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一座城市

                 ——唐代诗人的扬州情结

子川

一个城市的知誉度与诗歌如此密切关连，这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大约非扬州莫属。自从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传颂开来，烟花三月，有如扬州的节日。烟花三月好时光。在这日子里，人们常会想到扬州，似乎好时光就该与扬州联系在一起。

以中国之大，中华文明之悠久，应当说，比扬州更古老的城市多了去，为何独扬州受到诗人的青睐？另一方面，在以诗赋取士的年代，诗是主流文化样式，没有一个读书人不会写诗，没有一个官员不会写诗。也就是说，值得诗人去写的城市很多，有诗歌写作能力的人也很多，为何历史和诗人都选择了扬州而不是其它城市？当我回到这座城市，

目录

         故里的狸花猫

         没有学名的猫

         猫公子

         春天来了

         猫妹，猫妹

新米饭

    有一个时期经常搞一些忆苦思甜活动。那一阵，反修防修是大原则。列宁有句名言：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所以，人们时不时要搞点猪吃的糠菜来尝尝，警惕警惕自已，免得“红旗变色人变修”一个个还不知道。这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今人们有兴趣的话题是一身衣服几大千，一双皮鞋几大百。

    新米饭显然不是忆苦思甜活动的节目。忆苦时新米饭太好，思甜时新米饭又太一般化，我记得我参加过的所有的忆苦思甜活动，最后似乎都以大膘肉和猪下水作甜的象征，来画句号。不过，我所说的新米饭虽不比当年的大膘肉诱人，也同样不可多得，尤其在日脚好过起来的今天。粮油市场放开前，粮店里供应的全是老陈米，所谓“深挖洞、广积粮”，粮食越积越多，锅碗里的米就越吃越陈。充饥固然很好，从

年夜饭

进入腊月，车来船往，熙熙攘攘，肩负手提，行路人几乎都是冲着吃年夜饭而走在回家的路上。由此可见，年夜饭在民族传统里有多重要。

在我的记忆中，我曾经有差不多十年时间，并没有回家过年，吃年夜饭。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当时我插队在高邮农村。那时，提倡过一个“革命化春节”。不过，对我来说，不回家过春节、吃年夜饭，倒不全是“革命化”的缘故，我当年还小，许多事情弄不明白。不能回家过年，是因为我当时负责大队文艺宣传队兼琴师，而文艺宣传队则需要在大年初一就深入到各个生产队搞演出，在社员嘴里，文艺演出通常被叫做“唱文娱”的。大年初一到各生产队“唱文娱”，大约就是农村过“革命化春节”的一种标志吧。

这样一来，我的年夜饭就变得无所谓起来。当时在农村，我单身一人，住着两间茅草房，吃饭、洗衣都是自己打理。年夜饭与平时的晚饭，对我来说，唯一不同是为自己烩了一头盆茨菇烧肉，还有一钵子

高邮西北乡

《高邮西北乡》是一首著名的高邮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北乡到底在高邮的什么方位？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弄明白。不过，我每次听到这首民歌，头脑中立即出现这样一个里下河农村的画面：一大片低凹的水田，生长着茨菇、荸荠、茭白，水田之上，有三三两两的鸥鸟和稻鸡，哌哌地飞。沿田埂或干渠走不多远，就会有一条小河，横着，把田岸隔断，小河里，生长着菱、荷，和一种叫水浮莲的植物。河上，横着比板凳面宽不了多少的独木桥，行人得努力保持着身体平衡，上桥，下桥，然后长舒一口气，跨上河岸；还有一种横跨河面的水槽像另一种意义上的桥梁，水槽里，用来灌溉的渠水，沽沽的流，行人得像跨栏一样，踩着流水上面间隔两三尺的一根根木楞，踮着身子通过水槽，小心翼翼地跨过最后一格，再纵身一跃，带着一种越过险境的轻松；更多的小河没有桥梁，有渡口，一条小船横在渡口，小船边上大都钉了一个缆绳，船夫只须牵动船旁的缆绳，即

古运河畔的少年

古老的运河，从故里的旧宅旁流过。站在我家大门口，可以看到运河堤岸，一道很高、很宽的堤岸，修筑成一条沿运河弯曲、贯通南北的公路。小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了不起的河流，只知道我们得从这里担水回家吃和用，挑一对木桶，后来也用过白铁皮敲成的水桶，沿着石阶爬上河堤，穿过公路，再沿着石阶下到河边。从水边舀起两桶水，扭扭歪歪地担回家，倒进一口大水缸。

