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本书是我喜欢的，而且和自己有点关系。一本是自己老师的书，一本是自己出版的书，放在一起，对照着来读，是自己之前没想到过的。
漫谈《沧浪之水》与《如焉》
谭湘
（一）
在经济大潮汹涌澎湃、腐败瘟疫席卷全社会的年代，垃圾文化甚嚣尘上，大行其道。而有深度、直面人生的优秀文学作品，说是销声匿迹，或许过甚其词；不过想要在充斥市场上的多如牛毛、浩如烟海、几乎泛滥成灾的出版物里，要寻觅几部，还真要凭借缘分了。笔者有缘，发现了凤毛麟角的几本：贾平凹的《秦腔》，阎连科的《受活》，胡发云的《如焉·萨斯来到》，阎真的《沧浪之水》。
笔者很快发现它们的共同点：这四本都是长篇小说，小说题材都取自当今社会生活，而且四位作家分别出生于五二年、五八年、四九年、五七年，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同龄人；此外，四部小说不同程度受到公论家的冷落。
四部小说相互也有更加接近的方面，如：贾平凹和阎连科都是当今文坛上的高产作家，二人皆是北方作家（陕西和河南），他们的《秦腔》和《受活》都反映农村和农民，两人都是语言风格极具特色的作家。《秦腔》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作者为农村被当作改革所付代价的泄洪口，导致农村社会解体、传统秩序崩坏、一切面目全非而长歌当哭；失落与无奈尽显笔端。贾平凹的文言与方言兼有的独特语言风格在当代中国文学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是属于大师级；《受活》有浓厚黑色幽默风格，作者深怀悲天悯人、古道热肠之心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仗义执言、一抒愤懑。阎连科的文学语言也独树一帜，朴实稚拙、极具地方特色的农民语言非常有表现力。笔者读罢《受活》，第一想法是找一处僻静地方为中国农民痛哭一场。
《如焉》和《沧浪之水》都是南方作家（湖北和湖南），都写城市，而且反映的是当今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前者写民间知识分子，后者则以官场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两位作者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人物——他们即使另有大作，也没有产生过轰动效应。他们的文笔似乎还不属于大师级；胡发运语言明快，有行云流水之美，妙语连珠时有之，与同是武汉作家的池莉文风很相近；但因驾轻就熟地使用网络语言遂与他人有所不同。阎真小说的语言很富哲理性，往往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见解，他能用独特的句式表达；比如他在小说结尾总结池大为是“胜利的失败者，失败的胜利者”，这是三言两语说不明白的，而如是说读者即可心领神会；他还创造了一些名词，代替容易招人非议的话语，没有相当的智慧，就会束手无策。小说的开篇和尾声的景色描写文笔非常优美、大气，有画龙点睛之妙；但总体语言似乎没有略带教授讲义的味道。
从作品反映的时间跨度看，《秦腔》和《如焉》跨度短，都是一年之内发生的故事；而《受活》和《沧浪之水》故事时间跨度较长，前者从红军时代到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后者从反右、主要是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国与沙特的足球比赛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世纪之末。《秦腔》和《如焉》，一个以秦腔曲谱穿插全书，一个网络用语俯拾皆是，而且使用《如焉@sars
come》作书名，很是怪怪的；在这方面，《受活》和《沧浪之水》很传统。
就受到公论家冷落的程度而言，《受活》与《如焉》思想容量大，可能因此而被视为“烫手的山芋”，而《秦腔》和《沧浪之水》与主旋律若即若离，似乎是“鸡肋”；两本“鸡肋”还有共同处：都使用第一人称写法。
从地缘关系看，四作家所在地相连，是中国腹地；腹地两端的二作家的作品可能被视为“鸡肋”，中间的二作家的作品则一定是“烫手的山芋”。《秦腔》写性事可谓无所顾忌，《受活》亦有相当的涉及，不过乃故事情节之需要；《如焉》有热烈的性事场面，但作者“犹抱琵琶半遮面”，欲纵故擒，《沧浪之水》只有浪漫情感的大事化小表述，似乎在欲盖弥彰。总之从北到南，逐步成梯形递减。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大都把性描写视为作品的看点，此四位作家与他们相比，应该说相当或比较的严肃。
笔者如此类比四本长篇小说，尽管是游戏之笔，但细想也是有意味的；且按下不表，只把对《如焉》和《沧浪之水》的感想一吐为快。
农民和知识分子题材，几乎是五四新文学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学题材；鲁迅的《呐喊》《彷徨》不正是通过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思考中国社会改造的难度么？那么从《如焉》和《沧浪之水》中，我们能看到当今知识分子怎样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命运呢？从他们的生命形态，又折射出怎样的时代、社会景观呢？这是笔者所深感兴趣的。
（二）
《沧浪之水》是老朋友陈君推荐给笔者的，他说这是一本写官场的畅销书，比《国画》更有思想深度，应该一读。
王跃文的《国画》和《梅茨故事》是笔者很欣赏的小说，既然陈君如此说，笔者当然必看无疑了。马上上街购得一册，废寝忘食地读了一遍，很过瘾，于是再读一遍；此时笔者才惊讶于自己的孤陋寡闻，原来《沧浪之水》早在2001年就出版了，而且立即产生了热烈反响，当时众多学界人士对此书作了相当中肯剀切的评判。既如此，现在笔者再来饶舌，只怕注定被认为是拾人牙慧、狗尾续貂了。然而笔者太想把它与新近出现的《如焉·萨斯来到》作一番比较，再说又见了网上许多关于《沧浪之水》的最新帖子的高见，情不自禁生发出若干感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沧浪之水》的主人公池大为有特别的家庭背景。父亲本是县中医院的医生，平生最景仰《中国历代文化名人》里介绍的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文天祥、曹雪芹、谭嗣同，视他们为道德榜样；他恪守“清白做人”的处世之道。惟其如此，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又在文革中备受折磨，旋即下放深山小村做乡间医生。池大为为父亲深抱不平，他崇敬父亲，然而同时也怀疑父亲为信念而付出沉重代价是否值得？
考上大学后，池大为和当时的青年学生一样，充满放眼天下的激情，满怀以天下为己任的青春信念。他和好朋友一起下乡披星戴月作农村调查，边风餐露宿边热烈争论改革问题；甚至披肝沥胆写万言书寄给国务院。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卫生厅马厅长看中，遂进卫生厅办公室工作。那是官场，有种种微妙的潜规则。厅长乾纲独断，众人唯唯诺诺，同僚相互倾轧、猜忌。这一切池大为极不适应。他看不起猪人——将物质的享受与占有当作人生最高目标的人，即屈从于身体几个敏感部位的欲求而贪得无厌的人；他蔑视狗人——对上司卑躬屈膝、献媚取宠，对他人则狺狺而吠，无情撕咬的人。他同情弱者，他对住豪华宾馆草拟文件大不以为然，他对卫生官员公然把投放给疫区的资金尽情挥霍在吃喝拉关系上痛心疾首，他对弄虚作假谎报军情忧心如焚。终于在一次会议上他响应厅长号召很温和地提出意见，孰料结局是众人对他避之唯恐不及，他被调离厅办公室，去坐中医学会的冷板凳，成了边缘人。对此重大挫折他无怨无悔，因为深受父亲思想熏陶的他不满足那种“把日子当日子，把自己当做终极的生活”，他认为“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么叫人呢？”他鼓励自己，“父亲把心灵的原则当作绝对命令，要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可这才是真正的人啊！”
