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这是一个无厘头的标题，让我从稍远处说起。

曾有人给我讲了一个叔叔的故事。这叔叔不是他的亲戚，而是他爸爸做生意结识的朋友。他有很多这样的叔叔。这个叔叔是跳楼死的。当时来抓他的人已在撞门，他知道跑不了，干脆就跳了楼。他这一跳，线索就断了，也就保住了其他叔叔。于是，照顾这叔叔的老婆孩子的责任就落在了其他叔叔身上。这是我好几年前听来的故事了，之所以记得清，是因为太像电视剧，却又是真实的。黑道兄弟义气，是否就是这样？其实撇掉故事背景，做人亦当如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关于吴英案，我并没读到这样的故事，却读出了另一路故事。吴英案恐怕可以牵涉出不少官员，听说她至今已经检举了十余人，其中三人已被判刑。当我看到这条消息时，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检举揭发而不是隐瞒以求保护？或许吴英案虽然闹得挺大，但牵涉的官员层级并不高，就算隐瞒，也没人救得了她。那么，立功以求减刑便是不错的选择。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想。不管怎么说，事情到此还容易理解。

可再往下我就不大懂了。滕彪在《吴英的生命和你我有关》这篇文章中写道：“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曾写联名信，要求一审法官判处吴英死刑。一审判决完后，这些官员又曾到浙江省高院，要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法学人士表示，这是从重庆打黑以来公权作恶的又一次体现，而官员写信给法院施压也表明了中国司法不独立。

先把这言论放一边，我来接着猜想一下与吴英案有染的官员们的心理。吴英一死无对证，他们不仅相安无事还可以霸占吴英的财产，所以很希望吴英死；但他们应该又害怕吴英死，特别是不敢公开逼死她，因为吴英有嘴、还有律师，就算她翻案无望，当看到有人落井下石，那也要拉更多垫背的——我死了，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当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些贪官神通广大到即使吴英检举，他们也有办法逍遥法外的程度，比如虽然吴英检举了十人，但至今只有三人判刑，比如他们用写联名信的方式直接干预法院审判。

联名信、联名信，可到如今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信，联的谁的名都不晓得。有报道称是吴英的父亲说的，有报道说开始是三个官员写信，后来是十几个官员写信……各种说法都有，让人一头雾水。而我想问的是，这些官员有必要、有可能以写联名信的方式来实现这一切么？我认为完全没必要，相当不可能。

第一，在这种时候，与吴英有干系的官员恐怕撇清都来不及，反其道而行之，高调地写一封立场如此鲜明的联名信，太匪夷所思了。这不会是一封匿名信吧？那么，一旦把名字签下去，这些人就不得不面对一连串的问题：吴英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为什么这么希望吴英死？

第二，有学者说联名信表明了司法不独立。或许中国的司法的确不独立，可就算联名信是存在的，它能起到这种效果么？东阳不过是个县级市，市委书记恐怕也就是个处级干部而已。就算这十几个写信的本地官员都是处级干部，他们给至少是厅级以上的省高院写信也配得上“要求”二字？他们或许贪污腐化，或许脑子简单，但在官场浸淫这么多年，他们不太可能连基本次序都拎不清。

我不知道贪官怎么做，但真想不出贪官可以这么做，更想不出贪官如果真做到这份上，还有什么必要写文章进行煽情式的讨伐：和傻子较劲，不累么？当然，或许滕彪们一点都不傻，只是故意装傻，不过是制造舆论罢了。可惜的是，就算滕彪们多么能写排比句，对年轻美丽多么有感情（年轻就一定美丽？），“吴英有钱，孙志刚没钱”这个事实不会变，想让更多的人产生共鸣实属不易。更何况，这段时间舆论的关切在韩寒和方舟子那里，吴英只能靠边站了。假若最高院核准执行死刑，我想韩寒和方舟子或许应该负点责任，当然，方舟子得负更多的责任。

今年赵本山没上春晚，终结了“赵本山小品是春晚最被期待的节目，但赵本山本人是春晚最不愿见到的面孔之一”这个矛盾存在。为什么不愿见到？这些年来，比较流行的一个批评是：中国方言多了去了，凭什么每年都是东北方言？而赵本山恰恰是东北方言在春晚舞台的代表。

对此，我以前的看法是，作为全国性质的节目，春晚首先要保证最大多数的人能听懂。因为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进行改造的，东北方言近水楼台，所以也就有了先天优势。但刚才陪家人看了赵本山去年和今年在辽宁卫视的小品《相亲》的《相亲2》之后，我认为有必要做点修正，原因是，这两个小品里有许多东北方言我根本听不懂，也就笑不出来。

用方言表演时幽默感十足，可一上春晚，限制太多，左改右改就不好笑了——这似乎是关于为什么南方方言几乎上不了春晚的共识，但现在看来，即便是貌似具有先天优势的东北方言也存在一样的问题：如何在保持自身语言特色的同时，又能展现出让大多数人能够理解的幽默，甚至进而让人喜欢上这种幽默？

这是一个难度颇大的问题。为什么赵本山做到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回顾一下历史。

当赵本山1990年首次登上春晚、获得喝彩的时候，春晚已经举办了六七年。在此之前，陈佩斯和朱时茂才是春晚舞台上的腕儿，比赵本山早起跑了好几年，而且讲的是普通话。九十年代末，陈朱二人与央视的版权纠纷闹得沸沸扬扬，客观上被挡在了春晚门外。与此同时，因为或这或那的限制（朱时茂在采访中提到时间限制，记者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说所有小品都不能超过十七八分钟，连赵本山也不例外。但事实上，就在这篇报道的前一年，《不差钱》足足演了二十五分钟），陈朱二人主观上也疏离了春晚。事实上，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一正一邪的模式，让大众陌生的题材（1994年的魔术、1997年的体操），二人的表演已是强弩之末。1998年的《王爷与邮差》虽然在观众票选中获得头名，但与八十年代连续几年一枝独秀相比，此时的陈佩斯和朱时茂只能说是做了个还算不错的告别演出。如果他们继续呢？历史不容假设，但我想说一点：他俩人从来都只是他俩人，而赵本山则带出了一个团队。

回看整个九十年代，在陈朱二人逐渐淡出的同时，与赵本山一同驰骋在春晚小品舞台上的其实还有好几路人，比如郭达蔡明、黄宏宋丹丹、巩汉林赵丽蓉……这是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从1991年到1998年，虽然几乎参加了所有春晚，但赵本山绝对不是舞台上最亮的那颗星，好些年的表现并不出彩，或者说总有比他更精彩的。如今舆论总说赵本山是“小品王”，但从1992年设立最喜爱节目评选以来，赵本山只在1992年凭借《我想有个家》获得过小品一等奖，此后直到1998年，他再也没有获得过一等奖，连年夺魁是1999年以后的事情。一提到奖，国人恐怕要笑话，何况还是有官方色彩的机构评的奖（虽然号称票选）。这种意识之争并无意义，还是让事实说话，我把这几年的一等奖作品和当年的赵氏小品做一罗列——

1993年一等奖是严顺开等的《张三其人》，赵氏小品为《老拜年》；

1994年一等奖是黄宏、侯耀文的《打“扑克”》，赵本山没有参加春晚；

1995年一等奖是赵丽蓉、巩汉林的《如此包装》，赵氏小品为《牛大叔提干》；

1996年一等奖是赵丽蓉、巩汉林的《打工奇遇》，赵氏小品为《三鞭子》；

1997年一等奖是黄宏、巩汉林的《鞋钉》，赵氏小品为《红高粱模特队》；

1998年一等奖是朱时茂、陈佩斯的《王爷与邮差》，赵氏小品为《拜年》。

应该说，这些一等奖作品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对赵本山而言，从自身发展看，分水岭出现在1999年。那一年，赵本山奉献了他在春晚、乃至其整个小品表演事业中最好的作品——《昨天 今天 明天》。也正是从这个小品开始，赵本山真正地把东北味带到了春晚舞台，铁岭也成了一座大城市。而作为赵本山心中东北味代表的二人转最终在2006年登上了春晚舞台，此时距他初次登上春晚舞台已有16年之久——即便是看起来近水楼台的东北方言，这一路走的也并不轻松。其他方言类节目之所以在春晚舞台上遭遇不好笑的尴尬，或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走过这样一条路，又或许是他们根本不屑于走这样一条路。当然，相较东北方言，南方方言的确更加难懂，但我认为，对语言类表演而言，得其神远远比得其形重要，1993年的头奖作品《张三其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南方气质的小品，可惜的是后继无人。

讲完了自身发展，自然还要谈谈外部环境。陈佩斯朱时茂的退出、赵丽蓉的辞世、黄宏潘长江蔡明等人的心思不再专注于小品而去拍电视剧拍电影、相声的表现一年不如一年……舞台就那么点大，别人的不幸就是赵本山的幸运。其实赵本山也搞副业，甚至把副业搞成了主业，但他有一个其他人所没有的大本营，那就是根植于东北土壤的本山传媒，不至于让他分身乏术。

正是这一内一外共同促成了赵本山十几年的“小品王”地位。好作品的不断产出也让赵本山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让他有了和节目组谈条件的资本（比如延长时限、比如不按部就班参加所有彩排），回过头来又促使好作品的不断产出。只是这个“好”已经没了对手，也就在年复一年的重复中逐渐失了颜色，但2009年的《不差钱》是个例外。最后，在媒体舆论的推波助澜之下，赵氏小品终于变成了一种惯性——不论你喜不喜欢，说到春晚，你就不能不说赵本山。但这惯性到了今年突然来了个急刹车，赵本山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春晚。对于这个消息，有人担心，有人等着看笑话，但事实表明，虽然赵氏小品缺席了，但这台春晚办得也挺好，天并没有塌下来。可作为春晚的忠实观众，我很感谢他过去二十年用辛勤所带来的欢笑，也期待他未来能够为观众带来更多的快乐。最后，祝赵本山老师过个舒坦的春节。

前段时间坐卧铺，才上车，我发现原本是我的铺位上躺着一个妇女。我和她说：这位子是我的。她搓了搓朦胧的睡眼，爬了起来，嘴里嘟囔着“才下车就有人来了”，然后挪到隔壁的铺位上继续躺着。

车厢里脏孩子跑来跑去，疯够后被他爸爸摁在我对面铺位上躺下，他妈妈一直在中铺迷迷糊糊地睡着。那小孩占了三分之一的床位，这样一来，原本躺在那的中年男人就只能眼巴巴地坐着。这一坐就是两小时。我心想这小两口真够可以的，竟然让老爹帮着看小孩，自己倒是睡得香。

下午三点多，小两口爬起来了。小孩的爹把孩子叫醒，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没和那中年男人说过一句话。就在这时，从隔壁铺位走来另一个中年男人——原来那才是他爹，睡我对面的这位根本就是位陌生人。

这时，那小孩的娘起床了，把孩子的纸尿裤一拆，把孩子的两条腿一扒，小孩的爹直接找了张破报纸往地上一铺——这孩子要拉屎拉尿了。事毕，小孩的爹在手上套了个塑料袋，抓起湿烂的报纸和排泄物就往垃圾箱去了。

回来时，他的手是干燥的，应是没洗，转头又开始泡奶粉。温度差不多时，他往孩子的嘴里塞奶嘴。但这孩子不乐意了，一边干嚎，一边用手指着行李架。小孩的奶奶——就是起初躺在我铺位上的那个妇女——说话了：鬼死了，要喝旺仔牛奶呢。一家人叽叽喳喳地说了一阵，小孩的爹取了瓶旺仔牛奶，打开奶瓶，往里到了小半瓶的旺仔牛奶，晃了晃，又往孩子嘴里塞奶嘴。

那剩下的半瓶旺仔牛奶传了一圈，没人喝，小孩的爹就往自己的嘴里倒。小孩一看，又开始大哭。一家人又开始新一轮的叽叽喳喳（你爸在喝你的牛奶哦；这么小气呀，爸爸喝点不行啊）。小孩的爹一边笑，一边自顾自地喝了，小孩是一边哭，一边把奶瓶往外推。但态度敌不过饥饿，小孩最后还是抱着奶瓶吮起来。

内地长大的人，或多或少，都有机会见到类似的场景。甚至很有可能，不少人就是从这样的家庭里走出来的，又或者是家里就有一两个这样的亲戚。其实看到前面说的这一幕，我挺感慨的：换做十几年前，那张用来沾尿渍的报纸恐怕是不会放在地上的；换做是几年前，这样的家人恐怕担负不起一家人坐卧铺的费用；换做是几年前，给孩子喝奶粉是件奢侈的事，跟别提三四块钱一瓶的旺仔牛奶了。

这是一种同情式的理解。如果这家人是在去香港的火车上做了同样的事情，结果又会怎样呢？前几天的事情可以作为想象素材。其实，就算有些香港人、其他国家地区来的旅客也会在地铁上吃东西，但我依旧非常理解那位香港人的做法。毕竟，在文明人看来，这就是一种非常不能容忍的事情，更何况是与内地有隔阂的香港人——这与自家孩子吃剩的饭会端起来吃不嫌弃，别人家孩子的剩饭则觉得恶心，是同样的道理。

这原本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但因为孔庆东几嗓子，韩寒那边已经熄火了，而媒体和舆论需要热点，这事就被抓来下饭了。术业有专攻，孔庆东或许在文学研究方面有造诣，但在那个简陋的节目里他的发言常常是一个真实的二百五。这回他说“有些香港人是狗”，报道的时候少了俩字，变成了“香港人是狗”，不少人为了这个断章取义而义愤填膺，两位特首候选人先后表态“香港人不是狗”，人当然不可能是狗，但人有差等，哪里都有可以用狗一样的人来进行比喻的行为。把一个二百五言论当真，甚至上纲上线地解剖，我想其实比二百五走得更远了。最远的听闻是有港人号召要因此围堵中联办。自由社会，当然能围。围堵是民主社会的大杀技，声势浩大还能抢版面，但如果过分频繁地使用、还是是为一些芝麻绿豆大的事情用，长此以往，只能慢慢后悔去了。

