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几日在都江堰出差，久不回四川，今日去青城山观光，见四处青山绿水，好一派川西景致！顿时突然有了一种久违的乡情乡意。闲来无事，便去上网，忽从别人博客中发现我自己几年以前的旧文，是关于乡村的记忆，虽不免稚嫩，稚则稚矣，但今日读来，仍激动不已，感慨万端。遂转贴于此，不是炫耀，只为一种永久的念想和记忆。

而今，耽于杂务，或是读书，早已废弃文学之事，但心中那种对文学的感觉和记忆仍永不能泯灭。

乡村记忆

　　电 影

　　白色的银幕被两根长长的竹竿歪歪斜斜的撑起，风一吹，好象要倒塌似的。昏黄的灯光把银幕前的颤动的人群的头投射到了银幕上，就感觉银幕上有无数个脑袋在晃动。开影前嘹亮的歌曲用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的放着，歌曲是革命歌曲，一放全村上沟下坝的人都能听见。歌曲是最好的联络方式，人们一听到有高音喇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的声音，就知道一定是有什么重大的新闻或是喜庆的事了，对于村人来说，看电影莫过于最大的喜讯了。于是，上沟下坝的人都立即行动起来，早早的做晚饭，或者是叫自家小孩或是不劳动的人早早去占个有利地形。
　　电影场子是打谷场

协会权力．文艺体制．艺术潜规则  
                                                                                              

      大概是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就有了文联这个机构，文联的雏形是“左联”，但成立之初，文联并没有实际性权力，只是一个联络各个文艺团体的机构，但随着作协、美协、剧协、书协等文艺协会的相继成立，文联的职能和职权范围逐渐扩大，而且这些文艺协会又统归文联管辖。
　　当然，1980年代之后的协会和1980年代之前的协会体制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

“抬丧歌”

民歌是中国各民族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中国的西北、西南等地，流传着许多以节日、丧葬、婚嫁、劳动、夯石等为题材的民歌和号子。这些原滋原味的民歌，本身就是劳动人民生命的一种形式。

我很喜欢民歌，喜欢搜集、研究各地、各族民歌。我发现，生活在千年万年土地上的人们真是伟大。愈是贫穷的土地上，愈能顽强地生长着原滋原味的民歌。比如西北的花儿，四川的小调，云南的山歌，内蒙的爬山调。

中国民间的很多歌曲，实际上都不是通过舞台流传的，那些通过舞台表演流传的，都是假民歌，或者是歌颂。

比如，我小时候在老家四川，就经常听到人死了之后，送葬的时候，抬匠将死者棺材抬到坟地里时，要吼“抬丧歌”，这抬丧歌，你听不懂词句，大概无法用文字表现，都是一些叹词、助词和语气词，有些也能听懂。曲调凄婉、悲凉，按照四川当地的习俗，抬死者棺木时，一般是16人抬，也有8人抬，分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左右前后分别为4人，4人中又分为主抬、副抬。起步时，先吼歌，歌曲一般是“哎——前左后右——把路看到起哦”，声声响彻山谷，这是抬丧时一般的起路曲，也就是为死者灵魂开道。开道时，棺材上系

与台北中央研究院两教授的一席谈

4月初，前往温岭观摩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期间，偶遇台北中研院政治学所两位教授：徐斯勤和徐斯俭，两兄弟，又同是政治学者，同是台北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我一直对台北中研院抱着崇敬和景仰的态度。中研院是台北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当然，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我认为，就当今的学术研究水准而言，台北中研院的研究水准远高于大陆的中科院和社科院。

曾经有相当多的中科院院士猛力抨击过中国大陆的院士制度弊端。其实，中国大陆的院士制度，自解放后即一直存在。大陆院士制度在院士和学部委员的选拔上一直受人诟病，就连院士自身也抨击很多，更别说社会公众了。相比之下，台北的“中研院”，其在学术研究上更纯，尤其是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方面，出现了一大批学术大家，从胡适到史语所第一任所长傅斯年、董作宾、李济再到史学大家许倬云等，都是在历史、考古学界建立了卓著功勋的人。这些人物，在当今大陆，已几乎没有了，只是在文革期间，出了个陈寅恪，然而，却深葬文革之渊。

