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訾非

 

（原载《中国德育》2012年第4期。期刊修改了题目叫《文化提升与教育改革的希望》，文字有许多删改，本文为原稿）

 

一、“绿领巾事件”凸显教育者的素质问题

 

给一部分学生带红领巾，另一部分带绿领巾，这种做法并不是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独创，北京、上海、武汉等多个城市也出现过类似的做法。“绿领巾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揭开了更为广泛、严重的教育问题之一角。

红、绿领巾必然产生标签效应，对孩子们的心理造成消极影响，对家长们的心灵构成伤害，但是多地的教育者理所当然地推行，在遭到舆论强烈反对后方才意识到做法欠妥，这使我们对当今教育界教育者们的基本素质不能不感到担心。他们的理解力、判断力和对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共情能力是否达到了及格水平？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如果教师只知道关心升学率，研磨试卷，拔高学生的成绩，而缺少人文关怀的基本能力，那必然以其昏昏使人昏昏，培养出的学生也无非是分数与体制的奴隶，怎会有健全的人格与丰富的创造力。

绿领巾事件显露了教育者的素质危机。近年来，教师殴打学生致残，对学生性侵犯，幼师虐儿童等大量案件被曝光，人们似乎突然发现教育者也可以“很腐败”。不过，这些事件毕竟是少数极端的例子，真正堪忧的，是绿领巾之类的悄然滋生蔓延着的心理伤害。这些伤害，不是源于教育者的道德低下或人格变态，而是教育者普遍的素质缺陷。

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一位老师认为，推出绿领巾能够“告诉他[学生]加油努力，下次争取戴上红领巾。”这听上去是个非常恰当的理由，绿领巾是一种奖励和鼓励，并非要贴出“好”和“坏”的标签。但同一位教师又做出这样的解释：“一年级学生不是全部同时加入少先队......优秀上进的孩子肯定属于第一批，学习、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没有红领巾。”这就暴露了这位教师内心的真实想法。在她眼里，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是能清楚地分出“好”与“差”、“优”与“劣”的，她可以毫无内疚地给他们贴上“红”与“绿”的标签。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已经不再动辄把身边的人分成“好人”“坏人”并加以区别对待，而只是根据其能力有所分工，我们只是指出一个人的缺点，而不是因为某个人有了缺点就称之为“坏人”或“差人”。但是为什么我们对于孩子，就口口声声“好生”与“差生”呢？如果我们成年人之间能够严肃地对待他人的自尊心，孩子们的心灵不是更加幼小，更应该保护吗？

推出绿领巾的教师们的自负的心态让我们忧心忡忡。我们担心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熏陶渐染，会变得势利武断、等级观念分明，传序一种专制心态。

不幸的是，此类教育者在我们的学校中又所在多有。他们热衷于用简单化的思维往孩子们身上贴标签，热衷于武断的二分法，念兹在兹的是分数与名次，经常“创新”出一些有损于学生身心发展的教育方法。近来见诸报端的种种事件，例如武汉某小学的“校园限速”令、西安一所小学推出的“红校服”、无锡某些教师要求家长领孩子“测智商”的做法，都折射出了一些教育者的此类素质缺陷。

作为教师，应该知道一些基本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并在工作中加以应用，明白孩子们建立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要性，理解什么是智力的多元性、人的发展的阶段性和多样性。如果一个教育者连这样的基本素质都不具备，家长们如何放心地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他们？

教师的选拔与培养机制、教师的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等一系列因素都影响到了教师的素质。笔者认为，对教师素质影响的最直接因素是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当下的中小学教育，学生的考试成绩是衡量教师的最重要——在很多情况下是唯一——的指标。这种单一的标准不能促进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甚至损坏这种提高的可能性。而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是根植在教育体制的严重缺陷之上的。

 

二、教育者素质问题的背后是教育体制的缺陷

 

笔者曾把以高考制度为核心的教育体制称为“竞技教育”。它是一种与竞技体育类似的竞争选拔制度。如果说竞技体育是体力上的竞赛，竞技教育则是智力上的博弈。以孩子们之间、教师们之间的分数博弈为主要内容的义务教育，肯定不是教育事业的正确方向。

正如竞技体育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竞技教育也不能有效地提高国民的智慧和创造性。竞技教育甚至不如竞技体育，因为竞技体育的参与者可以多元发展，有机会在自己擅长的运动项目里崭露头角，但竞技教育的评价标准竟然比竞技体育单一的多。以几个主科的总分作为标准，全国的孩子都在单一尺度下进行同一个项目的竞赛，它极大地伤害了教育的多元化和人的多样发展，对孩子们的心灵是一种可怕的禁锢。

