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中国航天员训练中心那间宽大的副主任办公室里，杨利伟坦言6年前那次已经永载史册的太空飞行，不仅是一次成功之旅，于他更是一次生命之旅。而对于这次旅程的深刻感悟，却是在他返回地面之后。
2003年10月16日6时54分，当身着乳白色航天服的杨利伟走出“神五”返回舱，向欢迎他归来的人们挥手致意时，一个记者喊道：“杨利伟，我们接你来啦，对全国人民说几句话吧！”杨利伟笑了，他说：“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当时，按照程序应该是拉着黄带，有警察维持秩序，但实际上，“现场全乱了，不管是谁，全都连蹦带跳。我听到有人喊，献哈达的呢？献哈达的人挤丢了。献花的呢？花也丢了。我们航天系统的一个记者，被欢呼的人群挤倒了，还有人从他身上踩过去……”那一刻，所有人都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激动与自豪，幸福与泪水，将所有人的心连接在了一起。而杨利伟也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他的生命和一项伟大的事业、以及一个民族的希冀，如此真切地联系在一起。
一星期后，杨利伟出访香港。在香港，他更是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成了最耀眼的明星。四万人的大球场上座无虚席，很多人还拥在外面想要进来。杨利伟出现在台上时，所有人都自动起立，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大声呐喊着。观众席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激动地反复高喊“杨大哥，杨大哥！”并且跟周围的人反复说：“他是我的老乡，他是我的老乡！”这一切让杨利伟深受感动。当主持人问他，听说起飞时你的心跳都没有太大变化，现在呢？杨利伟答道，我现在当然是心跳加快了，因为太受感动了。“现场的所有人，那种为祖国强大起来的自豪感，都写在脸上。”
在洛杉矶召开庆祝酒会时，很多华人华侨从各地赶来。酒会还没有开始，杨利伟就被人们围住签字、拍照。“两个小时，没动地方。”那一次，不断闪烁的闪光灯灼伤了他的眼角膜。从此以后，面对闪光灯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眼睛也因此患上了干眼症，以至于到现在见到强光还容易流泪。
后来，在华盛顿，在纽约，他们所到的地方，都受到了空前的欢迎。中国餐馆的门口都兴高采烈地耍狮子、舞龙，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拉着杨利伟的手，流着眼泪说：“中国的飞船飞多高，我们海外华人的头就能抬多高啊。”
这些，都是他飞行前没有想到的。“飞行前，只想着要完成任务。回来之后，面对这样大的场面，面对人们的这种热情，我才感受到，真的是国家的强大，让中国人的腰杆挺起来了。海外的华人，原来可能没有把我们祖国想象得有多么强大，如今我们的飞船都飞起来了，他们感觉到，我们的国家确实是强大了。我们也从中更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事业具有多大的意义。”

