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所小学的孩子告诉记者，每年过“六一”，都是老师排节目，让我们唱歌、跳舞，我们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的活动。我们就想，“六一”节不许组织开大会，带我们出去玩，最好到郊区农村去，彻底地玩。
孩子们的愿望，闻之让人感叹。有议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许只有“六一”这一天孩子们才是轻松的。看了《新华日报》这条消息，我们才知道其实未必。这些年来，儿童节似乎承载了太多的内涵而越来越不像儿童的节了。为了表现儿童节的热烈隆重，开庆祝会加上演节目几乎成了各地的惯例。惯例之中，照例是各级领导、各方嘉宾俨然成了主角，而无论是台上表演节目的还是台下坐着的孩子，则仿佛成了配角，或者说白了干脆成了演绎什么叫快乐什么叫幸福的道具。
除了以示庆祝、以示关爱的这些内容，另一个心照不宣的功能，也在近些年被越来越多地把儿童节当成了载体，这就是招生竞争。在许多幼儿园、小学校看来，儿童节活动的组织、孩子们演出的档次乃至请来了什么级别的领导，请来了多少名望的嘉宾，都是自身实力的体现，都关系到自身的形象，而实力与形象又可以变成招生竞争的筹码，最终转化为经济效益。如果说在以示庆祝，以示关
社会保障“全国通”，这个期盼已久的梦想离老百姓更近了。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衔接，推进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整合，抓紧制定实施全国统一的各种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
许多人曾深受社会保障“划疆而治”之苦——
每年春天，珠三角都有大批农民工排队“退保”。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目前最高只做到省级统筹。一个农民工如果去年在广东参加了养老保险，今年去北京打工，保险无法跟着走，只能把个人账户资金提取出来。
城市职工也常常为工作异地调动带来的保险接续难题而烦恼。一些地方不愿接收临近退休的参保人员，出台种种限制措施，致使不少参保人员无法享受应有的养老待遇。
还有许多随儿女在异地生活的退休老人，看病吃药的费用仍必须回原工作地报销，一年年辛苦奔波，平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社会保障制度常被比作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百姓生活的“安全网”。但是，我国社会保障迟迟未实现全国统筹、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始终无法顺利进行，这不仅制约着整个社保体系的完善，也损害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随着劳动力流动日益频繁，这一矛盾越来越突出。许多人
去年刚卸任的韩国总统卢武铉，当天爬山时坠入山谷死亡。从其律师和韩警方披露的情况及死者留下的遗书看，卢武铉系自杀无疑。消息传开，举世震惊。
卢武铉，韩国第十六任总统(2003年2月25日–2008年2月24日)。任职前，他曾猛烈抨击当政者“你们是弥漫腐败之风的特权阶层。”任职期间，也曾带给韩国人清廉政治的希望。然而，信誓旦旦的卢武铉也未逃脱“家族腐败”的宿命。他离任后不到一年，韩国制鞋企业泰光实业公司老板朴渊次因涉嫌逃税和行贿被捕，牵出包括卢武铉在内的多名韩国高官。今年4月初，卢武铉承认妻子权良淑2007年收受朴渊次100万美元。卢武铉的侄女婿延哲浩也承认从朴渊次处收受500万美元。一个月前，卢武铉的妻子曾收受某商人数百万美元“资助款”之事东窗事发，卢武铉因此而受到检方调查。近日，韩国检方对卢案的查处升级，压力随之骤升，悲剧由此突降。
二战以来，韩国历届总统都曾惊爆腐败丑闻。1987年后，虽然每任新总统上台前均就廉洁从政信誓旦旦，但结果都不得不就各种腐败丑闻低头向国民谢罪。1988年，韩国第一位民选总统全斗焕“家族腐败”案被揭露，其胞兄、胞弟、堂兄、妻弟等7位皇亲
湖北巴东县官员被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的案件，随着当地警方对案情的通报，细节呈现得越来越多。但关注者发现，他们对案件未来的走向却产生了更加恍惚之感。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觉，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警方的案情通报中:原先报道中的邓玉娇被“按倒”在沙发上被改为“推坐”在沙发上；要求提供“特殊服务”也变成了索要“异性洗浴服务”。而且，重要的当事一方，“杀人疑犯”邓玉娇，警方在调查里称其可能患有抑郁症。于是尽管还未对邓玉娇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进行医学鉴定，但她被送到医院后，还是被采取了针对精神病人的“约束性保护”措施——手腕和踝、膝等部位被用布条约束后固定在病床上，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均受到限制。自然，她现在的所有言行，也可能被打上精神病人的符号，而变得不可确信。顺便稍作提醒:几乎在所有报道中，均对收治邓玉娇医院的精神病院这个背景进行了模糊。
如此不厌其烦地对相关细节进行还原，目的就是将媒体报道和警方通报这两个“版本”进行对比。对比的结果就是，如果我们完全相信警方的权威，那么不得不承认，根据警方描述的案情，以“故意杀人”为罪名对邓玉娇进行立案侦查，是没有错的。
其实，所有关于邓玉娇是“
泰州海陵区泰九路拆迁部门在大街上悬挂标语，称“不上访，争当良民好荣光”、“以通情达理为荣，以胡搅蛮缠为耻”、“以合理补偿为荣，以漫天要价为耻”、“以签约交房为荣，以上访强拆为耻”。
“八荣八耻”到了基层就变味，被“临摹”得面目全非，让人既可气又好笑。不过，转念一想，雷人的政策标语又何止这些？比如，计划生育有“一人超生，全村结扎！”，招商引资有“谁侵犯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义务教育有“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农业信贷有“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税务稽查有“偷税漏税，牢底坐穿”……
这些标语在产生“娱乐”效应之余，也折射出一些地方管理水平的低下，一些基层领导思维的落后。在一些基层干部眼中，依然认为群众都是“愚民”，甚至不合“官意”，就是“刁民”。与其说这是老套的官本位思维，倒不如说是一些领导根本没把依法行政放在眼里，甚至觉得司法也可以被行政管辖。现实中，“公、检、法”的人事任命、财政拨款也的确不独立，很大程度上要看地方领导的脸色。这也是行政干预司法、司法受“领导的领导”的主因。
既然依法行政有可能停留在口号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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