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信天游--章言

从贫瘠大地到诗歌高地

——新华社宁夏分社社长杜晓明专访“西海固诗歌四颗星”

    新华网宁夏频道３月３１日专电　“西海固作家群”“西海固文学”“西海固诗群”等概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并在九十年代得以巩固、壮大和引起国内文学界关注的，经过多年的发展繁荣，可以说，西海固文学的影响不断扩大，而西海固诗群的队伍也在迅速地成长，所取得的文学艺术成就，也在逐年地刷新纪录。其中，西海固诗群中，王怀凌、单永珍、杨建虎、红旗被认为是“西海固诗歌四颗星”，他们的作品多次问鼎《诗刊》《人民文学》《十月》《青年文学》《星星》《绿风》《中国诗人》《诗探索》等文学大刊，他们先后出版诗集《风吹西海固》（王怀凌）、《词语奔跑》（单永珍）、《闪电中的花园》（杨建虎）、《地面》（红旗），显示了西海固诗歌创作的强劲势头。《诗刊》《十月》《绿风》诗刊等刊物专门刊发西海固诗歌小辑，引起中国诗坛的广泛关注。

    新华社宁夏分社社长杜晓明（中）专访“西海固诗歌四颗星”王怀凌（左二）、单永珍（左一）、杨建虎（右一）、红旗（右二）。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多年来，西海固诗人在贫瘠深厚的大地上默默坚守，诗歌于他们而言就像是信仰，一样和蓝天一起在他们的头顶上放着光芒，西海固成为名副其实的诗歌高地。西海固诗歌为何出现了“井喷现象”？西海固诗人的生存状态和创作风格呈现哪些特点？新华社宁夏分社社长杜晓明专访了“西海固诗歌四颗星”：王怀凌、单永珍、杨建虎、红旗。

    杜晓明：你们是何时开始诗歌创作的，是什么触动你们诗歌创作的源泉？

    王怀凌：１９８５年开始诗歌写作，当时由于伤痕文学的兴起，校园内文学社如雨后春笋，很自然地我就加入其行列。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我想表达，故我写作。

    单永珍：１９９１年参加工作，分配到西吉县火石寨乡政府，寂寞、无聊的生活让我开始写作，加上大学学习的是中文，中文系的学生一开始都有作家梦，特别是想成为一个诗人。２０年过去了，我们班的同学，也就出了我这样一个写诗的人。

    杨建虎：也许我是命中注定的迟到者，虽然我对于诗歌的梦想在上中学时就开始孕育了，但真正开始诗歌写作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大概是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那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精神上的劳作者，我崇尚创造的欢乐，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红旗：我第一首新诗写于１９８４年，那时也叫自由诗。　“……我爱去山顶，爱傍晚登山，想和落日见最后一面。现在读读，还蛮有诗意。自那以后，十多年只有诗心，没有诗。直到２００４年，不知怎的闻到了一种香味，细细品闻，原来是根植于心的诗长出了苗。诗歌的源泉来自我对生活、生命的深入理解和不解。

王怀凌。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杜晓明：请谈谈你们各自的写作风格和方向。

    王怀凌：在西海固诗人中不乏优秀的诗人。譬如：单永珍，他写作风格粗粝，语言接近于暴力，他对西部文化的关注与考察、对民族宗教的信仰与分析，是很多文化人难以企及的；杨建虎诗风委婉，他忧郁而浪漫的诗句浸润着浓浓的故乡情结，总能时时触动读者的灵魂，引发人们更多的深思和反省；红旗虽然起步较晚，但步子迈得很快，善于吸收众家之长，是值得让人期待的。而我则以诗歌的形式呈现了西海固大地最真实的生存现状。

    单永珍：王怀凌的诗灵动、扎实，扑面而来的当代生活气息以及批判精神是他写作的美学风格和力量源泉。杨建虎的诗内敛、充盈，源自对自我心灵的拷问和对生活的表达是他的作品足以源源不断的问世。红旗的诗粗粝，坚硬，大地情怀与生命游走让他在宁夏诗坛成为常青树。