河边石阶上，有许多妇女在汰洗衣服，她们挽着裤腿，站在水里，用捶衣棍，捶打浸在水里的衣服，溅起许多水花，傍晚时分，夕照映着那些水花和穿花布衫的洗衣女的脸，有一种难名其状的美。

运河和它的堤岸，是我们一帮孩子的乐园。放学后，我们一般不会直接回家，背着书包到运河堤那里去。运河堤两侧坡岸，生长着大片大片的紫穗槐丛，从春天开始，钻紫穗槐丛捉迷藏，玩中国美国游戏，占据了我们几乎所有课余时间。当然，这还得感谢当

三

接下来，我要记写的是进入我的世界的父亲。前面已经说到，我出生的时机似乎不那么对头，这时候，事业上的父亲已经夕阳西渐了，家境也每况愈下。与此同时，我却似乎比其他兄弟姐妹多得到一些他们所没有的东西。由于世事变故，父亲从一个事业上求进取的老板，一下子转向家庭，成了一个非常关爱子女的父亲。我其实并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根本原因，也不知道在事业与慈父二者之间，到底是不是这样一种矛盾联系。但我在家中曾经得到父亲过多的宠爱，是家中所有人有目共睹的事实。过早的印象已经是一段空白，幼时，留在我最初记忆里的父亲，个子极高，似乎在店堂里，父亲很深地弯下身子，牵着我的手，而我则攀着他两条长长的腿，像爬树一样往上爬，我始终爬不上去。这时，父亲就哈哈哈地笑，笑得浑身在抖动。

我是父亲的第十个子女，一个整数记录。在父亲心情好的时候，我曾是他的自豪，当别人问起我是他第几个小孩时，他会故作寻常地说，他呀，老十。通常

一

我43岁时，父亲刚好86岁。子女与父母的年龄成倍数关系，人的一生只有一次。所以，1996年对我和父亲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43年前，43岁的父亲以一个什么样心情面对我的到来，我不可能知道。日后也从未听父亲或其他人说起我出生时的情形，所以，没有人能够叙说父亲当时的真实思想，除了父亲自己。不过，到了我43岁的时候，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至少心态上是这样。换句话说，如果让我43岁的时候，再来面对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并且再重新开始一遍那异常艰难的养育过程，还真是难以想象的事。

1953年（己已）农历十月初二酉时，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精确时间。许多年后，当我能够审视一些问题的时候，再来回顾这一时间，我才知道当年我来的并不是时候。那是个新旧交替的社会变革时期。已过“不惑”的父亲，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面前，应当说还是“惑”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作为一个事业有成的小业主，一夜之间，忽然发现他的“业”竟是建筑在剥削劳动人民血汗基

“中年”的芒刺搅动纷繁的记忆

                                 ——子川近期诗歌 

霍俊明

当在北京的初春再次看到子川的时候，他仍然是那样精瘦而坚执，而他递过来的近期完成的诗歌手稿则使我感慨良多，这种感慨不仅在于我和子川之间的见面与分别，而且更在于他近期的诗歌写作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撼人至深的力量与“中年”景观。

子川近期的诗作更为明晰地呈现出一种“中年”特征，而这种“中年”又更多地呈现为知性的植入与拓深，更多带有在生存的暧昧场景中擦拭记忆的能力和关于时间的生命体验的本能性的对称与浩叹，而逝者如斯的感慨在子川近

虚拟的往事

今天没有早晨

鸡没有叫  昨天没有夜晚

月亮没有升起

我所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伪造的

照亮天堂的光

照不亮黑暗的前途

列车从杭州的夜幕中驶出……

曾经是你来我去

这次你来  与下次我去

意义有不同

其间发生过许多误会

我们彼此原谅  也不刻意去忘记

如果清洗记忆能换取一大笔金钱

这事情一定有人愿意去做

我做不了  我只是有时觉得

简单的活着多么不易

夜行车的马达声

对你说一句：我喜欢

不是什么难事

一个马力很大、雄性的车头

车厢里装了太多的东西

车窗外的夜灯

一明一灭

闪动，暗合岁月流逝的节拍

闻说西线无战事

没有伤员，用不着救护队

这结果令人欣慰

一句话，还是不说出更好

夜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