因此，现行的高考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简单粗暴”。它把教育者变成分数的“奴隶”，把学生变成学校的“奴隶”。教育者为了在这种简单粗暴的制度下生存发展，自然也就向制度认同，把“树人”的责任放在一边，沦为教学机器和分数竞技的教练了。

制度可以扭曲人性，这是历史上一再被证明的事实的经验。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博士曾在1971年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他把斯坦福大学心理系大楼的地下室改造成一间模拟监狱，把24名心理健康的大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演狱警，另一组扮演犯人，让他们在模拟监狱里生活两周。这个实验仅仅进行了六天就不得不停止了。因为那些扮演狱卒的人越来越具有侵犯性，竟像真正的狱警那样去羞辱、惩罚和压迫“犯人”，而那些扮演犯人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像真正的犯人。仅仅经过短短数天时间，一些“犯人”的精神就濒于崩溃。津巴多博士的这个实验、以及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都给我们这样的警告：人类必须不断地拷问制度，防止其退化成恶政。对于教育制度，我们也应该如此对待，而不能指望会有一劳永逸的一天。

我们的教育制度目前的主要困境在于：能否找到一个出路，把教师和学生从分数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多年来试图解决这个困境的途径，例如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倡、初中入学考试的取消、各种特长生的招生制度，不但没有显著的减压效果，反而加剧了学生、家长和教师的负担。这提醒我们，教育制度的改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找到切实有效的方法。

在笔者看来，虽然教育体制有严重的缺陷，改革教育的核心阻力却并不在于制度本身。

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是文化层面的。或者说，制度缺陷背后潜藏的，是更为根深蒂固的文化缺陷。

 

三、教育制度缺陷的背后是社会文化的缺陷

 

人们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最优秀的人才未必是全才。如果让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参加我们的高考，他们未必能考进名牌大学，甚至考入大学都未必可能。目前的高考录取制度明显是不合理的。但是，以多科总分为标准选拔人才，至今仍然是一个无奈之举。

欧美大学那种以门槛考试（SAT或ACT）结合平时成绩和其他平时表现（例如社会工作、个人作品）的方式来录取本科生，能够大大降低学生的课业负担，并且推动学生全面发展。但是这样的制度如果移植到中国，遭遇目前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恐怕也要变得面目全非。刚推出不久的中学校长推荐制度就面临这样的考验：我们的中学校长能不能不畏权贵，仅仅根据学生的能力来推荐学生？在一个人们普遍缺乏对权力的监督意识的文化氛围里，一个制度能否像它所设计的那样良好运行？

如果我们的大学也像欧美的大学那样只把高考成绩作为参考，录取工作的主要砝码放在平时成绩和平时表现。学生们的压力可能会更大。高考的压力或许会弥漫到平时的每一次考试。而且，家长们会不会为了孩子能够被名校的录取者关注而帮他们制造虚假、夸大的简历和经历？会不会更加煞费苦心地迫使孩子们参加各种竞赛、学习各种“特长”？尤有进者，这样的制度会不会吧“拼考分”变成“拼爹”？国人目前的诚信现状不能不让人产生此类担心。在一个注重关系，人们尚未形成主动维护公正与公平的风气的社会中，申请-推荐式的录取制度很可能变成充斥着潜规则的大受诟病的制度。除了“诚信的缺失”这个痼疾，同样阻碍教育制度改革的另一个文化缺陷是国人的学历崇拜和学历光环效应。

中国的家长和教师出于对名校的崇拜，盲目地驱使、鼓动孩子们把考上名牌大学作为人生目标。家长们以孩子上了名校而觉得高人一等。最近网络上传播的“中国狼爸”的言行就是典型的一例，更早一些，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教授的《虎妈战歌》也是一例，多年前流行一时的《哈佛女孩刘亦婷》更是典型的例子。在欧美文化中，孩子们被名校录取当然也会让家长们感到高兴，但很少像中国家长这样把子女考上名校当成自己成功的标尺，把子女考上顶级大学当成伟大的成就而必须向世人宣道的。虽然哈佛、耶鲁、北大、清华的学子众多，也只有中国式父母才会写出《哈佛女孩》和《虎妈战歌》这样的教育宣言。学历崇拜其实是一种权力崇拜，它与后者一样，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缺陷，制约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家长、教师们以孩子是否考上名牌大学为傲。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应该为孩子们的自尊、自信和对社会的贡献骄傲，而不是为他们的身份地位而自豪，否则，这种“学历优越感”与追逐名牌首饰、追逐豪宴美食的大众虚荣心态又有多少不同呢？