    杨建虎：著名诗人、《诗探索》主编林莽曾这样评价我们的写作：“西海固诗人的写作和追求更加纯粹，与诗歌精神的结合更紧密，更具强大的文化背景。王怀凌的诗对西海固的认知透彻、明朗，单永珍诗歌充满丰富的人性，杨建虎诗歌沉静而内敛、真挚而本色，红旗的诗歌也有独到之处。当然，我们的写作都是踩着西海固苍凉的大地，充满着疼痛与忧伤的思考，但各自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红旗：诗如其人，我以前早已在文章中说过。诗的风格是人本体的文字外露，自然，无法掩饰。如若不能让人之本体外露，说明这位诗人的风格尚未形成。

    从目前西海固诗歌来说，王怀凌的诗理智、针砭，单永珍的诗浩荡、含情，杨建虎的诗温暖、人性，我的诗奇绝、宿命。这与个人阅历、修养、性格、世界观不无关系。西海固诗人与众不同之处也在这里。他们相互补缺，但不互相模仿。包括现在活跃在诗坛的一大批西海固诗人也都各有风骨。

单永珍。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杜晓明：在诗歌创作上，谁对你们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

    王怀凌：起初最喜欢读泰戈尔的诗，喜欢那些长句，喜欢宋词。写作之初，受老师的鼓励，后来，又接受朋友的鼓励和监督，才坚持下来。

    单永珍：像我这样年龄的诗歌写作者，诗龄在２０年左右的，如果没有受过朦胧派诗歌影响的，那肯定是在说假话。而朦胧派诗人中，我最喜欢杨炼，他的文化意识和磅礴气势征服了我。

    杨建虎：从哪儿说起呢？最初打动我的大概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吧，上中学时我把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飞鸟集》《园丁集》，一句一句抄在笔记本上，在无数个清晨和夜晚，我独自阅读，享受无法说清的愉悦。以后便撞进歌德、聂鲁达、惠特曼、帕斯、里尔克等的世界。尤其是里尔克，他让我达到了心灵上的一种默契，让我感到了现代诗歌的神秘气息。后来，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给我的灵魂又带来了无比的欣悦，如索罗维约夫、茨维塔耶娃、曼德尔什塔坶、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诗，都对我的诗歌观念带来了冲击，使我的诗歌梦想继续上升。当然，除过外国诗人的影响外，中国诗人的影响却是潜在的，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到海子的诗，如一条蜿蜒的河流冲刷着我精神的河床。记得上大学时，我能将《诗经》中的上百首诗歌背诵下来。

    红旗：从外部影响我诗歌创作的人很多，例如：白居易、李清照、艾青、席慕容、海子、昌耀、林莽、老乡、阳飏、人邻、古马等，当然也有我周边的诗人杨梓、梦也、王怀凌、单永珍、杨建虎等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诗歌的、处世的方式，找到了镜子。我不断地鉴照自己，尽量让自己在自己的路上走好。

    但从内部影响我的只是我自己。我的经历，我的爱与不爱，我对诗歌的炽热，我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对真理的渴望。总之，诗歌是我的挚友，是我切肤的、生命的参悟者。

杨建虎。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杜晓明：你们最满意自己的是哪首诗？您认为它好在哪里？

    王怀凌：在第一本诗集《大地清唱中》我偏爱《西海固民间倒影》（组诗）和《麦鸟》；第二部诗集《风吹西海固中》偏爱长诗《西海固方志》。最近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首《中年生活》，也比较满意。

    单永珍：到现在，我还没有写出一首让自己绝对满意的诗。

    杨建虎：好像还没写出自己最满意的诗。

    红旗：《大汗》，这首诗是我满意的诗歌中的一首。它细腻、深邃、诡秘、镂空、宿命。我没有写汗珠诞生的过程，只暗喻了汗珠钻出人体的一瞬，和掉下去粉身碎骨的一刹那。汗珠是生命体，命运令他摔成八瓣，无可奈何。

