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温润心灵的一种东西”

——与赵德发对话

姜广平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这次，我想主要就你的四部长篇小说与你进行对话：《农民三部曲》、《双手合十》。

　　赵德发（以下简称赵）：感谢你对这几部长篇小说的关注。

　　姜：读你的长篇，我发现可以解决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着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题材问题。我一直反对以题材论来为作家进行分类，然而，悖论恰恰也在这里，是题材支撑起了作家，不管作家想要表达什么，但怎么表达、依靠什么样的东西来表达，对作家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

　　赵：题材支撑起了作家，我同意这话。对作家与作品，不能机械地以题材分类，但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那里，题材却是客观存在着的。甚至，离开了具体的题材考察，就无法对作家作品进行评判。

　　姜：我们固然不可唯题材论，但是，题材是小说元素中最为重要的，这却是毫无疑义的。这还不仅仅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要求。所有的小说，说穿了都因题材而存在。我认为，这是文学有机本体论的逻辑起点。目前，我正在思考这一叫做“文学有机本体论”的理论。小说因题材而存在，这就是文学主体论的要求。或者说，是文学之所有获得主体的根本原因。

　　赵：你的思考很有意义。文学，无论是客观反映社会生活，还是主观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都离不开对于某些特定生活领域的表现。这些生活领域，就是所谓的题材吧？

　　姜：我也正是从这一问题出发，开始建立我自己的文学有机本体论的理论观点的。本体论嘛，当然就是小说本体，小说本体的重要元素当然就是事情，也就是唐朝诗论就开始谈论的“本事”。没有这样的东西，作家再是巧妇，也无力而为无米之炊。作家的米，我觉得首先是题材，然后才是小说修辞。当然，小说家的最高境界是将题材与小说修辞结合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当代小说家中，这两样东西无法做到水乳交融的太多了。然而，在你这里，特别是在《双手合十》这里，我发现，你破译出了一个可能非常偏狭的题材中的普泛意义。

　　赵：作家手里的米，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本钱。要珍惜，不能挥霍，不能瞎造；有朝一日库存的米不多了，也可以去找新的。《双手合十》就是这么找来的。当然，烧这碗饭可不容易，米不同，烧法也就不同。我要精心构思与这个题材相匹配的结构形式，要学习掌握佛教话语，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吧。

　　姜：《双手合十》，我觉得还有个叙事经验的问题。也许，从佛教意义上说，你的叙事经验可能要深入到佛学的精髓地带是有着相当的难度的，但不管怎么说，没有你在写作之前与写作之时对佛学本身的参悟、体验，这样的叙事，就很难成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叙事经验，也必须本体化才能达成个性化。也才能达成一个真正的作家对世界的观照。当然，这里还牵涉到作家写作前的案前工作。可能，当代很多作家，对自己的想象力过于自信了。

　　赵：对于佛教文化来说，2003年之前我是一棵“无根之草”，确定了这个写作计划，我大量读书，到处采访，才沐浴“法雨”，在这个领域生长出思想的根须。我观察佛教徒的言行，思考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习悟佛教与禅宗文化，这才有了《双手合十》。没有长期的案头准备和实地采访，仅凭想像力写这样的小说，那是不可能办到的。

　　姜：深入下去讲，这里的叙事经验，其实，很多人都可能体察到了，不仅仅是文学的经验，而更应该看成是一种文化经验。我跟王旭烽等几位作家都谈起过，小说的文化追求与文化小说的问题，中国作家，大多数人有着世俗情怀，然而，世俗背后的文化意识则比较淡漠。我觉得这样的作家可能很难走远。

　　赵：你说得对，具备文化意识，是作家的基本素质之一。这些年来，我想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予以表现。《天理暨人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叫《君子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儒家文化在农村的传承流变，《双手合十》表现当代汉传佛教文化，目前正写着的《乾道坤道》则表现当代道教文化。

 

二

　　姜：我们还是先说《农民三部曲》吧。非常显然，你是想在这三部书里获得一种对人与土地关系的观察视角与思考的底座。

　　赵：我出身农村，土地对我来说性命攸关，因而在我创作的第一阶段，就不可避免地要观察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思考土地与人的关系。

　　姜：在写作过程中，我曾作过想象，你终于从一种非常黑暗的写作思维区域走了出来，走向了敞亮。你终于以你的方式，来诠释了人与土地的那种特定的扭结的关系。

　　赵：是的，我观察农村，思考农民问题，发现几千年来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土地的分分合合，朝秦暮楚；农民的生生死死，忧喜苦乐，都与土地有关，让人感慨万端。

　　姜：所以，关于写作的定义可能有很多种，但几乎毫无例外地在所有作家那里都存在着这样的写作意义的界定：写作，其实是一种发现，或者说，是一种重新发现。譬如说，就你而言，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中，你重新发现了土地，更重要的是，你重新发现了人。

　　赵：是呵，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再怎么变来变去，主要是人搞出来的。为什么要这么搞或者那么搞，最终还是体现了人的欲求。在这些欲求之中，人性就充分展现出来了。

　　姜：但如果说发现的原因，或者说是基于什么有了这样的发现，我觉得可能还是那种长期的乡村体验。我在读《缱绻与决绝》时，读到“一场带着火一样的西南风，很快把麦子烤熟了”这一句时，深深地为这个描写性的细节所打动。没有一种深刻的乡村体验，这样的句子是不会出现在笔下的。像这样的句子，书中俯拾皆是，当代作家，很多人凌空蹈虚，实在，他可以去做更适合他做的其他营生。

　　赵：是的，长期的乡村体验帮助了我。或者说，我身上承继的农民基因帮助了我。那些经验，那些细节，在写作过程中经常是不请自来。当然，不请自来也不一定都写进去，还有一个精心选择的程序。

姜：类似的还有像“十年读个探花，十年学不精庄稼”、封二老汉临死前传给封大脚的庄稼经，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的积累。

　　赵：这素材来自我的一个本家爷爷。他临终时把儿子叫到床前，传授他一辈子“打庄户”的经验：每一个季节干什么，每一样庄稼怎么种，非常具体而详细。他拼上最后的一点力气，讲了两天两夜，直到断气为止。当然，这是农业合作化之前、我出生之前的事情，我听了之后每次想起都感动不已，1995年就把它写进了《缱绻与决绝》。

　　姜：人生经验何尝不是如此。真正的作家从四十岁开始。所以，我对很多青年作家，一直持怀疑的心态。对80后的所谓“新锐”们，也持比较审慎的姿态。我明白，很多人，确实在20多岁写出了所谓的代表作，但吹尽黄沙始见金。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那些所谓成名作，其文学质地与深度究竟如何了。没有丰厚的生活积累，没有相关的专业准备，想要获得相当的体验与灵感，是不太可能的。

　　赵：我写《缱绻与决绝》那年恰恰是四十岁。我一直说，那是我生命能量大爆发的一年。因为那一年我除了完成第一部长篇，还干了许多别的事情。但我们也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四十岁才开始，譬如张炜，二十八岁就写出了《古船》，多么令人敬佩。

　　姜：从《农民三部曲》的第一部开始，我觉得，你似乎便开始着意构建一种史诗性质的作品。三部作品，分别从人与土地、天理与人欲的伦理关系、官本位思想等几个方面，揭示了农民这一数千年来中国土地上的主流群体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你对1955年以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也作出了深入的探讨。

　　赵：要把土地上的事情写得比较深入，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光写当代不行，光靠我生命中的直接经验不行。所以，我对没有我赵德发存在的年代也做了许多研究。研究中我恍惚觉得，我的生命不只是从1955年开始，而是在那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千百年。好多事情，我觉得就是自己所经历的；对于那些事情，我也懂得如何应对。这还是我身上的农民基因起了作用。

　　姜：这里有我想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缱绻与决绝》中，你为什么在第二卷与第三卷之间，撕下了一个非常大的裂缝：从1955年一下子跳到了1978年。这二十多年，你怎么一下子就忽略了呢？是不是当时就已经考虑到会在第二部与第三部中对这二十多年进行另一个角度的补充与展开？但是，在《天理暨人欲》里，第一卷到第二卷之间，是从抗战一下子跳到了1950年，第二卷与第三卷之间，则是从人民公社一下子跳到了1994年。《青烟或白雾》也是如此，在上卷与下卷之间，是从文革武斗一下子跳到了1996年。这种有意的跳脱，是为什么呢？仅仅是为了展示这一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的努力与抗争？

　　赵：在构思《缱绻与决绝》的时候，我一直为结构问题而苦恼，因为小说时间跨度达六十年之久，如果按年代平均使用笔墨的话，那会显得很拖沓。后来我就采用了一个“截取法”：选几个土地关系变动剧烈的时代来写。第一卷，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着的土地自由流转的形态；第二卷，土地改革与合作化；第三卷，土地重新回到农民手中的“大包干”时期；第四卷，商业时代的“圈地运动”。《天理暨人欲》，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卷，写儒家文化浸染下的农村道德文化形态；第二卷，写“文革”和“斗私批修”中畸形的人性；第三卷，写二十世纪末的道德状况。《青烟或白雾》，上下两卷，写吕中贞母子两代人与政治的关系。我觉得，这样写起来，情节集中，创作意图也能得到较好的体现。

　　姜：回到史诗性上来，我觉得你在细节上面的关顾，也是非常全面的，甚至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度关于户口的买卖问题，也都被你写进了书里。这个细节，可能在以后的历史叙事中，再也不会有人关注，这一细节的疼痛，也不会为更多的人所能感知。然而，你写出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你确实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小说家，你对农民的关心，抵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度。这里的关于农民对自身命运的挣破与超越，远不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所能涵括的。思想家们虑及深远，却未必能体察秋毫之末的心灵律动；文学评论家们对结构、文学意识、多元语境关注得较多，却未必能了解作家安排这样的情节的目的。

