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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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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企业家天然是创新的,因此企业家构成的企业也天然是创新的,这意味着,中国要想成为创新型国家,只需要把企业变成企业家构成的企业,这就够了。在当下,企业家缺位的企业,或者说,只是“生产要素的集合体”的“伪企业”还是大量存在,这种虚假的企业没有创新能力,因此也容易出现“产能过剩”问题。

 

正文:

 

在科斯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之前,企业一直都是经济学中的“黑箱”,也就是当作一个函数来处理,科斯这篇文章开辟了企业理论、组织理论的先河,但科斯的企业理论中没有企业家,这与真实世界中的企业是不符的,引入企业家之后,企业的性质可以重新得到解释,这种新的企业理论对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很有启发的。

 

我们知道,企业家不是提供知识服务的人,比如管理咨询等,企业家的本质,按照米塞斯、奈特及福斯等人的观点,是对未来的“判断”,这种“判断”是无法在市场上买卖的,这主要是因为他要出售自己的判断,他就要告诉别人自己的判断,而一旦他的判断被别人得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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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如我们理解财产是一个“价值”概念,“产权保护”主要是保护财产的价值时,那么我们就会明白政府在产权保护上的作用有限。

 

 

经济学上古典自由主义认为产权保护是政府的职责,这也是一种极为流行的观点,被人们普遍接受,自斯密以来,这种观点几乎没有受到多大的质疑。但也有不同看法,认为产权保护更多地依赖于市场竞争。下面首先从财产(包括资产)的经济性质开始说明。

 

在边际革命之前,古典经济学家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理解“财产”,财产主要是指具有使用价值的“财物”,保护产权即保护财物的使用价值不受侵犯。对于使用价值意义上的财产来说,只要不被偷,被抢或被骗,产权就算是受到了保护。但在边际革命之后,人们意识到对财产来说,重要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用门格尔的话说,就是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它的支配,关系到我们欲望的满足时,为我们所获得的意义。

 

从价值角度看,某种财产即便它的物理形态还在,但其价值可能已经失去,对财产的所有者而言,重要的不是保护财产的物理形态的完整性,而是保护财产的价值。如财产失去价值,保护也就失去意义,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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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决外部性”还是“应对外部性”?

 

您说“难道就因为不能假定政府有权力且有能力去公正地界定产权,我们就干脆不解决雾霾之类的外部性问题了?”

 

我认为,对于外部性,人们以自己认为最经济的方式应对,我确实不是把外部性作为一个公共事件加以解决的思路,有意把“解决”与“应对”分开,但我也不否定人们会自发地组织起来通过公共治理的方式“解决”外部性,这种方式,由于其自发性,也可以视为“市场的”。这种方式不是首选,当然选择什么方式还是要由当事人决定。

 

对于于丹,我认为她带有“要求”的意思,比如要求人们如何如何…,而我是说人们会如何如何。

 

2、财产权与分配权问题

 

“完全根据政府或经济学家自己的‘成本计算’来确立产权”是指对“物”的产权界定,而不是对您说的“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我当然不否认有关人的权利是由契约、法律等确定的。“把正当性问题变成了一个与当事人的成本无关的问题了”也是指“物”的权利的界定,而不是对人来说的。

 

“分配权”这个说法有点奇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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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绍伟先生在11月22日的《上海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张维迎“否定市场失灵”论的偏失》一文,批评了张维迎教授对市场失灵的看法,对此,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外部性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的原因,而市场失灵又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理由。但实际上,认为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其很大程度上在于主流经济学没有很好地贯彻边际革命所产生的主观主义分析方法,把外部性客观化了,而方绍伟先生正是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同时,林毅夫教授等人对产业政策的支持,也是同出一辙。

 

  从理解“成本”开始

 

  方绍伟先生把“产权界定的成本高”作为外部性存在的理由,这话听起来似乎不错,但问题是,这句话中“成本”的主语是谁呢?也即,“界定产权成本”的主体是谁呢?对此,我们设想有两种可能,一是假如这里的主体是指政府,那就意味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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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过程”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重要且基本的思想之一,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市场均衡”不同,“市场过程”通过对市场行为的动态分析可以帮助人们更真实、更准确地理解现实世界的经济规律。

 

“市场过程”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主观性,下面,从几个方面的主观性来讨论市场过程,包括消费与生产的主观性,内部和外部的主观性等,并由此说明两种市场过程与两种主观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后,简述市场过程理论的政策含义。

 

