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抽象化
文/朱其
近一年来在一些院校作了不少讲座，与一些年轻艺术家讨论创作问题，亦接受一些艺术记者访谈。艺术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说九十年代的文化症结在于逃避痛苦，80后新一代在近十年面对的问题则是痛苦的抽象化。
我的每次讲课或艺术讨论基本上是在与80后甚至90后对话，愿意来听我讲座或进行访谈的人不少，但他们与20年前我做文艺青年时的最大不同，即他们提不出什么问题。每次我讲完后底下通常都是一片静默，有提问
安逸的离岛
文/朱其
周二去韩国光州，在光州美术馆与一批年轻艺术家对话。忽然发现新一代的艺术不再有什么韩国艺术、中国艺术、欧洲艺术、美国艺术，这一代人的作品国家特征越来越少。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与上一代人类不同。但彼此相像，就像来自同一个安逸的离岛。
有一组九人的年轻艺术家半年后将在北京举办一个展览，他
雷锋的摄影神话：革命圣徒和政治活人剧影像
文/朱其
在“五七反右”大批知识分子被移送劳动改造，以及疯狂的大炼钢铁刚告一段落后，雷锋在三年之内迅速被塑造为一个“毛泽东的好战士”神话。有关其道德事迹的真实性的例证也随之铺天盖地地传播，包括雷锋的摄影、日记、报告。
毫无疑问，这是始于五、六十年代且至今遗风犹存的一种共产主义式的教化模式，相当于一种“政治活人剧”，即通过公布某一个真实名义的个人日记，他的现实生活的摄影以及此人以楷模的
活熊取胆：城市新人一个自怜的活体隐喻
文/朱其
分析一下这次参与呼吁禁止“活熊取胆”的人群构成，用城市中产阶级、白领或小资等概念显然都不足以概括，从电视主持人、时尚名人、公司经理人到独立导演、记者及普通白领，这个人群覆盖了各个阶层。很显然，这是一个持生态人道主义观念的世界主义人群，他们横跨了不同的经济或社会地位，这个人群可称作“城市新人”。
应该注意到这次“保卫狗熊”释放出的社会变动的信号，他们既非一个社团，亦非一个经济上的阶级，而是一个
“意见社群”，他们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成为一个自发的集体应对社会恶行的临时共同体。此前三十年国内
当代艺术中的社群和公民意识
文/朱其
社会性艺术在新世纪十年发生的一个转变，即社群题材和公民意识。当代三十年的艺术主要是以西方的形式主义的现代艺术作为一种主要语言，自1970年代末以思想
韩寒如何平衡公民代言人和公司代言人？
文/朱其
韩寒自2011年末抛出“三论”（论革命、论自由、论民主）后，社会形象达到一个青年人的顶点，香港电视名嘴甚至称其是“鲁迅的转世灵童”。
但没有过多久，鲁迅小灵童就遭到质疑。在2012年春节，韩寒开始了半个月周期的过山车人生，一开始他充满自信，要出2000万悬赏，首先杀出来的麦田一个回合就高挂降书；紧接着韩寒又将第二个挑战者方舟子羞辱了一番；但随后小灵童一家显得反常，不断翻箱倒柜，将十几年前的手稿、书信全晒到网上，最后生怕不能
滥竽充范的时代
文/朱其
有一则“滥竽充数”的寓言人人皆知，大意是一个乐队假定十人，九人是合格的乐手，但有一个乐手水平不行，但照样在乐队混了很久。翻出这个老故事，因为它亟需在新时代大有重新解释的必要。
现在将各行各业比作一个乐队的话，十个乐手中滥竽充数者可能达八、九人，真正的乐手仅一二人而已。由于滥竽充数者构成一种占绝对多数的“滥人谷”，就必然形成人口政治。滥人谷因而制订自己的游戏规则，以及“滥”文化标准，那个不滥的人就得遵守“滥人谷”的法则。更可怕的是，滥人们选出了自己的学术代表，自己写出了
台湾参佛记
文/朱其
年末受邀去台湾参佛，佛光山新落成的佛陀纪念馆在12月25日开馆。台中的大象艺术空间主持人钟小姐突然来电，希望去考察一下佛光缘美术馆，有机会可策划一个有关禅宗与水墨的展览，并可安排访问星运法师。为此紧急推掉了原定参加的重庆、广州的两个研讨会，与艺术家张羽一起在21日紧急经香港飞台湾。
佛光山在台北、高雄等市都设有别院（寺庙的分院），在每个别院还另设美
(2011-12-31 00:48)
被扭曲的转型：当代艺术进入瓶颈期
文/朱其
如果将2000年上海双年展看作当代艺术在中国合法化转型的开始，2011年上海美术馆解体为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博物馆，以及拍卖业绩的衰落，这预示着当代艺术以一种硬着陆式的转型告一段落，并进入一个先天不足和被扭曲的发展瓶颈期。
当代艺术如同一架飞机硬着陆式的坠地，不免伤痕累累遭受重创。这架飞机在十年转型中表现出四大
批评不是只留给叫“批评家”的人干的
文/朱其
艺术圈骤起一股批评“批评家”的风潮，认为中国艺术搞不好都是批评家不尽责，比如批评家为什么不提供新的知识成果给大家，批评家为什么不批评美术圈的歪风邪气，批评家为什么要收费等等？
对批评家的“批评”，理论上叫“元批评”。网络博文或转载各纸媒上对批评家的“批评”，我印象中达上百篇。这些文字当然谈不上“元批评”，多是指责或抱怨居多，有些博文甚至文句都不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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