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字>

难得在部落格里大段引入别人的文字，突然摆上这样一大篇未免有些唐突，姑且先捡些旧事来说一说。

蔡康永来北大演讲那次，他坐在那絮絮无边界地说了两个小时，换到后来我就记住了两件事情。一个有关电影，一部实验电影，拍的是纽约的帝国大厦，不间断地拍了大约整整一天。听起来就很乏味，但片中帝国大厦突然之间点灯的一场却成为一个滥情的始作俑者，此后效仿者不断……就此打住，我现在要说的是另一件事情。

当时他提及一个模糊的记忆，台湾一名女作家忘了是朱天文还是朱天心，被，可能是王德威，称为老灵魂。然而不待核实的片断戛然而止，换我在书堆里寻找对应讯息，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唉文字的炼金术。

朱天文说，何以解忧，唯有小说。这是一个关乎情感燃点的命题，后来我再想或许这还有关态度——务虚的态度。这当然不是说整个人因此就遁化为奇零人，好像孤独到，怎么说，不能理解和不被理解的，绝境。而是想以一个边缘化的思考站位来观察生活，——在本雅明是全景幻灯，在波赫士是歧路花园——，以此消磨掉时间感中那种无力却又尖锐的质地。于是整个人生好像是个星空，现实的、思想的……每个片断都恰如其分在位置上，如在无光害的星空中闪烁。

从这个意义上，我喜欢并且推荐朱天文的这篇演说。

<朱天文的演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真是非常高兴，虽然我们都不认识……很高兴在这地方跟大家交换一下我自己写这本书的小小的经验。

　　像这套书（指印刻出版的《朱天文作品全集》）我也是今天才看到，过年之前整个一月份都在赶着校对这九本书。过年印刷厂要洗机器，所以比平常还早COLSE，到年前才OK，所以我到今天才看到这套书。

　　本来这套书是印刻出版社创刊时，就希望精神上给它们支持，把作品集给他们出。我是一向动作非常慢，动作快的是朱天心──我妹妹，当时她非常义气地跟其他出版社的书、到期的没到期的就不再续约或收回。当时我们两人都有一想法，把旧书给印刻出的时候，一定也要有新书出版，不然就觉得很不好，没有新作只有旧作反复出……感觉很没职业道德。

当时是两千年，我就答应初（安民）先生要把《巫言》给他们出，没想到原先以为两年后就写完，然后跟旧作一起出，两年没想完，又两年，就到零七年。年初还是写写停停，中间虽然写了四个剧本，零一年《千禧曼波》、零二年《咖啡时光》、零五年是《最好的时光》，还有零七年去法国拍《红气球》。七年之间写了四个剧本，整个状态好像在坐牢，只是中间跑出来写剧本。每次中间要写《巫言》，就得从头开始看，每次重看就觉得……哎呀写什么东西呀!然后就从头开始改。改到当时要通过自己的眼光、鉴赏力，好像自己的鉴赏力就是一个严苛的电检，只要一不行就从头再改。所以每次回头几乎都从头顺过，进入那状况在继续往下写。如此断续直到零七年初，还是想到处看到处玩──所谓玩就是看书啦!

　　后来发生两件事情，促成我一定要把它写完。一个就是我非常尊敬的小说家舞鹤，自己在淡水独自住……

我岔题一下，有人问过我究竟什么叫做“巫言”？假设社会一个光谱从右到左，假设最右是社会化，最左是非社会化，我自己对巫的想法是他在最左边，不能再左的左边，一跨过这界线，可能就会被归为疯子、一个神经病。

　　昨天我跟大春聊天也讲，好比红楼梦中，贾府基本上是非常稳固的社会化结构，所谓家的体制，这里头有贾母、贾政上上下下两百多人，大家想想最右到左是什么人？基本上最左边的人是要脱离体制、出边出檐了，大家第一个一定是想到贾宝玉。还有个林黛玉，很多人讨厌她，觉得她过度敏感小心眼，还有一个是晴雯，大概他们三个都是在左边的。

　　我对站在最左边有个身份自觉。小说家、从事创作的，大多属于左边。好像可以看到界线是什么，边际是什么──我不大想说是边缘，因为这两次已被说的几乎政治正确，已是个脏名词了。但站在边际上，会特别敏感社会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像多了一个双重视野，或是像唐诺说的，有另一层面的感受。这是我对艺术创作、文字创作的“巫”有的一个自觉。

　　说回来舞鹤。我已够自觉站在左边了，但他还比我在左边。去年，我常去淡水看舞鹤，去走堤边。大家可能以为我们在一起就是切磋写作技艺，其实才不然，我就是跟他抱怨自己这长篇真的要写不完了，被各种事情打断。第一个就是我一起床就看报纸，一看就开始跟朱天心骂东骂西，被所有事情弄得非常激愤，吃个饭就到下午……当时舞鹤不讲我，就讲自己，都是早上六七点起床，到处散步，差不多九点钟开始写，少少吃一些达七八分饱免得血都跑到胃里（看他讲的细到这种地步），他说，“因为你跟妈妈住，所以生活会受家人影响，先跟妈妈说不必招呼你吃饭，等写完再说。”他中午不吃，写到大约两三点，今天的进度就这样。下午就看书、喂猫。他说，一定要把一天最精华的时间拿来写，写完以后，一天要看多少报纸都行。

