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在我的文章《奥运会结束日，谢亚龙下课时》后跟贴说：“从此江湖人称‘谢下课’。”这绰号再好不过。他任内先后令八位男女足国家队、国奥队教练下课。给他这绰号，不冤枉他吧。

  我们给他这绰号的另一含义是，他必须下课。起事要借重口号，用现在的话说，叫“核心词”、“关键词”。球迷们对谢亚龙的态度和立场在哪里凝聚？就在这三个字“谢下课”上面。让我们口口相传，直唱到他下课为止。

    谢亚龙必须下课。将中国足球搞得如此混乱的人必须下课。做出一个教练管两支球队的荒诞决策并最终导致冲击世界杯空前惨败的设计者必须下课。不论国奥在奥运会上成绩如何，谢亚龙都必须下课，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弥补世界杯，谢导演了最大的比赛中的最坏结局。

    但我们不必同谢亚龙一般见识。他可以在奥运前21天炒掉杜伊，吞吞吐吐最终也没说出所以然。我们不必如此，不要像他一样制造混乱。我虽然不认为他能做什么贡献，但换人本身就费神，现在不是费神的时候。我的呼吁是：奥运结束日，谢某下课时。

    最愿意看到的是，国奥队在奥运的作业一结束，谢亚龙就自动谢罪辞职。可以接受的是，国奥队在奥运的作业一结束，总局就令谢亚龙下课。我们暂且忘掉谢某。若奥运结束谢某没下课，再开骂不迟。诸位球迷，我们那时见，那时您可不要健忘。

    自工业革命以来，消费日益从王谢堂前飞落寻常百姓家，从少数人的贵族把戏演绎成浩荡的大众行为。此风已久，于今为烈。它超越了国家、民族、阶级、意识形态，席卷了男女老少，几乎成为今日世界中无出其右的最大运动。

    与之伴随着，一部关于消费的学术史如涓涓细流，缓缓流淌。回首已是百年身。

    这部逾百年的学术历史中的先驱者非凡勃伦与齐美尔莫属。

    今日重读，会觉凡勃伦《有闲阶级论》（1899）中的思想难称丰富。但是他毕竟提出了一支重要的思想和几个关键词。他说，有了财富大都要显摆，就是让别人知道，手段之一是“有闲”，即不劳动，之二是“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leasure，中译本译为“明显消费”），且前一手段日益向后一手段转移。这些贡献结结实实地确立了他在消费研究中的教父地位。

    五年之后，齐美尔的“论时尚”（1904）问世。齐美尔的学术地位不是凡勃伦能比肩的，现代社会学中的多数理论流派都是齐美尔开启先河：冲突论，交换论，符号互动论，信任研究。齐美尔以其天才的洞见、细腻的刀法，解析时尚。他说，本性驱使人们既追求个性，又追求共性。没有前者无趣味可言，个性过度又觉压力太大。时尚正好满足这种心理需求，它体现了个性，又有少数同好陪伴。时尚的生灭过程是：从小到大，膨胀后破灭，因为太普及就不成其为时尚。此一时尚破灭，彼一时尚就将产生，因为人们需要。现代社会中时尚的更替越来越快，时尚是消费最大的机制之一，它集中地体现了商人与消费者的“合谋”。

    凯恩斯在1932年发出了他的惊世预言：“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获得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永恒的问题’。……回首过去，就会发现，迄今为止，经济问题、生存竞争，一直是人类首要的、最紧迫的问题——不仅是人类，而且在整个生物界，从生命最原始形式开始莫不如此。……因此显而易见，我们是凭借我们的天性——包括我们所有的冲动和深层的本能——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进化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人们就将失去他们传统的生存目的。……那些经过无数代的培养，对于普通人来说已是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本能，要在几十年内加以悉数抛弃，以使我们脱胎换骨、面目一新，是难乎其难的。……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