　　赵：我在写作“农民三部曲”时有一个“野心”：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北方农民立此存照，全面表现他们的苦难与欢欣，他们的追求与失落。所以，凡是与农民命运相关联的重大事项，都进入了我的小说。户口问题，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了，但就是这个所谓的“农业户口”，让几亿中国农民当了几十年的二等公民呀！我为了得到城镇户口，苦苦奋斗了八年，然后又为了老婆孩子的户口继续奋斗，其中的辛酸一言难尽。

　　姜：立此存照。说得多好啊！我当时也身处乡村，对户口买卖的事，了解得相当清楚。这是一种农民对摆脱自身命运的挣扎！当然，更为深刻的关注还是在于人。绣绣与宁可玉的身上，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然而，这两个人物生命中的那种美好，都是那种因土地关系的变更而被毁灭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前一代作家，像周立波、赵树理、柳青他们，乃至像山东作家冯德英他们，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种美好。前此我与刘醒龙对话，也谈到这个问题。其实，为富者未必不仁，贫穷者也未必善良。与绣绣和宁可玉相对的，至少有腻味可以作为参照。

　　赵：写小说首先要把人物写好。在绣绣这个女人身上，寄托了我对美好人性的向往。你看她，命运大起大落，但心地始终纯净如水，并包容一切。在这部作品的研讨会上，雷达老师说，他看到绣绣为了阻止弟弟率还乡团活埋土改积极分子的残暴行为，跳到坑里让弟弟埋她，感动得直想掉泪。宁可玉这个人虽然性格偏狭，不像绣绣那样宽容，但他也有善良的一面。他宁可剁掉自己的生殖器，忍辱含垢，也不让强奸仇人女儿的计划付诸实施。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他的家在临沂城郊。除了剁掉自己的生殖器，他看到红卫兵散发的传单，得知毛主席能活到140岁，绝望地大哭了一场，认为自己再没有出头之日了。

　　姜：可能，这样的问题在《天理暨人欲》里解决了。虽然，这部书是从伦理与道德层面上解决的。但是，善良与丑恶、道德与欲望、君子与小人，恰恰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解释了政治情境中的人的问题。这为第三部写人之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作了很好的缓冲。然而，我则看到，第二部中的两两对立，其实，倒都是可以作为同一个人的隐喻：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都必然有着二元的二律悖反式的对立。否则，单向度的人，也是极为可怕的，特别是以善与美作为一种道德追求的单向度，有时候，则更可怕。这部书里的许正芝与许景行，一以自残的方式，一以纯粹的善的方式，都走到了极端，都让人觉得一种恐怖与可怕。

　　赵：《天理暨人欲》中的人物设计，是有两两对立这个现象，有单向度人物的存在。这也许有简单化的问题。然而许正芝和许景行的极端，主要是特定的时代以及当时的文化造就的。他们的这种极端表现，可能有让人觉得恐怖与可怕的一面，但也有其悲壮的一面，可敬的一面。

　　姜：所以，我又在想，这部书，除了从伦理角度解释政治以外，你是不是还旨在引导人们思考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抑或想要人们思考：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形成这种社会结构又是依靠什么力量来维护的？又是谁打破了这样的社会结构？为什么要打破？

　　在这里，我发现，你摒弃了阶级论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社会学理论。可是，这样一来，你可能动摇了几十年来所建立起来的最为强大的也最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史观。律条村，还是律条村。可是抽去了政治的内涵后，荒谬与疏离感产生了。至少在当代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人，内心便会产生一种无边的空虚与疼痛。

　　赵：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是宗法社会，以家庭为基础的血缘关系延展开来，就形成了农村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家庭，家族，加上密如蛛网的亲戚关系，这是每一个农民一生下来就处身其中的人海。这里既有骨肉相亲，也有弱肉强食，但人们对后者往往采用道德评判，说这人有没有良心，是好是坏。阶级意识，则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被强行灌输的。这样一来，阶级存在决定阶级意识，一个人或好或坏，似乎取决于他所属的阶级，而血缘关系、家族观念则被抛到了一边。我写出三十年代的律条村，就是要还原那时的“原生态”。

　　姜：当然，意义也在这里。所以，我也时常觉得，我们的文学，一直未能在这里作出努力。文革结束后的伤痕小说，显得薄了；其后的寻根文学、官场小说、历史小说，都未能从这个角度深入到历史的最敏感的神经元上。你则提醒了人们在这里停留。

　　也因此，我觉得，《农民三部曲》里，至少，《天理暨人欲》还有许多深刻的社会学内涵，我们的评论家还没有能勘探到。文学评论家们，仅仅舶来一些文学理论，是没法解读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当代评论家那里，我发现贺绍俊以伦理现实主义来解读这本书，确实，具有相当的深度与力度。然而，伦理现实主义的内核以及外围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还得再作深入的探讨。

　　所以，无论是从一个写作者还是从一个评论者的角度，我都必须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你提供的这一文本，将会在很长时间里，引发我们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思考。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是非常不够的。一些作家，吟风弄月、小资缠绵、都市滥情，写得实在太多，但是，在不知不觉间，却制造了一份庞大的垃圾。

对了，问一个细节性的问题。雹子树实有其树吗？还是为了应合小说的情节，也“想当然”出这样一种树？有人认为雹子树是一种恶的象征，我觉得不能这样说，它与雹子之间神奇的关联，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破译《天理暨人欲》的密钥。没有雹子树，怎么能见出自然的神奇与社会的风云变幻？雹子树作为一种阴性的象征，它有其生命力勃发的方式。可能，在你的书中，恕我直言，很多读者与评论家，都十分关注了书中阳性的层面，而没有关注到这些阴性或深埋在文本背后的东西。我曾经想过，是什么维系着我们这个社会向前发展，当然是人。人以什么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呢？你在书中给出了很明确的回答。然而，问题是，人的生命力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时，同样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源动力。所以，如果以阴阳理论来说，雹子树可能正是阴阳扭结的一种象征。我不认为雹子树是一种邪恶的象征。它与用来测量人心的莠草，应该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当然，这一切，还是得由你来给出解答。读者，都可能是误读；作家本身的用意何在，只有自己清楚了。

　　赵：雹子树的意象是在我构思这部长篇小说时偶尔得到的。我这部作品将要表现的道德问题，我做了许多思考，然而，理论不宜赤裸裸地出现在小说中，我必须寻找能够承载它们的意象。那一天我乱翻书，突然在山东某地编辑的文史资料中发现了一篇短文《奇异的雹子树》，文后还附了一张照片。文章介绍：这棵树在平常气候下不发芽，当一场冰雹袭来后它很快青枝绿叶，秋天则是一树红叶，漂亮得很。如果一年不下冰雹，它就一年不发芽，两年不下它就两年不发，就那么一直干枯着等待冰雹。我看后十分惊奇，心想：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一直想除恶扬善，但恶似乎永远也除不尽。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在宇宙的诸多法则中，还有肯定恶的存在这一条？你看这雹子树即是一例：为什么它偏偏喜欢恶？为什么在恶袭来时它反而焕发生机？它的形象是否暗含了一些思想家提出的“恶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论断？……当然，小说中的意象不只是暗含理论，同时也应该营造诗意：一场场凛厉的冰雹，一树树招摇的绿叶，这景象不是很动人么？所以说，我赋予雹子树的任务是双重的。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阴阳扭结。

　　雹子树在小说里有一些虚构的成份，譬如说，它的叶子并没有壮阳功能。但这种树在自然界是有的。这部书出来后，家乡的人问我，你是不是写沭河边上的那棵？我去实地察看，在我们赵家祖茔所在的村外，果真有这么一棵树。后来看资料，辽宁也有。原来它是一个树种。

　　顺便在这里说明一下，《天理暨人欲》有一个地方屡屡被人误读：许景行在进行了大半生的治理人心的努力之后，面对世纪末的人心沦丧正忧愤着的时候，听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十分兴奋。有人说：你看，怎么扯到主流意识形态上去了？大摇其头。可他们应该注意小说的结尾：《决议》下达不久，又来了一场冰雹。“此时雹子下得正猛……在这从天而降的打击与摧残下，那棵树让每个枝条都摇摇摆摆，似舞蹈，似歌唱，似在表达她的无限快乐与淋漓欢欣……这里是不是还有别的寓意？请诸公明察。

　　姜：我觉得这不是扯到意识形态上来，这其实仍然是将个体的命运与大格局连在一起了。这其实就是一种历史与事实。与雹子树这一细节相对应，我觉得你在三部曲中设计的很多细节，都极有可能成为经典的文学叙事方式，如封大脚的大脚、许正芝在脸上烙疤、吕中贞的牙疼、绣绣被土匪绑架、许景行以莠草测量人心等。一个作家，如果具备了这样的资源，应该是对现实主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了。

　　赵：你最后一句话我不敢当，但我明白，小说是应该有一些让人过目不忘的细节的，它好比饰品工艺上的“镶钻”。这需要精心安排，刻意经营。

　　姜：《青烟或白雾》中的吕中贞，所折射的，还有形而上的人作为一种被动的动物的主题。虽然这本书，你着意于人其实是一个政治动物的主题。但吕中贞被一个时代所裹挟的意义，还是非常清晰的。在你的作品中，大的政治背景，与个人的命运的相互榫接，是非常巧妙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社会大格局中的人生小格局，农民社会与文化，始终处于一种边缘的与非主流的状态，在你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好多的例子：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民，朴实无华的农民，被改造成政治动物，受政治风暴的裹挟而大起大落。在我的家乡莒南县，有的农民就坐“直升飞机”当上了省委副书记，后来又被一撸到底，差一点坐牢。这是农民的悲哀，也是中国的悲哀。这种无序的政治游戏，再也不能玩下去了。吕中贞作为女性进入政治漩涡，还多了一层性别政治在里面，因而她的悲剧情节就更加复杂化。