    但这首诗至今没有找到读者。它的出生令我出汗，他的孤独令我汗颜。这首诗被读成了表面上的一个人。或许是我没表达透彻，伤了诗的“元气”，或许没有被承载整个诗意的“他”，消化掉。

红旗。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杜晓明：请你们谈谈好诗的标准？

    王怀凌：一首好诗，首先要让人读懂。读诗的人越来越少，是因为有很多诗写的拗口、晦涩，让人读后感觉云吐雾罩，不知所云；其次要有一点点思想、一点点情和一点点诗情画意。

    单永珍：诗歌当然有好诗和不好的诗的标准。我以为，阅读一首诗，好与不好的标准是在超越了技术层面后，好的诗歌，首先是语言的熟练程度，其次是情感的丰富程度，再次是在熟悉的事物中，写出陌生。

    杨建虎：我曾说过，写诗是语言和情感的双重冒险，一首好的诗歌，首先应该是美的，充满情感和语言的美好气息。其次，好的诗歌还要体现思想，用浅显的语言说出高妙的道理。老实说，现在我们不缺乏技巧，我们缺乏关怀，缺乏思想。在这个可以自主写作的时代，希望我们回到当下，回到生活，保持传统文化的根性，注重对现实的关怀，抒写人类共通的情感与存在，竭力表现美好的人性，不断推进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不断靠近人类存在的美和真实。

    红旗：如果没有标准首先就无法衡量自己的创作，诗歌也就没了高下与好坏。过去的诗歌有风花雪月，现在还有，这是诗歌所需要的调剂品，但不是好诗的衡量标准。好诗歌是一道伤口，是历史的，生活的，情感的、社会的内部流血，使皮肉结痂。

    杜晓明：你们如何看待当下中国诗坛？

    王怀凌：当下中国诗坛鱼目混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好诗不多，大多的诗人过分关注自己的内心，关注小我，个人情节化严重，但好诗还是有的。大浪淘沙，那些视诗歌为宗教、视诗歌为使命的人，终究会鹤立鸡群。

    单永珍：这个坛，与我无关，我只想做“这一个”。

    杨建虎：诗意的丧失，在当今已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在标明现代人理想和激情的丧失。很少有人坐下来磨洗自己心中的诗歌，很少有人来关心曾经感动过我们的诗人和诗歌。而一批诗人们玩弄形式，玩弄语言，倾向于媚俗，这一切使人越来越厌烦。当下的诗坛是泥沙俱下的。在我看来，诗歌就是诗歌，她永远是高贵而又神圣的，我在诗歌写作上最基本的态度是远离诗坛，不断接进诗歌本身。

    红旗：中国诗坛正在寻找。不是寻找方向，不是寻找出路，也不是寻找体恤，而是在寻找藏身之地。从当下流行的许多好诗中我读出了这一点。真正的好诗还没有找到读者和知音，只茫然地出生，然后呆呆地守望。读者在忙于手头不容脱身的琐事，知音还在船上，还漂泊在两岸猿声中。

    杜晓明：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对你们的创作哪个影响更大？或者说，在东西方文化的互补上，你们有什么成功的实践？

    王怀凌：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我的创作影响更大。现代新诗，说白了是中国传统诗歌之树的一根枝干，它吸取传统文化的营养，才能够枝叶繁茂。西方文化只是在技巧上给予了借鉴。

    单永珍：都有影响。特别是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至今是我写作的精神源泉。当代中国作家，在文化的继承上，还没有谁能打通东西方两大文化隧道，原因是，这两种文化，有时就像火车的两条铁轨，永远不会合在一起。东西方文化的书籍，多少都看过一些，至于互补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不知道。

