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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支疆老知青劳模座谈会在沪召开

    四十多位曾荣获过全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模范和各种荣誉称号的上海支疆老知青十月十二日在上海欢聚一堂,共叙五十年来的援疆情结,回顾在屯垦戍边伟大事业中锻炼成长的经历,抒发继续弘扬兵团精神,在晚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作贡献的豪情。

   这次座谈会是由新疆兵团工会和由上海支疆老知青组成的绿洲知青志愿者协会共同发起组织的。这是十万上海支疆老知青纪念屯垦戍边五十周年活动的重头戏。新疆兵团工会专门发来了贺信。座谈会得到了上海市总工会和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曾亲身参与过慰间上海支疆知青的上海赴疆慰问团的老领导张浩波、谢丽娟应邀出席了座谈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先后有十万上海知识青年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在长期的屯垦戍边的实践中,为新疆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中有数以百计的优秀知青荣获了全国、自治区、兵团的各种荣誉称号。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全国劳模、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道德模范就有七人之多。在座谈会上他们畅谈自已的成长过程,抒发了爱国爱疆爱兵团爱上海的正能量,决心在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兵团人的新贡献。

   座谈会还通过了致退休回沪的上海支疆知青的一封信,提倡继续弘扬兵团精神,做可爱的上海人,互相帮助,共度幸福晚年。

 




座谈会会场济济一堂,群贤毕至

座谈会主席台。这次座谈会由绿洲知青志愿者协会主持召开

劳模代表们在会标前纷纷合影留念

参加座淡会的老领导张浩波、谢丽娟曾先后率团赴疆慰问上海知青。尽管他们年事已高,但仍十分关心上海支疆老知青

著名作家、电视剧《戈壁母亲》的编剧韩天航发言

全国道德模范、“驴背医生”姜万富激情发言

知青楷模鱼姗玲宣读了致退休回沪的上海支疆知青的一封信

代表们纷纷合影留念,互相勉励:弘扬兵团精神,为建设和谐上海再作贡献

参加座淡会的代表欢聚一堂,合影留念,盛赞这次座淡会是展示上海支疆知青正能量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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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四川北路。

   这是一条有着浓重的文化积淀的大街。它没有上海南京路的繁华,也没有上海淮海路的高雅。它没有城隍庙的热闹,也没有静安寺、徐家汇的熙攘,这条曾以“中华名品街”命名的上海北区的大街,以特有的包容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业文化。而来自新疆的上海支疆知青的子女投资开设的麦西来甫风味餐厅,在这里找到了自已的梦想。

   麦西来甫餐厅位于四川北路中段中信大厦三搂。由三位知青子女集资创业,专营西域风沫餐饮,兼营新疆风味土特产。开业以来生意兴隆、特点鲜明,不仅为有新疆情结的广大上海支疆知青及他们的子女所喜爱,而且成为周围一些年轻白领所钟爱的特色餐厅。更有特色的是由知青子女创办的企业,没有忘却他们的父辈的特殊经历,把知青文化奉为自已的企业文化,把自强不息的知青精神化作自已创业的精神力量。在餐厅一隅,人们可以看到许多知青的历史照片,可以浏览众多的知青报刊,在品味西域佳肴的同时,回味那段特殊岁月里的苦乐年华。

   这也许正是麦西来甫餐厅更为宝贵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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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城市,各个地域、各个领域的文化都会在这个光怪陆离、繁荣热闹的都市里找到自已的空间。知青文化也不例外。

