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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岁的郑定立，头发虽已花白，但精神矍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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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周恩来总理视察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右一为郑定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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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
郑定立和“农”的不解之缘
民以食为天，农以种为天。郑定立的一生对“农”有着特别的感触。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在去延安之前，还分不清五谷杂粮，但在轰轰烈烈的红色浪潮下，他从一个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庄稼好手。
延安的9年时间，是艰苦而快乐的。“我看到了中国的曙光、我学到真正的马列主义思想，我们是幸福的大学生”，这是郑老对延安生活的概括。从征粮工作，他学到了很多处理基层工作的经验，并将这种共产党员奉献精神、大无畏精神带到今后的工作中。
1950年，他任南海县委书记，1954年参加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的建设，后调到北京，在农机部门工作，后在北京农机学院担任院长等职，直至1984年9月离休。现在佛山安度晚年。
（佛山日报记者 束维整理）
文/佛山日报记者 束维 杨丽东
图/佛山日报记者 周春
香江边，他与恋人辞别，报国之心战胜了爱情的力量，从香港几经辗转来到延安；
在延安抗大，他与五湖四海的同学坐在亲手挖的窑洞里，听着马列主义思想而不断觉醒；课后，他们种粮、挑水、做肥皂，成为庄稼好手；
在第一次做群众工作时，他尝试到失败的滋味。从此他吸取教训，数十年来，他恪守着党员干部的基本准则……
是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使一位初出茅庐的热血青年成为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如今91岁的郑定立经历无数历史变迁，依然眷恋着在延安的岁月，回味着甜美的理想人生，执着于不停歇的思考。没有挂满纪念章的丰功伟绩，没有流血牺牲的英勇无畏，有的只是一个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朴素情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此刻，我们带您走近郑定立，走进一位共产党员跨越历史的真实生活和内心世界。
辞别恋人，
奔赴抗日圣地延安
初夏的佛山，阳光明媚，已是耄耋之年的郑定立，头发虽已花白，但精神矍铄，声音洪亮，看得出是一个注重养生保健的人。阳台上，他种的花草绿意浓浓。坐在窗前的藤椅上，斜阳静静地洒在他的身上，说起北上延安的情景，他可以三个小时不喝水，安详的面容难掩激动的心情。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已到危亡时刻。北国硝烟弥漫，牵动着无数南方热血青年。是年夏天，还在广东潮安读初中的郑定立因为看了一本香港出版的进步杂志，让他了解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暗下决心，准备借道香港，北上延安，参加革命。
二个月后，郑定立以求学为名，瞒着父母，前往香港寻找去延安的途径。然而寻路并不容易，因为找不到引路人，他只能在香港华南中学插班读书，在之后的半年时间，情窦初开的郑定立萌发了人生的初恋。
到香港后，郑定立住在一名姓廖的同学家里，与他的妹妹廖维芳渐生情愫，相互爱慕。廖维芳的父亲非常富有，也有招郑定立为婿的打算。“当时我住在九龙，她住在香港，我们每天往返在轮渡途中，我送她回家，她送我再返家……”忆起那段甜蜜的初恋，郑定立仍觉得无比温馨。然而，一心想去革命的他，最终还是忍痛割“爱”，与恋人告别。
1938年7月，经过校友的帮助，北上延安终于成行。一位名叫周昭遇的同学赠他200块大洋作为路费。而郑定立留下50块大洋寄给家人，算是一种生死告别。对于恋人，郑定立则写信道，自己已铁下心去革命，不能和她厮守爱情。
痛苦与喜悦的交织下，他与同学高丽生从广州八路军办事处出发，经武汉到达西安，步行7天才到延安。郑定立还记得，出发的第一天，他遇到了很多和他一样志向的青年，“我们一边走一边唱着抗战歌曲。第一次长时间爬山，难免两腿发酸，又饿又渴。好不容易找到一农户家里，干硬的馒头无法下咽，解渴只有飘着苍蝇的生水……”同伴们只好忍着饥渴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第一个宿营地。未到延安，郑定立就上了一堂艰苦的革命教育课。
七天后，郑定立终于到达延安。然而，国家危亡的现实又告诉他，延安之行，注定是一段身心都要经历重重磨难的艰苦岁月。
参加劳动，
也是一种革命
1938年8月，郑定立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是第四届学员。
“你们从各地经过许多困难，特别是经过长途行军来到延安，你们己经是合格的抗大学员了。”听到毛主席开学仪式上的讲话，郑定立和同学们激动不已。因为之前他们对延安并无太多的了解，但此刻听到“自由”、“民主”、“抗日”这3个抽象的词语，就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