对话杨利伟：使命在延伸
青：您出仓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杨：对。很多场合我都讲过，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你让我回头去想，有更精彩的语言去表达吗？没有，还是这句话。飞行前，我没想到回来是这种状态，那时候也没想到回来要面对媒体。那一刻的感觉就是民族和国家给你的冲击。作为航天员的职业的神圣，为祖国的骄傲油然而生。后来在香港有一次互动，有人问：你到了天上，见到上帝没有？我就回答：我见到上帝了，上帝就在我心中，全国人民就是我的上帝，我永远和我的上帝在一起。之后全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没有人给我们设计，完全是我们的真实反应和感受，我相信如果让你这样经历一次，你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青：出征之前您是一个普通的航天员，但是“神五”凯旋以后您一下子就成了万众瞩目的航天英雄，您怎么样看待这种变化？
杨：这种变化第一是没有想到，因为作为航天员来讲，我们本身就是在执行任务，回来以后的事情，不需要我们去想，也没有去想。但事实上回来以后确实是这样的，要参加很多的活动，这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就像我说的，我在执行任务，从我们内心来讲，（出席活动）没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其它的一些想法或变化。
青：作为“航天英雄“，现在大家对您的期望会很高，期望您在各方面都做的很完美，对您来说是不是一种压力？
杨：我们回来的几个航天员互相之间有过交流，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确实有压力，我们不断地丰富完善自己，但是可能永远达不到那种期望值，因为随着你的进步，大家对你的期望也在提高。对我们来讲这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所以说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青：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公众活动，面对媒体，您是否适应这种作为公众人物的生活？
杨：作为军人，我并不能决定参加什么活动，活动对我来说，都是工作的一部分，应该说这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不是我所擅长的。但既然赋予了我这种责任，就要努力去做好。对我来说是责任，同时也是很大的压力。飞“神五”我瘦了四斤，但回来后去香港，一圈走下来，我的体重降了20多斤。
青：参加这些活动是否会影响您的工作？
杨：一点不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我们自身来说，尽可能去减少影响，还有就是当你看到这些活动的意义，很值得。通过我们自身的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航天科技的发展，让大家对这项事业感兴趣，让更多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对航天工程的发展来说，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这些活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高，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参加活动也会激励你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好地学习。我们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到海外，看到大家的热情，一方面他们是扬眉吐气，另一方面，他们也在鼓舞激励我们。因为，他们给予我的热情与关注，其实是对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的认可。所以更加激励你，也激励更多的航天员想要做好工作，去执行任务。
青：最近您还在电影《我要飞翔》中客串了一个角色，有什么新的体验？
杨：这是前不久空军为共和国60周年献礼的一部电影，我在最后有一分钟的镜头。首先我是根据批准去执行任务，其次我回到母校和学员们交流，我只把这当做一次正常的活动，不算是演戏。可是活动之后的第二天，网上、手机报等媒体上全是关于我‘触电’的报道。
青：我们发现您似乎优先参加和孩子们有关的活动？
杨：我们会针对一些大中小学生的，青年的朋友，向他们弘扬航天精神，培养孩子的爱国精神，崇尚科学的精神。激发更多孩子对载人航天事业感兴趣，通过交流去弘扬这种精神，其它的一些活动我们相对很少参加，
青：不久前，您还去看望了四川地震灾区的孩子们。
杨：对，我们在搞体验营，让灾区的孩子来体验航天的训练。活动搞得很丰富，包括带他们去聚会，去看升国旗，去一些奥运场馆参观，除了丰富他们的知识以外，还让他们感受到这种大家庭的温暖。去年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飞过去跟孩子们一起过“六一”，我觉得对孩子们的这种教育，我责无旁贷。那次过“六一”时，灾区的孩子给我戴红领巾，后来这条红领巾被我们搭载在“神七”上，飞上了太空。因为孩子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搭载这条红领巾，实际上就是放飞了希望，不单单是我们灾区孩子们的希望，更是一个民族的希望。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陈龙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了书法。每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铺纸研墨。无论是临摹碑帖，还是信手创作，也无论是书写古辞章，还是陶醉于自己诗作，他都乐在其中。