给学历崇拜添油加醋的是我们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重文凭轻能力的风气。举例来说，一些大学在聘用新教师时，以毕业生“是否211院校”作为入选的条件。这些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选聘人才的效率——毕竟211院校的毕业生可能在更好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工作起来更容易“上手”——对于某一个单位或许利大于弊。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过分注重学历就会导致“垫脚尖”效应[1]，大量的公共和私人资源被浪费在学历教育上，用在本无必要的学历竞争上。而更大的代价则是学生的自由创新精神和创造兴趣的丧失。社会必须对某些不良的风气有“纠错机制”，才能导致社会整体上的平衡，不至于让社会风气恶化，进而导致制度的恶化。防止“垫脚尖”效应的出现，可以像一些国家那样，制定相关的法律，明确禁止在职业中出现学历、年龄和性别的歧视。但是更为根本的则是公众的规则意识和平等意识的增长。笔者最近参观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其中一幅作品给我的记忆最为深刻：画面中是一家美术馆的展厅，一群人拿着相机和手机对着墙上的作品照相，而在他们身旁，警示牌上明确地画着“禁止拍照”的标志。在他们身后，一位保安茫然地站着，望着这一群违规的人。这幅画可谓中国民众心态的写照：普通民众不愿意遵守规则，执法者也不愿意维护规则。如果维护规则的人和被规则约束的人都没有规则意识，任何规则当然形同虚设。

学历崇拜的问题也因一些引领社会风气的成功人士的不良言行而被强化。例如，被称为“打工皇帝”的唐骏在自传中谎称自己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企业家李开复也在自传中夸大自己在名校中的学术成就。这些事例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成功人士深受学历崇拜的毒害，而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学历崇拜在中国仍然很有市场，用学历来包装自己仍然是成功人士编制“人生神话”的有效手段。与之构成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位中国成功人士曾经就职的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却从来都不想用学历来包装自己——他在哈佛大学读到一半就退学创业了。对比观之，我们不难发现热衷于炫耀学历的“成功人士”欠缺了什么。

虽然西方名校毕业的学生里不乏成功人士，但更多的成功者并没有辉煌的学历，通过努力也获得了成功。在中国，虽然教育的普及不如西方国家，低学历而获得成功的人却比西方少。在选拔干部等事情上，重文凭的风气更为严重。在西方国家，本科、甚至本科未毕业的人，也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而在中国，这种情况凤毛麟角。学历崇拜和官本位文化结合在一起，无疑加重了国人不惜一切代价读大学、读名牌大学的动机。学历崇拜其实是当代语境下的出身崇拜。

唐骏李开复的自传如此流行，反倒是说明了国人潜藏着的依赖感，期望依附于好的大学、强大的公司、辉煌的学历。我们对于成功的理解是有问题的。甚至成功人士的自信都不能建立在自己的能力之上，而是建立在“学术出身”和“公司出身”上。这和“我爸是李刚”的态度一脉相承。

 

四、绿领巾现象的公众反应体现了民众对教育的反省意识的觉醒，展现了教育改革的希望

 

    从绿领巾等事件发生后公众的反对声浪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改革的希望。它表明了公众对于教育平等的诉求，对于教育制度缺陷的批评，以及对教育改革的渴盼。这样的舆论环境能够推动中国的教育者和家长反思什么是好的教育，更加关注孩子们的人格成长和心理健康。

在笔者看来，以欧美国家的高校录取制度和中小学教育体制为借鉴，进一步改变以“高考指挥棒”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不过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同时，亟需培养一种能与良好的制度相匹配的公众心态——不过这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缓慢过程，需要有关人士的长期努力。

这种有利于教育的公众心态所包含的内容将是多方面的。例如，中国的家长应该提高自己对学校教育的参与意识，应该争取在孩子所就读学校的政策制定、教师聘用、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发言权。再如，教师和家长应该反省自己的教育理念，对于学生们的未来发展，应该抱有开明的态度，鼓励他们真诚地面对自己的能力，选择适合自己才具的发展方向，而不是醉心于帮助学生研磨各种考试技巧，以单一的标准把他们贴上“优”、“劣”的标签，使学生们的人生追求狭窄化与同质化。教师和家长们尤其不能做权威主义和官本位文化的传播者去向孩子们灌输类似于“金榜题名”“学而优则仕”等封建科举价值观的人生理想。

