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苏的BLOG

有什么样的大人，就有什么样的儿童节

      前几天，我在转发一条微博时跟了一句：我从来没过好过一个儿童节。

      那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的子女都已经熬过了享受儿童节的年龄。

      但我的记性还好，确实在半个世纪之前，儿童节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无论在幼儿园还是学校，这一天都会组织活动，领导或家长会被请来与孩子渡假。为了这一盛事，孩子们得准备好长时间，准备期间要吃比平时多几倍的训，因为万事都要整齐划一，这对孩子来说，实在是个难事。跳舞的、唱歌的、献花的、给大人戴红领巾的，包括什么也轮不上，只管坐着看的，都得整齐划一：坐直，不准晃，手要放在背后，不许交头接耳，而且这一天，还得穿一模一样的衣服。我生活的年代，许多家长买不起这样的衣服，孩子跟着一起发愁，多数孩子最终解决了这一难题，少数实在解决不了的，就被赦免，可以不参加这天的盛会。我记得，这一天他们在街角，羡慕地看着别人，自己和被放逐了一样。

      作为儿童，我们巴不得儿童节赶紧过去，回到该怎样就怎样的日子。

      上小学也如此，但多了许多内容，得开主题大队会，得宣誓，敬礼、迎旗、送旗，仪式繁杂。

      我所在的小学苏化的厉害，队鼓队号之外，有一年还加了旗手吻旗。整齐的队伍顾不得划一了，纷纷歪头斜脑地看，但见一个女同学，单腿跪下，拉起大队旗，用嘴亲吻。多数人没见到过排演，所以很震惊，我们那儿的口语中，没有吻字的读音，通称亲嘴。大家觉得新鲜，也有些许的莫名感动。最后还是在对口令般的整齐划一中结束，大队长在台上捏起拳头用雁北口音说：“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供献终身——”，下边几千个学生习惯性地高喊“时刻准备着！”

      校长乃宣布散会，划一的队形终于可以涣散了，那边就打起来了。大家围住劝，直希望高潮迭起，以不枉节日还早早到了一回学校。然而老师拉开了，一个鼻子出了血指出对方控诉：他说，那女旗手和一块布亲嘴，还不如和他……

      老师断然喝止后，另一个恨恨地骂：“狗特务，告密者！”但马上他就被一个身高马大的体育老师拖走了。剩了那个流鼻血者，坐在沙坑里用拣来的纸塞鼻孔。

      像这样的节日，就还须延续一个尾声，在以后的几天，老师会通报那天的打架事件，再变本加厉，第N遍告诉孩子们：那不是一块红布，是鲜血染成。孩子们见过多少鲜血呢？也就是被打的那个孩子，鼻孔里流出来的吧？

      儿童没有行为能力，这个节日是冷战格局初步形成后，在莫斯科一个国际会议上定的。并不是孩子们的选择，所以也由不得孩子们安排。儿童们哪里知道设计和确定这个节日的大人们要干什么？所以这个节日其实是儿童配合国家的节。是为了宣传和诠释“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里花朵多鲜艳”这一主题的节。是以儿童为道具来表现这一主题的展览会。

      近年的儿童节是不是多了一些儿童的权利呢？好像听到有父母承诺儿童节礼物。有形礼物，价格可能有贵践，品味也许有高低，全反映家长的经济文化水准。无形礼物也许就有“报个班”、“学个艺”之类。

      反正都由不得儿童。

熟视无睹

     最容易被熟视无睹的是电影。说到头，所有电影不过都是在一块白布上晃动的光影。

     但人们会被它感动。文革初期，江青数落了那么多电影，做了一番大影评，不过是她个人的看法，但凡被她点到，悉为毒草。俗称毙了，她看得多，所以几乎全毙了，没点到的，也就剩《地道战》《地雷战》了。她数落电影时，也犯了熟视无睹的问题，她首先是被打动了，当了真，触动了她的敏感神经。照说她原先还是槛内人呢！

     毛主席晚年批《水浒》，我觉得他老人家也是被书感动了。感动到迷迷糊糊，甚至童心大发。小孩子看《水浒》也反对招安，因为把好端端的梁山葬送了。毛当时也是老小孩年纪，何况他天生颠覆性情，看书看的恨上了宋江也属正常，但他的地位不容他当老小孩，天神动了小孩子脾气，就害的全国人都得看《水浒》，都得批宋江。不仅批，还得义愤填膺，还得联系实际，从中央到地方，都得找对应人物。

     所有文艺作品都是思想和科技的产物，非常虚拟，不杀人不放火，对现实秩序没有威胁。但中国一直有文字狱，闹的做坏事都不如说错话危险。这当然纵容了做坏事的行为，同时又阻遏了思想的自由。还养成了知行不一的虚伪，至今，许多事还是能做不能说，后人对此定会感到奇怪。

     右派分子，以及文革被整的，没一个有刑事犯罪或民事纠纷问题，全是祸从口出。一个政权要管人说什么，就必然管人想什么。但想什么——这样的事你管得了吗？执意要管，必然是胡闹。而且会万马齐喑。或万马假嘶。

     我上小学时，有一天下学后，老师又匆忙把所有人叫回来，请病假的也派人叫了来，非同寻常到让人以为是天塌了。之后老师哆里哆嗦念了若干句子，让大家写，写前特意强调：不是考试，字千万不必写好，平时习惯怎么写，就怎么写。

     虽然还小，听了这话也心里发毛，多数孩子都悟到，其中必有缘故。老师念了几句政治口号，含“万岁”、“打倒”“国民党”、“共产党”、“毛主席”、“蒋介石”等词汇。我悟出来可能是要查对笔迹，由于我小时候字写的很成熟，生怕因此被误捉了去。所有孩子都受到不小的惊吓。若干天后，老师奉命解释，就是因为前一段校门口出现“反标”。现已破案云云。我悬着的心这才放下。然而又好奇：什么“反标”？竟然要查每个孩子？老师宣布，这条“反标”不能说，因为反动到“不能重复”。