然而，抱定此种人生理念的他，生存危机却日甚一日：女朋友屈文琴因他不肯巴结领导而与他分道扬镳，妻子董柳为住在筒子楼里而天天聒噪，丈母娘来照顾妻子生产却没房子住，儿子上好的幼儿园却碰壁遭白眼；同学朋友先后放弃当年的理想专注于升官发财都过得安逸潇洒，给厅长洗袜子的同事丁小槐却当了处长，住上二室一厅、三室一厅，这大大伤害了池大为的骄傲。一切在刺激着他，池大为的价值观开始动摇了。他忽然觉得，“猪人也好，狗人也好，那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就是精明的人，能干的人，适于生存的人。而关注人格，坚守原则，自命清高也是一种说法，换一种说法就是无能的人，跟不上时代的人。辩证法真是奇妙无比，他给人选择说法的自由。”万般无奈下他选择了逃避，然而活动调单位，不成；筹备下海开药店，无果。几乎走投无路的池大为开始了做人还是做狗人的灵魂搏斗。
内心的挣扎和搏击因一件突发事情而尘埃落地：他心爱的儿子一波不小心被开水烫伤，他吓坏了，赶紧上医院。他向厅里的小车司机、向医院的护士、急诊医生、收费员、主任打躬作揖乃至几乎下跪，恳求他们伸出援手和通融、帮忙，却一律遭到冷漠的拒绝；直到他所不齿的丁小槐在电话里帮忙说了一句话，事情才算搞定。生活把池大为逼到墙角，于是，“为了儿子和妻子，我得挣扎，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活着是硬道理，没有比这个硬道理更硬的道理了。现实没有适宜的空间，只有真实到残忍的存在，我只能直面不能躲避，这是唯一能够与生活发生有效联系的选择”，他如是想，“世界变了，道理也换了一种说法。得到了就是胜利者，而且是最后的胜利者，时间后面并没有什么在等待。”他终于迈上了做狗人的不归之路。
开始学做狗人，池大为有难以克服的巨大心理障碍。作家写道，池大为头一次登门巴结讨好丁小槐，为消灭自尊，他用手在空中一挥，猛地顶在自己腰部，幻想一个强盗用匕首挟持绑架自己去进人家门，但仍然却在最后一秒钟落荒而逃。下一次去，他在门外踌躇再三，徘徊再四，最终用手比划成手枪对准太阳穴把自己枪毙了，等于枪毙了灵魂，才如行尸走肉般地去敲门。他第一次登马厅长的府上，他在门外用手把脸一抹，设想自己戴了假面具，才产生勇气迈进门槛。读至此，大凡吃皇粮、当皇差的读者，谁不为之心酸而潸然泪下？
一旦进入了狗人的轨道，头脑够用的池大为福至心灵，时来运转；何况还有一位高参晏老师时时为他出谋划策指点迷津。老婆打针的一技之长总算派上大用场，给马厅长的孙女竭尽犬马之劳，两口子终于和厅长大人联络上了感情。像丁小槐给厅长洗袜子的小儿科档次的拍马，池大为是不屑为的；他出点子建立厅史陈列馆，为马厅长树碑立传，立刻得到主人的赏识和欢心。
当卫生系统部分失意政客抱成团准备扳倒马厅长时，阴差阳错地拉池大为加入。池大为意识到这是关键时刻，但是他还迈不开“反水”这一步。是晏老师提醒他这信息是一笔财富，要好好利用，“没有比讲良心更能坏事的了”，他催促他马上打电话报告马厅长。告密，乃是君子最不齿的卑鄙龌龊行为，激烈的思想斗争有如斯大林格勒会战，乘晏老师上厕所，“忽然，鬼使神差地，我身子往前一蹿，双手就撑在地上了。我四肢着地爬了几步，昂着头把牙齿龇了出来磕得直响，又把舌头伸出来垂着，在心里‘汪汪’地叫了几声，听见厕所门响，又猛地跳起来，坐回沙发上……”这真是神来之笔。拿人血染红顶子的决心下定，他立即给马厅长打了电话，连夜直奔厅长家里去做叛卖勾当。就这样，池大为终于完成做狗人的最后程序。
池大为淘到的第一桶金是，他从此成了马厅长身边离不开的人物，真正的心腹智囊。尽管他对马厅长的人品并不佩服，但他却能忍痛割爱，把自己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做出的科研成果奉送给马厅长，把自己走后门争得的国家课题贡献给马厅长，为马厅长争得博士点。对马厅长的彻底臣服最终得到丰厚回报：马厅长在卸任时把厅长职位交给了他
一朝大权在握，池大为没有胜利冲昏头脑，毕竟他内心还残存不忍之心，这使他修正了专横跋扈的马厅长的若干弊政。他能保持头脑清醒，还因为此时的池大为，打定主意要坚定地向“那可以俯瞰厅长职位”的目标挺进。当然，为了此一目标，虽然他赞赏正直的小龚，却将小龚贬黜；虽然他厌恶对打小报告有特别嗜好的小蔡，却将小蔡提拔。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而龚正和小蔡，将是新一轮的做猪人狗人竞赛的开始，卫生厅官场的恶性循环，将由他们继续。
小说的最后，是池大为在世纪末的最后一天回乡。他已经出人头地，他来到父亲的墓前，父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做正直诚实之人，坚持有尊严地活着而穷愁潦倒；儿子迫不得已而为之——做狗人，结果获得非常利益，前途无量。在红日西沉、暮色苍茫、万山静谧、鸟雀归巢、万籁俱寂的氛围里，池大为有一段“父亲，现在是我，你的儿子，站在这里”的极为动情的直抒胸臆的长篇内心独白。其中说：“在没有天然尺度的世界上，信念就是最后的尺度，你无怨无悔，而我，你的儿子，却在大势所趋别无选择的口实之中，随波逐流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那里有鲜花，有掌声，有虚拟的尊严和真实的利益。于是我失去了信念，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这是一个时代的苦闷。请原谅我没有力量拒绝，儿子是俗骨凡胎，也不可能以下地狱的决心去追求那些被时间规定了不可能的东西。”他平静地烧毁了《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因为，孔子死了，从孔子到谭嗣同所代表的道德榜样都已过时；他们的正直、诚实、信念、仁义廉耻、悲天悯人等等传统人格情操都已一去不返。
笔者读过《沧浪之水》后，心情很是复杂。《沧浪之水》非常真实，可供人思考的问题太多了。
笔者以为淋漓尽致地写出池大为在由人堕为狗人期间灵魂的挣扎、煎熬、反抗、绝望和无奈，是《沧浪之水》最成功之处，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的拷问。
鲁迅有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笔者认为，《沧浪之水》写出了当今不甘堕落的知识分子的良知、道义、尊严被极端官本位社会所彻底摧毁的全过程。
可以断言，今日的青年读者并不都认为《沧浪之水》是悲剧。相反，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部喜剧，因为写出了池大为这样一位成功人士。鲁迅说，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小说《如焉》里的卫立文老先生曾说，“今天，一个人实在太难以战胜声名、钱财、权位的诱惑了。而且几乎全民族都形成了一种共识，哪怕是个王八蛋，有了这些，也是令人景仰的。”池大为虽然自认为是“逼上梁山”，但是广大读者所认同的正是名利钱权是价值所在、道德信仰是虚妄无稽的这个共识。大势所趋，大局已定，知识分子可以对孔子遥示敬意，但不可师法。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沧浪之水》的读者们肯定要通行证而不要墓志铭。池大为的命运证明道德信仰的苍白孱弱，它是无价值的东西，被《沧浪之水》撕破了。小说中许小曼给池大为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农夫赶着一头驴走在山崖上，下面是万丈深渊。农夫鞭子打着驴要它贴着石壁走，驴偏要靠外边走，怎么抽它都不行。最后驴掉下了深渊，农夫叹息一声说，你胜利了，你胜利了！这可以作为对池大为的命运是喜剧而非悲剧的绝妙诠释。
或许这不是作家阎真的本意，阎真先生的写作初衷大概是想引起人们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关注。哲人说，唯一能避免悲剧重演的，是赋予悲剧以以意义。然而究竟是何种力量逼良为娼？作者讳莫如深；孔子是怎样死的？要不要复活孔子，作者语焉不详；池大为的悲喜剧，真的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历史的错误？作者含糊其辞。作家的结论仅仅是：池大为是“胜利的失败者，失败的胜利者”。
作家没有提示这是价值错乱。一个价值错乱的时代，就如甘乃迪所说的，一个败坏的社会一旦物质替代了精神，甚至鄙视精神的时候，最大的历史悲剧——哀莫大于心死——也就上演了。那就是“有政治而没有原则，有财富而没有勤奋，有商贸而没有道德，有娱乐而没有良心，有教育而没有品德，有科学而没有人性，有崇拜而没有献身”。
笔者因此认为，为当今知识分子做狗人提供了一系列很有有说服力、简直无懈可击的理论根据，这是小说《沧浪之水》主要社会效应。想一想吧，小说令人信服地证明知识分子除了做猪人或狗人，别无选择；否则就是灭顶之灾，这难道不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在这一点上，《如焉》与《沧浪之水》有云泥之别。
（三）
笔者有幸读《如焉》，和大多数读者一样，是因为传闻它是禁书。