教师和家长特别应该把诚信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而在这一点上，在笔者看来，其现状是格外值得忧虑的。笔者在面向中小学生的工作中，经常接触到教师和家长们不能以身作则，无法成为孩子们诚信榜样的例子。例如，某个中学的一个学生在学校中不慎自己跌倒受伤，孩子的家长为了能够得到赔偿，在从孩子口中得知原委的情况下仍然掩盖真相，向学校索赔。这样的事例在中小学中可谓屡见不鲜。再如，为了孩子们评优、评三好、选班干，家长们替孩子捉刀写文章，写自荐信，这几乎成了理所当然的做法。还如，一些学校为了在教育部门的抽测考试中争得好的名次，向学生们事先透题，组织学生预写作文。这些做法极大地伤害了孩子们的诚信意识，其消极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在教育制度的改革方面，笔者认为，在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的同时，也要努力避免他们制度中的弊端。例如，美国中小学教育中，对于课程内容的要求过低，导致学生的基础知识的薄弱，不利于今后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学术发展。再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美国兴起的大学排名，是商业新闻机构谋求经济利益的产物，数十年的发展和普及，已经开始伤害西方教育的根本。被排名“牵着鼻子走”的大学，是被套上了商业的枷锁。而纵观欧美大学的历史，它们是从神权和世俗政权的控制下逐步脱离出来的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大学始终要以引领文明的进步为己任。如果她在商业社会中迷失了方向，匍匐于金钱的权威，被“排名指挥棒”所左右，也就失去了她的独立性和真正的价值。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近些年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一种文明衰落的征兆。我国的教育改革，不能不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沦落”为鉴，不能不分良莠地照单全收。在当下的市场经济氛围中始终要警惕商业机构和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思潮为教育的不平等推波助澜。

总之，教育制度的缺陷与文化的缺陷是相互强化、互为因果的负性循环，要从这种循环中走出来，这两个层面的改革必须同时进行。绿领巾事件所揭示的教育困境，需要各界人士的重视和正视。笔者希望这个事件，以及一系列类似的事件，能够引发教育事业的改革。

　  “5月13日，陕西洛南金店抢劫案告破，名犯罪嫌疑人从韩城市被抓获，警方将嫌犯捆绑游街示众，引众人围观。

    两名犯罪嫌疑人带着脚镣，胸前分别挂着'抢劫犯杨龙飞'、'抢劫犯杨柯'的大牌子，各自被两名武警战士押解着走在大街上，或在广场上供众多群众参观。”

    网友们对这件事的厌恶是非常一致的。警方也许以为自己做了件大好事，老百姓们应该夹道欢呼吧。

    洒家点评一个：老百姓的公民意识越来越成熟了，警方越来越弱智了——很快就要达到穿开裆裤的水平了。

    光天化日之下，乾坤朗朗，一群为非作歹的持枪者抓着两个为非作歹的嫌犯游街，太具有象征意义了！

   

来源： 沙垚的日志

                    　　·方舟子·

　　近日媒体调查发现有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进行脱色漂白和清洗，熬制
成工业明胶，卖给药用胶囊生产企业。经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
检测确认，9家药厂生产的13个批次的药品，所用胶囊的重金属铬含量超过国家
标准规定2mg/kg的限量值，其中超标最多的达90多倍。有“公知”称，这种工业
明胶中的六价铬离子若被人体长期吸收，会引起黏膜发炎、溃疡、皮肤过敏、皮
肤湿疹、鼻中隔溃疡、喘息性气管炎等，并有致癌作用。消息传出，一片恐慌，
有人担心吃到“毒胶囊”，吓得不敢吃胶囊药物，甚至把胶囊中的药物倒出来吃
导致食管灼伤。也有药监专家辟谣说，“一天吃六个胶囊没事”，其理由是：
“现在查出来铬超标最多的是90倍，也就是说每公斤含有180毫克的铬。平均到
每个胶囊上也就1微克，一天吃6个胶囊，就等于吃了6微克的铬。这个含量是很
低的。大家都知道善存片吗？我已经吃了二三十年了。其实，每片善存里就有50
微克的铬。”

　　一方把铬超标说得很可怕，犹如毒药，一方却说铬超标没事，他每天都要吃
点铬呢。我们应该听谁的？

　　首先需要说一下，那位药监专家算错了每个胶囊上的铬含量。胶囊有大有小，
大的胶囊一个大约重100毫克，铬超标最多的胶囊每千克含有180毫克的铬，平均
到每个胶囊上应该有18微克的铬，而不是1微克。我们下面就把这种胶囊当成
“问题胶囊”的代表（其实其他“问题胶囊”的铬含量要低得多）。

　　那位药监专家说他吃的每片善存片（复合维生素片）里含50微克的铬，这并
不是杂质，而是有意添加的，因为铬被认为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有助于
让血糖保持正常水平。我们吃的食物中有很多就含有铬，例如每100克蛋黄的铬
含量高达180微克。只不过食物中的铬是三价铬，很难被吸收，人体只能吸收2%，
其余的都随着粪便排出去。三价铬毒性很低，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口服摄入量
要达到每千克体重1.5～3.3毫克才能引起中毒。

　　人们比较担心的是六价铬，它是一种很强的氧化剂，皮肤接触到它，或通过
呼吸吸入它，就有可能对身体组织造成伤害。“公知”列举的六价铬的危害，这
个炎那个溃疡的，其实基本指的就是工人因为皮肤接触或吸入六价铬盐引起的疾
病，与“毒胶囊”没有关系。

