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作伴好还乡

 以前读过汪荣祖一篇文章，谈论的主题是关于历史学求真的可能性。里头有一段转引《管锥编》的论述，认为孙盛记述司马孚枕帝（曹髦）尸而哭，是仿《左传》所记。司马孚枕股而哭，事在《三国志》卷十一陈泰传，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晋春秋》谓：“帝之崩也，太傅司马孚、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於股，号哭尽哀。”卷四《三少帝本纪》中裴注引《魏氏春秋》，只提到司马孚，而不及陈泰。 

  《左传》中“枕尸股而哭”的记载，大概是指襄公二十五年晏子之事。阅读汪荣祖引这段话时，心下颇不以为然，觉得事实未必如此。河内司马孚、颍川陈泰都出身儒学世家，史载司马孚“博涉经史 ”，其侄孙司马炎贵为天子，亦公开宣称“吾本诸生家”，陈泰也是如此。由家世出身及本传所载，他们所受的教育及文化熏染，可想而知，对于晏子“枕尸股而哭”的记载必不陌生。而曹髦之死，即便在司马氏自作家门多年的曹魏晚期，也仍然是一件极具冲击力的事情。作为儒生的司马孚和陈泰，情绪激荡之下，有此反应，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未必可以据这点，判断为孙盛在记述上模仿《左传》。（没读过《管锥篇》，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事证。） 

          当然，我要说的并不是孙盛的是非

晚清以来，伴随着外国势力在华渗透的深入，内政和外交逐步结合成为紧密的连环体，这一连环的趋势，伴随着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军事扩张，而达到新的程度。因此，任何对此一时段国内政治的分析，都无法剥离此连环属性，而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回应。

这正是本书所要处理的主题，即在对日问题成为中国政治生活重要命题的30年代，各种主要政治势力如何应对、应用或者回避此一问题（或者资源？），使自身在政治角逐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诚如前言中所设定的目标，作者通过对当时各种政治势力，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以及由相关问题引起的各种升降分合，做出了相当细致的分析。

如前所述，对日问题远非局限于外交领域，伴随着日本军事扩张态势的明朗，对日的和与战，也成为刷新国内政治的巨大动力。无论是南京政府内部的各派系、拥有实权和地方当局，或者是日渐发达的民意和舆论，都被卷入了以‘对日问题’为中心的政治之中。罗志田在《乱世潜流》中提醒读者，要注意到晚清民国以来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建设性面相，然而出版于罗著十年之前的本书，已经对此作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论证

可以说，本书对1

   明天是清明节，二十天后是奶奶的忌日。

   一转眼，已经过去了三年，想起来却仿佛仍是近事。在祖母去世之前，死亡只是留给我一些零碎的记忆。往前追溯，便是幼年时细荣伯父的去世。因为彼此关系并不亲密，二则当时年纪太小，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感触。不过对于他的葬礼倒是印象颇深，那时候新屋还没建好，丧事大部分都是在老屋中办的。老屋本身就有些阴冷，加之堂前摆满了挽联和白布，气氛显得异常压抑。虽然桌上菜肴丰盛，我却完全没有胃口，大概是受到了惊吓。那次丧事唯一留下的记忆，也只是这些恐惧。

    大公公因为政治问题，壮年之时客死内蒙古劳改农场中。细荣伯父大概受了刺激而发疯，举止怪异吓人，小时候去上学又必然经过他家门口。当时大约是受了大人的哄和吓，总觉得他满面凶光，每每路过时，都自然而然的小步快跑，生怕他从背后将我抓住。祖母和大婆婆关系不睦，因此和大婆婆母子交往极少，除了拜年这种必备的礼节之外，其他的多半都予省略。前年母亲说起旧事，当时家族里有人提议将我过继给细荣伯父，因为母亲的坚决反对而作罢。当时也没在意，我还主动跟母亲开起“两房合一子”的玩

 《晋书卷九十八王敦桓温列传》：温进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沟自固，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  

 《宋书卷卷六十一武三王》：高祖将还，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高祖为之愍然.  

 周一良：如谓此时因姚氏统治阶级汉化，因而民族矛盾已退居次要地位，则淝水之战，三十余年后仍有此种类似桓温入关时情况，殊难解释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王敦桓温与南北民族矛盾》）  

 真相帝出场啦： 《宋书卷八十六殷孝祖列传》：界上之人，唯视强弱，王师至境，必壶浆候涂，裁见退军，便抄截蜂起。  

下班时李严来找，一块吃饭，喝了两瓶二锅头，四两。回到住处倒头便睡，一点多方醒。

新工作已经开始两天，一切都很顺利，出乎意料的令人满意，除了尚且隐约闪烁的待遇。无论如何，都会安心在此做很长时间，至少我的本心是这么期望。

2010年已经过去了，说起来，节日也只是一个标记，提醒自己已逝的时间有多么漫长，虽然欢庆，实则有些残忍的味道。这两天填表，还不习惯写成2011年，常常被同事纠正过来。

对于时间，我总是格外地迟钝，每每在元旦过后许久，才能习惯于新的纪年。当然更加不负责任的并非只有这些琐碎的习惯。去年所荒废的时间，大约是这些年来最多的，轻慢敷衍，学无寸进。想起这些令人惭愧的事情，年终总结都无从写起，那就不写罢。

