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评了几句《南京！南京！》，整理了几段贴在下面。

    这个片子我本来不想看，乌有之乡为了搞这次活动，给我寄了光盘，我是作为一个工作，作为一个任务看的。我为什么拒绝看这个片子？并不是我不关心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在六个星期内屠杀了33万人人。在这期间，日本人在苏州、常州和无锡，也就是长三角，中国在当时最富庶的地区，今天也是最发达的地区，日本军队的做法惨绝人寰。极其惨痛，极其屈辱，将这样的事件作为艺术作品去正面的呈现，在视觉上是接受不了的。我看了这个片子以后，觉得跟我的预期可以说没有差别。无非就是复原了当时的那些场景，屠杀、强暴这些东西。

    我对这部电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有什么必要和价值？导演陆川给了一个理由，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这样一句话：“我只想最大限度地去逼近真实。”他的这个意思在那篇采访里多次重复。那么，就是说他把真实放在了最高的位置上。为了真实的原则

“五四”之后的两种启蒙

黄纪苏 祝东力

    摘要：怎么看历史跟怎么看今天，是搅在一起的。“五四”包含两个运动：救亡，启蒙。今天理解“五四”，同样绕不开两者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启蒙”始终是“救亡”的前提，社会中下层的权利和福祉直接关系到他们对国家的认同。“五四”的“启蒙”后来一分为二：中左翼、中右翼。在世界又走到岔路口的今天，两种启蒙能否合二为一重建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特别需要“五四”的那份“少年中国”的朝气和锐气。

    祝东力（以下简称“祝”）：五四运动已经90周年，五四那一代人早已经成为历史。按理说，既然那个历史事件已经渐行渐远，那么就应该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毕竟过了90年，中间已经隔了几个历史时代。可是，在2009年的今天，五四的意义好像反而更加突出了，例如比10年前。这也许是因为，2009年，在经历了一轮30年的经济大周期之后，水落石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重新成为各方面人们的关注

一、引言

　　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既是经济的基本单位，也是价值观的基本单位。

　　经济是基础，先说经济。自战国以来，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经营农业，同时兼营家庭手工业，这种类型的小农经济，就一直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基础和主体。西汉文帝、景帝时代的晁错，有段话很有名，他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汉书·食货》）

　　这是对当时小农之家的描述，其实也适用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这样的五口之家，勤劳节俭，含辛茹苦，以一两个主要劳力，加上辅助劳力，凭借最简单的农具（锄、镰或犁），随时随地都可以同传统的生产资料，即土地相结合，进行简单再生产。经过编户齐民，这种分散细碎而又数量庞大的小农，便构成了国家赋税徭役——传统社会经济剩余的主体部分——的来源。因此，在中国古代

按：《中国不高兴》的剧烈反响，表明民族主义力量近年来急剧上升。这一次本，人选择做《中国不高兴》的诤友，提出一点不同意见。

观察一个大国核心价值观的演变，大体可以识别出三个阶段或三种状态。以前苏联-俄罗斯为例，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全球推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倡导这种红

　　28年前，《中国青年》杂志刊发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作为“文革”后一代人的精神告白，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28年后回头重看，可以从潘晓信中读出更多、更深的内涵，关于那一代人，关于当代中国。

    1、潘晓属于特殊的群体

　　从1980年到今天，28年过去，好像很少有谁注意过：当年，究竟是什么人，哪个群体，会以潘晓那样的问题意识，尖锐地，追问人生？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底层群众，比如，和潘晓同时代的农民、工人、小职员，不过是种田、务工、做事，埋头干活，抬眼看路。潘晓信里说，她那个街道小厂里的同龄人，“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她们说我清高，怪癖”，“我嫌她们俗气”。对于这些俗人，人生的路，普普通通，不宽不窄，天经地义。这些人，不太会发潘晓那样的人生浩叹。

　　潘晓，属于特殊的群体，按她的说法，“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显然，在五六十年代，这种情况，是干部家庭（我查过，比如1956年，全国党员人数只有全国人口1.7%，比现在少很多）。她的经历，“由紫红到灰白”，大起大落，很有