　　口服六价铬会不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呢？也会。由于六价铬的强氧化性，它能
损伤血液细胞、肝脏和肾脏，但是这要达到一定的剂量才行。口服六价铬引起急
性中毒的剂量是每千克体重50～150微克，也就是说，对一个体重60千克的人来
说，要口服3～9毫克的六价铬才行。我们姑且把“问题胶囊”中的铬全算成六价
铬（其实也有三价铬，检测时未做区分），这相当于一次吃下167～500个“问题
胶囊”，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比较小的剂量，但是长期服用，也有可能对身体造成慢性损伤，例如
导致癌症。长期吸入六价铬能够导致呼吸系统的癌症，这是已被证实的，所以六
价铬被归为致癌物。但是我们关心的是，口服六价铬能不能致癌？动物试验证明
口服六价铬能诱发口腔和小肠的肿瘤，但是六价铬浓度要非常高，高达每升180
毫克。人又是如何呢？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辽宁省锦州附近的农村由于采
矿，地下水受到六价铬的严重污染，水中六价铬含量高达每升20毫克。对那里的
居民的调查表明，胃癌、肺癌以及总癌症的发病率都比较高。但是更新的调查表
明，那里的癌症发病率并不比附近未受污染地区高。所以对这个问题并无定论。

　　即使六价铬能对人体造成慢性损伤，那也必须达到一定剂量才行。这个剂量
是多少，目前并不清楚。饮用水中也会含有铬（有六价也有三价的），世界卫生
组织的限量是每升50微克，美国环保署的限量是每升100微克，每天饮用每升1毫
克铬的水达10天也不会对儿童健康有影响，相当于一天吃56个“问题胶囊”。没
有超过这个限量，是相当安全的，超过了，也未必就不安全，因为在制定限量时
都是加了保险系数的（100倍甚至更高）。事实上，六价铬在胃酸环境下大部分
都被还原成了三价铬，因此也有人认为完全不必担心环境中的六价铬会对人体产
生危害。

　　所以那位药监专家虽然算错了每个胶囊里铬的含量，但他说“一天吃六个胶
囊没事”并没错。一天吃六个“问题胶囊”最多摄入108微克铬，也就相当于喝
了1升符合美国标准的水。当然，这并不是在为那些药厂开脱，他们使用工业明
胶做药用胶囊，是违法的，应该受到惩处。我只不过说，不必因为胶囊有可能铬
超标就吓得不敢吃胶囊药物了。即使你很不幸地吃到问题最大的“问题胶囊”，
它所含的铬也不足以对身体造成损伤。它是不是还含有别的有害物质，未见报道，
无法讨论。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胶囊铬超标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中国药典要规
定2mg/kg的限量值？因为中国药典的制定者意料到在中国工业明胶是有可能用于
制造胶囊的，检测这个限量的目的是为了能发现这种违法做法，而不是一个安全
限量。

　　2012.4.25.

和讯博客首发

(XYS20120426)

转帖：纪念方先生

 

作者：染衣绿

 
　　许多人说，管惟炎，方两位校长治下的几年是科大的黄金时代。那时的
科大如日中天，学术气氛自由宽松，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频繁，仅举一例，八五年
霍金教授第一次来华讲座即在科大，正是应方先生邀请而来；而政治的阴影
几近于无，周三下午的政治学习其实形同虚设。学潮以前，我印象中的方先生只
是一个深受老师同学信赖，能做实事的校长。管惟炎先生后来在访谈中说，方是
他自行决定由一般副校长升格为第一副校长的，事实上是执行校长和他自己的后
继人选，因为他发现方先生办事能力强，处事公正，没有私心。那时，校长，老
师和学生共用食堂，同学们经常看到两位校长匆匆去食堂打饭的身影；学校兴修
暖气设施，第一批供暖的是学生宿舍，第二批是教学楼和图书馆，第三批才是教
工楼。与此前此后由伙食问题引发过学潮的其他学校比起来，科大真是够幸运了。
而方校长作为部级学校有很大实权的第一副校长，却是清贫自守，两袖清风。一
位邻居说，他的居室除了四壁的书以外几乎空无一物；而方夫人李淑娴回忆，当
他们在北京团聚时，两个人数十年积攒的存款总共不足五千元，靠亲友的赞助才
完成了新房装修，读之令人不胜唏嘘。

　　我从北京朋友口中，才听说方先生在校外是以有悖正统的言论出名的。有人
因而抱怨说，方先生其实还是把自己当北大人多过科大人啊。其实，今天想起来，
这何尝不是对科大和科大人的爱护。