     这样的事，我这代人不陌生，但“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荒唐至极就在于空对空。由此生发出许多熟视无睹的事，他思想不好，彻底批判某某思想！反对精神污染……

     物质污染可以不管，精神污染绝对不行。那些年就这么个意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国人民一条心，类似口号也是熟视无睹。其实怎么可能？这种认识导致改革开放的目的还是“某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特色”也熟视无睹了，其实是一百年前的老货色。

     西学日渐精进，虽然闹金融危机，科技还在发展并应用，电影竟采用了3D技术，戴了大号特殊眼镜去看了场《泰坦尼克》，作为老古董，不大适应，心想，我才不在乎3不3 D，只在乎故事，看完还抱怨，戴那么长时间特殊眼镜，实质上是逼着观众当了三个小时的“对眼儿”！

     过了几天才想起，在我已经不能不听立体声的时候，也有朋友说，并不在乎立体声，半导体听音乐也不错，有喜欢的旋律就行。能将就，能凑乎，不进取，显然是有违西学的。

     人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是复杂的事，姑不说，但总在走着，总得在过程中调适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抱持僵化观念肯定是不对的，更不对的是他自己僵化，还不许别人不僵化，这可能吗？有人就这么做，什么理由也不说，只说“绝不”！

凭什么跟我谈信念？

      一位9年未见的同事，忽一日来访。本是件好事，但正如我预料，坐未久，不顾我们百般打岔，使劲忆往事，扯闲篇，终于正襟危坐，扯开了显然有备而来的话题。

      从更早以前谈起，说认识我之前，就告诉过我真理，之后怎么曲曲折折，没有说透。显然现在是要拉开架势，往透里说。

      出于礼貌，我任其宣讲了半小时，之后不顾一切将其打断。我说——

      就算我承认你说的是个道理，也属于关乎信念的事。我已年近花甲，早形成了我的信念。我的信念是经验和知识给我的。比如，现在我一天到晚坐在家，生着病，不能行动，但还挺充实，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但我乐意，因为我可以自语而不被当成疯子。再如，我不认为做生意是个占便宜的过程，是一份利益大家轰抢的过程。我也不信六七十岁的成功企业家，是一辈子占便宜占出来的。我也不信积善就必然享受，更不信那些不幸的人，是前世造孽的结果。尤其不信的是，做点好事是为了获得自己的拯救这样等价交换的事。

      周六日的白天和傍晚，我在院子里看树、看花、看我家的迷你菜园，感觉有意思，晚上抬头看天，觉得有内容，这些内容不是用来换钱花的，也不是诗歌和散文的素材，所有这些，都基于我的信念，我不认为这是真理，但它是知性，是我的感觉，是我理解到的自然，我从中获取我必须的生命力。

      我们过简单的日子，一整天都在相互等待，在期待很久的团聚后，我们也仍然什么也不做，只是珍视现存的平衡罢了，有这个就足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平衡是短暂的，迟早会被打破。能多在这一平衡里过一分钟也是好的。打破既然不可避免，那么破就破了。所以才有我们的勇敢（或者谦称为胆量）。这种生活方式来源于我的信念，它已经不可更移。你以为你可以用你的真理来改变我吗？而且，别跟我谈真理，假设你那个真理真能说圆的话，也顶多是某一信念链条上的一个小环。是个破碎的东西，在信念这个系统里，没有叫做真理的东西。最多这个系统中某个模块有点像真理的模样而已。

      正如我绝不打算改变你，你休想改变我，因此，我这几句话，仅仅是为了叫你少费口舌，别再说下去了。出于礼貌，我咽下去最后一句话：平白无故到我这儿来谈信念，本身就是对我的冒犯。

      看来顶了一小时左右的用，吃饭的时候又借着抱怨社会，开始宣讲真理，我唯有赶紧结束这餐饭，马上送客，并且拒绝了其趁机表达的要求。我不信有什么好社会，更重要的是，好社会，歹社会与你的真理毫无关联。

      事情过去几天，每每想起就像吃了苍蝇，真想在房间里写一条幅：免谈真理。

      莫说这一层级，就是再高一等级，看到宣讲就会反感。

      我已经知道了我应该知道的一切。

伤害

      我一向对问及我的人说，我没上过中学。说的多了，连自己也觉得我确实没上过中学。

      但直到目前，我来往最多的同学，全是中学同学。单是今年，在京的几位，就已经聚会了两次。

      可我的确没听过一堂中学课，甚至没进过中学校门。

      凡事遇上文革，就不可理喻，我的上中学因此也成了需要解释的事。

      1969年，上边提出了“复课闹革命”，关了三年门的中学，一下要收纳堆集了三年的小学毕业生。站在当时当局的立场看，也真是件麻烦事，他们当然也是短期打算，稀里糊涂，全不管这些学生进来怎么办，反正迟早有上山下乡一条路，日后学生的出路，只能是各自想办法。我作为最老一届的小学生，也被轰进一所中学。由于“老”，知道上这场中学，不过是走向未知前程的短暂过场，便很不当回事，接到通知连去都没去。

      但之后却去了这所中学的一所“别院”，这个“别院”离“正所”有半条街道的距离。童年时我路过时，那个院的门楣上，挂着一块匾，上书四字：“前进公学”。匾为绛色底，青绿字，很漂亮的行书，左边题款为：“九三学社办”。

      我是最早为“小升初”而感到害怕的人之一，回来问父母，什么叫公学？要不要考试？父母想了一下，说，公学是不要考吧。

      我当下便说，那我就上前进公学。冥冥之中似有天意，不料竟被我一语言中。

      当然，我进入这个院子，它已不属九三学社，也不再是前进公学了。大门里是个很大的四合院，正房大概横跨五樑，有柱无墙，全部打通，轩敞有大雄宝殿之概，两侧厢房空空如也，无论正房还是厢房，都很破败，蛛丝儿结满雕樑，唯倒座角落有户人家有烟火气，大概是九三学社留守人员。这个院子是怎么落入我上的中学，是霸占还是巧夺，产权究为何属？背后肯定有故事。