由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对边区全面经济封锁，毛主席号召党员群众参加大生产运动，自给自足。于是，体力劳动对每一位学生都是一个严格的考验。来延安以前，郑定立没下过农田，没干过体力活，可没多久，郑定立却适应环境，与农民不分彼此地下地干活，还在学校里做肥皂、开荒种菜、抬石头、买羊毛捻线、做袜子……
生活上，郑定立尊重老乡们的习惯，但他们不读书、不讲卫生却不能接受。“我还是喜欢每天洗澡，自己到井里打一桶水，找个偏僻地方冲凉也不影响别人。他们喜欢抽烟，下棋，而我坐在一旁，对着油灯读书；他们爱讲粗话我不学，但民歌、小调我都跟他们学；在下乡，和老乡睡在一个大炕，盖上他们发硬的被子，传上一身虱子也不埋怨。”郑定立回忆着。
在延安的劳动锻炼中，郑定立乐在其中。他觉得，这不仅是锻炼自己身体，更是一种意志的磨练。“陕北的老干部大多数是农民出身，他们觉得从大城市来的青年学生，像我这样主动从事劳动锻炼的不多，所以赞赏我、亲近我。”
走出延安后，郑定立比周围的人更能体会到延安当时搞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对于边区军民来说，大生产最切实的好处是改善了生活，有效地抵御敌人的封锁，尽管我在延安没参加过一次战斗，但我认为积极参加劳动就是一种革命。”郑定立说道。
延安就是这样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一路打着腰鼓、扭着热情奔放的大秧歌走向新的征程。
坚持学习，
生活艰苦但精神快乐
“你们是幸福的！”与年轻记者畅谈时，郑老不忘关怀记者们的平日学习。当年，我们在抗大读书，住在农民废弃的旧房，教室则是我们用镐头挖出来的。“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一家……”说到此，郑老不禁流露出爽朗的笑容。
在陕北黄土岗上挖窑洞，可不是一个简单活。郑老描述当年建校舍的情景：刚开始挖时很轻松，因为上面是表层土。挖到深处，黄土很硬，不用力的话，镐头只能砍出一个白印，镐头还能弹回来。半天下来挖不到半米深，挖了一个星期，两臂酸胀得吃饭都夹不起筷子。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大家在精神上是快乐的。”对郑定立来说，最开心还是在课堂上，因为课堂上可以听到很多国内有名的学者及革命领导人授课或作报告。如讲哲学的艾思奇，讲经济学的王学文，讲马列主义的吴亮平，讲毛泽东哲学的张如心，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杨松。更重要的是有一批中共主要领导人如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等曾经来讲课。
他们引人入胜的演讲，常常令学生们着迷。说起他们讲课的特点，郑总娓娓道来
“艾思奇，抄着一口云南普通话，声音不高，他讲定义很清晰，就像辞典里的注解”、“张如心，抗大的专职哲学老师，讲课喜欢联系实际、党的战略，听后感觉很有用。”
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讲课风格各不相同，郑老至今难忘。“毛泽东讲课时，通常不按讲义，常是博古论今；刘少奇理论知识深厚，语言逻辑严谨，当然，我们最喜欢听的是陈云讲党建课。”郑老回忆道，陈云讲课不是单纯地将课本知识，而是通过亲身经历告诉很多道理，课上没有一个人会打瞌睡。有的重要情节甚至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由于郑定立学习优秀，在抗大学习一年后，又转入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一年。“一些领导打完仗后回到延安，都会为我们作报告，周恩来、董必武会讲述国民党大后方的斗争情况；薄一波则介绍在山西与日本帝国主义、山西军阀阎锡山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彭真则介绍如何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开创抗日根据地。“尽管我们在延安，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了解到外面发生的大事，同时也学到许多鲜活的战争经验。”郑老如此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
“做群众工作要鞠躬尽瘁”
1940年至1947年，郑定立被安排到陕甘宁边区从事基层群众工作。
郑定立的第一个任务是给农村干部上课。“我开始以为很轻松，没想到最后以失败告终，农民还没到一个小时就在炕上打瞌睡……”
事后，郑定立进行总结，认为是自己当时不懂得从实际出发，照搬延安干部的学习计划，但这里并不适合基层干部的情况，“基层干部普遍是农民出身，文化低，革命经验非常丰富，他们最迫切解决的是能看书、看报，其次才是学习政策、理论。”
第二年，郑定立与一个大学生被安排到玉家湾组织征粮工作。由于两个青年没有相关经验，照搬文件、按照教条主义办事，用统计的方式进行分摊，结果征粮遇到困难，在农村干部老葛帮助下，走群众路线，问题才迎刃而解。“老葛长期在群众中活动，他带着我下乡，有活干活，闲时就和农民聊天，渐渐地也了解到农民们今年种粮情况，以及去年每家征粮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非常乐意地将公粮及时上交给国家。”
长期与农民打交道，让郑定立从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农民基层干部。1947年冬，郑定立离开了延安。在之后的36年里，他经历了8次工作调动，在政府、工厂、农机院校等不同的单位部门担任领导岗位。
多年来，郑老一直牢记着延安生活、工作点滴，特别是当时的党员干部吃苦耐劳、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多年来，我得出一个经验，评价一名好党员干部有2个基本标准，首先他工作处事是否从实际出发，是否以大多数群众利益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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