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1-23 19:58)
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为过年回到这个小县城，可以逃避下北京的堵车空气污染之类，但我想错了，这个小县城里道路的拥堵程度已经比去年，比大城市严重了许多，这种拥堵，一方面是因为车多，买房买车是证明富起来了第一步，于是，听说上班步行只要10分钟的人们，家里也纷纷买起了车，停车场就更是没有，理所当然只能放在马路上了。另一方面是完全没有交通规则，逆行抢行混行乱行，各种车辆喇叭声混合着凤凰传奇的歌声，以及高亢的买卖促销喇叭音，把你沉浸到了节日的乱糟糟，当然也还有喜庆里
“俭朴”这两个字打出来的确有点陌生了。虽然我们都不是什么有钱人，但我们早已经不会把节俭作为一项需要大力强调的美德而加以提倡，过去这些年，我学的知识，基本上有关如何绞尽脑汁“发现新的消费需求”，“唤起购买欲望”，将一个平淡无奇的产品包装得充满消费色彩。我相信没有人会在PPT里出现“节俭”两个字，即使要表达也要用“性价比”，“价格敏感”之类的优雅表达，因为俭朴节俭之类其实就是个贬义词。
有了这番感叹是因为看到沈祖尧校长的毕业典礼致辞文稿，把叮嘱毕业生们“节俭”放到了首要位置：“我祈求你們離校後，都能過著「不負此生」的生活。你們或會問，怎樣才算是「不負此生」的生活呢？首先，我希望你們能儉樸地生活。”“我肯定大家都能學以致用，前程錦繡。但容我提醒各位一句：快樂與金錢和物質的豐盛並無必然關係。一個温馨的家、簡單的衣著、健康的飲食，就是樂之所在。漫無止境的追求奢華，遠不如儉樸生活那樣能帶給你幸福和快樂。”
(2011-11-14 12:50)
我曾经跟我的一位教新媒体分析的老师开玩笑说，要想了解中国的消费者行为，一定要去挤挤北京地铁，因为挤过几次你就会理解很多看起来不能理解的事情。这是我观察到的几点，也许是无中生有，就当是一点谈资。
1. 引导人们的不是标识系统
北京地铁的标识系统是其官僚与服务意识匮乏的最典型象征。这么多年，北京地铁似乎仍未建立起一套规范的标识系统。出入口导航及地面位置指引更是十分粗糙。这也让出口卖报的大妈以及安检员们常常被人问路问到崩溃。
好坏对错姑且不论，人们已经喜欢这种人与人的对话获取信息方式，并将其视之为更为可靠，因为标识系统可能残缺不齐起不到作用，而地面导图更可能是两三年前的内容并且还夹杂几个错别字，而且看了半天看不懂。大家已经被训练出了这样的思维惯性，本该有用的信息告知方式缺位，只能依赖人际传播了。
社交媒体在中国看起来更有信服力，也是因为传统媒体在中国其实从来就没有成熟发育过。
启示：
说到这里，也许你会得出
几位在香港居住逾十年的菲律宾家庭佣工，因为无法获得居港权而法院起诉。因为《基本法》规定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通常居港连续七年或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人士，可以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但入境处又规定家庭佣工不属于“通常居住”。
从内地新移民到外佣居港权，关于“外人”的话题在香港长盛不衰，政客们也善于利用这一话题来炒作。香港当然有权利自己来决定给予什么样的人入境权和居留权，以保证本地秩序与发展。我只是不希望看到一个社会只麻醉在民族主义与排外情绪中，而不去寻找新出路。就像一只球队，永远在防守，就不可能反败为胜。
(2011-08-02 23:24)
学会喝酒似乎对一些人来说是一种成人礼，但还好，毕业后的工作环境一直算单纯。网站，科技，这里面的人大家都更务实、谦和，少了许多传统行业的土狼味道，这群人中的新富阶层和商业力量，也可以说是中国新兴阶层的代表，可谓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上升总是螺旋式的，虽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互联网世界显然无法独善其身，互联网越普及，就越呈现多样的中国现实。一个个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盈利模式，让年轻人们对这其中的很多商业领袖的崇拜不再。关于互联网如何改变中国，中国如何改变互联网，成为学界业界七上八下左右讨论的话题。
突然把互联网跟酒桌联系起来，是想到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爱在各类交往活动中灌酒。大家都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国人一向内敛含蓄受制各种明规则潜规则，几杯酒下肚后，话匣子便容易打开，各种不方便说的话可以酣畅淋漓说出。关系便容易拉近，各种承诺应允吃豆腐摸下体也就可以半推半就你情我愿水到渠成，万一事后反悔或发觉出错，还可以借口说：“喝醉了”，而一旦别人说出喝醉了，很多人也就心领神会一笑而过。
最近几个案件，尤其是药家鑫案、李昌奎案，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太多悲欢与无奈，让大家对死刑有了更多的反思。
越落后越需要死刑。一个个人得以自由发展享受美好生活的社会，也是死刑不起大作用的社会，因为剥夺自由的监禁对很多人来说与死没什么两样。而一个个体受太多禁锢的社会，被监禁的阻吓远小于现实利益的诱惑。
那到底是等不落后了再来减少死刑呢，还是通过减少死刑来改变落后推动进步呢？中国的很多问题，都陷入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中，而跳出这种死循环的方法，就是针对每一个问题，来分别解决，法官忠诚于法治断案，而其它的问题，则留有其它人，或者其它方法解决。
我不敢妄下判断谁该死，谁不敢死，我没有那个能力，很多人也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法庭上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法律从来不是只是条文那么简单，法治的精神往往就体现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中。上法学院的人，除了背诵法条，培养理解与思辨能力，懂得关于正义与法治的哲理，对此的认识，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深入。我又想起那句话,一个人人得以
(2011-06-04 16:26)
我这个毕业了几年的人，还是喜欢碎碎念一些大学里的事，加上这大半年又回归大学，了解到别人不同的做法，于是又想多碎碎念几句。
1.