毋庸置疑,只有满足个体需求的商品对他而言才是他的“消费品”。换言之,该商品若不能满足他的个人需求,那就不是他的消费品,这就意味着,消费品本身是个体的主观概念。再看消费的行动本身,传统上,人们一般认为价值是在消费过程中获得的,但这并不准确,因为消费者首先要“发现”什么对他有价值,也即,消费是一个“价值发现”的过程,而不仅是欲望满足的过程。

 

比如,我们之所以认为“网约车”创造了价值,是因为它为消费者解决了“发现”的问题,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消费是需要“发现”的,而不是生产出了商品之后,消费者的需求就自动得到了满足,而“发现”是非常典型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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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产业政策的背后是集体主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市场经济的大敌。

 

最近,张维迎与林毅夫两位教授的“产业政策之争”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很多学者围绕着要不要产业政策,怎么用产业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更深层、更核心的问题或许还不在“产业政策”本身,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思维方式。支持者林毅夫代表一种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而反对者张维迎代表一种个体主义的思维方式。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应于计划经济,其危害已世人皆知,因此,把“产业政策”所隐含的错误思维揭示出来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说,它甚至比“产业政策”本身更有害,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也是破坏性的。

 

首先,“产业”是一个局部均衡意义上的整体性概念,它意味着把相同或类似的产品归为一类。任何一个社会中,必然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商品,如家电,服装,汽车等等,于是,人们根据这些不同类型的产品划分出不同类型的产业。“产业”这一概念的出现为人们考察经济问题带来了便利,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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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传统零售业在转型,传统媒体也在转型,而高校,作为知识产品的生产与传播载体,虽说与传统媒体有着类似的性质,但其转型的步伐却非常滞后,至今,依然故我地把自己隔离在知识市场之外,自己生产,自己评价,自己奖励,“自娱自乐”之中完全不考虑所生产的产品是否具有市场所认同的价值,是否具有启蒙大众的实际意义,这不能不让人担忧。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知识市场也相应而生,如今,人们可以通过手机来阅读微博、微信公号与微信群上的新闻、评论与文章,以此获取相关的知识。在互联网上,有大量的知识生产者和消费者(读者),并且大部分产品是可以免费获取的“福利”。可以说,人们每天在手机上消费知识产品的时间已远超消费有形产品的时间,这一现象是前所未有的。犹如电子商务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实体店,互联网上的知识市场取代高校等知识生产的“实体店”也是指日可待的。此外,笔者还发现,从实际效果上说,关心知识市场的学生,其独立思考能力与个人的见识大都要比那些不注重知识市场,只关心考试成绩的学生强得多。

 

从经济学上说,价值是主观的,能够进行主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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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产权,主流经济学通常视其为边界的界定问题,认为私有产权就是有着明确边界的产权,这样,产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不同人之间界定产权的边界,如契约经济学就是如此,同时,这也是一种基于理性人的产权理论。对此,我们若能摆脱以往的思维定式,换个角度,以企业家作为切入点去理解产权的话,那么,对何谓私有产权这个问题,我们就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产权固然有财物边界的明晰之意,但其更为重要的含义恐怕在于人们可以拥有他们发挥其创造性才能的产物。也就是说,产权的意义在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事实上,只有当人们发挥出这种才能时,价格、分工与合作等现象才会随之自发出现,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也会由此而自然提升。相反,当这种创造性被抑制或被扭曲时,也就意味着私有产权不复存在,或是名存实亡,进而,会引发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因此,不夸张地说,产权与企业家精神是共生的。

 

如果把企业家精神排除在外,那么,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把产权排除在外了,比如,契约理论就是如此。在契约理论中,准确地说,只有一个产权主体,也就是该机制的设计者,其他人只是他设计、安排的对象,这时的产权状态其实只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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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吗?这一直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如“价值中立”指的是经济学家对待研究的科学态度,即不能先入为主,事先就给出立场,那么,经济学毫无疑问是价值中立的。但是,如“价值中立”是指经济学不应该把“价值判断”纳入其研究范围,那么,这样的“价值中立”就难免令人生疑了。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首先要区分“仅考察孤立个体”的经济学与“把个体放在真实社会中考察”的经济学,之后,我们会发现,所谓的“价值中立”只适用于前者,然而,那只是一种非真实的状态。

 

诚然,对于任何一个与其他个体相隔绝的人而言,有无“价值判断”是无关紧要的,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满足需求的技术或物质条件,而无需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道德,同时,经济学家也不必考虑他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只需利用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计算所谓的“最大化”即可。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仅仅是有关“目的—手段”的学问。可见,对于孤立地考察个体的经济学而言,由于“价值判断”的不相关性,“价值中立”是可以成立的。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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