　　但是八六年底的学潮还是发生了。学潮的起因，如诸多资料所说，是因为四
年一度合肥西市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当先发难的学生在学校的布告栏里贴出小字
报，说候选人的产生不够民主，选举过程名不副实，是谓“橡皮图章”；官方推
举的候选人之一是八六级少年班的孩子，一个未成年的娃娃如何能代表那么多本
科生，研究生的意愿，云云。之后有人声援，有人附和，有人提议公开竞选，事
情愈演愈烈。校方于是在大礼堂召集同学们开会，让官方推举的以及学生自荐的
候选人公开发言，算是非正式的竞选了，同时邀请方先生和温先生等人讲话。开
会时台下的学生群情激昂，打了鸡血一样亢奋。那位“娃娃”候选人说自己其实
是零零班的(试点的零零班是本科年龄，因为和少年班合并，一起上课，统称少
年班)，到了法定年龄，虽然是学校老师推荐，但也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说话，
不是什么人的傀儡。他的发言多次被台下的嘘声和口哨声打断，以致主持大会的
副校长（忘了是谁）上来圆场说，要让别人把话说完，才是真正的民主嘛。之后
自荐的学生代表发了自己的竞选宣言。只记得有沙玛。之所以记得，是因后来，
也就是学潮过后开始清算的时候，沙玛迫于压力，在母亲敦促下向校方做了检查，
那篇检查在全校广播了。四年后他重新参加人大代表的竞选，我们系的龙老师说：
“我选沙玛，虽然人家说他后来做检查有点那个，但那也可以理解不是。我就喜
欢当年的沙玛。”因此印象深刻。这是后话。

　　之后发言的是温先生教授。他的声音富有磁性，说话抑扬顿挫，很有感染力。
他高度评价了同学们对民主的诉求之后又说，民主要循序渐进，如果你们今天走
出校门，去向郊外的农民宣传民主……听众鼎沸了，掌声和尖叫连成一片，多少
同学心中想的，下意识期盼的，蠢蠢欲动计划的，此时在大会上明确说出来了，
狂躁的学生已顾不上分辨温的原意。然而温先生话锋一转，说，我的话还没有说
完呢（众人哄笑），我是说，如果你们今天走出校门，去向郊外的农民宣传民主，
他们听得懂吗？全场大笑。后来学校贴出标语，说“温先生泼温水”。温因此躲
过了一劫，这也是后话。

　　之后众望所归的方校长出场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方先生演讲，也是最后一
次。那次的印象，他不是特别擅长言辞，一望可知不是政客，不是那种靠耍嘴皮
混饭吃的人。他开场就说，今天我很欣慰，民主的种子终于在科大这块土地上生
根开花了。台下群情振奋，掌声一片。他又说：因为今天有人问起跟某位中央领
导有过言辞交锋的事，不妨在这里跟大家说知一下。某领导认为民主是党和政府
带给大家的，而我认为，民主不是自上而下赐予的，民主只能自下而上地争取。
这成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会场上响起长时间的掌声。他最后说，今天我
向同学们保证，只要我还在这个副校长的位置上一天，就会尽全力保护学生。最
后一句顿挫有力，掷地有声。再一次热烈的掌声响彻全场，经久不息。我当时的
感受是既兴奋又不安，当年还未脱高中生式的老实听话，对许多理念还是陌生的，
但是，最后一句太令人感动了，我和在座的所有同学一起使劲地鼓掌。

　　第二天学生终于冲出校门“宣传民主”了。我没有参加，也没有机会亲听方
校长在校图书馆门前的讲话，据说他苦口婆心力图劝阻学生。他说科大如今自由
开放的局面得来不易，学校要保护学生，学生也要体谅学校。我一直不解的是方
先生前一天的发言为何对此顾虑只字未提。有人玩笑说，想必是回家跟夫人一通
气，被夫人喝醒了。又有人说因为方先生前一天并不知道学生有上街游行的计划。
我宁愿相信后一种的解释。但无论如何，此时劝阻为时已晚，冲动得昏了头的同
学们已如脱缰之马，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头了。于是他们游行到了合肥市和安徽省
的政府门前。于是合肥的其他高校也动起来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亦有耳闻；
走到合肥街上，看到有安徽教院的教工在历数共产党从土改，到三反五反，到肃
反，到反右，到文革以来的种种罪状，引得众人围观。于是上海和武汉的高校动
起来了，北京的高校也动起来了。我们在莫名的兴奋，焦躁和惶惑不安中度过每
一天，开始担心事情会有怎样的收场。有人猜测，科大一直没有党委书记，会不
会上面派一个正书记压在校长之上，那么科大就不是原来的科大了。但是，没有
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同学们是多么天真啊，后来的结果远比这严重得多。

