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洛克
倘若你不能成为大道，
就做一条小径；
倘若你不能成为太阳，
就做一颗星星；
因为你或胜或负，
不是取决于你的体积——
无论你是谁，
只要做到最好。
从春节到现在，几乎所有空闲时间都奉献给了“方韩大战”，准确地说，是“倒韩事件”。因为阻击韩家军的，不只有方舟子，还有更多知名不知名的网友。一个多月了，每天要在网上守好几个小时，看大家扒“韩天才”的皮。我跟朋友开玩笑说：“韩寒事件没解决，上班都无精打采。”
可以说，我见证了“倒韩事件”的每一次战役。和众多热心网友一样，入戏太深，时时惊心动魄。新的证据出现，又一个堡垒攻破，我都会兴奋异常，马上拿起电话和朋友分享。有朋友调侃说我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我纠正他说：“这不是两个人、两个群体之间的战争，而是真相与伪装、公义与丑陋之间的战争，战争的成败，事关我们社会的道德底线。打掉反智主义、反理性主义、反常识，更要打掉偶像崇拜和个人迷信。一个小混混，竟然被包装成为‘青年领袖’、‘当代鲁迅’，这是对所有中国人智商的侮辱！我虽然长年潜水，不会熟练用微博，但可以围观、顶贴。你算说对了，方舟子点起的这把火，我希望越烧越大，最好能成燎原之势，烧醒国人、烧痛国人，撕下整个社会的‘假大空’面具；参与扒粪运动，往火堆上仍块干柴，为中国社会的理性启蒙、道德觉醒尽一份力，为风清气正的中国尽
陈锐老师推荐我看张鸣教授和方舟子在凤凰网的辩论，于是趁着晚饭前的空档找来视频看了看。看后的感觉，用最近的网络名言说就是方舟子的形象没有变，张教授的形象却打折扣了。好几年以来，在我及很多朋友心目中，张教授是一位针砭时弊、不畏强权、追求正义的斗士，但是，视频中的那个人，与我心目中的张鸣教授完全是两个人。
有人说，人造天才的倒掉，很多贴着自由主义标签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也跟着倒掉了。口口声声民主、自由和人权，却连个泥像也不愿推倒；整天叫嚷启蒙，却不许对所谓的公众人物进行质疑；说是捍卫常识，可偏偏搞不清最简单的逻辑推理……以利益站队，党同伐异；屁股决定脑袋，以立场代替是非判断。这是典型的目的论。然而，没有了真相，没有千千万万民众的觉醒，社会的进步即使遂了各位的意，对芸芸大众来说，和华尔街头“99%”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幸的是，在这次事件中，张鸣老师，还有我曾非常佩服的“公知”刘瑜等人，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双重标准，什么是“对别人自由主义，对自己马克思主义”。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视频中的张大教授的逻辑。
视频一开始，张教授就将这次事件定义为
有人说，这个世界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我说，只有“一根筋”、认死理的人多起来，这个世界才能更干净、更美好！剑走偏锋才能打破常规，而一条道走下去便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风景。曾经的“导师”说过，“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认真是中国人的软肋，马大哈是中国人的杰出代表，“差不多”就行，“算了”，“过得去”就好。
然而，有些人注定是中国人中的“异类”，是“钉子户”。他们认准死理，一条道走到黑；他们坚持信念，如金庸笔下的萧峰萧大侠一样，“虽万千人物吾往矣”！看过台湾一位“钉子户”检察官的故事，他给自己的上司法务部长、“总统”等一干比自己位高权重的人发过传票，他和他的同仁以“钉子户”般的坚持实践并捍卫了司法独立。是的，“钉子户”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如同螳螂一样，一只一只，密密麻麻，抵挡着公权力的暴虐！
事实上，如同社会对个人的暴虐不只是来自于政府的专制，某种文化、传统习俗以及偏见都可能成为我们自由的敌人；因此，社会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意味着个人不仅要从大大小小的权力专制的暴虐中解放出来，还得从形形色色的思想和舆论专制中解放出来，从“被垄断、被绑架、被操纵、被收买的言论
1月14日下午，跟着凤凰资讯台，看了一下午台湾选举。便看直播，便和身边的同事聊天，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聊台湾的民主实验，还聊起了阿扁的贪腐。庆幸的是，在我们大家心目中，不再因阿扁而有了丑化台湾民主的谈资，不再因立法院肢体冲突而非议甚至贬低民主。
不可否认，民主政治是很平庸的政治。用胡适的话说，是很多“阿斗”的政治，“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因此，如此平庸的政治对那些有英雄情结或史诗情怀的人士而言，确实有点沮丧，但人类经验只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截至目前，民主政治是最不坏的制度。
同样不可否认，民主政治需要条件，然而无论是经济因素、教育程度、社会结构还是文化习俗，对民主政治的影响，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得出确定性的结论。尤其是公民素质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相关性，其清晰的因果关系仍存在激烈的学术争议。可以说，民主政治的维持与良性运行，与公民文化密切相关，但孰为因熟为果
迎来了2012，很庆幸不是世界末日。既然人类还在延续，更庆幸的是我们不仅在见证历史，而且就是历史。
当我们在期盼新的一年内“美好生活”的时候，有必要追问一声：“美好生活”何以可能？我们不仅要有美好生活的种种想象，更要有提升生活幸福与繁荣之前世今生的思索。社会改良与制度变革的讨论，如同一百年前的回响。“反政治”的社会改良在现代化进程中，视乎还没有出现过。制度变革或政体作为政治的呈现，其引领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抛弃对制度变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唤和追求，一味在社会层面“要这个”、“要那个”，实乃舍本求末、缘木求鱼！
