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少若的博客

    今早才看到老马转发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演讲《今天我是埃及人》。读完很感动，手就痒痒了，心更痒痒，原本计划要画画的，就先去他妈的吧！爱谁谁了，明天再说了！不写几句我会疯的。

    美国纽约911事件发生的那几天。恰好艾未未在芬兰赫尔辛基，有一天我和他，还有旅居巴黎的艺术家王度一起喝咖啡，大家议论该事件，老艾说：奥萨马.本拉登是绝对抓不到的，没准此时此刻就在华盛顿喝咖啡呢？我说美国和联合国出兵很快推翻塔利班政府，但是，只要塔利班奥马尔政府退守坎大哈，背靠巴基斯坦山区就万事大吉了，本拉登就永远休想抓到。老艾说为何？我说：原因很简单他们是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哥们，塔利班建政上台后，第一个站出来与之建交的是巴基斯坦，第一个提供援助的就是穆沙拉夫总统，拉瓦尔品山区地形异常复杂不说，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矛盾，不同族群之间矛盾更是错综复杂，几千年以来两国谁都管不了的、任谁也奈何不了的地区。

    当年苏联和阿富汗共产党领袖纳吉布拉就是在一带走麦城的，最后，苏俄撤军后，纳吉布拉被塔利班活活绞死了，而且暴尸喀布尔街头数日让民众观看，不许家属为其收尸。

     油画在中国是外来艺术形式，是舶来品，最早出现是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法国人郎世宁（满清王朝宫廷画师）带入，两者前后相加起来距离今日少说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门户开放的内地沿海发达地区也有近百年的历史，油画艺术形式作为正式的学科进入大专院校至少也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油画在中国成为中国文化人、知识分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有闲阶层或官僚显贵家中大堂正墙上的供奉物，这个时代还从来都没有到来过。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油画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首先被革命化了，它作为政治形式的一种，也作为政治手段的一种在打击敌人，团结同志，教育和鼓舞广大革命群众等方面，行之有效起着不可忽视的显著作用。也就是说，油画作为一种固定的恒久不变的艺术样式在歌颂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方面具有其他艺术形式不可取代的作用和得天独厚的优势。

    陈丹青同志早年巨幅油画《泪水洒满幸福田》就是一幅歌颂伟大领袖的绝妙佳作，虽说使用的是文革中绝大多数油画家所惯常的、苏俄派油画手法，因为是强光烈日下的青藏高原，所以大笔触酣畅淋漓大色块挥洒自如，整幅画虽是悲情场景

     1983年油画系壁画工作室（即董希文画室）改建扩大成壁画系从油画系脱离出来，当年向全国招生。当年也是央美附中恢复招生后首批毕业生报考美院，当时也是全国壁画热，而油画系招生8名，壁画系招生4名，社会上报名人数就先不说了，仅仅美院附中报考壁画系的人数就近20人，按照高教部门规定不能都是附中近亲繁殖上来，必须吸收一定社会有生力量以增加生源活力，那么实际上附中报考人数中顶多招收3人，可见竞争激烈程度和报考的难度有多大。最后就自然变成附中内部的自相残杀逆向淘汰。最终招收3人，大半被废掉出局，譬如，后来的大歌星王迪，与陈丹青前后脚赴美国纽约的大才子杭州人张嘎，清华大学教授倪军，后来与我成了同届同学的现在是美院雕塑系副教授的肖立，以及先考壁画系不中后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自己再退学报考壁画系还不中的那东燕（她后来嫁给一个英国人出国几年后上吊自杀了）全都纷纷落马名落松山。

    当年从社会上招收的那位是贵州考生，刚入校不到半年就被警方来人给带走了，据说入学前是当地流氓团伙首犯，父亲是当地公安局局长等等。到后来我报考美院壁画系的时候全国壁画热不仅高烧不退，反而愈演愈热

    我从1972年师从玉门市文化馆赵海云先生开始画第一张《鲁迅肖像》起，到1982年整整十年，画了数以千计的油画，除极少数是画布绷框后再画的，大多数是纸板油画，即陈丹青毕业创作时画得那组《西藏组画》所用一摸一样的材料，82年到83年在敦煌一年，又画了一年这样的油画写生，所谓人物多是头像，其余就是风景写生了，那时候我就贼上考美院的念头了，这种油画我说自己是甘肃第一，那太谦虚了，整个西北我还真不以为有对手，因为我画得多不说（加上废品上万张不止）。83年我带队敦煌班进入中央美院附中，一看刘晓东、孟禄丁、王贻华、苇蓉等人画得油画，我乐了什么狗屁吗？无论技术熟练程度、灰调子色彩冷暖关系、人物造型等比我简直是相差不止一个等级，这更加增强了我下决心考美院的自信心。

    我考美院之前壁画系属于油画系第三工作室，即画《开国大典》的董希文先生工作室（那张名画技术很差，没有冷暖色彩关系不说，人物像大年画，虽然多是男性形象可是脂粉气太浓，骨骼结构关系错乱，人体比例也不对，构图也不对按照作者意图画面应该呈仰视成角透视关系，地面是看不到多少的，而整幅画面上半部分表现人物部分是焦点透视，下