   据有关方面的统计,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大约有130多万上海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边疆。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他们青春的足迹,而主要的去向为黑龙江、新疆、内蒙、云南、贵州、江西、安徽等地,而又以新疆和黑龙江为多。改革开放以后,各地的知青先后返城,因为受过锻炼,又肯吃苦,因此许多人在回沪后成了骨干,有的甚至成为了上海市的领导。如上海市原副市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周禹鹏就是当年在黑龙江逊克县揷队的知青。而正是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上海成立了以黑龙江返沪知青为主的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引领上海的知青文化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在上海有许多知青办的平面媒体和网站。比较有名的有《上海知青》、《知青上海》、《黑土地》、《知青风采》报和上海知青网、浦江情论坛等。然而令人感到不平的是他们往往把新疆返沪的老知青排除在外,他们认为只有有“12.19”最高指示下达后上山下乡的知青才是正宗,这仲浅陋的见识自然遭到了新疆返沪的上海老知青的抵制。在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硏究会组织的多次会议上,我利用自巳的身份和知识据理力争,并拿出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上海市的《解放日报》、《文汇报》作为佐证,说明赴疆的上海知识是百万上海知青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的先遣者,他们之所以称为“上海支疆知识青年”是因为他们执行的是国家屯垦戍边的伟大战略,与一般意义上的上山下乡是有区别的。经过这样的解释以后,上海支疆知青的身份才逐渐被认同。由此我深切地感到正确地宣传自巳和发展具有新疆特色的知青文化是多么地重要。而宣传自已的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创办我们自已的媒体。

   于是一个想法在我脑中渐渐酝酿成熟了。

   2011年2月,时值春节,由我主持策划的新疆返沪上海知青自已的媒体《绿洲风采》报刊世了!这是我晚年新闻生涯中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当时的情况颇为特殊,办报虽好,但要做好每一个细节却非易事。因为今日之报纸,即是明天的档案。白纸黑字,不容闪失,與论重地,责任攸关。但凭我多年办报的实践,我有相当的自信,而根据当下返沪上海知青的情况,要办好这份报纸,我真应该有舍我其谁的担当。

   于是我把一切准备工作都悄然地完成了。报名《绿洲风采》,虚中带实,有新疆兵团的印记。经费由我自已先垫付,一期报纸三千元,尚可承受。报纸为四版四开,彩色排版,新闻纸印刷,图文并茂。在我的规划中这份报纸耍体现出兵团的风采,兵团的水平。第一期试刊出来后,效果不错,各方叫好。我似乎找到了我退休后的人生坐标。从第二期开始,《绿洲风采》报作为即将成立的绿洲知青志愿者协会(筹)的会刊,我并向《兵团日报》的现任领导发信求救,希望《兵团日报》及旗下子报《生活晚报》作为支持单位,这样避免了《绿洲风采》报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的非法出版物之虞。从第九期开始,我们又启用了兵团原司令员金云辉在来沪时给我们题写的报头,使我们这份小报有了更加浓厚的不同于沪上其它知青媒体的“新疆味”、“兵团风”。

   从2011年始,这份小报已出版了17期。其中甘苦、寸心自知。尽管我作出了努力,但始终离不开众多知青朋友的支持。比如说办报的费用,就是大家资助的。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对我说、老丁。你就大胆地办好报纸,费用你不必考虑,有困难就找我。这暖洋洋的话语成了我办好《绿洲风采》的无穷动力。三年多来我几乎报导了所有退休在沪的上海支疆知青的所有大事。从进疆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到兵团成立六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从大美新疆,情系兵团的旅游专列到赴江西共青城拜谒胡耀邦陵墓,从风靡上海的新疆舞热到边境往事摄制组的活动……我们还采访了上海市原副市长谢丽娟、上海知青支疆的具体组织者张浩波,我们更提出了后知青时代“四个一”、“四个靠”的活动宗旨,即知青活动要落实于“有空聚一聚,有难帮一帮,病中探一探,走时送一送”,而解决知青个体的特殊困难,要立足于“依靠政府、依靠政策、依靠法律、依靠群体”,为引导與论,激发知青的正能量尽了绵薄之力。当我知道自已办的这份小报受到了上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送呈市有关领导参阅时,我真正地感到自已晚年的新闻生活是多么有意义。

   生命不止,笔耕不息,作为一名有追求的记者,新闻只有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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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知青文化