对于奖学金的发放。大陆大学里最多金枝欲孽的故事莫过于此。奖学金代表一个大学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同学对于学习的热情乃至学术的态度。学生干部为辅导员鞍前马后，辅导员自然也乐得给那些围着他转的学生干
部提供更多奖学金等方面的便利。
对于这些“积极分子”，大学自然可以有“积极分子”的奖学金奖励他们，如果有人愿意成立奖学金来奖励乐于鞍前马后的人，那也无可厚非。但对于以学术表现为基准的奖学金，评审权应该归由学系或者教授，至于所谓的要强调品学兼优，综合能力评定，那也更是应该又教授来决定什么是综合能力优秀的人才，而不是应该由行政管理部门和辅导员根据一些七七八八的“学生活动”来加分。
至于有人说现在的
(2011-01-14 15:24)
《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有很多令人欣喜的进步，但部分规定，也仍有完善空间：
1.对什么是互联网服务应予以界定
例如，在市面上销售的以光盘等形式发售的杀毒软件，操作系统软件等同样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管，但是《办法》并未明确指出这些是否纳入监管范围；
2.关于第三方评测
第七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其他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产品或服务的安全、隐私保护、质量等存在异议的，应提交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检测，不得自行组织测评并发布测评结果。
（1）仅规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有异议的情况，若接受服务的互联网用户对此存在异议，该遵循何种途径处理应做出更明确的规定。
（2）《办法》或许是为了防止恶意竞争而要求“不得自行组织测评并发布测评结果”，但实际上，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中，许多
获委任为香港中文大学第七任校长，我感到无比荣幸又感到兢兢业业。创办这所大学的，是一群以弘扬中国文化与思想为己任的学
者，他们以无比的热情教育年轻人成为成熟和负责任的成人。这些前辈先贤指出，要令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变得更进步更美好，科学与技术固然重要，但人文学科也不可或缺。他们凭着这些信念，在六十多年前为这所大学奠下稳固的根基。
中文大学在歷任校长的英明領导下，成为亚洲顶尖的研究型综合大学。我们引以为傲的双语双文化传统、融会东西文化的深厚人文主义精神、坚定推行的通
識和全人教育，以及借着书院提供的独特生活教育和关顾，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令我们屹立于世界一流学府之林。但是，我们今天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全球的大学教育正在急遽改变。世界各国埋首于追逐经济发展；推动学者做研究的是资源，而非对知識的好奇；大学重视排名，而忽略培育年轻的靈魂的使
命；教师的回报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生产
(2010-12-06 17:31)
内容为王这句话，已经被很多新媒体人视为陈词滥调，虽然大家都相信好的内容永远不会过时，但当门户网站卷走大量广告利润，而冲锋陷阵采访，字斟句酌写稿的记者编辑，除了看到自己的内容被大肆转载时的一点虚荣和满足，就只能眼巴巴看着自己的文章被廉价出售给门户，还要被网络从业的年轻人们讥讽落伍，谁也掩饰不住失落。
人们曾经大肆讨论，博客将如何如何改变传统媒体，现在，人们又热衷于讨论，微博将如何改变新闻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作为一种普遍互联的渠道，为信息传播的时间、范围及方式提供了无限可能，记者，或者说传统媒体作为信息传播节点的作用会大大削弱，公众不再那么地需要记者作为传话人，因为他们可以很容易的直接接触到各种信息来源，比如人们越来越不需要记者来转述某个公告，因为完全可以自己订阅一个公告发出方的各种新闻源。
在Web
1.0时代，由于信息仍是以被动阅读的方式为主，记者还可以抢得时间优势来让自己有价值，但现在，新闻源已经越来越懂得利用微博以及各类Web
2.0方式来推送新闻，人们获得消息的时间差正在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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