    当地华人称我住的那一块地方叫缅街,从缅街那一站地铁一离开站出来，地铁就变成了天铁，而且一路往上爬去，逐渐就走上去了，高高在上，人行道、街道、大楼都在下面，整个列车在爬坡过程中行驶很慢，这个过程需要至少大概半小时左右，因为是爬坡所以弯道很多，大的弯道时你几乎可见车头在你眼前喘粗气，远处也是群山怀抱啊！我儿时的感觉一下就来了，很错愕仿佛父母还在，上了山到家就立刻会见到他们了。

    那时每从东站下车坐上公交车，我就和别人不一样，大家都很急恨不得马上到家，而我却不急很享受这个爬坡的过程，远处群山怀抱很壮观，大山大水的让我觉得祁连山，我的家乡风光好美丽，有时候遇到天气冷就成了大雪山，白雪皑皑的阳光返回来白雪直刺你的眼目，让你睁不开眼，大雪峰、油田井架、抽油机、炼油厂等等错落着好看之极。在国内我是从来不去所谓名山大川的，不能怪我这个甘肃人讨厌，因为去过某名山，想起我就想吐，那哪里是山嘛！分明是盆景呀！简直太袖珍了，我生在祁连山上，家里的后窗几百米处就是大峡谷，千沟万壑的，对面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山，平时她是橙黄色的，受光强烈的山顶是柠檬色的，雨后就成了红山，

    陈丹青在美院的学习结束后，留校在油画系任教不久就自费留学去了美国纽约，迫于生计在纽约十几年几乎没有动窝。他说自己出国就意味着你已经失败了，一下飞机出了机场就找不着北了。这话如果你自己没有出过国很难体会，尤其是你自己觉得爱幻想好奇心重，好学上进心强喜欢猎奇，不喜欢一成不变的、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如果是曾经动过出国的念头而因为手续不全或签证拿不到等等原因最终未能成行，那么，陈丹青如是说，你会说上海人老毛病又犯了，站着说话不腰痛，占了便宜还卖乖。倘若如此，那么我还说奉劝你的确不要听他瞎说为好，趁着自己还年轻精力旺盛最好能出去就出去，至少走出去亲眼看看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就清楚了。

    我本人与陈丹青一样在国外生活多年，时间大致与陈相仿，所不同的是我是先到香港，在那里住了不到两年然后再从香港去了北欧，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边的、高福利国家小小芬兰住了十多年，与陈丹青所不同的是，从96年开始每年不断地参加各种展览或不停地举办各种类型的个人展览，欧洲尤其是西欧各国我几乎走遍了，展览最多的时候一年有三十多个。08年祖国北京开奥运盛会之前回国，正式下决心不再到国外去混

    陈丹青是上海人，生来就是在海派文化的浸泡氛围中长大的，虽然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十里洋场就在一夜之间顷刻消失了，但是，十里洋场的旧梦却自始至终不仅没有从每个上海人的脑海中消散，反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不间断地渐渐升级，越演越烈的各种政治运动，使得上海人对怀念追忆往昔旧梦的意愿，让自己更加刻骨铭心，这就是上海的文化人天生就有一种忧郁伤感的柔弱气质，当然也就自觉有一种惨烈的优越感，我们可见比较极端的例证如：文革期间不堪羞辱跳楼自杀的傅雷夫妇等，自出生到被迫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去偏远山区插队就始终生活在上海——这个悲情城市的陈丹青这种气质体现在他身上则体现的格外典型。从《泪水洒满丰收田》到《西藏组画》他在进行创作或制作这些作品时，我们不难想见这个少年才俊——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心底里想的到底是什么？我以个人之见，不妨在此借用一下陈的同乡，另一位道地的上海人，大作家余秋雨的观念，余大师认为上海人自1949年以后就找不着北了，陈丹青出生在1954年，以此理类推，他自出生时就找不着北了。

    当年满清政府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放弃沿海诸多区域的主权，就此便对外开放，以欧洲为模型仿

    自建国后开始，中央美术学院在徐悲鸿的主导下，全面接受并照搬苏俄的奇斯嘉科夫教学体系，当时的中国大陆以工业建设为主，再以重工业发展为先头，为我们打造工业基础的是苏联老大哥，遂请来了苏俄专家，各行业争相仿效，央美也不例外，请来了马克西姆，那时徐已经过世，为集中教学全面、系统体验老大哥的教学精神成立了“马克西姆油画教学研修班”，即史称的马训班，这个班集中了全国各大美术院校的油画精英轮番进行培训，这是中国油画发展的转折点、里程碑，全国上下全面推广苏俄马氏画法，即油画业内人士所称“灰调子”（色彩关系处理结果），会不会画油画？就看会不会处理好各种冷暖灰调子。为配合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建设，训练班的教学成果直接体现在了大场景、大画面、大人物，人物众多主题性很强，文学化、戏剧化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就此也引发了大美术革命，彻底区别与此前的徐悲鸿、吴作人、常书鸿等留学西方的、强调个人感受，主张写真眼前实物万象的，没有冷暖灰调子变化的风情小油画。

    文革开始后，除集中表现领袖和人民，中国革命人民的斗争生活题材的场景大油画之外，主要形式就是大批判宣传画。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