禁书，是信息控制的诸多举措之一，本质是文化专制；中国的禁书传统源远流长，到毛公泽东时代，此传统竟然发扬光大，登峰造极。电影《武训传》开刀问斩，株连一系列有关题材的小说被打进阿鼻地狱；胡风三十万言书惹得龙颜大怒，所有胡风分子的小说诗歌统统遭遇灭顶之灾；随着丁陈反党集团和右派分子大帽子如泰山压顶，多少作家的作品人间蒸发；一整彭德怀，《海瑞罢官》立即遭殃，作者家破人亡；“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圣旨到，《刘志丹》就成了反动、反革命，作者李建彤直接给投入大牢；随后《早春二月》、《三家巷》、《苦菜花》、《红岩》、《红日》、《青春之歌》……，无数文学作品被打成毒草、黑货，彻底禁绝。那时节也怪，老百姓一风闻某人被揪出来了，就赶紧烧掉这人的书，唯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可是尽管文化人噤若寒蝉，仍然躲不过祸从天降！
那年头，老百姓只准看八个样板戏，毛公他老人家却躺在菊香书屋的大木床上有滋有味地看《金瓶梅》，江青同志更是每天必看一部美国大片或港台影片。荒唐、荒谬、荒诞！可悲、可恨、可笑！
现在回头看那些禁书，究竟有何异端思想值得大惊小怪？呜呼！那“不依古法但横行，自有风雷绕膝生”、那“池塘青蛙不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的非理性时代，整个民族遭受了多么可怕的灾难！
如今是朗朗乾坤，信息时代，文明社会，市场经济，窃以为禁书实为过时观念。小而言之，与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极不相称，也辱没了联合国五常之一的荣耀；大而言之，无宽容精神，怎能建设和谐社会？再大而言之，自由精神是一切创造力的源泉，爱迪生、比尔·盖茨出现在美国而不是北朝鲜，何也？社会进步仰仗信息的开放和思想言论的自由表达甚大，禁止民众独立思考，只能戕害民族精神，阻塞社会生机。中国由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到不知不觉远远落后于世界，祸起于严酷的文化专制造成的社会停滞，此乃不争之事实。马克思曾经这样指出书报检查制度造成的恶果：“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他听见的是自己的声音，但是他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爱私人生活的人。”严格的信息控制，造成封闭的社会，真实信息残缺不全，虚假信息畅行无阻。置身其中的民族，久而久之，心理性格、精神思想势必转向偏执、猥琐；在今日世界已成“地球村”、国际竞争在各个层面展开的时代，她的前途只怕凶多吉少。
退一步言，禁书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只会给作家作超级义务广告；很有作家暗暗希望自己的大作能跻身禁书单呢！不花分钱广告费，即能一夜成名，人气直线窜升，何乐而不为？禁书亦给不法出版商提供商机，有权威机构无偿做广告，禁书岂能不畅销？肯定洛阳纸贵！读者也欢迎书报检察官，因为可以省却自己在浩瀚的读物中寻寻觅觅之劳苦。惜乎此等好运只可遇而不可求也！话说回来，新世纪仍有禁书举措，乃历史惯性，无可如何矣！
哈，离题万里，找不到北了！
曾有记者问作者，《如焉》的艺术是否有点粗糙，太急于表达？作家回答自觉得艺术感觉与表达力都是很好的。笔者倒以为记者所言不无道理。无疑的，作家胡发云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小说素材绰绰有余，取舍与加工用心良苦；他对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人生命运和时代舞台，都有缜密的设计与构思；不过似乎究竟茹嫣和达摩谁为主人公，作者拿捏不定，遂令读者感到在叙述茹嫣的故事时，将达摩身世为人大段插入，显得突如其来，人工凿痕太露；又，达摩的故事，毛子的故事，卫老师的故事，卫老师前妻的故事，小说都要包容，可是调遣难度甚大，于是令人有内容溢出结构之感。
不过这些只是瑕疵，瑕不掩瑜乃为读者共识。有人发表感言说，“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而已”，这当然是过誉，只是在表达一种真诚的欣喜；因为当今小说一片酒色财气，乌烟瘴气，《如焉》则如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散发着清香，唤起人的傲骨；小说语言的干净利索、平实冲淡、隽永节制，与之相辅相成，遂令小说吸引越来越多人的眼球。小说选用了网络题材，书名就很有特点：《如焉@sars.come》，这很是独出心裁、别具一格的；照顾我辈的阅读习惯，是否可以直呼为《如焉·萨斯来到》？
《如焉》的主人公应该是三名：茹嫣，达摩，
卫老师；还有一些主要人物：毛子，梁晋生，江晓力。他们的故事构成小说的全部内容。
年过不惑的茹嫣，系老干部与大家闺秀结合之女，四十年的生活几乎没有波澜，四十岁时突遭丧夫之祸；三年后，懂事的儿子飘洋过海留学法国，故事就此展开。儿子行前，特意给母亲配置一台电脑、并悉心教会她使用，以免除她的寂寞与思念。互联网改变了茹嫣的生活方式，使她和儿子虽然远隔万里却又能近在咫尺；互联网也激活了茹嫣的文学情愫和灵感，她的视野空间大大拓展，成了网络上的女侠和写手；她的网名即是“如焉”，她在网上的圈子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同达摩、毛子以及
卫
老师而有了来往；因为都是性情中人，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同事江晓力介绍她和清廉儒雅的副市长梁晋生相识谈恋爱，俩人开始了浪漫甜蜜、而且轰轰烈烈的爱情之旅。茹嫣的精神和情感生活因此丰富而充实。
一切因萨斯的发生而令茹嫣的新生活变生不测，结局出人意外。
茹嫣是一个优雅娴淑的女性，一个相信本心、善良、感性的“民众知识分子”；在她的精神活动中，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占了很大的空间。茹嫣并没有多少理论，也从来不用借助于体系来观察世界来说明世界，她的方法是内省的，是直觉的，是艺术的，是情感的；她凭良心行事，须知良心是社会的最后岗哨。茹嫣获知住在疫区的家人受怪病的感染，立即在网上发了帖子《姐夫……》，把怪病的信息公布于众；在萨斯形势扑朔迷离、云谲波诡期间，她先后发表《一个城市的耻辱》、《今夜，世界如此忧伤》、《一个母亲在黑暗中的痛》等网络随笔，对社会上发生的恶劣事情直抒胸臆，发出抗议。茹嫣的文章招来一片赞扬和声援，得到达摩和卫老师的肯定；但也也招来网上神秘人士的疾言厉色杀气腾腾的抨击、甚至是卑鄙无耻的人身攻击。最后，江晓力对梁晋生慷慨陈词，点明茹嫣“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要求宦途光明的梁副市长和茹嫣分手。一番痛苦的抉择后，梁断绝了和茹嫣的关系；茹嫣为此伤痛欲绝，但她选择了尊严。诚如卫老师的夫人赵姨所言，一个人想追寻普世的价值，追寻终极意义，另一个人，怕是脱不了现世的功名，分手乃是必然。小说结尾，茹嫣听见楼下院子里收破烂者的吆喝，于是叫住那人，把梁晋生和她唯一的一次放浪形骸所留下的西服和专门买给梁的拖鞋扔给那人，不带情绪，没有爱恨，只是为了清理。笔者以为这是幽默之极的神来之笔。
小说中的达摩，本名常海根，他的达摩网名，既是佛学里的达摩禅祖，又是希腊神话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少年时勤奋好学，也受到卫老师的熏陶；和他的同龄人一样，青年时代是蹉跎岁月，但他没有沉沦，他组织“青马”，成为思考者；以后做了国企工人，博览群书，自学成才；厂子倒闭后，他以修理家电为生。在茹嫣眼里，说达摩是专业学者吧，那气质模样那一身行头还有那摩托车，都不像；说是个普通草民吧，他口里说出来的话，怕是一些正经专家学者也说不出来；她觉得他像一个修行者；而他自称是野狐禅。卫老师对他的这位忘年之交的评价是：“海根的那种定力，那种看淡一切浮名俗利的心境，那种草根身份，贵族情怀、还有不屈不挠的战士姿态，在如今世道，真不容易呢！”达摩是一位技术纯熟、以劳动为乐的电器维修工，却也能写出《恐惧的力量》那样的网络文章；该文认为，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只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让一个最不羁的反叛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惧是生长在自己内心的，别人无法帮你将它割除。达摩对社会的一些本质性问题力透纸背的剖析，令蹩脚学者平庸政客匪夷所思。达摩守望真理，执著信念，关注人间；他的新鲜而深邃的思想，令茹嫣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茹嫣陷入困境时，达摩向她伸出援手，她因此视他为“蓝杉知己”。读过《怎么办》的人，会把达摩同拉赫美托夫那个超人式的战士联系起来，笔者也因他联想到毛姆的《刀锋》的主人公。