话说回来，如果不让内地客去香港旅游，就不会发生这一系列事情。自由行对香港旅游业的助益我就不说了，我其实很希望香港人能够注意一下自由行出台的年份——2003年。对香港政制发展而言，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中央并没有因为7月1日的事情重新考量自由行，这些年来去香港的内地客也是越来越多。在港大，有同学问我内地宪法课教什么，我说在北大，香港基本法是不怎么教的，但宪法审查、基本权利那些我们都教。那同学很惊异：你们还能教这些啊？！可如果内地真的如此保守，我想自由行是不会成行的。这不是让内地人直接呼吸自由空气么？多危险啊！这便是我说“注意年份”的意思了。

这些年来，自由行很自由地进行着，倒是一些意识形态的战士，歪曲着、自封着。我的看法是，还是醒醒吧，不然轻舟早过万重山，赶都赶不上。只有自信力极低的人才会在意不管“有些香港人是狗”还是“香港人是狗”的言论。这其实已是有些赶不上的表现了，要知道，中国省际之间也有矛盾，但或是调侃，或是冲突，不会如此小儿科。

我的硕士毕业证书上盖着“周其凤”的章，但在校期间，我对这位周校长可说是几乎一无所知。唯一的印象是，当得知他要来北大当校长时，好些人在BBS上放言：吉大校长也配来北大当校长？可我查了查，发现他不仅是北大本科毕业，八十年代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还长期在北大从事教学和行政工作。他是老北大了，不过是如今在校的小朋友不曾知道这一段的历史，就把吉大校长这唯一的标签贴过去了。

上台上得不平顺，似乎已经预见了后来的纷扰。一年多来，关于周校长的“奇事”，从“学生信息员”到“会商制度”到“化学神曲”到“美国教育一塌糊涂”再到“在领导人身后笑得灿烂”，媒体已经有很多报道了。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些报道有成功的，有失败的，还有功亏一篑的；有摆习惯性姿态的，还有心术不正的。

什么是成功的报道？“学生信息员”和“会商制度”是也。虽然在我看来许多报道不过是无稽之谈，也写文章分析过（比如《当我们会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聊天》），但关于“会商制度”的报道成功到了什么程度呢？北大一学生孙宇晨因为写了几篇关于“会商制度”的文章上了杂志封面、成了小公知，周校长去美国筹钱时、校友见了他之后首先就问到底什么是会商制度。

什么是失败的报道？“美国教育一塌糊涂”是也。最早的断章取义让人以为周其凤睁眼说瞎话，美国教育也会差？就算真有些瑕疵，也是你一个中国校长有资格评定的？那简直什么话都能骂了。没几天，稍微完整点的演讲稿出现了。原来周校长说的是美国培养世界公民这方面，谁不同意它就灭谁，很差劲。有关人士当然不会承认错误，只是把原来挺得僵直的腰杆弯了弯，继续嗡嗡地说酸话——没上过北大的表示还好没上，上过北大的则表示自己上的不是那个北大。

什么是功亏一篑的报道？“化学神曲”是也。当这首曲子第一时间在网上出现时，骂声一片，几乎可以说是一边倒，我在北大的同学朋友没一个说好。那为什么说是功亏一篑呢？那是因为不久之后，周校长为北大某保安的书写了一篇序言，其中有这么一句——我是学化学的，文笔不好，今年写了一首“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满世界都知道我文笔不好，就更没有人要我写东西了。这是一个巧妙的解释（之所以说巧妙，是因为我无法确定周校长是天性纯真，还是太善于公关），不少北大人因此原谅了校长那首神曲。

以上几篇报道都可以归在摆习惯性姿态的名下。媒体不是传声筒，就是要嘈杂，各种姿势都有，读者自行选择。如果自己专拣屎吃，甚至比吃饭还香，那是自己的问题，怪不得媒体。但有一篇报道（其实是一幅漫画）却滑出了线，是心术不正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事情总有先来后到。且不论是否合适，但事实是，不管合不合适，周校长“在领导人身后笑得灿烂”的照片早在“化学神曲”之前就在网上广泛传播过、也广泛被取笑过了（如果再搜一搜，他好像对任何人都笑得很灿烂）。可近一个月来，从“化学神曲”到“美国教育一塌糊涂”，媒体一锅乱炖，临了发现味道不够辛辣竟然是忘了放姜。管他呢，起锅前找了块老姜，赶紧切切往锅里一扔，也是很有滋味的。

这块烂姜让不少北大人看不过，但有人说北大人如今抱团护犊只会让外人笑话。我不这么认为。护犊的当然有，但正如前文所说，当媒体炒作“学生信息员”和“会商制度”时，不少北大人其实是和媒体站在一起的。之所以在那幅漫画下看似抱了团，那不过是终于被后来的一系列报道恶心到了。至于外人笑话，我认为也没必要在意，就好像外行看了毕加索的画，以为只是涂鸦（“他妈的，老子也会！”），那就让外行笑好了。我们应该给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葡萄臭的自由。

其实，北大人何曾抱团了呢？那些报道及有关评论里就有许多北大人的身影——闹内讧呢。就算官方北大倒下去，还有以南方报业里的北大人为代表的非官方北大矗立着，他们永远都可以在自己的地盘里写他们才是北大的良心。

最近，韩寒连发三篇文章，谈革命、民主和自由。

根据韩爸爸的说法，韩寒写这几篇文章是想“让人可以开始敢于谈论这些以前不太敢触碰的词语”。这让我非常讶异：韩寒难道不上网么？公知的布道已经很多了，谁不知道点“民主的细节”？但再一想，韩寒来写和一般人写的确又不一样。一般人写，是攀附这些题目；而韩寒写，则是这些题目的荣幸。韩寒垂幸让这些雀巢咖啡从大罐装变成了便利包，比三百公知说三天三夜有用得多，毕竟连平日里大念阿弥陀佛的明星也开始转载韩寒关于革命、民主和自由的论述了。

借着这股风，我这里谈一谈革命。

1.

大家都很关心革命，但首先需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革命？频频向韩寒发问的人，心里想的就算不是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印度非暴力不合作，怎么也得是辛亥革命或者天鹅绒革命，但韩寒给的回答是什么呢？中国不会发生农民起义了。

为什么我认为韩寒眼里的革命是农民起义？理由当然不仅仅是他举了白莲教和太平天国这些农民起义作为前车之鉴，更因为删繁就简之后，他对革命的定性只是这样一句话——“一个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的领袖带着两亿五千万贫困人口进行掠夺式的均富”。其实这一概括，韩寒眼里的革命恐怕连农民起义都算不上。那些农民领袖虽然有局限，但也不至于都到他说的这种程度。

作为历史陈列物，农民起义本就不可能发生。但韩寒仿照古董，混杂着对各种革命的支离破碎的印象，做了个当代仿品。为什么不会发生也不希望发生农民起义呢？他认为：（1）比无知和麻木，中国人绝对是人中翘楚；（2）比钱比权力，中国没有团体比得过共产党；（3）心狠手辣者才会革命成功；（4）只认钱的互相残杀将是革命的结果；（5）混乱之后，人民的要求不过是期盼有个独裁者收拾局面；等等。

因此，当看到一堆平日里五毛兮兮的人对韩寒“要改革不要革命”的观点表示支持和赞赏、《环球日报》甚至发文表示这是舆论的回摆时，就算把革命当成标签，我只想问一句：你们想“改革吧，别革命”的主流舆论想疯了么？要知道，韩寒这一摆，可是把共产党革命建国的合法性都给摆没了（丑化国人的事情稍后再说），无非是耍流氓耍成了，再加一个钱字。眼都瞎了，竟然还去管眼珠子好不好看，简直是笑话。

2.

尽管如此，东一点、西一点，韩寒也谈了现代革命。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现代革命么？

意见多样，但我认为，读书人谈革命其实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因为不管是拥抱革命，还是告别革命，这根本不是读书人可以驾驭的问题。革命当然要有理念，这个读书人可以有，但有了理念之后，革命更需要解决的是一连串技术性问题，这个读书人就真没有了。什么叫技术性问题？比如持续动员的问题，比如韩寒文中提到的联络问题，再比如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有枪么？没有枪，改革和革命就根本不是什么二选一的问题，因为根本就没得选。

我所指的当然不只是枪，而是“枪杆子”。在如今社会，只要是一个正常国家，国家机器之外，是没人有“枪杆子”的。这是革命不可能发生的最大现实制约条件。也正因为“党指挥枪”，所以邓小平才会说“中国要出问题就出在党内”。

当然，有人不信邪，有哈维尔自救呀！还有美国拯救伊拉克啊！

关于哈维尔，韩寒说，哈维尔式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那是因为有三个合力——“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但是，就算民主和素质有关，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素质就一定比当下中国人高么？我不相信。难道当下中国捣鼓不出来若干文人领袖么？公知们肯定也不答应。所谓“三力”，只有“执政者的忍让”才是有效的力。可按照我的理解，与其说是“忍让”，倒不如说是“无能”。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出发点不可能是想亡国，捷克斯洛伐克之所以闹成了，不过是因为戈氏将其当做改革的包袱扔掉而已，最后只是因为戈氏“无能”，军队政变，才让国亡掉了。不过是被扔掉的包袱，那革命的形式就随便好了，所以我同意韩寒对哈维尔式革命的判断——不过是文人的意淫。

至于美国救伊拉克，那是外力作用。欧美希望中国乱么？八九年之后，照钱其琛的说法，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很快就与中国沟通并派特使阐明美国的同情立场。当然，美国的立场还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来决定。因为有政治强人邓小平，党内没问题，中国本身也就乱不了，而不乱的中国对美国亦有好处。当然，等哪天中国共产党真不行了，党内出了问题，清末的历史再演一遍，也不是没可能。但这一切，和读书人说什么怎么说，并无多大关系。

3.

革命和读书人没什么关系，那群众呢？群众就算不是领导者，也是被动员的对象，可以用来造声势。韩寒说，素质低得都不会关远光灯，等着吧，就算搞成了，那也是劣质民主。

很多人反对这种“素质论”，我也反对，但不是因为我认为中国人素质高，也不是因为民主，而是因为这种批评不公平。上海城乡结合部长大的韩寒（没嘲笑的意思，我一山区农村小县城长大的，哪有资格嘲笑大上海的孩子呢），几年来和全国各地许多人打交道的结论却是“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这是什么话？

举个近的例子。虽然我不喜欢很多人喜欢的《金陵十三钗》，但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因为那些军人排队送死炸坦克的场景而动容流泪。“革命先辈”简直是一个笑死人、烦死人的词汇，“受够了！”。但扪心自问一下：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没有前人的牺牲（他们会是少部分么？），有我们的今天么？这些人是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的中国人么？

这是极端案例了，但近代中国这样极端了几十年。退一步，就算是极端，是过往，是可以丢掉的历史，那平凡的群众呢？我很喜欢王安忆在《启蒙时代》里的一段论述，引过多次了，再引一次——

他们没有一点虚无，既没有赤贫的无以生存的天地不仁之叹，也没有吃饱了撑的，专攻思想劳动。所以他们就是浅薄，而且粗鲁。可是，他们很有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的状态，最人道的状态。这状态就是一日一日过下去，如同数米一样。你也许会觉得没有戏剧性，是的，革命是有戏剧性的，可是革命是英雄的业绩。革命将人群生生划成好和坏、善和恶、敌和友、英雄和狗熊，而绝大多数人是不应该受到这种甄别的考验的。绝大多数人只是，怎么说，过一种数米的生涯。他们有权力在不经受考验的前提下过道德的生活，他们有权力不损人地过一种利己的生活，这就是人道。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思想者苦思冥想、革命者为之浴血奋战的人间生活。奇怪的是——我有时候真觉得奇怪——当我们真实面对着这种人间状态，却不认识它了。社会经过不自觉的震荡，错接错拼，咬合松开，逐渐协调运行，生成养成了这群体，我们所说的小市民，他们身体力行着我们对于人类的理想。这理想在提倡的时候总是激昂的，实现时难免趋于平淡，夸张的部分消除了，我们看到了的是“庸俗”两个字。这多么不公平啊！

在我眼里，这才是网上一看要起义，往窗外望一片安宁的原因所在，不是因为这些人自私、麻木、无药可救，读书人说起这些所谓国民劣根性时，常常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在我看来，不过是表错情，因为恰恰是这些为读书人鄙视的人才更懂得什么是生活。

31.他们其实不比你大

早前一篇文章里，我写过一个乡镇副书记。在轮番接待上级、喝多了之后，他说：“我工作二十年了，可房间里哪一个级别不比我大？”就这句话，我滥了一番情，如今我要做点挽救。

副书记那天接待的领导中有我的领导。论级别，我的领导是副厅级，相当于他们地级市的副市长，算个高官了，不过事实上，高官并非高官。

为方便叙述，姑且称我的领导为X主任。在系统里，我单位处于二线。去年回我单位养老之前，X主任在一线总部工作了好些年。X主任是个退伍军人，在总部时，最高做到了处级。多年工作让他练就了一门手艺，那就是点菜。当兵时管炊事班，在总部则是管饭堂，X主任一辈子大多数时候都是个厨房长。

关于X主任，我听说过两个片段：

第一件：X主任管理饭堂的时候，每天吃饭时间都会坐在饭堂里，每当有领导来吃饭时，他都会全程热情陪同。某领导有次一边吃，一边和他搭话：“老X啊，饭堂很重要，吃得健康才能好好工作，卫生一定要搞好。”X主任正准备打包票，不想领导刚巧从汤碗里捞出了根铁钉，转眼间搭话变训话了。

第二件：某次上面有领导造访，所有人都是临了才接到消息，那边说已经出发了，这边却始终联系不上。突然又得到消息，说是领导自己坐车来了，已经到了门口。总部的领导们赶紧下楼去接，不想老远看见X主任朝大伙一边挥手一边大声说：“不要急，慢点走，人我已经接到啦！”后来有人说：第一，根本就轮不到管饭堂的X主任去接；第二，X主任那天只是碰巧遇到而已；第三，X主任根本不太认识他“接到”这个人是谁。