    我被人骂过，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也被人夸过，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但没有被人研究过。该怎么面对别人对你的研究？想一想，须默守三条。一，保持相当的尊重，因为研究不是一般的褒贬，人家针对你花了很大的力气。二，保持沉默，评说是人家的权利，能不插嘴就不插嘴。三，给与配合，人家向你提出问题的时候，尽可能做出答复。

    谢志浩与我素昧平生，至今不曾谋面。早就从网络上发觉他在研究我。日前，他发来电子信件。通告了他的演讲题目、日期、地点，希望在我的博客上广而告之。我虽然知道自己的博客点击率不高，但恭敬不如从命。特挂出演讲信息。

 

    谢志浩7月19日下午三点半（星期六），在王府井大街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作题为《社会学的硬汉——郑也夫》的演讲，内容如下：

（一）学术生态中的郑也夫

（二）郑也夫的学术趣味

（三）“二流学者”事件

（四）知识分子的担当　

 

    鄙人在此谨预祝听众与演讲人能有高质量的对话。谢君说，过后会给我一个光盘，使我能听到他的演讲和大家的对话。对围绕我的问题，我会尽力回答。谢谢大家。

    球员高水平发挥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高度专注于脚下和头上的活计，不为任何其它事情分心，不和裁判计较，不与对方纠缠，不是道德原因，而是专业原因，因为实在分不得心。我一直不明白中国球员为什么在场上总是分心。对卡塔尔两场比赛后中国足协两位官员的言论帮我搞明白了这个问题。

    谢亚龙在客场平卡塔尔后对球员说：“我们在客场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在裁判全场那样判罚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最大的克制，没有任何人有过激的行为，没有因为对方对咱们的不公去冲动做事，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大家。”

    蔚少辉在主场败给卡塔尔后对媒体说：“那个点球判罚对我们影响很大。作为东道主，守门员都已经拿住球了还被吹点球，这是很罕见的。”

    中国足协的领导和俱乐部的老板如出一辙，球队输了球每每公开指责裁判。他们不明白，这么做非常容易助长球员不服裁判，分心分神，不能专心踢球。我不是说足协领导和俱乐部老板不该关心裁判公正的问题。恰恰相反，应该非常关注。但他们要做的不是对球员和媒体说这些业余的话语（他们毕竟不是专业裁判），裁判的公正与否要由裁判委员会裁定。他们需要做的是这几件事。其一，敦促管理者建立选择裁判的合理制度，比如东亚和西亚的两支球队比赛必须选择其他地区的裁判。其二，遇到严重不公正，上告亚足协，乃至国际足协。即使不能挽回这次的损失，至少下次可以避免。其三，搞定主场裁判。中国足协做了第一件事吗？显然没有。连杜伊对西亚人担任这两场比赛的裁判都很不理解。这是中国足协渎职。第二件事呢，客场对卡塔尔的比赛如果认为不公正为什么不向亚足联申诉呢？那不是可以避免第二场的“偏袒”吗？获悉主场输球后足协已经决定不申诉。为什么认为不公正又不上诉呢？要么是心口不一，不说这些怎么推卸责任呢？要么是继续渎职——受了欺负也不上诉。该做的你们不做，不该做的你们偏偏要做。推卸责任的心理谁都有。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以败坏球员的心态、助长球员不良习惯的方式来推卸自己的责任。中国足协的领导讨厌俱乐部老板对国内裁判工作的攻击，他们的作风其实不如这些老板。他们在助长球员坏毛病上和这些老板一样。但是老板敢上诉，他们不敢，他们比老板虚伪。我并不想鼓励他们做第三件事，但那也比他们向球员和媒体骂裁判专业得多。

