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

刊于《天涯》2012年第一期。

一、国家主义左翼与“中国模式”论

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启蒙主义：一方面是反传统、反体制，相对应的另一面是鼓吹现代化和世界主义。之后不久，启蒙主义遭遇打击，随即又受到市场经济的挤压，被迅速边缘化。此后，经过二十年历史风雨，特别是经历其中的三次国际危机，国内思想界格局几经变迁，到今天已面目全非。这三次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国际危机分别是：

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进入2011年，日本遭遇海啸及核泄露事故，作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东亚战略格局丕变。从长时段的历史看，这无疑是一组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中国的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它所面对的将是新的

1.您和摩罗是何时认识的？具体的场景您还记得吗？作为同事，工作中（比如给学生上课时）的摩罗和私下有什么区别？你们平时经常交流什么问题？您和他的观点是否会有分歧？

    一、关于“近代”概念

    中国有一个“近代史”，欧洲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历史分期。如果勉强寻找的话，那么只有“early modern”这个概念。但“early modern”仍是“现代”的一部分，不同于“近代”。欧洲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这三部分。这种三分法，始于17世纪的德国学者Christopher Cellarius。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是经过日本，源自欧洲。“modern”一般译作“现代”，有时也译作“近代”。“近代”是中国比欧洲“多出来”的一段历史。

    质言之，“近代”是中国古代走向现代的一段过渡、转型、调整期。“近代”表示传统社会对现代的“不适应”，是震荡、曲折、反复的时期。西方不存在这样一个时期，因为西方是自主型现代化，比较顺畅地从中世纪进入了现代，没有经历中国这样一个痛苦的“近代”。

    二、中国的近代周期没有终结

    因为“近代”的两大任务并未完成。一大任务是应对西方挑战：

    1、挑战包括军战和商战，军战即军事、政治较量，商战即产业、金融竞争。这两种挑战交替进行

1、讽刺起源于“文革”失败

    1971年，林彪跑了，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历史拐点。此后，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仍然在叫嚣，其内容却迅速空洞化；维系人心的革命逻辑已经疲惫，但革命机器依旧强大。这是一个内容与形式迅速脱节的时代。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后红卫兵”一代，正处在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萌芽期、成长期，正值人格形成的少年，面临这样的政治大变局，于是形成了一种讽刺、调侃、解构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后红卫兵”一代的这种情形，在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尤其显著。其实，说到底，这仍旧是“文革”造反精神在扭曲中的延续、变异。其最终目标所指，同几年前的造反运动一样，也仍旧是国家体制、官僚主义，只不过采用的手段从大字报、大辩论的谠言高论，萎缩、异化成了私人小圈子里的插科打诨，特点是阴、损、坏，形式是揶揄、挖苦、嘲讽，即，变身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

    可是，这种语言艺术在70年代只能处于潜水状态，在“文革”结束后的整个80年代，也还不能完全浮出水面。因为，起源于“文革”后期的自由主义的启蒙精神，作为“文革”

    按：这是在“世界危机背景下的重庆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会后根据记忆追述。

    今年初，在杨帆老师召集的讨论重庆模式的会上，我发言说的就是世界危机背景下的重庆模式问题，这里再补充几点。

    张木生老师刚才说，美欧和中国现在都找不着北了。可有一点不同，美欧的危机已经爆发出来了，中国还没有。危机没有爆发，所以大家很多问题还看不清，因为一旦危机爆发，事物的本质也就暴露出来了。同时，也因为危机没有爆发，所以似乎还有一段时间做准备。美国有一位60后的战略思想家Thomas Barnett，是美国海军作战学院的教授，他在03、04年曾经说过一段很直白的话：我们用这样的小纸片，这样的白条，也就是美元，交换亚洲丰富的产品。我们也知道这种交易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提供了真正有价值的产品，这就是太平洋舰队。他的意思是说，美国为亚太地区贡献了安全和秩序，所以要收保护费。

1、

    在“钢琴”中间，硬生生嵌进一个“的”字，“钢的琴”，这种诙谐、硬朗的很东北、很底层的命名，既拆解了“钢琴”，又用土办法出人意表地重新加以组合，它在自我嘲讽的同时，也调侃了“钢琴”所象征的特定阶层的高雅文化。影片名字，指向了一种黑色幽默的混杂的喜剧风格。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熟悉。总之，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学琴的女儿，被逼无奈，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土造一架钢琴。他邀集其他下岗的各自或在奔波或在鬼混的工友们，淑娴、王抗美、大刘、胖头、季哥、快手、二姐夫，连当年留苏的“汪工”也被动员出山了。大伙回到已近于废墟的原铸造分厂，回到温暖的记忆里，在破败的厂房，用废弃的机床，热火朝天，钢花四溅，各显神通，当然也历尽艰辛。这些下岗工人们，用捡来的废铜烂铁，竟真的打造出了一架钢铁制造的“钢的琴”。最后，他们开动吊车，在静穆的气氛中，把这架沉重、冰冷、寒伧的“钢的琴”缓缓吊运到空旷的厂房中央，这时，荒诞、自嘲的喜剧风格走向终结，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一股悲凉之气上升、弥漫。

    其实，影片的

一、农民主题曾经阐释了中国现代历史

农民题材，自五四时代起，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基本主题之一。它与另一个主题，知识分子主题，共同组成了现代文学的两个基本方面。这两个主题，从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等开始，就被确立起来，并延续下去。这并非偶然，因为现代文学中的农民主题和知识分子主题，相辅相成地阐释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总主题——现代中国革命，正是这两个社会群体，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相互结合的产物。

    前段，从“爱问”免费下载了甘阳《通三统》，闲时浏览。此人似乎习惯于对未经研究的问题，抡圆了大发议论，比如此书中的科举制罢废问题，中国经济改革进程问题等，均看得出未做过起码的案头工作。这些议论因无人关注，兹不论。

    “通三统”不太一样，似乎小有影响，以下略做评议。甘说：

    “当代中国‘通三统’的特殊含义，亦即认为今天需要特别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的连续统。”

    真是武断而幼稚的判断。不同传统背后，是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诉求。如果不同的利益诉求不能被彼此整合、融合，进一步说，如果今天不能让渡部分资源（社会经济方面）和权利（社会政治方面）给弱势群体，那么，在维稳的大形势下，不同的传统怎么能彼此相“通”呢。

　　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他的基本立场，简单说就是：西方式的现代化不是唯一道路，中国代表另类发展模式，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模式将主导世界。也就是说，该书所涉及的是大约两三个世纪的长时段的世界史趋势，涉及当前的人类困境和全球文明的根本出路。所以，尽管《当中国统治世界》有着类似畅销书的写作风格，可能在两三年内便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它以夸张的方式提出的话题及其引发的争论，仍将延续。本文希望借评论该书的机会，从宏观层面选择几个关键问题展开讨论，表达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现代化的三种道路

　　马丁·雅克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西方现代化道路不是唯一模式，“随着那些在文化、历史及文明遗产方面异于西方的国家启动现代性进程，西方经验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便日益明显。”（《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第9页，译文有改动。以下援引该书只注页码）因此，“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丰富多样、相互竞争的现代性并存的世界诞生。”（第10页）马丁·雅克说，这正是21世纪的特征，因此他称之为“现代性竞争”的时代。

　　近20年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