这是两个索然无味的片段，但很可能引起误会，让人以为X主任是个没有大本事，爱拍小马屁的人。但在我看来绝不是这样。X主任陪着领导打饭吃饭，那是因为尊敬。而他本就是一个爱说话的人，见谁都挺热情，可是他那口潮州腔普通话永远都让人听不太懂。

尽管让领导吃出了铁钉，尽管领导可能根本就不想让他陪着吃饭只是碍于面子没说罢了，可是，或许因为多年来勤恳地管着饭堂，所以在五十多岁的时候，X主任被提了半级，从处级变成了副厅，在退休前“解决了待遇问题”。

接待X主任的时候，副镇长只当他是神圣，却不知他来自何方。神圣的幻影勾出了副镇长在现实里所受的委屈，或许这才是他说“可房间里哪一个级别不比我大”的缘由吧。可如果让副镇长以管几十年饭堂换个副厅待遇，我想他恐怕未必乐意。

级别之外还有生活。我们改变不了沉重的现实，但可以改变迷糊的自我。而那所谓沉重，名利也好，级别也好，当我们知道它们从何方来的时候，或许也就一笑而过了。

32.一个好婆婆

大学时做课题，谈及各色统计数据，导师说：“你们发现没有，每个五年计划，往往前面几年情况不那么好，可到最后关头，总能基本达到预期目标？”这两天的观察为这个有趣的发现找到了现实的注脚。

前两天经济建设办的Y主任给我看了一份通知，说是有几家企业用电超标，现在节能减排是硬指标，准备断他们的电。我问Y主任：“怎么个断法？只要他们不达标就一直断下去么？”他说：“不是，有份文件说得很清楚，有空我拿给你看一下。”

可两天过去了，我还没看到那份文件。想来是Y主任忙得忘记了，但又不好意思主动去要，今天我实在压不住好奇心，便找办公室的C女生打听，边聊边问，原来断电的起因是温家宝总理今年早些时候说过的如下一番话——

“十一五”前四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4.38%，但完成“十一五”降低20%左右的目标仍然十分艰巨。特别是今年一季度，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化工、化工等6大高耗能行业加快增长，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上升3.2%，大大增加了后三个季度的工作压力。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是各级政府必须向人民兑现的庄严承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任务，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实际行动，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我们的承诺不能改变，决心不能动摇，工作不能减弱。

上面提出要达标，下面就得立指标。为达目的，只能通过电网公司把接下来两个月每天能用的电量卡死，企业一旦用完配额，政府就断电。撑到12月结束，一切再恢复正常。所以，电不是一直断下去，也不是等企业达标，而是等“十一五”结束。明年“十二五”来了，大家再来喘口气。

C女生说：“上面的初衷是好的，但落实到下面，明摆着不可能，一方面要发展经济（温总理说，“今年一季度，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化工、化工等6大高耗能行业加快增长”，这不正是经济复苏的标志么？如果经济一直低迷，当然也就没有烟了，可那是我们要的环保么？），一方面又卡这么死，而且很多厂根本没有相应的技术条件。更糟的是，不少厂子订单是老早接下的，现在要断电，任务完不成，是要砸牌子的。电用完了，他们只能自己去买柴油来发电。那些靠近水库的工厂，倒是可以转用水电，可这样一来，成本增加，也不划算。”

我又向其他同事请教。农办的L说：“虽然大家都不想这么做，但任务压下来，只能做给上面看。”我反问他：“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奇怪了，最上面的那些人，没有更上面了，他们没有下面人的不得已，那又做给谁看呢？他们都是从下面上去的，不可能不知道下面的情况。被瞎折腾了那么多年，怎好自己上去之后转头就去瞎折腾后来人呢？”

说这话的同时，我却突然想通了：这就是多年媳妇熬成婆啊！但我想人还是应该有点追求，别人恶不意味着自己也可以恶，还是应该争取做个好婆婆。

33.喝酒及其他

看久了，内里也就慢慢泛了上来，不像表面所见的那么光鲜。下乡三四个月的一些小见闻，为这句话提供了新的注解。

1）喝酒

下乡后我发现，对农民而言，“话都在酒里”，“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为开展工作，好些时候镇干部不得不喝。即使如此，还是有镇干部不喝酒。同事和我说：不喝酒的那位有背景。可如果只是因为有背景才不喝，那么，他为什么没平步青云，还是一样得从基层做起呢？如果在基层许多时候不得不喝，那么，达到一定级别后，再没人逼你喝，相反，你可以命令大家不喝的时候，干部们又会如何选择呢？

常来我们镇的两个市领导，一个曾经很会喝但如今不怎么喝了，一个从来都很会喝。于是当这后一个来时，我们就得准备好酒，钱就被这么喝掉了。

我认为这还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说各级官员能够切实地做出表率，下面的人就算有心也无胆。如果每个领导都好像朱镕基那样，吃多少点多少，搞铺张的话我就盯着你吃完喝完，谁还敢胡吃海喝？

而从纯粹交流的角度看，喝酒未尝不是一个选择。作为一种类似公理、实际却无道理的应酬方式，喝什么其实都是无所谓的，重点在“喝”。一群人在一起，没有共同话题，或者开发不出共同话题，又或者是开发出了若干话题，却认为耗费了脑筋，那么，思考太累，我们不如喝点什么吧——可以是酒、可以是咖啡、可以是橙汁，当然，也可以是水。打通了这层隔阂，我发现，其实我，其实又何止是我，我们许许多多人，其实已经喝了许多年“酒”了。

2）做家庭作业

先是打传，后是打假。一层层压下来，催命一般地攒材料，上面布置了个题目，下面按时把作业交上去，这就是镇府日常工作的重点。订阅党报党刊有硬指标，甚至连市气象局不靠谱的天气预报都是强制订阅的，一年二十四期，共1500块钱。我问同事：“一次预报十几天，可能准么？”答曰：“当然不准。”

常说的一个话是，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么。既然不平衡，那面对的问题自然也就不一样。既然面对的问题不一样，为什么又要一刀切？如果所有人都明白这无非就是一项纸面工作，那到底做给谁看呢？

前段时间镇府开民主生活会。所有的述职材料都是下面人准备的，镇委委员们照着念就好。我原以为，开大会时碍于形式只能打官腔，如今开十几人的小会，可以关起门来畅所欲言了。可结果让我大为失望，虽然有所精简，但大家仍旧只是念稿子，直到会后聚餐才又找回了点真我，讲起了寻常事。活在玩笑里，不仅不觉得好笑，反而还当成了一件有深意、有规矩的事情——这就是官场之“道”。每个人都是演员，做给每一个人看。

*  *  *

对某些人而言，这种记录让他们兴奋。因为在他们看来，丑是唯一的目标。丑能够激发他们的欲望，正是因为丑，他们的存在才显得有价值。丑与他们的存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他们完全明白这一点，于是，如果现实不那么丑怎么办？他们的办法是，我们说有多丑，那就有多丑。

可我绝不是为了揭示黑幕，也不是以外人的眼光来获得智识上的优越感。“哀矜而勿喜”是我所欣赏的态度。

34.听同事讲上访的故事

同事法大毕业，在L镇挂职，说的是他们镇的一个上访户。

这上访户是个老教师。他有个儿子，儿子找了个女人，没结婚却生了个女儿，一直也没有领证。后来儿子因公去世，单位赔了一笔钱。法院判决一半给老教师夫妇，一半给老教师的孙女。当然，孙女还是跟那个女人过。由此，老教师走上了学习法律、维护权益的漫漫长路。他认为，钱给孙女，其实就是给那个女人。自己儿子用命换来的钱竟然分给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他不甘心。

不用懂法，稍微通点情理的人都知道这想法是荒唐的。但老教师反正退休无事可做，就一直往上捅，各级政府只能往回劝。可到最后，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神通，上北京也就罢了，老教师竟然把事情捅到了周永康同志那里。周永康同志批示，要好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一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被认定为问题、而且是重大问题。老教师也好像得到了尚方宝剑一般，气势非常足：你们看着办吧！

虽然上有批示，但总不至于让荒唐想法扭曲了正常道理，于是就只能拖。前段时间亚运会火炬传递传到了Z市，老教师自然成了关切重点。市领导要求镇府密切注意，千万别让老教师趁机出来搞造型、拉横幅。

于是镇领导去给老教师做工作，我的同事也参与了。同事对法律有着很纯洁的信仰。他和老教师苦口婆心地摆事实、讲道理，累得口干舌燥，不想老教师很不屑地甩出几本法条：“我比你懂！”然后就开始兜圈子、钻空子，技法之精湛，让我的同事目瞪口呆。总而言之，老教师的逻辑是：只有由我来养的孙女才是孙女，那女人养就是野种，就不能得一分钱。

在我看到、听到的上访户中，老教师是典型代表。那别人看到的是什么呢？比如倪玉兰微博上贴出宾馆欠费要赶人的通知，许多人声援她，可有位网友说得好：倪想为自己讨公道，但拒交房费，请问宾馆的公道在哪里？我补一句：穷，就得有穷的过法，住宾馆上访，上得哪门子访？扩展一下，我想以下三点值得考虑：

第一，倪氏夫妇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不可能没有亲戚朋友父母兄弟姐妹，如果做人做到了众叛亲离谁都不帮一把只冷眼看他们出丑受累连个睡觉的地方都不提供的程度，还有什么可说？又或者亲戚朋友愿意帮助，但有人授意又或者是倪自己拒绝帮助，怎么狗血怎么装？这个可能性，我看有。

第二，倪氏夫妇的房子所在地拆了盖公安局。那么，她家房子能有多大？不可能拆她一家就盖出个公安局来。别人拆走了，就她拆不走，别人去哪住了？别人谈得拢拆迁费，为什么她谈不拢，她要了多少价？

第三，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广东这里有个珠江台，珠江台有个叫做《今日关注》的节目，专门关注社会阴暗面。有一回记者来查访我们隔壁某镇的水污染，拍完之后直接找到镇府要价：不给钱我就播出去。那个镇的书记说：这水污染主要不是我们镇的厂造成的，你要播就播好了。同情倪玉兰也行，那么，被倪玉兰踢得睾丸受伤的警察惨不惨？我觉得也很惨。同情可以，但也得把水端平一点。

35.穷疯了，去传销

这几天帮镇里写了几份打击传销的材料，可据了解，我们镇根本就没有传销，那打击什么呢？事实上，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轮番上阵都打过传销，然后都号称效果显著，显著了三次，那怎么会打得没完没了呢？为解决这个困惑，我打算回顾一下自己对传销的认识。

我最早知道传销是在1998年。那时家里因为买房欠了一屁股债。工人阶级本分人，靠工资吃饭，搞钱的办法只有一条，省钱。省不过来逼着人动脑筋，于是我爸就打起了传销的主意。

他是被单位另一个搞传销的同事给忽悠上路的。那人吹得神乎其神——壮大队伍，坐等分钱，甚至还在某偏僻街道的偏僻角落搭了个店面，煞有介事地摆了点产品。陆陆续续交了三千多块，结果只是分批次兑换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洗头、洗脸的瓶瓶罐罐，钱全打了水漂。折腾了一圈，发财梦像肥皂泡般破灭了，我爸也终于明白了天上真不会掉馅饼，本分人搞钱的办法还就是一条，省钱。

我爸这边刚领了教训，我姨那头又上当了。当时她家也在买房，原因也是缺钱。我爸作为被发展人员并没有发展出多少下家，可我姨比他胆大能干，经朋友撺掇，她是作为本地组织者之一的身份出现的。我姨想着要组织亲戚朋友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宽阔。可结果非常不幸，刚把本地第一批会员的钱交给福州的大组织者们，就赶上了全国打击传销的风潮，直接连锅端。当时我姨人在福州，稀里糊涂地跟那些大组织者们呆了几天，回来总结道：那些人能说会道，是见过世面的。——这可是大骗子的典型特点。

现在想来，我家那边传销比较火爆就是98、99年左右的事情。那时的大气候是下岗，搞得人人自危，市场化把国企大锅饭的梦搅了，福利房没了，集资房、商品房随便也要三四万（现在三四万买半个小厕所就不错了，但在当时，在我们那儿，可不是小数目），大批人突然意识到钱缺得紧。穷疯了，也就没了常识，骗子刚好趁虚而入。我爸、我姨都是受害者。

南边传销，北边练功。那些年，东北地区各色气功挺有市场。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之前不富裕，现在下了岗，吃饭都成问题，去趟医院动则就是上百上千，可哪有闲钱看病？这时李洪志出来说，练功不需要看病，自然也就有了信徒。据说当时中央认为民众会相信法轮功的伪科学言论是因为科普工作做得不到位，于是大力支持天文科技馆建设。可身子问题没解决，谁还会去管脑子？“穷疯了，也就没了常识，骗子刚好趁虚而入”，还是一个道理。

据说现在传销在一些大学生群体里有了新市场，其实根子还是“穷疯了”——就业难。不过现在大学生多如牛毛，良莠不齐，泛泛而谈大学生就业难并没有太大意义。

36.还是得办事

按照上面的美好设想，为保亚运（上网搜了搜，这个设想恐怕是从奥运到世博一脉相承传到亚运的），上半年动员造势后，如今算来，应该已召开过两次大会，组建了相应的工作组并落实到了各个村，宣传上墙，传达到户，打击传销的活动要进入攻坚阶段了。

当然，这一切只是美好的设想。真实情况是，市级的打传会议上周刚草草开过，这周各镇忙着准备有关材料——没发布过的通知、没召开过的会议、没签署过的责任书、没组建过的工作队都要一一落实到纸面上，备案到电脑里，放置到档案中，以供上级下周抽查。

最有意思的是，任务单里有一项“财务说明”——做了这么多事，一定花了不少钱，按程序得交代一下都是怎么花的。但我们所做的工作无非是上网搜范文，然后修改、打印、整装，花不了几个钱。我正犯难时，协同做材料的顺哥却和我说，这个财务说明恐怕得去花三两块钱买个账本做一做。——原来一路假到底，连钱都是假的，账自然也真不了。