    两场比赛后，中国唯一在世界杯中执法过的裁判陆俊都

    孙继海的状态这么好，几乎能踢守门员之外的所有位置，且杜伊对他很认可，可是孙还是没有上场。明明是要打攻坚战，杜震宇的攻击能力这么好，国内的联赛将他磨练得很是老道，并且在杜伊眼里很可能他是国奥队的第四位超龄人选，当然也只是第四位。韩鹏在锋线上的综合战斗力数一数二，杜伊也看到和认可了。但是这三位都没有首发，杜震宇和韩鹏后来替补上场，上场表现最好的孙继海本场全场坐在板凳上。这是什么原因？杜伊很难如实交待。我的猜想是:他有一点私心，让更多的国奥球员增加大赛经验,因为杜震宇和韩鹏几乎都不会进国奥队了,孙继海拿来就可以用，不需要锻炼了,而即将参赛奥运的球员实在需要大赛的磨练和观察。

    拿这么关键的比赛做奥运热身，不是玩火么？也不能说绝对了。很可能杜伊认为，几位年轻的球员和孙杜韩三位只差那么一丁点。上国奥球员一举两得，实力相差无几，还为奥运练了兵。如果他不身兼国奥教练，就断然不会有这样一箭双雕的想法。关键之战，想法越单纯越干净越好。最终当然是一石二鸟的把戏玩砸了。我以为足协要对此负一半以上的责任。蜡烛不能两头着，一人不可二任。不光是精力不允许，而且想法会不干净。

    杜伊的“弃老用新”策略如果用在国外球员身上，可能还凑合。但用在中国球员身上则大谬不然。为什么？因为杜伊不谙中国国情。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独生子女占压倒优势的国度。其特征是中国人性格上晚熟。根据我长期同学生们接触，他们与上代人相比，普遍要晚熟四五岁。纵观中国卡塔尔的两场比赛，卡塔尔比中国略强之处是沉稳多一分、错误少一点。在一个性格晚熟的国度中，球队必须有更多的老队员压阵，以减少毛糙、急躁和错误，受挫时增加一点从容。这是杜伊对中国国情的第一个不懂。

    第二个不懂是，他觉得主场比客场要有很大优势。可能所有国外教练都会这么认识。不对吗？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是我们的老祖宗说的啊。但是中国的水从来就深，中国的事情总是和国外不一样。我们的球员多年来每遇重大比赛，心态在主场比在客场还要失控。客场保平、主场非胜不可的策略是彻头彻尾的错了。对伊拉克和卡塔尔的四场比赛，应该一个劲头去打，都要争胜，都要赌博，胜了哪场是哪场。没有什么轻重之分，要明白我们主场没便宜可占。因为我们的球员和观众都没有太好的承受力。观众和媒体的虚弱的承受力会反馈给本来就没有很

    一．我从小踢球，看了近50年的足球比赛。看过的第一场国际比赛是北京队（实为国家队）对几内亚队，好象是1960年。我曾任中国足协科技委员会委员。对裁判的执法应该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何况在评估中国与卡塔尔比赛的裁判执法上，我与四位专业人士认同。他们是刘建宏、陶伟，他俩在解说时都表示裁判的执法还过得去。第三位是陆俊，他在网上表示，这位裁判的执法不离大谱。第四位是米卢，他也持这种看法。要知道，我们四位都是利益不相关者。

    主教练杜伊和球员痛说裁判不公平是可以理解的。将自己的处境说的艰苦些，可以减轻自己的责任。人同此心，我们没必要和他们较真。

    但是足协副主席谢亚龙这么说就不妥当了。网上刚刚看到他的言论：“虽然对手比我们更有钱，但是有钱也买不到志向，买不到尊严，有钱也买不到尊重。要让对手尊重我们，最后的方法就是战胜对手。我们在客场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在裁判全场那样判罚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最大的克制，没有任何人有过激的行为，没有因为对方对咱们的不公去冲动做事，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大家。”第一，我不觉得他跟随主教练和球员一同谴责裁判有什么道理和必要，这是不是容易促成球员批评裁判的习惯？第二，对球员克制过激行为要正式感谢，真有点匪夷所思。我觉得对过激行为要批评，没有过激行为也没什么好特别表扬的。

