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什么”？或者“什么是知青”?
网友不止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网上也有这个题目的文章，但多是文学语言的描述。翻阅书籍资料，一时找不到简明的答案。所以只能根据看到的资料和自己的感受谈一谈，顺便提几个对知青史的疑问。
一、从“支青”到“知青”
翻阅资料，出乎意料的是，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好像从来不用“知青”这个词。比如2011年 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有关文字（第二编第十七章的第三节和第三编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提到的都是“知识青年”，除了“197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之外，并没有用过“知青”一词。
在书籍和网上寻找一番，始终找不到文革以后的中央文件中有“知青”的。至于文革前，大概根本就没有这个词。我见到最早出现这个词的材料是1976年“回城闹革命”的知青造反组织的宣传品。看来“知青”属于大众语言，它的普遍应用应该是在1968年的“12.21”指示之后。
为什么中央文件不用这个词？是因为含义不清吗？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是：“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还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简称，还是“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简称？
前两种提法的实际差别不大。一个历史概念的约定俗成，不一定受政治家或学者的规定局限。回顾50年代到70年代的相关历史，“知识青年”这个词几乎总是与“上山下乡”联在一起。除了极少数例外（1967年的几篇社论），“知识青年”一直是上山下乡的学生独享专用的名词。因此
“12.21指示”之前虽然没有“知青”，倒是有“支青”一词。1968年7月到我们刚到北大荒时，和文革前来的中学生一样都被称作“支青”——“支边青年”，或者简称“青年”，如“北京青年”、“上海青年”等等。这与当年上海天津等地习惯使用的“援疆青年”是一致的。“支边青年”的原意是指内地支援边疆地区，比如50年代北京、山东等地青年农民赴北大荒。自从“12.21”之后出现“知青”一词，下乡的中学生就都被划成此类，不再算“支青”了。
除了“支边青年”外，“支青”还有另一个分支是“支农青年”，指城镇人口去农村当农民，60年代初缩减城市人口动员待业青年到农村就属于这一支。阅读《中国知青史 初澜》等书籍我们知道，在“支边”和“支农”两个潮流之前，还有50年代初期就开始的小学、中学毕业生回乡或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报刊称作“知识青年”。这些下乡学生和“支青”都属于“上山下乡”序列。在黑龙江和新疆等地的军垦、农场，这几种人员的历史作用至今仍被全面肯定。无论从历史缘起还是从时间人员看，各种“支青”与“知青”并不能完全区分开，所以“知青史”大多从回乡学生、“垦荒队”、各种“支青”说起。
60年代初之后，上山下乡的潮流变成了一支，它的主体变成了由下乡学生组成的“知识青年”。
由此可见，“知青”一词还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按照今天的语言习惯，“知青”通常被狭义化地理解为总数为一千六、七百万的城市下乡中学生。而在知青史书籍文章中，这个词是否包含包括回乡学生和更多的人，则要看论及的时代和对象：是主体为回乡青年、支边青年、支农青年和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还是包括回乡学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或者只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二、知青都包含哪些人？
前两天浏览了一下网上资料，发现在两年多前在“天知网”上就有网友对“知青”与“支青”的外延与内涵做过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也按此方式谈谈。
所谓“知识青年”的外延，就是看看这个词都包括哪些人。
据说尼采讲过：“定义只适合于非历史的东西”。“知青”或“知识青年”恰恰是个历史词汇，有一个演变过程。上山下乡的初、高中毕业生当然包括在内。小学生算不算？大学生呢？这就需要捋一捋几十年的历史过程了。
1950年代初曾有一批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入中学需要就业，被舆论要求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成了“知识青年”最初的成员。例如徐建春、吕根泽等典型人物。
到了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上山下乡的主角已经成了中学毕业生。开始以回乡中学毕业生为主，后来渐渐更多指向城镇中学毕业生。此时小学毕业生已经不算了知识青年了。看看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60年代初小学毕业的孙少安当农民似乎天经地义，而中学毕业的孙少平却以知识青年自诩，不再甘心作农民了。
那么自60年代起，“知青”或“知识青年”就是“上山下乡的城市中学毕业生”了吗？
这么讲可是违反毛主席语录的。“12.21指示”讲得很清楚，需要“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包括了城里人“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
但事实上当年和今天所有的言论中，文革中的大学毕业生都没有按照“最高指示”被算作“知青”。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没下乡吗？几年来我一直有这个疑问。