　　姜：而吕中贞的儿子白吕，则多少在“主动”上让人看到了新时代的政治与民主的光芒。但付出的代价，则是很大的。这里不但是他失去了池小娇的爱情，更重要的是，“大地艺术”被屠毒，那种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境界遭到破坏，实在是令人扼腕的。我在读到“大地艺术”将要形成最后的格局时，内心涌动起来的，是歌德在《浮士德》的末尾部分所写的那种美好情景。可能，你想要表现的，也确实就是那种可以令人泪流满面的乌托邦之美。可惜，这里仍然有中国式的靡菲斯特。

　　赵：我写了这么三部长篇，表现农村的方方面面，到第三部快结束的时候，来了一次升华：让白吕从事“大地艺术”，在面积广大的土地上种出一幅世界名画《播种者》。这是白吕的理想，也是我的理想――我们多么向往如此诗意盎然、生机勃勃的土地呵！可惜，这幅画还是让强权给破坏了。

　　姜：所以，《农民三部曲》，如果从时代发展的脉络上去梳理的话，我们发现，你可能还有一种将人在不同时代的特点进一步明晰化的写作企图：譬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其实只是一种未完成的动物，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则又是一种政治动物，多元化语境中，则是一种政治动物+经济动物。

　　说到底，仍然是在未完成性上下功夫。这一点，倒是可以看成是你的写作理想了，是对人的纯粹性的呼唤。这样一来，《双手合十》中慧昱，显然就超越了封大脚、许正芝、许景行、方翰林这些不时带着某种极端意识的人，而成为与白吕一样的、具有理想主义且能够为这种理想主义的实现付出代价与牺牲的新人。白吕最后的参加选举，慧昱所参悟出的平常禅，都意味着他们在对人性的高度认识的同时，也是对社会与历史作出了一种天人合一般的和谐的回应。也使他们成为既不同于休宁那种“自了汉”式的修炼，又完成了自己纯粹的人性的打造。

　　赵：你说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动物，这话非常精辟。正因为这个“未完成”，人类中的优秀者一直在孜孜以求，不懈地努力。白吕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与实践，慧昱对禅的修习与体悟，都体现了这种努力。当然，慧昱的修行还要高出一个层面，他要实现对动物性的超越，也就是用佛性取代人性。

　　姜：但我隐隐觉得，休宁并不是那种自了汉。他以自己的修炼，抵达到了可以自砺且砺人的境界。

赵：自了汉，在大乘佛法那里是受批评的，然而小乘佛法就是让人自了，追求自我解脱。其实，能够自了也不容易。如果人人都能自了，这个世界不就成为“佛界”了嘛。像休宁这样的老修行，还是很难得的，是令人起敬的。 

三

　　姜：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发现，你的现实主义的写作，仍然是表达一种人性的理想主义的追求。《双手合十》因而也不再是方外之事，仍在三界之内五行之中。

　　赵：“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只是一种理想。宗教，说到底它是一种人类社会现象，与社会与时代息息相关。真正的出世，是很难做到的。佛教界人士也这样讲：以出世情怀做入世事业。然而，有一部分僧人入世是入世了，出世情怀却荡然无存。这就是今天的佛教界的现实。当然，清醒而坚定的僧人也是有的，我在采访中就接触了一些，在小说中写了一批，像慧昱、休宁、明若、水月等等。

　　姜：这就想到你为了写作《双手合十》所作出的努力，你以红尘之躯走了进去，却一直回望着红尘，笔触一直未离开红尘半步。

　　赵：是呵，写小说的赵德发就是拖着一具臭皮囊的凡夫嘛。再者，佛陀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红尘写空门，那也显示不出空门之特别。

　　姜：佛教文化是相当深邃的。特别是参话头、平常禅，显然是这本书中最为亮丽的地方。在明若与韩国老和尚笔谈的话头中，如若不具有相当的慧根，也还是无法深究佛学的深邃与迷人。

　　赵：佛教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禅宗文化更是玄妙费解，我通过几年的学习，仅仅是领略了一些皮毛。好在我在写作中尚能融会那么一点点，像明若大和尚在韩国与禅僧笔谈这一段，我写作时脑子里灵光闪现，机锋迭出，大概是禅宗祖师们在冥冥之中加持于我吧，哈哈。

　　姜：我在阅读《农民三部曲》时，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书？固然，内心深处的农民情结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否也还有着一种重新为中国当代农村的政治、风情、爱恨情仇，进行重新梳理的念头？是否是想从根本上给人们一种提醒：《山乡巨变》《三里湾》《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其实是对中国农村的历史性误读？

　　赵：最初，我并没有写三部曲的计划，只打算写农民与土地。写完这一部，发现我的农村积累远远没有用完，我对农村的思考与表现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就决定再写两部，表现农民与道德、农民与政治这两个方面。在写第一部之前，我读了好多中国外国的农村题材名著，其中对《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做了仔细研读，一方面，我被它们写人记事的鲜活生动而深深折服；一方面，又为它们偏离历史本质的倾向感到惋惜。所以，我为我的长篇小说确定了指导思想：为历史负责，不为某个阶级、党派负责。

　　姜：你似乎与绝大多数作家不一样，你非常坚定地在乡村一头扎了进去。然而，看得出，你对土地与人的关系的思考，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探究，已经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走在头里了。这么多年的文学潮流，你似乎处于潮流之外，没有受时潮影响。这是相当可贵的。

　　赵：我不敢说走在头里，只能说，我用我的作品参与了对中国农村历史的重新思考与梳理。

　　姜：此外，你有没有考虑到精致的艺术要求？在构建长篇小说时，可能，因为纵向截面的影响，势必一些人物会失之粗疏。譬如在《缱绻与决绝》中，羊丫的命运书写，其实就可以写成一本书，然而，在这里，主题与速度，决定了羊丫在后来的情节中的淡化。至于“天牛经济开发区”一段，也似乎有点仓促。

　　赵：你指出的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写《缱绻与决绝》的时候，积攒了多年的创作激情突然迸发，可谓一泄千里泥沙俱下。的确，这书有些地方不够精致，尤其是到了后半部。

　　姜：此外，你的几本书，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物及人物关系的设置。你可能不太在意这一点，或者说，主要人物你作出了精心的安排，但次重点人物与非重点人物，你在写作中，就显得有点随意。特别是有时候到了结尾部分，你仍然还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人物出场。

　　赵：是的，对于那些主要人物，我是煞费苦心，但对次要人物，往往是用心不够。

　　姜：我觉得这样的人物安排，以及相应的情节设置，影响了你的小说品质。至少在精致上，做得不充分。现在的很多长篇小说，都存在着一种“后半部问题”，有的仓促收官，有的后半部出现疲软。你的小说在后半部有一种意犹未尽的味儿，也就是，还可以将那一口气保持到底。我对《天理暨人欲》非常看好的一个原因是，至少在雹子树这个问题上，你保持了首尾结构上的好看。

　　赵：写完第一部，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后来的几部中就尽力避免。

　　姜：这让我想起吴义勤曾经说起过的长篇小说的长度与速度的问题。可能，在很多作家那里，速度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每一部长篇写到最后，都极有可能是一种体力劳动了。

赵：吴义勤对长篇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得非常到位。长度与速度，是考验作家智力、精力、体力、耐力的试金石。对于这种考验，我深有体会。

　　姜：当然，深层次的原因，王万森和周志雄认为是你的“农民情结和现代意识构成情与理的冲突，造成叙事文本话语结构的失衡和潜在的悖论式困境”。对这样的观点，我明白，作家们都不太会在意。毕竟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哪个作家会在这方面也给予一种设置。这可能就是吴义勤说到的难度的问题了。中国作家在难度问题上，仍然有待重大突破。

　　赵：也许存在他们二位指出的这种情况，但我自己在写作过程中可能意识不到。

　　姜：你考虑过你与前代那些真正的农民作家的区别吗？譬如，像赵树理、浩然他们。

　　赵：他们都是当代的杰出作家，其作品拥有大量读者和广泛影响，我不敢和他们比。如果说有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就是历史观不一样。今天已经证明，曾被奉为圭臬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多么严重地浪费和损害了作家的才华。

　　姜：还有，你有没有比较过自己与路遥？你觉得你与他有什么样的不同？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判断，然而，我觉得这样的问题，还是你自己来回答可能更好。

　　赵：我是1991年读到《平凡的世界》的，当时自己就想：这样的作品，我也能写出来。现在看来，我是太狂妄了。路遥之所以感动了无数的读者，主要的原因是他真切地表现了苦难中的人生。当然，他的观念和手法都有陈旧的问题。

　　姜：说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在你的文学之路上，真正影响了你的作家是哪些人？

　　赵：有好多。写《缱绻与决绝》的时候，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给了我很大启发。

　　姜：再有一些相对固定的问题，我们也来谈一谈。你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当初你舍弃官场走向文学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赵：我上学很少，初中上了四个月就辍学了，后来当民办教师，再后来又考上了公办教师。24岁那年的一个秋夜里，我看一本《山东文艺》，上面有几个业余作家的创作谈，讲他们怎样走上文学之路。当时我想：他们能当作家，我也能当上！就是这么一个念头，决定了我的一生，从此我就认为，我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文学。所以，无论工作如何变动，在我眼里都是临时的。我30岁干上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的时候，心里还是这么想。干到33岁，正好山东大学招收作家班，我不顾亲友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学习创作去了。当时好多人都说我“潮了”，就是傻了、疯了的意思。