　　年底，邓小平在党内讲话，以严厉的措辞，点名批评方先生，刘宾雁，王若
望三人（后来知道乃因三人筹备反右运动三十年纪念研讨会而触怒了这位反右的
执行者），要求开除他们出党，并指责各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软弱态度。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论，说学生上街
是“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未几，周光召代表中央和国务院
及中科院党组宣布撤销方先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一职，免去管惟炎中国科技大
学校长一职，由彭佩云，刘吉和滕藤分别担任科大的正，副党委书记和正校长。
这对年轻不谙世事的我们不啻当头一棒，一下子被打昏了。种种苦闷，失望，委
屈，不甘，不服，无从宣泄又无处倾诉。记得当时我在家信中这样写道：传闻种
种令人非常不安；一说方先生已被送到北京软禁起来了，管惟炎校长亦将离开科
大；暴君的治下，容不下科大这片净土；呜呼科大，已不是读书人能专心学问的
地方了。

　　管先生离开科大时，科大人打出“管校长，你别走”的大幅标语，部分师生
前去合肥火车站为他送行，却扑了个空。原来当局早料到学生会去送他，已提前
派小车把他送到蚌埠。又怕科大研究生院的学生会去北京火车站接他，玩了同样
的花招，安排他改乘另一辆火车进入北京。学生们在戒备森严的车站想方设法混
进了站台，有的甚至混上了列车，却怎么也找不到校长，当得知校长已经离去，
无法再见校长最后一面的时候，同学们失望已极，悲愤已极，他们拒绝乘坐校方
接他们回程的校车，不顾“不许集会，不许游行”的威胁，一路步行走回学校。
此事在管惟炎先生访谈录和阮耀忠教授的博文中都有详细记载。

　　我是事后才从相熟的老师口中听说此事的，深恨自己未能有机会参与。想像
当年的一幕，年轻的同学从希冀到焦急，到失望，再到绝望。他们久久地伫立当
地不愿离开，经过校方反复劝说才踏上归程。腊月的寒风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冻
结了他们的泪痕，脚下一条漫长的路不知通向怎样的归宿。科大的这一场学潮，
喜剧耶？悲剧耶？闹剧耶？留待后人评说。然而火车站送校长的一幕，无疑把这
出剧推向一个悲壮的高潮。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历史会为他们书写一笔。人间自有真情在，他们把对校长的敬爱，对失意英雄的
支持，和对强权无言的抗争，演绎到了极致。

　　与科大师生对管校长的真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对三个钦差大臣的抵触。
多少年来，当我想起彭佩云，刘吉和滕藤三人驾临科大，脑海里总不自觉地冒出
“杀气腾腾”这个词，虽然我既没有看到他们怎么进入科大的，也确切地知道他
们没有杀过人。这三个手提尚方宝剑的钦差一幅高高在上的架势，从没有把自己
当成科大师生的朋友，在大会小会上一再重复，你们科大要肃清方先生的流毒，
连春节的团拜都不例外，科大人对他们的反感也就可想而知了。记得除夕中午聚
餐的时候，我和同系的几位老师同学坐在一桌，这三人突然驾临了，我们这桌的
老师说，我们不用管，他们来了再说，他们不来我们就吃我们的。他们自然没有
过来和我们寒暄，在大厅里露了个脸就匆匆离开了，而我们更乐得不用敷衍他们。
彭佩云是同学们非常反感的，大家都说她像极了“寻找回来的世界”里那个马列
老太。刘吉更是个政治流氓，他以在科大呆过几个月的资格混上了副教授头衔，
还出版了“与科大学生问答录”的小册子，作为他政工工作成绩卓著的标志。其
实呢，哪有什么与科大学生的问答？我不记得他与学生公开对话过，有的班请他
出席活动，也只派了他的秘书参加。又哪有那么多学生专拣正中他下怀的问题提
问，好让他把准备好的一串串顺口溜拿出来做答案？所以说，他那个问答录不过
是自问自答罢了。因为科大广大师生的强烈抵触，一年之后，官方不得不把他们
三人调离了科大，另换他人。

　　二十多年后我和儿子一起读哈利波特，读到那个代表官方的女学监进驻学校，
开始倒行逆施，禁这个，禁那个的时候，就一遍遍想到当年的科大。多大的讽刺
啊，魔幻小说里那样概念化的人物和情节，竟然写照了我们当年的生活。而看到
里面两个可爱的孪生兄弟乔治和弗雷德干了个惊天壮举，挣断了锁链，把那个女
学监和她的爪牙狠狠捉弄了一番之后远走高飞的时候，又不禁从心底为他们叫好。
多么激动人心啊，当年年轻的心灵也是一样向往能够振翅而飞，一飞冲天啊。但
是，我们不能，我们没有这个勇气。我们接受自己的命运，感受着政治高压下的
沉闷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度过了大学时光。