      几十年后，我回去看，院子南屋破墙改成了门面房，开了家小面食馆，老板面相，就是原先住那儿的九三学社留守人家。只是原先的小媳妇已熬成了婆，专管在后厨煮面。悬挂前进公学匾的大门已被砌封，徒留原先大门的檐首，门面房开了双扇玻璃门，贴了四个剪下来的幼圆体字“小兰餐厅”，专卖粗粮面食，级别属引车卖浆者流，前进公学的那点残余体面，已不剩丝毫。所谓小兰也者，想来就是当初那户人家，唯一敢躲在墙角，睁着大眼偷看我们的那个小丫头。

      我首次进入那座院子，是被一个发小拉进去的，他的行径，当时被我视之为背叛。他小我一岁，比较进取，也知道我不屑于上中学，但举报了我会拉提琴的事，我于是被传唤进去，面见了一位脸黑如山大王般的“老师”，我才知道，这所“别院”，是我所在中学的宣传队驻地。当晚，我把告发我进去的小哥们儿训斥了一番，嫌他陷我于进退两难之境。他是怎么吃我这顿训的，我已经记不得了。

      之后，我就天天到这个院里，和一群男女，吹拉弹唱，渐渐和进了勾栏瓦舍一般，居然乐不思蜀，又纠集了几所学校的同好，天天厮混，渡过了一年多猖狂而快乐的生活。

      这一年间，我的名字一直被写在学校“正所”大门的旷课名单里。一年后，宣传队解散，大家在欢乐的颠峰，劳燕分飞，作鸟兽散。我和多数朋友不出一礼拜内就相继上山下乡，彻底改变了环境，仿佛下了地狱，把那个院子就此封入记忆。像沉埋于地下很深的共同遗产。

      就刻骨铭心而言，青少年时期的一年，差不多相当于成人的三十年。所以，我有中学同学，而没受过中等教育。就知识结构的搭建而言，永远缺了这一块。说没上过中学，是铁定的事实。但这特殊的一年，又比正常的小学和大学更难忘，与这一时期的同学便一直保持了联系。

      上周日，我们再次聚会，聚会时间是在一个消息，或事件还没发生时就定下来的。及至见面，大家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把事件与消息传播了一下。有人问：这是为什么呢？那么体面的人生，何至于那样？还要采取那么极端的方法？我只说，大概每个人生活中都有些非常隐秘的痛苦吧。

      自我接到通知的那天，于震惊之后，便开始寻找那种痛苦了，我断定那痛苦就是杀手。

二

      我和他至少有二十多年未见面了。或者说，我们和他都二十年未见面了。这几天，我一直想，也想不起他是怎样从我们之间淡出的，问了几个老朋友，他们也一样不知道。他有怎么样的家庭？娶了谁作太太？总不会没太太吧？大家都在问，都在猜。按说，对如此远离，而且已不再熟悉的老友，关注度不会太大了，但我又觉得这位兄弟从来离我不远，甚至近到我都能看到他心上的伤痕。

      几天前，得知他跳楼自杀后不久，我便渐渐记起，很早以前他就告诉过我，迟早他要这样做。在我因他举报，并把我拉入前进公学那个小院之前就说过。

      夏天很晚的时候，他苍白着脸来我的小屋。我并没有太感到奇异，因为他的脸似乎向来是苍白的。他说，就在今天，他亲眼看到一个人死了。我问他：亲眼？他轻轻回答说：亲眼。我追问：从没死到死？他说，对。后来瞳孔散了。我很惊愕。之后他看着我说，其实一点都不可怕，真的。

      就和实在想不起他是什么时候从我身边消失一样，我也想不起他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边的。

      我们从小住一个大院，他的家庭条件很好，父母和气，只有他和妹妹一双儿女，宛若金童玉女。有短暂一段，他父母与我父母住在东二楼紧相邻。一个星期日下午，忽然听得他妈妈大喊我的名字，因为当时楼里除她母女就只有我在。我应声而出，她妈妈急迫地说，妹妹滑楼梯，摔下去了！怎么办？

      我小时候死脑筋，简直到了不大够数的地步，竟关切地问：死了？死了吗？至今记得，我害怕极了，怕看到坠楼而亡的身体。我正问着，他妹妹一步一步慢慢走了上来，好像从地平线上升起一般，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完全失神了，我这才敢过去，与他妈妈一起把她扶到床上躺下。看着她安静地闭上了双眼。

     坠楼之谶，莫非从那时就开始了？只不过不是妹妹，而是哥哥？

     我没和他说起过这件事。他与我交谈过许多灵异之感。比如，忽然会有一刻，好像以前经历过，我也有同感，并且在这样的经历中，似乎能预言马上在场的哪一位会说什么，而马上果真就说了什么。而且说着说着他和我都感到，此刻正在发生着这一现象。其情其境不可解释。我们于是想，前生与来世是可能有的。

      不知他有怎样的背景，有时还和我谈天主教堂的事，这我可一点也不懂。但我分明记得，他拿来些福音书和唱诗班的歌谱。包括韓德尔《英雄今日得胜归》和《荣耀经》、《圣母颂》、《哈利路亚》以及有关门德尔松、巴赫的介绍，一本标为“音乐神童、死神的阴谋”的关于莫扎特的书给我印象最深。全是泛了黄，有霉味儿的书。这几本书，成为我们学习音乐的启蒙教材。

      多数情况下，他敏感、甚至多疑，易受伤害而不会反抗。当时这样的性情是不受孩子们欢迎的，他很委屈地对我说，“难道他们就不喜欢女孩子？只是他们不说就是了。”至今，他噙着的眼泪，还在我眼前晃动。坦率讲，我不喜欢他的软弱，并且常常予以训斥。那时候，我认为既然来到世上，就要做个坚强的人。我用断然的简单，试图了断他的愁苦，他一般愿意接受这样的了断，但我对他的复杂性又很欣赏，因为可以共同分享音乐。一度时期，能够与我共同对音乐作品中某些细节有感悟的，唯他一人。为此，我们一同受到过其他朋友的嘲笑。认为我们是故弄玄虚。