　　姜：你对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有没有作过预设？

　　赵：没有。虽然去了山大，其实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因为我的基础太差。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拼命读书，好好练笔。一年之后，我写出了短篇小说《通腿儿》，才算登堂入室了吧。这之后，主要从事农村题材写作，从中短篇到长篇。这几年，又转向了宗教题材。我到底算个什么样的作家，由别人评说吧。

　　姜：非常遗憾的是，这次未能就你的中短篇来作一点交流。《通腿儿》不但是你的短篇中的精品，也是当代短篇中少见的佳构。

　　赵：这个短篇，至今被许多读者记得，也陆续被收入多种选本，这让我感动。但它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我急需一件像样的作品支撑创作自信心的时候，它来到了我的笔下。

　　姜：突然发现，你是一个与所有作家不相同的作家，你完全反过来了，你先写腿子（《通腿儿》），到后来，才写到了手（《双手合十》），有点儿禅味了。有一种距离是从嘴到手，有一种距离是从脚到手。呵呵。

　　赵：是吗？有点意思。但无论从哪里到哪里，都是一些外在的姿态。内在的是什么？是心灵。无论《通腿儿》还是《双手合十》，表现的都是人的心性。说到底，小说是温润心灵的一种东西，我愿以毕生之力好好琢磨它，打造它。

 

　　　　　　　　　　　　　　　　　　　　载于《莽原》2009年第6期

 

 

　　姜广平，江苏评论家，著有文学评论集《经过与穿越——与当代著名作家对话》。已与国内近百名作家、批评家进行过深度对话，以对话体文学评论在当代文学批评界独树一帜。

 

 

 　　

　　6号接到《中国作家》方文先生短信，说杨志广先生病逝，我深感震惊与悲痛。我是1993年去领《中国作家》的奖，与杨志广先生认识的。此后，他一直关注我的创作，先后编发了《震惊》、《双手合十》两部长篇小说，让我十分感激。2006年冬天，他查出了肝癌，后经过治疗，稳定了好长一段时间，能够上班，并出席一些活动，想不到今后下半年病情恶化，于3日上午8点55分逝世。7号晚上我坐一夜火车进京，8号上午10点参加了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的杨志广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杨志广，笔名伊水。河北南宫县人，1956年10月生。198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1976年赴北京大兴县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中国作家》杂志编辑、副主任、主任，副主编。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六指枭雄》、《正义战士》，中篇小说《吉祥天母》、《夏日的风》，短篇小说《下棋》、《打坐》、《最后一圈麻将》、《人妻》、《七彩蛇》，评论《并非深刻的理解和表现》、《马年说“海马”》、《无冕皇帝：未息的风波》、《喧嚣的文坛》，散文《蝌蚪与佛》，主编小说《白房子》，报告文学《黑脸》等。中篇小说《博格达山下的小车站》获河南省首届《奔流》优秀小说奖，短篇小说《红桔》获首届城市文学小说奖。是一、二、三、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

 

　　　     　　

 

           　　

 

 

 

 

　　　10月13日至17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书展法兰克福书展在德国法兰克福市举办，中国作协组织了上百名作家前去。参加过集体活动之后，山东省的王兆山、我、钟海城、陈占敏、刘玉栋以及翻译小李又去与山东省建立了20多年友好省州关系的巴伐利亚州，在州府所在地慕尼黑以及济南市的友城奥格斯堡市参观访问，于昨天回来。

 

　　　　　　　

　　　法兰克福书展开展式会场。今年中国是主宾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场，德国总理默克尔陪同。

 

　　　　　

　　　　　　　　　　　　　　　　　　莫言讲话

 

　　　　　

　　　　　　　　　　　　　　　　　　铁凝讲话

 

　　　　　

　　　　　　　　　　　　　　　　　　　　习近平讲话

 

　　　　　

　　　　　　　　　　　　　　　　　　　默克尔讲话

 

　　　　　

　　　　当晚中国举办音乐会，朗朗、迪里拜尔等艺术家参加演出。乐队是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后面站着的是德国一支儿童合唱团。

 

　　　　　 

　　　　　　　　　　　　　　　　中国作家C团游览曼海姆市

 

　　　　　

　　　　　　　　　　　　　　　　　山东五人在法兰克福

 

　　　　　

　　　　　　　　　　　　　　　　　参观巴伐利亚州文学馆

 

　　　　　

　　　　　　　　　　　　　　　　　在奥格斯堡市接受媒体采访

 

　　　　　

　　　　　　　　　　　　　　与巴伐利亚州文化、教育、科技部长会见后合影

 

 

 

 

佛俗两世界  梵我一本心

——赵德发长篇小说《双手合十》的一种解读

 

刘荣林

 

　　摘要：赵德发新作长篇小说《双手合十》具有突出的佛俗两世界，梵我一本心的审美意绪。在主人公慧昱禅师身上充分体现着佛教的情感意志和传统文化意蕴。在小说所建构的佛教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对峙、交媾、融通中，充分体现着儒、佛交融，明心见性，平常是佛的的美学情韵。无论我们是否信仰佛教，而主人公慧昱为了理想而永不泯灭的追求精神，应该烛照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这是作家理想主义的情怀和梵我一本心的小说创作意趣。

　　关键词：《双手合十》；慧昱；佛教世界；世俗世界；本心

 

　　赵德发是一位勇于开拓的“勤勉精进”的作家。前两年，他的“农民三部曲”小说《缱绻与抉择》《天理暨人欲》《青烟或白雾》及大量小说创作振聋发聩，不绝于耳。然而在他“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如今给读者又捧献出一部34万多字有关佛教题材的长篇小说《双手合十》，有了创作题材的重大嬗变。

　　佛教知识博大精深、神秘莫测。要创作关于佛教题材的小说，谈何容易，稍有疏忽，就会因其佛僧生活的虚假而导致艺术真实的破灭。然而赵德发未因此停下他开拓精进的脚步，一方面深入僧侣生活，遍访古寺名刹，与僧徒一起打坐、吃素、念经，体验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精研佛家经典，很好地克服了题材陌生的局限，才创作出如此丰富而形象的我国当代第一部佛教长篇小说《双手合十》。

　　小说具有浓郁的人文精神。作者通过一系列佛教僧侣艺术典型的塑造和佛俗两世界的并峙勾勒，深刻表达了在传统伦理道德日益式微的今天对社会物欲横流的忧虑，具有深沉的佛俗两世界，梵我一本心的人文情怀。

 

一、戒律守身、彻悟心源和情色泛起的制衡与修持

 

　　小说以新世纪现实生活为背景，运用对比、映照、烘托等艺术手法，给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佛家僧侣形象。苦修的师父休宁、带贝叶经的老和尚雨灵、叠翠山佛学院副院长严律法师、宝莲师太、省佛协会长明若方丈、佛家狮虫觉通和明心、以及后来看破红尘而后皈依佛门的孟悔、孟忏、郗化章夫妇等都是作家用心塑造的一个个独立僧人形象，同时他们又是作为主人公慧昱禅师的对比、映照、烘托人物而出现的，以此来突出作家精心打造的佛教典型慧昱形象。

　　休宁是作家打造的类型化僧人形象。他是小说主人公慧昱禅师的师父，从他的苦行修炼来看，更是佛祖释迦牟尼前身修持的方式。释迦牟尼认为禅定不是修行的目的，于是便决定通过苦行来求得觉悟和解脱。于是他逐步减少饮食，直至每日只吃一粒谷一粒麦，或7天只吃一顿饭。穿树皮鹿衣，卧于荆莽粪便间，拔除须发，不洗污垢。连续6年，结果弄得遍体鳞伤、形同枯木、精神痿顿，却没有发现任何真理，也没有解脱任何痛苦，相反，倒是加深了痛苦和烦恼。休宁的修炼几乎和佛祖前身一样，休宁始则于狮洞中僧袍破烂，“日中一食”，追求“行不知行，睡不知睡，小解不知解裤子”的苦修。继之三步一叩首，拜行，到五台山参佛，把自己弄得“老脸皴黑，骨瘦如柴”，腿折腰软，疾病缠身，不得不被送回住院。接着又回到狮洞“闭关”苦修，堵住洞口，一天一张煎饼，屎尿于其中，坐等正果，最后却不知所终。看来休宁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证悟和解脱。作家这样写作的目的，一方面在于表达这样一种理念：佛祖如此修持行不通，而休宁也难成正果；另一方面更在于衬托小说的主人公慧昱禅师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正确修炼方式，这恰恰又是释迦牟尼后身成佛的路径。作家这样塑造形象是否在于印证这样一个道理：休宁加慧昱等于释迦牟尼的复活？其不得而知，但可以蠡测。

　　在小说中，作家还给我们塑造了不少的佛家败类——狮虫形象，比如觉通、明心等。他们几乎不参加僧人的坐禅、读经、早课、晚课等僧人必须的功课，只专注于捞钱、玩女人，声色狗马，尽情恣乐。觉通是芙蓉山飞云寺住持，在佛学院学习时，上网裸聊，看色情片，说下流话，勾引女人，眠花宿柳，请人代写毕业论文，这是违背佛家八戒五律，大逆不道的行为。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狮虫人物，凭借着父亲郗化章雄厚的经济实力，居然成为飞云寺住持，并仍恶习不改，终至车祸，死于非命。正所谓佛家语：恶有恶报，遭到报应。通元寺的大和尚、主持明心比觉通更有甚者，眠花宿柳，养小老婆，侵吞公款，贪污腐败，最终被逐出佛门。这就告诉我们，佛家净地，也非一尘不染，它们虽是方外之境，毕竟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万花筒般的缭乱俗世社会必然也会沾染着这佛家“圣地”，清净之地也难清净。正如《双手合十》扉页的题记那样：“右手圣洁，左手不净，双手合十构出本相。”这两个狮虫形象站在慧昱的对立面，反衬着慧昱坚持佛家道义而不坠青云之志的形象。

