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鼓舞国民的作用已经不靠全运。“体育除了给观众找乐子，还要给国家争面子。这正是全运会初创时的主要目的。那时因台湾占据了奥运等国际比赛的席位，我们被封闭于多数世界比赛之外。为了振作精神，鼓舞士气，显示中国人的气概，搞了全运会。时过景迁，我们早已加入到世界体育大家庭中。为中国人争面子的最好场合显然是世界体坛，而不是自家的操场。”

    其二，找乐子有了更好的替代。“老百姓现在能够看到的体育比赛太多了：奥运会、世界杯足球、世界田径、篮排、乒乓球锦标赛、亚运会、ＮＢＡ、四大网球公开赛，等等。大家的心理空间有限，兴奋点让更高水平的比赛抢占了，全运会必将疲软。”（以上两点引自2000年悉尼奥运时笔者的文章）

    其三，全运会扰乱国内体坛秩序。上届全运会上丑闻多如牛毛，更有柔道的假赛与重赛，促使笔者撰文提出这一观点。本届全运会

    我系（北大社会学）的书记一次开会时说：“校内流传北大是一流的生源，二流的师资，三流的管理，我们管理者一定努力提高……”，老师们哄然大笑。套用这个句式，我想说：中国的竞技体育是一流的运动员，二流的观众，三流的记者。中国体育管理者的水准不好评估，他们靠着举国体育和巨额投资抓出了奥运金牌第一，但同时让大众体育荒废得一塌糊涂。说记者是三流，记者肯定不服。不行又不服恰恰说明他们远不如我的领导，后者自谦还能自嘲。自嘲可是一种境界呀。

    本届全运会上，媒体对待刘翔与其他运动员的天壤之别，凸现出他们不入流的素质。对刘翔他们巨细靡遗，如果吃饭睡觉也能入镜他们决不会遗漏的；对很多其他运动员，甚至著名运动员，竟然到了漠视和歧视的程度。对选手的报道多寡不一，没有人不服。但是如果力量都放在某个选手上面，对其他项目的成绩连最基本的报道都没有，对有些破纪录的选手一个比赛镜头都不给，说歧视不过分吧。我早就领教过媒体的势利，没想到他们如此势利。

    我指导的一个研究生刘晓参加了全运会的女子跳远，我从网上无论如何找不到她比赛的信息。全运会网站上设有“赛程赛

作者按语：以下两文分别写于悉尼奥运期间和上届全运会期间。四年过后，我的取消全运会的态度没有改变，且论据更多。容慢慢道来。

看奥运，想全运 （2000年9月19日,记不清是发表在《体坛周报》还是《足球》了）

    看着奥运热气腾腾，万人争睹，不知怎的就想起了全运会和和九十年代美国的一本畅销书《赢家通吃的社会》。

    这部书作者的观点如下。因现代社会中交通的畅通及成本的下降，一种畅销的商品可以从都市走向小镇和乡村，从一国遍及全世界，比如可口可乐。因现代社会信息的畅通，国家队乃至世界级球星的比赛可以通过电视走到世界每个角落。其结果是地方出产的饮料被打垮，县城、省城的球队难于存活，红利被少数赢家通吃。商店不会接受太多种饮料品牌，因货架有限。观众不肯接受太多球队，因心理空间的有限，热情和记忆的有限。

    老百姓现在能够看到的体育比赛太多了：奥运会、世界杯足球、世界杯亚洲选拔赛、世界田径锦标赛、世界篮排乒乓球赛、亚运会，以及ＮＢＡ、四大

作者按语：此文刚刚刊登在《南方周末》，发表时因版面所限，删节近2000字。是由我自己处理的。并且接受了编辑的建议，重拟题目：“警惕大人对‘小人’的行贿”。我觉得两个题目各有优势。故在博客上用原标题。

    亨廷顿在其名著《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了一些颇耐中国人寻味的话：“现代化进程引起的腐败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比在封建制国家更广泛。例如，中国与日本相比，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文化相比，前者的腐败程度也许更为严重。有材料说明，事实正是如此。……缺少一个地位确定的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具有贵族责任的统治种族，毫无疑问，正是在这种社会种族类型的国家中，政治腐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方便阅读，笔者对“封建”作点说明。我同意老友丁学良的说法：中西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某些概念，各自赋予的含义截然不同；其中“封建”名列榜首。按照当代西方的定义，大致上可以说秦以前的中国是封建制，以后是中央集权。其实柳宗元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政治家也是这样认识的。是郭沫若、翦伯赞之流削足适履的历史观，借助官方多年宣传，内化在众多人心中，混淆了本来分野清晰的中

7月十几号，我过去的学生、现在的朋友田方萌发来e-mail，说他回国探亲到京，可否21日到圆明园单向街的读书会上见面。读书会是讨论《黑猩猩的政治》，我从他来信才知道这部重要著作的中译本出版了。那天是我第一次参加单向街的读书会，我还从来没见过露天的读书会，极其爽快。听说以后要换地方不在这里了，可惜了。我只想会会朋友，听听发言。后来被主办者发现，非要我发言，就说了几句。瓦尔的书我读过两本：《类人猿与寿司大师》、《人类的猿性》。回家后读了《黑猩猩的政治》，又从万圣书园买到已经脱销的《猴、猩猩的故事》。对瓦尔的观点了解的比较充分了。我非常看好他的观点。下面是从网上发现，读书会整理出来的我的发言：

