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70年前，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大西南，有一条蜿蜒在中缅边境，绵延千余公里的沙石公路，由印度雷多经过缅甸进入中国昆明并延伸至贵州、重庆，它是当时中国唯一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陆上运输通道，这条抗战生命线就是著名的滇缅公路。

住在山腰的木屋里，清晨推开门，看到一片白云从脚下掠过。
生活在这里，如同童话。但是，在这样的地方筑路、行车，就不仅不是童话，而简直是噩梦了。
这里就是滇缅公路的所到之处。

血路

　　在历史资料中，滇缅公路路面呈褐红色，整个路面都是由打磨平整的碎石块拼成。石块和石块之间空隙并不小，所以一路开来，汽车会一直颠簸不停。这种碎石路面的正式称呼叫做“弹石路面”。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滇缅公路只能选用“弹石路面”。滇缅公路从昆明到缅甸腊戍，全长1153公里。在中国境内，从下关(大理市区)至畹町之间的548公里完全是当时新建。这条路从勘探设计路线到通车，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1937年12月至翌年8月)
　　柏油、水泥、压路机、推土机、炸药、精密测量仪器几乎所有的现代化筑路工具在当时的云南都没有。这条路完全是由沿线20万军民用原始的筑路工具和自己的鲜血铺成的，而且速度之快令人称奇。
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谭伯英先生以“血路”为名撰写了他的回忆录，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这条血肉长城是如何建筑起来的。
    滇缅公路修建之难，难在公路经过的80%的路段是“没有人吃的东西，只有吃人的东西”的崇山峻岭。1937年底到1938年初，沿线近30个县的劳工约20万人被征集来到公路上。劳工都是从沿线各地招募而来的农民，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往往要步行几十公里才能到达工地，最远距离是200公里。沿途的野兽、疾病都是潜在的威胁。工人们还要自己准备粮食，在工地上自己做饭，晚上往往就是露宿，与毒蛇、昆虫为伍。高山上的温度变化很大，他们往往只有单薄的短裤，因此很多人都患有支气管炎和肺炎。
    由于严重缺乏施工机械，他们只能用双手来修筑一条世界上最崎岖的长达上千公里的公路。没有压路机，工人们用的是自制石碾子代替。这是用锤子从巨大石灰岩石上手工切割下来的大石块，被雕凿成圆形。石碾子一般高1.8米，重量在3～5吨之间，往往要数十甚至上百人才能推上坡。而在下坡的时候，失控的石碾子就成了巨大的石兽，那些来不及躲避的劳工们常常被失去控制的石碾子压死，偶尔也会压死一些孩子。
　　主要的清障工具是镐、锄头和鹤嘴锄，运土的工具是竹篮和畜力、人力。
　　没有碎石机，铺设路面的“公分石”，是沿途妇女和儿童手工敲出来的。
　　谭伯英先生在《血路》中写道，路修数年之后的圣诞节，他在纽约第五大街看到25辆柴油推土机和许多翻斗运雪卡车。工人们的整套工作服是：厚外套、羊毛衫和厚皮手套。回想起崎岖山路上，泥泞中，使用着锄头，衣衫褴褛的中国工人和空着双手的孩子们，谭伯英顿时泪流满面。