      之后圈子大了，他大概日益难以融入，在大家不知觉间，他渐渐消失了。在一个热闹的集体中，一个孩子渐渐淡出，是不会引起人注意的。后来我想，他一定是受到不少的冷遇。如果他活着，我大概不会去推知他受冷遇的滋味。但在他已经死去的今天，我们如果仍然不去推知和体认他在冷遇和被忽视的滋味，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杀死他的刀子是什么。

      孩子的自尊伤不得。但孩子的自尊最易伤。甚至防不胜防。在他自杀的这几天，我恰好刚刚看完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小说《白夜行》，得知他自杀身亡的次日下午，我又开始看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电影和生活的两下夹攻，我看到几乎崩溃。受到伤害的孩子只有两个出路，一是终生反抗；二是彻底遗忘。我们每个人都受过伤害，也伤害过别人，多数人启动了遗忘程序，但总有人会形成情结，伤口结不了疤。

三

      在我不再见到他后，事实上他已经非常风光。有那样的身份地位还要自杀，足够悬疑小说家们再写一部小说了。

      就境遇而言，他早就很顺。我和另一位朋友还在当流浪汉时，就专程流浪到他做工的工厂去看望过他。我们的生活还一无着落，他已经是生老病死有依靠的正式的国营工厂的工人。但我们看到他在那儿生活的相当孤单，我们甚至从他的工友那儿，了解到他的不合群和难与人同。

      此后他考上大学，之后更上层楼，就境遇而言，简直超额实现了他的梦想。我和他曾在一个培训班接受短训时见过几面。他很兴奋，多次对我说：“我实在太喜爱我目前的工作了。太喜爱了！怎么办呢？”说实话，这样的话我绝不敢说，一是我确实不喜欢我的工作，二是纵然喜欢，也不敢说这么满的话。

      也许从那以后，他就进入了一个花花世界，春月秋风，快如梭的日子飞逝而去。

      大概是1986年冬天，晚上十一二点的样子，我送女友回家，空无一人的马路上，忽然幽灵般出现了他的影子，近前一看，我们互相认出对方，那地方正位于他家和他上班的地方之间，大概他经常加班加到这时。于是女友自己回家，我和他在寒风中聊了起来。主要是他在说，我听着。还是聊他的工作，有很大成绩，有很多见识。在马路中间，聊了不短时间，之后告别。那就是最后一面。当时，我已经十分不喜欢聊工作了。即使现在，老朋友见面，哪怕胡说几句废话，也懒得聊公务。所以我离开他后，觉得他大概是非常得意，并为这种得意而生出几分担心。那不是一种异化吗？

      当时我们都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应该知道在好事面前要时时保持警惕，保持距离，有如艺术作品中的间离效果和节情，要能够收敛，藏锋，要防着好的反弹力，那股力量几乎是任何人难以抵抗的。

      他离世后，我开始从互联网上找一些消息。我的心得是，当今的城市（不知包不包括农村），每人都生活在各自的圈子里，这些圈子外表都大致相同，吃喝、照相、旅行、办网站、开论坛等等。都试图标新立异，享受生活。他的圈子缺少一种能够润滑精神的东西，太正，缺少一种嬉笑怒骂的邪性，我说的那种正，欺骗性很强，对人的灵魂没有作用，许许多多过往的事实都证明，“正气”无法挽回想要离世的人，甚至不能使人宽心。而邪性却是一剂良药，且不说邪性的爱了，哪怕骂一句：滚他娘的！也比说一堆正话强出万倍。

      他是个敏感的人，自然构造比较复杂，复杂的人不能没有操控和驾驭复杂内容的另一套系统。一般说，这二者应该是匹配的，一旦失衡，操控性不升级，而复杂的内容还不绝装入，整个系统必然崩溃。如果有足够的认知，知道我们的操控系统简单，我们还是做个简单的人吧。既不累，也易于管理，易于与人交往。

      谁能免得了被伤害呢？谁能免得了伤害人呢？在这个问题无法避免的情况下，一要看到伤害人的东西是什么，二要有淡然遗忘的办法。我们不要相信谎言，最不要信的就是女孩对男孩的咒骂，因为那恰恰可能是出于爱慕，也不要信力量的惩罚，因为那实际上是对灵魂的欺辱；不要做伤害孩子的小事，被伤害的孩子可能会终生受害。

      至于我的老朋友，既然愿意，而且已经离开，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毕竟他办了件世上最难办的事，从伤害中彻底解脱，虽然惨烈，却永远免于缠绵病榻，好死胜于赖活着，在总归要去的关口，痛痛快快地穿过去，他让我们受到剜心一般的伤害，并深深自省。可堪告慰的是：事情在他那儿，终于完全结束了。

      但大幕不会因此合上，万事都在继续，照样还会有灵魂不支持精神的人会选择离去，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临时工、凑乎活、将就过

     在某人微博上看到，类似“人人都是临时工”这样的话，我就跟了这么几个字。

     从我家门口看路人，单从形态和模样上就可以认定，过来过去的，都是临时工，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方杂处，皆为打工者。拐弯大路几家店铺也常易主，捞一票就走，或见势不妙，及早抽身。总之，来来去去，悉无长性，而我们的小街，更像一条过街天桥，或过道、走廊，没有引人驻足的场所。很少有人注意到，居然还有十几户定居的人家。

      这地方官名叫开发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人工制造的城。许多地方都有这类去处，通常在城边，往往寻一处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地方，领导一指定，便投资开发，开发第一动作，就是大拆，先弄个“七通一平”，白地一大块，等于备好白纸一张，以画最新最美之图画。之后招商引资。故所有开发区的外貌必是“树小墙新画不古”。