卫立文卫老师是小说中的老前辈人物，作家通过他的一生，浓缩了多半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卫老师的青年时代，比数十年后的青年更单纯，更热血。他本能地接受了五四的影响，也深受俄罗斯从普希金、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苏俄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的精神鼓舞。同时他还继承着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士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和牺牲精神。正因为此，革命选择了他，而不是他选择了革命。在革命胜利后，他身为高官，革命热情不减当年，却莫名其妙被打成“胡风分子”，劳改关押，受尽磨难；他的妻子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不辞而别，不明下落，不是为了划清界限，而是另有隐衷——那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令人联想到赫尔岑《往事与随想》里描述的那些徒步赶往西伯利亚，追随被流放的丈夫的勇敢的贵族妇女；然而卫老师妻子命运的凄惨，比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是也令读者不能不产生焚心煮骨的痛楚的悲惨命运。
家破人亡的卫老师在文革中又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十年浩劫之后，卫老师才重见天日。虽然又有若干龃龉和冷落，他始终是一个坚定、自省、乐观、思想着的知识分子；他以自己饱经沧桑的阅历、洞察细微的睿智和远见卓识，探寻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的答案。他认为，没有不带个人情绪的思考，除非是机器人；但是如果个人的情绪个人的经验，带有普遍的意义，那它常常就会穿越许多迷障，看见深远处的一些东西。他从自己在文革被游街遭受中小学生的凌辱的事情，而苦思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将这样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教育成比法西斯党徒还要冷酷的人？他发现，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热情烧完了，紧接而来的，就是市侩主义犬儒主义；利益的诱惑，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加不可抵挡。他意识到，当精神的满足，道德的满足已不可得的时候，物质的满足，权力的满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他如鲁迅一样高度评价俄罗斯精神，因为不论在沙皇的俄国，还是在斯大林的苏联，那一块土地上永远都有一批为了艺术，为了真理，不顾坐牢杀头而坚守最后一道底线的作家艺术家，那就是人的高贵与尊严。针对毛子所言“百年动荡，老百姓要求很低，有饭吃，有衣穿，足矣”的见解，卫老师语惊四座、掷地有声：老百姓这样，可以理解，知识分子这样，不可饶恕。他的见识，振聋发聩，对他的晚辈们如醍醐灌顶。
卫老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前瞻性思考，不能得到部门官员的认同，因此也影响到他最后的命运。这位耄耋老人死于“非典”的隔离医院，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以一个特殊的方式死去了，以一种最孤独的方式死了，这是一个人最凄惨的离世。
对卫老师这样一位大智大勇者，完全可以用“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永恒的开始”形容。小说中达摩、茹嫣、毛子以及诸多相识或不相识者为卫老师送行的场景，感人至深。
笔者情不自禁想起一部美国影片的结尾词：“若你愿意，请在你们脑海中腾出空间予他们；在你们要动身前往他们永不能再去的地方时，请回头多看他们一眼。无论你永远爱他们，或不甚爱他们，请挺起胸膛说：“我爱他们”；他们既已殉职，我们也须紧记他们所付的代价；当别人说这场战争是无稽时，请予那些善良的英雄崇高的致敬！”
读《如焉》，令人回肠荡气，如舒愤懑；读《如焉》，可净化读者灵魂，感受到一个人因拥有尊严、人格、道义、情操、良知、信念而产生的高贵；发现坚守不卑不亢、待人以诚、与人为善的做人底线，乃是为人的可贵之处。没有这些，人活着只是行尸走肉，酒囊饭袋；即使衣食无虞、日夜纵情声色，也不过是钱钟书先生在《论快乐》里所说的“快乐的猪”。
然而，耳濡目染的现实生活，笔者不能不沮丧地指出，胡发云先生的《如焉》有理想化之嫌，换句话说，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普遍性；就这一点而言，《沧浪之水》反映现实要真实得多，只是阎真先生对知识分子猪狗化表示理解和接受的态度，笔者感到困惑，难以认同。
（四）
《沧浪之水》和《如焉》里的人物，是错前错后的一茬人——笔者翻阅小说推算：池大为出生在一九五七年，达摩出生在一九五二年，应该是同时代知识分子；小说的时代背景也很接近：都跨越上世纪的后半叶，前者主要写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后者则写本世纪初的“非典”时期；故事展开的空间环境也极为相似——都是大城市，如果笔者指它们为长沙和武汉，大概两位作家也不会反驳；再加上两本小说的人物大都是科教文卫系统的“业内人士”，也都面对过公共卫生问题。因此上，倘若有好事者突发奇想，要把这两部小说的故事整合为一，那应该说有操作的可行性。然而若真要做起来，只怕是“满船芝麻都漏了，还在水里捞油花”，好事者将不得不仰天长叹：“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没擦桂花油”。何故？两位作家的生活理念颇相抵牾，遂使他们笔下的人物不能在同一个舞台上和谐演出。
《沧浪之水》和《如焉》的同中有异的比对，说起来甚多，且听笔者从容道来。
首先读者会发现《沧浪之水》和《如焉》的主人公都有激情燃烧、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只是达摩和他的朋友比池大为和他的朋友年长几岁，因此就有不同的见识和情怀。
《如焉》中的达摩，是“红卫兵一代”，这一代人最早狂热地参加了文革，因为他们深信不疑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由：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保证人民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堂皇的口号，庄严的使命，神圣的旗帜。谁能料想到事情后来竟会演变成伟大领袖红太阳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之间的一场惊心动魄的互相追杀，就像好莱坞的一部〇〇七大片！当时中国社会所受到的震撼犹如一枚重量级的核弹爆炸！文革的美丽画皮霎时间剥落，原来赤裸裸的权力争夺却要亿万工农民众与狼共舞！一手掀起迷信毛泽东狂潮的林彪固然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而毛泽东本人也名声扫地，文革受到严重质疑。头脑开始冷静的红卫兵中出现了思想者，达摩和他的朋友毛子、何其亚、刘苏、小咏就是这样的青年。他们组成“青马”，力图用原创马克思主义透视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他们，特别是达摩，扎扎实实读书，不仅读马克思恩格斯，也读托洛茨基，还读俄罗斯文学，读哈耶克，读一切可以到手的书。他们拥有较一般人多得多的信息量，能独立思考，故而他们对问题的认识直逼事物的本质，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有了信仰，犹如早期共产主义者。