可总得有点真货吧？于是我昨天一边想，一边写，反思了我所了解的传销：一要穷，二要乱——社会变迁导致人心浮躁，想钱想疯了，而人口流动又打破了原本稳定的地方化知识，骗子刚好趁虚而入。也就是说，不是处处有传销，更不是处处都得一般大动干戈（广西、海南就要多过广东；广东省内也大不同，前几年是湛江，这两年是茂名）。既然不是处处都有，那就不要处处折腾，集中有效力量狠打该打的，其他人还是做自己该做的事。像我们镇，流动人口少，本地居民也才两万多；虽然企业不多，但老百姓的日子还算殷实，基本就没有适合传销生长的土壤——没敌人总不能凭空树一个敌人吧？

下乡几个月，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用来形容基层工作的不容易。可让我想不通的是，一年到头，一根针就算有天大的能耐，能踏踏实实地穿多少条线呢？还是应该把机会让给那些该穿的线，不该穿的还是别穿了罢。否则只能是上面人一层层脑袋拍下来，下面人一层层吆喝骗上去。

各地发展不均衡不是用来和国外人犟嘴皮子的，而应该扎实地贯彻到国内的实际工作中去。办文办会当然重要，但归根到底还得会办事。实际情况到底如何？亲自下来认真看一看，仔细问一问，清清楚楚。盯着废纸，说着废话，就算写成一朵花，吹到天上去，又有什么用呢？

37.先当选，再选举

昨天帮组织办整材料，突然看见两张去年选新党委委员的选票，一张是如今分管计生办的R党委，得了85票，另一张是计生办的H主任，得了1票，我忍不住笑了：“这算怎么回事？”

一同整理材料的X主任显然认为我说话没大脑，打了个岔就糊弄过去了，Z女生也没有说什么。等X主任走了以后，我接着说：“搞差额选举也不能搞得这么离谱嘛。”Z女生很很直爽，马上接过话茬：“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想等主任出去之后再和你说。”

于是我赶紧问她：“那你说说看，为什么是85:1呢？”她说道：“法律规定要搞差额选举，所以一定得走这个形式。至于为什么是85:1，那是因为大家开会前都是知道该选谁。找陪衬不容易，既不能和应当选的人资质差太多，那看起来太假，又要防止陪衬被选上了，因为选完就不能改了。要工作好多年才有机会当党委，而且名额本来就少，所以一定要慎重。

现在都是等到开始选举后才知道陪衬是谁。以前不是这样。有一次陪衬很早就知道了消息，于是花了很多时间拉选票，结果竟然选上了。从那次之后，我们就不再提前宣布候选人名单了。”

这话咋听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却颇有问题。要找资质差不多的陪衬，可一个镇府能有多少这样的人？如果陪衬真有心运作，就算不提前公布，那也是公开的秘密。不过话说回来，如此竞争其实并无必要，因为选党委就好像坐公共汽车，这班走了还有下班。R党委从机关下到基层，连续挂职六年才修成正果，H主任年轻，以后还有机会。

尽管有些钦点的意味，但我想这不是专制。首先，虽然没有动真格搞选举，但大伙看得清，心中早已形成共识，这是常人心态。其次，如果既定的候选人果真难以服众，那么，保不准前述陪衬当选的戏剧化场面再来一次——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也是常人心态。

事实上，服从组织安排本是一种积极的革命工作态度。如今搞起了不伦不类的选举，既丢了优良传统，又黄了民主生活游戏，两头耽误。这种狭隘的、缺乏自信的表现，让人着急。

38.反思三件事

最后两个月参与较多的工作有三件：一是人口普查，二是订阅党报党刊，三是节能减排。如今工作都已接近尾声，我再来谈谈看法。

先说人口普查。数据的要义不是真实，而是符合逻辑，要与派出所的户籍、计生部门的出生人口数，民政部门的死亡人口数看齐。比如，有人死了，但没注销户籍，于是在派出所那里，他还活着；又比如，民政部门每年要统计火化的人数，生老病死本来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因为火化人数成了指标，事情就别扭了——有人死了，但没火化，凑不够火化人数，那就得“造”数据。我问负责人普的工作人员，那谁去死？他说：我们自己去死——一群鬼在做人普了。

前几天看见网上有人说，“十几亿人可以人普，也就可以选举”。能说这样的话，很显然，他没做过人普。表格很复杂，又是长表又是短表，又是存档又是上报，农民朋友填不好，政府人手又不够，只能让他们用铅笔把会填的先填好，表格收回来之后，十几个工作人员折腾半个月，一张张表检查、用签字笔重新填过，还要把之前铅笔痕迹擦掉。我帮忙不多，只填了几百份，擦得大拇指都僵直了，更别提那些从头到尾都在忙的工作人员了。一起工作的人里有个孕妇，我和她开玩笑：“你看，连续这么多天做文字工作，这是很好的胎教，孩子以后肯定会读书。”她虎着脸说：“你信么？不变成傻子就不错啦！”

再来说党报党刊。上面对订数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只看新闻里播报的数据，的确可以很好看——人民群众那么热爱学习，那么拥护党和国家。可强制订阅的数量越来越多，只能说明工作越来越失败。

为完成任务，企业要订，村也要订。电话打过去，白酒喝下去。“我喝一杯，你订一份”，可喝完之后，人家还是不订。最后只能和这些有工作联系的熟人掏心掏肺：你不订镇府拿你没有办法，可拿我有办法。任务落实到人头，你们不订我就得自己订。我订花自己的钱，你订花公家的钱，帮帮忙吧。

最后说一下节能减排。那天去同事挂职的镇参观，大伙聊起了利用电网限电减排的初衷。以往都是下面报数，但上面不放心，于是这次找了个第三方，让电网来报数，用多少一清二楚，肯定假不了。可早已签订的货单不完成不行，于是企业只好去买柴油机发电。这样一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恐怕更多了。

为什么要把节能减排当成一项政治任务呢？发达国家煤烧完了，油用尽了，当然可以而且必须研发各种新能源。我国本来实力就不如欧美，技术研发不能拖，但煤有的用就赶紧用，不必运动式地和自己人过不去。

其实政府只要把握住基本方向，多做符合实际、真正有利人民的事情，民众自个儿就会往好日子奔——吃饱吃好，慢慢也就讲究精神了。就说订阅党报党刊，农民生产生活尚且都顾不过来，即使有好内容，又哪有工夫看？可我们每年总有数不尽的学习、检查、……搞得怨声载道，这是非常低级的政治艺术。

那什么是高明的政治艺术？毛泽东有句诗说得好，“待到山花浪漫时，她在丛中笑”。一天到晚冲到前台，从长远看，没有一点好处。

39.活人要吃饭，死人要占地

今天去C村帮忙整理档案，于是我就土地方面的事情，向村主任请教了如下问题——

问：主任，为什么每户农民家的地不一样呢？比如这一页，每户农民有将近10亩地，可这一页，每户农民才4亩地？

答：他们不是同一个村民小组的。这么说吧，比如第一组，有1000亩，其中鱼塘800亩，干地200亩；第二组呢，也是1000亩，但是鱼塘200亩，干地800亩。我们这个是统计干地的，一组的村民的地自然没二组多了。

问：养殖要比种地赚钱，那大家为什么不把干地改成鱼塘呢？是因为现在国家对耕地有政策限制么？

答：对。之前没有要求的时候，改了也就改了；现在政策紧了，不让改，也就只能这样了。机遇就是这样，过了就没有了。

问：主任，我刚才看到一份泵站的缴费单，你们这现在还统一用泵站浇水么？

答：用。下大雨后，泵站还可以帮忙排涝。

问：那交给泵站的钱是向村民一户一户去收来的么？

答：不是，一户户收不来钱，都是村委会交。有的村委会没有钱，也就没有泵站用了。

问：那村委会哪来的钱呢？

答：我们有集体财产。以前种地没钱赚，有些地质量也不好，没有人要，于是就收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这就累积下了财产，能办事了。有的村当时把地都分完了，现在也就没什么集体财产了。

问：也就是说，很可能现在没什么集体财产的村，当年分地时反而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土地质量好，村民们都想要。没想到现在反而因为村委会没有钱，做不了事，反而衰落了？

答：是这样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

问：那这些年来，村里有对土地进行过调整么？

答：没有。

问：可这样一来，有人生了比较多的儿子，然后娶媳妇生孙子，地越来越少。有人嫁女儿，儿子去了城市，甚至自己也进了城，需要少了，但地反而多了，这不公平啊。

答：的确有这种情况。但根根据规定，只有村民会议上有超过十分之七的人同意，才可以调地。当然，人多地少的家庭基本很难达到这个数目。而且宗族有利益，要调地很困难。

问答到此结束。中午和主任吃饭的时候，副书记也提到了调地的问题——土地稳定30年不变，新生人口没有地，死人反而有地，可死人又不吃饭，活人才要吃饭，在现有格局下对土地进行微调是必要的。听完副书记的意见，村主任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席间我又问了村主任一个问题：“主任，中央说土地30年不动，你觉得有什么好处？”主任想了想，说：“好处还是有的，稳定了之后，大家才放心投资嘛。”在我看来，主任这么说是有所指的。他是一个养鹅大户，今年纯利达到100万。他说的稳定，自然是指鱼塘承包稳定。

因此，眉目就有些明朗了。如果只是调整耕地，难度恐怕不大，这块地是种，换块地也是种，差别不大。可搞养殖就不同，需要长远规划。调地可以，调鱼塘却不行。

可活人总得吃饭，早晚都得调。

40.代结语：挂职总结发言

各位领导，同事们，大家好！

如今来G市，半个小时足够。半年前，当我从G市出发、开始挂职生活时，世纪大道还在修建，一路坑坑洼洼，车开了两个小时才到H镇。日子过得这样快，似乎什么痕迹都不留，不免让人产生错觉：一直都没什么变化。但稍一细想，就非常感慨，变化实在太多、太大了。

在H镇半年，我吸收了新知识，结交了新朋友。我早已把这些珍贵的回忆写到电脑里、记在心头上，形成了几万字的下乡手记。在今天这样的场合、这样短的时间，我却想来讲讲一位至今不太熟悉的人——H镇的D党委。

D党委前段时间生病住院，我一直以为离开回龙镇之前见不到他了。可是上周四中午去食堂吃饭，我看见D党委在那洗饭盒，才知道在医院静养半个月后，他已经痊愈了。

在此之前，D党委一直在忙教育强镇的事情。12月中旬，省检查组来验收。在那样的关键时刻，他自然不能缺席，得前后照应着，身体再难受也只能忍着。紧接着又是他老家九年一次的茶果节。虽然有一大家子人，但礼数不能少。D党委又算是村里有出息的孩子，更不能随便操办——花两千多租下村中酒堂，一口气开了二三十桌酒席。粗糙的大碗装着菜，一只只叠在破旧的小车上。临时来帮忙的族人把小车从黑漆漆的厨房里推出来，在席间穿梭送菜。虽然不是什么好菜、烧得也不精致，但鱼肉齐备、茶饭小食管够，也算是把场面撑下来了。那天D党委忙前跑后要照应一百多号人，但还不忘专门过来招呼我们两个挂职同事多吃一点。待到镇府和家里的事都忙完之后，他才放心地去医院治病了。

按理说，生病就不该喝酒。但我清楚地记得，迎接教育强镇检查的那个周末，D党委请加班同事去吃饭时要了瓶本地产的米酒邀我们喝。我不懂酒，也喝不出好来。但对压力大的人而言，喝多之后那种松弛的状态的确是一种休息，尽管是一种透支的休息。体会到这一层意思，一是自己曾经喝多过一两次；二是镇府的Z党委曾和我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们农村出来的，不比你们城里人。我今年三十五岁了，奶奶还在。一家上上下下亲戚多，要照应的事情总断不了。工作这边，每天总有各种各样的事要去操心。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每天回家时间都不定，老婆在J镇教书，小孩平时就跟着她，这样我一个人来去牵挂少一些。

于是，为了缓解工作中的压力，或烟或酒或失眠，镇干部基本都要沾一两样，久而久之，也就把自己的健康搭上了。

之所以想说这些，是因为网络也好、报纸也罢，总是塑造了太多粗糙的基层干部形象，认为他们鱼肉百姓，目无法治，作威作福。可延伸到细部，我看到的还是像D党委、Z党委这样踏实的普通人。他们学历不算高，做的事情也很琐碎。很多人说，基层干部不理解农民，但事实上，基层干部是真的从农民中来，有许多农民亲戚。他们对农民有感情，对工作有责任，对家庭有担当。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只因为是中央部委派来的年轻人，我被这些在基层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人高看。D党委每次见到我，总先于我送上礼貌的微笑，喊一声“助理”。对此，我总感到不自在，觉得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份尊重。

我能做些什么呢？四个多月来，我仔细打听、观察周围的一切，老实地把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记录下来。我不敢期望这有什么大的效果，但我想请在座的领导和同事帮忙监督和提醒一点，那就是：我来了，看到了，记住了。

谢谢大家。

 2010.7-2011.1

21.《村民组织法》第19条

前两天和副书记去C村调研，村主任讲了这样一件事。

村委会将鱼塘承包给某村民，可该村民拖欠承包款迟迟不付，协商不成，村委会把该村民告到当地法院。虽然相关证据齐备，但法院以村委会与该村民间承包关系属于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为由，驳回了村委会的诉讼请求。翻成大白话就是，村主任得先组织村民开大会，会议同意你诉讼你才能诉讼。

而根据《村民组织法》，“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具体到C村，这意味着，为了从个别村民那里追回欠款，村委会必须召集一千多人来开会。几个人动员一千多人开会，难度很大，更何况这一千多人中有很多人在外务工，来回的车费和误工费谁付呢？让村民们自掏腰包是不可能的，让村委会掏钱更是荒谬——如果村委会真的不差钱，何至于要追讨那些个别拖欠的承包款？

一句话，这会开不成，这事只能拖，可拖的结果是更被动。村主任忧心忡忡地说：“今年一户拖欠，我们追不回来，有村民来问，我们没法交代，失信了。更要命的是，这会不会成为一个榜样？明年有更多人拖着不给承包款，那怎么办？”