　　在小说中，作家塑造的其他佛家僧人形象，如法泽、雨灵、严律、宝莲师太、明若方丈、慈辉、水月、还有居士罗彩莲、热砂主人以及由于生活的窘境和感情的挫折而皈依佛门的孟悔、孟忏、郗化章夫妇等，尽管他们所代表的佛家形象各不相同，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及佛家生活的复杂性、矛盾的尖锐性；另一方面作为“同向衬比”和“逆向反差”的艺术，他们则是主人公形象慧昱的社会基础。

　　禅师慧昱是作家在《双手合十》中最精心打造的艺术典型。是一个理想化了的挚诚僧人形象。但是作家没有把他简单化、脸谱化，而是把慧昱佛俗两世界、梵我一本心的现实性写得有血有肉。他普度众生，有文化、有知识，是佛学院的高材生；有理想、有道德，追求佛的高境界；有意志、有精进，刻苦修持不改心志。慧昱反对师父休宁的苦参修炼，讲究大道成行，所以他的修炼更讲究实际，强调佛理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离开日常生活去追求虚无飘渺的佛理。他主张以出世的态度处世和觉悟出世的境界，以体验俗世之真、把握日常生活中的根本大道，不受世俗生活的蒙蔽、局限与制约，坚持处世无累的“佛”的修持之道。慧昱是品质优秀的佛家高僧。

　　他戒律守身、谦忍和顺，不杀生、不饮酒、不近女色，不嗔、不恚、不妄，和顺待人，谦忍处世。慧昱之所以辅佐狮虫觉通和为之代写毕业论文，是期冀启度其人，促其觉悟。在多次能够成为飞云寺住持而又不能的时候，慧昱则能够忍辱负重，戒律守身，甚至被无理赶出寺院，仍然持炼。对使他不能成为住持的人和把他赶出寺院的人无怨无恨，以礼待之，以佛禅的谦忍和顺与慈悲胸怀来处世行事。

　　他泛爱万物、忠君孝亲，追求至善贞爱的道德情怀。这本也来是儒家的一种理念，但是在佛教传入我国后，佛教的“善”“爱”因素与儒、道大爱至正合流，也成为佛家的道德规范。更是慧昱的行为操守。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对师父休宁的忠诚和精心孝顾；第二、爱国爱教，为现实社会服务，专心“平常禅”研究和推广；第三、孝爱父母，对父母的不幸大放悲声；第四、以佛家心怀挚爱恋人孟悔及其姐姐孟忏；第五忠诚于友朋同志，如对怡春禅社的佛家信徒们挚诚以及对人民大众的普爱等。这些在慧昱的行止坐卧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他苦砺心智，勤勉精进，建构众生平等的大爱社会。慧昱不像他的师父休宁，苦修惨炼，只是追求个人的小乘目标，而慧昱在自己的苦砺、勤勉、精进的修炼中，所追求的更是普度众生的大乘目标。他有自己的思考、研究；有自己的理想、憧憬。他的毕业论文就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开拓性，尤其是他发表的有关“平常禅”的论文，振聋发聩，影响深远。慧昱孜孜以求，读佛典、阅方志，不断思索着普度众生的方式，慧昱在平常禅的创设中说道：“打通世间、出世间，以出世的情怀做入世的事业，将禅境化为亲切平易的人生境界，以般若指挥建造人间净土。”其建构众生平等大爱社会的功利性跃然纸上。

　　凡此种种，慧昱才能修善进德，正心净心，断妄开智，彻悟心源，修成“正果”。在慧昱破解了“藏宝偈”后，小说这样写道：“‘不得了，慧昱师开悟啦！’众僧起身欢呼，声震山野。”一个真实而又理想化了的大士真人形象给我们烘托出来。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慧昱修炼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客观上的冲突之外，他也有自身的“业障”，有着七情六欲，也有走火入魔的时候。在知道不能成为飞云寺住持后，在权势欲和细滑欲地促使下，使他不能自持：“既然勤奋学习虔诚修行的人还不如堕落者有前途，那我慧昱也干脆堕落掉算啦！”“堕落堕落！我去堕落！”从此他也不戒“五行”，吃起辣椒来。“心里像揣了一团火，情绪十分亢奋。”他恋眷起孟悔来，企及找到孟悔以续前缘，勃起性欲之爱。在网吧里，玩刺激性极强的游戏，如“抗拒光环”“诱惑之光”“地狱火”等。也曾多次为世俗生活而苦恼、失眠，看见漂亮的女人，不免有情感上的激奋和生殖的勃起……就是说在慧昱身上，既有一个苦心孤诣、笃志修行的自我，也有一个世俗情欲的自我。在这佛俗两世界的对立中，慧昱经历着世俗欲望的多重考验，但还是理想和意志战胜了俗世情缘，又在慧昱内心佛俗两世界的对立中，使他不断完善和提升自我，突出了慧昱佛禅的光辉。

 

二、纷呈世俗生活和斑驳佛禅世界的对立与融通

 

　　长篇小说《双手合十》还给我们勾勒了两个既对立又融通的世界：即佛家世界和世俗世界。作家把佛俗两世界的故事放在我国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科技信息迅猛发展的今天，所建构的两个世界，斑驳陆离、万彩纷呈，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显示着梵我一本心的审美意绪。

　　首先是佛家世界。在这个世界的描述中，形象的展示了佛家众生相。如上所述有苦修的师父休宁，执著于佛家事业的严律法师、宝莲师太、明若方丈，也有佛教的异化分子、狮虫类和尚觉通、明心之流，更有遭受重重生活磨难，期冀解脱、觉悟以寻觅灵魂安息地而投入佛家怀抱的孟悔、孟忏、郗化章夫妇等，也有破相不堪、不尊佛规而争夺飞云寺住持并企图寻宝以登大宝的雨灵和尚，还有信佛守道的居士们、崇尚佛道的禅社以及众多的佛家信徒们，更有孜孜以求佛、不变心智的慧昱诸人，由他们构成了一个佛家的世界。

　　然而，这个佛家世界也不是净土。像世俗社会一样争权夺利、腐化堕落。郗化章之所以让儿子觉通出家，并不是望他得道，求得正果，只是希望儿子走条捷径，爬上权利的高层，利于自己的企业发展。无奈觉通不争气，却成了他的累赘和佛家的狮虫。法师慧昱本来最应该成为飞云寺的主持，但是在世俗现实中三番被夺持，甚至被赶出寺院。先是觉通凭借着经济和权势窃取住持权位；接着是雨灵凭借着歪门左道夺到飞云寺住持权位。如果说觉通还有些真诚，相信和依靠学者型法师慧昱，为自己装装门面的话；那么雨灵凭借着自己的存款、辈分、权势和佛家信物贝叶经，则处处打击和排斥慧昱，消除异己。这是佛家伦理所不能容忍和坚决反对的，但却“合理”的存在着，而且还有那么多背“大道”、出卖灵魂的追随者。更典型的是通元寺主持明心，完全是佛家的异己分子，他不顾佛徒的死活，大做法事，聚钱敛财，包养女人，累死佛僧，来满足自己无尽的贪欲。正如省佛协主席明若方丈在稠人广座中所斥责的：“你身为一寺之主，不守戒律，贪财贪色，你把你身上的僧服玷污成了什么样子！……”明心以小惠拉拢僧徒，也有不少追随者。这就说明禅佛世界和俗世一样也有利欲熏心。

　　其次是大家都熟悉的世俗世界。在小说中有旅游局长云舒曼、宗教局长卫万方、飞云寺风景开发区主任申式明，那个变质异化了的副市长乔昀，后来皈依佛教、象征财富、金钱的大亨郗化章夫妇，受到感情挫折而遁入空门的孟悔、孟忏姐妹，还有飞云寺周围的村庄群众及来此旅游的形形色色人等，在新世纪的大背景下，构成了一个世俗的现实社会。从某个角度讲，它制约和规定着佛教世界的走向和发展。现实世俗世界之所以要重建飞云寺，主要还是增加旅游点，发展旅游事业，“把经济搞上去”，对领导来讲营造自己的业绩，以垫高上爬的基石。这和慧昱重建飞云寺的理念背道而驰。如果说慧昱第一次未能成为主持是受制于金钱；而第二次未成为主持则完全是因为权势。雨灵之所以当了主持，还不是为副市长打卦，预测乔昀“官运财运桃花运运运亨通，百无禁忌”，说了几句好话吗？如此简单，权势就把慧昱的主持葬送。显示着金钱和权势统治和驾驭着佛禅的世界。看来金钱和权势两个东西结党营私，生下的必然是现实生活的怪胎，佛教不净，俗世不清。后来乔昀也没有运运亨通，却让他锒铛入狱，成为现实世界的异化分子。