虽然不是职业书法家，但对陈龙发来说，这门结合了“文学的意蕴、哲学的玄奥”的东方艺术，已是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缘结瀚墨
“我是一个内心比较静的人，正是这样的性格，让我爱上书法，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陈龙发这样解释他与书法的结缘。
陈龙发出生在福建安溪一个偏僻的农村。那里的明山秀水孕育了他善良、温厚、儒雅的性格。他的家庭算不上书香门第，但父亲因嗜趣古籍、略懂书写而闻名乡里。长时间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培养了他对书法的爱好。“父亲就是我学习书法的启蒙老师。”
记得每逢过年过节，总有人拿来红纸，请父亲题写对联。这让他有了一种懵懂的认识：能写一手好字的人是有学问的人，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于是“写好字”成了他童年的向往。
父亲写的字，他一笔一划地临摹。别人看完的报纸，他拿过来揣摩标题美术字的结构、笔画。这样用心练习了一两年，不到10岁的陈龙发也开始为邻里乡亲写春联了，这是他最早的“书法作品”，并因此得到邻里乡亲的青睐和夸赞。后来，陈龙发外出求学、工作，可每年回家过年，为乡亲们写春联还是“保留节目”，这个习惯延续至今。陈龙发很乐意以书会友，也不排斥当下的书家卖字之风，但他认为有追求的书家一味地将书法作品转化为商品，横亘于书者心中的艺术价值的天秤就会发生倾斜，创作者的艺术境界也容易入俗。
在陈龙发看来，书法不仅陪伴他成长，赋予他乐趣，也带给他信心。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因为一手漂亮的书法和优异的成绩，陈龙发总是受到老师的“重点培养”。从最初父亲的启蒙，到中学陈庆荣、林松茂等老师的鼓励与指导，让他增添了习书的兴趣，从而打下了一定的功底。1984年，陈龙发考入厦门大学经济学专业，四年后继续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有了更好的习书氛围，开阔了视野，更加用心地钻研揣摩，把更多时间花在书法上，可以说，那是我的艺术水准进步最快的一个时期。”
研究生毕业前夕，恰逢厦门大学70周年校庆。在研究生会的倡议下，陈龙发举办了第一次个人书法展。“当时学校领导、省市书协的领导都参观了展览，并给予很多鼓励，在学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陈龙发笑着回忆。那段时间，大家都为找工作而奔走。他手写了数份简历，向厦门市政府、银行等多家单位毛遂自荐。因为不错的成绩和简历上漂亮的硬笔书法，好几家单位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悟中探寻
算起来，从童蒙时代学书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多个春秋。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书法成了陈龙发情感表达的依托和载体。他先后加入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作品曾入选观音阁碑林、厦门市书法家精品展、海峡两岸书法家作品展、中韩兰亭笔会作品展等，并多次在全国书法比赛中获奖。
“志存恬淡，心有所托，情有所寄，有儒者之风。”这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陈奋武先生对陈龙发的评价。他更形容陈龙发的作品“书风自然纯正，意气平和，简远高古，充满书卷气，颇有晋人风韵……其作品淡泊清静，学养与性情跃然纸上，可观其从政处事心态之清和静穆。”
读研究生期间，陈龙发曾经拜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厦门书法家协会顾问白鸿先生为师，系统、专业地学习书法。白鸿先生是厦门市著名书法家，曾在全国书法大赛中得奖。“白先生当年对书法的深刻理解、执着追求以及谆谆教诲，恍如昨日，感激之情，莫以言表。”陈龙发说，老师的品行操守和治学态度，至今对他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正是他的鼓励和鞭策，才让我对书法有更深的领悟和更痴的求索。”由于工作调动，陈龙发来到了北京，有了更多机缘接触高层次、有造诣、闻名遐迩的书界名流，诸如长青、亢美、曾翔等，他们锐意求变的时代书风、师古不泥的治书理念、广结同仁的处事之道，无不对陈龙发的书艺长进产生影响。
从最早的“美术字”开始，到后来博采众美，形成自己的风格。陈龙发不拘于一家一体，而是在字体、题材上进行多种尝试。翻开他的作品集，有小楷长卷，有隶书中堂，有行书散文，有行草条幅，也有草书对联。有评论家说他“楷书取法颜真卿，结体宽厚，用力沉稳，行笔充实；小楷运气平正，取势匀和，于古法中见新意；行书对联清丽流畅，俊秀之中观风骨，严谨之外见灵气；行书册页，更显精到细腻、格调雅逸、体势俊美、行笔流畅，不失二王之雅美……”