    二．不是说我看不到球员心态上的变化，我甚至觉得这场比赛最大的进步就是队员不急躁，与对方球员和裁判不纠缠。大家都看到了。领导用不着马上就表扬。更重要的是一次不说明问题，不说明真的提高了。特别是因为那场比赛不是生死战，还有余地。明天的比赛才是对心态的真正检验。看看他们能不能专心比赛，不受对方小动作的干扰；能不能先进一球或落后一球时，仍我行我素，有板有眼，而不是一味死守或只会长传冲吊了。

    三．以中国队现在的实力，我很难相信他们会主场两连胜。一胜一平就是好家伙了。但就是一胜一平，也务必胜卡塔尔。输给卡塔尔，就几乎出局了。这其实是非常大的考验。主教练赛后说，发现卡塔尔实力很有限。其实是不愿长对方士气，他还能不明白，我们在实力上一点优势也没有。

    大家（包括杜伊）都希望澳大利亚胜伊拉克。我不以为然。我认为伊拉克胜澳大利亚对中国更有利。因为澳大利亚如果输给伊拉克，就势必会全力

   央视停止转播和报道NBA已经有几天了。无论如何，应该给观众们一个说明，一个解释。因为这是一个连贯的赛事，因为你一直在转播，还因为已经造就出大批观众的观看习惯。就像一个商店每天早九点开门，晚九点关门，忽然关张了，需要提前做个说明，能给个解释更好。

    那说明和理由，可能有人理解，有人不理解，都好说。唯独不做说明和解释，是对观众的最大的不尊重。当然，别说这是救灾期间，因为这几天足球、排球、乒乓球，都在转播。别拿大家当傻子看。

    你可以认为，停播的理由极其充分，停播符合观众的利益。但是首先你要通告观众们，不然毫无疑问，是你不尊重他们。

    就像一个商店，是和两个群体打交道，一个是供货方，另一个是顾客。你说，供货方是坏蛋，所以我不进货了，关张了。可以。但是请你提前告诉你的顾客。做个懂礼貌的人，做个文明人。

    央视什么也不说，断然停播，导致网上甚多的传说。不好相信，也不好不信。我觉得，NBA的一些球员，乃至头领的政见与你不符，是不是停播的理由，是颇可斟酌的。难道某国的球员或球会的主席批评了中国，他们的球赛我们就一概不转播，甚至不报道了？批评就是和政治挂钩？断然停止转播和报道就不是和政治挂钩？

    作者按语：今年1月15日在本人博克上曾挂出同名文章。本文记述的还是那一段阅读过程。因《中华读书报》要求和提供了更大的篇幅，所以本文是在上文的基础上再加工，篇幅增加了一倍。特别是文章中介绍的《寻找家园》和《牛鬼蛇神录》，上文发表时被媒体拒绝，只好删去，本次竟然发表出来了，颇觉欣慰。

 

酣读百日         

    椎间盘的病史32年了，时好时坏。我几乎在期待着手术。接住院通知后的主要盘算是为伤筋动骨一百天准备消遣物。家兄和我一样嗜书，遂成首席供应者。学生们要一同看我。我说，分开来，来时每人照我的书单带四五本书。于是开始了卧榻上昏天黑地的阅读，以往惜未一睹的好书都搭上便车。如此酣读了八十多天，过手七八十本，通读四五十本，终于眼睛撑不住了，方才收敛一些。记录其中印象，权作囚禁百日之纪念。