去年我写过一篇博文，认为文革中的大学生并没有真正按照“12.21指示”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大学生的“下乡”大多只是大学的农场分校，或者毕业分配前在农场劳动锻炼。只有一大批文科、农科和医科生毕业后一度在公社一级的革委会、学校和卫生院等基层单位工作过，几乎没有下到生产队的。但后来有些网友不同意此说，我也感到自己了解的材料并不全，故收回此文。可疑问并没有解决。
我认为大学生没下乡有个依据：1968年底至1970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曾进行过“大学生下乡”试点。清华的材料见叶志江的书《走出文革》（他的博客中大概也能找到）。1968年底清华大学曾把9名毕业生送到河北农村插队，一年后其中有人还参加过县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典型汇报大会”。北大的材料见2011年2月23日的《陕西日报》文章“邓小平女儿邓楠在宁强的日子”，提到北京大学学生邓楠、张宏等人到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高寨子公社下乡插队，户口也迁去了。这两个例子才是真正的大学生下乡。当年这“两校”由谁直接领导是众所周知的。这种试点活动清楚地说明，“12.21”指示并非虚晃一枪，当年确实有让大学生下乡当农民的实践。但这种试点后来并没有推广，可见“大学生下乡了”的说法未必正确。究竟是发起者又改了主意，还是掌管具体工作的人不愿执行？又或是试点结果不理想，因此没有实行？。
反之，如果说文革中确实有大批大学生下乡了，为什么没有按照“最高指示”把他们算成知青？为什么不把他们包括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大学生才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知识青年”呀。他们下乡应该比中学生产生更大的反响，为何无人描述其规模、过程和影响？
有人说：大学生是国家干部，因此无法下乡到生产队，或下了乡也只能是暂时的。这种解释自然有道理，但也不无疑问：①大学生的干部身份并不是1968年12月21日之后才有的，发出这个指示的时候难道不知道这个障碍吗？②这个障碍真的不能克服的吗？在当年，“最高指示”可以不执行吗？1966年12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同工农结合是知识青年的历史道路》提出“不仅中学毕业要当农民，大学毕业也要当农民”。如果这是文革初期的文字不能当真，那么1968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可清楚地写着：要“彻底打破大专院校毕业生一出校门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旧制度”。③那两个学校的试点也说明确实曾有“彻底打破”的尝试。
可见无论说大学生下乡没下乡，都有一些疑问，都需要用更明确的历史事实作解释。主观猜测没有多大意义。
这样看来，要说清楚历史上知青都包含哪些人还真不那么简单。
有人会说，你这样咬文嚼字有什么意思？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再讨论大学生算不算知青有什么用？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意义的。至少能更好地解释发出“12.21”指示的动因。有人认为这个指示是为了降服“桀骜不驯的红卫兵”。可是有文革经历的人都知道，1968年底，至少在北京，中学生已被“降服”一年多了。此时军人掌握了学校绝对权力，群众组织被“大联合”所取缔，整顿了党整团，恢复了部分文化课，还分配了部分66届毕业生（包括征兵 ）。在1968年下半年依然“桀骜不驯”、大打派仗坚持武斗的，只是大学生造反派。如果大学生没下乡，“降服论”就说不通。如果说大学生下乡了，就应该把它的规模影响和与知青的关系说清楚。
三、知青是一个特殊的、独立的、阶级属性不清的、极不稳定的阶层
更能反映一个概念的本质的，是其内涵定义。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曾被认为是一个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个群体的阶级属性是决定一切的本质属性。“知识青年”的内涵由“知识”和“青年”两部分组成。“青年”暂且不论（很多16岁左右的下乡学生其实很难算青年）。要害是“知识”这个定语。“知青”与“支青”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谁包含了谁，而在于前者与“知识”沾了边。随着50年代到60年代“知识青年”文化水平的提高，它的阶级属性也变得越来越可疑了。
支青的主体是工农，无论是“支农”还是“支边”，“支”字都是支援的意思，含有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做贡献的褒义，他们和垦荒队员的历史无论在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哪个阶段都是被正面歌颂的。而“知青”就不同了。它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当时没有人明说，但在很多人心中属于“小资产阶级”。
当然，当年社会主流对此认识也有一个过程。现在人们十分强调文革前后上山下乡的性质有所不同，其实今天回顾历史就会看到，文革前，主流舆论对这批人的称呼和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通常一个群体的称呼形成都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但中央文件正式使用“知识青年”这个词却是在1963年底一个很短时间内决定的。
