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三部曲”：作为思想重构的历史叙述
张懿红
赵德发出生于山东莒南，其地接近儒教发祥地曲阜孔府，夙被周公、孔子之化。齐鲁文化熏陶的作家多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加以赵德发本人偏于理性思辨的个人气质，从而他的创作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伦理、政治、哲学思索的轨迹。除“农民三部曲”外他还有很多中短篇和散文作品，其中不少是可以纳入理性写作或智性写作的，如《结丹之旦》、《思想者人说叔》、《魔戒之旅》以及新近问世的长篇《双手合十》等。“农民三部曲”的最大成功也正在于作者独特的历史思考与叙述。三部曲分别聚焦与农民休戚相关的三个问题——土地、道德、权力，围绕这些主题在较长的时间段中展开纷繁错杂的故事叙述，最终完成自己的主体性思考和历史重构。
提出一个巨大的普遍的社会问题，使人的活动围绕该问题结撰历史、探讨解决途径——这并非赵德发独创的长篇小说写作范式。众所周知，茅盾的《子夜》就明白表达了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社会学意图。这种小说写作的可行性自新时期以来受到质疑，然而世界文学传统、当代成功的文本实践（比如托尔斯泰、米兰·昆德拉、君特·格拉斯等人的长篇小说）都为体现人类主体性思考的文学想象提供合法性证明。赵德发怀抱儒家传统的济世情怀，坚持现代文学批判社会现实的传统，意欲借助文学想象剖析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重阻力和两难困境，其凌云壮志自有过人之处。尤其是对土地、道德、权力的提炼选择，堪称慧眼独具的发现。古老的中华文明体现了农耕文明的最高成就，而土地、道德与权力就是书写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发展史中的三个关键词。土地是民生之本，国家之本，自古以来，围绕土地的血腥争斗从未停息。而道德是中华民族立身之本，源远流长，融入民族文化血脉之中。同时，道德与权力结合，又成为统治者驾驭百姓的意识形态工具，与权谋文化一起，形成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文化。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必然是土地、道德与权力的生死锐变，这是赵德发“农民三部曲”重构历史的独特思想发现，体现了赵德发张扬主体性思考的史诗性追求。
总体而言，赵德发依然遵循长篇小说的经典叙事方法和结构原则，以大跨度的历时性时间轴，贯串多线索并进的情节网络。这似乎是自茅盾《子夜》以来逐渐成形并凝定于红色史诗的长篇小说范式，但赵德发的叙述显然已跳出彀中。首先，“农民三部曲”并非表象宏大的全景叙述，尽管人物、情节线索多头并进，但基本围绕一两个家族的两三代人结撰故事，叙述始终聚焦于某个固定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其次，小说没有经典意义上的史诗英雄，叙述力图保持平视视角，站在农民的立场看时移事迁，同时借叙述逻辑、象征意象暗中输入主体的现代性思考。再次，作者穿透乡村历史变迁的主题性考察，和对土地、道德和权力的深度思考，推动个人化历史叙述的完成，其结果当然绝非概念化的政策解读，而毋宁说是对历史的主体性思考与重构叙事。最后，吸取《白鹿原》的双重叙事手法来解决哲理主题与阅读快感的矛盾，铺排耸动视听的民间奇闻异事、情色故事，象征、魔幻手法运用娴熟，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效整合。
整体而言，“农民三部曲”凝聚叙事的主体性思考是精心设计的，至少在三个层面渗透文本。即：1、故事历时性演进，形成合乎逻辑的历史过程，此历史叙事的因果逻辑本身就揭示了问题所在。2、贯穿叙事整体的主人公，以其农民本色感受、思考个体经历的人生，从而发现历史的真相。3、农民神秘崇拜的蔽塞、解蔽和解蔽的反面，作为意蕴生成的象征层面，是交融而又超越叙述的点睛之笔。
一
自现代以来，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整体社会进程，都无可退避地卷入了土地、道德和权力的漩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其实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号召农民革命的现实利益驱动就是土地。土地也的确是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因为现代化历史进程就意味着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把农民及其生产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悠久的传统破碎之时，必然伴随着生活变迁、文化转型的剧烈震荡。在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的古训仿佛只是阻挡历史潮流的腐儒之论，于是土地必然与血、战争、饥荒、家园紧紧缠绕，演出人世间沉痛悲怆的大悲剧。荀子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1】也许只有经受历史的惨痛教训，人类才可能领悟大自然无言的昭示，土地才可能回复它作为人类家园的终极地位。在《缱绻与决绝》中，赵德发让宁学祥、封二、封铁头等几户农民前后四代人经历70多年的土地变革，他们的苦难、奋斗、命运转机无不与土地息息相关。为保土地，宁学祥放弃营救被土匪绑票的女儿，使绣绣惨遭蹂躏。封铁头为争永佃权而闹农会，封大脚和绣绣在“鳖顶子”开荒累得流产。1946年，铁头的和平土改被腻味领导的“粗风暴雨”代替，招来还乡团的疯狂报复，土地再次为鲜血染红。1955年，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天牛庙出现退社风潮，宁学武等人“开黑会”、喝鸡血酒商议闹事，结果被民兵镇压，天牛庙红星高级社经过流血斗争得到巩固。1990年代，农民土地被所谓“非农产业长廊”、“天牛开发区”瓜分、征用，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封大脚的孙子封运垒与圈地警察对抗而判刑入狱，青壮年农民蜂拥踏上外出打工的路途。70多年的沧桑巨变，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土地和血总是分不开，农民永远不能安心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缱绻与决绝》的叙述逻辑敞露的历史事实，回顾《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有关土改的真理性阐释，以及1980年代初期高晓声、何士光、贾平凹等作家相关作品对改革光明前景的单纯信心，《缱绻与决绝》仿佛是一次对历史的改写——当然不是某种时尚的后现代改写——而毋宁说是回归现场重返事实的现实主义再叙述。赵德发的改写没有过多借用新的表现手法，而是用缤纷多彩的大信息量故事叙述结构小说，其中不乏吸引读者的传奇性情节，且往往节外生枝，很能体现史诗派生枝节、兼容并包的万花筒结构，但总的叙述发展却稳稳地流向农民与土地“缱绻与决绝”的历史悲剧。赵德发穿透性的历史思辨捕捉到一个渊源深厚的历史事实：在人类社会诞生之初，土地就渗透人类献祭的鲜血，也沉淀了农民对土地的深沉情感。但是，原始社会人类以鲜血祭土地乞丰收是出于巫术信仰和对大自然的无名敬畏，而现代中国的土地革命及其后围绕土地的一系列变迁却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斗争——从阶级斗争到公有制私有制斗争再到土地承包、“两田制”改革、经济开发区，土地经过流血斗争刚刚分到农民手中，又很快收归公有；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刚刚让农民尝到一点甜头，席卷而来的经济开发浪潮又剥夺了农民大量的土地，加以重税盘剥，迫使农民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接受城市的直接压榨。在现代化恶果已经赫然显露的当下，站在贯通古今纵览东西的人类学立场，方可领悟《缱绻与决绝》以血肉丰满的中国农民生存图景和历史命运发出的警示：所谓“现代化”不应当是普遍贫穷，但也绝不意味着高楼大厦进军下土地的流失，也不意味着对农民家园情感漠视不顾。为现代化默默奉献牺牲的农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安宁幸福的生活？如果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中国的现代化能够顺利进行吗？
《缱绻与决绝》中封大脚形象最能表现传统农民与土地难以割舍的深情。他怀着庄户人扩大土地的发家梦开荒置地，孰料合作化运动将一切席卷而去，收地收牛、管制劳动，气得他索性不再上工干活。既便如此，他对土地的热爱仍然埋在心底。当生产队集体上工无法维持的时候，他用播种时节的喝溜声呼唤人们上工；改革开放年代，他种地致富的梦想复活，劳动热情高涨，然而没想到土地再次被所谓“两田制”改革夺走……小说对大脚老汉唱吆牛号子的抒情描写，以诗化的语言倾诉了农民对土地的缠绵情愫：“正是这种没有词儿的唱，越发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印象，激发起人们的种种联想：有的高亢激越，像一支赞美五谷之神的颂歌；有的缠绵婉转，像是对土地倾吐的心曲；还有的萦回悠远，一唱三叹，像在诉说庄稼人世世代代的悲欢……在这种响遍山野的喝溜声中，则是男女老少挥汗如雨不遗余力的劳作，是让每一个真正的庄稼人看了都会深深激动都会自觉投入的场面！”有论者认为赵德发的农民情结和现代意识构成情与理的冲突，造成叙事文本话语结构的失衡和潜在的悖论式困境。【2】实际上，历史在悲剧中前行，自庄子始人类就开始思考文明与道德、进步与剥削、物质与精神、欢乐与苦难的二律背反，质疑文明的呼声在文艺史上不绝如缕。他们揭露社会黑暗，描述现实苦难，批判社会不公，对历史的发展客观上发挥了重要的解毒和制衡作用。李泽厚先生曾多次申说历史的悲剧性，他认为这对了解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很有意义。因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正以惊心怵目的形态展现在今日人们的面前。”【3】避免历史前行中的矛盾虽不可能，但传统与现代的良性互动却可以缓解严重的悲剧对抗，这才是历史发展的理性选择。如果当初所谓现代化设计充分体察中国农民在几千年土地文化滋养中形成的深厚的土地情结，中国的现代化实验或许可以减少许多弯路。几十年来，中国抛弃农业文明传统，先后以苏联、美国为现代性样板，盲目追逐现代性，造成资源耗竭、环境破坏、生态危机、文化危机等严重后果，前景堪忧。目前对现代性理论的合法性、工业社会主导范式的反思不仅是人类学、生态学意义上的人文关怀，也是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思想文化领域新一轮破除愚昧的文化自觉运动。而且目前我国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生存问题往往是决策性失误导致的，比如土地政策缺乏稳定性。《缱绻与决绝》高屋建瓴地透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至关重要的土地变迁，同时又能切身体会传统农民的恋土情结和创伤记忆，对土地革命(广义上的)的历史进行创造性的改写，无论在社会批判还是文化批判的层面都是意蕴深广的。
二