这类纠纷普遍存在于我们镇，甚至我们市。鉴于这类纠纷大多证据齐备，在今年市人大会议上，我们镇和B镇一同提案，希望法院落实《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建立起一套针对此类纠纷的快速解决机制。但法院的答复依旧——这属于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根据《村民组织法》的规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

那么，《村民组织法》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该法第19条相关规定如下：“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很显然，法院声称的理由根本不在规定之列——需要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是承包“方案”，而非承包之后产生的具体纠纷事宜。也就是说，承包之后出现了合同纠纷，村委会大可以依合同法起诉违约的承包人，根本不需要村民会议进行授权之后才可以起诉。

那法院为什么不受理？我来猜想一下：这类纠纷事实清楚、证据明确，是吃力不讨好的纠纷，很难为法院创收。刚才说了，这类纠纷比较多，因此法院也存在类似C村村主任的“榜样”忧虑——受理一个，会不会跑来成百上千个？自然不能受理。从这件事出发，我的两点体会是：

第一，从村民自治和民主的角度出发，召开村民会议的立法本无可厚非。但立法时必须考虑实际操作性——在农村，人口流动，意识不强，设施不齐，一千多人的会怎么开？

第二，司法改革中，很多法学教授大呼三权分立，把法院、律师塑造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白毛女、最自由女神的角色。我想说的是，任何塑造都是肤浅的意识形态，政客可以这样喊，学问却不能这样做。法院、律师也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鲜活的现实总能给我带来很多参差不齐的声音，而这，才是真相。

22. 老大、老二、老三

老大是H镇的书记，老二是镇长，老三是副书记。

在《和书记去吃饭》里我提起书记和我们说的一番话，其实那天书记还说了下面这番话——

你们比我有出息，有文化，但我比你们年长，有些道理和你们说一说。刚出来做事，要谦虚，要学着适应，人生很长的。

我当年农校毕业，分到政府的科室里工作。第一年年底，领导和我说，“小W啊，明天和我去趟广州。”我农村出来的，之前哪有机会去省会，非常兴奋，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结果第二天去了才知道，领导是要我去帮忙送礼的。几十斤重的袋子，我一天就这么从一层层楼往上抬，送到各位领导家里去。

这就是我第一次去广州的经历，印象很深，我现在都还记得当时抬到下午的几家，爬楼爬到眼前发黑，但还得抬。这种事情没有谁愿意做，但轮到你，你就不得不做，没的选择。理想破灭，但事情总在慢慢变好，这是一定的。

*  *  *

我和老二的接触也比较少。唯一一次正面接触是和他一家三口吃饭。在离开H镇前两天，我接到个陌生电话，说“我是H镇的XXX”。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是谁，说“你打错了”。后来电话又打了过来，说“没错啊，就是找你，我是H镇的XXX。”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镇长——镇长给我电话竟然自报全名，我完全想不到。

请我吃饭，为的是让我说说他儿子。席间谈到字如人的门面，镇长说起了往事：“我初中学得不错，班里可以排到前几名。老师都说我应该去读高中、考大学的，但农民出身，想不到那么长远，觉得读个农校，早点出来赚钱养活自己比较实际。毕业分配的时候，想留在市里是不可能的。一开始我被分到了西边的L镇，是个山区镇，直到现在经济也不好，但由不得自己选择，只能服从分配。那天去政府办公室填分配表，我交表时正好管人事的领导在，看了看我的表，说：‘小伙子字写得很不错嘛。’再一看，我被分到了L镇，他又说：‘这不合适，浪费人才，你还是去B镇吧。’我觉得简直就像做梦一样。要知道，B镇可是当时G市经济最好的镇。就这样，我去B镇工作了。现在想来还是觉得挺神奇的，以前没事的时候常练练字，还真就用上了。”

*  *  *

在H镇半年，我和老三接触最多。可如今想来，印象最深的却是这样一件称不上事情的事情。

某次他一家三口带我去下乡亲戚家的菜地摘菜。我开始以为在菜地等我们的老人是老三的妈妈，后来听他们说话才知道，这是老三的舅妈。老三的老婆——我喊她云姐——云姐说：“他妈妈以前都不让他们做农活，希望他们好好读书有出息。他以前最常做的家务就是放学回家烧饭，到菜地给他妈妈送饭，所以现在做菜挺好吃的。”顿了顿，云姐说：“他妈妈人很好，可孩子刚有出息人就不在了，没享到福。”

云姐说这番话的时候，老三也在旁边，但一直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眨了眨发红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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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些琐碎的印象，可人生是一个过程，我喜欢听、喜欢看这参差的故事。虽然写得不好，但我认为这一面现实应该让人知道，所以，我要写出来。

23.领导哪里来

这几天下乡比较频繁，主要是为了一件事——建设综治站。不是去调查民情民意，而是到各村委会进行现场勘查，看看能不能腾出一间房，挂个展板（最好是电脑制作而不是手写的），摆几张桌，放置几个文件夹，再钉个门牌，从而应付上级领导的检查。有钱的村就配合一点，没钱的村就僵持一下，但慢慢磨总会磨出点钱来，最后实在不行就镇府买单，糊弄一下，反正上级领导到时也就抽查几个点，这阵风也就算刮过去了。

这种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没哪个镇干部愿意做。可任务层层压下来，只能层层骗上去。这是基层最大的苦衷，做事的是你，担责的也是你，但轮不到你说话。那么，自然而然地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不是说干部从基层来么？上面的干部怎么会不知道下面的状况？一边打听一边想，我想事情恐怕是这样子。

先讲第一条。中央公务员培训时，嘉宾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央公务员起点高。一开始我总也想不通，钱拿的不见得比地方公务员多，甚至还要少一些；另外，中央公务员主要还是扮演联络协调的角色，搞不好一辈子就埋在了各种会议和报告里，怎么就起点高呢？

但如今我想通了。各层领导干部哪里来？大多数情况是，上面派下来，也就是“空降”，同时提个一级半级。比如，不少镇委书记、镇长和党委委员之前都是市一级政府各单位的科员，下到乡镇后，他们便成了或正或副的主任科员了。

眼下的干部，往往不是真从基层来（上面人下来镀金而已），所谓下基层也不是下到最基层（至多下到市一级，偶尔去乡镇走走）。这就好像多年前，带我实习的法官说，在一个法院里无论多么勤勉做事，无论业务水平多好，你不可能等到在本院当院长那一天，领导都是上面来的。

于是，对基层干部而言，爬到地级市也就到头了。中央和各省之间领导转换，是另外一个圈子，不带下面人玩，却比较爱带秘书、司机玩。不排除基层有个别人运气好，碰巧被上面人看中了。但总体而言，上是上，下是下，界限分明。上指挥下，下传不到上。因此，越往上的领导很可能就越不了解现实。

再说第二条。凡事都有例外，从基层爬上来的人也不是没有，但比较可怕的是，这些人往往有“多年媳妇终熬成婆”的变态心理，曾经受过的苦你们后来人要受一遍，我以前遭上面人欺压，憋屈得厉害，现在终于轮到我潇洒走一回，可得大显身手。我曾经问同事：“最怕什么领导？”同事笑着说：“从下面上去的领导，特别能来事。”

写到这，我有些寒心，不写了。

24.催债和数人头

前段时间镇府的主要工作是征收社会抚养费。但我所在小组去征收时从来都没有喊我一起去。会不会是征收过程中有什么不良现象，他们不想让我知道呢？可公告栏里各小组任务完成情况一直保持更新，不像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毕竟下乡两个多月了，镇府里也有比较信得过的朋友，于是我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谓征收，其实就是镇府工作人员分成若干小队，上门告知那些超生农户两件事：第一，人口普查不会给超生孩子入户的机会；第二，因政策优惠，如果这段时间交社会抚养费，可以打八折。农户考虑清楚之后，就来交钱了。

就此我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不用电话通知？第二，为什么不委托村干部去通知？同事答道：首先，农户大可以挂你电话或者不接（这让我想起了电影《在云端》里乔治·克鲁尼教育新来的女工作人员的场景），当面去说效果会好一些；其次，村干部的工资不是镇府发的，通知交钱又不是什么好事，于公于私都没有帮忙的道理。

说完催债，再来说一下数人头，也就是人口普查。这也是我们镇最近的工作重点。表格很复杂，要教会农村的普查员如何填表不容易。办辅导班时，农民普查员不按时来甚至不来，来了也不见得会认真听讲。那些穷的村，前期没做一点准备工作，还等着镇府派人去收拾烂摊子。更为关键问题是，镇府也缺钱。

按理说，人普是国家大事，有专项资金作为保证，有关部门说平均每人经费在6元左右，怎么还有缺钱一说？就算村里缺钱，可普查员有补贴，每天平均30元左右，怎么会拿钱不办事？

平均6元的普查经费出了北京后，省卡一道，地级市卡一道，县级市再卡一道，人均只剩4-6毛了，普查员一天也只有3块钱补贴。这种算法夸张了，毕竟印制、运送表格，购买扫描仪器等工作都是上面在做，可即便这样，那也不至于要用掉90%的费用，说白了不就是印书送书么？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情况，也是上一篇我写选人用人制度寒心的原因所在——外面人觉得基层办事差劲，可基层却觉得上面混账，那么，领导同志们又在做什么呢？

每当看到各村委会落满灰尘的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络电视，我就在琢磨：领导同志到底怎么想出这个主意的？就算主观意愿良好，可落到如今这境地，难道就没人去善意地提醒一下么？当然了，恶意的提醒也很难有，因为民主派们是不会下乡来走一走，看一看的。

25.失掉文化的祭祖

我们镇有个谭氏入粤太始祖的墓，重阳节时各方儿孙会来拜祭，很热闹。可人一多就容易出事，所以镇府全体出动去现场和沿线盯着，维持秩序。

一天下来，组团的，散客的，四面八方的谭家人来了恐怕得有五六千，狮子也舞了六七只，烤整猪也送了十好几头，但我总觉得更像村里赶集，庙里上香，凑热闹而已，不像祭祖。

关于祭祖等仪式，王安忆曾经提到莫言的《红高粱》和张艺谋的《红高粱》——

比如《红高粱》，原是在山东境内的故事，山东的农民其实更具中国农民的特质，几千年农耕文化教养的大国子民。莫言说过一个细节，就是颠轿，并不像现在电影上那样粗野，他说轿夫们都是庄上标致风流的男子，穿了黑色绸衣绸裤——倒是像意识形态抗日电影中的汉奸、二流子。他们脚上穿了新布鞋，鞋底纳了各色花，一踩一个花案，一踩一个花案。

“几千年农耕文化教养的大国子民”，简单来说，就是“文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归结起来也就是“文化”二字。文化是纯粹的，这种纯粹体现在方方面面。可我们失掉文化太久了，于是做不清也想不清，一片混沌——是赶集、上香，但不是祭祖。

谭氏祭祖是浮躁的，弥散的是求财求运的心理。看着那满山的人群，还有那随地的垃圾，还有那为了大规模祭祖而挖开的山、填掉的河（这不坏了风水么？），以及那耳边不绝的炮响和莫名其妙的音乐（从粤语歌到国语歌，从《行军进行曲》到《男儿当自强》到《走进新时代》），我为那位一千多年前的刑部侍郎感慨：这就是你失掉文化的子孙。

人多资源少，竞争激烈，这决定了我们国人必须实际。但如今我们却过于实际了，实际到了肤浅的程度。我帮捡垃圾的老太拾起几个她够不着的八宝粥盒子，她对我说：“老板，恭喜发财。”广东挺发达，但好些广东人张口就是“老板”，闭口就是“发财”，我觉得这样的发达不值得歌颂和效仿，因为它终究是低水平，而且不太可能持续。

人来人往中，我看到有位妈妈带着自己的胖儿子抱着一些香走向上山的台阶，那过分失落的心情总算挽回了一些——也许是极少数，但还有人是为了鼓舞自己的孩子像祖宗看齐，激励孩子好好读书才来到这里的吧。

*  *  *

之前同事和我说，以往祭祖都要来上万人，今年是大祭，肯定要更多。然而事实表明，人的确多，但没有那么夸张。

这就关系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作为旁观者，我缺乏当地生活经验，如何判断所看所听的真假虚实？这不是说同事居心叵测，而是他们有自己的立场，会美化自我的同时丑化别人，比如丑化上级，丑化农民。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不是呆一时，而是呆半年。所以，只要一直留心，注意前后照应，能够形成靠谱的判断。比如祭祖，因为呆的时间长，亲眼见了，所以我可以来讲讲自己看到的真相。别的事情也是如此。

26.我们的“人”字

为了迎接省教育强镇检查组，今天和经济办的Y主任去视察两个村的卫生状况。

Y主任比我大一岁，05年中专毕业后考公务员到镇府工作。五年之内当上了经济办主任，可以说得上是年轻有为。但他说这很正常，因为“如果三十多岁还在当主任或者才当上主任，那就基本没戏了，上不去不说，过几年年纪一大，后面人一顶，直接就没你什么事了”。

对Y主任年纪轻轻就当官，其他同事有不同的看法：他有关系。同样有关系的还有农办的主任。党政办的一个女生跟我讲，有机会找报纸来，你一看就知道，农办主任长得和他亲戚一个模样。

对中国人而言，关系是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东西，谁都想攀点关系，谁也都看不得竞争者有关系。事不关已可以正义凛然地痛骂关系，果真牵涉到个人利益时可以默默地走关系。可话又要说回来，阿斗并不常有。老子的关系可以用一时，却不可能用一世，如果自己不会建立关系，很快也就没有关系了。

回来继续说卫生检查。Y主任的车驶过小桥，桥下是流经我们镇的大沙河。Y主任说：“我05年来工作的时候，河里还有罗非鱼、河虾，06年就废掉了，但这就是发展的代价吧。”我说：“上游的J镇有几家工厂污染很严重。”Y主任接着说：“不是为我们镇说话，在招商引资的时候，那些可能污染很严重的企业，我们都没敢要。河水基本是被J镇的电镀厂、皮革厂和食品厂搞臭的。不过他们的书记是因为引进了这些企业才当上了副市长，怎么会承认自己有问题呢？但污染摆在那里，总要有个说法。于是他说是我们镇的一个皮革厂污染的，强迫整改，光引进治污设备花了700多万。可是你看，整改完了，可河水还是黑的。但人家官大，说是你，那就是你。”

