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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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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门第二义:“知”的工夫

  朱熹的“第二义”工夫,即格物穷理工夫,体现了他对儒家理性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贡献。

  虽然朱熹将格物致知、读书穷理的工夫列为“第二义”的工夫,认为它是从“第一义”的实践工夫中派生出来的,但是,朱熹本人在儒学史以及在《四书》学诠释中贡献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恰恰又是被认为是“第二义”的格物穷理工夫。朱熹在建构修己治人的工夫论体系时,异常突出地将《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列之于“大学”工夫之首,并将这一原本语焉不详的格物致知论作了一系列创造性的诠释,使其具有了鲜明的理性主义知识论色彩。这样,那原本依附于修己治人工夫论的格物致知论具有了相对独立的认识论意义。

  究竟应该如何解读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它仅仅是儒家成德工夫的“行程”,抑或是表达了儒家知识理性的要求?它仅仅是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态,抑或是近代科学理性的萌动?从古至今,中国的学者、思想家们对其发表了许许多多重要的意见。但是,哪种解读更合乎朱熹的思想原意呢?

  首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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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门第一义:“行”的工夫

  朱熹反复强调“第一义”的工夫是行的工夫,这有着深刻的儒学思想史的根源。

  在原始儒学那里,“行”、“实践”的工夫是以身、心的一体与互动为思想基础的,这是由于,实践工夫的目标就是为了培育、转化人的身心。要能深入解析朱熹的实践工夫论,必须首先追溯早期儒学对身心问题的主要看法及对朱熹的影响。

  儒学创始人孔子较少谈身、心的关系问题。[1] 但是,孔子在答复颜渊问仁的一段话中,提出“为仁由己”,并进一步指出应“非礼忽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主张,其实已经涉及到修身工夫中的身心问题。“为仁由己”体现精神的能动性,是“心”的作用;视听言动是身体活动的过程,是“身”的表现。我们可以推测孔子的主张,“心”与“身”之间是互动的,心的活动可以决定、制约身的行动,身的行动也可以影响心的发挥。但是,对于实践工夫而言,应该着重从哪一方入手,方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呢?儒家学派内部出现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孟子一派更强调“心”的作用,主张从“尽心”等精神修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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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书》学工夫论的体系构架

  朱熹的《四书》学建构了一个与汉唐儒家不同的学术形态,他是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四书》,故而建立了一套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回到先秦的原典儒学,复兴原始儒学的“道统”、“心传”。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就表达了他对这种“道统之传”的自信。朱熹之所以能够对自己充满自信,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承传的从尧舜、周公到孔孟的工夫意义上的“心传”就是“道统”。

  我们首先需要分析这种“工夫”或“心术”的学术特征。无论是称之为“心术”,还是修己治人的“工夫”,均与那种纯观念的知识形态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观念的知识形态一般表现为对认知对象的描述和解释,并且总是体现为一种概念-语言的形态的话,在儒家传统中,“术”、“工夫”则总是指修己治人的精神-实践活动,而作为记录先圣前贤修身工夫的经典文献则主要表现出实践理性或行动知识的特征。所以,如果进一步解构这个“工夫”或“儒术”的话,朱熹等宋儒所理解、解释的工夫应该是一种理性精神和身体力行合为一体的过程,亦可以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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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儒家工夫论的《四书》学

  我们可以将朱熹的《四书》学全面理解并等同于一种“修己治人”的工夫论,事实上,无论是从《四书》的文本意义,还是从朱熹《四书》学的诠释的目的来看,将《四书》学理解为儒者立志于成就为内圣外王的一整套工夫论,确是具有充分理由的。

  朱熹一直强调,“第一义”的儒者学问,应该是来之于个体自我的身心实践,他说:“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1] 如何理解这个“第一义”呢?我们认为,“第一义”与“第二义”并不是重要程度的排序,而是“本原义”与“派生义”的关系表述。那么,作为“第二义”的读书,是依托在“第一义”的自家身心实践基础之上的,故而朱熹又强调,“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2] 我们似乎可以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所要复兴的儒学,最关键的并不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儒学知识形态,即以一种道德义理之学去取代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而是在努力恢复先秦儒者那种“第一义”的学问,即要复兴儒学的人文关怀与实践品格,努力在修己治人的身心实践中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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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的代表著作《四书集注》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的建构。在这部里程碑式的文化巨著中,朱熹表达出了更加强烈的人文意识与浓厚的理性精神。然而,几乎在朱熹进一步强化儒学的理性化、人文化的同时,他的《四书集注》也同时强化了儒学的信仰,从而强化了儒学的宗教功能。可以说,在朱熹的《四书》学与宋儒的思想体系中,人文观念的强化与宗教功能的强化几乎是一体的。

  那么,这种成熟形态的人文信仰具有什么典型特征呢?从朱熹的《四书》诠释中,他对“天理”的信仰中表现出如下一系列特征:

  (一)客观论述与主体投入

  朱熹在诠释《四书》时,力图确立起对“天理”的信仰,从而能够全面地指导个体身心实践、社会制度建设。但这毕竟又是一种人文信仰,所以,朱熹表现出对“天理”的理性态度,即他总是首先将“天理”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性存在,使之成为人们理性思考的对象。这样,在朱熹的诠释中,“天理”似乎成了一个自在的客体,成为一种超越于一切人的精神的客观存在。朱熹曾经反复解释“天理”作为一种思考、描述的对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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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践——体验”的《四书》诠释方法