《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文革时只怕是“红小兵”，没有达摩那样的思想历程。他是八十年代初的热血青年。那时四人帮的粉碎曾使中国人对前途产生了过分的乐观，以为实现现代化指日可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国与沙特的足球比赛中国反败为胜以及后来中国女排击败日本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的消息，在大学校园里引起狂热的庆祝游行，就是此种心态的反映；“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激发着青年学生的读书学习热情，走路读书坐车也读书一时成为社会时尚，池大为就是这中间的一个。可贵的是，他们当时的好学，并非为升官发财，而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惟其如此，当农村改革刚刚兴起时，大学生池大为和他的同学好友胡一兵、刘跃进“位卑未敢忘忧国”，下乡到全县各乡去搞调查，白天找各种各样的人了解情况，把他们的谈话记在小本本上，晚上睡在草丛里，对调查情况作种种分析，得出宏伟结论，常常为了一个问题争论大半夜；漂流二十几天后又花几天时间关门写出三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寄给国务院，虽然石沉大海，却也觉得办了大事。他们激情，但是也浮躁。
其次，《沧浪之水》和《如焉》都写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蜕化”，但《如焉》有执著普世价值的人，而《沧浪之水》却没有。《沧浪之水》里，池大为的朋友同学一个个先后放弃了理想，改弦易辙，争当“先富起来”的人，胡一兵不做新闻记者了，千方百计搞银行贷款办公司，刘跃进也终于一边做着教授，一边给出版商写情色畅销书；池大为参加的大学同学聚会，完全变成“官”“商”两个文化沙龙，直言不讳地交流“潜规则”和生意经，国计民生不进入他们的话题。在《如焉》里，当年的“青马”同仁，恰如昔日鲁迅经历的：“《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何其亚、刘苏出国过起安逸的日子，对政治不感兴趣，对爱国情有独钟；小咏成了“富可敌国”的大律师，毛子当了学术官员，沉浸在好日子里；他们回忆“青马”，往事如烟。可以说，两本小说里的青年知识分子，除了达摩是绝无仅有的真理守望者外，全部放弃了青年时代所追求的理想，选择了现世主义。
虽然这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不过作家应该表达自己的警示之义，所以胡发云浓墨重彩写了达摩，把达摩作为毛子他们的比照体，阎真则只囿于写实，尽管他笔下的池大为从鄙视猪人狗人，到不得不做猪人狗人，有一个被现实“逼上梁山”的艰难过程，其中甚至显现了某种悲壮意味。
《沧浪之水》的池大为和《如焉》的达摩相比，池大为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身在主流社会，达摩是所谓体制外的民间的草根知识分子；两人的主要差异在精神世界：池大为读书不多，但是受父亲影响很深；而池父池永昶是一位传统的正直知识分子，虽遭受打击迫害，却无怨无悔，坚持清白做人。他的精神依托来自古代先贤历史文化名人的道德榜样，他有道德的勇气和力量，但是道德只约束自己，规范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它的抗应力总归是有限度的；道德一旦被主流社会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理论所蔑视和作践，就苍白得如同银样蜡枪头。所以苦难岁月里的池永昶经常晚上一坐几个小时，一支一支地吸烟，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陷于苦闷不能自拔。池大为正是在父亲的坚守道德底线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的，但是正直、诚实、善良的道德却使他的生存危机日甚一日，父辈那些历次运动中受到打压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受虐的道德崇高感，而池大为一代没有了对耻感文化的认同，利益的诱惑与生存的威逼双管齐下，他终于选择加入猪人狗人的行列。信仰则不同，信仰追寻终极意义——如“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语），追寻普世的价值——创造、奉献和牺牲。哲人说，有了信仰，就无所畏惧。普希金有诗云：“我的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这就是达摩能以平常心过着草根阶层的物质生活、享受着精神贵族的快乐与痛苦的根由。
第三，读者可以看到《如焉》里的毛子和《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几乎可以这样说，把毛子的故事展开来写，就是一本《沧浪之水》，就是池大为的故事。池大为经历的精神危机，毛子不也经历了？只不过毛子在八十年代末社会形势骤变的冲击下迷失了自己，池大为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单位领导和同事的挤压以及个人生存困窘中完成思想的量变到质变。毛子奉命给上司撰写论文，池大为给马厅长贡献自己的课题成果，何其相似乃尔！最后他们都功成名就，跻身世俗生活的成功者之列，成了既得利益者。
池大为说：为了儿子妻子，我得挣扎，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活着是硬道理，没有比这个道理更硬的道理的了。现实没有诗意的空间，只有真实到残忍的存在，我只能直面不能躲避，这是唯一能够与生活发生有效联系的选择。云里雾里的事，万古千秋的事，实在也是不能再想了，那是一个黑洞，不论有多少人做了多大的牺牲，被吸进去连一点痕迹也不会有。毛子说：我们都是凡人，都要食人间烟火，都要养老婆孩子，都想过好一点的生活，我们拿出一点时间精力来，就像民工扛活，乡下人卖菜，做一些虽然没有终极意义但是可以改善生活的勾当，你没有权力要求求所有的人，为了你的观念去过苦日子。有些事，是有它的命数的……既然如此，那些个空洞的价值理想还有何用？看看，他们两人是不是英雄所见略同？
《如焉》作者胡发云说：毛子这个人物出来以后，许多人都自嘲，说自己是毛子，说周边都是毛子。看来，毛子已经到了如过江之鲫的程度了。不过笔者以为，毛子和池大为，还好在良知未泯，他们与知识分子中的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厚颜无耻之徒不可混为一谈；过江之鲫中，恐怕后者越来越居多数呢！
（五）
俗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鱼找鱼，虾找虾，井里蛤蟆找青蛙。”笔者继续对《沧浪之水》和《如焉》里的人物进行比对。
《如焉》里的梁晋生和《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可以一比。他们都是大权在握的高官，只不过《沧浪之水》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池大为由民到官的拼搏过程，而梁晋生在《如焉》里一出场就是高官。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官员和知识分子是不同的社会群体，甚至是利益对立的群体，有时简直势同水火。在朝的文武百官，若指某官是知识分子，等于披露诰命夫人曾做过青楼勾当；而在野的文人名士坐而论道，就一定说官位是酸葡萄。其实，“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做官是文人的修成正果，就如鲤鱼跳龙门，入了门槛，则一跃而为人上人；余者仍然是布衣、是老百姓、是平民，尽管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有区别，却都是“民”的范畴。理由很简单，中国是“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即天下万事万物，无不有贵贱等级之分；掌握资源和享受利益的多少，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和等级的高低），中国人是盛行权势崇拜的民族，官贵民贱是牢不可破的历史传统。然而“依国际惯例”，官员与医生律师教授记者一样，都是知识分子不同的职业选项。因此而言，池大为和梁晋生，依传统观念，是士大夫做了官；以现代观念，是知识分子官员。由小说可见，他们是相当有才干又比较清廉的知识分子官员，人气甚旺，前景看好。可以说，梁晋生就是明天的池大为，池大为就是曾经的梁晋生。行文至此，笔者禁不住要开个玩笑：在不久的将来，池大为和梁晋生将在中央委员会里不期而遇，“贵不可言、位极人臣”。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今日官场流行“当官三大喜”即“升官发财死老婆”的年代，在包养“二奶”已成为“成功男人”身份的象征的年头，丧偶的高官梁晋生追求四十好几的茹嫣，他的鹤立鸡群，实属难能可贵。那是一段十足的绅士淑女的浪漫蒂克之爱，以至进入谈婚论嫁的程序，梁晋生要考虑“不爱江山爱美人”了。然而结局出人意料，梁晋生最终还是选择了“江山”，丢弃了“美人”，演出了一个“始乱终弃”的老套故事。