经过大伙一天的努力，道路已经很干净了。接受检查的学校，卫生状况也很不错。一同挂职的同事和我说：“小学生们很辛苦，昨天打扫了整整一下午，真可怜。那些来检查的人不感到残忍么？”

对此我倒有不同的看法。记得初二的时候，我们市要评全国卫生城市，我们学校是重点受检单位之一。从校领导到班主任，神经都敏感到了极点，好像打仗一般。负责洗厕所的班级把瓷砖擦得锃亮，为保护劳动成果，干脆在门口守着不让人上厕所了。说起来很荒唐，很可笑，但当时大家却干得很开心，看着到处都那么干净，心情都是清亮的。

我们是愚民么？九十年代初，大学生被迫军训一年。我单位有个同事正好赶上那在许多后来人看来命苦的一拨。可谈起那一年，他感触很深：“那时大家都才走出家门，同吃同住一年，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直到现在还常常联系”。

这让我想起了徐冰回忆七十年代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愚昧作为一种养料。可不是这样么？无论是好是坏，同样的境遇，若干年后人总会有天差地别。怨天尤人是可耻的，我们可曾真正写好自己的“人”字？

27.教育强镇侧记

一朝天子一朝臣。有的抓经济，有的抓政治，不能一概而论。这既是从当地实际出发（区位好，财力足，那就发展经济；清汤寡水那就玩点高雅的，讲讲政治、搞搞教育），也是从个人实际出发（铁打的部队流水的兵，会在一个地方呆多久？千万不能陷入尴尬：事前没有计划好，搞到一半就得走人，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还不如不搞）。当然，也从个人喜好出发（学术有专攻，搞维稳起家的特别重视维稳，搞经济起家的很自然地就喜好抓经济）。我们书记两年前来，明年初应该就要走了，所以，在我们这个名声不错（政治上）、内里空虚（经济上）的地方搞个为期两年的教育强镇，条件刚刚好。这是猜想，不是乱想。

教育强镇检查的第二天中午，政府门口突然聚集了一群农民，三五成群地堵在路上，最前面的几个人在带头喊话。同事告诉我，这些人是离镇府不到1公里的C村某生产队的农民；他们跑来闹是因为村里小学的招牌不见了，孩子也不知去向。

虽然号称已完成学校重组工作，但小型教学点并未裁撤干净。检查团的行走路线已然精心设计，但C村小学就在那所待检查的初级中学的边上，根本躲不过，只好让它暂时消失——前一天夜里镇府派人摘了校牌，今天一早雇了两辆大巴带学生们郊游去了。

这些农民看来很关心孩子，不停质问孩子哪去了。过了一会儿，大巴载着孩子们回来了。几个农民赶紧跑到路中间把车子拦下来，继续大呼小叫。多数仍旧三五成群地说话，有个别落单的就扶着自行车站着，从闹事的变成看热闹的。这让我感到不解：既然如此担心孩子的安危，那么，如今孩子们回来了，按常人心态，应该是赶紧让孩子下车，问问孩子有没有受惊、受害才对。挨到中午，农民终于让开了路，大巴把孩子们送回村里，人群慢慢散了。

我曾路过C村小学，操场局促，校舍老旧。两公里之外就有一所设施全、环境好的小学。我也时常看到那所小学的学生们排着路队，过天桥（专门为了方便学生而修的天桥），走马路回家。如果C村孩子去那所小学上学，路的确远了，因为靠近马路，也会不那么安全，但我想，教育的账不是这么算的。

一到三年级，我在家附近的小学读书，四年级时，爸妈把我转到了另一所教学质量更好，但路远很多的小学。为了接送我上下学，爸妈用尽存款，买了辆摩托车。因为没钱挂牌，为躲避交警，每天我要从学校走到车站（那里很少有交警），借服务台电话告知父母来接我。

和当时的我相比，C村孩子的条件好得多。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但C村农民疼爱孩子的方式让我感到不解。就我平时和本地农民的有限接触来看，他们对待孩子的前途的确过于随意，上学似乎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初中没读完，染个黄毛、开个摩托车在路上飙也都随他去了。借孩子闹事，又多么错误的身教。

没付出就不该有回报。可好些人只偏向那些他们认定的弱者。这些弱者往往是二手的，他们通过煽情的报道，而不是日常生活，来接触社会。可延伸到细部呢？现实往往会是另一番样貌——一点都不诗意，也一点都不革命，但这就是生活。

28.酒后吐真言

昨天去隔壁镇，碰上好几拨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接待自然少不了。喝了几圈之后，满脸通红的副书记和我们聊天。酒后吐真言，他说了这样两句话——

温家宝是农民的好总理，但不是干部的好总理。

我工作二十年了，可房间里哪一个级别不比我大？

看多了对基层干部的负面报道，我想很多人似乎忘记了一点，那就是，与农民联系最紧的，恰恰是这些基层干部。这种联系不仅是工作上的，更是生活上的。相较那些在写字楼、在校园、在海外的人们，基层干部对农民的感情更深。因为他们本就是农民出身。于是，尽管农民得实惠的同时他们却太多委屈，但副书记说：温家宝是“农民的好总理”。

除了委屈，他们还有思考，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常常眼前一亮，随之而来的却是无尽的惋惜：这些真知灼见很可能就这样消散了，不为人知，不被理解。

我曾问过另一位副镇长：“照我看，你们的苦衷县级市是理解的，地级市应该也理解，那省呢，国家呢？理解与不理解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他说：“其实，地级市就已经不大理解我们了，他们有自己的考虑。”

各有各的考虑。横在基层干部面前的是一条鸿沟——“我做了十几二十年了，可房间里面哪一个级别不比我大？”毕业后进入镇一级基层政府，四十岁当上镇委委员，再往前一眼呢？做个镇长书记，运气好一点，在市府谋个领导职位，也就到头了。对他们而言，政治前途是不存在的。

鸿沟的另一边是另外的世界。对上级而言，上访意味着基层无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赶紧把人领走，眼不见为净。

前段时间，一位户籍在我们镇的妇女去省城上访。一个生硬的电话打给了我们镇的副书记：“快来把人领走。”了解过后得知，虽然户籍在我们镇，但这妇女已不再我们镇居住多年。上访的事由也与我们镇毫无关系——她在城里的某处房产渗水了，她认定是楼上住户的责任，提起诉讼。法院判她败诉，但她认为胜诉方是公务员，一定走了后门，做了手脚，于是上访。

即使我们把人领回来，但镇不可能指挥市，镇政府没资格与市法院谈工作。省一级的信访部门也了解这其中的矛盾之处，但信访条例的属地管理以户籍为依据，而且不用他们出面解决，大可以生硬地说句“快来把人领走”过把官瘾。副书记只能靠着个人关系去和市里协调。

关于信访制度，基层流传的一个笑话是：设立的初衷是让受到不公对待的群众上访以求解决问题，但实际操作过程的逻辑则是，我不愿意看到群众上访，更不可能解决哪些问题，如果有人上访，那就唯你是问，过错方永远是基层政府。

当那位副书记说“房间里面哪一个级别不比我大”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北大毕业，考取国家公务员，明年实习期满我是副主任科员，过个三五年就是主任科员，与摸爬滚打几十年的镇委书记平级了。可论具体工作的知识和经验，我远不如他。然而，作为既得利益者（“既得”这个词不好，有不劳而获的意味，但我的确是靠自己努力了才有了今天的生活），虽然同情他们，我肯定不会赞同让这些基层干部的级别高于我——这就是我，也是所有人卑微的矛盾心理。

29.去兄弟镇取经

今天去同事所在的镇参观了两个厂。

第一个厂生产摩托车消音器。厂长自豪地说：“我们的产品占了全国市场的1/3。”穿梭于热闹的生产线之间，我发现墙上贴有不少标语，其中有一条是“专注重复”。工人们日复一日地铁皮放上去，脚一踩，机器动一下，模具打出来，这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想起最近做的人口普查，虽然枯燥，但好歹有个头，十几二十天就过去了；在这里，工作是没有尽头的，而且环境嘈杂。不像我们，坐在安静的办公室里，还能随意走动、说话、喝水。看着他们一张张没有多余表情的脸，我产生了敬意。

后来又去了一个建材厂。这是一个尚在建设的厂，一期投资的车间正在进行内部装修。我比较喜欢看仍在建设和遭到废弃的建筑，咋看之下，一个是故事还未发生，一个是故事已经结束，但我总觉得，真正的故事其实在这一头一尾。因为中间那段太实际，而想象存在于这两端。

车间外是一条刚铺好的马路，不远处还有一栋新建的员工宿舍楼。根据规划，还要再盖五栋宿舍楼，楼边的那块已经清理出来的空地则要建篮球场。我自言自语着：“这才是踏踏实实赚钱的样子。”不想让带领我们的Z副镇长听到了，她笑着说：“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企业多挣钱，经济上去了，大家的日子才会好过起来。”

晚上书记和我们一起过冬至：“从来没有和这么多高材生吃饭，很荣幸啊！”在广东，冬至大过年，可书记、镇长、副书记、副镇长一个不拉地陪我们过节。谈到节能减排、基层选举，镇长说：“现在的问题是矫枉过正。九十年代的时候，干部下乡，威风八面，的确要杀杀这个势头，但现在倒过来，什么权力都交出去，却要做一堆脱离实际的工作。”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可以交心的人，就好些问题畅所欲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农业税。温总理取消农业税获得了满堂彩。中央说三年取消，广东省两年就搞定了。书记说：“第一，中央说既往不咎。可这样一来，老实缴税的农民就有意见：想要收我的税，就先得那些欠税的人把钱补上。更糟的是，既然老实缴税没半点好处，那还不如欠税——好政策的结果是鼓励人堕落，钻空子。第二，中央规定三年后取消，那我从今年就开始不交，有人甚至认为，既然几千年的农业税都可以取消，别的收费项目说不准也会取消，不交也罢。”

镇长补充道：“取消了农业税之后，农民和国家也就没关系了。与其取消，不如制定政策，保证收来的税能够重新返还给农村，支援建设。”

关于订阅党报党刊。订户就那么些，可订阅数却要保持年年增长。怎么办？先从自己做起，政府各部门首先落实订阅任务，然后就是企业。副镇长说：“有个企业老板跟我讲，钱我可以出，但是名目不能是订党报党刊，不然我对工人没法交代——这边订单干不完，扣着大家的奖金，怎么还有闲钱订什么没人看的报纸？”

书记补充道：“党报党刊这个提法就很怪，哪个报刊不是党的？让人订自己想读的党报党刊不是很好么？”

我的看法是：第一，订阅党报党刊的初衷是希望潜在的订户会去读，进行思想教育，可这种靠订阅任务供养的报纸质量往往很糟糕，即使有人去读，也很难得到良好的教育；第二，订阅党报党刊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让企业、农村对党产生了消极看法，就算报刊质量过得去，可糟糕印象已先入为主，又怎么能够期望人们会认真读呢？

30.别人的片段，自己的故事

昨天有个女同事手机丢了，下午去隔壁镇换卡，到了傍晚还没回来。于是另一个女同事问身旁的男同事借手机，打电话催问。见我没看懂，她解释道：“他们公务员互相打电话不要钱的。”

镇府编制有三种：公务员、事业编和企业编。公务员好理解，我们这些考来的大学生便是。那些早年参加工作，有知识、有官位的，也都自动转为公务员。

事业编的职工次一等。和公务员相比，他们或许退休之后待遇有差，可就眼下看，虽然工资拿不过公务员，但镇府会发一定的补贴，所以到手的钱相差无几。但就日常生活来看，他们对镇府的归属感很弱，说话声音也小得多，是自动边缘化的一群人。我曾在餐桌上猜哪些是企业职工、哪些是公务员。一连四五个都猜对了，依据便是这说不太清的归属感。

待遇最差的是企业职工，那个借电话的女同事便是。月薪一千，钱比人少，事比人多。填那数不尽的人口普查表格的主力军便是这些人。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企业职工的：副书记的弟媳、某种粮大户的女儿、某镇长的远房表妹……几乎个个都和本地的大小官员沾亲带故。

这些小道消息多来自于党政办副主任。副主任号称是正股级干部，但不享受每月补贴三百块的待遇。

前段时间订党报党刊，因为订数不够，书记决定所有正股级以上干部自己掏钱订一份，副主任十分郁闷。他抱怨自己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不自由。但我觉得他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师专毕业之后，他做过生意，当过临工，还当过两年民办教师。到镇府后，从企业职工做起，最后考上了公务员。一直都在前进，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可我又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呢？回看当时，细碎里摸索着，都不容易——

去年11月，先是司考二度未过，后是申请对外交换失败，只得硬着头皮抓紧准备毕业论文。

刚考完公务员却又打起了出国留学的主意，心力交瘁的结果是在高烧中度过了新年的第一周。二月份收到公务员笔试通过的消息，赶在回家前把硕士论文翻成蹩脚英文并把相关申请材料递了出去。

年是怎么过的？完全不记得了。回校之后，留学的事情果不其然地黄了，转头开始准备公务员面试和考博，竟然都考中了。整个四月都在权衡，最后选择了公务员。

不想工作地点并非事前报的北京，而是广州，又壮胆给人大附中校长写了封求职信。人大附中办事效率非常高，两天内便安排试讲，我也很顺利地通过考核。眼看就要成为一名重点中学的高中政治老师，不想遭到家人的狂轰滥炸：教书匠有什么前途？！协商不成，最后我只得悄然放弃做中学老师的机会，拖拖拉拉直到七月中旬才南下做了一名广州仔。

