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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诗人走向现实
抗战时期，曹禺远离社会现实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戏剧，不再为观众尤其是普遍左倾的文艺界所欢迎和追捧。在这种情况下，曹禺不得不委曲求全地服务于轰轰烈烈的抗战宣传。于是，在他笔下出现了严重缺乏艺术魅力的抗战戏剧《全民总动员》和《蜕变》，以及价值观念极其混乱的电影作品《艳阳天》。《艳阳天》是曹禺集编剧与导演于一身的唯一影片。而在创作这部影片时，曹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影片中人物马弼卿言不由衷的一句忏悔之辞，所预示的恰好是他自己即将面临的人生宿命：“（假情假意）魏大哥，我也是没有办法，逼到这儿了。您可千万别见我的怪。（故做慨叹）哎，我们读书人———”
1949年之后，曹禺既享受着文艺高官的尊贵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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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25位“古来稀”上下的九三人，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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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历史悬案，不见得事情本身真如渲染的那般扑朔迷离，而在于掌权者对历史事件的态度——本质上说，一切取决于掌权者基于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来考量，正因如此，历史常常有着这样的共性：时间越短，人们的歧见越多，种种争议更莫衷一是;而时间越是久远，反而看得越是清楚。所以说，历史是不是悬疑，跟历史学家的专业能力并无多大干系，相信任何时代都不缺乏各个学科的专业人才，悬案能否破解，破解的程度，在于当时的政治空间和尺度，再说得简单点，对历史的认识，取决我们看待历史的态度。当历史不为全人类的公理和良知服务，而是为了某一群体的利益，它在面目上的暧昧不明，几乎是必然的。
基于以上认识，波兰老导演安杰依·瓦依达这部揭示历史迷案的沥血之作《卡廷惨案》，也不过是应运而生罢了。极权国家苏联消亡是它得以诞生的前提，其次波兰成为一个可以自由发表观点的国度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再加上现时电影制作技术的进步，重新还原那段历史便成了时间上的问题。综观全片，导演极力避免渲染政治上的敌对情绪，希望可能客观而直接地还原当时那段痛史，除了片尾那段带着血腥的集中枪决波兰军官的屠杀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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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性 身份 认同 李沧东
在近年来出品的韩国影片裡，常常能够发现在故事所涉及的日常生活中，资本的流动以及这种流动的内在规律成为控制因素。从当代史的脉络来看，这种控制因素的更新，很大程度上原因可归结到韩国在新权威主义时期的“一穷二白”的状态下起步所推行的“涡轮式资本主义”。一方面是物质主义的发展以及发展所伴随的国家机器对社会节奏的控制，另一方面是日常生活中人性和个性因为社会和环境的变迁所面临的困境。按照韩国学者的评估，这种发展模式为社会生态所打上的烙印是“大批粗制滥造的危房，肤浅的文化，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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