      三十多年过去，许多开发区都应了“有心栽花花不开”之理，反到是先前未被看好的地方，由于区位或其他优势，无心插柳柳成荫。

      开发区是人工配置资源，当官的配置资源，干不成，负责的干部要担责任，管事的要想做成事，只有一途，即贴本生意，并把这四个字置换成“优惠政策”。

      我过去也曾在沿海与一家开发区打过交道，那儿的干部为了让企业入住，开出的条件令人惊讶，几十亩土地白送，减免税费几年，免费给你建房子，给你弄保税区，听来听去，就是只要你来注册，给他个说法，哪怕即刻就走也行！为此，考察之后，他还尾随着你，时时勾引，方法很多，如同“拉客”。拉到大客，于管季会主任升迁有利。这个头衔显然是“临时官”，“管委会”相当于维持会。这个主任没人终身去干。

      所以，开发区总是一片片占了茅房不如厕的主，建材全是塑钢，一看就是临时建筑，蓝莹莹成片，与地震灾区相仿。我们这个开发区，干脆拉来一家轻钢公司，专为别的开发区提供临时建筑的建材。

      开发区对谁都终非久留之地，从头到尾，彻里彻外，全是临时工。今天看来，开发区应属改革的学费。它的贡献，大概是引进了一些现代工商概念。搭进去的是成片的土地与冲动性谎言。中东有“以土地换和平”之说，中国的开发区，是以土地换理念。理念如今已有，开发区也就废了。

      命中注定，谁都有未定之天，我们便莫名其妙在开发区当上了久留者。一住已十五年余。亲眼见开发区长期“豁然开朗，土地平旷”，阡陌交通，临建俨然，成片硬化，不能稼穑，更无农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孤烟也直，落日亦圆，有楼兰之沙化状，无一丝考察之价，厂无工而门九空，苍苍然日益凋敝，衰意十足。访客宾朋皆不至，来不易兮去更难，

      作为荃不察而误入的居民，除为避乱，无人有归宿感。虽有楼房可住，小院可居，却与落魄荒野无异。

      幸有互联网，乃华山一路，与世可通，但上周一场雷电，线路即断，当下与世隔绝，路口有堂而皇之电信局楼一座，与开发区俱成，早已陋室空堂，珠丝雕梁，前往报修，竟然受理，但两日不见人来，频繁电催，答曰已去，终不见至，急如星火，至晚接来电，言道：经查系外边电缆故障，非一户小毛病，故今日不能来修，请谅解。无奈，便安排其他事项，打算外出，未及出院，即见一临时工，仰首看线，似要修理，一问果然，绕院半匝，找到断头，以胶布裹之，网络复通。虽见怪不怪，仍为电信客服胡说八道慨然！编谎而有细节，非生手也。来者临时工，告余不来者亦临时工，人人瞎混，过一关是一关，落草在开发区，即为临时人，虚无的空旷中，活出临时的人生观。想大觉悟者，无须他往，径去开发区可矣。

      岂料，刚送走电信临时工，天已黑彻，有线电视临时工又至，由于我们基本不看电视，有线坏有多时，而未报修，为报电信故障，顺便报了同在一路的有线电视。居然真来了。该临时工修理一番无果，劝曰：某公司网好，请赴他处入网。行前复嘱：不足为外人言也。

      一日两次修，只有一声叹：噫！

        花开无声

     白天我总在楼上的书房里，周六晚上小马回来说，院里花开了，下去看看吧！遂扶我下楼，时已黄昏，在楼梯上，远远隔窗子就看到那株玉兰。真如惊鸿一瞥，我们的玉兰居然能这么美么？

     虽然我不是不自信的人，但从小到大，侍弄什么也不是很成功，文革后有部电影叫《牧马人》，天使般的女主角有名台词：“干什么，成什么。”对我有刺激，因为我与她相反，曾经跟风养过兔子、猫、热带鱼，全都失败，对花花草草更无兴趣，种个向日葵，也是光长个子，结不出籽。

     要么是粗心，要么是无心，不止五谷不分，几乎所有植物都不识得。暮春时节，父母带我们到公园看花坛的姹紫嫣红，一概不以为美，只想划船。

     下放到农村，漫山遍野的玉茭子，单调乏味，单是那无边的绿，就让我烦透顶。那时还养过鸡，在我的饲养下，它们个个都是怂货，没一个敢走出院子，任由别的鸡进入自家领地，毫无捍卫之意，还一味客气退让，自家一伙躲在墙角，游离于群众之外，让人家占据院子中心，大摇大摆咕咕叫，觅食、嬉戏加交配。我看不忿，出去轰，每回那帮客鸡都呆立莫名，看着我不动，而我豢养的那几只，却吓的上树上墙，还大红着脸。我姨儿恨恨地说，鸡狗随主人。闹得我也败兴红脸，觉得我到是随了家鸡。

     小时候，大院后边有个后花园，全是花，我对所有的花全无感觉，只记得花匠开恩时会给我吃石榴和无花果。好像我只长了嘴而没长眼睛。就这目光，还学过一场画，还出去画写生，实话说，我都不知道该看哪儿。也就是胡乱涂抹而已，大家的要求也不外乎是弄到和某幅见过的印刷品相仿，就算成功。我才不会像梵高、修拉似的，看见颜色和光就会肾上腺素分泌。对他们的激动，和激动后的反映，我颇不解。

     如此冥顽不灵，还学《离骚》？幸好那时已中年，知道“硬学”之必要，如修行般通篇生背，好费劲呀！花花草草有那么多写头吗？背的时候，对屈原的怀疑或反感，远超出对他的欣赏。以当时之见，觉得那么长的文章，完全能用三五句话说清楚，犯不上如此啰嗦。

        对绿色没兴趣，兴趣在红尘。国事、家事，样样关心，重义理之辨，讲格物致知，但功利是核心，世上只有一条道，就是从修身，一路走到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不包含风雅，实事求是地说，在我那个年代，没有风雅，只有附庸风雅，为此愈加远离。吃，只为饱而不为味，饮，仅为渴而不问甘。觉得糊涂不难的时候，是真糊涂，结果红尘打滚几十年，一晃就出来了。