艺品人生
对于陈龙发来说，书法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自己精神世界的表达。如今的他，在尘世的纷扰与喧嚣，世间的聚散与炎凉，事业的收获与艰辛中，独自于书法艺术园地寻求一片纯洁的空间和宁静的港湾。正是这手中的笔和书法艺术，才使他在政务繁忙之余，静心学书，坚志不移，笔耕不辍。“缘于书法，这辈子就注定要与书法自作多情、自讨苦吃相伴随。”
他在长期的创作历程中感悟到，书法作品是书家精神、气质、人生观的无所掩饰的表露。书谱云：“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笔力、结体、行气、章法等艺术技巧弥漫于笔墨间，从中可以欣赏、玩味一个书家的人生经历、性情才气、天赋品味。一笔一划中都透射着作者的艺术功力、审美取向和精神境界。“一幅妙品，集形、意、气为一体，不仅可以表达节奏、滋味和韵律等不可言说的艺术语言，而且闪耀着中国传统艺术所特有的经典法度，也传递着当今时代精神昂扬、意气风发的清新之气。从书作中能够感染翰墨的气息，倾听远古的呼唤，触摸生命的律动。笔墨的繁简、浓淡、厚薄、枯润、粗细、俯仰，无不折射出深刻的哲理。书无定法，却有常态，哲学与美便潜伏其中了。”
书法背后所蕴藏的巨大的文化、思想含量和由此呈现出的艺术规律，深深震撼着他的心灵。“书法是实用的，也是艺术的，更是文化的。纵观中国书史，书法因实用而书写，因艺术而流传，因文化而传承。几个点画能变幻出无穷无尽、各具风采的字体与神韵，使人们能感受到或苍劲、或秀美、或飘逸、或古拙等不同印象，这就是书法的魅力。它不可尽言，难以确述，耐人寻味。把握它、欣赏它、创造它，需要一种内在的潜能，这种潜能就是感悟和灵性。”
陈龙发说，如今这个快节奏而有些浮躁的社会，电脑取代了纸和笔。人们写字的状态越来越少了。书法作为一种追求，他除了苦练内功外，还很注意与家人一起把书法的血脉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在培养儿子适应现代社会生存方式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创造条件培养他对传统书法的兴趣。现在10岁的儿子也敢于在家乡的门联上留下稚嫩的字迹了。陈龙发期待着人们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回归内心世界，保持一种淡定、超脱的心态。