行车

　　70年后，旧滇缅公路已经逐渐被高速公路取代。2005年6月27日，昆明到保山的高速公路通车，而到2008年底，昆明至腾冲也将全程实现高速化，600公里左右的行程仅要7个多小时。而从中国昆明前往缅甸密支那也仅要12小时左右。但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最快单程速度是2周的时间。
　　当年，一名美国卫生兵在回忆录中说：“下坡的时候，中国司机把挡挂在空挡上，吓得我身边的中士把汤姆森机枪伸进窗户，顶在司机头上，对翻译说：‘让他把挡挂上，要不我就了结他！’”
　　一位老南侨机工回忆，当年滇缅公路上堵车是常有的事情，一旦大雨导致塌方或者交通事故发生，整条路就会停滞好几天。为保道路通畅，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白天不准超车。一些性能好的小车在超车时，其实是在“汉奸”的咒骂声中，奋勇穿插于车流里。
　　道路曲折，车毁人亡的事故每天都会发生。而且由于零件匮乏，修车工作只能以拆车修车的方式进行。由于缺乏保养，一辆车在滇缅公路上的使用时间仅仅是同类车型平均寿命的1/5。
　　就是在这样的一条路，担负起了1939年到1942年整个中国抗战的物资进口。
    今年已是94岁高龄的海南老人翁家贵，现在住在云南保山。70年前，当抗战的烽火点燃了滇西缅北之时，也点燃了正值风华少年的他。他放弃了新加坡的闲适生活，响应著名华侨陈家庚先生的号召，毅然回国，加入了滇缅公路运输大队的华侨先锋队，当时与老人一同义无返顾地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有3200多人，同时还有更多留在南洋的华侨们为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老人回忆说：“听说我们不愿意当亡国奴，回来保卫祖国，华侨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知道我们是回国参战的，连剪头、裁衣都给我们免费。”遥想当年，老人仍然抑制不住地激动：“我们这些回来抗日的华侨都明白，回国参加抗战很艰苦、很危险，但是在民族存亡的时刻，为了保卫祖国、争取民主自由，我们连死都不怕，又怎么会怕苦！”
    当被问及当年在这条生命峥嵘线上运送物资时的情景，老人依旧清晰记得，当时的史迪威公路叫做滇缅公路，是一条生命线，是通往抗战前线最重要的物资补给通道，奔波在这条路上的运输队伍有10多个大队，每个大队有4个中队，大概有200辆卡车，每辆卡车有2名司机日夜兼程。当年的路面情况复杂，很多弯路、盘山路，而且都是土路，从保山到昆明要开7天。很多时候运输大队的战士们需要靠在悬崖边或躲在山下，为的是避开飞机的狂轰乱炸。现在的云南保山，是他与战友们当年冒着枪林弹雨、日夜兼程地往返于宛町至昆明，为抗战运送援助物资的根据地。老人是为数不多的战争幸存者，“很多与我一同从南洋来的朋友都牺牲在这条路上了”，老人抬眼远望，黯然神伤。