   　新近华夏出版社翻印的高阳著作，以“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作为宣传。金庸和高阳，无论出身、写作或是口碑，都有可供比较的地方。网友刘国重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可供参考。金庸和高阳，同为撷取旧史以作小说，二人在小说中间，往往穿插以各种古典知识，并且浑然天成，不予人炫博之感，实在是高明的手笔。
　　
　　然而细究起来，两人的小说面目完全不同，历史对于金庸来说，不过是戏台背后的幕布，似虚若实。金庸笔下真正的主角，皆是虚构的人物，其着力点，在江湖而不在庙堂。（《鹿鼎记》里的康熙算算是例外），自出机杼。这点大概近于《金瓶梅》《红楼梦》的路子，是文人自家的创作。高阳则不然，其著作中的主要人物，如胡雪岩、慈禧、曹彬、高斌等等，无不都是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记载颇详。至于李娃、虬髯客等等，也是根据已有传奇小说发挥，依傍的痕迹非常明显。大处都能按照史事铺陈，这点大概是《三国》《水浒》的传统？相较而言，金庸虽然也用古典元素，不过已经是纯然现代小说家了。而高阳则近于说书人一般。虽然是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两种题材的差别，不过也毕竟见出作者的旨趣和追求。即便同是

     昨晚睡得依旧很晚，尽管明知今天得早起。做了些散乱的梦，多半都已经不记得。唯一尚留有印象的片段，仿佛是自己在写小说，大概的线索是桓玄失败后，桓温的一个后代活跃于荆州，想造势而起，光复旧业，中间穿插了刘盘龙，刘义隆，谢晦等人。不时自己又跳入小说中，仿佛小说的主角便是我自己，在书写者与小说人物两种角色之间，来回跳换。早上起床后，理了一下思绪，想接着残梦的碎片，尝试着编排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可惜手头没有晋书和宋书，留着日后再做。

    随后是去公司，跟着公司同事去华师组织答辩会。有幸见到庄礼伟教授，庄教授面相斯文和善，言谈和思路也很清晰，中午吃饭时谈及当下工人中男女性别比例畸形等问题，颇受教益。评议会结束后从岗顶站回家，今天的公交格外拥挤，花了四十分钟错过了三趟车之后，终于挤了上去。上车后被乘客们裹挟，挤到了后头，旁边是一位二十出头，穿着米色裙子的姑娘。那位姑娘左手拉着上面的横杆，于是左手臂外侧上方的一块疤痕清晰的展露于外。

     我见过很多人手臂的类似位置上，都

《经济观察报》使用了“哥本哈根的坏消息”作为头版标题，报道处于僵持之中的哥本哈根会议。
有人期待新的协议带出新的未来，有人哀叹不幸的结局即将降临。当然，视一切的梦想与哀叹都为阴谋者，也不乏其人。
人人都握有证据，声光甚显的科学家，以及言之凿凿的科学数据。
教育的普及，并未冲破知识的壁垒。我们无从判断，经验太过渺小，淹没于数据与科学之中。只能无奈的叫喊，或者更加无奈的沉默。

据报道，非洲是对气温上升最无责任的区域，却是最直接最不幸的受祸者。
非洲人在气候变暖中的不幸遭遇，更像是一个缩影，一种隐喻。
当世界日渐发达繁荣之时，大多数人都无从分享其幸福或进步，或者只是得到可怜的一点。
而当灾难降临之时，无力者却又往往会直接受到损害。
倘若《2012》的场景真的降临，也只能徒然等死，甚至不必奢望那可能的方舟上的一张船票。
全球化的结果，难道是局部的美国化，与更大部分的非洲化？
听上去，真有些讽刺和无奈。

让我们共同温习一下布罗代尔的教导吧，“历史是阳光永远照射不到其底部的沉默之海。在巨大而沉默的大海之上,高踞着在

      忙中偷闲看完了《星野变》，并无多少惊喜。姬野和吕归尘们已经拉起了天驱军团的大旗。项空月侧身其间，则印证了此前的伏笔。至于西门也静的加入，不过是江南叙事模式中，一个稍显老套故事的重演，换掉的也只是一个名字罢了。待到看到白毅箭射姬野未成，虽说是意料之中的的事情，却也不禁感慨，已经不是缥缈录殇阳关外，天下名将与绝世霸主们的天下。

      缥缈录中隐约的未来，那个天驱战士们前赴后继的梦想，终于次第展开。但是造梦者江南，似乎早已失去了耐心。星野变的阅读，也不过是缥缈录阅读热情的最后消耗，而这种热情，在第五部和第六部的缥缈录中，早已变得稀淡了。当梦想已经渐渐褪去了光泽了，造梦者就不免显现出他的疲惫，而读者，大概也会苦于聒噪和拖沓吧。

     煌煌六部缥缈录，是一个徐徐展开的世界。从吕归尘的青阳部和北都城，到绮丽繁华的下唐南淮，再到殇阳关外，东陆诸侯交争的战场。而最后呈现的是，是天驱与辰月数百年斗争的九州战场。这个越发广阔的世界，投注着叙事者江南的梦想，也激动着读者如我的热情。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