“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无论是现在被人常常乐道的朋友关系，还是哥们关系；我认为一个最主要的角色还是家长。在孩子眼里，父亲永远都是长辈，所以对于父亲来说，责任是很重大的。”

“母爱相对于父爱来讲是较为细腻，但我关爱女儿也很细腻。”与现在很多“上有老下有小”的同龄人不一样，刚刚被提名为中国节水大使的郭秋林认为自己是个很称职的父亲，非常“顾家”。
郭秋林自幼受家庭熏陶，8岁学唱京剧，12岁随父亲学习山东快书表演和创作，具有扎实的艺术功底。1984年，他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1986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表演的山东快书《吹牛》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此，郭秋林非常感谢他的父亲郭昌仪。
郭秋林的父亲曾以山东快书《奇双会》获得1956年全国职工文艺会演一等奖，那年他父亲23岁。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的坚强和善良，以及对他的鼓励，让郭秋林也想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的父亲。

关爱不等于溺爱
1993年，33岁的郭秋林与妻子打消了之前不要小孩的顾虑，喜得千金。“我的职业是演员，不需要坐班，所以尽管经常有演出，但陪女儿的时间还是很多。我认为自己在女儿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
不过，提及女儿郭博今的出生，郭秋林心怀愧疚。“女儿出生那天，我正巧跟随总政歌舞团去部队慰问演出，就是张万年曾经所在的部队，没能赶回家。当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家，看见女儿的小脸、小脚时，我的那种初为人父的喜悦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作为父亲，郭秋林首先认为是监护。他说：“关爱的意识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最简单的是让她能够安全地成长，但关爱绝不等于溺爱。”他看见家里的暖气片棱角分明，坚硬无比，便找来很多海绵，仔仔细细地将其全部包裹起来，以免幼小的女儿磕碰到。“小女孩可不像小男孩，万一脸上、身上一个不小心磕碰出疤痕，那该多难看。”
然而，百般呵护也有一失。郭秋林说：“女儿有一次在电热水壶旁边玩，不小心把壶碰倒了，里面的热水瞬间就把她的小胳膊烫下一层皮，直到现在还有一小块疤痕。每当想起这个，我就懊悔不已，埋怨自己当时为啥没有预见到危险。因为我一直对女儿的活动有一种预见性，每次我带她到公园玩，我坐在木凳上背台词，她在一边玩耍，但是我的眼睛始终不离开她，发现一点点危险，就赶紧把她抱过来。”
有一次，郭秋林回老家山东烟台演出，索性把女儿也带上，一起回老家看看。到了晚上，宾馆的标准间里有两张床，他搂着女儿睡一张床，还有一位演员睡另一张床。结果半夜只听扑通一声，郭秋林从床上摔了下来。“女儿当时睡在我右侧，但是在睡梦中我以为女儿睡在我的左面，结果一翻身，搂女儿没搂到，一着急翻下了床。事后，一直有朋友拿这个事说笑，说我对孩子太细心、太宠爱。”
郭秋林说曾经由他操办过一台“三优（优生优育优教）”晚会，当时有一位教育专家就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父母要永远满腔热忱地去对待孩子，哪怕是孩子犯了错。”
郭秋林始终牢记这句话，因为在他的记忆中，自己的父母就是这样怀着满腔热忱教育他的，现在自己做了父亲，也要做一个“满腔热忱”的好父亲。

身体力行的引导
“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无论是现在被人常常乐道的朋友关系，还是哥们关系；我认为一个最主要的角色还是家长。在孩子眼里，父亲永远都是长辈，所以对于父亲来说，责任是很重大的。”郭秋林说，对于孩子的教育，要身体力行，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这是他从爷爷那儿得到的体会。
小时候，郭秋林和爷爷上街，看见路中间有块不大的石头，虽不太碍事，但要是给车轧蹦起来也是能伤人的。爷爷看到了，什么话也没有说就上去把那块石头丢到旁边，然后继续牵着郭秋林前行。
这件事给郭秋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没有为此去问爷爷为什么，以后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也就这样做了。如今，郭秋林将这样的行为也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了女儿，让她也能有这种关爱他人的行为，也许她还并不了解为什么要那样做。
“父亲与女儿的交流是在平时的点点滴滴中，不用刻意地去谈话，也许孩子还听不懂呢！比如女儿在学写字时，我就告诉女儿，一横一捺之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人品。女儿很诧异。我说，你看这一横如果歪了，就好像一个人站不稳似的……”希望以潜移默化的形式，逐步让女儿树立自己的价值观。
郭秋林认为与孩子交流当中，最重要的是多听孩子想什么，她是如何判断的。“孩子从学校回来，会经常和家长说一些学校的事，你会发现他们都十分善良。所以对于一些是非的定论，家长一定要相当谨慎。遇到问题，一定要问孩子她想怎么做？这样才好有的放矢。”
他不觉得和子女沟通有问题，甚至他在与孩子的交流中找到了很多别人享受不到的快乐。
“我的工作性质能让自己有多点时间陪女儿，和女儿在一起交流当然也不存在什么问题。记得一次我带她去图书馆看书。我俩分工明确，我背《父子同行》的台词，她看她的书。后来一次演出期间，孩子和我同事在一起，我在台上说上句，她在后台学我的语调，嗲声嗲气地接着下句台词，把我的同事逗得直乐。”郭秋林说，他不是想让孩子走艺术的道路，只是孩子能在与家长相处中积淀很多知识，所以做父亲的树立健康、向上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顺其自然最重要
随着女儿慢慢长大，郭秋林也体会到了越来越多的做父亲的快乐。女儿8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除了演出、慰问，就是忙着自家房子的装修，每天都很晚才回家。有一天，当郭秋林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时，突然发现桌子上有女儿写的一张字条：“爸爸，你辛苦了，我爱你！”顿时，他全身的血液里充满了暖流。那一晚，他美美地睡了个好觉。“虽然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但是却让我至今铭记。可能这就是女孩子和男孩子的不同之处，女孩子永远都是那么体贴，情感那么细腻。”
郭博今如今已经16岁了，郭秋林坦陈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顺其自然。“在我看来，孩子快乐最重要。我从不给她限制一个框，包括给她买钢琴，我也不是期望她必须要达到一个目标，只希望她能通过练钢琴，学会坚持，将来有一个业余爱好，有更好的自信心，仅此而已。我希望她能按照她自己的兴趣、意愿去学习、成长。”
在郭秋林的心目中，女儿是个健康向上、懂事的好孩子。“当她在成长中，尤其是青春期出现叛逆情绪时，我都是与她坐下来，给她讲道理，分析是非，告诉她做人的底线，和她一起看电视节目，有教育意义的节目，让她知道做人要诚实、善良，让她了解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苦难的生活中并不自暴自弃，而是选择坚强地站起来……在沟通、交流之后，这些道理她都渐渐懂得，并贯彻在自身的行动中。”
当然，郭秋林也清楚，“毕竟是两代人，没有代沟是不可能的，父母也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去想。”去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郭秋林积极带女儿去看开闭幕式，因为他觉得“孩子在成长中不该错过这样的历史性事件，一定要带她亲身感受一下，这有助于她的成长”。
“其实，父亲与孩子是一起成长的，她在长大，父亲也在成长。”郭秋林觉得，孩子成长是分阶段的，每个阶段做父亲的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教育、引导的方式、方法。
青联档案：
郭秋林，第十届全国青联常委，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企业青联常委