经历了这许多波折，如今我才坐在了镇办公室里，写下了这篇文章。明年此时再看，又会是怎样的结点？

2010.7-2011.1

11.夜半三更搞维稳

GZ高速公路经过我们镇的L村。为完成高速公路连接线建设，带动L村经济发展并盘活镇交通，最近我镇的主要工作便是征地。

可L村民风彪悍，从高速公路建设伊始，围绕征地的纠纷就没断过。昨晚听说L村村民又和施工队发生摩擦，扬言要动手，于是，虽然已是十一点，但副书记和分管农办的党委连夜赶到镇府，关注事态发展。

副书记不断和各方电话交涉，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前几年建高速公路时，L村某养鸽户要价太高，根本谈不拢。可是，工程不可能因为他一户就停下来，于是政府组织强拆，让他记恨在心。今天下午，施工队作业时一不小心，导致机油泻到他侄儿的鱼塘里。逮着这个机会，养鸽户组织了一群村民找施工队讨公道。晚上十点左右，双方已发生过小规模肢体接触，目前仍在对峙中。

“拆迁的时候养鸽户怎么不闹，非得拖到现在？”我问。副书记答道：“当时他因为过失伤人致死，我们趁他在坐牢的时候拆的。今年他才获释，出来没几天就开始找麻烦了。”

到了凌晨一点多，双方仍旧没有发生新的冲突，副书记这才回了家。而分管农办的党委则到镇府宿舍休息，以备有新的突发状况时能够及时处理。

如果抽离背景并放大冲突，那么，此事件便成了“践踏私权、压制弱势群体”的新标本。但很明显的是，养鸽户绝不是弱势群体，其所主张的私权也并非天经地义。其实这种最大限度扩展自身利益的事情比比皆是。比如在此次征地过程中，鱼塘的补偿价格高于水田，于是农民纷纷要求水田得按鱼塘来补，否则就不同意征地。同事向我诉苦，我说：“如果是我，就这么和他们这么讲——只要你能在十天之内把水田挖成大坑，水都不用放，我就按鱼塘价补偿水田。”同事听了大笑，说：“这方法很好，但如果你敢和农民这么说，不被打死才怪呢。”

*  *  *

后来我得知那天除了副书记在镇府电话遥控外，Z副镇长还去现场进行调解。我说：“我还以为副书记几个电话就把事情摆平了呢。”Z副镇长看了我一眼，笑了：“这多危险，他才不去呢。”

我们镇有13位党委，对外是一个领导班子，其实每个人都各有心事。有次我和Z副镇长一同出门，在路上看见了另一位党委的汽车，Z副镇长发牢骚：“还天天说自己忙忙忙，他忙个鬼啊，还不是偷偷往外跑？”

如果意识形态地把人压平，一说话就是政府、人民这样的大词，我认为既无聊，又无趣。事实上，人遇见人，就有故事。我喜欢看、喜欢听这些有人味的故事。

12.书记的党委委员

事情要从一个半月前说起。

那天市领导来和镇干部开例行会议。书记一开始还只是泛泛而谈，但说到镇府创教育强镇的时候，颜色变得严肃，还特别点名批评了负责该事务的D党委——各项准备工作还有诸多欠缺，可验收在即，“到时候看你怎么办”。

D党委就坐在我旁边，红着脸，一边听着书记的训斥，一边继续做着会议记录。我想，工作进展不顺畅自然有D党委的责任，但书记把错都归到了D党委身上，实在有些过分了。

事后我和同事说起我的感受，却得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D党委是书记的学弟，领导总得训训人，摆摆架势，自然是他了。”由此我得到了第一个印象：书记和D党委的关系就好像周瑜和黄盖，而且只有把教育强镇这项重要工作交给自己人，书记才放心。

但今天下午去镇小学和中学考察之后我才意识到，事实很可能是另一番样貌。两个学校的基础建设已经相当扎实，只需做些小修小补即可。之前所谓“诸多欠缺”，恐怕是雷声大雨点小——没困难的事情怎么可能有重大意义呢？那么，就算真没困难，也要创造些困难。进一步，就算真有难以解决的困难，好歹是全镇重点项目，“举全镇之力”绝非口号，不会真让D党委一个人去战斗。再进一步，就算最后真有个把困难没法解决，那或许是谁都解决不了的困难，也就不算困难了。

再次遇到上次那位同事的时候，我问他：“教育强镇这项工作其实比较容易出彩出成果，有利升迁，所以书记才交给了D党委？”同事笑了，说：“你觉悟了。”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虽然D党委运气好，但是“机会永远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他靠的还是真本事。

13.镇府的财神爷

之前说镇府的财神爷不是招商引资的经济办，而是农办和计生办。这几天了解了一下，大致是这么回事——

招商引资不挣钱的原因有二：第一，我镇基础设施不发达，就算镇领导一手遮天，把能征的地都征了，也吸引不了多少利税大户（这涉及土地的两个基本特点：首先，土地不是先天就值钱的，而且除了土地，企业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原材料、市场、劳动力、技术，等等；其次，土地是有限的，征了就没了）？第二，所收之税大部分都让国税、地税抽走了，返还镇府的数目少得可怜。

农办挣钱是因为历史上农地变迁，农办收购了不少无人耕种的地块，如今出租供他人种树养鱼，于是收入可观。

而计生办挣钱则因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可计划生育不是“一票否决”么？难不成一边收取罚款贴补镇府财政，一边造假蒙骗上级？同事告诉我，“一票否决”并非一个都不能多生。考核指标很细致，包括超生数量、医疗宣传和配备、技术人员技能考核、数据整理、罚款额度等诸多方面。

可今年征收社会抚养费变得艰难。原因在于今年要进行新一轮全国人口普查，农民们都在观望，试图通过普查让超生的孩子变相登记户口，因此不再主动上缴社会抚养费。但事实上，“查归查，罚归罚”，这就要向农民讲清道理。

可负责登记户口的派出所并不配合。我认为理由有二：第一，计生办收来的钱自己留一部分、上缴镇府一部分，派出所得不到好处；第二，派出所和计生办平级，派出所所长不会听计生办主任的话。这时候就得书记镇长出面协调。

社会抚养费是我们镇的财源，但不见得是其他镇的财源。经济越好的镇，社会抚养费越低，镇府收费的热情也不高。各镇领导都会从实际情况出发来增加政绩。抓好经济别的都好，而经济差一些的，则可以搞政治，抓计生。

关于“有钱抓经济，没钱抓政治”的猜想，我还可以找一条佐证。广东省党建延伸到村一级，各村都配备了电视教学设备。统计设备使用时间也是判定镇府工作的一条标准。我发现，那些经济好的镇，开机时间都比较靠后，倒是那些经济欠发达的镇开机时间比较长。——那是因为前者有经济撑腰，而后者就只能靠政治长脸了。

14.一个村子的繁华与衰落

镇府辖区内有十几个村子，我差不多都走了一遍，但还有两个最远的村子没去过，其中一个便是拥有7000多人口、贫富差距最大的L村。

为什么在一众人数不过一千出头的小村中有这样一个大村？情况是这样的。我们镇总体地势低洼，过去西江没有堤坝的时候经常发水，一旦发水，人就得向外迁徙讨生活。可L村地势比较高，即使发大水，也能保证基本口粮，因此一直以来发展都还算平稳，自然人丁兴旺，生活不算殷实，却也不赖。

但是，这种无灾无害的生活终究要付出代价，人多地少的窘境逐渐显现出来了。十几年前高尔夫球场和生态园建设愈发突出了人地矛盾。加之省道又不从L村经过，这对地处偏远的L村的发展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穷山恶水出刁民”。附近几个村对L村的印象的确不佳，认为他们民风彪悍，动不动就闹事。比如，高尔夫球场给周边村庄带来的就业机会，L村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来自L村的员工常和其他工作人员起冲突、闹矛盾，久而久之，高尔夫球场也就不再雇佣L村人了。党政办副主任和我说，L村游手好闲爱闹事的人的确比别的村多一些，但多数人并不难打交道。副主任说：“这就好像尽管多数河南人不像外面人说的那样，可好些人还是会根据少数河南人的表现而歧视河南人。L村人就是我们镇的河南人。”

亲自到过L村之后，我才明白同事所说的“贫富差距最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L村，我见到了我们镇最拥挤、破落的贫困户居住区，也看到了我们镇最豪华的乡间别墅。开车的司机告诉我，L村之所以沦落到如今的地步主要还是因为村委会太弱。村委会没产业，腰杆直不起来，随村民自己发展，贫富差距自然就拉大了。村委会弱的远因则是之前几任村领导都办事不公，失信于民。

在与镇府工作人员交谈的过程中，他们常常会提到L村这个老大难。今天副书记又说起了L村。前几天L村几个村民跑进高尔夫球场，从湖里捞球打算拿出去卖，被保安发现了，双方起了点小冲突。回去之后，这几个村民立马召集了几十人，砸烂了高尔夫球场入口处的亭子。第二天，他们又偷偷打烂了球场入口处的交通杆，并扬言要球场交出那几个保安，狠狠地揍他们一顿。

副书记说：“上面总认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可我们下面工作真的没法做。有点争执就要动粗，可砸了也白砸。现在维稳这根弦绷得很紧，派出所也不敢轻易出面。警察出动必须向上级请示，不然万一出了点事，影响很坏。各方都害怕被追究责任，于是也就只能被动地观望，随他们闹，不闹大就行。可这样一来，农民也就没了顾忌，也就越来越乱了。”

*  *  *

前两天和副书记聊天，说起最近让镇府忙得焦头烂额的村委换届选举。L村等一些村因为想当村干部的人较多，票源分散，没人票数过半，还得重选。L村村民甚至因为选举中互相耍猫腻而打了起来。同一个镇，不同的村，有些村的换届就很顺利，而有些村的选票则可以炒到120块钱一张。可惜的是，我已经离开了H镇，看不到这些鲜活的场景了。

15.狗血也是热血

昨天我和同事去参观了一个某退居二线的领导开设的木雕工场。

马上刻个蝙蝠，是“马上有福”；桌腿呈竹子状，是“节节高升”；瓶把雕一只拙劣的大象，瓶身刻一把如意，是“吉祥如意”……对这些得意之作，老领导如数家珍。

看了一圈小玩意，同事随口说了句“小巧精致”。不想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老领导脸一绷：“我都可以往大了做。”边说边带我们走进另一间陈列室——果然一屋子的放大版。

在那些简直有些畸形的瓶身上，老领导授意工人们刻满了所有美好意象。这让我想起了央视《鉴宝》栏目里，专家面对某一类赝品那哭笑不得的神情：没这么干的啊！同事问起创意的来源，老领导颇为得意地说：“我吃完饭没事坐在那里想，无中生有嘛！”说完便哈哈大笑。终于，我不用假笑了：这可不就是无中生有嘛！

参观完工场，老领导又带我们去了市里的门店。他儿子在那负责出售工场生产的木雕。在路上，老领导谈起了儿子：“和你们一样，是个八零后。大学在广东体院学散打，毕业后我送他去马来西亚学英语，英语没学好，倒学了一些马来话。前几年我还在当市长，各地都有点关系，就由着他到处转转，长长见识。前年结了婚生了个儿子，也就稳定下来帮我照看生意了。”

到了店里，老领导的儿子把我们带进茶室。一边喝茶，老领导一边接着谈自己的创意产业。我这才明白了缘由：老领导之所以如此热情，恐怕多半是希望我们日后能够帮他拉生意。

之后的晚宴，老领导依旧热情。但他越热情，我就越窘困，胡乱地敬酒、吃菜。菜都是好菜，但因为拉生意的联想，心里却总不是滋味。顺应潮流，老领导谈起了自己的低碳生活：工场的花坛是用两块钱的瓦片砌的，地是用烂砖铺的，后院还有一块菜地，自己种自己吃……但我心里盘算着，工场的租金一年是一万八，木头是从马来亚进口的，城里有不错的店面，家里有轿车，还雇了好些店员、工人和司机。临走时我指着一副木质象棋问女店员价钱，她说：“五千块钱”。没错，钱，老领导的钱究竟哪来的？

席间，老领导说：“到了我这个年纪、这个位子，去吃喝、桑拿、按摩，不是没机会。但我总觉得，人不能虚度时光，得留下些像样的东西。共产党不是鼓励创业嘛，我虽然不是党员，但作为领导，也要带头创业。我儿子去做个公务员没问题，但我认为还是创业好，既解决了自己的生计问题，又解决了别人的再就业问题。奉献社会！我做的东西是别人没有做的，我不和老百姓抢饭吃，己创作、创新。江总书记就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老领导接着说：“人就是这么回事，几十块是一身，几千块也是一身，”说到兴头，他抬起脚来指指皮鞋，“原来的底磨穿了，前两天在路边叫人换了个底接着穿，和新鞋一样嘛！”正想得出神，老领导笑容可掬地劝我们多吃一点。不管钱哪来的，这些精致的食物，多半是被我们，而不是老领导，吃下肚去了。

稀里糊涂过了一天，回来和朋友提起这事，她说：“这老领导挺热血的，虽然这热血是狗血，但总比冷血好。”又补了一句：“当领导有这样的儿女也是闹心，当然，正因为这样，社会阶层才流动起来了。”

16.开会

头天下午三点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开“纪律教育学习月”动员会，这对党政办的同事而言无疑是火上浇油，因为当天他们正忙着L村村民和镇府有关小学合并的座谈会、市教育系统的巡回检查以及副市长考察工作三场接待。横幅上的字需要在八开的纸上打印好，剪下来再用大头针固定在横幅上然后挂好；七十几号参会人员要挨个通知到；会议的材料和文件要加紧印制……

第二天一早，各村参会人员便穿着汗臭的衣服，提拉着泥痕斑斑的拖鞋，开着同样泥痕斑斑的摩托车来到了镇府。

九点四十五分，书记、镇长到会场坐定，人员也悉数到齐，会议正式开始。先由书记做了二十分钟的报告。除了少数几个人（其中包括起草书记讲话稿的党委）做笔记，多数人在喝茶、抽烟、发呆或埋头养神。接着播放了由省组织部制作的一部反腐教育片。片子围绕算好政治账、经济账、亲情账、健康账、自由账的主题，采访了近年来省内若干落马的高官。大家一边看着，一边时不时地或笑或感叹或同身边人交流几句。看完片子已是十点四十分，技术员和镇长说按规定还要放一部片子。见调试了两分钟还没弄好，镇长站起来和大伙说：“散会吧。”于是大伙三三两两地下楼回去了。