想必梁晋生自食其言作出放弃茹嫣的决定，是几个不眠之夜反复权衡的结果。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如何取舍？一边是女性魅力四射“有一种很可贵的正义感”的茹嫣，一边是功名利禄、鲜花掌声等等“虚拟的尊严和真实的利益”，恐怕还有那虽不触犯法律却也不可告人的利益空间——权力的灰色地带，如池大为所言，“我没有想到灰色地带宽阔到这种程度，简直是一望无际。坐在这个位置上，对人的考验实在是太残酷了，只需动一个念头就可以得到上百万几百万的钱，在这个时候要求人心如止水，这可能么？人毕竟不是神啊！”江晓力向梁晋生正色相告，“茹嫣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娶她将使他的潜在竞争对手可能把他扳倒在地，他的繁花似锦的政治前景将会泡汤，终于迫使梁晋生做出痛苦抉择：丢舍茹嫣。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面临退休的时候，梁晋生情愿找一位善解人意、气味相投的伴侣，共度晚年；然而抗击萨斯意外地使他有了加官进爵的机遇，他的想法就不同了。道义诚可贵，尊严价更高，若为利益故，二者皆可抛。见大利而忘情义，梁晋生的道德是经不起质疑的。
小说的结尾写他在媒体面前的低调，当然是无颜面对茹嫣，因为他没有对茹嫣做任何解释，就金蝉脱壳、“逃之夭夭”，令读者大跌眼镜；这与茹嫣最后把西服和拖鞋扔给捡破烂的所表现的平常心与潇洒，不可同日而语；在精神层面，茹嫣是自信的，梁晋生则自愧弗如。
《沧浪之水》和《如焉》有各自的女性群体，如果加以比对，也很有趣。
《沧浪之水》里，除了出场甚少的莫瑞芹似乎不那么庸俗而外，池大为的妻子董柳、他曾经的女朋友屈文琴、他的亲密女友孟晓敏、他的妻妹董卉、厅里受排挤的某处长之妻尹玉娥、刘跃进之妻凌若云、丁小槐之妻宋娜、马厅长的夫人等，都是职业女性，也多是知识分子，她们的共同特点是热衷于丈夫的功名利禄，都无师自通地娴熟地按照潜规则给丈夫的“进步”以助力或向有权势的男人“感情投资”并收取回报；她们深谙中国国情：夫贵妻荣、人情大于王法、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等等；她们的精神兴奋点和思维能力只集中在让自己的小家庭过上好日子方面，对贪官酷吏的恶行熟视无睹，对民众的苦难置若罔闻，对社会正义、社会公平不屑一顾，她们视做猪人为理所当然，以当“快乐的猪”为人生终极目标。
董柳是小说里的主要角色之一，她做姑娘时如小鸟依人般地单纯，结婚后只专注于自己的日子，对其它事没有兴趣，随着儿子出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随着丁小槐升副处长、孔尚能升科长而自己的丈夫却当干事坐冷板凳，使自己在机关大院里无法抬头，她开始不断向丈夫发难，迫使丈夫就范于“现世主义”；在丈夫走上成功之路途中，她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搭档，是高参；她终于由“池干部”的老婆一步步变为副处长夫人、处长夫人、副厅长太太、厅长太太，待遇特权接踵而至。她对住房的渴求，令读者联想到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那位欲壑难填的老太婆。相信花园别墅是她的下一个目标。董柳的形象反映了物欲横流的今日许多中国人的精神状貌。
《如焉》里的茹嫣同《沧浪之水》里的女性们截然不同是不必赘言的。《如焉》里的其他女性，卫老师的前妻虽然没有出场，却一定会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之印象，她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又是一位革命受难者；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也是一个有着非凡毅力、敢于独自承受苦难命运的妻子。还有，卫老师被发配郊县监督劳动的批斗会后，一位年轻漂亮的话剧团女美工员当众送给他一罐特级香片茶，一切尽在不言中；她后来成了右派，再后来到文革，女右派抗拒红卫兵剪她的长发，撞汽车致死。卫老师后来的妻子赵姨，和丈夫志同道合，以沫相濡；可惜作者惜墨如金，没有展开她丰富的心路历程；但是她关于婚姻爱情说的一句话：“一个人是否幸福，不在于她得到了多少东西，而在于她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足以令读者对她刮目相看。这些有思想有尊严的知识女性，和董柳她们不属于同一个时代，她们都是“最后一个匈奴”。此外的女性，如卫老师的女儿方虹宜、外孙女方亚、当年“青马”的成员、如今的大律师小咏，也绝非俗不可耐的女流之辈。
不过，《如焉》里的江晓力和《沧浪之水》里的许小曼却是很相似的女性：她们都是高干千金，都有可爱之处，有过侠肝义胆之举；她们希望社会进步，不过她们有强烈的优越感和门第观念，同时坚持认为改革必须确保父辈的荣誉和利益集团的特权；她们都有不幸的婚姻家庭生活，她们对政治倾注空前的热情，也有转移感情的失落的因素。许小曼也曾是慷慨激昂的青年，也有过心血来潮与穷家子弟谈情说爱的浪漫史，但她终究选择了门当户对的政治婚姻，因此三十岁刚出头就在卫生部当了处长。在名利场上，她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善于权术，工于心计，小说写她说“该出手时就出手”时，说着顺手敏捷地来了一个空中抓捕的动作；深刻！她对丈夫另寻新欢佯装不知，因为她必须从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事情；在国家科研课题分配上，她运筹帷幄，把所有难题轻轻摆平，足见她的能量，她是一个很典型的“操作主义者”。江晓力则深知与其亲自出马在官场上奋斗，不如辅佐一个男人向上爬更加合算。作者不无讽刺地说她是那种“哪怕自己得不到，也要千方百计让心上人过上好日子的烈性女子”。她当红娘把茹嫣推荐给梁晋生，既有自己对副市长的单恋，又有功利动机。当梁晋生因“非典”蔓延而遭遇政治危机时，她挺身而出，使出奇招，结果梁晋生因祸得福；当她断定茹嫣是“异见人士”后，立即找梁晋生晓以利害，令他迷途知返，最后她如愿以偿取茹嫣而代之。给读者留下悬念的是，网上整人专家针对茹嫣写的杀气腾腾的帖子，以及“我是狐狸精”对茹嫣进行人身攻击的帖子，是否是江晓力所为？因为另有匿名帖子警告茹嫣“提防身边最贴心的人”。若是，那江晓力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女人了。
有意思的是，《沧浪之水》和《如焉》都各有一位“老师”角色的人物。《如焉》里的耄耋老人卫立文，是达摩、毛子等“青马”成员的精神导师，后来也是茹嫣的老师，自不必言。《沧浪之水》里的晏之鹤，池大为称他为老师。晏老师年轻时恃才傲物，不把领导放在眼里，结果被领导“冷冻”起来，五十好几了，连个科长也不是，当然住房也跟不上趟，于是他自暴自弃，上班时间在图书室下象棋消磨时光。笔者曾在衙门供职，目睹此“冷冻”招数的厉害，那等于把不听话者放在火炉上烘烤，也无异于对此人实施“冷暴力”。所以晏之鹤的命运令人同情，他愤世嫉俗情有可原。只是他不认为他的悲剧是旧式体制的弊端造成，而是追悔当年没有“识时务”，去钻营权力。他给池大为上的第一节课就是，“人生在世，就是跟世界打交道，口说无凭，有东西（权力）才是真的。”池大为称他为老师以后，他如同一名隐身军师，在幕后给池大为出谋划策，如何对厅长投其所好，如何厉兵秣马与竞争对手过招，如何抢先机出卖人，如何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等等。可以说，池大为在权力之路上的过关斩将，
都有晏老师的功劳。他深信，“人间真实从来不从原则出发，利害才是真的，原则只是一种装饰，一种说法”；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由此可见，他和《如焉》里的卫立文老师，不在一个层次，思想信念完全不同。