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一书中，将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分为探索阶段（1955年至1961年）和有计划展开阶段（1962年至1966年）两段。早在第一阶段的开始就有报刊使用“知识青年”称呼到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了。还有一些地方党委政府也如此，比如1958年4月16日共青团上海市委召开《上海知识青年志愿参加湖北、安徽农村建设的活动分子大会》，市委书记曹荻秋讲话中多次提到城市知识青年支援农村。但那时使用这个词未必有多少政治含义。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文件中并不使用这个词汇。甚至在转发一些含有“知识青年”提法的地方文件时，中央自己也不使用这个词。从1957年刘少奇关于中小学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讲话、《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8年中央的支边宣传材料、一直到60年代初期的安置工作文件都不使用“知识青年”一词，使用的都是“下乡学生”、“下乡青年”一类称呼。
转变发生在1963年底。《大事记》中，这一年10月22日之前的所有会议和文件（1月5日至17日的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会议、2月5日的四部通知、3月17日国务院的通知、5月4日国家计委等《补充通知》、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10月10日印发的《关于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的基本情况和安置意见（草案）》、10月22日中央和国务院批转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中，始终使用“青年学生”等词汇，没有用过“知识青年”。然而就在20多天后的11月18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议上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赫然出现“知识青年”一词。中共中央随后印发此草案，《人民日报》紧随其后连续发表社论呼应。从此在所有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在各种报刊杂志中，“知识青年”完全取代了“下乡学生”、“下乡青年”等称呼。
可见这种改变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出于主观决断。是什么样的政治背景、是什么人在这20多天内做出这个决断，将下乡学生与“知识”挂钩，从此变成了“知识青年”呢？
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周恩来的态度十分特殊。在我看到的材料中，无论在中央文件正式使用“知识青年”之前和之后，他在讲话中始终不提“知识青年”，一直用“下乡青年”、“支农青年”或“青年”。例如1963年7月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召开的各大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的讲话（《大事记》p32），10月对《中国青年》的讲话（《大事记》p34），1965年2月28日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是如此。文革高潮中他的多次讲话仍然极少提到“知识青年”，例如1967年10月处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风潮时的讲：“‘支农青年’关于上山下乡是刘、邓黑指示的口号本身就是不对的”、“支农青年四个字好得很嘛”(《中国知青史 大潮》p56)，1968年2月2日的讲话(《中国知青史 初澜》p274)。甚至在“12.21”指示发布之后依然如此，比如1970年3月10日在“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的讲话(《知青心中的周恩来》p16)。
1965年2月28日周恩来在安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知青心中的周恩来》p8～p10)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须知此时在中央文件、报刊社论中全部使用“知识青年”称呼上山下乡的主体已经一年多了，而且这次讲话是在总结《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贯彻经验会议上讲的。周这次讲话始终没有提到“知识青年”，一直称为“下乡青年”、“下放青年”。中间两段干脆不用主语，大量用“他”、“他们”，今天读起来都觉别扭。与当时的中央文件、报刊杂志对照，差别实在令人吃惊。这种例子还能举出很多，相反的例子极少。
以周在中共高层几十年的沉浮阅历，以他的政治经验和对政治术语的敏感（据说1966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刚一提出，周就提出疑义），这种言论不大可能是无意的。这也符合周氏在文革中消极抵制某些事情的风格：一方面在正式文件和批示中不反对，另一方面在不形成正式文字的讲话中坚持自己的说法。当然，周即使真有不同想法也不会公开表态，否则必将成为“两条路线斗争”。但他一次次在讲话中坚持另类语言，是希望用自己的声音影响人们对知青的称呼习惯吗？是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让后人理解吗？这是知青史中的又一个疑问。希望有人收集资料，做个准确判断。
自从党中央正式命名了“知识青年”，下乡学生就从“支青”中——实际上就是从“工农兵”中被划分出去，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所以依我看1963年底应该是知青史的一个分界点。不知道这与1962年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的历史背景是否有关。对文革前的知青史我了解得很少。从一些资料看到，1964年上山下乡已经逐渐有了更多的政治含义，至少对“改造”出身不好的知青是如此。