   1962年10月,正在读高中一年级的盛勇由里弄居委会安排,参加了由市政府召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介绍报告会”,会后还放映了电影纪录片《新疆好》。顷刻之间他被新疆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毅然决定放弃高一的学业,坚决报名参加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支边工作。当时,盛勇的父母很想不通,尤其是母亲百般阻挠,但始终没有动摇他到边疆去的决心。1962年12月24日,盛勇和100多位知识青年一起,踏上西去的列车,投身于兵团这个陌生但令人向往的群体。这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支疆知识青年。

   盛勇依稀记得在行军路上有这样一件事,当火车行至哈密附近的一个小站时,因为要加水,列车临时停了下来,贪玩的他和几个同伴用路基上的石子抛向铁路另一边裸露的电线杆和电线,听到石头投中后发出的清脆响声而乐不可支,正当玩得起劲时,忽然一位乘警站在他们面前,把这伙顽皮的青年带进了列车的餐车进行批评教育。直到带队的领导把他们领回。那位带队干部在领盛勇时,耐心而认真地告诫他:“你现在已不再是上海弄堂里贪玩的孩子了,穿上了黄军装,你就是兵团的军垦战士,军垦战士要必须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遵守纪律。”这几句话是盛勇在兵团受到的最早的教育,几乎影响了他几十年。后来他才知道,那位带队的领导就是当时农一师的办公室主任彭继迪。(彭继迪同志在十年浩劫中已不幸牺牲)。

   到了兵团以后,盛勇被分配在农一师五团园林队,工作是开荒造田。团部和连队的领导给青年们描绘了农场的发展远景。五团将成为一个蚕桑和果品的加工基地,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上海知青到来,和你们一起建设美丽的新疆。当时听到这些,知青们心里可振奋啦。

   但是,劳动生活开始后,艰苦的考验就开始了。每天清晨,排队上工,举起重重的砍土曼,挖着硬梆梆的硷土,不到中午,肚子就饿得咕咕直叫,盼来的只是一半包谷面,一半土豆的馍馍和一碗清清的看不见油花的菜汤。一直干到下午六点钟,才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连队。日复一日,平淡而枯燥,好不容易十天休息一天,还要到菜地义务劳动。时间一长,许多知青产生了情绪,有不少人甚至怀疑自己到兵团这条路是否走错了。但是,盛勇却看到许多营,团首长,隔三差五,或骑车,或骑马,或坐拉粮的牛车到连队来。白天和青年们一起劳动,开饭时间同样是一只苞谷馍,晚上到青年班中,排在油灯下给大家讲战争年代的革命经历。这些领导年纪都不小,有的甚至是老革命,是359旅的老兵。他们在战争年代流血牺牲,在和平年代依然流汗苦干,他们的言传身教对青年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在连队,盛勇结识了一位老八路,连长、指导员,甚至团长,政委见了他都会尊他一声“朱老”。后来在革命传统教育时才知道,这位“朱老”曾给朱德总司令当过马夫,牵过战马,到了延安后就在359旅,后来随王震将军南下北返,解放新疆。由于没有文化,最后就落户在农一师五团。这样的老资格,老革命始终谦虚谨慎,不搞特殊,处处保持老八路的本色。1958年,朱德委员长到库车慰问水灾灾民,农一师派车来接“朱老”去见朱德委员长,但“朱老”却婉言谢绝,他说:“朱总司令工作忙,我不去打扰。”后来朱德委员长派人给“朱老”送来了被面,布料等日用品,“朱老”还一直叨叨说真对不起朱总司令,给大首长添麻烦了。老八路的这些感人事迹给盛勇上了生动的一课。