来说说那个宣传片。我说这片子有可看性，恐怕要遭人耻笑，因为他们一贯反感那种中共特有的艺术样式——民族唱法不好，大合唱不好，排比句不好，整齐划一不好……我总感觉这是一种青春期叛逆心理作祟，不见得东西本身就一定是不好的。这个宣传片充分考虑到受众没工夫看，甚至没能力理解深度访谈的情况，把整个片子分为“政治账、经济账、亲情账、健康账、自由账”五块，将采访片段分割到不同的主题下，内容鲜明。记录几个全场观众反应较热烈的片段——

劳德容：刚进来的时候非常不习惯，以前人家都叫你“劳总”、“劳主席”、“劳局长”，现在和狱警报告，开口就说自己是“罪犯劳德容”。怎么就成了罪犯呢？一开始真是叫不出口。

吴华立：以前抓罪犯，现在换了个角色，自己上法庭接受审讯，说不痛苦那是假的。

沈华林：从双规到开庭前的那段时间，那种落差、反差，真让人受不了，有机会自杀的话，我真的不想活了。我双亲都还健在，打亲情电话时都说不下去，从小他们对我要求很严格的，期望很高，现在这个样子，我对不起他们。

最后再说说开会。书记发言是例行程式，大家（包括书记自己）都不太当回事，因此时间也不长。原计划要放两部宣传片，但镇长一看时间已临中午，一个片子大家还有兴趣，两个就腻了（家里活一堆呢），于是当机立断——“散会”。

一切都很实用，与之前媒体对会议冗长、无趣的概括相去甚远。最让我感到意味深长的是，搞批判的那些人要不就是没有下基层开过会，要不就是搞批判为业，轮到自己开会时完全一副自己所批判的那个样貌，要不就是自由散漫惯了，只要不自由散漫，他都一肚子意见。这让我想起某天党政办主任和我说的话：你们学校的教授怎么不像你们一样下来锻炼锻炼呢？我觉得让他们下来走走，对我们，对他们，都挺好的。

17.老实一点好

环境法学者对我国环境状况和管理体制的基本看法有两点，一是地方保护主义，二是各级环保局是弱势部门。作为一个环境法研究生，下基层了解实际情况，我自然要留心一下这弱势群体。

今天和分管经济的Z副镇长聊天，谈起清华大学毕业正在市环保局挂副局长的那位博士生，Z副镇长说这小子以后前途光明。我很诧异，环保部门不是既冷门又弱势又不受待见么，怎么还能有光明的前途？

他说：“恰恰相反，环保部门一直以来都是油水部门，办什么都要他们批。去找环保局长办事，别指望他会站起来招呼人，人家有权力，腰杆硬啊。”

“就外面那个陶瓷厂，”Z副镇长接着讲，“排污费一交就是50多万。以前没有统发工资的时候，光靠收排污费，环保局就发钱到手软。十年前，一般工作人员年收入就有10万，国土、交通、财政这些部门都如此。”

这与教授们讲的、书本上写的，媒体上报的差别太大。我问他：“可政府不会保护那些企业么？不会让环保局老实点，别去罚款么？”

Z副镇长答道：“环保局也是政府的一部分，怎么会是对立的关系呢？而且它罚款于法有据，没理由阻止。按理说，收排污费要按标准。但他们有时就不按标准来，一根管子收三万。企业赶紧交钱都来不及，因为如果真按标准，起码要交八九万。”

又谈起招商引资，Z副镇长很感慨：“那时F市淘汰一批企业，我们镇是市里最早进行招商引资的，抓紧引进了几家。后来隔壁的J镇也开始招商引资，我说过一句话，‘他们两年内别想超过我们’，结果人家来者不拒，什么企业都要，半年就超过我们了。最让我后悔的是当时有个食品厂，本来要建在我们镇，可当时的书记认为这家做方便面的企业没发展前途，拒绝了，于是这企业转投J镇，现在每年上税一千万。当时领导的思路有问题，是看卖地给哪个企业赚钱多，而不是看哪个企业以后缴税多。”

就环保和地方保护主义，我又向副书记请教。他说：“这几年，中央对环保说得多，做得少。法规政策跟不上，评价工作的标准也没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但多数地方并没有过分保护。”

由此来看，简单认定环保部门是地方保护主义之下的弱势部门恐怕是不合适的，从道德制高点来美化环保，一味宣扬“不能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也是不对的。一打雷就停电的地方是不会有人愿意来投资的。

可言论和现实往往就走在两条轨道上。环保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成为了新的利益蛋糕。虽然环保成了热门话题，但所谈已经不是环保了。面对复杂的现实，我们都得老实一点。

18.吃谁的饭

回北京参加新录用公务员培训了七天，前天回到镇上，同事告诉我：“错过大场面啦。”细问之后才知道，L村旁的高尔夫球场扩建围墙工程上周正式启动，镇府几乎出动了所有工作人员，一百多人在L村呆了三两天。可村民们并无动静，于是改变策略，每天十几二十人轮换着到L村坐班。

高尔夫球场扩建所占土地是十几年前从L村征来的，当时一手交地一手交钱，买卖已经做完，可此后十几年土地闲置在那，并未开发。现在终于做好规划，凑足经费，准备开工建设，L村村民却不干了——地价今非昔比，虽然花光了当年的钱，但村民们要重新做这笔生意。

如果将过错统统算到村民头上，那也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笔烂账。当年征地时，你抬价我杀价，开发商的确污了好些地块，买卖成了交情不在，积下了冤仇。到如今，双方都不说老实话，也就理不出头绪了。

不管怎么说，推倒重来的要求于法无理。村民怨气大，认死理，硬碰硬也好，晓之以理也罢，都不管用，镇府只能从中调停，劝双方都让一让。如是推推搡搡地迎来了修筑围墙的一天，开始了轮流到热得像蒸笼般的村委会办公室坐班的日子。

在高尔夫球场扩建过程中，虽然从书记镇长到一般同事都做了不少工作，但我没听过，也没见过政府工作人员私下去高尔夫球场老板那里敲过一顿饭。这些天连续到L村坐班，所有午饭都是政府食堂做好，由党政办的姑娘装进饭盒，然后司机按人头派送到L村村委会去的。

当然，这个事例太单薄。腐败当然有，可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上大学时，老师们很喜欢引用透明国际的数据说明中国贪污腐败多严重，可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个每年都对全球所有国家的廉洁程度进行排名的组织，规模并不大，就算效率再高，这统计出来的数字可信度能有几何？以中国为例，一是领土面积大，二是统计标准体系混乱，三是即使有统计，也不会全面公开（最恶意的揣测是，公开出来的数据干脆就是假的）。透明国际并没有自己的数据收集站，它对中国的估计能有多大说服力呢？

疑问是起点，我们每个人所能做的，则是在生活里留意并且用心，用一种谨慎的态度拼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图景。

说个题外话。当得知我考上公务员之后，邻居朋友常问我妈的一个问题是：“给了多少钱？”——没钱、没关系是不可能办成任何事情的。我不敢说地方公务员招考过程没有猫腻，但也不可能全是猫腻（考不上就因为有猫腻？我想，怀如是想法的人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进了面试，自己的排名也是比较靠后的）。那中央公务员的招录情况如何呢？在北京培训时，我把所在小组的学员打听个遍，几乎每个人都是从小地方一点一点拼搏出来的，连大城市出身的都不是很多（北京人都去了纽约吧）。这也印证了培训时某嘉宾提到一个数据，今年中央90%左右的新招录公务员都来自于寻常百姓家。

我想这个世界会好的。

19.对民族政策的小看法

到我们镇调研的市政协副主席听说镇里来了挂职干部，还是清华北大毕业的，特地找我们聊天。他说:“我觉得我国民族政策有问题，不公平。”我的直接想法是，对少数民族不公平？听完之后才明白，他说的是另一种意思：“去年一家三口新疆人到广东来旅游，结果男的在宾馆吸毒过量，生命危在旦夕，送到医院后就死了。那就得料理好后事。当地政府和他老婆协商，能否土葬在当地的伊斯兰教墓园？但遭到拒绝，最后只得由政府买单，用飞机把男子的遗体运回新疆下葬。虽然男子当时因吸毒过量而死，但是当时全国气氛紧张，政府也不便细究。”

这时一旁有人插话：“那个男的才21岁，他老婆19岁，孩子都一岁多了。不是计划生育么？我看干脆加两个字，叫汉族计划生育。”

副主席接着说：“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前年，一个新疆人到J镇卖哈密瓜。可摊子越摆越到往外，一开始政府也不太敢管，可最后他简直要摆到路中间来了。群众意见很大，向政府反映：再不管我们就要自己动手了。于是城管去没收了当天卖剩下的5个哈密瓜，并告诫摊主要规范摆放摊位。当时他并没反抗，可一个星期后，摊主到政府来，说要取回被没收的72个哈密瓜。别说他造谣说有72个，就算他要那5个，也早烂掉了（我怀疑副主席美化现实，恐怕应是被吃掉了）。但总不能由着他闹，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给他点钱，打发了事。”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两件事。本科隔壁宿舍有个同学家在新疆的，但是汉族人。我问他：“为什么天南地北到处都是新疆人？”他说：“因为他们都不种地。政府分给他们地，也荒在那里，可能是天性使然，他们喜欢到处做小生意。”

北京就有抱团做生意的新疆人。比如中关村大桥下，常常就有好几个新疆人骑着三轮车卖一种非常厚实的、由各种果仁加工而成的食品。我没买过，同学中倒是有人上过当。据说那东西单价听着不贵，但密度非常大，一刀切下去，往往就要好几十块钱。讨价还价和反悔都不明智，因为稍有迟疑，其他几个人就要围过来，那阵势告诉你还是赶紧买下为好。在西安，街上有许多新疆小孩当扒手，可报完案也就了了事，警方根本不管，也管不过来。

老实勤恳的新疆人当然有，比如这次回北京培训，我在路边看到了一个卖哈密瓜的新疆人，一边切一边卖，一块钱一片。递给他一块钱，他把刚削好皮的那片哈密瓜递给我，而不是去拿那些早削好皮放在车上的哈密瓜。可说老实话，与满大街本分经营的成都小吃、沙县小吃和桂林米粉相比，那些抱团宰客的新疆人总有些自己的问题吧？

这样写似乎会被归类为大汉民族主义，但我只是真实记录所见所闻，心里的疑问则是：在民族政策方面，我们是否好心办了坏事，不然怎么会各方都不大满意？疑问是起点，我会在生活里继续慢慢找答案。

20.和书记去吃饭

之前写“没见过、听过政府工作人员私下去高尔夫球场老板那里敲过一顿饭”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可笑。不想昨天早上书记说：“中午和我一起去高尔夫吃个饭。”

十点左右从镇府出发，我们先陪同市委L常委去考察了卫生村建设情况，又去高尔夫围墙修建工地走了走，然后就直奔高尔夫了。一路上我都在想，折腾了这么久，高尔夫终于要答谢政府关怀了。饭，以前的确没吃，但终究还是要吃的。

高尔夫的老板们都在路边候着，停稳下车，一边握手，一边说着客套话，很快我们一行人就到了吃饭的地方。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大厅里竟然已经有三桌农民在座。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本地农民，饭局开始。

先是高尔夫的女经理，然后是书记，最后是L常委讲话。L常委说，“感谢父老乡亲支持”、“通高速路，建高尔夫，完成市里五十平方公里生态旅游的规划，把有钱人吸引到这来，我们好赚他们的钱”、“机遇就在眼前，能不能抓住，就要看各位乡亲们自己了”。

领导必须有领导样，首先得到各桌敬一轮酒，各桌再回敬，敬到后来很多人都喝高了，纷纷跑来和L常委敬酒。我对坐在身旁的L常委的秘书说：“领导不好当。”他点头称是：“是啊，外面人看着风光，其实真的很累。不喝不行，喝了伤身。中午这样喝一圈，下午还要主持会议。”说罢他就起身帮L常委挡酒去了。

回来的路上，或许因为喝高了，书记话多了起来：“之前关系一直很紧张，高尔夫的老板本事大，哪把我们放在眼里呢？我们后来和他们说，你想在这里发展，不搞好和周边农村的关系，怎么发展？现在终于缓和了，把村民请来吃个饭。

政府不出面，他们也不敢随便请。原本市委书记今天都要来的，要给农民们一个面子，但因为临时要接待别的客人，才不来了。不就是一两个村的事情么？但市委书记要下来，基层工作很复杂，不好做。农民基本只会盯着眼前利益，把握不了长远，我们就得反复做工作。

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你们到时也一起，和党委、还有市委分管领导吃个饭。这是我们的传统，算是汇报工作。春节还有一次，主要是和各位镇领导的家属聚一下。不然她们有意见啊——‘一年到头不着家，都干什么去啦？’我们要解释，希望她们理解我们的工作。

以前我在J镇当副书记，镇子大，事情多，一年里回家的时间非常少。那时我小孩一岁多，见我都认生，有情绪。后来我去一个山区镇做镇长，回家的时间多了，和孩子的关系才变得好一点。”

传统上，我们中国人不太善于表达感情，中年男人更是如此——讲话生硬、面无表情、抽烟喝酒忙应酬，会有什么细腻的感情么？书记的样子满足了这所有的偏见，可听他谈孩子的时候，我还是有些动容了。

*  *  *

这顿饭的菜有：卤味拼盘（有叉烧和烧鹅）、炖牛排、炸海虾、烤乳鸽、酸菜鱼、回锅肉、咕噜肉、玉米鸡蛋羹、炒青菜、叉烧包、白饭、西瓜和哈密瓜。据同事讲，虽然是洋酒，但也不是什么好酒。事实上，在基层，很多时候喝的洋酒都是假酒。

2010.7-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