《天理暨人欲》（原名《君子梦》）是最能体现赵德发文化素养的作品之一，其深厚文化底蕴不仅见于儒家经典、理学精义的通达运用，还见于人名安排的细微之处，如许瀚义、许正芝、许景行、许景言、许合心等姓名，既合乎儒家教义，又切合各自品行。比较《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线索略有收敛，尤其是第一卷、第二卷相对集中于许正芝和许景行嗣父子整治人心、引人向善的非凡业绩；第三卷写到许家第三代一村之长——许合心，但礼崩乐坏的概况描写分散了大量笔墨，而且许合心一向着力抓经济而无意于精神建设，略有警觉后制定的《律条村村规民约》又无法落实，成了一纸空文。因而这一卷结构涣散，正对应于孔子所谓“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时代风貌（见《论语·里仁》）。从许正芝、许景行到许合心，这实际上是中国从政教合一的千年传统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漫长开端。从孔、孟开始，由汉儒到宋明理学绵延而来的中国传统统治体系的特点是：“礼”“法”交融，儒法互用，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在这种泛道德主义宰制下，公德与私德往往交融混同。作为法治社会客观要求、公民必须遵守的他律性群体规范，经常以自律性道德“绝对律令”的身份与名义出现。本来是个体追求的心之安宅、道德信仰、最高价值，却最终变成勒在每个社会成员头上的紧箍咒。这种政治法律思想发展为复杂完备的制度规定、理论体系和心理习惯，“从而，一方面它使中国没有独立的社会、政治的法规体系；另方面它也使中国无独立的宗教心理和追求意识；二者都融合在‘伦常道德’之中，这就使一定社会时代的相对法规无法从‘普遍、必然’的绝对律令中分化、区别开来。此所以假道学、伪君子、马列主义老太太永远以绝对律令的伦理主义（如‘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类）而横行天下也。”【4】从1935年到文革，白云苍狗，世事更替，然律条村前两任领头人所行“事功”一也：“治心”而已。族长许正芝在世风颓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势利世界，逆水行舟，希冀以儒家修齐治平之道引领“一族人皆善”，使一族一村成为中流砥柱，给社会做个典范。他不忍像前任族长那样以“刑”治礼，伤人性命——虽然“刑”本是礼制的一个部分，孔子也讲“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而是用极端的方法——自残来警醒族众。每一次族人出了非礼之事，他都以烙铁自烙，标记此耻。在他看来，养不教，父之过。责人之心责己。族人有了不对之处，就该先责问族长。这种“尚阴”之道其实是上古氏族首领以自己作牺牲侍奉神明之遗风余韵，早已化为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治世理想。在上古氏族统治体制的时代背景已然消失的情况下，许正芝悲壮的自残怎能带来“有耻且格”的礼制之风呢？他的所作所为只能是复古的空想，正如儒家所谓“内圣”一直未能开出“外王”一样。最后，许正芝面对日寇的暴行，只有再次自残，抱着雹子树弃世而去。这是儒家自宋明理学以来崇尚心性空谈、轻视事功实务的必然结果，由此也暴露了把政治化为道德的伦理主义绝境。当然许正芝自身的道德修养、高风亮节堪称君子，足以自傲；而《缱绻与决绝》中以閫范懿德受人称颂的费左氏，把操纵他人命运作为自己博得美誉的棋子，像上帝一样夺人性命，完全是残忍的变态狂，倒是现代启蒙主义者大力揭批的“礼教杀人”之典型例证。在《缱绻与决绝》中，费左氏杀婆婆、杀苏苏等事似乎是土地主题之外的闲笔，如果用在专究道德的《天理暨人欲》中似乎更得其位。但是赵德发却选择了忧勤惕励、孜孜向善的君子典范许正芝，以他悲壮的失败来展示单纯道德教化的软弱无能，这自然比“礼教杀人”的激越老调更得中庸之妙。
时移世变，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历史竟反讽似的返回当年许正芝的赴死之地。毛泽东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是代表社会正义的“社会主义”，他把平等理想具体化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原则，所谓合作社、人民公社、文革等运动均以此为目的。与此社会正义相关的是全民道德，它们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理想。这是传统农业国家在欧美资本主义确立后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既渴望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又恐惧与资本主义相伴而来的种种灾患，如贫富悬殊、道德堕落、传统沦丧等，故而标举社会正义、道德、宗教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可怕前景。于是，政治道德化、政教合一的伦理主义再次登堂入室，把现代法治建设挤向边隅。许景行在道德高扬的文革时期成了村革委会主任，他心领神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憬悟“千古圣贤只是治心”，决心和嗣父一样做一番整治人心的大业。斗私批修，背老三篇，早请示、晚汇报，这些都不能让他在“管人心”的道路上止步，他把标杆定在人人君子的标准上，要“管得人心一尘不染，管得人心红而又红”。他搞“无人商店”，取消进城的招工表，为救对岸阶级兄弟而炸大堤淹本村，最终招来村民的一致怨愤，女儿大梗偷钱吃饱后绝望地自杀了。许景行最终发现：想让人人都当君子，在培养君子的同时也会培养伪君子。赵德发为这个道德纯洁的时代留下了一幅意味深长的画面：许景行让儿子抗美帮助他用头发栓门鼻以检查全村人心，他们爬上高高的喊话台，望着曙色中静若止水的村庄，想到被饥饿折磨着的八百多口人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躺在家里，抗美的心被深深感动了。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景象，普遍贫穷下的道德最高律令不正是对生命的戕害吗？庄子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5】此论虽有“绝圣弃智”的反文化消极面，但却辨证指出强制性普及道德的恶果。在许景行带领村人惟善是图天天向上的高尚行为背后，难道没有一丝追“名”动机吗？而抗美目睹此情此景，对父亲无限敬佩，立志长大也要当官管人心，这就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了。所幸的是，二十多年后当了村支书的许合心（抗美）已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忘却了儿时的感动，忙于“抓经济”而无暇整治人心了。然而问题总是以悖论的方式出现：当公德与私德逐渐分离，人们可以有个性化多样化的道德标准和信仰选择，不必受多重政治化道德律令约束的时候，社会整体道德水准也就急遽下滑，现代商品经济产生的拜物教造成精神的沙化或真空化。管仲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因果论证似乎并不正确，而维系人类总体生存、在漫长历史中积淀为文化心理的道德理性，在任何时代都有它超时空存在的普遍必然性。许合心面对人欲横行、秩序混乱的乡村社会也有所醒悟，制定村规民约、处罚条例监督执行，结果根本无法落实。道德如何才能真正进入人心呢？针对礼崩乐坏、“礼”沦为“仪”的时代潮流，孔子曾多次申说道德的内在伦理情感，即以“仁”为基础的道德主体性的建立。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然而作为“礼之源、教之本”的孔府，在许正芝时代就风气败坏，至1995年孔子文化节时，又变成了文艺演出的舞台。道德沦丧，人欲疯长，如同一年比一年高的莠草。老族长以严厉纲纪怵之，许正芝自咎使知耻，许景行开斗私批修会提纯人心，许合心定条例处罚款整治颓风……到底如何处理道德与人欲、道德与法治的关系才能促进个体人生的幸福、社会群体的和谐，营造良性社会生态体系呢？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像许景言那样以“人生三件好：吃吃喝喝日个屌”为人生格言的人，一辈子罪恶累累屡教不改，飞蝇逐臭般与恶亲近，让先后担当一村之长的三代亲人丢尽了脸，对他来说，所谓礼教、德育乃至村规民约又有什么作用呢？恐怕法律制裁才是他惟一的出路。对道德伦理进行学理探讨与社会实践，这不是文学的责任。小说通过形象发出自己的声音，《天理暨人欲》以几代律条村领导失败的“治心”史展现无法纾解的道德悖论和难以平衡的社会生态，从一个村庄辐射百年中国以至于几千年中华文明与道德纠结的困厄，就其艺术意蕴而言已功德圆满。
三
《青烟或白雾》不同于前两部的地方在于对吕中贞个人命运的深情惋叹和切入心灵的细腻描写。作为一位长于理性思索和编织故事的作家，赵德发的叙述一向冷静客观，虽然有醒豁主题的思想表述，却少有心理描写和抒情，而吕中贞强烈的情感体验、丰满的内心世界显然糅合了作家真挚充沛的情感。的确，吕中贞的悲惨命运、坚韧生存毋宁说是中国农民屈辱地位和不屈精神的写照。她直上云端又跌落尘埃，不同凡响的一生宛如黄粱一梦，梦醒之后留下的是不堪回首的隐痛。由于陈规陋俗的限制，吕中贞得不到一般农村姑娘可以得到的如意夫婿，婚事一再受挫。正在被婚事煎熬得灰心丧气之时，她得到四清工作组穆专员的扶持，一跃而为大队长兼副支书，初尝权力给予人的欲望满足，恰可以缓解情场失意的痛苦。从此吕中贞原先被压抑的权力欲开始生长，她按照专员编造的瞎话层层“讲用”，变成了只能发出别人声音的泥哨。也因此而步步高升，先当“贫司”副司令，后又成了地革委常委，地革委副主任。她的个人生活被政治运动裹挟而不能自拔：忍受冯谷南的侮辱，参加武斗，逃亡牤牛山区，为穆逸志生子，去山西找陈永贵评理遭到歹徒强奸……如此戏剧化的人生还要加上最后一笔才算定局——爬得高，跌得重，吕中贞在“揭批查”运动中为保穆逸志过关而包揽责任，最终被发还农村参加劳动。吕中贞的悲剧是“人治”社会的必然，在没有科学公正的选拔、任用制度的“运动”年代，缺乏政治资历的农村姑娘吕中贞才可能被穆专员看中而平步青云。而颇有反讽意味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正是为了通过“不断革命”实现平等理想、社会正义（社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资产阶级法权”，整治“精神贵族”的知识分子。然而“人治”制度随意授予的权力同样也可以随意收回，“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世界上惟一的半文盲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梦幻似的宦海沉浮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么！吕中贞又何曾握牢手中的权力呢？可是这圣诞礼物般被赐予她的权力，却夺走了一个农家姑娘朴实的生活理想——稳定的婚姻家庭，使她的心灵伤痕累累如同自己残缺的身体——吕中贞“官人梦”的破碎因为生命体验的痛楚而充满磅礴的情感冲击力。
如果说吕中贞的命运血淋淋揭示了农民在“人治”权力体制下的屈辱和痛苦，白吕则以自觉的斗争迎接法治社会熹微的晨光。白吕是具备了现代法治意识的新一代农民，是农民中最先觉醒的优秀分子。他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权力阶层，当了墩庄镇党委书记郭子兴的秘书。然而官场腐败之怪现状，乡级政权与农民的对抗，以及被迫助纣为虐充当“私务员”的愤怒和耻辱，都使他无法沉默。最后他毅然选择辞职回家务农，并向纪检部门写检举信揭发郭子兴等人的腐败行为。虽然自1993年以来我国就推行实施了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但“人治”的沉疴积弊却并没有好转，就腐败而言似乎更严重了。中国特色政治机制中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处于人治和法治之间的党治，党治在扬弃人治的同时，又将人治发展到极致。党治的实质是党管干部，党管干部的成败得失决定国家的兴衰荣枯。然而党内、政府内的腐败从分子到集体、从基层到高层，层出不穷、步步升级，形成令反腐斗士潜入地下、群众敢怒不敢言、反腐败组织亦步亦趋的势力，暴露出党管干部的致命弱点：领导层的选免没有跳出任人唯亲的窠臼，因而继续造成人才浪费，风气恶化，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危害。作为低级公务员的白吕无法抑制身边的罪恶，逃离染缸后又受到郭子兴的打击报复，辛苦经营的“大地艺术”被强行毁坏，负债累累，陷入绝境。既便如此，他始终坚持清醒的现代民主法治精神，批判支明禄等人建清官庙、祭祖等“清官情结”和“官本位”意识，提议建立农民协会以强化民间权力，还把县公安局、墩庄镇政府告到法院。这样一位法治斗士的确是需要理想色彩来衬托和支持的——因为他代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必然趋势。因此白吕一筹莫展的困境最后被新上任的镇委书记一举解决（俨然救世主降临），他决定参加村委会的选举，以积极进取的姿态争取法治社会的光明前景；他的母亲吕中贞苦尽甘来，返老还童，萌生新牙。当然赵德发并没有忘记当下严峻现实：受群众拥戴的“活清官”支明铎，在山邑县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长后竟被地委贬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依然是冷静睿智的现实主义者赵德发。