    本文是为《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一书所做的序。本书于2008年11月已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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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近代史的总体走向是从西方到东方，这个走向在地理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革命”的路线：从英国革命（17世纪）到法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19世纪），再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20世纪），自下而上的、暴力的社会革命一波接着一波，巨浪般由西向东传递。另一方面，相反相成，从西方到东方还伸展着一条“资本”的路线：环地中海（文艺复兴时期）、北大西洋（16－19世纪）和亚太地区（20世纪末至今），依次成为近代世界经济和贸易的热点或中心。第一条“革命”的路线主要走陆路，它在解放了相关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潜力之后，也曾经形成新的异化和压迫。第二条“资本”的路线主要走海路，它直接导致了对美洲的种族灭绝、对非洲的大规模奴役，但同时也积累了财富并传播了技术和文明。位于“远东”的中国，作为最后一个被纳入近代世界体系的东方大国，恰好是这两大政治、经贸路线的交汇点。

　　1949年是近代

　　当代中国的设计形式不得不追模西方，即便是少数有抱负的、力求反叛或超越西方形式的艺术家，心底也不能不怀抱西方的准则。这是一个事实。因此，我们首先就得明白“西方形式”究竟包含了哪些元素。

　　不管是否喜欢，西方形式里有两个元素是我们不具备的。一个是基督教，它起源于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要使人的灵魂超升到天国，近代以来虽然衰落了，但依然浸透在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对日常生活起到向上提升的作用。所以农夫农妇胼手胝足，但在黄昏时刻教堂钟声敲响的时候，却一定会在田间伫立祈祷。另一个是贵族传统，这至少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前一两代贵族杀伐征战，弓马娴熟，以后几代则坐享承平岁月，养尊处优，不事生产，自然会养成了一种上流社会的特殊文化。所以芭蕾舞这种形式主义的艺术只能产生在17世纪的法国宫廷。

　　西方近代虽然发生了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或美国独立战争，但并没有经历像20世纪中国革命这样持久、彻底和惨烈的社会变革。因此，在西方，基督教传统和贵族传统都延续下来，彼此融合，便形成了一种高雅、华美、精致的趣味。这种趣味，加上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

后冷战时代20年，中国在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领域，一直处于西方话语的战略包围之中。这一点，与中国经济在全球迅速扩张的趋势恰成对比。2008年

　　重建文化大国需要新型精英群体

　　玛雅：从你“三个中国，两次转型”的叙述框架，以及这个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变迁来看，意识形态的兴衰和它动员上的成败，与国家实力的强弱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蒋家王朝灭亡，中国经历了民族危亡的苦难历程。中国共产党以新的意识形态为武装，动员组织起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1949年，新中国站起来了，独立的核心价值观也树立起来了。历史给了中国一次机会，就是黄仁宇所谓的“天命”。但是，如你所言，在毛时代，革命的意识形态经历了成长、高涨和最后泡沫化的过程，随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失落和革命理想、启蒙理想的瓦解。有人说，过去30年，中国在价值观上的损失是最惨重的，可以用“失魂落魄”来形容。这话也许言重了。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今天要想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必须完成价值观重建的重要任务。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思考？

　　祝东力：中国要向前走，向上走，就必须竖立起一种精神，进行真正的文化创新。老实说，这就需要精英阶层承担起他们份内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由精英阶层，前期的比如说门阀士族，后期的比如说士绅阶级，由

　　中国启蒙主义的产生、局限与糟粕

　　玛雅：这种“硬着陆”的后果是什么？

　　祝东力：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失落。

　　“文革”结束后，原先的怀疑主义思潮为之一变，转型为启蒙主义思潮，反封建、反传统，鼓吹个性、张扬自我。这种启蒙主义很快就主导了社会舆论。70年代末，启蒙主义表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表现为哲学界关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过去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那套革命意识形态，基本上被颠覆了。到80年代中期，又开始了文化大讨论，学术界似乎人人都在做中西比较，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鼓吹西方现代文化，告别“黄色文明”，回归“蓝色文明”。所以，80年代，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彻底取代了过去以“革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再到80年代末，这个启蒙主义，就明确地指向了政治领域，先是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激烈讨论，然后是走向街头广场。结果，启蒙主义的理想破灭，只留下启蒙主义的糟粕，谬种流传。

　　玛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化”，造成启蒙理想破灭，只留下了糟粕？

　　祝东力：这和它的历史起源有关。中国的启蒙主义产生于“文革”结束前后的那个时期。那个时候，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