青联刊独家报道：

“从1月1号到2月9号，全国票房收入是7.2亿元，去年同期是3.4亿，今年翻了一番都不止。”谈到今年电影票房开门红，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委员的心情特别好，忍不住开起了玩笑：“也许都是经济危机闹的吧，原本打算假期出去旅游，没钱不去了，那看几场电影总不过分吧。”冯小刚举了个例子：今年情人节一天，全国票房达5000多万元，往年圣诞节、元旦这样最黄金的日子，最多也就3000万元，平常一天就几百万元而已。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别的行业都在不景气，结果电影业逆流而上，对电影来说是很好的机遇，“要想借机振兴电影产业，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加大影院建设的投入，”冯小刚认为，目前20个一线城市的影院建设目前暂时可以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但在二线的350座城市，影院数量还远远不足，这些城市的观众看电影的欲望其实很强烈。如果能把这些城市的潜力挖掘出来，每个城市哪怕只建三座影院，每个影院有4块荧幕的话，全国加起来就会增加4000块荧幕，就把现在全国荧幕数量翻了一倍，就意味着票房也将比现在增长一倍。

青联刊独家报道：

“文化产业发展也可以拉动内需，但目前政府部门在文化产业的投入不多。”巩汉林委员建议，能不能在发放消费券的时候，也搞一些文化消费券，弄一些好的戏让大家去看，愉悦大家的精神生活，这样也能扩大的内需。

巩汉林委员还对海外流失文物的追回提出建议，希望国际上能够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对各国的文化遗产归峞问题有个明确的规定，“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家的孩子在别人那里待着，不去管他。”

青联刊独家报道：

3月4日，小组讨论会期间李永波委员在电梯里遇到了崇拜自己的阿姨，那位阿姨拉着李永波委员不停的合影留念。临分别的时候，阿姨感叹地说：“你长得这么高，这么壮，怎么可以成为那么优秀的体操运动员啊！”电梯里一片哗然。

行为艺术就是在以艺术家自己的身体为基本材料的行为表演过程中，通过艺术家的自身身体的体验来达到一种人与物、与环境的交流，同时经由这种交流传达出一些非视觉审美性的内涵。

