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思想危机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呼唤思想的解放,通过思想的解放来推进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们发现,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改革也是最深入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基本市场制度。但是要改革的空间还是很多。例如近年来提倡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缩小收入分配差异、限制垄断等等。
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但如何执行呢?社会改革方面,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也是这些年里的改革重点,但执行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就是深入不了。政治改革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方方面面改革的迫切性,各级政府
日本对于1937年南京事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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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卖新闻:南京事件应更深入讨论研究
1937年12月13日是南京事件发生日。这个争议纷纭的事件已经过去七十多年。这时日本和中国进行深入冷静历史对话尤为必要。
在1937年12月13日,旧日本军占领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许多中国公民成为那次占领的受害者。
目前,在事件发生七十年之后,南京事件不在双边政治议程上。然而,中国公众当中仍有根深蒂固的偏见。
在中国全国的抗战纪念馆,展出强调旧日本军残忍行为的图片和其他材料。日本学者对事件的反复检验揭示这些展品中包括不少虚构的图片,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为抗战运动所需而制作的。
国会议员近期发起要求中国撤下那些不公平的图片的协会,并已经开始行动。日本政府也应该敦促中国重新审查这些展览,因为它们可能招致误解。
关于南京事件的受害者人数,中国政府没有纠正它的官方数字三十万。事实上,根据记录和证词,当日军消灭隐藏在市中的残
这是一个危险的判断。在相似的表现形式背后,中国称之为群体事件的社会冲突跟西方国家的社会冲突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和指向。巴黎罢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社会冲突,大多是相对单纯的对具体公共政策的抗议,而“中国特色”的群体事件,明显具有政治矛盾综合症的深层含义。
群体事件是政治矛盾综合症
自2004年万州汉源事件以来,官方处理群体事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改变。不再使用“阶级斗争”、“阴谋论”等曾经习惯的政治手段,更多采取民事化方式,就事论事、安抚怀柔,恩威并施。但是,群体事件不仅没有因此偃旗息鼓,而且在易燃性、爆发力、攻击性、联动性方面有增无减。去年
首次发帖:拘留
他帮朋友发帖,朋友同样被拘留10天
吴保全今年39岁,内蒙古乌海市人。十几年前做服装生意时,与鄂尔多斯的康树林相识。后来,吴保全迁家至青岛,但两人常有联系。
2007年9月6日,吴保全在与康树林电话聊天中得知,康树林的农村老家被政府强行征地,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村民们苦诉无门。
吴保全建议把这些情况发到网上,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但康树林不会上网,吴主动提出帮忙发帖。
第二天,题为《领导:你要杀你的农民姐弟?》的帖子出现在网上。
帖子里说道,鄂尔多斯市郊哈巴格希村和邻近的寨子塔村,5万多亩土地被强行征收,政府以最低250元/亩的低价征收,以最高82万元/亩的高价拍卖。而给农民的承诺,没有完全
其实,这位悍霸高官的问答早已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民意的激荡在街谈巷议网络平媒都时有所见,而凯迪猫眼的点击旋风无疑是这场民意的汇集,是一次网络的民调展示。
腐败的毒瘤越反越大,癌细胞向肌体全身蔓延,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之实,人民有没有权力问一问这是为什么?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底线在哪里?我们反腐究竟有多少诚意?官员财产申报是反腐制度建设最基本最起码然而还绝非根本性的构架之一,如果连这种最基础的制度安排都没有都不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之中,我们的反腐之举就必然流于形式,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就必然功亏一篑。高官发声让老百姓先公布财产,拒绝反对官员财产申报恐怕不是偶然也不是个别的。我们的官员习惯于沉湎于绝对权力太深太久才会有这样的公然失态而毫无自觉的悍然浑噩,这样的有恃无恐。公然把官
中国应当“改流归土”?
——“异地为官”三人谈
于建嵘 蔡霞 蔡永飞
“异地为官”体制之弊
于建嵘:事实上,“异地为官”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治理技术,至今仍然在沿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执政者在治理技术上的因循守旧。干部任期、交流、回避在我国古代吏制中早有规定,例如明、清时就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做官,到邻省做官也要距出生地有500里的距离。对官员的任期也有明确规定,几年一考核、一铨叙。古代“异地为官”体制的设计,一是为了遏制吏制腐败,二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这一体制设计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是比较有效的。在古代,地方官员回避制应用在少数民族地区,体现为“改土归流”,即把本来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的地方“土官”改变为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官”,其目的主要是要加强朝廷对具有较强离心倾向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
应当说,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体制的新中国,沿用像“异地为官”这样的古代治理经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一种“萧规曹随”。问题在于,古代的国情和现代的国情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按照美国学者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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