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做为中国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乾隆作诗，确实“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然而艺术作品的质与量往往成反比，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诗，从自来水里一拧就出来的，只能是自来水。由于平均每天写两首诗，乾隆皇帝一生的大部分诗作不过是“分行的日记”，随手记心情记风景记事件而已。

当然，任何事情总归会有例外，在写作四万多首平庸作品的过程中，乾隆皇帝也稍带着写出了一些情真意切的感人之作。不过，这些作品大多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悼亡”。比如下面一首：

其来不告去无词，两字平安报我知。

只有叮咛思圣母，更教顾复惜诸儿。

醒看泪雨犹沾枕，静觉悲风乍拂帷。

似昔慧贤曾入梦，尚余慰者到今谁？（《御制诗二集》）

一个独眠之夜，皇帝突然梦到了死去的妻子。悄然而来，蓦然而去，只是告诉皇帝，她在那个世界里过得很平安，嘱咐皇帝不要惦记。除此之外，

一

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多得不胜枚举，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世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更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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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有史以来，我们这个国家达到的最高高度就是“盛世”。生逢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

有人统治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二

“盛”、 “衰”相对。中国的盛世不过是漫长而黑暗的衰世中几个光亮的孤岛。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做为前奏。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在这个盛世出现前二十年，中国刚结束了秦末战乱。十余年的战乱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汉书》中多处提及改朝换代之际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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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帝王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大清得天下之正。”也就是说大清之取天下，是有史以来最光明正大、顺理成章的。

虽然我中国从伟大先祖黄帝开始就实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游戏规则，但据说“枪杆子”的运用方式，也是有高下的。

清代君臣这样解释这个“正”。他们说，曹魏、西晋、唐、宋诸朝，都是原来的臣子趁着混乱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得了政权，有偷和骗之赚，实在称不上光明正大。至于汉朝和元朝，则是赤裸裸凭头颅和鲜血建立的，比前述诸朝实在硬气得多。“然而汉之灭秦，元之灭宋，虽然都很‘正’，不过还是有遗憾。”（章学诚《丙辰劄記》）比如宋朝本来没有过错，元朝强抢，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再比如明太祖虽然是一介平民，但也毕竟是元朝的子民，“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大义觉迷录》）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佣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