　　我听完觉得好羞耻，他是自己一个人住，生活到几乎刻苦，每天早早就睡早早就起。自律要多强才能做到这样。回来后，我就写一封信给他说，如果再不效法他自律，实在太对不起他的苦口婆心。

　　恰恰我妹妹的先生唐诺，他也看我晃荡得差不多了，就跟我和天心说，“我看你们俩到现在，根本就还是个业余。”我们写了三十年，竟然还说我们业余!──他说业余跟职业的差别在哪里？看看使用华文的小说创作者，现在还在写的这群，写了十几二十年的，大概才华都差不多，努力用功都到一个阶段，再来是差什么？就是职业跟业余。

　　好比说有个有名的平剧打鼓佬侯佑宗，他就说活到八九十岁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个一两小时的鼓，他说，活到那么大，这样打难道是为了练习？不是的，是为了“上场即中”。这就是专业。像我们这样不写的时候都不写，一写就写到三更半夜，根本是业余的。所以唐诺说，我们得有职业赛的自觉，就是纪律。他又举了纳布可夫，多聪明的人哪!也是每天早上写，写小说他坐着写，写诗站着写，写到中午，出去散步，下午再写一段，晚上则看书。聪明如纳布可夫都如此，我们俩呢？毫无纪律，永远差一步远抵达“文学万神殿”。

　　所以，一个舞鹤，他写了小说《乱迷》，中间无一个标点，被网络上的人骂说这是“横征暴敛”。但他自己都说，这本书就三百个读者，他自己都不怕做这样的实验，世界这么大，总有个容他实验之处吧？我就这么看着他，想自己不能再好梦方酣还想玩。因此，一是舞鹤、一是唐诺，让我下定决心。中午不再管家人嘘寒问暖，保持纪律地写，终于，这本书在去年完成了。

　　我其实蛮惭愧的，在座可能有很多在写的，写龄不那么长的。我就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最早两千年我想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题目叫作《谋杀与创造之时》，是用劳伦斯·卜洛克的第一本小说书名，我当时就想跟他致敬。九九年我到纽约，简直完全就是他的迷，按照书中侦探马修·史卡德的生活动线走一趟。

　　叫做《谋杀与创造之时》其实就是，生活里头谋杀了什么、创造了什么，用两条并行线，一个是巫，小说家，他自己的生活成了一幅什么德性，被生活所有的细节所困。生活就像马奎斯《百年孤寂》里的小镇马康多，世界当时还那么新，有个吉普赛人来，带了一个大吸铁，上校邦迪亚感到希奇得不得了，就拖着吸铁把所有破铜烂铁都吸到自己身上。这当然是个魔幻小说的写法，可是基本上，我觉得小说家巫，就像拖着大吸铁的上校，把生活所有细节好的坏的都拖在身上，寸步难行。他被所有眼见的细节困住，因此是一个“我”的第一人称叙述。如此困顿的创作者，写出来的小说会如何？

　　另一条线就是他写的小说，展现他的创作技艺。但写下去后，发现第一章就把我想说的讲完了。接下来就是顺着繁殖下去，这里头也完成我一个愿望。

　　小时候我看的所有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我看到孔明去世就不看了……）我好疑惑为什么所有长篇都是一个衰亡史，从盛而衰、从生到死？为什么不永远都在盛世、永不衰退？因此在《荒人手记》时就想写一个，不要盛极而衰的故事。不是线性时间，如悉达多太子走出城时看见的生老病死。可是我没有做到，只能在结尾自壮形色，说什么“因此书写，仍在继续中”……那都是骗人的啦──彷佛未完，但基本上没做成功。

　　这本书我却觉得达到这个愿望。怎么说呢？书中原本安排两条线，讲生活素材如何变成创作，这在第一章解决了。后来我发现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是直线，那么，如果我岔题了呢？我们就从不断的岔题，离题又一个离题，让你越来越离开主线，越来越错综复杂，不知到哪里去，离题的是什么？就是生活的细节，享受细节也好，躲在细节也好，爱之不尽也好……也许，时间就因此迷路。它再也找不到你。等于在作品里繁衍出的时间，就是波赫士讲的，歧路花园。在小路中迷失，完全离开大路，被各种景物岔题。

　　在这样的策略中，死神会不会就找不到你？这是一个隐喻的说法。死神找不到你，时间就会迷路，在不断岔题中掩藏自己，死亡就不会到眼前了。

　　我认为在这本书里完成的是这个。人生永远有个大限在哪里，在那之后或之外是什么？我认为是永远的悲哀跟惆怅，那就让它留白吧，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是，我就在这有限里头，所有细节里头，繁衍细节，在其中流连忘返。我好像完成了小时候的愿望，我用了非线性时间，就解决了线性时间由盛而衰的问题。

　　我觉得，它很像一个星空，或唐诺写过的，下围棋的吴清源说，棋下得最好的时候，每个棋子都在最好的位置上，像星星恰如其分地闪着光芒。我的愿望就是，长篇小说如果不是线性时间，会是什么呢？会像一个好的围棋谱，围棋不是决胜负，而是看谁的局、地盘占得大。因此，这个长篇补足了我对长篇小说的遗憾，像是个星空，每个句子都恰如其分在位置上，如在无光害的星空中闪烁。

　　这就是种满足吧。跟所有外在有没有读者……这些都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