     出来再看自己，赤条条啥也没有。估计当过总统出来，也不过如此。服务过社会，知道点事儿，说到头与己无干。

     几年前小马在院里种了些树木，但我们又移住他处，达六年之久，漂泊中偶然看到，这些树木守在院里自在开落，令人感怀。及至再度搬回，这几棵树成了我的伴。红尘日益远去，身边最贴近的就是它们了。年年开春，我都盼望嗅到它们的气息，生怕熬不过严冬，出什么意外。每逢这个季节，我会出去，在小区转一圈，挨家挨户看别家的树，与我们的比较。

     前年，樱花生虫，请一老农治理，岂知该老农如蒙古大夫，喷了一通猛药，大半树的叶子全掉了。剩下的也都枯萎翻卷，我们感觉一点办法也没了。没料到来年春天，它竟然满树花开，并且怒放。

     惊喜和感激之余，我们发现在树的底部，分泌出大量的树脂，凝结成团，晶莹剔透。有人说这就是沉香，极其值钱。我们感觉这话是对我树的严重亵渎。因为不管叫什么，它是樱花自愈的抗体，是大化的见证。

     夏天到秋天，从傍晚到夜里，我都会坐在院子里看树，一句话不说。树枝和它背后的天空成了我的伴侣。与它们的对话，非人言所能表达。前些日子，感觉很久没进城了，为送一个朋友，一同到灯红酒绿的CBD去了一趟，结果是毫无新鲜感，还心生厌恶，巴不得立即回到树边枯坐。

     在全面整治完小院之后，小马去年又种了新品种，等于种了些担心。一冬天过去，竟然经冬复绿，玉兰竟开成这个样子。

     上周我看邻居家有两株玉兰开了，我们的还没任何动静，今天一看我们的，别人家那玉兰就不能叫玉兰了！

     过去我见到过最漂亮的玉兰是在京西大觉寺，树冠大，有年头。但那棵号称玉兰王的树，花也和我们邻居的一样，充其量也就是花罢了，而我们的玉兰简直不能叫做花，朵朵都大，如“五魁首”一般张开大手。一点也不是喇叭样，而像一张张温润的大手。

     我不能免俗，信不过眼睛，非要拍照片，但天已很晚，那也得拍。于是用闪光灯拍了，想着第二天白天再拍。次日拍了一天，晚上发现相机数据线坏了。再过了两天，兴尽而去，无心找线？只能说说了。

还原为人

      刚刚在微博上看到一问：

      文革造成了那么多畸形人格，得多长时间才能还原回来呢？

      还原二字用的非常准确。

      经历过文革的人确实有如从里到外换过的一般，诚如发动者所说，那场革命触及灵魂，并更换了灵魂。

      且不说谁的主意，像我这年龄的，当时才13 岁，但从更小就知道一个词，即：革命。这无疑是中国几十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对那时代的小孩来说，革命就是好与对的同义词。革命人，当然永远是年轻，革命歌曲，必须要大声唱；此外，革命队伍、革命青年、革命工作、革命文化、革命事业，不一而足，后来我到印刷厂，看到拣字车间里这些铅字都是焊在一起的。所有以革命名义的存在，构成我们生长的环境。毛主席、党中央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个概念，真实存在的就是身边这些队伍、岗位和具体的人，和人的行为。

      对民众的教化，就是要所有人成为革命的人，上面制造了许多榜样，几乎每隔半年不到就出一个模范，供人学习，如同不断燃起的光源，绵延不绝。宣传部门用最容易接受的方法，大喇叭、报告会等手段，把这些携带着革命内涵的范式贯输到人的大脑中。任何时候都有易受感的老太太、中年妇女、还有半生不熟的学生，先去受洗，哭的泪流满面，很快就产生出新的语言，让大众感觉到某种新意。

      教化过程是有变化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榜样的内含主要是听命，塑造奴化性格，只要正确，叫干啥就干啥，只要是革命，纵死也甘心。文革后发生变化，开始掺进了斗争内容，一下子，姑娘不爱红装爱武装了，男人也拿起笔做刀枪了，一种自以为是、百战百胜、不畏强敌，滔滔不绝、能言善辨的榜样出现了。

      自豪的身穿退色黄军装的青年男女从大地方串连而来，土头土脑的小地方人，也到北京串连而去，那叫一个开眼！那种声势，那种集体情感，那种崇高感，红海洋，来自天安门城楼上的狂热煽动，连忠厚的总理嗓子都喊哑了！

      新的时尚于是乎渐渐产生，滋漫，令人向往。谁不想神气活现？谁不想安全而强大？

        文革初期，以我的年龄，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但我们学校居然软磨硬泡，市红卫兵纠察队批准成立了“少年红卫兵”，戴上了红袖章就为在街上走，好像走T台。等待着羡慕的目光。

      正来回走着，迎面来了一双男女，均是正规红卫兵，亲不亲袖章分，看到我有红章在臂，过来就塞给我一大堆传单，命令我下午发完，开始我还发愁，旁边有人出主意，上电车上发，我说没钱买票啊，旁人说，这孩子真是一根筋，你是红卫兵！还要什么票！于是很心虚地上了电车，果然没人要票，售票员还大声让乘客把靠窗的位子让给我，以“协助这位红卫兵小将的革命工作”。

      那时的我真是愉快莫名。这么简单就参加革命啦？满车人都向我伸手要传单，一一分发的时候，我很神圣，像活佛给信徒们摩顶。传单多的很。坐了一圈，也没发完，还是靠人出主意，在车开到闹市街口的时候，我呼啦啦一下，把剩下的传单全撒出去了，街口顿时大乱，行人和自行车全拥过来，横七竖八挤成一片，我面前是如林般高举的胳膊，混乱之中。我请售票员开了车门，下车走了。