四
赵德发说，土地和农民能引起他最为持久、最为深沉的创作冲动，这种创作取向是由他作为农民儿子的血质决定的。面对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在消失的历史终结阶段，他萌生野心，“要用三部长篇小说也就是‘农民三部曲’的形式，全面而深刻地表现农民在二十世纪走过的路程，写一写他们的苦难与欢欣、他们的追求与失落。”【7】农民三部曲对土地、道德和权力的聚焦确实表现出立足于农民生存现实的“倾向性”，而这些问题又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症结，是中国摆脱现代性危机、构建和谐社会、走向生态学时代无法回避的障碍。赵德发的思考因而超越农业文明的单向视野，敞开对中国乃至人类生存的历史性考察。
由于“农民三部曲”以问题方式结撰故事，人物性格在叙述中的地位相对降低。而且，赵德发对农民的描写贴近农民本色，叙述尽量从农民的视角、体验、思想情感、行为方式和语言出发，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很少理想色彩（白吕或许是惟一的例外），而更多原汁原味农民式的、渗透实用理性的质朴、平凡和幽默，在描写农民眼中的城市人、文化人时这种笔法又有一种妙趣横生的“陌生化”效果。比如，在许景行看来，大谈修齐治平的嗣父的确有种“酸味”；二咣咣看着长头发的作家惠风在支翊墓边忽坐忽躺与先贤神交，觉得他“活像个无家可归的癫汉”。这都是让人忍俊不禁的妙笔，也使人物在保持乡间鲜活性的同时，少了细腻复杂的心理缠绕——后者更多是城市中产阶级的自我观照。
在“农民三部曲”众多人物中，封大脚和吕中贞的形象最为鲜明。前者对土地的缱绻与决绝、后者跌宕起伏的命运，均以高度的思想概括、充沛的情感投注和切入生命底蕴的人文关怀而获得独特的艺术魅力。相对而言，许景行、许合心等形象就有点工具化话筒化，略显逊色。但是，如果考虑到“农民三部曲”严整的主题化布局，恐怕就不能不认同人物作为思想者的特权。小说让人物思考，其实是为了使作者自己的思考自然化。《缱绻与决绝》的封大脚、《天理暨人欲》的许景行、《青烟或白雾》的白吕，这些人物对土地、道德、权力的思考其实就是作者思考的折射——当然并非完全一致。在设身处地揣摩人物的态度和思考方法的时候，作者思考得更深更广。人物困惑不解的发问，正是作者思想的开端。由于人物的思考，问题展开其全部的现实性、具体性、复杂性和多向性，客观效果好于直接干预。而且这些思考常常以抒情话语表露，传达人物内心体验和生命激情，构成小说节奏色调的变化。此外，人物思考并没有占据太多故事空间，在整体叙述中份额恰当，并无过分理念化之嫌。在大行其道的主体退隐、价值中立、客观呈现、文本复义、平面化等所谓现代或后现代审美意识背后，是当代中国人思想能力的萎缩退化。“现代愚昧不是意味着无知，而是意味着流行观念的无思想。”【8】超越日常生活，思考人之为人的根本，以及我们生存世界的根基，这是人类永远的荣耀。对于作家来说，以光芒四射的智慧综合处理小说，让故事集合起全部理性与非理性的、叙述与沉思的意义，来探索人类生存的可能性，这是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方向，米兰·昆德拉称之为“小说的智慧”。
“农民三部曲”浓郁的地方色彩、深沉的文化底蕴、鲜活而又雅驯的语言是在第一层面就能吸引读者的审美要素，所有民俗风情、神话传说都水乳交融地化入故事叙述，并非民俗学意义上割裂的描写。诸如天牛庙、律条村和支吕官庄的传说，葬礼、婚礼、祭祖，“龙抬头”“踅谷仓”，民间恶毒戏法、魇镇法等等，加上许多奇人异事，编织起一个流光溢彩、令人目眩神迷的小说世界。天牛、雹子树和青烟作为主题化象征，是地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精心设计的象征层充分体现了赵德发作为“思想的小说家”的智慧。一般而言，小说中的非寓言式象征意象往往与叙述的写实层面互不交流，似乎是和写实层面异质同构的平行存在，如同上帝与人的关系，比如《古船》。而“农民三部曲”却把上帝与人的关系变成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体现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一个世界的传统，同时小说意蕴也向天地人和谐共存的生态学理想推进。天牛、雹子树、青烟都是自然界的神奇之物，在叙述的开端，它们的形象是由神话传说的神秘阐释塑造的，人对它们“敬而远之”，它们与人和谐共处。天牛在土改、农业合作社和土地承包责任制等国家重大土地政策出台时，总会预言式的发出三声吼叫，封大脚对它的敬畏无异于千年中国农业文化对社稷之神的敬畏。雹子树经雹子雨打击才发芽才生机盎然，仿佛欲望无穷的人类在道德磨砺中寻找人之为人的根本和主体的尊严。祖坟上的青烟则寄托着世世代代农民摆脱底层生活处境的人生理想。随着叙事进展，科学认识剥露出这些象征物平常的物质存在，同时在解蔽过程中也就层层剥露其繁复的象征意蕴。大脚心中的“神物”天牛被证实是陨石而围了起来，成了经济唱戏、文化塔台的道具。雹子树被发现有壮阳作用而横遭掳掠。由敬而远之到近而狎之，人欲无法无天不断膨胀，科学理性似乎变成了人欲的帮凶，扼杀传统摧残自然。但自然仍然是一种未知的力量，它蓄势待发，默默警示。天牛还会叫，雹子树终于迎来了雹子老爷。大道无言，历史在挫折与谬误中前行。只有青烟例外，由于它原先的神秘面纱是“官本位”文化的折射，因而对它的解蔽意味着人的解放。赵德发的象征在写实和意象象征两个层面的撞击中深化，或可称为“戏剧化的象征意象”，象征意义在解蔽之后又推进一步，显示出作家设计意象经营思想的睿智。由于象征层的成功设置，赵德发对历史的思考与重构建立起一个丰满而灵动的意蕴空间。
【1】荀子.解蔽[A].高长山.荀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406.
【2】王万森、周志雄.历史叙事与农民情结——沂蒙文化语境中的赵德发小说[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1).40～44.
【3】李泽厚.己卯五说[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12月.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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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耿光.庄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56.
【6】陈中梅译，[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168.
【7】赵德发.赵德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438.
【8】唐晓渡译，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2月.164.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1989年6月12日，国务院批准日照升格为地级市（地级机构正式对外办公时间为11月5日），至今已经二十年整。二十年来，日照的文学随同这个年轻的城市一同成长，至今已是绿树成荫。春节后，市文联、市作家协会即着手编辑日照二十年文学作品选，最后定稿为90万字，分上下两卷，今天搞了首发式，算是日照作家对自己深爱着的这个城市献上的一份礼物吧。
“通腿儿”是一种在北方寒冷冬夜互相取暖的睡觉方式。赵德发在短篇小说《通腿儿》中这样定义:“‘通腿儿’是沂蒙山人的睡法，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兄弟睡，通腿儿；姊妹睡，通腿儿；父子睡，通腿儿；母女睡，通腿儿；祖孙睡，通腿儿；夫妻睡，也是通腿儿。夫妻做爱归做爱，事毕便各分南北或东西。不是他们不懂得缠绵，是因为脚离心脏远，怕冻，就将心脏一头放一个给对方暖脚。”简言之，“通腿儿”的动作要领是：两个人睡在同一个被窝里，头脚方向相反，互相把对方的脚抱在怀里取暖。“通腿儿”的精神分析学依据似可参照拉康镜像阶段的原初认同理论，拉康认为，婴儿观望镜中形象或者他人形象并且对之产生归属感，由他人形象误认为自己的形象，反把他乡作故乡，进而形成了自我。“我”与“他人”的关系是相对的,可逆转，只有在“我”与“他人”时空上互相补充完整,才能形成对躯体存在时空的统一认识。而这种纯中国沂蒙山人的“通腿儿”的特别之处在于，镜像效果并不是正像，而是倒影，“我”与“他人”的躯体头脑倒置地体现着对立统一的时空价值。
短篇小说《通腿儿》是赵德发的成名作，写于1990年，曾获《小说月报》第四届百花奖。小说以北方冬夜睡觉“通腿儿”这种特有的睡觉方式，描写一个战争年代两位失去丈夫的不幸女人由互相仇视，成为在一个床上通腿睡、终生相濡以沫的亲人的故事，其中既蕴含着沉重的苦涩，也蕴含着温馨的人情味。狗屎和榔头从小通腿儿，狗屎的爹妈通腿儿，榔头的爹妈通腿儿，狗屎和榔头通腿儿，娶了媳妇隔着一道墙还是通腿儿，后来狗屎、榔头参军抗日，狗屎战死，榔头进了大城市，抛弃了榔头媳妇，榔头媳妇就和孀居的狗屎媳妇通腿儿，直到老死。
自《通腿儿》之后，“通腿儿”这一颇具属于农民的睡眠方式，就成为赵德发专事叙写农民生活的独家叙事方式，贯穿了之后他所有创作。借“通腿儿”之强大叙事能力，他的文学道路畅通无阻，一篇篇地发表作品，一部部地出长篇小说和作品集，作品不断获奖。到目前为止，赵德发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原名《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和《震惊》、《双手合十》，前两部先后获山东省第四届、第五届精品工程奖，2001年又一起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缱绻与决绝》在《作家报》评选1997年全国十佳长篇小说时名列第一，并入围全国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通腿儿》、《选个姓金的进村委》分获《小说月报》第四届、第八届百花奖。《蝙幅之恋》获《中国作家》1992年度中篇小说奖。作品结集有《赵德发短篇小说选》、《蚂蚁爪子》、三卷本《赵德发自选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赵德发卷》等。在这些作品中，赵德发温情脉脉地讲述着中国近百年那些农民的故事，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在
赵德发的小说至少可以如下引发三个讨论方向：一，空间形象的可能性拓展；二，时间形象与叙事动力；三，异质意识形态与叙事的交错关系。这个讨论将以他四部长篇为主轴，并及于其他重要的中短篇作品。
赵德发常常在小说空间形象中表现着两两相对，缱绻与决绝、天理与人欲、善与恶等等，人与草木游鱼、走兽鸣虫有着同样真实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小说的主题群、话题群、结构特征、象征体系、塑造人物的符号体系往往进入每一间简陋的农舍，进入和农民一起生活的灶神、门神、天神、土地神、冤魂、厉鬼、狐狸精，也进入了农民群体的所有公共空间，祠堂、庙宇、集市、村巷、山川田野，这种空间对位使赵德发的小说充满换喻的张力。空间形象的逆向对位结构形成一种人物和人物之间互相解释、阐明，彼此相互交错。同时,空间对位并置也激发“思”的紧张亢奋和“智”的机趣。
《缱绻与决绝》中的主人公封大脚长了一只特别硕大的脚，这一奇特的外形意味着他走在土地上是不平衡的。这种深意到了结尾竟用了一个非现实的情节:封大脚的大脚突然变小了，变得和另一只同样大小了，暗示封大脚老一代农民对土地爱到偏执的心态也在经了那么多世事之后变得豁达正常了。“双手合十”的动作是一个换喻的写照，《双手合十》中有言：右手圣洁，左手不净，把两手合在一起，就代表了人的真实面貌，代表了世界的本相。小说主人公、佛家弟子慧昱是一名当代青年，代表着佛教精神的精髓。面对情欲和金钱的诱惑，面对佛门内部的勾心斗角以及世俗世界的干扰，他仍坚持自己的理想，使佛教真正地走向大众化和人间化。赵德发还在每一章的后面精心设置一段“秦老诌的诌”，秦老诌的叙述补以野史传说，构成一种叙述中的叙述。让一个老山民讲述寺院的历史，作者写汉传佛教虽然立意在当下，却每每不忘清点佛教传承中的历史事故。