将烙铁加热，烫在后背上，烙印上本人的身份证号码；
一张长条桌，男方在抽烟，女方在削苹果，沉默五分钟后，女方用刀捅了男方左肩三刀；
从黄河上游取土1.6克，经过化验后，通过手术埋入身体……
这不是在拍电影，更不是幻觉，而是行为艺术家杨志超的一场场行为艺术秀的“分镜头”。
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他的身体被切割，被捅破，还有至今尚存的6件异物（泥土、铅笔芯等）藏在自己身体的各个角落。在别人震惊的同时，他依然痴迷于此。尤其是作品“种草”，除了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也是为中国的行为艺术树立了一座里程碑。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还不能完全接受这种“最前卫艺术”带来的冲击。甚至，有人定义行为艺术家等同于神经病。

“我不认为我是神经病！”
2000年11月5日上午10：00，上海，苏州路1133号“不合作”方式展览现场二楼。
里里外外围了许多观众。人群里不时有人在吸冷气，甚至有的女孩用手蒙上了眼睛，却又好奇地透过手指缝继续观看。原来这里临时搭建了一个手术台，约2000mm×800mm×780mm，一名医生哆哆嗦嗦地拿着手术刀，在“患者”不使用麻药的情况下，用手术刀在“患者”的左肩胛骨处，切开了两个一公分深，一公分宽的刀口，然后，把从苏州河边采集到的两株新鲜青草种入。整个过程持续了45分钟。
这就是杨志超行为艺术中的里程碑——种草。
杨志超种完草后，社会各界一片哗然。大家开始讨论“最前卫的艺术”和“最庸俗的商业”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近？网上很多网友的评价都是：“这个人不是艺术家，是自虐，是神经病！”
医学博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主任黄悦勤用专业的角度说：“在我个人看来这是有问题的。这是种太超乎常人的，超过你所在文化期望范围内的极端行为。要靠损伤自己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在精神科看来一定不正常，但具体是不是精神病还要看诊断。”
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杨志超显得很坦然。“在做‘种草’之前我也很紧张，因为完全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我的作品不要单纯追溯到这一件事上，它是有过程的。从1987年最早的‘滚画布’，我用自己的身体裹起了画布；1990年的‘传教’，我在身上纹了一个燃烧的太阳。这两件事我都和身体发生了直接的关系。而产生‘种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北京前我在兰州做了很多年的行为艺术，但来北京后非常苦闷，看不到未来，所以心理状态是非常灰暗和无奈的。如果说‘种草’要有寓意，我只能说就是：人在生命中要有承受力。”
除了“种草”，杨志超的很多作品都是以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网络上有人评价这是自虐。杨志超笑了，他认为身体是做行为艺术的一个基本要素，也是最方便的工具，做行为艺术就是他在做运动。“行为顾名思义就得动它，如何利用身体来表达就是我平时常想的事情。比如，在做‘种草’这个作品时，因为很疼，我的大脑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但却有一种很实在的感觉。这种感觉语言有时候无法描述，事后感觉很祥和。”
然而，这种“祥和”就是围观群众认为他是神经病的根源。
“我不认为我是神经病！因为在对身体自我伤害的日子里，心也同样受到伤害。这是一种比表面的伤害更加痛楚的伤害，它甚至会使人对所有的一切都质疑，包括怀疑存在本身。这种悲剧式结果的出现真的暗示了我们娱乐化生存时代的全面到来吗？但冷静下来，在这背后，通过身体的伤痛作用到心理，你又获得了一种隐隐的醒悟。它使你警觉，并在深深的原罪忏悔中，出现轻如羽毛的阵阵颤动，始终在不可言说的状态中感受着感动。”杨志超慎重地说，表情有着严肃、坚持，但更多的是从容。