枪声

    二战期间，为了保证中国抗战外缓线的正常运转、保证将印度的国际援助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抗日战区，中美盟军、中印缅三国人民共同浴血奋战，突破日军重重封锁线建设了这条向征着自由与进取的生命峥嵘线，并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夺路之战。
    中国远征军两次出征缅甸和滇西，都是围绕着这条滇缅公路运输线而战。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远征军抗日的故事在近年来才日益受到关注。很多老兵当年是被拉壮丁拉上前线的，穷、没什么文化、多数人不识字。战士下了战场，也就是个一般人，没人觉得他了不起。有些老兵在战争结束后没钱回家，就地给人当了倒插门女婿，在云南的保山、腾冲，这种情况非常多；还有的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退伍后没有生活来源，只好去给人跑跑龙套，赚两碗饭钱。政权交替时期、文革时期，远征军的身份甚为敏感，没少受冲击。
    1942年1月到3月，为了增援在缅甸被日军围困的英国军队，避免中国西南通道滇缅公路被掐断，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但由于英军延误战机，导致10万出境的远征军溃败，并向西北穿越缅北的野人山回云南。野人山素有“鬼门关”之称，最后10万大军活着回来的不到4万人。那些曾经戴着这些头盔的血肉之躯，都变成再也走不出热带雨林的冤魂。
　　当年远征军代总指挥杜聿明曾有过这样的回忆：“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杜率领的第5军大部队3.5万人只剩了3000多人，第一次缅战日军伤亡约4500人，英军伤亡1.3万余人，中国远征军伤亡5万余人，绝大部分是在胡康河谷野人山遇难。
　　“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这是穆旦（查良铮，1918—1977）的名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中的一句。二战中，诗人作为中国远征军的译员，也随军入缅作战。
     在腾冲的国殇墓园里，有一个关于中国远征军老兵的故事。他叫蒋绍福，贵州安顺人，96岁去世。1944年腾冲收复战，他是远征军20集团军第54军警卫营战士。攻打文庙时，34人组成的敢死队只回来3人，他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人在下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战争结束后他留在腾冲，成了当地人的上门女婿，更名刘凤蒋，妻子过世后，与儿孙同住。四代同堂，但并不是其乐融融，老人死前几天曾撩起裤管给村里人看，上面有淤青，说是孙子打的。
　　老人身体一直硬朗，每月能领到一两百元的社会捐款，这是他的生活来源。但老人实际上并不清楚这笔钱是谁给的。后来捐助到期，老人的钱停发，他闹不清楚怎么回事，捏着小本本问人，说是以后没钱了。
　　2007年7月12日，蒋绍福服毒离开人世。当天早上，老人还特意步行去十里地外的温泉洗了个澡，绕着村子走了一圈……活到96岁的老人，
经历过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和死亡，最终他却选择以这种方式告别这个世界！
　　保山电视台副台长李根志曾先后采访过60多位当年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的老兵，李根志说，到后来他已经无法将这个采访进行下——几乎是他采访完一位，就过世一位。人生在世，总有些事情想要给世人一个交代，那些老人在对人诉说完自己的战争经历之后，一定是觉得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于是撒手人寰。
　　在贵州安顺，还有两位远征军老兵，他们叫黄良益和刘长荣。
　　黄良益今年83岁，精神矍铄，身体很硬朗。他当兵时只有16岁，他操着浓重的口音，讲着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仗。那一仗就是在腾冲打的，他们带了三天的干粮，跟日军对抗。老人说那时候用的手榴弹引线很长，经常是扔到敌人那里的时候引线还没着完，马上又被敌人给扔了回来，双方就用手榴弹的引线进行着一场不能回头的赌博，筹码是自己的生命。
　　刘长荣今年已是89岁高龄，老家在河南周口，自从1938年19岁入伍后就一直再没有回去过。1942年他随远征军奔赴缅甸参加抗日，战争让老人的腿留下了残疾，行走需要人搀扶。一提当年打仗的事，老人就激动，话都说不出一句来。他的大儿子告诉我们，一说滇缅战役老人就想起了曾经一同作战的战友和师长，当年他们跟日本军队作战，那是光着上身用砍刀跟鬼子拼命，都是敢死队。如今与老人一起参加远征军的只剩了他一人健在，一提起过去，他就会想起师长对他的好来。
    滇缅公路在怒江西岸的盘山旅途中，有一座海拔2260米的西岸最高峰松山，遥控怒江及两岸滇缅路。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后，左翼第11集团军为打通被日军切断的滇缅公路，立刻强攻日军重兵把守的松山。在这方圆不足1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战斗极尽血腥惨烈……
    高有旺今年85岁，当年是中国远征军第8军82师士兵。高有旺就是龙陵人，尽管直到1944年初大反攻前夕才参军，但一下子就遇上了打松山这样的空前恶战。记得刚上松山的时候，第8军官兵的伤亡超过数千人。加上先前71军士兵的损失，放眼望去，从松山的山顶至山腰，铺满了中国士兵土黄色的尸体。由于日本士兵的枪法很准，用战场士兵的话来说——就像长了眼睛，因此谁也不愿意去救伤员或搬运尸体。每当炮火激烈或飞机轰炸的时候，不少尸体的胳膊大腿飞上了天。怒江的天气也极其无常，日夜温差很大，晚上下雨冷得发抖，但白天太阳一出来，烤得人流油，阵亡的士兵往往两三天后就开始发臭腐烂，随后生出白蛆，爬得到处都是，由于美国军医晚上在阵地上到处打针，给士兵服药片，战场上才没有发生瘟疫。
   “打仗就是这样，要多残酷就有多残酷，弟兄们天天泡在尸水里打仗，在死人堆里打滚，那种日子，别提有多么艰苦。几个月下来，人都变了形状，手臂、脚杆、身上的皮肤都被尸水咬成黑色，死人的臭气好久都洗不干净……”
   “在山脚的公路上，从腊孟开始，等着过江的担架那才叫多，一个挨一个，排了几公里长，有的重伤号，没等过江就咽了气，也有像我这样的轻伤号。我们都是当地百姓组织的民夫队抬过江去的。”
    另一位幸存士兵这样回忆道：“训练了两三个月，部队就奉命上前线，一上前线，那种场面才叫惊心动魄。死人多得没法埋，到处都是尸体，主要是我们的弟兄，也有日本人。只好听凭日晒雨淋，炮弹轰炸，最后乌黑的尸水把山上的草都咬死了，几年后我路过那里，山上寸草不生。”
    松山血战历时128天，中国官兵阵亡8000余人，日本守军除1人化装突围全部战死，无一人被俘或投降，双方阵亡人数之比接近6：1。另外，中国军人伤者逾万。但是，斩开松山这道险关，中国远征军立即打破怒江战场的僵局，潮水般的部队和后勤辎重通过滇缅公路，开往龙陵。随后怒江的中国军队左右两翼连成一片，向龙陵合击；而日军迅速溃败，向缅甸境内撤退。

现在

    70年后的今天，景物虽已不同，公路仍在那里。 站在曾经是硝烟弥漫，喊杀震天的公路上，望着公路两边茂密的树林，天空是那么的蓝，公路还在那里，它对于自由与进取的意义，与那段历史一样厚重，不应被忽略。那些被杂草淹没的道路里，流淌着一种精神，呼唤着每一个人内心向往自由的原始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