　　小说就以这样写作佛家世界并峙着世俗世界。然而这两个世界只是并峙不行，它们必须还要交叉、融通而形成一个斑驳陆离的完整的现实社会。在《双手合十》中，小说从许多方面使佛俗两个世界在对峙中交媾和融通。一是经济和权势的制约，比如乔昀和郗化章的情节内容；二是僧徒和俗人的对立与交往，如众多旅游者到此一游于僧侣的冲突；三是僧徒的还俗和俗人的归化，比如明心、慈辉、永旺等僧徒还俗，孟悔、孟忏、郗化章夫妇等俗人的皈依等；四是佛俗两世界的贪欲和智性；尤其是第五，一个完整的社会，不可能使佛俗两世界各自独立，互不干涉，特别是佛教的世界，必然会受到俗世的沾惹和熏染。自古而今皆然。

　　小说也正是通过佛俗两世界的并峙与融通，构成了较为复杂的故事情节和按照作家的审美理想塑造人物，同时通过各类形象的塑造，也在一个更高的文化层次上达到梵我合一、情理兼容的情势。具体讲就是儒、释文化的并峙与统一。之初，儒、释文化是尖锐对立的，所以才有“三武一宗”灭佛的历史事件。但是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则主动向儒教靠拢，而儒教为了丰富自己也主动改造和宽容佛教存在，逐渐儒、释合流，达到他们的相谐和融通。《双手合十》世俗的世界主要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行为规范的，而佛教自然是以自己的道德规范为行为准则的。其实也不尽然，因为自唐宋以来，儒、释已经有了很好的交流融注。唐代居士李师政在其《内德论》中指出：“惟佛之为教也，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治，劝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乐，惩非显地狱之苦。”①他认为佛教与世俗社会并不矛盾，相反，它极大地有利于世俗社会。佛教教人行善，要求臣忠子孝、国治家和。这几乎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纲常的注脚。现代大德印光曾说：“尽性学佛，方能尽伦学孔；尽伦学孔，方能尽性学佛。试观古今之大忠大孝，与夫发挥儒教圣贤心法者，无不深研佛经，潜修密证也。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以世无一人不在伦常之内，亦无一人能出心性之外。”②就是说当代的佛家释教和孔孟儒教已很难截然分开。以此，我们认真分析小说《双手合十》，尤其是主人公慧昱，他的行止修炼及其所持佛家理念已是儒、释并峙，梵我一本心了。他孝亲、尊师、友悌，是以“出世的情怀做入世的事业”，是很好的儒、释交媾和融通的晶体。进而说明了小说是在一个更高的文化层次上，把佛俗两世界统一起来，以反映新世纪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现状。

 

三、历史与现实的映照及其理想化了的情怀

 

　　从另一个角度讲，要知道如今的佛教世界已经是世俗化、平民化了的，它不是始于今天，而是从唐代慧能就开始了。佛教因其是外来文化，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积极与中国传统文化儒教及道教相融通；另一个方面也放下身段，将自己深奥晦涩的佛教理论演绎、解构，使之大众化、通俗化和世俗化，即使是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知晓其佛理道义。使佛教有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这是禅宗六组慧能的功劳。他的禅学使佛教似乎又回到了它的起点，其实不然，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思想是出世的，而慧能的禅学却把佛教从彼岸世界移到每个人的内心，使佛禅人性化，把般若（智慧）的绝对超越性实体还俗为一般人的觉悟，因而就把佛教由出世推至入世的方向，明心见性，平常是佛。以后禅宗，逐渐僧徒关系家族化，师徒相传有如父子继承；其教义不断世俗化，把宗教生活看成是日用常行，强调平常心是道，禅即生活。慧能就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③这些就告诉大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双手合十》在众多佛家教派中，是以禅宗为主要写作对象的，同时主人公慧昱所创立的“平常禅”，其基点也是建立在禅宗“明心见性”“平常是佛”之上的。同时也告诉我们，如今世俗化了的佛教，自六祖慧能以来，佛俗世界已经是梵我一本心了的，即“回归平常方是禅”。

　　为了得到实证，作家除了通过《双手合十》的主体故事和众多人物的塑造，给以艺术地反映外；同时为了增强小说艺术的真实性，每一章结束之后，还通过话外音和旁白的方式，来进行历史的交代，与现实形成比对，以映照现代佛教生活的真实性。这在小说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秦老诌，在他身上扮演多重艺术角色。

　　首先它是小说的艺术形象。他勤劳、真诚，乐于助人，生活非常艰苦，儿女利欲熏心、不孝，但他仍然达观乐道，因为他心中有佛。他是最接近“佛”并崇尚佛的千万大众的典型。他应该皈依佛教，得到眷顾，也有机会，但他没有遁入。这是因为它有着由空而空的理想追求——寻找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雪菇，直到老死。这里的雪菇及其对它的寻觅，更是一种象征，象征了理想追求的破灭。

　　其次秦老诌是一位神秘的般若者。他的执著、诚挚及其空洞的寻觅，并不是他的愚笨，而从他对以前飞云寺及僧徒们的了解，还有他对今天现实中佛教的观察，使他很智慧很般若地看清楚了佛教的本质存在和生活现实。他的神秘主要表现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期，他都会幽然出现，或解人危困，或见证佛事，加之以执著的寻觅那个根本可能存在的雪菇等，使他显得神秘而又智慧。像《红楼梦》中的癞头和尚跛足道人那样“真人不露相”。

　　再则秦老诌是历史与现实相辉映的象征体和见证者。秦老诌的神秘和般若造成了形象的象征艺术。它是历史的象征，又是现实的象征，是佛教历史与现实相映辉的见证。历史上佛教是什么样子？现时又是如何？是通过秦老诌的叙述和观察表现出来的，佛教的历史与现实皆集于秦老诌一身和他的叙述中，使秦老诌的形象就具有了“佛相”的象征和见证意义。

　　第四、秦老诌更是一位叙述视角和叙事线索。在小说中，安排秦老诌这个人物，更重要的是叙述者的角色和叙述线索的作用。佛家过去的历史现实如何？如果在小说主体事件中显现，用过多的插叙、补述来处理，势必会造成小说结构的松散和故事情节的凌乱，怎么办？作家独具匠心，通过似乎“局外人”秦老诌的视角以话外音和旁白，再现佛教历史的真实，以映照现世佛家的万花筒般的生活现实。并且附着于每一章的最后，于是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形成比对映照的艺术意境。

　　比对映照是赵德发小说《双手合十》很重要的艺术特色。从形式角度讲，作家在小说作品中安排了三条线索：一是现实线，显示的是新世纪以来佛俗两世界的生活真实；二是历史线，“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展现的是历史的佛俗两世界的真实；三是人物线，即以塑造核心人物慧昱为主要目的的线索。三条线索谈不上交织发展，但是它们形成了比对映照的并峙关系，（主要指第一、第二两条线索）仍然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知道现实的佛俗两世界是那样错综复杂；同样在秦老诌的诌中，也可以领略到历史的佛俗两世界也是一样的斑驳陆离。在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慧昱的形象性更加突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主人公慧昱禅师的艺术意义。慧昱是佛教精神的化身，在这个物欲横流、人心叵测的佛、俗两世界中，就有像慧昱这样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和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慧昱身受权、色、财、贪、情等欲望的多重考验，虽也有常人的犹豫、彷徨、痛苦、情致、困惑等，但他能够自省、开悟和奋进，意志弥坚，坚持自己的佛教修持而不向世俗低头。这就是一个现代僧人艺术典型的实存。无论我们是否信仰佛教，而主人公慧昱为了理想而永不泯灭的追求精神，应该烛照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这是作家理想主义的情怀和梵我一本心的又一小说创作意趣。

　　不过话又说回来，《双手合十》虽然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突出的艺术特色，但不足还是有的。一是说教性太强，许多佛理禅意是讲出来的，这是非小说化行为，其必然会造成小说生动性、形象性的弱化；再一个是小说创作一定要“乐而多趣”，（梁启超语）或是故事性强，误会、巧合、悬念迭出；或是依靠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打动读者的心；或者是揭示出大家都关注的社会问题，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味；或者是创作出美好的意境小说，来满足更高层次读者艺术消费的需要，这是小说创作的“基本面”和根本要求。由此观之，《双手合十》太端正了些。另外，“熟悉的陌生人”和“美丑民绝”人物形象塑造，还是小说创作所追求的主要艺术目标，这是我们今后小说创作所要时刻注意的问题。

 

注释：

①李师政：《内德论》

②大德印光：《复安徽万安校长书》《增广印光法师文抄》卷二

③慧能：《华严经》

 

Popular two World Buddhist Vatican one Really

——Zhao Defa novel 'held their palms together,'

An Explanation

Liu Ronglin

Abstract: Zhao Defa new novel 'held their palms together' with two prominent Buddhist vulgar world, the Vatican I intended本心aesthetic Ogata. Zen master on the main character in Huiyu fully reflect the will of Buddhist religious sentiments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In the novel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uddhist world and the secular world of confrontation, Jiaogou, factoring in the full integration of the Rufo, see the heart of a Buddha is usually本心aesthetic taste. Whether or not we belief in Buddhism, and heroine to Huiyu never devoid of ideals and spirit of the pursuit, it should be Zhuzhao Taiqianshijie, Yunyunzhongsheng. This is the ideal writer's sentiments and the Vatican I本心another novel creation Interest.

