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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斗和我的一次通信(2009-01-19 20:58)

按:我以为刁斗是位很优秀的小说家,曾经也是位优秀的诗人,只是至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某次会议上,我对刁斗的作品谈了自己的看法,因为时间关系,当时没有做进一步的交流。会后,刁斗兄给我写了这封信,我也回信作答。这封信中能看出刁斗兄的基本的小说观念,征得他的同意,发在这里。同时强烈推荐刁斗最新长篇《我哥刁北年表》。

 

 

景雷

   你发言中那句关于我的小说不注重故事或没什么故事(大意如此)的话,让我想了一会。本来昨天晚上应该与你交流几句,可聊聊天就忘了,今天又想到,写在这里。这些年,许多人都说刁斗会编织故事,可你这意见多少有点从根上颠覆公论力排众议了,显然它是出之己心。其实,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小说里不能没有故事,即使小小说里的片段情节,也可以视为故事,区别应该是故事性的强弱,离奇程度的高低等。你的意见,大约是从我“弱”与“低”的角度发言。《西游记》与《水浒传》的故事是“强”的和“高”的,《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的故事是“弱”

面对繁华的废墟,我们能否寻找到丢失的年代?

 

    阅读张生的《倾诉》是一次寻找精神绿洲的旅行。

   《倾诉》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丢失和寻找的故事。“我”的同时代的大学生、朋友颜回突然在这繁华喧嚷的都市生活中消失了,我在一些极端事件的刺激下开始寻找这个消失了的颜回。在寻找的过程中,我逐渐理清了颜回的生活指向和他的内心。同时这一过程也是自我的丧失和觉醒过程——就是我不断地丢掉了因对物质追求所产生的浮躁和虚无感,通过对自己从前的恋人金人美的再一次认识,促使“我”不断向自己的内心深处触摸。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实际上是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指称。尽管今天人们在对重新回到八十年代的问题上还有相当多的不同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面对西方现代派和重振民族文化这一点上,我们总是能够寻找到很多共同的相互激发的支撑点。因此这就使那个时代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而《倾诉》中那个丢失了的颜回就是理想和激情的代表。这是一位生活在八十年代的人,他通过此在的夜总会和歌厅,通过酩酊大醉和自我发泄沉湎于对过去时代的痛苦的追寻之中

   “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命名里包含了两个问题,即这到底是指新时期文学诞生的三十年,还是指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今年较早时候在上海召开的“反思与展望: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研讨会”上已经有学者提出。但不管它指向哪一种的三十年,它反映了我们梳理文学史的一种习惯性思维,即我们必须在一个时间段当中来固定我们的文学史。如果从1917年算起,新文学到今天已经走过了九十年左右的历程,巧合的是,我们通过一种标准或者方法正好可以将之划分成三个三十年,即从1917到949的第一个三十年,从1949到新时期以前的第二个三十年,从新时期到现在的第三个三十年。当然三十年作为一个整数在这里并不是精确的。有意思的是,在这三个三十年中,“开头都好”,后来就逐渐滑落,并脱离了人们最开始的期待。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没几年就走向低潮,以至于鲁迅慨叹“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后来这个时段的文学大概就走向了早先人们期待的反面了,于是有人说这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在第二个三十年的文学中也是由新中国开国时的轰轰烈烈走向了极左。这一阶段的任务也宣告结束。在第三个三十年中,新时期也站立在潮头,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由于边缘化、市场

新年问候(2008-12-31 23:58)

钟声和鞭炮声一起响了起来,新年到了!

        祝所有的人新年快乐!

                              现实分裂与身份丧失

 

    温暖的现实主义不代表这种现实主义中没有批判精神,相反却是因为真诚的批判而带来更多的温暖。如果把温暖和批判这两个关键词作为范小青写作中的两个方面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批判代表了范小青直面现实、揭示社会问题的一面,而温暖则代表了她承担道义、解决问题的另一面。有的小说理论并不要求作家在小说中解决什么问题,甚至还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对作品干涉的太多是对小说的不道德。但我以为,如果一个作家不在自己的作品中说出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信念,那么她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作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以为范小青是一位充满道德感的负责任的作家。

    范小青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并不因为有了温暖的感觉而放弃对社会、对现实的冷静观察,相反,她时刻对现实保持着警惕。只不过她常常用她特有的俏皮幽默的语言把这种冷静和警惕隐藏起来。她在经验的层面叙述着一件

                             底层阳光与传奇叙事

 