    杨建虎：中国的新诗受西方诗歌影响很大，西方诗歌也是中国新诗的重要传统，当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必然的。反映在我创作中也是这样。

    红旗：诗歌是树，传统文化是土壤，西方文化是光和热，二者缺一不可。我在传统文化中得以母体般的滋养，在西方文化中寻找契机。接触西方文化我比较挑剔，尤其是文学翻译作品，我想从其中学到理性知识。《我发明了一个上帝》就是我尝试着让中西文化相渗透而写的一首诗。

    杜晓明：在诗歌的声音越来越弱的今天，你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

    王怀凌：我不管诗歌在今天如何沦落为边缘化，我爱诗，所以我写诗，我写给自己看，写给喜欢我诗歌的一小部分人看，这就足够了。

    单永珍：诗歌声音的强弱，与我们个体写作者无关，那是中国的文化大生态。我只想用诗歌这种文体，来表达对生命的认知，对个人心灵的喂养。其实，我的诗歌和散文，是互补的，因为每个文体，都有不同的作用。

    杨建虎：我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我常常一个人仰望天空中的飞鸟而陷入遐想。或许命定了我是一个可怜的理想主义者，但骨子里的感伤、软弱和善良却只教会了我对生命的敬畏和珍重。对我而言，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灵的需要。冥冥之中，我感到诗歌是一种飞翔的事物，她负载着我的爱情、梦想及灵魂的内在需要。而写诗，是我苦苦寻找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情感和语言的双重冒险。在生命的故乡，我一边行走，一边歌唱，祈求诗的诞生。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是“在真理中歌唱，努力表现向下的生活和向上的人性。我想我是在感受着另外一种呼吸。

    红旗：反响在诗歌上的声音越来越弱很正常，诗歌与利益无关，与楼房、轿车、美女很远。就像西海固的边远和贫瘠一样，不引人注意，也不为人在意。但诗歌是一种灵魂体，只有写诗的人和读诗的人才能体会到。只有用心灵看心灵的时候才会明白。物质不会令人走向更高的文明，只有心灵有所寄托才是最后、最高的人生境界。我期待着这个时代。

    杜晓明：西海固诗歌在中国的诗歌版图中处于何种位置，未来将如何发展？

    王怀凌：西海固只是一个地域概念，西海固有这么一帮诗人每年都能大组的在《诗刊》《青年文学》《人民文学》等国刊发表诗作，并能被年选收录，说明西海固诗歌在中国诗歌的版图上还有一点儿位置。起码在中国诗坛，有人提起单永珍、杨建虎、红旗等，就有人知道那是西海固诗人。有人说起西海固诗歌，就有人知道单永珍、杨建虎、红旗等人。未来西海固的诗歌在三十年内还不会衰落，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些年轻人的状态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单永珍：把西海固诗歌放在当代文学的背景下考察，我们的诗人还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还很弱，需要努力。有了我们这代人的勤奋，不久的将来，西海固必将出现像昌耀那样的大师。

    杨建虎：我生活的西海固偏远、辽阔，苦瘠甲天下。然而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却有着很深的一种元气。这里地域文化背景浓重，民族文化色彩明显，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在我的心目中，西海固永远是一个诗歌的西海固，是一个文化的西海固。我诗意地栖居在这块苍凉的大地上，我的思想延伸的方向，是在有限的生命中寻找永恒的家园。而西海固诗歌已日渐受到外界的关注，我和我的诗歌兄弟们常常在永不熄灭的传奇中眺望西海固的壮美。我希望我们找到灵魂的出口。　

    红旗：西海固的诗歌在板着脸看世界，世界也在板着脸看西海固的诗歌。看待事物的标尺自在世人心中，看待诗歌的标尺也自在人们心中。西海固是个地理边缘的诗歌重地，这已被事实证明。西海固有丰厚的文学和诗歌生成的土壤，逐渐被文学界认可，西海固将来会有一大批诗人涌上中国诗坛，也一定会诞生伟大的诗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