   1964年,由于工作努力,盛勇被评为五好工人,并出席了团部召开的英模大会。1965年,又被调入团部商店,开始从事商业工作。在五团商店,他结识了工商股长荣月林,他同样是359旅的老战士。他在359旅时得过背粮冠军,因此得了一个“毛驴子”的绰号,意为比“毛驴子”还要有力气,王震将军到五团时,还记得他,称他为“毛驴子”。就是这位老革命,不居功,不搞特殊,不要任何照顾,住的土房子,吃的食堂饭,干的百姓活。他还常对青年们说“现在可比当年南泥湾好多了,我就是认定了一个理,不论在哪里,美好的生活是干出来的”。话虽朴实,但让盛勇记了一辈子。

   因此,盛勇进新疆的前四年,几乎就是在老八路、老军垦的教育下走过来的。他们不怕艰苦,踏实苦干的品质就像一针上好的补药,滋养着他年青的心灵,给了他艰苦奋斗踏实苦干的底气。成了他终身受用的精神财富。

   1974年到1980年,盛勇被选上参加了新疆援巴筑路工程,在巴基斯坦边境的大山中度过了七个年头。在一万多名筑路员工中,几乎有一半是兵团的军垦战士。他们远离祖国和亲人,常年战斗在群山绝壁,不仅工作艰苦繁重,而且时刻有生命危险。在这七年中,盛勇亲眼目睹了兵团战士不论职位高低,拿一样的津贴,干一样的重活,吃一样的饭菜,住一样的帐蓬。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鼓舞着他,是兵团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传统支持着他。因此,这七年的生活是一种别样的磨难,他亲眼看到了有100多位兵团战士把生命留在那戈壁荒山之中,默默奉献,毫无怨言。因此,当七年后胜利完成任务了,总感到自己精神上有了一个升华,这就是对兵团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兵团有了更深的感情。

   1990年,兵团组建供销合作总公司,盛勇奉调进入兵团供销总公司,并在计划处担任处长。从基层到首脑机关。视野宽了,担子重了,管辖的事多了,但他在心中暗下决心这多年培养锻炼出来的勤奋工作的好作风千万不能丢。因此尽管工作很辛苦,很复杂,但他十分努力。

1990年正是兵团开始实行计划单列的转折点,盛勇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兵团的各级领导为了落实计划单列,不辞辛劳,反复与国务院各部委联系沟通的场景。有些兵团领导甚至亲自当宣传员,反复陈述兵团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存在的困难。终于使计划单列一一落实。在兵团供销合作总公司的领导和我们业务部门的努力下,终于使兵团生产的棉花,畜产品,供应的化肥,农药全部单独列入国家计划,兵团还投资了6.1亿元在奎屯,哈密,乌鲁木齐,库尔勒,阿克苏,巴楚等地先后新建了棉花、农资中转库和国家级的棉花储备库,兴建了兵团供销大厦,利华酒店等经营设施,争取到了国家拨款和贴息,低息贷款近3亿元,其它贷款2亿元,为兵团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1995年底,盛勇又临危受命调到兵团棉麻公司,当时兵团棉麻公司的前两任主要领导均因贪腐而身陷囹圄,因此尽管棉麻公司的老总是个肥缺,但也是充满挑战甚至考验的差使。时任兵团司令员专门找盛勇谈话,要他开拓进取,廉洁奉公,把兵团棉花经营的这篇大文章做好。在盛勇担任棉麻公司总经理的10年间,棉花市场忽冷忽热多次反复大起大落,一会儿供过于求,又一会儿供不应求。价格大战此起彼伏,多头经营秩序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政治品质和经营能力都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尤其看到前两任总经理均在棉花经营上摔了跟斗。盛勇常常在心中告诫自己,只有勤奋工作,清白为人,才会“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脚”,才能不辜负兵团对我的培养和信任。