Key words: 'held their palms together.' Huiyu; Buddhist world; secular world;one Really

 

 　　　　　　　　　　　　　　　　　　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增刊2009年第3期

 

　　　　（刘荣林，文学评论家，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

 

 

 

来源：

http://www.paipaitxt.com/r4756115/

 

简介：

      自上世纪80年代，由百花出版社依托《小说月报》开展当代文学的百花奖评选以来，赢得了社会广大的认同，评选出了无数当代文学的代表作，也成就了无数当代文学名家，《历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选集》就是集结了评选结果中对当代文学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的经典作品，分多卷结集出版的作品合集，现制作成电子书提供给广大的文学爱好者，资料来源于网上，版权所有为原作者及出版者，本电子书仅供网友学习参考，请阅读后即行删除，勿为传播或做他用，如有侵犯作者权益自行负责。

 

目录：（从下面的地址可以读到每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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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节草》李佩甫
《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
《哺乳期的女人》作者：毕飞宇
《厨房》作者：徐坤
《大厂》作者：谈歌
《第十二夜》作者：铁凝
《第一人称》作者：史铁生
《二十年前的一宗强奸案》石钟山
《烦恼人生》作者：池莉
《分享艰难》作者：刘醒龙
《凤凰琴》作者：刘醒龙
《伏羲伏羲》刘恒
《过程》作者：方方
《孩子王》阿城
《厚土》作者：李锐
《黄连·厚朴》叶广苓
《坚硬的稀粥》作者：王蒙
《来来往往》池莉
《懒得离婚》谌容
《狼行成双》作者：邓一光
《绿化树》张贤亮
《埋伏》作者：方方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
《你没有理由不疯》张欣
《你是一条河》作者：池莉
《你以为你是谁》作者：池莉
《年月日》阎连科
《牛》作者：莫言
《炮打双灯》冯骥才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恒
《低俗作品请删除》苏童
《亲亲土豆》作者：迟子建
《青衣》毕飞宇
《清高》作者：陆文夫
《情断西藏》摩卡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作者：池莉
《生活秀》池莉
《生命通道》龙凤伟
《石头说话》作者：冯骥才
《俗世奇人和市井人物》冯骥才
《太阳出世》作者：池莉
《桃花灿烂》作者：方方
《天下无贼》赵本夫
《通腿儿》作者：赵德发
《夏之波》作者：王蒙
《乡村情感》张宇
《向上的台阶》作者：周大新
《新兵连》作者：刘震云
《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方方
《有了快感你就喊》池莉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张欣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作者：方方
《遭遇爱情》作者：徐坤
《制造声音》作者：贾平凹
《醉也无聊》叶广芩
本文来自派派小说论坛 ：http://www.paipaitxt.com/r4756115_u40945/

 

　　　　　　8月22－24日，山东省作协文讲所在微山湖办班，让我去讲了一课。我的相机受潮打不开了，现将一些学员朋友拍的照片贴几张：

 

 

　　　　　

 

　　　　　

 

　　　　　

 

　　　　　

7月22日日食给新作带来灵感

赵德发：让创作回到根上

 

2009-08-05齐鲁晚报　记者 霍晓蕙

　　

 

 

 

　　7月22日这天，一次日食让世界上无数的人兴奋不已。而对于居住在日照海滨的作家赵德发而言，他的兴奋更是来自于一次灵感的光临——他正写作长篇小说《乾道坤道》，一直被结构问题困扰，就在日食来临的这天早晨，他的大脑突然一片澄明，一种全新的结构样式突然而至。

　　 □记者 霍晓蕙
　　 7月22日的日食给赵德发的新作带来了创作灵感，他欣喜若狂地写了一篇博文《日食给我带来灵感》。日前记者采访了赵德发，他谈了自己正在创作的新作《乾道坤道》。
　　 十年前，赵德发的一部长篇小说《君子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主要内容是表现儒家文化在农村的传承流变；前年，他出版了反映当代汉传佛教文化的长篇小说《双手合十》；目前，他正在创作一部反映当代道教文化的《乾道坤道》。记者问赵德发为何对这些题材感兴趣，他的回答是：让写作回到根上。
　　 “我虽然才疏学浅，但也想做些尝试。我是直接将目光瞄向了儒、释、道三家，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它们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形态。”赵德发说，“我们回头考察当年的‘寻根’作品，发现许多作品热衷于展示远古文化在民间的流风遗韵，甚至是民族的‘潜意识’。其实，这些只是我们民族文化之根的初级阶段，并没有发育成主根。主根是什么？是儒、释、道。这三种文化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精神支柱。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可以看作是民族记忆的苏醒。”
　　 对于正在撰写的《乾道坤道》这部小说，赵德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了大量的采访和案头准备。他告诉记者，这两年来走访了全国多座道观，获得了大量素材。同时，道教文化方面的阅读量也是很大的。“我希望通过这部长篇小说，让人们对‘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教文化有一番了解。”

　　 人物介绍：
　　 赵德发，1955年生，莒南县人，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日照市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日食给我带来灵感

 

　　像往常一样，五点起床，读书写作。今天早晨我继续构思长篇小说《乾道坤道》。结构问题，还是结构问题，在深深困扰着我。我不想再沿袭以往的路子，想尝试创新。一年多了，一直没有想出好的办法。刚才，就是刚才，本来浑沌着的大脑突然一片澄明，一种全新的结构样式突然有了。同时，这样一幕场景也在我眼前出现：

　　月光皎洁，水光涟滟。男一号凌道长正站立湖边，像当年天台山高道司马承桢那样为出山见皇上而生出悔意，想自己到底该不该放弃在美国的优裕条件而回国，这时，湖中小山上却传来一阵虚无缥缈的古琴声。他想到自己的徒弟、年轻的女道士澡雪已经在那儿孤身住了半年，于是就划一条小船，去了岛上。原来，澡雪正在小山的最高处手抚七弦，用琴声诉说她多年来求道的艰辛，并庆祝自己的修行有了一次十分重要的长进。凌道长当然感到欣慰，但同时，心脏的一记早搏又在提醒他超越肉身之难……

　　顺则成人，逆则成仙。

　　这是结束，也是开始。

　　抬头看看表，正是六点半。我想起，此时一个事件正在太阳系里发生。那个“天狗”，已经向太阳张开了大口。这是一种“逆”吗？再过一会儿，日食带将从南亚次大陆那边向中国飞扑而来。这也是一种“逆”吗？

　　其实不该这样追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对了。

　　但我还是感谢这次日食。“天狗”，我向你拱手遥拜了！

 

 

　　　　　　　　　　　　　　　文学在今天的意义

　　　　　　　　　　　　　　　　　　　曾凡

 　　　　　　　　　　　　　　（载于《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文学的意义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谈论文学的基本的出发点。问题是，在经济活动主宰世界，网络语言引导和控制信息，后现代的戏说立场统治人们精神的今天，谈论文学甚至文学的意义还有必要吗？谁还需要知道文学的意义？谁还愿意让自己与文学搭上关系？人们谈论文学的被边缘化、文学的死亡，以及伟大的文学这些话题时，似乎都与百姓的世俗生活无关，似乎与当代社会的进程无关。但事实是，文学在任何时候都与世俗生活相关，都与社会进程相关，都与人类的整体前途命运相关。因为，文学是人类价值建构和精神生长的过程，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确证。

　　一 文学使人类的存在有了意义
　　人是生存在社会上的动物，这种生存是以理智和情感为指导的，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因而，生存是主观的动态的过程性的。而存在应当是客观的静态的一种物质状态物理状态。人的生命过程不是存在而是生存。作为与万物共生的人，他的最基本的使命是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意义，我是谁，我为什么而生，我为什么而活着？而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功能就是给予意义，是对人类的生存赋予意义。比如我们知道的外国荷马史诗、希腊悲剧、《圣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戏剧、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还有中国的《史记》，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清代的民间戏曲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题材体裁，实质上都是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
　　文学不是哲学或宗教，它不提供生存的理论，而是以它对世界的感悟保障人类的精神永远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即理想。不管是在精神迷茫的时候，还是在情绪晦暗的时候，或者在我们陷入迷狂的激动时刻，文学总会给予我们可靠的心灵指引。比如像《神曲》、《浮士德》这类抽象的充满哲理性的作品，可能对于那些理性的有意于追求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人有着强烈的启示意义，成为许多人生命中最基本的精神动力。而具有同样价值的是，相对通俗的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清代的民间戏曲，包括传统的说书等等，都在文学的意义上引导和安慰着芸芸众生。人们通过阅读，以至聆听和观看文学，领悟到人生或世界的某种真相，点燃起心中生存的信念，寻找到个人的生存目标……从古至今，概莫能外。
　　至于在今天，类似于传统的文学性阅读已经很少见了。无论学生还是成年人，都在忙于读实用的书籍，比如考试秘诀、职场秘诀、发财秘诀、官场厚黑学之类。一些想读文学而又没有耐心的人，则去读网络文学作品，或是读那些本身没有生活经历而又很乐于写作的所谓“新锐作家”的哺哺自语，这种作品有时是纯粹个人情感经历，有时是参考了别人的作品后对生活的想象。这些现象的存在使许多人误以为真正的文学已经没有了或死掉了，还有许多人认为那些所谓的私人写作、肉体写作或青春写作就代表了当前的文学。这些现象和这些认识都是不对的，是没有亲近文学和信任文学而产生的暂时性的灵魂失重状态。
　　那么，我们现在文学中的意义在哪里？从青春文学、网络文学和肉体写作的作品来看，生活是没有意思了，人生不是忙于挣钱就是忙于吃喝玩乐，从这些作品中似乎看不到任何方向感。但是还有能给人以温暖的作品，这里只以刚刚过去的两三年里我个人的阅读为例：
　　贾平凹的《秦腔》、《高兴》是在不动声色的日常生活描写中传达出对生存的热爱和对生活意义的寻找；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和铁凝《笨花》，都是在大的社会背景中的小人物的人性挖掘，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人的尊严和人性的美丽；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以一种近乎冷漠的笔调回叙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右派和孤儿的非人生活，却越发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喷薄欲出的人道主义激情，具有罕见的震撼力。赵德发的《双手合十》以宗教生活为背景，但探讨的依然是人性和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等基本命题，不仅仅是拓宽了文学的视野，更主要的是让人们感受到，即使在那种多重力量的重压下，人也还能做出有意义的选择；老张斌《小艳史》和《说走就走》是一种以小人物表现大历史的举重若轻的作品，《小艳史》写一个右派在政治利剑威胁下的爱情史，达观而又坚韧，《说走就走》写战乱年代一个儿童眼中的各色人等，实际上则表达了中国民间的英雄观价值观。我举的这几部作品都不是表达抽象观念的或写重大题材的，它们所表达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的信任，以及对人类普遍价值的信任，足以对普通读者形成真正的文学影响力。其实，有独特文学价值的好作品还有很多，比如王刚的《英格力士）｝、杨志军的《藏獒》、余华的《兄弟》、李佩甫的《等等灵魂》及之前的《羊的门》、《城的灯》、刘庆邦的《红煤》、叶文玲的《三桅船》等都是既有可读性又有文学性。还有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虽然借助了电视的力量，但他真正的价值却在于塑造“英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反英雄的时代为我们塑造了“凭借意志力量克服人类弱点和局限的超凡脱俗的英雄”。而像张洁的《知在》、张伟的《刺猬歌》和稍早的《能不忆蜀葵》、阎连科的《受活》虽然读起来比较累，但却可以证明确实有作家从未忘记理想和责任。