      爽然若失的是，一下车就没人认得我了。我连一眼都没看到传单上写了些什么，却让我很满足了一场。从世俗的角度看，是出了个风头，扮了个施与者，但施与人了什么？不管是什么吧，被施与的人也很满意，一想起那时候的我，就想起《悲惨世界》中那个唱着“是伏尔泰的错呀…”的孩子加夫罗契。这一过程成为我十年间唯一风光的时刻，因为很快红卫兵就解散了，全国都换成了“造反派”的天下。但造反派沿袭着同样的风气和内含，他们同样在制造着那一时代的时尚。只是成员平民化了些，霸气更足些。诉求也更具体些，经验更多了些。

      持续的革命，产生了注定难以铲除的世道人心，永远把个人藏起来，拿国家、民族、集体、人民说事，预设假想敌。斗争与胜利、积极与反动等二元对立的思维范畴，好像罩住了人的头脑。即使改革开放，用以推进的思想方法也并没有完全摆脱与更换。为革命而富，就富得有理。脱贫致富得符合革命目标，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有了这些说法，人们才敢致富。致富才有道理。哪篇社论也没说，很简单，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说了就是汉奸言论。

      在我们这一代人中，生活战斗化者颇多。岂止生活，连工作都战斗化了。斗争哲学一直植根在大脑，只看过对立统一规律，只知道唯物与唯心。总觉得生活在斗争中，时刻存一颗防人之心，多疑，所以老生暗鬼，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总要从别人随便一句话里听出弦外之音，过敏到极不平和，认定矛盾永存，同事、同学间没有无缘无故的友谊，生意也绝没有双赢，“能战方能言和”，策略即是厚黑，功利主义，目的是一切。这种人没有任何情趣，谈爱情就是马克思与燕妮，谈思想就是艾思奇，谈胜利就是四渡赤水，……不知多少该矮下身子补课的功夫，从来不下，耐不住半日的寂寞，有种永远争胜和挑战的勇气，号称原则上绝不让步。说实在的，靠着这种精神，许多人在改革后还当了官。

      文革的思想方法继续指导着这些人，重要的原因是，文革的环境依然存在，那套方法还非常有用。

      上个星期日，丽日当头，我到院子里晒太阳，传达室老头看见一冬未出屋的我，很感新鲜，在我家门口过来过去，就为隔着院门和我聊聊天。这老头一向顶头碰面先要说他先前“成份高”。算是自报家门。有如京戏中角色，上台来先说句：“某，某地某人是也！”之类。也是因为“成份高”目前不是问题，反到比“低”有面子。接着就跟我聊起了那时代。头回路过，聊了一小时文革时村里的的大批判，那叫一个血淋淋；二回再来手拿一支电灯泡，搬梯子爬上路灯杆。叹道：“有年轻的，可人家不上，唉！谁让咱是毛泽东时代的人呢！”

      我晒太阳时，总是很多虑，马上从老头的“分裂”中感觉到普遍存在的“分裂”，文革的教化，实在非常复杂，它盗用了许多世事经验，装进了三教九流，正邪杂说，开动最厉害的宣传机器，加上暴力，使劲盥洗人们的大脑，巨大的声音，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用最普及的形式，将教化的思想植入每个人的思维，有文化的、没文化的，识字的不识字的，概莫能免，阳光下忽然想起微博上有人说，文革是文盲的革命，感觉此说太小看文革了，也许说这话的人，仅仅为表示他自己不是文盲。刚好在看过这一段话后，看到日本著名漫画家藤子不二雄A上世纪七十年代画的漫画连载，这位后来创作出《多啦哀梦》的艺术家，自然不是文盲，当年尚且受到那么深的盅惑。假设用“文盲”来理解文革思维，文革的流毒就太难肃清了，文革思想有如数字压缩，将一个个文件压缩，重命名，之后放入一个装了许多这类重命名的压缩文件的文件夹，最终把全部改名压缩了的文件夹又压缩在一个总目录之下再行压缩并重命名。我们从这一系列的异化、再异化的行为中，还原出本真原初的数据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人们普遍地养起了猫猫狗狗，因为从这些小动物的眼睛里，能够看到从人的眼睛里看不到的神情，我们为那目光而深受感动。在同类中，我们能从一向未受过思想戗害的“老外”们眼中看到那种纯净、简单、真实。

      当然，我们的孩子也有一双美好的眼睛，一望可见赤子之心，如同天使降临人间，正因为此，我们有些不敢正视这无比美好的目光，因为他们的成长和未来让我们揪心。

      为了孩子，我们必须努力，必须耐心，寻找回我们的本真，尽快还原为人。

我的警惕

        我向来不想用文字议朝政，国为对这事并不深思。所以涉及这类问题就上微博，相当于观风向，有时也替人叫叫好，转几帖。

        这几年感觉左风日炽，文革梦魇不时闪现，不由惕惕然。

        许多人有这种担忧，认为要向青年讲述文革的恐怖。于是讲打砸抢、讲国家主席被整死、讲接班人出逃、讲抄家、讲武斗、讲上山下乡，多是极端事件。这些年我到真不担心这号事了，但仍然觉得连风里都摸得见文革的沙砾，不时打在脸上，在这种肌肤摩擦中，仿佛听到说着文革故事的细语，从远方飘来。我知道，一些最多不过想出个风头，在公众中混个“另类”名声，通过脸熟，得点儿利益的，其实也并没有组织，也掀不起真的大浪。

        但在鼓噪不出大事件的年代，就没有文革的恐怖吗？

        文革式思维是导致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这种思维的基因既来自文革的发动者，也来自文革的参予者和受害者。几十年来反思和研究活动有很多，从社会、文化、政治、传统等许多角度寻找文革成因，有许多成果。文革那样的大运动似乎绝无再起之可能。所谓“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已成为过去。但打在我脸上的沙砾呢？它们为什么让我恐惧？在小区夏日群体的纳凉中，在暮春渐暖的公园长廊上，刺耳的大喇叭和歌声，让我听出了仇恨与团结，年复一年，渐成一种群体的、碾泯个人微小情感的暴力，爱国、爱民族、爱地域的大情感，再次渐渐替代个人的微不足道，被这种暴力情感淘洗过的人，带着豪气和感动，中午回家胡乱吃一顿饭，之后再聚。他们彼此信赖到相互依存，不能分开，凝成一股可怕的力量，就只等一声号令了。我看到人们听之任之，不以为然，感到着实可怕。甚至我自己，远远看着，听着熟悉的声音，偶然也会感动。实在令我惊竦。因为那一瞬间不是感到文革还会不会再来，而是觉得一直就没离开过。