  儒者绝不仅仅是以知识为职业的读书人,从儒家学派创建之日起,孔子就承担起“天下有道”的责任,并号召儒生们对人世间要充满利济苍生、经世致用的人文关切。宋儒所以倡导复兴儒学、重新诠释经典的文化运动,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研究、文献整理、学术思考的知识兴趣,而是希望在人伦失序、社会动荡、满目苍荑的危机时刻,张扬儒学的人文使命,通过阐发儒家经典中的道德义理,重建儒家理想的人文中国。

  所以,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绝不会局限或满足于从“文献——语言”的途径实现对儒经的重新理解与诠释,相反,他认为仅仅从“文献——语言”的途径解读经典是“第二义”的,他说:“读书乃学者第二事。”[1] 而只有落实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实践才是“第一义”的。所以,尽管朱熹十分重视“道问学”,将儒家经典的研读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故而对“文献——语言”的《四书》诠释方法作了深入的探索;但是,他同样重视“尊德性”工夫,[2] 主张将经典学习与个人的身心实践结合起来,更加强调以“实践——体验”的方法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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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语言”的《四书》诠释方法

  经典诠释活动必须要面对一个要解决的难题,那就是时间问题。由于经典文本、诠释者之间始终存在着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的时间差别,这种差别构成了对经典诠释活动的挑战。朱熹在他的《四书》学中,是如何通过“文献——语言”的诠释方法来统一经典诠释中历史性与时代性的鸿沟的呢?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四部儒家典籍,本来就是先秦儒家学者留下来的重要历史文本,它们是以语言——文献的形态保存下来。那么,对《四书》的诠释,首先就是对这几部历史文献及其表现形式即语言的阅读、理解与解释。然而,朱熹以毕生精力精研《四书》,完成《四书章句集注》等一系列《四书》学代表著作,其原因当然不是一种好古、玩古的历史兴趣,而是一种既要承传儒家传统文化、又要开拓现实王道事业的人文使命。他在许多地方均阐述了自己诠释《四书》在承传儒家道统方面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由于《四书》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授受的道统,到了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等儒家先圣先师的《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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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书》诠释的两重进路

  对于朱熹而言,他的《四书》学与理学指的是同一个对象,即一种以复兴先秦孔孟精神为宗旨的新儒学形态。《四书》是理学的经典文本,是理学体系得以建构的儒学文献依据;理学是从《四书》中引伸、发挥、建构起来的思想体系,是宋儒在经过汉唐以来诸多文化观念冲击而后建立的思想文化体系。但是,产生于先秦那个特殊时代的《四书》与适应于两宋思想文化需要的理学之间如何可能构成这种一体化思想文化形态的内在的联系呢?十分明显,思想文化总是时代的产物。《四书》是孔子及其弟子、再传弟子们根据春秋战国时代需要而倡扬的一套包括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在内的思想学说,而理学则是宋儒经历了种种历史变迁后开始大量汲收佛道学说而建构起来的一整套以理气、道器、阴阳太极、体用、有无、一多、知行、理欲、义利等充满哲学思辨的学术体系。它们之间是如何可能建立起这种一体化的关系呢?

  经典诠释是构筑二者联结、统一的桥梁。朱熹对《四书》的重新诠释使得在时代、观念、思维方式、理论层次等方面均有重大差异的两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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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尽管中国传统学术有两千多年以上的历史,但是我们讲到“中国哲学”学科的历程却不过百年之久。因为“中国哲学”本来就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西学东渐”的结果,今天我们讨论的“中国哲学”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以及人们对“重写中国哲学”的呼唤,就往往与这种“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
  中国历来就有着源远流长而又独立发展的学术传统,但到了近代却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西方的文化知识与西方的枪炮、商品一同涌入中国,使传统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以及学术文化不得不面临解构、重组的局面。中国传统学术就是在这种“西学东渐”的文化大潮中开始学术形态的转型与重建的。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以来,随着西方的哲学思想传入中国,一些既有传统国学素养、又接受西方哲学影响的学者们开始致力于“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其中比较著名且学术成就较高的有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人。因为中国传统国学中并无所谓“哲学”一科,有的只是诸子学、经学、玄学、理学等传统学术形态。那些从事“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学者所采取的方法是,以西方哲学的基本理念、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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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区域的研究和探索总是多维度的,其中,关于文化区域的核心文化与特色文化的思考是从事文化区域研究的人所普遍关注的。任何文化区域的研究,均要研究这个文化区域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价值。同时要将其与其他文化区域作比较研究,以了解该区域文化的地域特色。所以,关于什么是区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什么是特色文化,常常是文化区域研究者们讨论的对象。

  首先,什么是区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当然,这是一个与中华文化体系息息相关的问题。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总体的中华文化,总是由丰富多彩的文化区域构成的;而另一方面,各个不同的文化区域虽然各有自己的文化特质,但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总是要体现、表达中华民族的精神趋向,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建构过程。因此,所谓的核心文化,就是指区域文化中那些能够充分体现、表达中华民族的精神趋向,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或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成果或文化要素。所以,区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一方面应该是衡量该区域的文化水平发达程度、对民族文化整体的贡献大小的主要标识,另一方面则应该在中华大地有广泛的影响力并能成为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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