　　读这些作品，可能也会让我们伤心，让我们叹息，让我们看到生活的不容易，但在另一面，书中的人物、故事、场景和价值观能鼓励我们摆脱或忘记生活中的灰暗、颓唐、失望和迷茫，最根本的是它们能给我们生存的勇气、信心和方向。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我们普遍地感受到人的尊严，由此我们也更加热爱和珍惜自己的生活。文学不一定非要像大时代的宣传品一样被人人诵读，但文学最可贵之处在于它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环境中，总会让人懂得生活并不是茫无头绪的存在，而是充满着可能性与选择性的生机勃勃的过程。

　　二 文学帮我们建立价值系统
　　简略地回顾一下文学的历史和人类的成长史，大致可以看到，文学始终伴随在人类的精神生长和文化成长过程中，在人的文明演进过程中，它全面而无微不至地帮助人类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系统。“文学在一种文化的价值建设的全过程中始终全面承担着价值生成、价值判断、价值传播、价值演化、价值消解、价值更生等系列功能。”“所谓价值，就是人对自身存在的肯定，是人类为了鼓励自己生存下去而为这个世界建立的精神秩序。在价值的指引下，人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和存在的意义。……文学作为价值的载体，它的最终使命恰恰是让人在日常生活中认知和接受人类的普遍性的价值追求。”（曾凡《文学与价值生成》《光明日报》，2004年11月10日）。
　　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来自社会的规范，比如政府的诱导之类，一方面来自生活中环境的影响，比如家人亲戚邻居的榜样作用。而在官方律令和家人的言行之间，文学对人的影响可能更广泛一些。比如中国人都比较熟悉的《史记）｝，我这里指的是里面的人物传记部分，其实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源头。司马迁通过对他笔下人物的褒贬，提出了做人的标准和人生的价值取向等原则，并被后来的人们所接受，由此形成了中国人最初的一批人生样板暨中国文学的英雄原型。所以，《史记》最了不起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记录了汉代之前三千年的历史，而在于它为中国人提供了作为价值象征的人生的榜样。你可以读几篇其中的人物传记，然后再想一想这些人物，你会发现咱们现在还在照着这些人物的样子生活着呢！
　　比如，刘邦和项羽的描写，突出了项羽的人格魅力，提出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使李清照在几百年后还在感叹“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使项羽成为中国历史中罕有的受到不同阶层人喜欢的英雄。越王勾践虽然没有项羽的英雄气质，但他的卧薪尝胆，十年复仇精神也成为中国人磨炼自己精神意志和开创事业的榜样。屈原对理想的执着，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对信念的投人，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样板。侠客列传，刺客列传，滑稽列传公然列入正史，则让拘谨的中国人有了更为开放的人生选择。中国文化的现实精神，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都与《史记》以来的精神脉络相通。《史记》提供了面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提供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德判断标尺，提供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样板，提供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的理想，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文学参与文化价值建设的鲜明范例。《史记》所确定的价值尺度对后世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和文学形象塑造所产生的样板作用是巨大的，它的平民性、道德取向而非成功取向，包括它对权威和既定秩序的批判性态度，都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和中国文学的细节中。
　　至于外国作品，我们熟悉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思历险记》、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薄伽丘的《十日谈》，包括《基督山恩仇记》、《一千零一夜》、《吉植伽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都明确地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通过树立英雄榜样，通过英雄的现身说法而逐步建立起公众的价值信仰，再通过榜样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使公众将公认的价值观融入自己个人的日常行为即生活细节中，文学就这样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建立起了完整的价值系统。它以形象的方式告诉人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而我们，在阅读书籍，听民间说书和观看戏剧——这些都是文学，而在当前的影像时代，电影电视的故事也仍然是文学——的时候，就接受了既定的精神秩序和系统化了的价值观，我们就成了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三 文学承担着文化的自我修正功能
　　文学给虚悬着的人类精神建设起一个支点，即理想，它使我们觉得活着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文学同时又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使我们有了具体的生存目标和方向。但根据哲学家们的说法，人类的存在毕竟“有目的的无目的”，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在某一天某一刻可能会显得非常的陌生非常的不可思议。如果一个社会在总体上陷入这种迷茫的状态，则可能导致价值观的紊乱和文化秩序的失常。在这种时刻，又往往是文学可以挺身而出，发挥文化自我修正的功能。 

比如文艺复兴就是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专制主义的反叛与修正，而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是对资本主义的高度垄断和机械化生活秩序的批判。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以“新时期文学”为标志的一段文学历史和文学思潮，正是对此前的文化禁锢和思想禁锢的反叛，其中所洋溢的对现实的参与精神、批判精神，对个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追求，对理想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向往等，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多元化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决不是像今天一些对生活毫无所知的时髦的学者所说的“伪理想主义”。
　　当前文学的被边缘化，或许正好可以用来说明文学所承担的文化自我修正的功能。
　　文学是人类价值生长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的镜子，它照耀着人类的灵魂，同时也照耀着人类的行为，使人成为人。所以，文学总是与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有些时候，它显得高人一等，有时候它又显得无足轻重。它的重要性仅仅体现在人类精神对它的渴望与依赖上。所以，最近几年来，所谓的文学边缘化，只是中国人暂时不那么需要文学，不那么依赖文学而已。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因素可能是，以韩寒、安妮宝贝等一些年轻的写作者对文学有一些误解。他们以为凡是拿起笔虚构的文字都叫文学，以为自己所信奉的才是真正的信仰。这样，他们就排除了传统的文学判断标准和价值判断标准，把人类过去的生活和过去的文学活动都归属于无意义的范畴。而事实上，中外文明史都让我们明白，一些喧嚣一时的显赫一时的闪亮一时的，无论是人物还是思想，总会被历史遗忘。江水滔滔进入大洋之后，水边曾经喧嚣一时的泡沫早就在阳光下变成了空气。所以，文学写作，只是指那些对人和世界有所感悟的人所写下的文字，至于那些把文学当作技术当作玩具当作游戏的写作，不应当进入“文学的”关注视野。
　　从文化生长的角度看，最近十几年来中国人对文学的感觉和态度说明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整个的价值系统和生存坐标都在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中。人们不再相信以往的真理和以往的秩序，而在迅速地引进了西方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才积累和形成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之后，又发现这些观念和理论并不能帮助我们理清自己的现实处境。由此，中国人开始躲开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借着经济改革的大潮变得只相信金钱与利润，只愿意为金钱和权力而奋斗。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前面举到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如《第九个寡妇》、《笨花》、《藏獒》、《等等灵魂》、《羊的门》、《城的灯》、《能不忆蜀葵》、《高兴》、《双手合十》《说走就走》、《英格力士》）才显出其可贵的品质。它让读者感到温暖的同时，也让读者对人对社会保持着信任和信心。文学一直存在着先锋性与大众性共生并存的特性，先锋性似乎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大众性似乎是只关心老百姓而不关心更高层次的精神探讨的。其实，文学的先锋性就是对社会现状的批判及对新的文化可能性的探索，而当这种批判性探索性的努力逐渐被社会理解甚至接受的时候，文化就已经完成了一次自我蜕变，一种可能只属于少数人的精神演化成了社会性的共识。所谓文化的大众性，其实就是把精英的探索传达给大众的过程。
　　所谓文化的自我修正，就是指这些文学的努力，文学的叙述以其对生活的直观感悟默默地温暖着读者的心灵，于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读者对生活的判断，使读者能在纷乱嘈杂的多元化声浪中渐渐找到一条清晰的精神生长脉络，从而也为自己的生存找一个合适的方向或目标。譬如，《藏獒》使我们对责任感、使命感忠诚感重新萌生出痛彻入骨的体验，使我们对游戏人生的态度生出羞愧；《夹边沟纪事》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生命和尊重生命，《第九个寡妇》让我们相信即使是一个最弱小的女子也能凭人格的力量和人性的力量同命运抗争；《能不忆蜀葵》则告诉我们，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活得高贵而有尊严。正是这些作家作品的默默努力，在默默地影响着商品世界中的公众，使人们越来越看到文学与游戏之间的区别。当整个社会中的多数人不再相信那些私人写作、肉体写作和青春写作，甚至也不再相信那些所谓先进的理论时，已经失去方向的当代文化就已经在不经意中回到了它的正常发展轨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