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意味着深刻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转型，其中，政治转型是最为根本的一环。否则，一切的发展、建设甚至改革，都不过是中世纪躯体上裹着的时髦外衣。可是，作为资源分配最有力手段的政治，背后是利益的较量与博弈，其转型自然伴随剧烈的利益转换。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无改革之共识，更何来转型的动力？
我们常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寄希望于英明的领导人的出现。不可否认，这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然而仔
这两天韩寒三篇《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的博文在互联网世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一争论的背后，是整个互联网社会各群体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各种判断和不同想象。笔者自认为看过几本政治学书籍，因此看过这个话题后，颇有不吐不快的感觉。
韩寒的文章以答客问的形式，围绕“革命”、“民主”和“自由”展开话题，他的结论很鲜明：不革命，慢民主，要自由。逻辑展开也很清晰：因为民众素质低下，民主自由没有吸引力，革命会变质，流血、暴力轮回，所以改良好过革命，民主更是漫长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争取自由权利，讨价还价与妥协，改善我们的政治，改变我们的生活。
革命与改良的讨论，今天再次提起，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新意。惟一的新意跟问题本身无关，而只是“现实可行性”。事实上，这个问题从严复开始就被人一再提起，即有如梁启超的“新民”路径，又有黄侃的“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的“政治革命”路径。说白了，革命与改良的背后实质是“改造社会”与“改造政治”何者为先？哪一个更重要?
上世纪初以来的改良家的理论几乎都一
记得有这样一句话，“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但没有英雄的时代是幸运的。”对民族的历史来说，如果没有了英雄人物，不知会失去多少华彩乐章。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英雄们的史诗，对普通人来说便是地狱。历史记住了英雄的名字，无数人失去的是身家性命，但什么都没留下。
古希腊从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到城邦时代的历史，正是人类觉醒和自主的过程。古希腊人从对神和英雄的仰仗，转向对人的理性自觉的高度依赖。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人类自足团体的城邦，是一个公民联合体，也即自由人的团体。而只有能够参与轮流统治和被统治的人，才能够被称为公民。城邦是公民团体。所以，在进入城邦时代后，英雄们的好日子就结束了。在很多城邦内，都有对杰出的、优秀的人士的“陶片放逐法”。这一方法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带有“反智主义”的色彩。这也许是平庸的民主政治的一个证据吧。和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对站在公民与城邦的立场，为“陶片放逐”辩护。
他说，“既然已经讨论过“多数”集体地优于“少数
”这种情况之后，我们应当再设想另一个相反的境遇。”“假设现在又一个人——或若干人，而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将所学知识用于现实世界的“操练”，从而体验到的乐趣与成就感，是对枯燥学习的最大奖赏！人类的知识在历史中积淀、传承，世事流转、变迁。对于读书人而言，如能通过对经典智慧的追索与思考，深化对今日纷繁芜杂现实的观察和理解，无疑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无关乎社会痛痒的研究是缺乏关怀的，学术和社会的结合是其使命和价值所在。而心灵需要激荡、思想需要碰撞，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离群索居的思考是不够的，还得有不同声音的佐证、商榷乃至反对。惟有如此，才有学术之活力与进步。
因此，一批关注社会现实的读书人，筹备建立“政治哲学与公共事务研究所”（简称“政公所”）。以团体的方式阅读经典、交流心得、深化理解，并在理论体系的传承脉络中思考现实、议论时弊。如此，则知识的继承性与创新性、专业性与公共性、学术性与生活化，将得到兼顾。
一、组织宗旨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我们有必要回到哲学。作为研究政治事务本质的政治哲学，长期致力于人类最佳组织形式和社会结合方式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
p39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人，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P52
“中国传统观念，总谓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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