《沧浪之水》和《如焉》在反映当今知识分子道德的沉沦和人格的丢弃方面完全一致。如果说《沧浪之水》缺少了某种“亮色”的话，它却在描摹当今知识分子众生相方面比《如焉》丰富多彩许多。阎真先生善用看似不经意的笔墨，给读者一个万花筒看：池大为对大学同窗好友匡开平谈了自己的科研思路，后者却不动声色“剽窃”据为己有；基层的苟医生和毛医生拎着大桶的茶油鬼头鬼脑来找池处长活动营业执照，他们的生意头脑远比医术高明；刘跃进在北京上海看到他的文友（当然都是教授学者）日子都过得很好，很精致，精致到骨头里去了，一个小菜都可以变着法儿弄出七八个花样来，还有人买了小车别墅。他们对钱的感受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对自我的关注和爱恋还甚于常人；大专生任志强、云阳市委副书记、省计生委副主任都来读宁副院长的博士研究生，这些从没有学过中医、也从不上课的研究生最后都拿到了博士学位；中医研究院的赖子云本是倔强青年，也畏畏缩缩进了池厅长的办公室，请求解决职称问题，“有几十个像他一样的人被压着呢！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就这么乖乖的被压着，居然没人喘个气。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是人格阳萎，可再细想下去，他们也只能忍着，不忍着拿鸡蛋去碰石头么？”……。作家还写了一个特别人物：戴妙良。这原是卫生厅的一个处长，当年与马垂章激烈竞争厅长职位，被击败，马厅长一上任就“冷冻”了他，他不堪受辱，愤而去农场当医生。在农场他以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赢得职工群众的交口称赞，后因心脏病猝死，慑于马厅长的威风，池大为准备草草处理其后事，不料《光明日报》记者偶然发现戴的事迹，要登报宣传，马厅长闻讯，以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大张旗鼓隆重纪念戴妙良，顺水推舟地把戴的事迹变为自己的政绩。依笔者之见，戴去农场，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奉献于社会，实为人生的正确选择。从他的悲喜剧，难道人们不可以深长思之么？
笔者对两部小说的人物比对，恐怕属形而上学，姑妄言之。笔者比对成癖，因此还发现两位作家不约而同披露了自己的精神偶像：
阎真先生在《沧浪之水》的扉页上题写了屈原《渔父》的“沧浪之水清兮……”，
胡发云先生在《如焉》的封底引用了普希金的小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啻是表达他们的生活理念？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君子的道德榜样：池大为的父亲池永昶概括他“忠而见逐，情何以堪？”。俄罗斯文学鼻祖普希金，用赫尔岑的话说，“（在尼古拉一世的残酷的时代），只有普希金的响亮辽阔的歌声在奴役和苦难的山谷里鸣响着：这个歌声继承了过去的时代，用勇敢的声音充实了今天的日子，并且把它的声音送向那遥远的未来。”
（六）
诗云：“一生几许伤心事！一生大笑能几回？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只二三。”
艺术贵在独创。优秀作家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对生活的体验，怀着悲天悯人的关爱之心与社会良知，真实地写出人物的性格命运和心灵世界，表达作家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理解，把作家的情感和思想潜移默化给读者，从而对人民和民族的精神发生或显或微的作用。《沧浪之水》写人的灵魂搏击挣扎苦斗而终于被毁灭的悲剧，读来震撼人心，回思无尽。《如焉》对人间正义的热情肯定和人物故事的浪漫与沉重的编织，使小说产生深刻的艺术力量。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沧浪之水》与《如焉》之所以一问世就引起读者热烈反响，有洛阳纸贵之火爆，论者评为反映当今知识分子生活题材的上乘之作，就因为它们真实，而且有独到的深刻——两位作家不谋而合地道出了当今知识分子触目惊心的精神堕落：《沧浪之水》写出了知识分子的“猪人”化“狗人”化亦即奴才化；《如焉》则通过毛子形象写出了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尽管《如焉》里达摩、茹嫣、卫老师占主要篇幅，但作者坦言，小说问世后，许多人都自嘲自己是毛子，说周边都是毛子；这也等于承认，追寻普世价值的草根知识分子达摩，在现实生活中寥若晨星，与毛子们不成比例。
笔者拜读此二书后不禁掩卷沉思，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含金量究竟如何？
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和传承者；如论者所言，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这是无须讳言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科学领域里的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是民族精神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也是民族精神的标本；他们是民族精神的宣泄者，也是民族精神的记录者。他们享有社会精英的美誉，当然负有相应的道义。所以《如焉》里的卫老师认为“老百姓这样（要求很低，有饭吃，有衣穿，足矣）可以理解，知识分子这样，不可饶恕。”
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时代的眼睛，是人民的代言人，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的良知。陈寅恪认为知识分子特有的东西是“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因此他们必须恪守自己的独立人格，保持思想的自由，勇于追求真理、追求社会的正义和公平，追求普世的价值和终极意义。如哲人言，“良知和责任感是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命名”。知识分子应该倾向于献身社会，能够独立思考社会问题，负有义无反顾、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敢于为推动社会前进和为解决人民面临的迫切问题而大声疾呼，奋勇抗争，从中寻找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对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知识分子的形象至关重要；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乃是最可怕的社会腐败。
固然，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洁身自好、爱惜羽毛者不乏其人，古道热肠、义薄云天者也大有人在——如《沧浪之水》里的戴妙良；甚至“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亦并非后继无人——如《如焉》中所写。不过恕笔者直言，他们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孤鸿哀鸣”；而《沧浪之水》所言“孔子死了”，却是无情的事实。《沧浪之水》的网上帖子如火如荼，“我们看完以后在社会上会少走一点弯路”、“这样的书应该成为教科书呢，只恨我们看这些书太迟了，要是一踏上社会就能看到这些书，我们现在也不是这个样子了，早些年读的那些书真是害人不浅哪”，“就这样一个社会！我们不去适应社会，难道还让社会适应我们不成？”，“沧浪之水再深刻，也没有生活本身更深刻，就像阎真在书中说的一样，任何说教都敌不过生活的本质真实。生活的本质就是自我中心论，就是随着感觉走”，……此类感言，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很多网友都视书中“真正的尊严是建立在金钱和权力之上的”为至理名言。想一想吧，池大为从人变狗人，灵魂尚经历了痛苦艰难之挣扎，变过之后，亦尚有不忍之心；只怕他的后来者们，如那许多网上跟帖人，会是等而下之的极端利己者，他们不会有任何的羞涩、愧怍和屈辱，就直接迈步进入猪人狗人角色。因为没有了对孔子的稍许信仰，没有了如池大为的父亲那样的人的耳提面命，没有了池大为所经历的热血沸腾年代的熏陶，笔者敢说，即使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能赢得涉世未深的青年的喝彩。