　　后来波及整个社会的诸多大事已有多方资料记载，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
方先生流落海外二十余年，虽受种种压制，误会，曲解，却仍然默默扶持中国的
科学和教育事业。他每年都向科大邀请访问和交流学者，热心为来美留学的下一
代学生写推荐信。他的不懈努力促成了中美天文学界的多项合作项目，也为中国
的天文物理培养了大量的技术领导者和尖端人才。而所有这些工作都需冠以他人
之名才得以完成。国内的学术界曾经多次试图邀请他回国参加会议，都未被批准；
零八年是科大的五十年校庆，天体物理中心希望邀请他回校，也被“上面”拒绝。
于是那次校庆连彭佩云，刘吉等人都应邀题了词，收录在校庆纪念册上，真可谓
面面俱到了，上面唯独没有方先生先生的名字。尽管如此，方先生还是在海外中
文网上发表“吃刺猬的年代 – 科大的第一创世纪”一文以资纪念。

　　如今方先生溘然辞世，科大再也没有机会邀请他回到曾经二次 “创世纪”
的地方一游了，再也没有机会表达对他多年不计名利默默奉献的感激之情了！念
及此，不禁泪水潸然，不能自已。更令人遗憾的是，科大官方网站竟然找不到一
条有关方先生逝世的消息，看不到一篇回忆方先生的文章。大陆媒体集体噤声。
阮耀忠教授在自己的博客发文纪念，很小心地用拼音缩写代替全名，仍然立刻被
通知，该文被“和谐”。而亚利桑那大学的新闻网却发表了感人至深的唁文，其
中在盛赞方先生的科学成就以外，更高度赞扬他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巨大贡
献以及在民主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

　　科学超越国界，超越党派，超越意识形态。思想是永远无法禁锢的。对自由
的追求是人之天性。自由开放，有独立意志，不仰人鼻息，不受制于政治势力的
学术界是我们几代人的共同梦想。
　　愿方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去年十二月，我的侄女参加了一场圣诞晚会。如今半年都过去了，她对此事还念念不忘的，因为她“见到了真正的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发糖，说“Merry Christmas”，还唱歌。侄女可开心了。

    直到现在，我们都没告诉她，那不是真正的圣诞老人。她才5岁，为什么不让她开开心呢。等她长大，自然也就知道真相，到时候也就付之一笑罢了。

    侄女的圣诞之旅，就属于一场甜蜜的伪知识之旅。固执如我者，也不会坚持剥夺掉孩子的这个小小的快乐。

    而当我碰到我的学生，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们相信的伪知识虽然并不比我上大学的时候的离谱多少，但我还是急于告诉他们：去年圣诞的那个老人是你二叔，水不知道答案，你不可能通过意念改变世界。

    我为什么要毁掉孩子们小小的快乐呢？

    其实“毁掉”恐怕是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我对侄女说，你见到的那个根本不是圣诞老人，她肯定不信。

    我记得过年的时候我弱弱地问她：“你真的见到圣诞老人了吗？”

    她鄙视地看着我说:“呸！”

2012-4

这世上没有话语

只有某种吐露的方式，有如一丛水草

在水下

被千里之外的风摇晃

 

只有光是不够的，只有土

也不足够

你睡去的时候，谁在说话？

谁把你唤醒？

 

你透明的掌心上

栖落一束黎明     

 

你听见早起的燕子挣扎着飞翔

收割后的麦田里

丢落的谷子被雨水泡胀

那一粒粒小小的乳房

并没有发出光来    那一只只灰色的蚂蚁

沿着宿命的路线投入未来

 

2011

 

    王小波在他的一篇杂文里写过这样一件事，说大跃进的时候大家都说什么亩产万斤，亩产几十万斤，他姥姥就是不信。

    我想做一回姥姥：你说水知道答案，水怎么就知道答案了？它又没有脑子，怎么就能懂N国外语？一个日本人写了一本书，怎么大家就相信了？为什么毫无根据地就相信了？如果是个中国山民这么写你会信吗？每天都会有这样人这么说，你并不信，但是为什么到了江本胜你就信了呢？

    伪学问就是这样一种学问，听上去很动人，很吸引人，很有娱乐性，很有希望，有甜味，含糖量特高，还五彩缤纷的。如果只是像对待魔术那样把伪学问当成一种心理安慰，也未尝不可。可当成事实来对待，那就是要死人的。大跃进死了几千万人还不够吗？一战二战还不够吗？艾滋病的流行还不够吗？不管什么主流科学还是民间科学，伪知识都层出不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甜！不论什么共产主义，唯意志主义，什么气功大师（仅指那些声称能发放“外气”的大师），什么性解放运动，这些陷阱还不够多吗？

    还是那句话，人们爱听裹了蜜的谎言。谎言就像是一剂毒品。我一点都不反对诗人说“那朵云彩是棉花糖”，可是谁要是爬到山崖上去舔云彩，就算他/她说“你管我呢”，我还是要反对。

   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