《天理暨人欲》中，三代人每一代都是兄弟二人，而在这兄弟二人之中，必定一个是“天理”和“善”的化身，另一个是“人欲”和“恶”载体。第一代是许正芝和许正琮二人。许正芝的道德面貌几乎称得上君子了，他的弟弟许正琮则是以“小人”的模样出现的。到了许景行这一代，“善”与“恶”在兄弟二人身上继续对立。弟弟许景行是“天理”和“善”的化身，而哥哥许景言则是典型的“人欲”与“恶”的代表。下延到许景行的儿子这一代，大儿子许合心一心带领村民发展经济，制定村规民约整治村风。而许合意这时却只顾自己发财致富，不惜污染环境，伤害他人。“同胞兄弟”的空间形象是一个人的两面，依照儒学原理，所谓“君子”的修持的就是要每一个人用自己心中的“天理”和“善”抑灭心中的“人欲”和“恶”，也就是说，要自己来灭了自己。
赵德发小说中,不仅有逆向对位带来的空间形象对应关系,同时还有逆向对照空间形象对应关系。与逆向对位不同,逆向对照指各个事件间进行参照对比，性质类似的空间形象在从过程到结束这一完整行为中进行参照对比,事件之间相互观看,却不一定构成作用。《青烟与白雾》中“马上封侯”的版画和祖坟中缕缕冒起的“青烟”作为空间形象，把农民模糊的政治理想加以外化。版画本身覆盖的事件是吕中贞父亲的死亡和吕中贞奇异的政治生命，而青烟所覆盖的事件则是支翊、支明铎、支明禄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清官庙、“万民伞”。《缱绻与决绝》将故事发生地取名为“天牛庙村”，并在村口设置了一个从天上落下来陨石“铁牛”。作者将小说的基本主题蕴藏在这个铁牛身上，并通过铁牛贯串。它的几次“吼叫”，都是中国社会和农民土地发生大变革的时刻，作为“天”物和先知，预兆着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吉凶祸福。第一次铁牛叫是小说最重要的人物封大脚听见的，这一明显带神话性的细节被作者写得非常逼真:这一天的五更，封大脚照例去给铁牛烧一刀纸,叩三个头，做完后他正回家去,“不料刚走出几十步远，只听身后忽有‘哞’地一声牛叫!大脚想,这是谁家的牛跑出来了呢?回头去看，身后的朦胧月色里并没有牛。正疑惑着，忽又有两声响起。那声音不像平常的牛叫，响亮无比且带了些金属味道。在这三声叫过，村里的牛忽然一个个全叫了起来。之后，邻村的牛也叫，远远近近哞声一片!”作者写这段的目的是要写到后面“封大脚终于想明白了铁牛吼叫的原因”，这原因就是它预示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的变化。第二次铁牛吼叫仍是先被封大脚听见的，而这次牛叫是与传达《关于地主、富家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连在一起的。作者是通过铁牛叫将几十年间影响农民与土地关系大变动的现实强调出来。
《天理暨人欲》中，赵德发在律条村栽下了一棵于现实生活中十分罕见的雹子树。传说这棵树是天上雹子老爷的小老婆，她只有得到了雹子老爷的宠幸，即被雹子抽打过才开始发芽生叶，直到冬天下雪时她才落叶。如果一年之中没有雹子挟风裹雷的洗礼，她便不再发芽抽叶，像一棵枯死的老树一样休眠着，直到迎来又一场冰雹。这棵树对于人还有一个奇特的功效，就是吃了她的叶子，或者是用她的叶子泡水喝了，就可以壮阳。这棵雹子树在律条村头不知生长了多少年，而且还会永远生长下去。赵德发之所以要在律条村种下这棵树，显然就是要用它来折射人性情欲的天性，它是站在以许正芝、许景行为代表的“天理”的对立面，喻指君子梦在人欲面前不堪一击。到了九十年代，雹子树在一场冰雹袭来后发芽长叶，葱绿盎然，于是就有了各种人欲膨胀的故事，雹子树叶又要催发人们的欲望了。小说最后结束在雹子树上。许景行在镇党委会上听了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几天后，下起了雹子:“此时雹子下得正猛。他们看见，在这从天而降的打击与摧残下，那棵树让每个枝条都摇摇摆摆,似舞蹈,似歌唱,似在表达她的无限快乐与淋漓欢欣……”
无论是逆向对位空间形象还是逆向对照空间形象，作者都从小说内部发现了新的叙事空间，表现恶人的得意和善人的无措，强大的负面的力量正是这样从作品内部释放出来，如此这般巧妙地展示恶，是出于对善良的读者们的爱护。小说家也应该慈悲为怀，表现恶的得意、善的悲剧的同时也要保护读者对生活的希望。
“通腿儿”
循环时间观是人类农耕文明的产物。在向自然求索的过程中,人类发现了自然界春华秋实、昼夜更替无限循环的现象,于是人们采用与之相称的循环时间阐释生活逻辑。循环时间强调双方相互转换的“循环性”。绵延时间观则是整合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作为一个价值范畴,主要体现为“未来”对“过去”和“现在”的召唤。过去本身的创造力必然是能够在现在发挥作用的、决定着现在,并与现在一起决定着未来的元素。
赵德发小说叙事致力于关注现在、执着现在,以拥有现在接受过去与迎接未来。然而，赵德发小说中的人物却总喜欢回到过去，逃避“现在”。这些人物依然活在农耕时代的循环时间之中,他们总是向后张望，拒绝现代化改造。人物虽然时时处在循环时间和绵延时间两极对立的顷刻，却往往是走向过去,无力走向更生。《蚂蚁爪子》老木墩抱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为了子孙日后活得体面，对文化知识的渴求无以复加。为改良自家的智力因素，在文革大讲阶级论的时代，老木墩硬是让儿子皮绠娶了一个地主有文化的瘸腿女儿。孙子尼龙倒是考上了大学，但却频频向家中要钱而使爷爷丧了命，他要的钱并没有用于学知识而是贩卖衣服去做了生意。老木墩式的农民依然重农轻商，在商品经济时代，依然接受不了经商赚钱思路。《小镇群儒》、《圣人行当》、《回炉》等，读者可以看到民办教师们是如何在亦农亦教的双重身份中走着他们沉重的人生之路。他们既要完成教学任务，还必须得侍弄好庄稼；既要应付各种类型的考试，又要应付复杂的利益争斗。他们已经不是纯粹的农民了，但他们甘于象传统的农民那样默默忍受，从无怨言，逆来顺受仿佛是他们应当应份的。《断碑》中村妇枣花感念着因丈夫牺牲所得到的政府和乡亲的百般照顾和呵护，而当多年后丈夫忽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竟无法接受丈夫并没有牺牲的“现在”，撞死在丈夫衣冠冢前的墓碑上。
《天理暨人欲》里在民国时期，老族长许正芝试图将族人都调教成完美高尚的君子，然而丑事依然在不断地发生，他则将丑事变成疤痕一次次写在脸上。许景行在一个红色年代里继续着许正芝的实验，他欲使人人都严以律己，大公无私，可所有这些又都被证明是损人不利己的。改革开放时期，许景行的长子许合心已经接掌了律条村，他依法整治人心的努力也归于失败。这就是农民的时间意识:在把时间极力地向过去和未来延伸中否定了现在;而现在愈被否定,过去与未来就会被延伸得愈远愈美。究其原因,显然是农民逃避苦难“现在”，回到过去，就在心理上消解了无法承担的现实的苦难。
《青烟与白雾》中,支明铎代表了古老的清官政治。在中国的官场文化中，清官观念可说是影响力最为深广，也最为持久的。在作者所描写的州、县、镇、村里，无论是基层官员还是平头百姓，长期都浸淫在清官文化的氛围中。为民做主、爱民如子的清官给百姓以一种心理的慰藉和精神的依靠，藉清官之力，百姓方可抖落恶势力强加于己身的枷锁与罪责，目睹做恶者受惩时的狼狈并从中获得快意，体味一回做人的尊严和满足。支明铎等人之所以努力回到过去，向“清官”靠近，是给苦难中的农民以虚妄希望，更加疏离了农民现在的意义。这样,过去找不到了,将来又不可知,最终只剩下了一个孤单单的现在无法撑起。
然而，作者却倾心绵延时间叙事，拼力将沉湎于循环时间中的小说人物拉回到绵延时间最重视的“现在”，让他们正视现实，这就构成了绵延时间形象与循环时间形象的深刻矛盾。以小说《通腿儿》为例，作者详细描写了体位相反矛盾统一体的“通腿儿”时间形象。他如此喜爱这矛盾对立形象,实在也是因为在这其中蕴藏着质的更替与突变的可能,但这“可能”在赵德发那里却有着太多的无奈与失望。《通腿儿》中的以狗屎和榔头先辈通腿儿出场,又以狗屎媳妇和榔头媳妇通腿儿离场,或者说以通腿儿开始，又以通腿儿结束,期间并没有获得什么新生与更新,有的只是一种简单的循环。这就清楚地显现了人物即便在蕴涵着新旧交替的时刻,最终也没能走向新生的现实，让我们感到人物的一种无法超越过去的痛楚与无奈。
赵德发通过观察农民的心灵，来观照中国农村近百年的政治、道德蜕变历史过程，这是个悲剧的历史，道德人物和不道德人物都是悲剧结局，作者在叩问历史将来究竟向哪里发展的问题。对于道德、历史的这种悲剧意识及过程，作者的把握是准确的，也是深刻的。但在这种无奈与失望中,有着赵对农民心理的深刻的体味，是一种咀嚼、玩味了失望与绝望之后的“开悟”，既消解绝望又消解希望，绝不是仅仅是一种回到过去的悲观。赵德发对“通腿儿”时间形象的重视,似乎与莱辛的“最富有包孕性的顷刻”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因为莱辛也是强调“现在”中对过去与未来的包容。他在《拉奥孔》中说:“绘画在它的并列的布局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一顷刻,所以它应该选择孕育最丰富的那一顷刻,从这一顷刻可以最好地理解到后一顷刻和前一顷刻。”[1]但实际上两者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莱辛的那一顷刻仅仅强调对过去与未来的预示,它并不具有两极对立的情况,而赵德发的“现在”却有着强烈的对立与冲突,由此,它对过去与未来就是一种行为意义上的重构了。这种重构意味着，当我们不能把握“现在”时,过去与未来对人来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为现在正是包含着过去与未来的时间形象,它是时间唯一的实体,失去了现在也就等于失去了整个的时间。但强调现在并不是止于现在,而是为了否定现在走向明天———另一个新的“现在”。赵德发是着眼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的,即在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中,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事物,每一件事都是历史发展的现在,它必将在否定自己中送走过去而迎来未来。唯有如此,社会才能发展。否定现在，才可能不断进步。
绵延时间形象与循环对峙的结果，并没有通过作者的辩证推论得以消除,这两种时间形象始终保持分立的状态,作家主体的倾向和小说的倾向产生了的矛盾依然妨害正在形成的统一精神。小说人物从自己的过去中只记得仍然属于现在、至今仍然在感受的一切,如没有赎完的过失、罪行,没能忘怀的屈辱，他们的某些意识、观念、理论、思想并没有在作者辩证调控之下达到形式上的统一。作家所着力表现的并不是现实的物理时间，他着力展现的是精神历程矛盾所带来的叙事动力。在赵德发小说的时间形象的矛盾中已具有这样一种思想:人以及整个人类作为天赋神性的生命,虽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陷入了罪孽的泥淖,但最终会走向完善而不会失去那一永恒理想。
赵德发小说“通腿儿”时空结构，为异质意识形态并存找到了一种简洁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作品中有各自不同的表现，代表着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学元素之间构成矛盾统一体，反映在意识形态矛盾上有两个层次：首先是维护意识形态物质性功能的人物落得悲剧结局；其次是侵凌性现象的发生，指人物通过一切可能方式表达和展示出来的对意识形态的攻击欲和破坏欲。
在中国，如《辞海》(1979年版)的“文学”词条说:“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文学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2]这里强调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叙述。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知识体系，更是一种实践活动或者在仪式中的物化存在，一旦这种非意识形态化形式深入到改变日常生活观察的层面，就证明了意识形态的运作成功。齐泽克认为，非意识形态有三种模式：自明性的流俗看法（信仰）；被改变的习俗（日常生活实践活动）；文学艺术等表象系统。也就是说，小说是一种具有非意识形态性质的意识形态，而且是意识形态外在物化的存在。
