土地离开故乡来到城市？究其原因正如刘迅甫先生在开篇诗中写到：滚滚红尘八万里/何处好风光/怀揣憧憬离故土/身背行囊觅天堂/茫茫风雨狂。再一原因，农村的土地越来越少，是城市剥夺了他们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