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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字>
难得在部落格里大段引入别人的文字,突然摆上这样一大篇未免有些唐突,姑且先捡些旧事来说一说。
蔡康永来北大演讲那次,他坐在那絮絮无边界地说了两个小时,换到后来我就记住了两件事情。一个有关电影,一部实验电影,拍的是纽约的帝国大厦,不间断地拍了大约整整一天。听起来就很乏味,但片中帝国大厦突然之间点灯的一场却成为一个滥情的始作俑者,此后效仿者不断……就此打住,我现在要说的是另一件事情。
当时他提及一个模糊的记忆,台湾一名女作家忘了是朱天文还是朱天心,被,可能是王德威,称为老灵魂。然而不待核实的片断戛然而止,换我在书堆里寻找对应讯息,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唉文字的炼金术。
朱天文说,何以解忧,唯有小说。这是一个关乎情感燃点的命题,后来我再想或许这还有关态度——务虚的态度。这当然不是说整个人因此就遁化为奇零人,好像孤独到,怎么说,不能理解和不被理解的,绝境。而是想以一个边缘化的思考站位来观察生活,——在本雅明是全景幻灯,在波赫士是歧路花园——,以此消磨掉时间感中那种无力却又尖锐的质地。于是整个人生好像是个星空,现实的、思想的……每个片断都恰如其分在位置上,如在无光害的星空中闪烁。
从这个意义上,我喜欢并且推荐朱天文的这篇演说。
<朱天文的演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真是非常高兴,虽然我们都不认识……很高兴在这地方跟大家交换一下我自己写这本书的小小的经验。
像这套书(指印刻出版的《朱天文作品全集》)我也是今天才看到,过年之前整个一月份都在赶着校对这九本书。过年印刷厂要洗机器,所以比平常还早COLSE,到年前才OK,所以我到今天才看到这套书。
本来这套书是印刻出版社创刊时,就希望精神上给它们支持,把作品集给他们出。我是一向动作非常慢,动作快的是朱天心──我妹妹,当时她非常义气地跟其他出版社的书、到期的没到期的就不再续约或收回。当时我们两人都有一想法,把旧书给印刻出的时候,一定也要有新书出版,不然就觉得很不好,没有新作只有旧作反复出……感觉很没职业道德。
当时是两千年,我就答应初(安民)先生要把《巫言》给他们出,没想到原先以为两年后就写完,然后跟旧作一起出,两年没想完,又两年,就到零七年。年初还是写写停停,中间虽然写了四个剧本,零一年《千禧曼波》、零二年《咖啡时光》、零五年是《最好的时光》,还有零七年去法国拍《红气球》。七年之间写了四个剧本,整个状态好像在坐牢,只是中间跑出来写剧本。每次中间要写《巫言》,就得从头开始看,每次重看就觉得……哎呀写什么东西呀!然后就从头开始改。改到当时要通过自己的眼光、鉴赏力,好像自己的鉴赏力就是一个严苛的电检,只要一不行就从头再改。所以每次回头几乎都从头顺过,进入那状况在继续往下写。如此断续直到零七年初,还是想到处看到处玩──所谓玩就是看书啦!
后来发生两件事情,促成我一定要把它写完。一个就是我非常尊敬的小说家舞鹤,自己在淡水独自住……
我岔题一下,有人问过我究竟什么叫做“巫言”?假设社会一个光谱从右到左,假设最右是社会化,最左是非社会化,我自己对巫的想法是他在最左边,不能再左的左边,一跨过这界线,可能就会被归为疯子、一个神经病。
昨天我跟大春聊天也讲,好比红楼梦中,贾府基本上是非常稳固的社会化结构,所谓家的体制,这里头有贾母、贾政上上下下两百多人,大家想想最右到左是什么人?基本上最左边的人是要脱离体制、出边出檐了,大家第一个一定是想到贾宝玉。还有个林黛玉,很多人讨厌她,觉得她过度敏感小心眼,还有一个是晴雯,大概他们三个都是在左边的。
我对站在最左边有个身份自觉。小说家、从事创作的,大多属于左边。好像可以看到界线是什么,边际是什么──我不大想说是边缘,因为这两次已被说的几乎政治正确,已是个脏名词了。但站在边际上,会特别敏感社会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像多了一个双重视野,或是像唐诺说的,有另一层面的感受。这是我对艺术创作、文字创作的“巫”有的一个自觉。
说回来舞鹤。我已够自觉站在左边了,但他还比我在左边。去年,我常去淡水看舞鹤,去走堤边。大家可能以为我们在一起就是切磋写作技艺,其实才不然,我就是跟他抱怨自己这长篇真的要写不完了,被各种事情打断。第一个就是我一起床就看报纸,一看就开始跟朱天心骂东骂西,被所有事情弄得非常激愤,吃个饭就到下午……当时舞鹤不讲我,就讲自己,都是早上六七点起床,到处散步,差不多九点钟开始写,少少吃一些达七八分饱免得血都跑到胃里(看他讲的细到这种地步),他说,“因为你跟妈妈住,所以生活会受家人影响,先跟妈妈说不必招呼你吃饭,等写完再说。”他中午不吃,写到大约两三点,今天的进度就这样。下午就看书、喂猫。他说,一定要把一天最精华的时间拿来写,写完以后,一天要看多少报纸都行。
我听完觉得好羞耻,他是自己一个人住,生活到几乎刻苦,每天早早就睡早早就起。自律要多强才能做到这样。回来后,我就写一封信给他说,如果再不效法他自律,实在太对不起他的苦口婆心。