相比于当今大陆学术研究，台北中研院在学术研究上更注重扎实的学风，注

学术和艺术创新不是喊口号

这两年的书画界和学术界都很热闹，似乎呈现出了一种繁荣，然而这种繁荣仅仅是表面的。不仅展览花样繁多，而且伴随展览而生的各种学术、艺术口号也应运而生。当然，这种情况在哪个领域都有，但在书法领域尤多。就我所接触到和了解到的，就有流行书风、学院派、书法主义、新古典主义、回归魏晋、后现代书法、艺术书法、魏碑艺术化运动、激活唐楷、今楷，等等。这些提法，我之所以不称作学术创新，乃是因为大多数提法都还存在着较大的质疑。这些口号中，前面五、六个在当今书坛已存在和争鸣较久了，也为书坛人士所共知，而且大多数均是由较为具有代表性的书家或学者所提出。我们姑且认为是较具

传统笔墨与笔墨传统

                 ——论于志学的冰雪山水画“新传统”

朱中原

在中国当代绘画史上（我之所以用当代绘画史而不用当代画坛，是想从史的角度为当代中国画树立一个坐标），于志学未必是最出名的一位，但却可能是最有学术创见性、最有独立艺术精神、最有文化意识和超验意识的一位。当然，于志学也是很不“老实”、很不“安分”的画家。他的骨子里，有一种原始的冲破藩篱的艺术冲动和欲望。于志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独创了冰雪山水画，更为重要的是，他将传统中国山水画的审美特质大大拓展了，而所有这些，都包含着他对中国山水画笔墨元素的探索与建构。

当然，于志学开创的冰雪山水画，仍然扎根于传统，来源于传统，他并没有将中国山水画的基本审美特质抛弃，没有像其他所谓的先锋派画家一样，走纯粹西化的路子，尽管他的探索似乎比先锋主义还先锋，比激进主义还激进，但我认为，于志学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只不

朱清时：为拯救教育而活着

见到朱清时并不容易，尽管和他相识已久。

他的时间不由他做主。他平时很忙，两会进京，更忙，但这个忙是不得已。访谈时，他笑着说，我今天特意请了一个小时假，出来接受你们采访。

在人民网与他匆匆见面之后，又于第三日在北京松竹草堂——一个书法家朋友刘正成先生的宅子里再次见到了他。从教育到科学，从科学到哲学，从哲学到艺术，从艺术到艺术体制，从艺术体制到科学体制，再从科学体制回到教育体制。朱清时的思维是发散型的，他感觉需要研究的问题太多太多，单靠科学无法解释。我已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这样畅谈了。我只知道，他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几乎都在教育。教育，于他而言，实在难以割舍。他把自己终身交给了教育。

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学者。是中国的教育体制把他推到了教改舆论的风口浪尖。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烂委员？

今年的两会，花样百出，五花八门。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尽管大多委员都在关注民生问题，但也有很多委员是打着民生的幌子，无非就是为了混个脸熟而已。我也很讨厌有些像疯狗一样的媒体记者，追着几个烂委员、烂代表死缠烂打，吭哧吭哧。中国人这是怎么了？

不要认为我说的是想当然。先让我们看看几个委员的提案再说：

政协委员潘庆林提议说，要恢复繁体字；

政协委员某某某说，要改变工作制，启动四小时工作制；

政协委员某某某说，我们有《国旗法》，应该出台《国歌法》；

政协委员某某某说，在房地产上，应该出台买房带户口的鼓励消费措施；

政协委员某某某说，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
北京政协委员孙狄提出建立企业学士后、硕士后制度，为毕业生设立两年的见习期，解决就业难题,“博士后是到了企业接着搞科研，硕士生、本科生也可以套用这种模式提高自身素质、缓解就业压力。”
陕西政协委员周引荣西安申请主办2036年奥运会。“申办奥运会是手段，促进西安各方面的工作、带动西安大发展才是目的。”周引荣表示，“还可以纪念‘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