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在“宁可在空调房里哭，也不在电风扇下笑”的鬼天气里，单位组织广大职工们包场观赏影片《唐山大地震》。几辆大客车被装得满满当当，径直超古城电影院驶去，大家一路欢声笑语，心中充满对工会在上班时间搞娱乐活动的深深感激。

现在最应景且恶毒的诅咒就是：祝你早日去富士康当工人。

于是，人们

    很久没在网上买书了，今晚上当当网畅销书的排行榜一瞧，竟然还是被那个杜拉拉霸占着，就连《杜拉拉升职记》合订的纪念套装也挤进了TOP10的榜单，与杜拉拉一二册首尾呼应。

    粗粗一算，前十名里竟然有一半与职场直接相关，还有一本小说讲官场，一定程度上也算是某些人的职场了。

    如果这样一份榜单不能说明出版社和图书商的急功近利，也至少可以明白的反映出中国读者以功能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如果求医问药类书籍的火爆能够显示国人医疗保障的缺陷和医药知识的不足，那么职场类图书的热卖也能证明我们对职场那点儿事儿还知之甚少，或者说，对于那些无缘出入CBD高档写字楼的人们，心中还是充斥着对“白骨精”生活无知而又炽热的窥探欲。

    这周，我为China Drive制作的职场系列访谈节目开始播出，一连四天，从职业规划开始，一路讲到深造和跳槽。当我将最后一个嘉宾送出直播间后长舒了口气，一下感觉释然了大半----自己尚是个职场菜鸟，准备的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那些误以为老生常谈的职场话题，调动的不只是下棋时的小聪明，还时时牵扯着不经历风浪

    美国人最信赖的那个沃特·克朗凯特走了，92岁，在纽约的家中，家人陪伴左右。

    我没打算给他写一篇悼文，因为我从没真正看过他的节目，八零后的美国人也应该和我一样吧，因为他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光荣退休了。这就好像在中国，范长江和邵飘萍的大名如雷贯耳，却鲜有人读过他们的作品。我对克朗凯特最深刻的记忆来自凯蒂·库里克接班后的CBS晚间新闻，每当节目开始之前，老爷子的声音就会和片花一同出现：This is CBS Evening News with Katie Couric。沙哑，厚重，代表一种执拗和不容置疑的态度，也传递着一种沉甸甸历史感和几十年不变的品牌价值。

    克朗凯特当了二十年新闻记者，跨度从二战到越战；又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了二十年新闻，每天晚上都告诉美国人什么是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所以当这位备受尊敬的老头子辞世后，美国各大媒体都把头版头条给了他，

    关于广播，总是有太多的迷思和不确定，不光是听众，很多做广播的人大概也不明白自己的节目应该怎么做吧。

    九十年代，当调频广播快要奄奄一息的时候，城市道路上越来越拥堵的交通让广播迎来了第二春，并且得以维持生计到现在。这种低成本的媒体产品养活了一大批广播人，更有甚者，例如北京103.9的交通广播，用一个廉价的频率创造了将近三个亿的广告收入。这是个媒体神话，北京交通台成为了学者们剖析研究的样本，各个城市交通频率纷纷效仿的对象，也给了无数广播人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自信。

    自从几个月前开始做英文广播，NPR就成了我学习做广播新闻最好的素材。这家历史并不算长的美国电台是美国主流社会和精英阶层最为认同的媒体品牌之一，每天的Morning Edition和All Things Considered有几百万人同时收听，一些广播主持人在全美家喻户晓。这些新闻节目轻松却不矫情，传递大量信息却不失新闻品质。2003年，McDonald’s Corp. 创始人Ray A. Kroc的遗孀Joan Kroc向NPR捐赠了两亿多美元，用以发展公共广播事业，成

新加坡这个地方的华人很有意思，根儿上浸透了儒家的翰墨，生活里植入了南亚的文明，骨子里接受了西方思维的改造。于是在多种文明一起冲击后，新加坡人的语言就更有意思了。几乎每个新加坡人都可以说流利的英语，但当两个新加坡人一起聊天的时候，外来人恐怕就很难听懂了。这种以英语为载体，杂糅了国语、粤语、闽南语、马来语，甚至有时还有日语的新加坡话，让人不禁唏嘘各种语言和文化交互之彻底。

和新加坡人接触过几次，每一次

毕业，是个渐进的过程，毕业的心情，却是一瞬间的迸发。

曾经生活的点滴都酿做了离别的酒，一杯下肚，绵长甘冽，当心事涌起，不知不觉已泪流满面。

四年前相遇的轻松随意，注定了四年后分别的五味杂陈。四年里荒唐的小事桩桩，换作了一辈子的不舍难忘。

咔嚓的快门间，青春散场。

毕业的愁，是在祭奠逝去的青春，也是发自内心的煽情。

曾经彼此生活的全部交集，一下子被冲刷的一干二净；曾经蜗居校园的无忧无虑，马上化为接受世俗浸泡的抵触厌恶。

长大，真的是被动的。离开，真的是被迫的。

大喊一声：再见，我爱你！

然后用保鲜膜把毕业时的情感裹紧、储藏、让它保持养分，此时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只有这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