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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