赵德发从《缱绻与决绝》一路走来，一直走到《双手合十》，探讨意识形态物质性功能消解的问题。儒学采取立家庙和拜祖宗的方式，约束对于识字不多，或者绝大多数是文盲的农民。
在《天理暨人欲》中，从对律条村家庙里的情景的描写中可以看出，每一个人在死后又都可以被供上神台，用来威服后代，祖宗就是所有儒学信奉者所共奉的神。对此，小说中有着形象化的描述。律条村的家庙三间正房“北面墙上供奉着许姓祖宗牌位。……上少下多呈山形排列，最高一层那惟一的牌位是律条村的许姓老祖宗。”这种宝塔式的族序排列结构，同社会生活中的皇权人治结构是完全相同的。紧接着赵德发又写了这些牌位的神圣性。“一个庄户人，活着的时候不管多么卑微，多么窝囊，而一旦变成了这座家庙里的牌位，就变得神神秘秘威风凛凛。”而人一进到这里，看到“这么多山一样的牌位立在那里，更让人感到了无上的可敬可畏。”显然，这些牌位已经具有了慑服人心的作用了，而族中人一旦出现了违背儒学道德伦理的人和事，对当事人的惩罚更要在列祖列宗面前完成。蚂蚱就是在家庙中被踩死的，许景言的丑行败露之后，许正芝也是在家庙里当着祖宗和族人的面，给自己脸上烙下耻辱印记的。祖宗崇拜饱含着天谴的成份曾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起过重要作用，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个作用却沿着西方工业文明侵入的金光大道缓缓地滑落，仿佛是惊醒的记忆惊慌挤出的一滴辛酸的泪水。老族长许正芝以近乎悲壮的方式对全族人进行着严格的道德灌输、精神控制和行为引导，他希图将族人都调教成君子，然而丑事依然屡禁不止，他则将丑事变成疤痕一次次写在脸上的自戕、自残，的确也起到了一点对于罪恶与陋行的鉴戒作用，却无法改变大环境下整体的颓势。许景行在一个红色年代里继续着父亲的实验，他千方百计使人人都严以律己，大公无私。在此理想之下，他拒绝了与他心心相印的的刘二妮的感情，他办起了无人商店以确证思想改造的成果，他炸开河堤以挽救河对岸的阶级弟兄，可所有这些又都被证明是害人不利己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许景行的长子许合心面对日益变得混乱的律条村，依法治村最终归于失败。在历史的天空，儒学这标榜中国传统精神威严及骄傲的大道被铺天盖地的雨雾模糊了面容。
对意识形态进行侵凌性方式的破坏，源自“饥饿”。
这种饥饿的生存状态，《樱桃小嘴》小奈偷吃粮食并且与女儿争奶吃致使女儿饿死。《止水》涉及到饥饿和伦理。在赵德发小说中随处可见。这里的暗示是，中国农民热爱土地是饿怕了，只有土地能使他们有安全感。
为了得到土地，《缱绻与决绝》中宁学祥这个地主宁愿失去女儿也不卖地。封大脚心目中，土地既是母亲，又是妻子，还是孩子，尤其是那块自己亲手开出的“圆环地”，在合作入社时他“死也不舍”；《青烟或白雾》里白吕决然地舍弃官场心甘情愿地做农民；《缱绻与决绝》中，还出现了大量由土地产生的血腥革命运动和政治斗争。1946年，铁头的和平土改被腻味领导的粗风暴雨代替，招来还乡团的疯狂报复，土地被鲜血染红。1955年，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天牛庙出现退社风潮，宁学武等人开黑会、喝鸡血酒商议闹事，结果被民兵镇压，天牛庙红星高级社经过流血斗争得到巩固。九十年代，农民土地被征用，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封大脚的孙子封运垒与圈地警察对抗而判刑入狱，青壮年农民蜂拥踏上外出打工的路途。赵德发站在人类学立场，捕捉到一个渊源深厚的历史事实：土地是喝农民的血才保留到今天的。在人类社会诞生之初，人类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以鲜血祭祀土地乞求丰收，而现代中国的土地革命及其后围绕土地的一系列变迁却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斗争，从阶级斗争到公有制私有制斗争再到土地承包、两田制改革、经济开发区，土地经过流血斗争刚刚分到农民手中，又很快收归公有；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农民刚刚获得了点儿实惠，土地又被经济开发浪潮大面积卷走，进城打工者有相当一部分为失地的农民。
赵德发小说“通腿儿”式叙事的好处是，更方便在矛盾的张力中进行更深、更广的内省式自我审视，并在理想的追求中去完成自己。因此，当小说中的那些无可奈何、消极颓废或价值缺失达到顶峰的时候，“通腿儿”的悲剧力量则恰恰在这个顶点上，以某种近乎神秘的方式，成为找到出路的一种形式。这是赵德发小说的文体艺术特质。他的小说字字句句都在叩问怎样生活才能使人们感到更充实、更有意义。在提问能力普遍渐趋微弱或提问指向缺少深度的创作情势下，这无疑也是现时代中国小说最为珍贵的叙事品质。尽管这个叩问“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但这正是赵德发小说试图在人们灵魂深处发现的某种契机。
[1]
1、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1534.
刊于《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
在鲁南制药集团新时代药业公司
——赵德发长篇小说《双手合十》
一
然而，另一个方面，随着现代小说的发展，意识形态策略的区隔（布迪厄语）作用，则将对经验的表达进行分类化和标准化。首先，他们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区隔，将经验表达分成两大类。然后，在通俗文学中，通过类型化，将叙事经验进一步分门别类、归纳总结为不同的叙事类型，以便培养喜好这种叙事类型的目标人群，进而通过对文化符号的控制，实现符号资本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双重最大化效应。可是，在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理论上的困境和悖论，即通俗小说在对叙事经验性类型题材，进行关注时，不可避免地要求对叙事经验进行个性化抽象和提炼，甚至有一定哲学深度。同时，在纯文学表述中，也要求所谓“纯文学性”，不能忽视对于人类鲜活的叙事经验的体认与表达。可以说，这一点，正说明了以题材而划分文学区隔的现代性本质与意识形态本质。
无论是小说现代性对“个体化叙事经验”的推崇，还是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策略对于“叙事经验”的科学化控制，都表明了“叙事经验”对于现代小说发展的重要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小说创作却日益陷入了“体验的恐慌”，相似的故事，相似的语言，相似的表达方式，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力量不可阻挡，个性与普遍人性的表达，在矛盾中让“体验”的寻找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现代性焦虑”。文坛一方面在通过新生代文学、80后文学等不同标准，把文学划分为可以区隔并表达的类型化表述；另一个方面，阿来、杨志军、姜戎、范稳等作家的“边地写作”，又不断在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游走，在题材的神秘性上入手，试图寻找那一种“独特的体验”。难道故事真的已经被“讲完”了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本身处于未完成的现代性阶段，却被“后现代氛围”包围的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都是中国作家丰富的“地下矿藏”。“中国故事”远远没有讲尽，而有中国特色，特别是“文化特色”的“叙事经验”，更是有待我们发现。
山东作家赵德发的长篇新作《双手合十》，对于当代中国宗教题材小说的挖掘，就可谓独辟蹊径，生动有趣，又引人深思，为“中国文化经验”的叙述，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宗教文学，历来有着悠久传统。宗教，作为一种“获得认可的欲望”（黑格尔语），一直是人类叙事最基本的体验之一。在人类历史的初期，人类有限的生命面对无限的未知世界，自然产生了神秘的信仰感。古代的圣经故事、佛经的变文、俗讲，都在推广宗教精神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到了近现代，虽然宗教本身已经世俗化，渐渐走上政教分离的路线，但宗教叙事，并没有死亡，而是日益将关注目标，放在人的伦理情感和灵魂的解脱。比如说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小说，就有着浓烈的宗教救赎情怀。宗教，成了人类在现代性时空内，反观自身，反思现代性对信仰破坏的重要参照。应该说，就题材而论，近代以来，苏曼殊、八指头陀、王统照、许地山等诗人与作家，都以自己优秀的作品，将宗教情怀与现代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理想相结合。进入50年代，启蒙叙事与阶级叙事，国家民族叙事，成为小说叙事的主流，而新时期以来，现代性的焦虑，始终是汉语小说，试图在内涵和技术层面，进行双重超越的最重要叙事经验。而汉语小说叙事，由于过分看重现代性本身所造成的影响，在某重程度上忽视了宗教作为人类前现代经验，在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当然，这种情况在90年代有所改变。张承志、北村、阿来、范稳、姜戎、杨志军等很多作家，通过神性写作、边地写作等方式，展现了宗教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是，这种写作，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宗教小说的通俗化。最大的问题还是，借助宗教信仰和救赎的力量，来抵抗现代化所带来的道德沦丧，是否会在中国前现代与现代共生的复杂文化语境中，在启蒙任务尚未完成的今天，成为一种人性意义上的“后退”？在张承志“心灵史”的召唤中，我们不可避免地看到了回教信仰的偏狭与固执，在北村的神性写作中，我们也遗憾地看到了死亡和纵欲的阴影，以及其背后弥漫的绝望虚无。这些问题，也是这些宗教写作的作家受到质疑和诟病的主要原因。
所以，对汉传佛教现代化与世俗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复杂问题的思考，是该小说最大的特点。在当代社会，汉传佛教比之其他流派的佛教，更世俗化，更好地与儒学和道家相结合。它不再奢望建立一种神圣普适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为这一点，它具有更为广泛的接受性，同时，也正因这一点，也使汉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世俗化困扰。而就也是世界范围内，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在世俗化过程中所共同面对的困境。在中国汉传佛教界，出现了一些所谓“狮虫”类的人物，例如觉通、雨灵、明心等。他们混入佛教的目的，就是为了纵欲和发财，他们打着世俗化的旗号，严重腐蚀了佛教的信仰力量，破坏了佛教的组织结构。明心和尚是“贪欲”的代表。他自从成为通元寺主持后，全部心思都放在如何挣钱上，不修佛法，懈怠佛理，贪污寺产，包养情妇，把一座清静的禅寺搞成了乌烟瘴气的“佛教公司”。而觉通和尚则是“色欲”魔障的化身。他出身福贵之家，在佛学院就不学无术，功课粗疏，四体不勤，整日热衷于上网聊天，勾引女孩子。毕业后，他更利用父亲的财势，为自己“捐”来了芙蓉山飞云寺主持的位置。然而，上任之后，他却更加放纵自己，不但吃喝嫖毒，且混迹于孟悔等多名女孩子中，沉溺于肉体欲望，直到被人绑票，最后车毁人亡。相对于明心与觉通，雨灵的表现更具有“诱惑性”。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得道高僧”，数十年苦修，身悬佛教圣物“贝叶经”。然而，实际上，他是“名欲与权欲”的象征。他利欲熏心，热衷权势，故弄玄虚，甚至勾结权贵，利用世俗社会的力量，强行驱逐深孚众望的慧昱和尚。
除此之外，更令人深思的，不仅是佛教界内部问题，更是汉传佛教在世俗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政治、经济现代化的“舞台”。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世俗社会道德败坏的恶习，对佛教界的影响，且更为深刻地表征为世俗社会对宗教界的功利化控制，将宗教变为本地GDP指数的“聚宝盆”。世俗社会用它独特的功利逻辑，直接干涉佛教内部的人事权，并不断削弱它作为信仰的力量，一方面不惜重金，制造或寻找所谓
