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上一次发博文还是2011年9月，实在惭愧，愧对关注我的博客的朋友们。
转眼2012年又过去了两个月，北方的冬天也没有多久了，但好像也没做出什么事来。上课之外，开了不少会，但一些初步的想法都没空形成系统的观点。所以没什么向大家汇报。
功夫下得不够吧——书看得少了，田野跑得也不够。11月在太原的村里画了一张村落的空间示意图，还是有点收获，可惜时间太短。
春天即将来了，希望我的思想的春天也会到来。
也希望下次更新博客时有更多的故事和大家分享。
今天是教师节，许多学生发来祝福。
有个已经成为大学老师的学生说，今后一定好好工作，不要砸了老师的金字招牌。
我回答说，这样说就错了。
第一，老师不是什么金字招牌；第二，如果是个招牌，那老师这个招牌就是要给学生砸的，否则就不是好学生。
这可以是对所有发给我祝福的学生的答谢。
(2011-08-09 18:43)
8月初去内蒙开会期间，忙里偷闲去了一趟托克托县，看了云中古城。但最感兴趣的还是明初设立、明中叶又废弃了的东胜卫，一圈城墙保留得十分完整，是我见到的最好的明代卫城，而且是后来没被后人再利用过的。整个城是夯土的，没有包砖，应该是原来的风貌。
站在城墙上远远看去，一望无际的开阔地，近城只有一条不宽的大黑河，骑兵可以毫无阻碍地驰骋，也难怪东胜卫难以孤悬塞外。
远处的黄河只是窄窄的一条，平静得像一面镜子，阳光洒下来，一片静谧，难以想象当年的金戈铁马、烽烟万里。
也许，那本来也不是这里的历史的常态。“复套”之争，正是因为这里是个米粮川。
照片是用手机拍的，因为没带照相机。呵呵。
西樵山：近世广东史之景观象征
——读《南海县志》有感
因为从来没有研究过广东，所以很少读关于广东的文献。这次到西樵，先开会，后考察，所以连感性认识也没有，就要信口开河，很容易丢脸。只好逼自己翻了两小时《南海县志》——因为西樵是属于南海县的，算是读了一点最基础的广东文献，虽然比信口开河好一点，但基本上也是一些鄙陋之见。这既对不起我的广东籍的先师，也对不起中山大学多年的好友，更对不起会议的邀请者和发起者，这是首先需要诚恳道歉的。不过，既然到了这里，只好向各位汇报一下学习体会，向各位研究珠三角历史的专家请教。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去找元大德的《南海志》和明代的三部《南海县志》，只是就手头方便，读了一下康熙志和同治续修志。在本序之外，康熙志对旧序的安排很有意思，最前面是崇祯志的序，然后是万历志的序，再下面是宋淳祐《南海志》的序，最后是元大德《南海志》的序，真是想不通编者为什么这样安排顺序，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研究，有没有什么解释。总之，编者似乎是故意不按照时序排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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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渐渐热了，我也即将结束在香港三个月的客居，返回北京家中。
今年春天，香港一直比较凉快，空气清爽，洗了衣服差不多一晚上可以干了。这的确让我惬意的很。
冷气也只开过一两次，当然是因为用不着。同时因为没那么潮湿闷热，各种动物也见得少了，晚上的路灯下，没遇到过蛇之类。昨天晚上第一次见到一条小蜈蚣，两三寸长吧，从水管下面爬上来，优哉游哉的。我只好冲水送它回去。
当然惬意的最重要原因，是少了许多喧嚣，多了几分静谧。在北京时要参加的许多会议和应酬可以不必去了，朋友也能理解，不会责怪。当然，有些本来应该到场的，也就无法如愿。像何兹全先生的告别仪式，我没能参加，仍觉是憾事。
静心下来，就可以读书写字。除了《清史》的初稿修订完成了一半多以外，还写完三篇文章，改出两篇文章，下半年就可以全力教书了。为了准备中文大学的报告，也把关于晋祠研究的想法梳理了一下，大致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在局部问题上也可以有一些可以写文章的想法。同时，还听了许多场报告，很多同仁的研究也使我受益匪浅，引起颇多联想
(2011-03-11 12:07)
何兹全先生是北大历史系出身，一生有着强烈的北大情结。
有次他对我说，当年从美国回来，本想去北大，但北大历史系当时的领导说，他是“食货余孽”，于是被拒之门外。好在他的公子何芳川大哥一直在北大工作，后来又做了副校长，可以说能使他的北大情结得到一点满足。
我后来想调动工作，最早和先生说过。先生长期在北师大工作，也有了感情，想劝我不要离开。他问：“如果要走，去哪里啊？”
我说：“如果是北大，您看如何？”
先生沉默了片刻，说：“只有北大你可以去。”
何大哥和师母去世后，他有段时间住在蓝旗营，身体和精神都大不如前。有次我去看他，大嫂说他有天非常高兴，因为北大历史系聘请他为客座教授，还专门发了证书。我见到家里还摆了北大历史系几位领导到他家时的照片。他高兴，是因为北大历史系又重新接纳了他。
我现在从北师大附近到北大上课，往来路上，总想到何先生的这段北大情缘。
今晨突闻何兹全先生去世了，虽然早知他身体不好，但还是感觉有些承受不住。