笔者在学界啖饭亦有若干年，耳闻目睹知识分子之无特操，可谓每况愈下；倘用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名言评估今日知识分子，虽然不能一概而论，却也可以大概而言。
只要“睁开眼了看”，当今机关、大学、医院、科研机构、新闻出版部门，那些腐败知识分子的寡廉鲜耻、灵魂空虚、贪得无厌、纵情声色犬马、为虎作伥，实为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有；而媒体披露的司法界、金融界、军界、工商界及各行各业里的腐败者，有几人不是高等教育文凭在手的知识分子？有论者指出，“事实上，当今的知识分子是在渴望品尝堕落的滋味。他们悔恨当年的‘纯洁’、自律，惋惜虚度的年华，痛心过去的‘傻冒’。他们以索债的急迫补回蹉跎岁月的损失，有些人的贪婪程度已近疯狂。”正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堕落，带动全社会的道德崩溃、精神堕落、人性败坏、良知泯灭。以至有“有知识的恶棍是最恶的恶棍”的恶谥，《沧浪之水》和《如焉》的笔墨所及，仅是冰山之一角而已。
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为何史无前例？《沧浪之水》中说：“承担和牺牲的精神，人格和道德的力量，传统文化的这两大支柱已经崩塌，也难有重建的可能。我说孔子死了，我很痛心惋惜，却也看到这是历史的必然，在农业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观念无法面对今天的现实世界。”《如焉》中说：“理想主义热情烧完了，紧接而来的，就是市侩主义犬儒主义。利益的诱惑，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加不可抵挡。当精神的满足，道德的满足已不可得的时候，物质的满足，权力的满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
对于这一问题，小说家的回答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应该由专业学者皓首穷经、广征博引做长篇大论，或许才可以得出令人信服之解答。笔者为草根学人，三脚猫论客，学力未逮，斗胆越俎代庖，在此摇唇鼓舌，试言若干，或有一得之见。
留此存照。
兰德公司：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来源：财识网
来源日期：2010-9-20
本站发布时间：2010-10-11 8:26:31
美国的兰德公司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或闻所未闻的。而正是这个公司，在60年前，由于准确预测"一旦美国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必将出兵朝鲜"，一炮走红，从此确立了兰德公司世界第一智库的显赫地位。它可以说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
声明：此报告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只具有其参考价值，思考比评价更重要。
兰德公司报告
(一)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二)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这导致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他们没有通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确立行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行为的道理，这导致中国人在各个行业和生活领域中没有统一意识。
中国是无神论国度，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无神论者教育，蔑视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当做迷信，精神领域没有共同的凝聚和约束。大部分人，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质行为上却是泛神论者，在中国，拜鬼现象非常普遍。
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无罪，这导致中国人在内部矛盾分歧时，在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他们内部自己。
(三)中国人所说的政治除了欺骗和背叛没有其它东西。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在中国，人情高于法律，导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贪赃受贿的社会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为中国人的传统。在中国，政治斗争是罕见残酷而无情的，政治斗争让中国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
(四)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为了掩饰中国目前的失业，贫穷，惊人的资源浪费等现实，中国政府编造出一串数字来把中国打扮成一个经济上欣欣向荣的国家。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来填补中国的这个无底洞。所以当人们下次听到中国政府所宣布的经济高增长率等数字时应该想想这些臆想出来的数字是否正常。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不得不为这个中国政府粉饰的表面上繁荣的伪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五)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私欲之中。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和无止境的利益纷争。
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有人曾经做过的一个精彩的比喻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奇怪的被称为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的现实，即没有法律约束的资本主义就像不存在地狱这一概念的基督教，最终每个人都堕落，无一幸免。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制造已经成为质量低劣，价格便宜，仿制，侵犯知识产权的代名词。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六)中国人的生活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
中国人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满足于自我生理感官需求，他们的文化建立在声色犬马之中:麻将、赌博、色情、吃欲、贪欲、色欲无不渗透在他们生活和文化中。
(七)失败的中国式教育成为世界的笑柄。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社会改善总体水平，而是为统制阶层和少数富有阶层服务的。中国的政府部门总是引以为豪的标榜自己是人民的这个，人民的那个，但没有一个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唯一服务的对象就是他们自身集团的利益。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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