面对这些困境，作家为我们展示了当今佛教界的几种应对方式。一是如慧明、悟相等和尚一样，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安于现状。另一种是“休宁”老和尚的做法。他力图在这个浑浊的尘世，做个“自了汉”，通过自己艰苦卓绝、摒弃欲望的苦行，以达到自我的悟道和涅槃，并为后世树立榜样。对前一种做法，作家虽对此持宽容态度，但却不以为然；对于休宁的修行，作家则在赞赏的同时，也提出了质疑。其原因在于，在21世纪的今天，在现代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对佛学的坚忍与狂信，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自救”且“救人”呢？休宁和尚一心坚忍向佛，隐居深山，甚至跋涉千里，寻求悟道。然而，他并不能完全割裂与出家前的二个女儿的亲情；他一退通元寺，二退芙蓉山，想要摆脱世俗困扰，却又欲罢不能；他千里寻道，却被当作“非典”流窜分子被收押。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具有悖谬色彩的结果。他悲壮的献身精神，不仅不能拯救慧昱、孟忏和孟悔，渡化众生，甚至不能为自己的心灵寻到安宁。小说最后，他以死亡唱响了原教旨主义佛教精神最后的绝唱，也为慧昱艰苦的修炼道路提供了很多借鉴与启示。最后一种选择，则是青年僧人慧昱的道路。慧昱是该小说主要的叙事者，大部分故事，都是从慧昱的角度进行叙述的。作为一个有普渡众生理想的青年僧人，他的心灵成长，实际上也经历了几个过程。一是所谓“看破红尘”。青年慧昱，家境贫寒，外出打工，吃尽了苦头，对人生灰心绝望，便萌生出家念头。可以说，这个阶段，只是慧昱领悟佛法的最初阶段；二是“再入红尘”，慧昱并没有因为出家，而真正寻求到心灵的安宁，通元寺的铜臭气，佛学院里觉通的霸道与龌龊，孟悔纯真的爱情，都在他的心中掀起了万丈波涛。原来，佛教界也不是“净土”，“寺院”也在“红尘”！为此，慧昱痛苦不堪，又迷惑不已，甚至在心神激荡的情况下，做出了向孟悔投书的举动；三是“拨草寻路”，迷惘之中的慧昱，努力在寻找着自己的道路，经过师傅休宁和佛学院院长明若的点化，他把那些“狮虫”的行为，看作佛对他的一种考验，并进而努力寻找一条与师傅不同的“悟道”之路。他忍辱含怒，来到飞云寺，努力帮助觉通让寺院走上正规，并成功避免了孟悔的“情障”。觉通死后，他虽然没当上主持，却为了寺院的发展，一心开辟茶园，用“农禅”所得试图自给自足；四是“大彻大悟”，经过艰苦的心智磨练，慧昱最终用“平常禅”的旨意，针对佛教世俗化所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和主张，并最终得悟，找到了埋在飞云寺下的一窖佛像。这窖残佛，不但是汉传佛教绵延千年的历史见证，更是对所谓“藏宝偈”的一种象征性运用，寓指着佛教教义明心见性的本真力量。
从哲学意义上探讨了中国文化中现代性与宗教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里，赵德发也试图通过这些宗教故事，有所寄喻，进而对寻找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道德救赎之路有所借鉴。作为从儒家文化深厚的齐鲁大地中走出的作家，赵德发一直在关注着当代中国社会，在现代化历史境遇中的“道德沦丧”问题。是将这一问题看作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代价”和“必由之路”？还是将之视为一种历史的“倒退”和文化的“颓败”？赵德发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中苦苦思索，从早期小说《通腿儿》的那种理性启蒙批判意识，到《君子梦》等“农民三部曲”中对传统文化的再次审视与回归，赵德发坚韧的勇气，令我们感到敬佩。在我看来，与其说《双手合十》是赵德发小说创作的一次转型，不如说该小说是他小说创作的一种深化。严格意义上讲，《双手合十》，不能叫做“宗教小说”，而应该叫做“宗教文化小说”。赵德发不仅想通过对佛教精神信仰的推崇，获得一种世俗文明的对立参照价值，更试图通过对汉传佛教在当代社会的遭遇与对策，为中国现代化的道德焦虑提供一种别样的“坐标”。正如作家在该小说中所归纳的，“双手合十”这个仪式本身，就是要让我们勇敢地面对人性中神性与魔性混杂的复杂性。莲花台下就是污泥，双手合十，就是将圣洁的右手，与不净的左手相合，还世界一个本来面目，再通过“十界互具”与“境智二法”，寻求解脱与超越。通过对汉传佛教的探讨，赵德发的关注点，集中于有特色的“中国文化经验”上。汉传佛教经过千年历史的演进，已与儒、道一起，融合入了中华文明之中，并共同塑造了别具特色的中国式的“文化体验”。这种文化体验，也许会随着历史变迁而有所改变，但是却是一个民族文化性格养成的重要基点。它的“普世情怀”，它的“人间宗教”的宏愿，都对中国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在《双手合十》中，赵德发小说原有的启蒙与愚昧、道德与欲望、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紧张关系，也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舒缓，并有了新的启示意义。在这些变化中，佛教原有的弃世之意被淡化，神秘性和抽象性被淡化，而普渡众生之意被强化，这与儒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通的。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慧昱对待欲望的态度上。作为佛门弟子，慧昱对戒律的修持是非常严肃的。他坚决反对觉通等僧人在贪、色、权、嗔等方面的放纵做法。但是，他并没有将修持与世俗人生完全对立起来，把一味的苦戒（如休宁的做法）看做悟道的根本途径，而是以“平常禅”的宽容心，“众生皆苦”的慈悲心，“普渡众生”的自信心，“律己宽人”的修持心，“入世即考验”的积极入世心，弘扬佛法，摆脱欲望魔障的困扰，刚健任事，又不为世事所迷。这种自修自立的价值观和道德理念，无疑成为当代社会摆脱道德堕落，心灵空虚的一剂良方。郗化章纵容儿子包庇觉通，大发不义财，粗暴庸俗，最终导致儿子死去，才幡然悔悟，在慧昱的感化下，将财产捐献给了飞云寺，成为一名信徒。孟忏因丈夫出轨，痛苦不堪，却在佛像前找到了心灵的宁静。孟悔原本深爱着慧昱，甚至为了他而出家，后来，她被觉通引诱还俗，成为他的情人。在慧昱的诚心面前，她最终力劝觉通，并再次出家水月庵。宗教局的云舒曼局长，也最终摆脱了与乔副市长的私情，用真诚而宁静地去致力于芙蓉山的开发与建设。我们看到，这种宽容、理解、道德自律，无疑是非常人性化的，也符合现代理性建设的要求。
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角度，赵德发很好地实现了通过对汉传佛教的描述，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借鉴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将寺院的宗教生活与僧人的内心世界加以展示，将当今社会变革在佛教内部引起的种种律动予以传达，将人生终极意义放在僧俗共同面临的处境中做出追问”[1]。这部“宗教文化小说”，并不简单是一部以佛教教义喻世、劝人向佛的作品。他对独特的中国文化经验的传达，他对汉传佛教界目前尴尬现状的展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与现实指涉。同时，赵德发对慧昱“敬佛悟道”故事的描述，也有着深切的寄喻。佛教信仰是值得尊敬的，明若、休宁、慧昱等虔诚的佛教徒们，他们对信仰的执着，他们的人格力量，让世俗社会中的许多冠冕堂皇的精英黯然失色。郗化章野蛮粗俗，乔副市长对官场的痴迷和虚伪的性格，都让我们反思颇多。然而，信仰的力量，只有真正与普渡世人、造福社会的伦理观结合，才是现代宗教的价值所在，也是现代宗教发展的方向所在。他试图通过这个现代修佛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于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那就是通过“天人和谐”的道德自律，需求内心欲望冲动的有效平衡，从而实现更为完美、健康的人性。慧昱在飞云寺的成功悟道，寄托着作家内心纯美的人生理想与道德期盼。
当然，这也是作家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该小说也有一些概念化痕迹，比如，对于宗教与世俗社会的矛盾，描写的还比较简单。结尾的大团圆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理性深度和思想力量。而慧昱的形象过于完美，次要人物比较单薄，也是该小说在艺术上的一些遗憾。不过，我相信，在今后的创作中，赵德发一定能够披荆斩棘，不断创新，为文坛贡献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学作品。
《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房伟，男，1976－，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助理研究员，山东社科院文学所。
小 说 评 论
2009年第3期目录
文坛纵横
论超越了文学的文学精神………………………李建军
旧形式的利用和改造……………………………李洁非 杨劼
性饶舌的困与罪…………………………………胡传吉
小说家档案
我的创作是诚实的风格…………………………杨建兵 刘庆邦
从写恋爱信开始…………………………………刘庆邦
对底层的诗意抒写………………………………李建兵
作家手记
《白鹿原》写作手记（连载十一）……………陈忠实
专题研究
我所经历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胡 平
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雷 达
鲁迅文学奖获奖短篇小说透视…………………马建梅
小说形势分析
新世纪军事题材小说的文化转型………………杨致远 周根红
赵德发创作评论小辑
有一种中国式叙事叫“通腿儿”………………王者凌也 施战军
一种独特的“中国经验”叙述…………………房 伟
再建新世纪中国伦理的文学思考………………张丽军
作为思想重构的历史叙述………………………张懿红
高杰贤长篇小说《拂晓长春》研讨会纪要
历史的聚集、崩塌与新生………………………陈晓明等
小说作家作品研究
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钱理群
平原美学与铁凝小说创作………………………张晓琴
刘震云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思考………严运桂
多重视域里的青藏书写…………………………刘定富
《绿松石》的人性及其冲突……………………王 芳
关于谢友鄞小说中的“边地”…………………韩春燕
论打工小说中的游侠精神………………………贺 芒
《暗算》：人算与天算……………………………同温玉
《离离原上草》的艺术模式与突破……………阎丽杰
小说世界随笔
海外汉学对内地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张 锦
“底层写作”批评的言说理路探析……………………………赵黎波
重建新世纪中国伦理的文学思考[1]
——论赵德发《君子梦》、《双手合十》的伦理叙事与道德关怀
张丽军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ba3860100d1t7.html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打倒孔家店”、“斗私批修”、“批林批孔”、“市场经济”，这些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的主题性词语折射着近现代以来中国伦理文化变迁的思想脉络。“打倒孔家店”等词语，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伦理文化的彻底决裂。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的文化批判锋芒直指孔子的精神权威和儒家伦理的价值。陈独秀把儒家学说归纳为“三纲说”、“礼教”，对其中不适应现代变迁的思想进行鞭挞，引起了“尊孔”和“反孔”的激烈思想纷争。从20世纪初期新旧道德论争，到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时代欲望高扬，再到新世纪山西“黑煤窑”事件等道德沦丧行为，中国进入了一个已有道德权威消逝、新道德权威没有建立的百年伦理危机时期。如何看待百年来传统伦理文化的衰落及其在民间的真实存在？如何重建新世纪中国伦理文化？山东作家赵德发先生的《君子梦》和《双手合十》这两部长篇小说对此做出了细致地美学呈现和深刻地文化思考，承载了他对百年中国伦理危机的独特美学观照和重建新世纪中国伦理的深厚道德关怀。