另一个分界点，公认是文革中的“12.21”指示，它掀起了上山下乡的大潮，也使“知识青年”的属性发生了深刻改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部分。
“12.21”指示判定了知青的两重性。对于十几岁的中学生，通常认为正处于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如果说他们已经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论从知识的分量还是从年龄上讲都似乎欠妥；何况文革初期还响应号召充当了“革命小将”，有一阵子还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呢。所以含含糊糊冠以“知识青年”，含有暂戴半个帽子、以观后效的深意。反正你不可能总是“青年”嘛。“再教育”一词对知青既明确否定又留有余地。一方面表明你原来接受的教育是修正主义的（对老三届）或是不完整的（对69届之后），必须重新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另一方面也表明你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所区别（对后者不是再教育而是改造），如果到“三大革命”中接受贫下中农教导，还是可以变成工农兵，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
总之“知识青年”和“再教育”言简意赅，包含了深刻的“阶级分析”和“继续革命”内涵，切莫小看了。这些词汇可以根据对象、形势和需要任意发挥两重性中的任何一面。难怪潘鸣啸感叹：这“是一个多么绝妙的言辞生硬的政治宣传术语实例”。
“12.21”指示明确了知青不是工农兵——否则为什么要接受“再教育？当然也算不上知识分子，在专业知识、工作岗位、生活待遇等方面远不能和真正的知识分子相比。许多知青到了农村后并不为农民接受（特别是插队的），多数知青也不情愿在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上被农民同化，知青的集体生活方式更增强了这种抗拒的本能。无论工人、农民、军人、干部还是知识分子都不肯接纳这个群体，使他们成了夹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一个孤立的阶层。
与现代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不同，文革中的知青阶层并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按照经济地位划分的，也不是从以往历史继承下来的，更不是“右派”、“走资派”那样的现实政治斗争的产物。它完全是超越经济的政治力量人为生成和人为维持的。这就注定了它难以稳定持久。
“12.21”指示催生了知青阶层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中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悖论：只有下了乡的学生才叫“知识青年”，才需要“接受再教育”。如果中学毕业后不上山下乡，或者下乡后回城进厂、推荐上学、参军，就都不叫“知识青年”了，都立刻成为工农兵，不必“接受再教育”了。比如1964年我初中毕业时同班同学有参军和进工厂的，他们都成了军人和工人，有的还在文革中成为工宣队员进驻学校。1975年我回京进工厂没几天，被公司调去参加“工人学理论小组”，与师范大学的老师合作时，成了他们恭敬的“工人师傅”（那时我还是学徒工呢）。即使后来领导不满意被几次批评调回车间，也从没有人对我提到过“再教育”。我下乡七年未能改变知青身份，进厂后一夜之间就成了工人阶级一员；一些在农村必须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一旦上了大学就成了“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去“上管改”。这种荒唐的逻辑怎么能不给知青运动造成思想混乱和实践逆流？知青运动失败的原因首先在政治方面，但“知识青年再教育”理论中的这种荒谬也是失败的内因之一。
知青运动高潮的前两年这些矛盾还不突出。1968年7月我们到北大荒时，大部分人是自愿去的，其中不乏高级干部和军人子女。也确有一部分知青满怀激情在“广阔天地”战斗。金训华、张勇、孙连华等烈士都出现在这几年，并不是偶然的。
但实际生活远比任何耀眼的理论更有说服力。一两年后大家发现，有些人要想成为“接班人”不必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另有“走后门”当兵、上大学等捷径。这等好事当然不会人人有份只是有权势者的专利。“走后门”之风一开，便给“知识青年再教育”说词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混乱，知青中的理想主义色彩逐渐黯淡，直至陷入信仰危机。70年代中后期再没有出现著名的知青烈士，只剩下“白卷英雄”一类。这也不是偶然的。
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很快就使知青阶层变成了一个极不稳定的群体。“九一三事件”是文革的转折点，也是知青运动的转折点。此后形形色色的“走后门”返城风愈演愈烈，几乎感染了所有知青及其家庭，影响了社会风气。绝大部分知青都企图用各种方式离开农村，整个70年代每年全国都有10%以上的知青以各种方式离开农村（只有74年是8%）。一方面一波又一波的城市学生大规模涌入农村，另一方面公开或暗地的大量分流离开农村。1975年张春桥再次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掀起虚幻的第二次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时，高级干部在农村的子女已经基本跑光，叫人如何相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一套？