   在棉花供过于求之时,盛勇清楚地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一次深夜三点,他正在睡梦之中,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惊醒,一听竟是兵团司令员。司令员正为棉花销售问题而犯愁,即命盛勇赶往司令员办公室商议推广销售之策。他赶紧赶到司令员办公室,只见他桌上摆满文件,旁边放着一碗刚吃剩了的方便面,显然是彻夜未眠,这种勤政务实的作风对盛勇的教育很深。于是他们彻夜研究方案,不几天,几路人马就转辗全国各地,为兵团棉花打开了销路。这一阶段,兵团棉麻公司每天对外发运200车皮棉花,销售小组每天签约量在3000吨以上。各个中转站也都全力以赴,以致于不少装卸工累倒在现场。兵团人就是以这种拼搏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棉花调运发货和销售的任务,保证了兵团经济的健康运行。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市场形势瞬息万变。当棉花成为紧俏商口时,棉花大战峰烟四起,各路人马争显神通。作为国有企业,首先要考虑完成国家计划,在几次的棉花工作会议上,兵团领导都反复强调:“兵团计划单列后国家给了兵团许多支持,解决了大量兵团多年无法解决的困难,现在兵团只有多生产棉花为国家作点贡献,如果我们连这点都做不到,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对国家交代!“针对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兵团领导反复强调要“廉洁奉公”,“洁身自好”,“不论谁砸了兵团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决不留情!”一方面是爱国奉献,另一方面是洁身自好。这成了盛勇在棉花工作上恪守的两条原则。

   说实在的,在棉花紧销的那几年,盛勇遇到的利诱和考验还真不少,既有金钱的贿赂,又有美色的拉拢,但他牢记兵团领导的告诫,洁身自好,自觉抵御。有一次有位客商因有求于他,临走时留下一个信封,待人走后,盛勇原封不动交给了纪委,打开一看,竟是厚厚一叠数万元的现金。又有一次,一位客商化重金要打通盛勇爱人的环节,盛勇爱人也在棉花经销的岗位上,夫妻两一核计感覚此人有诈,于是坚决拒绝了此人送的礼,而且立即向上级部门报告了情况。有些客商和业务人员勾结,一计未成,又生毒计,出面诬告盛勇既有经济问题,又有作风问题,企图搬掉他这个绊脚石。但经纪委多方调查,均为不实之词,作为一个搞棉花供销的总经理,手里有货,账上有钱,有人相求,更有人贿赂,但他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脚,实现了自已勤奋做事,清白为人的人生信条。在那几年,兵团棉麻公司每年都较好地完成了国家的棉花调拔计划,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的褒奖。

   2006年,盛勇年满花甲要退休了,兵团委托了一家权威的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在关于他的《离任审核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他任职期间,实现销售总额78.3亿元,上交利润和管理费2.1亿元,缴纳税金1.15亿元,应收账款余额1232万元,比任职时减少96.3%,存贷款余额5577万元,比任职时减少92%,预付帐款余额9113.4万元,比任职时增长了242.7%,资本公积金余额181.2万元,盈余公积金余款7365.1万元。任职期间未发现新的借款,非正常的应收账款,做到帐物相符,没有对外担保现象发生。”“他面对着棉花经营改革的市场变化,经受了重大的考验,为振兴兵团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看到了这份报告,盛勇心中释然,淡淡一笑,心中才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慰籍。

   从1962年到2006年,盛勇在兵团整整44个年头,从来没有离开过兵团。他当过农工,干过营业员,挖过煤,修过国际公路,当过兵,也做过公司的领导。在每个单位,都经历了兵团精神和革命大熔炉的熏陶。兵团不仅教会了他生活的技能,更重要的是教会了他怎样做人,盛勇说:”我感恩兵团,我为自己是一个兵团人而感到自豪。”

 

如今,我年近古稀,和爱人,孩子一起居住在上海浦东一个温馨的小区。我的爱人也是上海知青,长期在商业单位工作,曾被评为全国和自治区的三八红旗手和兵团劳模。我们一双儿女师从上海支疆知青中的钢琴老师,先后在西安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深造,现在北京和上海从事文艺工作。我们幸福的一家对兵团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在兵团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又一次地回忆了自己成长的经历。如果说我在人生路上还有一点成绩的话,我要说:“是兵团,兵团精神和兵团老一辈教育了我,培养了我。我祝福兵团的事业更加兴旺,更加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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