一、百年伦理危机的审美显现
“民国八年，北京、济南有一帮学生到曲阜游行，喊什么‘打倒孔家店’，曲阜二师学生非但不加制止，反而同流合污，与其一同上街，真是羞煞先人。”①《君子梦》中赵德发先生不仅通过匡廪生的口，讲述了晚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初期的批判传统儒家伦理的新文化运动，而且以孔府小圣人的老师的话语揭示礼教文化的虚伪性。儒家文化的思想中心所在地孔府却发生着有悖人伦礼教的乱伦行为。《君子梦》小说文本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概念性的具体叙说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伦理文化的危机，而是不经意间借助小说人物的言语行为自然而然地审美呈现。
传统伦理文化的危机不仅来自内部的革新冲击，而且受到外来伦理文化的侵袭。《君子梦》中通过少年许景行到临沂城的见闻，间接透露了基督教伦理文化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许景行走进布篷，一个俊俏的教会姑娘送他一本《圣经嘉言录》。回家后，这本《圣经嘉言录》被嗣父许正芝视之为邪物，逼迫着扔进了猪圈。许正芝拿出一幅义和团传的揭帖，讲述“大清光绪年间，洋人纷纷来中国，给人吃迷魂药。人如果吃了就信它们的洋教，男无伦，女行奸，毁我纲常，伤害天理。你知道洋人为什么眼发蓝？全因为他们是通奸所生，来路不正所以颜色不正。”②许正芝的讲述表现了早期中国民众对基督教伦理文化的带有误读性质的原始自觉抵制。
小说意味深长的是，许景行对这个俊俏的临沂教会姑娘一直念念不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景行的妻子玉莲却是一副十分粗糙而平常的脸、嘴巴向前突出的厉害、秃光光的没生一根毛的脑壳。更有意思的是，与许景行长期互相怜爱、始终没有逾矩的拥有一头瀑布秀发的刘二妮，在老年时竟然加入了基督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前他还是在临沂第一次见识教会，三十年前听说临沂教堂都拆了，想不到如今教会到处有，教徒遍地是，连这个曾是共产党员、曾想献身给他的女人，也成为律条村的教徒头头了！”③百年来西方基督教伦理文化与中国伦理文化之间的侵袭与抵制一直没有停止，从念念不忘的临沂教会姑娘到漂亮的情人刘二妮，赵德发先生向我们形象展示了中外伦理文化的复杂历史关联。
五四新文化对传统儒家文化构成了严重冲击，动摇了其思想存在的合法性。然而，真正对民间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形成致命一击的却是20世纪50年代的“讲科学、破迷信”活动。 “许多人恍然大悟，大有上当受骗之感，说：‘没有老天爷还有什么天理？咱以前办这事怕伤天理，办那事怕伤天理，日他姥姥今后不用怕啦！’”④“讲科学、破迷信”在带来科学理性的同时，也破除了传统伦理文化在民间的敬畏心理，“天理”不再成为束缚民众欲望的道德律令。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发动的“三反五反”、“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等伦理规范运动，大力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民众的欲望并没有因为“天理”的破除而导致伦理失范。
民众的欲望真正高扬起来乃至形成整体性的伦理危机，是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涌起之后。二儿子许合意贪心赚钱，办纸厂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置村民和集体利益于不顾，几经劝阻不止。不仅世俗如此，就连佛门净土也不幸免。小说《双手合十》中，通元寺的大和尚明心“只管驱遣僧人做经忏赚钱，铜臭气弥漫于全寺”，而且还在外包养女人，败坏戒律；和尚觉通浏览黄色网站，与异性私通，私会女网友被人绑架。市场经济的欲望大潮也把佛门净土吞噬。
20世纪90年代，以莠草测人欲之高的许景行发现莠草的高度一年比一年高。“过去老辈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今的人还管你什么道不道，只要能让东西到自己的手，什么手段都使出来。毛主席当年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现在一些人恰好倒过来，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真诚与信任一步一步地被破坏了，而且很难修复了……”⑤许景行疯长的莠草隐喻性地表现了从晚清以来，尤其是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整体性伦理道德危机。
二、君子梦：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在民间的一脉余香
许正芝深受儒家仁义伦理文化濡染，在村里扶危济困，德高望隆。在老族长逝世之后，许正芝被推举为族长。许正芝对过继来的儿子许景行说出了一生的遗憾与志愿：“自古以来读书人苦读寒窗究竟为何？人接到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其实这只是个末。本呢，是求得本领，实践圣贤主张。这路径圣贤早就指明了，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平二字不敢想，修齐的功夫丝毫没有懈怠。……也就是说不光自己作君子，还要让众人都作君子。……族者，大家也。使一族皆善，那才是了不起的‘齐家’。”⑦满腹经纶的许正芝从圣贤那里获得了人生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在年逾花甲之际继任族长让他得到了一个实践价值理念的用武之地。让全体族人都成为“君子”就是许正芝的“君子梦”。“时时体悉人情，念念持循天理”，明代大儒吕坤《呻吟语》中的两句话作为许正芝的座右铭，成为他实践圣贤之道的精神支柱。
现实生活中的匡廪生和方翰林则为许正芝的“君子梦” 提供了来自同时代的精神动力。对来访的许正芝，匡廪生意气风发地说当太史公了，“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史者，功莫大焉：能惩恶扬善、补敝起废、厚生顺天、达道彰法、表贤著功、资治通鉴。……今世道日下，人心不古，我修县志，亦当记一县之史，正一地人心。”⑧匡廪生“正一地人心”修志志愿让许正芝肃然起敬，佩服不已。沂东学界高人方翰林把“瞩望家乡故土，体味颓变世道”的字送给许正芝。许正芝父子正是在这样一种儒家伦理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实践修身齐家的“君子梦”的。
相对于老族长的阳，许正芝以吕坤“收敛沉着、精明平易”的“阴”道治族。面对蝗灾后族内穷人逃荒、富人趁火打劫的事情，许正芝召开族会，阐明何为天理、人欲、君子、小人。对于小人的巧取豪夺、制族人于死地而不顾的行为，许正芝把烧得通红的烙铁烙伤自己的额头做一标记，为律条村心怀叵测的人们竖起了一道高高的戒碑。对于缺粮逃难的族人，许正芝要管家开仓借粮，不计利率；粮食借完，开钱柜借钱，直至借光。
许正芝的禁用糖瓜灶祭等“阴”道治族办法虽然震慑了一些小人的贪婪之心，但是并没有把律条村变成一个“君子国”。他的侄子就与岳母勾搭成奸。具有隐喻意味的是，许正芝的妻子患有“阴吹”怪病，谕示了许正芝“阴道”治族的内在疾病症候。
许景行不仅在价值理念上与嗣父许正芝相同，而且同样身体力行去实践圣贤之道。20世纪60年代的思想运动为许景行儒家文化实践提供了新的时代语境。许景行从吕坤的“千古圣贤只是治心”话语，联系到毛主席发动的“斗私批修”运动，深感毛主席的英明：“‘斗私、批修’，这话提得多么好哇！人心难治，难就难在人心里‘私字’多，遇事光想着自己，没有别人；光想着自己多享福少受苦，事件一长自然而然就‘修’了，就忘本了，变质了。所以，就是要狠斗私，狠批修。”⑨许景行不仅凭借深厚的儒家伦理文化对毛泽东提出的“斗私批修”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而且还从儒家文化的“君子”观念对学习“老三篇”有了打通古今伦理文化的新见解。“学习‘老三篇’——斗私批修——做毛主席说的‘五个人’也就是‘活雷锋’。许景行突然看清了毛主席指引的一条金光大道。”⑩这条“提升人心、改变社会”的金光大道，恰与许景行心中的儒家伦理文化内在理念和外在实践纹理相一致，至此，许景行在纷纭的世道中找到了一条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走向现代社会的“金光大道”。
许景行首先从自己开始在灵魂出处爆发革命，讲述自己头脑里想留下自行车供自己享用的肮脏东西，收到了良好的接受效果，不仅干部们纷纷发言斗私批修，而且普通群众也开始从思想上做自我批评。青年利索讲述了自己与堂嫂偷情的事情，让斗私批修达到了高潮；但也险些出人命，利索的堂嫂为此喝卤水自杀未遂。许景行并没有从中醒悟，而是继续实践“君子梦”。许景行决心在把律条村建成一个“人人无私、个个为公”的“公字村”。许景行用情人的头发在夜晚拴住各家门鼻，以此来测试人心。许景行惊人地发现，村外麦香阵阵，村里那些饥肠辘辘的男女老少，却都躺在自己的家里躺得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许景行对儿子抗美说：“自从毛主席大法指示叫斗私批修，我才明白干部到底该怎么当了。我就把全村这几百个人心掂量来掂量去，寻思着怎么样才叫它们纯一些，再纯一些……现在看来，我的心思没有白费啊。”11兴奋之下，许景行决定办“无人商店”，让它成为检验人心的最好场所，来培养“共产主义觉悟”。但是，不久这无人商店就遭遇了失败，出现了短款现象，第一个被发现的偷窃者就是许景行的女儿大梗。至此，寄托许景行“君子梦”的纯而又纯“公字村”彻底覆灭。
像他嗣父一样，许景行开始反思：“天上星多月亮少，地上人多君子稀。”想让人人都当君子，在培养君子的同时也会培养伪君子！但是，许景行坚信君子是做人的方向，而且应该让君子尽可能得多起来，“既然我不管事了，既然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做君子了，可是我自己还是要去做。”12许景行决定每天早晨起来无偿打扫村中两条主大街，继续实践“君子梦”；这恰好呼应了海外学者杜维明的观点，“并不是某些集团出于其他非伦理的目的而把儒家伦理政治化的努力，而是通过个人独善其身，从而把政治道德化的儒家意图。” 13
三、平常禅：传统佛教伦理文化的当代转向
与《君子梦》长达百年的时间跨度比较，《双手合十》描绘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佛教文化存在状态。《双手合十》塑造了以青年和尚慧昱为核心的众多人物形象，直指当代人欲横流、伦理失范的道德乱象，思考传统佛教文化在当代中国伦理文化建构中的现代转换及其价值意义。《双手合十》通过叙述佛教徒与非佛教徒、佛教徒与佛教徒、佛教徒自我心灵内部的多种对比冲突关系，展现人世间的众生相及其不同伦理文化选择。小说还以“秦老绉绉故事”、穿插佛门公案、吟诵佛教诗歌等多种美学方式钩沉当地佛教历史、梳理中国传统佛教文化、玲珑剔透传达佛学智慧，不仅成功传播了佛教文化，而且探寻了佛教文化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性转换途径。
休宁是慧昱的师傅，是一位坚守戒律的佛门高僧，也是慧昱抗击邪魔、坚定向佛之心的思想资源。休宁和尚在文革中被迫还俗娶妻生子，文革结束后又不顾劝阻回到通元寺。重新回到佛门的休宁在修行上格外用功，二十年来一直是过午不食，一直是昼夜打坐“不倒单”。通元寺老方丈在出世之前，说法训众，要求“以戒为师，谨防狮虫”。魔王与佛陀斗法不过，说，等将来你弟子定力不够的时候，我就混入佛门，毁灭你们的佛法、戒律。那些借佛吃饭、败坏佛法的人就是狮虫。明心就是这样的狮虫。他来到通元寺作监院，取消晚课，大搞经忏活动，美其名曰“双赢”，把寺庙变成聚敛钱财之地，使和尚们一个个变成经忏客和应付僧而无心修法礼佛。休宁离开通元寺，来到芙蓉山狮子洞，以松花野果裹腹修炼，回绝当地官员请他做主持的邀请，只求一个人潜心修行。