   《战争与和平》中三个情节印象最深。初任副官的安德烈看到身经百战的巴格拉季翁将军在大战中的指挥目瞪口呆。将军对回报的前线指挥官或称赞，或鼓励，实际上没下任何命令，极力装出发生的一切都在他意料中。这颠覆了众生对战神的迷信，其实打起来后已经没什么好指挥的了，只剩下鼓舞士气。库图佐夫真正与拿破仑交战只一两次，可称不分胜负。他迟钝、冷静、不冲动，他尽最大可能抵制沙皇的干预和同僚的躁动。他依赖天时、地利和不犯错误。他最体恤士兵。沙皇让他追击穷寇时他说：让我用一个俄国士兵换三个法国士兵的性命，我不干。托翁告诉我们，莫斯科大火不是战略家的设计。北方城市的茅草、柴火，极端易燃，是生息在此的居民抑制着日常的火灾，当战火、抢劫、逃亡、空巢频仍时，火灾是一定的。此说合情入理。主动烧毁这座城市大概是故事，是为着拔高某些东西而编造。这种拔高和编造太多了，乃至我们几乎生活在历史的迷雾中。

    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令人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深层人格的开掘，比托尔斯泰都要略胜一筹。父子五人迥异的性格，一个个自己都无从预判的行动轨迹，错综交织的冲突，借主人公谈出的一番番哲理，构成极大的阅读享受。我最受震动的是那个主线之外的孩子伊留莎。他贫病孱弱，却高傲坚毅，父亲对强人的一丝媚态，都令他痛苦万分，他敢一个人对垒一群大孩子，他卑微的父亲也明白这孩子的高贵品格。这本书以伊留莎的葬礼结尾，大约可以说明

作者按语：

    我在前几天写的博克中说：对汶川地震的电视报道是我国近60年新闻史上的里程碑。很多网友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我太天真乐观了，认为时下的新闻管束仍然很严。我知道管束依旧很严，但仍然坚持“里程碑”的看法。说是“里程碑”，是同此前相比，不是说我们当下的新闻政策已臻完美。我有洁癖，认同老舍先生所言“改我一字，男盗女娼”。每每和编辑重申：可以枪毙我的稿子，不可以擅自删改，改动必须经我同意。这样，在稿子的交涉中，我可以窥见报媒体各个时期审查和“自审查”的标准。

    下文便有复杂的经历。先是一家专业体育报纸约我写稿——写一篇哀悼的文章，里面一定要有一点体育的因素，且言之凿凿：非我莫属。写后编辑转达总编的答复：说体育是自残，他们不能接受，可以付赔偿金。我确信，这理由是编造的。立刻转给一家周报。拖了好长时间，追问下答复：不能用，因为我说地震是“大戏”。我马上又送给第三家报纸。答复坦率：稿子很好，但里面的奥运字眼必须全部删掉；上方的要求是救灾和奥运不准一同谈论。我很想发表这篇稿子，于是火速改写。下文中括号中的内容是稿子原初的样子。算是一个审查的案例，供您参考。其他就不谈了。

 

死之惨烈，生之灿烂

——写在汶川地震之后，北京奥运之前       

 

    骄傲的人类精心策划的一场场大戏正等待着我们。威严的大自然悄悄酿造的悲剧却抢先上演。全世界的目光被它抢夺和劫掠，因为这里发生的不仅是身体的搏击，更是生命与死神的对话。还因为地球村的大小欢聚，或两年一度，或四年一回，而瞬间吞噬数万生灵的八级地震，数十年一遇，况这等悲剧在封闭与前电视的时代能有几人目睹。

   （上段原为：骄傲的人类精心策划的大戏将在8月的北京开幕。威严的大自然悄悄酿造的另一场大戏却抢先88天上演。全世界的目光被它抢夺和劫掠，两个多月后流光溢彩的奥运必将因它失色和神伤。因为这里发生的不仅是身体的搏击，更是生命与死神的对话。还因为奥林匹克的游戏四年一回，而瞬间吞噬数万生灵的八级地震数十年一遇，况这等悲剧在封闭与前电视的时代能有几人目睹。）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的行为其实比他的思考更荒诞。体育仅系其荒诞中之小戏耳。体育操练于两端。一端意在健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