“再教育”难以为继了。《中共中央转发李庆霖的信和毛主席的复信》（1973年6月）和《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1973年8月）以及同期的国务院的报告中，除了一次引用“12.21”指示之外，始终没有出现“再教育”一词。此时各种弊病已积重难返，年迈的领袖无奈地承认“全国此类问题甚多”。无论他还是后来的接班人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理论的破产必将导致实践的破产。文革结束是知青运动历史的最后一个转折点。一旦政治压力骤减，大返城的洪流就像决堤一样势不可挡。1978年中央最终提出知青属于工人阶级，但已于事无补，没有产生任何反响。
所以从“知识青年”的内涵看，这个群体被强加的的属性和使命也经过了与时俱“进”的演化转变，大致经历了支青、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直至理论和思想破产这几个阶段。到了70年代末期最终成为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问题群体。知青内涵的这个变化过程和整个知青运动的历史过程一样，也应该成为历史学家认真分析的课题。
四、知青情结——知青历史的延续
知青既然是中国社会十多年间出现过的一个独立的、独特的、阶级属性不清的、一直处于急剧变化的阶层，它就应该在中国现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古今中外从无先例也不可再生的历史研究样本，无论怎样“宜粗不宜精”也不应忽略。
据说有国外学者从一开始就饶有兴致地把知青运动看成一场宏大的社会试验（反正他们不必为其代价买单），对于描述分析这个史无前例的移民事件的动机、过程、造成的巨大冲击和长期后果进行了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学的考察。国内也有学者冲破禁忌不避喧嚣，收集了大量资料著书立说，作出可敬的贡献，尽管研究的规模和深度还远不能与应有的地位相称。
但我们自己看待这段历史时，却不能带着亲历者刻骨铭心的感受。
当我在键盘上敲击这些文字时，眼前经常晃动着北大荒原野上一大批年轻幼稚的身影。
他们之中有些人满怀单纯的理想或幻想,真诚地在时代舞台上表演着革命正剧；当历史大幕即将落下时，却发现剧本荒诞不经。
他们之中更多的人被时代大潮挟裹到农村边疆，懵懵懂懂中蹉跎虚度了青春岁月；潮流过后已经身心疲惫、人近中年。
一代人的青春年华，一代人的热血忠诚，这些共和国最珍贵的财富，被轻易挥霍殆尽。而几十年来为此痛惜的，只有知青自己。
知青一代的成长阶段正逢新中国探索发展道路的最初三十年，不得不充当了一次次“折腾”的牺牲品。70年代末，当几百万已不再年轻的“知青”在短时期内一齐涌入拥挤的城市时，老家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立足之处。此时的工农兵、老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迅速回到了十年前的位置，只有知青没有自己的位置（除了少数高考恢复后的大学生），成了社会的沉重负担。
可是在消化这个苦果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因此发生重大动乱。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奇迹。知青又一次在社会重大转型期负起了重担，却把自己压到了底层。
二、三十年后，他们中有少数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或者成了政商兼通的企业家，或者成了某个领域的精英。在这些人的经历中，早期的艰苦岁月的确可看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前的磨砺和资本。
大多数知青终因先天不足，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沉淀到了底层。他们原有的优势（吃苦耐劳、对底层国情的体验、与工农的紧密联系等）在新时代大多过时无用，他们的先天劣势（年龄较大且缺乏知识、学历和竞争意识）却使自己不断被边缘化。对于一些弱势者，后知青的生活如同“二次插队”，只是这一次没有了集体相伴，没有了单纯的人际关系，更没有年青的资本梦想未来。即使挤进技术和管理队列的人，也不得不与比自己年轻一、二十岁的同事在同一跑道上竞争。
当社会财富越来越向权力、资本和“知本”集中时，不少知青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我，开始怀念以往相对平等的清贫生活和“抱团取暖”的集体，怀念毕竟充满青春活力的艰苦岁月，在选择性的记忆中产生了群体的认同和共鸣。无论知青后来成了什么人，那段经历总是人生最有分量的里程,
“知青”甚至成了一些人一生不愿离弃的称号。与回忆和怀旧并生的是反思和质疑。几乎每过几年，都有不同阶层的人对这段历史的过程、动因、性质、影响进行新的思考、讨论、争论。
因此知青的历史仍然无法结束。知青的躯壳早已化为中国现代化大厦的基石，而它的幽灵——怀旧和反思却始终纠缠着许多老知青。尽管这种被称作“知青情结”的东西在年轻人眼中大概只是一伙前朝遗老的自吹自怜自叹，尽管它与当代所有的时髦都渐行渐远，却在几十年间顽强地发出着自己的声音：从集体聚会到结团返乡，从知青小说、电影、戏剧、电视剧到群众性的诗歌、绘画、演出，还有大量回忆录、个人史、文集。在思想舆论日趋多元化的今天，这种声音包含了五花八门的感慨、评论、争论甚至攻讦；从热情的歌颂到刻骨的诅咒，展现出一幅从“左”到“右”色彩俱全的光谱。每一种观点都有热烈的支持，也有激烈地抨击。刺耳的喧嚣令不少学者在知青史边缘止步，知青的话题却在各种网站、博客、论坛超越时空地扩散。
不管你钟情于这个光谱中的哪一种颜色，你都得承认，知青情结真是一个罕见的历史现象；你都不能不疑问：为什么在这个阶层消失了三十多年后，仍然会有如此广泛热烈持久的情与思呢？
如果不能解答这个疑问，你就仍然无法回答本文的标题——“知青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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