在狮虫猖獗、佛门不净的时代里，休宁坚守佛法、驱邪欲杂念，以“念佛是谁”的“参话头”唯一方式来参悟佛法，表现出执着、坚韧的精神和澄明、空灵的境界。尤其是休宁去五台山三步一叩的参拜行为更是显现了一个高僧对佛门的无比敬畏、崇拜与虔诚。但是，这种礼佛方式和修行理念也有着“自了汉”式的偏狭与局限。
慧昱既从师傅的偏狭中走出来，又保持了师傅的礼佛之志和向善之心。叠翠山佛学院的教育极大开阔了慧昱的思想视野，使他对中国佛教文化传统、精神内涵有了一种整体性认知。
小说开篇写慧昱的“寻找与逃遁”，其中“逃遁”的就是孟悔的真情。慧昱可以躲避孟悔，但却躲不了自己的欲心：“事后，他时常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尘根昂扬坚挺，久久不倒。” 14尽管慧昱努力不想孟悔、竭力灭欲心，但是有时候欲心还是有起伏。有钱能使不学无术、不受戒律的“恶魔”同学觉通毕业就可以当主持，实在让慧昱气愤不过。“有钱就有了法门，就有了神通。……既然勤奋学习虔诚修行的人还不如堕落者有前途，那我慧昱业干脆堕落掉算啦！” 15在学院吃了辣椒酱，心里像揣了一团火的慧昱喝了酒，到尼姑庵给孟悔送字，下山在网吧打架。大和尚向犯戒的慧昱讲解抵御心魔，要从双手合十做起：“双手合十是古印度的礼法，他们认为，人的右手是圣洁的，左手是不净的。把双手合在一起，就代表了人的真实面貌，代表了世界本相。” 16大和尚进一步启示慧昱，双手合十还有一层涵义，就是明白人的可悲可怜，也就明白了修行目标和努力方向：“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勇猛精进，自度度人，做一个真正的佛门弟子！” 17小说不仅真实描写了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和尚慧昱欲念起起伏伏的修行历程，情节生动、细节真实自然，极富有艺术感染力，而且还细切呈现了慧昱的豁然开悟过程。因此，当“恶魔”觉通邀请慧昱到飞云寺担任监院时，慧昱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自勉，决定以身作则，弘扬佛法。
慧昱从韩国广佛寺访学看到佛教现代化、全球化迹象之后，结合当代中国伦理危机和佛门内部的伦理乱象，以一种全球性现代佛学视野对中国佛教伦理文化的进行思考，产生了转化传统佛教文化、普度众生的思想自觉。他在回国后的报告会上说：“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精神问题也在迅速凸现，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等社会弊病引起了人们对文化的普遍反省。……佛教资深年久，库藏丰富，具有很大的心理治疗、心理安慰和心理开发功能，很可能会在人类文化的重建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汉传佛教必须应时契机，调整改革，尽快完成现代化进程，以此来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和变革相契合。” 18沿着这一思路，慧昱继续思考，如何从师傅抱定话头闭关枯坐中走出来，让禅学契合现代社会。最后，慧昱从“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酽茶三两碗，已在镢头边”的禅诗中悟出“平常禅”，从而达到佛我统一，心平行直，不修而修，出入自由。
赵德发先生的长篇小说《君子梦》、《双手合十》就极为准确地切合了这一时代重大思想主题，表现出作家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和来自孔孟文化之乡的沉甸甸历史责任与文化担当。《君子梦》中的许正芝父子时时不忘“大学之道”：《大学》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易经》讲“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用一生的努力来实践儒家伦理文化，引人向善。《双手合十》里的慧昱一眼看到了庙门红墙的“诸恶莫作
《君子梦》把近现代史上的伦理文化运动串联起来，详略不一地展现了百年时期的中国伦理文化发展历程，如侧面转述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四维八德”的新生活运动和文革时期的“破四旧”、“批林批孔”等批判性伦理文化运动，详细描写“斗私批修”中的“公字村”等伦理文化建设实践和20世纪90年代伦理道德乱象，为新世纪伦理文化重建提供了历史维度。为什么许正芝的“君子梦”和许景行的“公字村”先后失败了？小说《君子梦》里的许正芝妻子的“阴吹”之病隐喻着这种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内在“疾病症候”：以所谓的“圣贤君子”来为凡俗民众树立榜样，不仅会难以培养出真正的君子，反而导致众多伪君子。把肉体凡胎的“人”来神化为高不可及的“圣贤”偶像来做众人典范，就会必然铸就圣人与凡人、君主与奴才的专制统治和思想压迫，并为专制压迫提供至高无上的道德性外衣。无论是宋明时代“存天理灭人欲”，还是当代的“斗私批修”，都是这种逾越于常人的“圣贤君子”偶像所带来的思想压迫和人的悲剧。因此，我们在新世纪重建中国伦理文化的时候，切不可不汲取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遗产，在倡导传统伦理文化优秀因子的同时，警惕其“吃人”内容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因此，重建新世纪中国伦理文化不能是传统伦理文化的修修补补，而应是具有现代性质的、适应现代生活的新质伦理文化。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严复认为中国衰落、失败根源就在于“民”的奴性、愚昧、不自由。《君子梦》中“公字村”的破灭和《双手合十》的一窖“残佛像”都谕示着传统文化自身内部的缺陷与不足，只有进行现代性转化才能适应现代社会语境的文化要求。“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此奴虏而已矣，虽有燠咻，燠咻此奴虏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 20严复从秦朝愚民政策、奴役统治谈起，指出中国民众长达千年的被奴役统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内化了的奴隶意识。梁启超在继承严复改造民众命题下，提出要塑造“改良人格，增上人道”的国家公民。21当代李慎之先生力倡公民教育，说：“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中国现在要赶上先进国家，要实行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被专制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发扬每一个人的本真人性。换言之，也就是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有人的觉悟的公民，成为一个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能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的公民。”22公民伦理文化应该是新世纪中国伦理文化的重要内核之一，也是这个有着浓郁专制文化历史色彩的中国现代化转型所迫切需求的现代性文化。
“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渊源的新。那种表面的上新五花八门，欺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23重建新世纪中国伦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恰好是一个重要入口和导入途径。从《君子梦》和《双手合十》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在中国民间还是很有影响的，因此，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生命力、可以进行现代转化的部分，融汇到新世纪中国公民伦理文化的建设之中，重建一种得益于传统文化滋养而新生的现代性中国伦理文化。
“我们得—切重新起始，重新想，重新作，重新爱和恨，重新信仰和怀疑……”。24作家沈从文以“人性小庙”的“湘西世界”，来重新建构中国伦理文化提供了独特思考。“我们有无必要、能不能在东方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一个道德信仰体系？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大问题。” 25半个多世纪后，作家赵德发先生怀着“伦理重建”的志愿以审美想象的方式绘就了一副20世纪中国伦理变迁的思想图景，为新世纪中国伦理文化的重建提供了历史维度和文学思考。
“文学就是我的宗教，写作便是一种修行。我必须像一个真正的佛教徒那样，用心专一，勇猛精进，这样才能求得开悟，求得创作与自身生命的升华。”26对于这个普遍浮躁、人欲横流的伦理危机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怀有慧心、定心和“伦理重建”志愿的赵德发先生会创作继续出沉甸甸的文学力作。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⑧⑨⑩1112赵德发：《君子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06、83、400-401、220、409-411、42、48、257、258、326、398、页。
⑥赵德发：《赵德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440页。
13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二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10页。
1415161718赵德发：《双手合十》，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3、67、75-76、76、113页。
19陈独秀：《青年杂志》1卷6号，1916年2月15日。
20严复：《严复选集》，周振甫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4页。
2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620页。
22李慎之：《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第106—107页。
23贺麟：《文化和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页。
24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11页。
25曹磊赵德发：《关于<君子梦>的问答》，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a02fac010004p8.html
26霍晓蕙 刘国林：《写作是一种修行》，《齐鲁晚报》，2005年1月25 日。[1]张丽军（1972—），男，山东莒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现代作家的农民观与农民形象的精神嬗变研究》研究成果之一，编号:07CWZ01；获“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上个周日，蒙青岛文友魏友太、周雁羽夫妇以及崂山区委办公室毕主任相助，我去崂山太清宫参访，贴几张片子在这里：
与高道长以及魏友太、周雁羽合影
三清殿前的牡丹开得正旺
早晨五点一刻。在混元殿前等待作早课的道长们
早课
法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