我1982年1月毕业留校，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工作，何先生虽也属古代史，但专有魏晋南北朝研究室，所以平时较少见到他。何况我是小字辈，对这位老先生高山仰止，也不敢造次叨扰。
随着在系里服务久了，与何先生慢慢熟悉起来，特别是他的高足陈琳国、曹文柱等教授，与我关系也好，对先生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后来我和王和等朋友一起编书，主要是著名学者的自传，这其中就包括了先生的书。那时到先生家，师母开玩笑，说：“你们只知道给先生出书，就不知道帮我也出出书？”但她还是送了我《犁妮的童年》等好几本她的书，乡土气息扑鼻，我一家三口，都细细地拜读了。
过年过节去看先生，往往随手带点小礼物，但师母每次让我拿回来的东西，比我送的多好多。后来听说，她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有时候也在先生家蹭饭，他们多只吃粗粮，少吃肉，比较注意饮食健康。我想这是他们二老长寿的原因之一。于是，我也就很少送那些他们根本不去吃的东西，师母喜欢山西醋，我跑山西回来，就带点宁化府的老陈醋给她。
国博北边长安街边上的孔子青铜像引发热议。其实这件事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不慎重的，特别是大家好像没有知情权，突然就在一个万众瞩目的场所出现了一个孔子像，不知道经过了那个部门的批准。如果经过了国博上级部门文化部的批准，且不说是否说明这真体现了没文化，就是有文化之举也需要有市规委等部门的意见吧。
有论者批评说，此举表明有人希望以儒家文化治中国，而这是行不通的。还有人将此举与海外孔子学院联系起来。其实孔子学院虽然冠以孔子之名，倒未必是宣扬儒家文化，那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而已。很多孔子学院教洋人太极拳，可那和儒家文化毫无关系，倒与道教有点牵连。
问题是，明朝、清朝总比我们更重视儒家文化，但没听说那时的皇帝要在大明门或大清门的附近建个孔子像的。原因在于，孔子是最讲礼仪的，在这里做这个事就是不合礼仪，直接打孔子的耳光。何况即使在文庙里，也规定只可以立个牌位，不可以有塑像的。有塑像的都是乱搞，把孔子当神了。
儒家文化虽在中国古代颇有影响力，但中国文化从来都是多元的，国博是展示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的场
到香港两天，相对清闲，读书之余，在新浪网上看到清华肖鹰教授与中央台马东先生关于春晚的争论。二位我都有耳闻，并不相识。博文中的火气，当然看得出来，肖教授作为知识分子，要申一己之见，无可厚非；马先生作为总导之一，敝帚自珍，也能理解。不过都是名人，代表的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单位，从社会效益来说，话语之间还是以说理而非笑骂为好。
关于春晚的好坏得失，我不是专家，只能从百姓的角度评论。其实初一以后亲友见面，没有不提春晚的，大多以负面的评价居多，这也是实话。但问题是，既然都提，说明或多或少都看了，比如我们家，从头电视开到尾，没换台，想看就看一眼，不想看就忙乎别的。为什么呢？说明大家对春晚还是有期待的，这是一。我想肖教授的批评，也是因为他有期待，最没期待的就是不理了嘛！所以这一点，就算他骂的再离谱，主创人员也得坦然对待。二是大家在除夕晚上总得做点什么，营造点年夜氛围，现在是天天穿新衣，吃嘛嘛不香，家内只三口，邻里如路人！春晚给传统中断的恶果多少带来一些补充，也是媒体的主动参与。当然这里还有诸多限制和禁忌，所以对现在这个状况，观众也得宽容。
今天上午去八宝山菊厅与大学同班同学刘勇告别。他是我们班同学中第二个走的，前一个是叶丹，我的室友，走的时候40多岁，绝顶聪明。刘勇比我年长两岁，54岁，都是英年早逝。我十分悲哀地感慨，这件事居然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刘勇在班上和我不是最熟的同学，像今天在高法的卫彦明、工运学院的何步峰、北京市公安局的高煜，差不多都是57、58年的，又打篮球什么的，是最好的朋友。但他为人很爽快，很透明，做人低调。他的体格很壮实，肩膀很宽，体育很不错，身体比我强多了，怎能想到会走得这么快？
我们班62个同学，和全国的77级一样，因为绝大多数都是“精英”——历史学界的人熟悉我的不少，但熟悉我们班同学的不多，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他们都比我强太多。如果他们都做了历史学家，我差不多早就换职业了——所以真正以所学专业为职业的不多，因为很多单位都急需人才。刘勇毕业去了《中国农民报》，一干就是29年！真正是从记者做起，直做到现在的副总编。本来是大展宏图的时候，却已离我们而去！
我们那一代人，还是一些有理想的人，所以做事情往往不考虑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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