    黑猩猩相当于石器时代的人类，这是德瓦尔的观点，他认为猩猩就是石器时代的人类。他帮助我们更新了一个概念，以前我们说，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能使用工具，实际上动物也可以使用工具，比如猩猩就可以用一个石头来砸碎干果，这就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要知道，砸碎一个干果，首先要制造工具，要选一个合适份量的石头，太大了拿不动，太小了砸不碎。这个技巧是很高的。小猩猩在三年中就这样

  （郑也夫按语：物以类聚。我在北京社科院近十年。不可能不结识李宝臣先生。我以为，就见识和记忆力，北京社科院二百人中无出其右。我称宝臣先生为“宝爷”。该院味道相投、交往密切的朋友也都跟着这么叫。宝爷世家出身，淡漠功名，述而不作。我算是有幸领教宝爷深厚学识的人。《礼不远人》的起源，是几个哥儿们起哄，策划宝爷在国图做系列演讲。宝爷连讲七次，语惊四座，一张纸都不拿。我日益懒惰，惭愧未承担起宣传《礼不远人》的任务。朋友传过来这篇文章，急忙挂出）

    朋友说要给我推荐一本书，李宝臣先生的《礼不远人》，说我一定会喜欢，尤其是里面的一些小道理，很有启发性。朋友说，李宝臣，嘴里的明清掌故一大堆，好像亲身经历似的。尤其是在礼仪研究方面，更是如数家珍。不知道李宝臣是怎么知道历史深处那些犄角旮旯的事情的。
    朋友的推荐使我未见其书，便生出一份佩服，夹杂着模模糊糊、不知所云的味道。接下来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夹杂着别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阅读，更像把玩。

    我不是中共党员。在填写各种表格时少不了要交待“政治面貌”。我在大约26、7岁有了自己的定见后，从来是填写“无党派”的。也就是说，我是坚定的无党派人士。社会上填写此等身份的流行措辞是“群众”。我觉得这措辞滑稽之极。其一对自己不妥，一个渺小的个体如何就敢称群众。其二对党内人士不当，难道一朝成为执政党的普通成员就退出了群众队伍不成？

   我不会加入党派，无论怎样的诱惑和赎买。这么说似乎有点味道。是的。我尊重多数有信念的人，即使与他们的信念不同。在加入某党派对个人利益没有显见好处的时代，多数加入者是有信念的。说“多数”意味着，即使在那个时代也仍然不乏信念之外的驱动力。而在加入组织对个人大有好处的时代，信念在加入者内心的位置是匪夷所思的。在我们这个功利滔滔的国家中，信仰已成稀缺，寺庙已高度世俗化。

    这番话我从不对我的学生说，因为师生地位是不对等的，他们有自己政治和宗教上的选择自由，不可以给他们平添压力。有过一个报考我的学生洞察出我的政治倾向，和我说她是稀里糊涂的入了党的。我什么话也没说。我这种态度应该是投合韦伯的说法，认同陈寅恪的主张的

（郑也夫按语：放假后一直没有去学校。上周五去拿信件，发现发现“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http://llt.pku.edu.cn) 上刊登了我的文章“丑陋的北大人”，吃惊不小。钦佩他们的宽容精神。想想放假前，李康告诫我：对北大还要加深了解，它确有其宽容的一面。这事情是其佐证了。发现我的文章是李燕红推荐的。恰恰在这期中有李燕红的一篇文章。看了一遍。很愿意推荐给大家读读。倒不是投桃报李。而是觉得这文章确实值得一读。对文章中说到的两种行为：老师在课堂上谈政治和学生向上级告发老师，我都不赞同。而对同学告发老师，不是一般的不赞同了。要说清为什么，又一言难尽。至少今天先免了。）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贴出了一篇标题颇为吸引眼球的文章：《报告政府：我们的老师是反革命》。文中说自己因为在《古代汉语》的课堂上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政府”而被两名女生向公安部门告发为反革命，并已立案侦查云云。文末有一段情采并茂的评论，摘录如下：

“要知道，这种事情如果说它发生在清朝末年，可能还会有人相信；而要说它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五·四”时期，就不会有人相

去年年底，在郑也夫先生的倡议下，十位教授呼吁把即将设立的燃油税由每升一元提到每升三至四元。公开信在《南方周末》甫一发出，便引起网议嚣嚣，反对之声逐浪而高。

彼时我想起此前不久看到的一个帖子，该帖总结了网络拍砖的种种法门，堪称无敌辩手攻略大全。籍此，可以对一切观点、提案予以否定。比如你说“东”，就会遭到如下质疑：1，有那么多“南”“北”和“西”问题，为什么你偏偏说“东”？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