从“乞丐”到“神经病”
世纪之交的时候，杨志超创作了两件行为艺术作品：“四环以内”和“嘉峪关”。前者，他在北京四环路以内风餐露宿行乞；后者，他以病人身份入住甘肃省嘉峪关市精神病医院。
杨志超说，这两部作品中的乞丐世界与精神病患世界具有深刻的“隐喻含义”。他严肃地说：“做乞丐的日子我觉得自己好像回归了原始社会；但是，在精神病院，我仿佛找到了世外桃源。”
当这两个作品上传到网络后，很多网友给予了热烈回应。有网友评论说：“这个人有毛病吗？要饭也是艺术？”立刻有人针锋相对：“为什么不说艺术也是一种要饭？”
“在‘嘉峪关’中精神病院的隐喻含义更为鲜明。可惜，很多的读者把它当成了报告文学，转而去讨论精神病患者的问题。作为普通人和实施这个作品时的杨志超的区别仅仅在于，杨需要付住院费伪装患病才能进入规定情境，而社会中的人却时时刻刻都处在‘导演’规定的情境之中。其实，每一处职场，何尝不是付工资的‘精神病院’？甚至可以说，这‘另外一个世界’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种戏剧场景？”
还好，天涯杂谈论坛上终于还是有杨志超的知音出场。一位网友引用了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只有一个不把疯癫当疯癫的社会才是一个不疯癫的社会。”还引用了贝克的话：“我们所谓的精神病患，其实都是失败的。”于是，杨志超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当面对乞丐时，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不是乞丐？当面对作为社会失败者的精神病患者时，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个成功者，不是精神病患者？你头脑之中既定观念的心理基础，正是人类社会制造乞丐和疯癫的动力源泉。”杨志超似乎明白了，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明白这一点，并能身体力行，现在就能成为一个“对生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感受力、富有创新精神的行为艺术家”，他的生活就将成为一部举世无双的伟大的行为艺术作品——“首先是给自己以启迪，同时又能启示并惠及他人”！

“丢脸丢到意大利”
意大利当地时间2007年6月10日下午5:10，来自中国的艺术家杨志超在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独立策展部分“P3 Project”展览，在威尼斯实施其行为作品“圣马可的钟声”时，遭当地警方拘捕。
杨志超到达钟楼顶层后，将上面写有“我请求见意大利文化部长先生，否则我将自杀”，宽1.2米、长20米的英文红色条幅从窗口抛下。30分钟后，当地警察赶到现场带走杨志超。在经过五小时的询问、审查和取证后，于当地时间23:00左右将杨志超释放，条幅、字牌、信件被没收。
用网友的话说，杨志超“很傻很天真”。杨志超说：“这样做是想把一封阐述作品动机、涉及到自杀问题的信件亲自交给意大利文化部长先生。却无意中成为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及各大报关注的焦点。”
“因为在中国有许多的平民为了讨得工资和维护个人利益，正是采用这样看似极端的做法，以赢取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而实现对个人权益的保护，这是无奈的又是令人悲哀的。这样的事件暴露出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个人角度讲，我并不赞同这种方式，但屡屡出现的这种现象，无疑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作为艺术家，对这件事情的思考最终构成了创作这一行为作品的全部动机。艺术家是有国界的，但艺术作品是全人类的，因此，当一位艺术家以他自己的方式展现这样的问题，以期引起国家乃至世界的重视。”杨志超义正言辞。
对于他的解释，有人说他是为了哗众取宠，有人说他“丢脸丢到意大利了”。艺术批评家朱其说：“在行为艺术中，艺术家的人格是非常重要的，但中国行为艺术家的作品和平常状态相差太远，他们在作品中超常地反叛，而在生活中却有一种贵族化倾向，追求的是舒适和‘小资’。”
“哗众取宠”的说法杨志超是坚决否认的。因为在他看来，“哗众取宠”建立在一个“虚”的基础上，具有“用一分代价换10分、20分代价”的心理，而他的行为实实在在。“当然，行为艺术这种方式本身就有表演的成分在里面，因此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正常的。”
今天的杨志超已经不再单一地拿自己的身体做试验了，除了年龄的增长，身体条件不允许外，更因多年来对行为艺术的全面认知。“我会多线条地去发展，将美术、雕塑等各个元素容纳到自己的作品中，永远走在行为艺术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