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认为儒者所谈的礼义廉耻都是空洞的东西，用这一套来教育学生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管子说，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相爱。进尔提出：“法者天下之至道也。”也就是讲，只有法律的教育才是有用的，也只有以近于严酷的方法才能实施有效的教育。到了韩非子那里，更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生之语，以吏为师”。不但认为可以扫荡所有的儒士，甚至摒除了一切“法”以外的知识。这个学派是没有形而上关怀的，只考虑现实操作问题，因此很容易成为独裁统治的理论工具。历史上的法家在秦王朝统一中国的征战中发挥了有力的作用，当代则有文革之中极左派高扬它的大旗。当时所谓的“教育革命”，取消几乎所有传统教材，请工农兵进校当老师，不是可见这路思想的影子吗？
在方法上，法家主张施以强制教育，韩非子说：“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即是讲，光说好听的话并不起作用，只有严格的纪律与训练才能造就人。这种思想在传统教育中的影响还是不小的，历来私塾中都以打板子为必要的教育手段，如果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与程度内也不能说它不起有益的作用，譬如对有犯罪倾向的少年和在工读

老子与庄子，都奉行自然主义的教育思想，认为正是儒教礼义忠信那一套让民争归于利乃至天下纷乱不止，而人生的幸福唯有回复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的状态方有可能。这么一种思想几乎是对教育的弃绝，如何才能实施呢？遂有“不言之教”的说法，内中含义还是较为复杂的，大抵是讲：一，任其自然，无须教育；老子指出人生至高境界便是回复到无知无识的婴儿状态，他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那是求之不得的至善。二，道可道，非常道；认为道理是不可以通过语言来传达的，所以教育只能以感化来实现。这就根本上否定了那时与现在主要的教育方法，即课堂讲解和学习。其中当然也有合理的成分，我们现在经常强调的身教重于言教，便于此有相近处，但老庄说得太绝对了。这一套做法，也只有以“弃智绝圣”为前提才有意义；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已经是言语也难以表述了，离了语言还怎么交流？
但老庄的教育思想恐怕正在现代社会才越来越显示出其深刻性，今天我们面临的不止是礼乐的规范，还有生活日益纷乱与繁复；那样一种状况正让人活得越来越累，而经常处于一种与本性相违的境地中，所谓“异化”便是这个意思。而且人类欲望的膨胀，与现代科技手段的发达已经极大

墨子并不反对儒家的礼义，认为这于个人修养与社会规范是必不可少的，但得行之有度，譬如居丧，他主张“ 铜棺三寸，服丧三月”，而无须过于铺张并多少年地守下去。他所痛斥的是繁礼，说“其乐越繁，其治越寡”。这之间并不成正比，应当把有限的精力用到更加切合实际的活动中去。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教育思想，那么正是实用主义。
墨子反对空洞抽象的知识，认为只有众人听得到看得见并且相信的才能称为知识，这预示了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就是重用，顺着这个道路前进，则理论思维渐渐成为我们民族薄弱的一环。像数学，在中国古代就只是一种“算术”，祖先发明了算盘这样实用而高效的计算器，却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数学理论体系，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乃至现代数学的各种基本概念都不是中国人创造的。抽象的东西至少在开初阶段往往无用，得有非实用的耽溺精神才能沉缅其中，而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么一种精神。将近两千年后，文革中毛泽东发起过一个教育改革运动，所遵循的至少一部分思想正与墨子相近，我记得中学课程除去有关政治的以外只设“工基”与“农基”，以完全实用的方法来编排相关知识，而完全不顾现代科学本身的知识系统及其完整性，这种做法所以一时

荀子与孟子虽然同为儒家大师，但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却持完全相反的意见，荀子主张“人性恶”，认为“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与“为”通假，意思说善良得靠后天的努力与修炼才能成就，这与孟子的看法就大相径庭了。既然如此认识人的本性，当然不可能取“自动教育”一说，相反荀子认为得靠持久的磨炼，“积礼义而为君子”，教育对荀子来讲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所以得“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远过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须集中心思(即专一)，逐渐“积善”，如能再遇到好的老师与环境，几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才能造就一个人材。而最重要的一点正是修身养性，因为如果缺乏心性的修炼，那么“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 任何优异资质与能力都不足取。把教育放到如此重要地位，是比孔子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我们从现代教育制度中可以看出荀子思想实际存在的影响，教育不止是知识的积累，即便知识积累的过程常常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一个人的品性。譬如数学演算，当然是学习一种实用的本领，然而长年累月的运算，又何尝不是在训练一种坚韧的精神？在教育浮面的作用之下，其实潜伏着种种“修炼”，就像准时上下课制度培养了遵守纪律的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