        1995年，我到北京做项目，进入新环境的第一天，一位直率而单纯的新同事便问我的政治态度。我不讲。那是我的事，为什么要告诉你呢？当然，他不是政审，就是为了套瓷交朋友。当时的中年人“政治动物”就到了这种地步。后来我们成了很知心的朋友，但我从不和他说政治。有一年，他请我到人大会堂听俄罗斯哪个军队乐团的演出，昂扬的恨不得把吃奶的劲都用上，我突然感到厌恶。幸好我和他不坐在一起。敷衍过去了。我对喀秋莎、山楂树、幽静的晚上之类彻底倒了牙，伤了胃。在这之后，中国还冒出个歌手，专唱白桦林什么的，乐队里有手风琴，歌手嫩如细溜的小黄瓜，像发现了新大陆，意外地拣到了大便宜。病殃殃抑郁烦恼轻柔相，全不知那是上代人玩剩的东西。

       之后我渐渐告诉那个朋友，我不喜欢那种感动，不喜欢那种豪壮与温柔，你看你的，我不再看了。在我向他说明这一心态的缓慢过程中，中国人开始注重发财，他已经渐变为“经济动物”，毫不关心我的政治态度了，再也不问我是哪拨儿的，一同钻钱眼儿就是了。

        但是，迷信立刻出现。在所有钻钱眼的方式中，我最看不上眼的，就是通过“洗脑”图财的。再好的朋友，只要干这个，我立刻就会翻脸。我宁愿对方说，咱们去行骗吧，去当贼盗吧，也不愿见到那诚恳而一本正经的政委相。

        太多的人在人云亦云，唱同一首歌，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大国崛起，歌声嘹亮，响彻天空，所谓凝聚，再次把个体碾轧到渺小，独立思考、独处头行为，向来是边缘化的，这几年越发难以出声，在酒气熏天的一个又一个饭桌上，好像坐着相同的人，说着相同的话，享受着共同的醉，骂并赏识着同一个故事，这故事可以是腐败，是二奶，是惊天大案，是机密，在共享这些故事的过程中，相互信赖。

        人在同一中感觉到温暖和力量，聚，于是乎成了生存的最普遍行为，聚于饭局，聚于会议，聚于景点，利益和新官产生于聚，乱哄哄你来我往，没有思考，没有冷静，没有独处，进而失去独立，失去自由。

        都只道有理不在言高，乱哄哄中唯分辨出的，只有音量；都只道以民为本，个体的民却沦为集体，或弱势群体，在许多人看来，以民为本和关心群众成了同一回事。

       解放思想的口号已不被提及，而代之以武断的“绝不搞”。

        威权的、命令式的、出自上的模式，不是思想的模式，于是一度解放过的思想被套入牢笼。被比较客气地掩埋入地下，视如文物。

         当然的结果是迷信卷土重来：迷信清官、迷信英雄、迷信科学、迷信媒体、迷信古典、迷信老外、迷信白大褂、迷信高谈阔论，斩钉截铁、迷信集体、迷信国家………

        因为没有自我，没有思维。

        一个国家，害过一场大病，总得安安静静找一下病根儿吧？

共同的噩梦

      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有人写信带话，解释文革甚至反右表现的原因。当事人有的死了，有的活着，好多事死无对证，解释完全没用。解释的人也老了，怎么向解释的人解释呢？套话是：都过去了，一风吹了吧！这话是从老邓那儿听来的，有出处，大度，还显得气派，有水平。

    如果是我答复，更愿意这么说，我们曾经在一个共同的噩梦中待过，现在醒了，醒了就好。

    几亿人做了同一个噩梦，自有人类以来，也并不是常有的事。幸亏在这个噩梦快结束时，我还年轻。记忆深刻，醒的也快。尚有清醒的余生可过。但这样可怕的噩梦肯定影响一生。如同所有噩梦一样，那个噩梦中所有的符号都具有象征性，一亮出来就吓的我浑身是汗。

    像所有噩梦一样，几亿人共同做过的梦，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在漫长的梦境中，有各种场景，哭喊声中，闪出微笑，乌云正浓，一个闪电，又现亮丽的红日，劈面而来的肉厚的手掌风后，某个年轻的笑脸，眉清目秀，莫名的谄媚。豪壮潦亮而又回声荡漾的歌，旋律冲向穹顶，又转入森林，腐烂的味道，满地黏黏乎的败叶在与新月聊天，枯枝上的鹰凖与地下的老鼠低语……。

    梦的节奏有变化，许多事件在重复，翻滚而来，迷惑在对重复事件的体认中，相同的脸出现在相同的时间但不同的地点。

        现实与非现实，怪诞而实在的细节，可触可嗅的气息，有影无形或有形无影的形象，深刻地烙入梦中人的大脑，每个区域都弥漫着这太长的梦的碎片，大概也只有这个噩梦才能毫不经确认就进入记忆深处，包括最深的隐私区。沟沟壑壑无处不在。

    为埋葬这个梦魇，人类已花了不少功夫，但墓冢还未被荒草所没，就有人要考古，发掘资源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反到想起噩梦里早已背入心窍的话：“他们的死尸不会被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还在我们中间散发着臭气！”

        让他们发掘好了，有人根据骨相，把辛追复原成18岁的美少女，乐意看着过瘾，但可据查询与观瞻的原身，毕竟是马王堆出土的那具僵尸。喜欢美女的，可有愿意与之共寝者乎？

浪漫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