    温暖的现实主义使底层书写充满阳光。当范小青从女性写作者温情善良的心灵出发去观照底层芸芸众生的时候,她不仅看到了在流淌不息的日子中,那斑驳陆离的日影、阴差阳错的事件、稀奇古怪的纠葛、艰难困苦的生活、甚至充满邪恶的罪恶,她还看到了这穿过缓慢的日子,照射在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的缕缕阳光,于是温情就充溢在那些巷子里、老宅中。换句话说,她用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润滑了大街小巷的滞涩。这一点,使她无论在写作风格上,还是在审美追求上都获得了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比如:在《我们的朋友胡三桥》里面的胡三桥,他是一个守墓员,他可能又不是守墓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正如作品中所说,胡三桥就是“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个可以把任何事情托付给他的可靠的人”。《回家的路》也是一篇关于温暖的小说,进城务工者吉秀水在准备给彭师傅、彭师母搬家时,因彭家的傻儿子彭冬走

                            惯性抵抗与常态介入

 

    近些年来的小说创作,尽管我们评论界以时间政治学的名义对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界定和分析,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还要重新提出来:那就是展示有余而内敛不足。这种展示既包括欲望的,也包括苦难的,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展示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好像没有问题,但基于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这当中又似乎缺少了某些东西。新时期以来,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变化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对文学功能的认识。在很久以前,我们有一种分裂的反叛的情绪,似乎是只要强调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便是削弱或者放弃了文学的审美功能或者娱乐功能。较少有人尝试或者努力将之统一起来,比如写苦难,便是苦不堪言、血腥丑恶,通过审丑达到审美。有的人注重娱乐,便娱乐致死。很长时间我们都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来的。但阅读范小青近期的创作,却给我们另外一个答案。她就像那些成熟的伟大的作家一样,她把教化、审美做

    在新时期文学期间登上文坛的作家凭借着自己的创作成就和年龄优势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文坛的无可争议的霸主了。他们在各个机构、杂志或者其他的圈子中都拥有相当的话语权(能够写出“纵作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这样“豪情壮语”的作家都能当上省级作协的副主席了)。比如我们现在查看各级作协机构中,掌门人几乎都是在新时期文学中冲出江湖的,在各种场合和发言中受到尊重的也是他们。自他们之后的所谓的新生代作家、七十年代作家以及80后作家中那些有成就的人所得到的待遇则是“关注”和“追捧”。在尊重和关注、追捧之间是有着严格的差别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尊重是文化、地位、身份的合成物,是一尊像,有威慑力和影响力。而关注、追捧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时尚的,像明星。不过从“50后”到“80后”之间还是逐渐过渡的。 “50后”在文革中深受其害,“60后”赶上个尾巴,“70后”则几乎没有记忆,而“80后”则更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了”。比如像“70后”作家魏微就在自己的作品中说过:“我见到的文革都在这里了。一个时代的末梢,在1976年,国家一下子痛失了三个主要领导人,只不过,毛主席和朱德的死,我已经不记得了

今年的9月16日,我在《文艺报》发了一文《底层写作的病象与底层批评》,有些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通过不同方式和我就此文进行了交流。今天突然看到下文,觉得又有些有感触,特转贴如下:

 

文学沧桑开篇:对“底层”的困惑

 作者:ynljg 日期:2008-11-24 22:36:02

 

 近日,读了周景雷先生的文章《底层写作的病象和底层批评》,心里感触颇多。周先生在底层写作假定存在的基础上,指出了底层写作的三大病象:一是文本中私欲膨胀,个人自我追求围绕着金钱、物质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很多命案都发生在私欲的自我满足上;二是性欲无限泛滥;三是:伦理无限混乱,传统的父母之间、兄弟之间、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的秩序被完全打破,一切以利益和金钱为标准。同时提出了底层写作更需要道德的命题,进而言及这种写作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批评家命名和鼓励的,因为批评家关注这个文学现象时缺失了道德意识。
  我的理解是,周先生假定底层写作存在的意思是指底层写作近几年在文学评论界已经形成一个继人文精神之后的又一大公共话语圈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

    重写文学史的观念规训了当下文学的内在价值和取向。重写文学史是由新时期文学催生的,这也应算作是新时期文学最大的收获。至于新时期文学中出现了多少个大作家,又有多少人重新走上创作道路与此相比就显得不是最主要的。如果没有新时期的开放以及对夏志清先生的小说史的引进,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可能还得晚出现几年,我们对于沈从文、张爱玲还得晚认识一些时候。依今天沈从文、张爱玲们在文学史论著中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重写文学史是为了重新认识他们,换句话说,是沈从文、张爱玲们引发了文学史的重新写作。当然这首先是对他们文学观、审美观的重新认识。人性的、非意识形态的、自我的、非道德的是他们文学观审美观的核心内容。在这样一种大潮的覆盖之下,这些东西就成为主流,相反反映了阶级、政治斗争和社会深刻变革的作家作品便被边缘化。茅盾从大师队伍中滑落出局就是一例,而葛红兵先生那两篇“悼词”则是一种极端的表现。在这样一种观念鼓励之下(不是惟一原因),作家们大都趋之若鹜。越是人性的、越是欲望的、越是去政治化的,越是自我的,越是庸常的、越是丧失气节的、甚至越是乱伦的就越深刻、越有内蕴。它的结果是“被颠倒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