恰恰我妹妹的先生唐诺,他也看我晃荡得差不多了,就跟我和天心说,“我看你们俩到现在,根本就还是个业余。”我们写了三十年,竟然还说我们业余!──他说业余跟职业的差别在哪里?看看使用华文的小说创作者,现在还在写的这群,写了十几二十年的,大概才华都差不多,努力用功都到一个阶段,再来是差什么?就是职业跟业余。
好比说有个有名的平剧打鼓佬侯佑宗,他就说活到八九十岁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个一两小时的鼓,他说,活到那么大,这样打难道是为了练习?不是的,是为了“上场即中”。这就是专业。像我们这样不写的时候都不写,一写就写到三更半夜,根本是业余的。所以唐诺说,我们得有职业赛的自觉,就是纪律。他又举了纳布可夫,多聪明的人哪!也是每天早上写,写小说他坐着写,写诗站着写,写到中午,出去散步,下午再写一段,晚上则看书。聪明如纳布可夫都如此,我们俩呢?毫无纪律,永远差一步远抵达“文学万神殿”。
所以,一个舞鹤,他写了小说《乱迷》,中间无一个标点,被网络上的人骂说这是“横征暴敛”。但他自己都说,这本书就三百个读者,他自己都不怕做这样的实验,世界这么大,总有个容他实验之处吧?我就这么看着他,想自己不能再好梦方酣还想玩。因此,一是舞鹤、一是唐诺,让我下定决心。中午不再管家人嘘寒问暖,保持纪律地写,终于,这本书在去年完成了。
我其实蛮惭愧的,在座可能有很多在写的,写龄不那么长的。我就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最早两千年我想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题目叫作《谋杀与创造之时》,是用劳伦斯·卜洛克的第一本小说书名,我当时就想跟他致敬。九九年我到纽约,简直完全就是他的迷,按照书中侦探马修·史卡德的生活动线走一趟。
叫做《谋杀与创造之时》其实就是,生活里头谋杀了什么、创造了什么,用两条并行线,一个是巫,小说家,他自己的生活成了一幅什么德性,被生活所有的细节所困。生活就像马奎斯《百年孤寂》里的小镇马康多,世界当时还那么新,有个吉普赛人来,带了一个大吸铁,上校邦迪亚感到希奇得不得了,就拖着吸铁把所有破铜烂铁都吸到自己身上。这当然是个魔幻小说的写法,可是基本上,我觉得小说家巫,就像拖着大吸铁的上校,把生活所有细节好的坏的都拖在身上,寸步难行。他被所有眼见的细节困住,因此是一个“我”的第一人称叙述。如此困顿的创作者,写出来的小说会如何?
另一条线就是他写的小说,展现他的创作技艺。但写下去后,发现第一章就把我想说的讲完了。接下来就是顺着繁殖下去,这里头也完成我一个愿望。
小时候我看的所有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我看到孔明去世就不看了……)我好疑惑为什么所有长篇都是一个衰亡史,从盛而衰、从生到死?为什么不永远都在盛世、永不衰退?因此在《荒人手记》时就想写一个,不要盛极而衰的故事。不是线性时间,如悉达多太子走出城时看见的生老病死。可是我没有做到,只能在结尾自壮形色,说什么“因此书写,仍在继续中”……那都是骗人的啦──彷佛未完,但基本上没做成功。
这本书我却觉得达到这个愿望。怎么说呢?书中原本安排两条线,讲生活素材如何变成创作,这在第一章解决了。后来我发现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是直线,那么,如果我岔题了呢?我们就从不断的岔题,离题又一个离题,让你越来越离开主线,越来越错综复杂,不知到哪里去,离题的是什么?就是生活的细节,享受细节也好,躲在细节也好,爱之不尽也好……也许,时间就因此迷路。它再也找不到你。等于在作品里繁衍出的时间,就是波赫士讲的,歧路花园。在小路中迷失,完全离开大路,被各种景物岔题。
在这样的策略中,死神会不会就找不到你?这是一个隐喻的说法。死神找不到你,时间就会迷路,在不断岔题中掩藏自己,死亡就不会到眼前了。
我认为在这本书里完成的是这个。人生永远有个大限在哪里,在那之后或之外是什么?我认为是永远的悲哀跟惆怅,那就让它留白吧,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是,我就在这有限里头,所有细节里头,繁衍细节,在其中流连忘返。我好像完成了小时候的愿望,我用了非线性时间,就解决了线性时间由盛而衰的问题。
我觉得,它很像一个星空,或唐诺写过的,下围棋的吴清源说,棋下得最好的时候,每个棋子都在最好的位置上,像星星恰如其分地闪着光芒。我的愿望就是,长篇小说如果不是线性时间,会是什么呢?会像一个好的围棋谱,围棋不是决胜负,而是看谁的局、地盘占得大。因此,这个长篇补足了我对长篇小说的遗憾,像是个星空,每个句子都恰如其分在位置上,如在无光害的星空中闪烁。
这就是种满足吧。跟所有外在有没有读者……这些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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