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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能兴世，武能安邦，这似乎是一个千百年来的真理。得天下依仗武力，安天下须以文道。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一直以这种文武之道运行着，即使是尚武的北方少数民族，统一中原之后，亦以文臣治世，在他们看来，武可以得天下，却不能治天下。老子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不得已而用之。几千年后的人们一直相信并执行着。
　　武只负责护土卫国，历史上，武将只存在于一个朝代的开始，之后，武将的地位便由文臣所取代。
　　大多的统治者都不会喜欢手握重兵的将军，在他们看来，武将在为他夺取天下后成为了最危险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对自己的统治地位造成威胁。历史所发生的事实也很好的证明了这点。而文臣则受千百年来口口流传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从心底看不上只懂拼杀的武将。在他们心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恰恰他们便属于劳心者之中的一个群体。文臣很自信地认为，以武力夺得的天下，必须施以文治，武人大多粗俗不通文理，需以文教约束其行为。
　　在统治者与文官集团的一致压力之下，武将则自然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力。而文人天生的懦性和奴性使统治者对他们充分的信任，也由此造成了历史治世时代

　　人生之过去、现在、未来，都只是时间轴上的一点，时间轴从过去到将来无限的横向延伸。假如将时间轴比作一条线段，过去在-1的位置，现在在0的位置，未来则是在1的位置，而我（自我）则是处在0点的位置。或者我（自我）是在1的位置，那么未来则是在2的位置，自我所处的位置便是现在，而过去、现在、未来则同时客观存在于时间轴的任意点上。
　　未来会成为过去，过去也可以成为未来，只是所处时间轴的位置不同，产生了对时间的不同认识。如果我们以过去之过去看过去，那么过去则是过去之过去的未来。当自我处在“过去”的时候，那现在则是过去的未来。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只是时间轴上的一点，过去发生的事情，依然在过去的时间段的空间内发生着，未来的事也已经发生在未来的时间段的空间内。我们并不只是唯一存在于这个空间的，过去并未消亡，只是发生在过去的时间空间内，未来也已经发生，在未来空间内。因为“未来”也只是未来之未来的过去，在“现在”看来，未来是还没有发生的时间，而在未来之未来看来，“未来”则是已经发生的过去。
　　这便是“命运”，佛说是“因果”

　　小的时候经常会想，人的一生或许只是一场梦，死亡便是梦的终结。死亡之后，在另一个世界，我们被恶梦所惊醒，发现原来这一生只是一场梦而已，或者死亡只是另一个世界梦醒了，梦境中的我们便随之死亡。
　　死亡只是梦境的终结。亦即是佛所说的“死亡并不是终结，只是一种变化”。
　　而死亡之后又会是什么？真的存在轮回吗吗？或者轮回只是另一世界的我们再次做梦？
　　范缜的《神灭论》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人之所以活着，是因为有精神的存在，肉体存在就有精神，人死后，精神也就随之消灭。以此来否定灵魂轮回之说。
　　灵魂存在与否，且不去论。至于轮回之说，我们不妨以另一种思维角度来解释。我们在此时所生活的世界之中，一切的认识、思维、行动皆是以自我们中心，即现在我想着一件事，心中会想到“我”，这个“我”便是自我，我们观察世界亦是以自我为参照物。如看到了一棵树，心中便会想到，是“我”看到了一棵树。当我们死亡之后，自我便会消失，而千百年之后，是否还会有另一个“我”，又以自我为参照物来看那个世界！
　

　　中国历史社会的破产不外乎两种原因：（一）长期的分裂，社会政治亟需一个统一的政权重新对当前的社会状态进行调整。如春秋之秦一统，三国之晋一统，南北朝之隋一统，五代之宋一统。（二）当前政权的腐朽导致民不聊生，激发民变。如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各朝。
　　这两大原因使中国历史长期处于或分裂或统一的社会状态，而究其根本原因，不论是长其分裂至大统一，或是政权之腐败，终是由于经济的崩溃而引发的。
　　所谓政权的腐败，应为当时政权无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进行管理，导致财政破产，致民生激变，由新的军事力量较强之政权取而代之，而新的政权亦是经过长期战乱，或是民间社会本身之分裂状态，对社会经济破坏，使之恢复至状态，从而新的政权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调整管理。即生产力倒退至适应生产关系的状态。
　　长期的和平状态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又进入当前的管理方式和技术无法管理的状态，即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财政再度崩溃，再次由新的政权将其取代，从而无限循环，至清朝由于外力的介入而发生了大的改变。
　　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进入了新的统一时代。其后，中华民国在内乱外忧的社会状态之下与

　　以中国社会政治之早熟，进入秦汉以来，却以极慢的速度在发展，甚至停止，使一种政治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而社会政治发展晚于中国的欧洲国家早已进入了现代民主社会。
　　以明朝万历年来看，全国共有两万余名官员。而要以两万余名官员来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其人力资源必会在社会实际事务前显示出严重的不足。仅以一人或数人管理一县之事务，然则以这种行政手段来管理，则必须使全国思想保持一元化，避免加大技术的复杂性。以我国之幅员辽阔，如果没有一套简单而统一的管理方式，官僚集团便无法正常的运行。这种使思想保持一元化的方法又莫过于道德，以道德来祢补技术上的不足，使亿万民众都服从道德的教养，归顺在这一简单而原始的制度之下，从而能够使之符合当前的行政能力。
　　“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黄仁宇语），行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在这种行政能力之下，仅两万余名官员远远不够维持社会运行。一个行官员必须对他所在区域内的所有事物进行管理，包括经济、民事、刑事等等，所以官员必须与乡绅、耆老联合，依靠他们将亿万农民联系起来，由乡绅、耆老代替行政官员管理民间普通事务，以这种方式来祢补人力资源的不足，即以道德祢补技术的不足

　　在中国4000多年的历史上，被后世历史学家公认的盛世并不是很多，着名的盛世主要有：文景之治、武帝盛世、光武中兴、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永乐盛世。
　　在1681年——1796年的这段时间在历史上被称为康乾盛世。所谓盛世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军事、人文思想和对世界的影响力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政治上，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等等。清王朝在康、雍、乾三朝显然是不符合这些条年，所以康乾盛世终归还是一个自欺欺人谎言而已，就如同慈禧自称她所处的时代为清王朝中兴之时一样。
　　康乾盛世存在与否，一直是史界的一个争议，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什么学者，所以不用对我所说的话负什么责任，在这里只是我说对康乾这一时代的个人看法。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所谓盛世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对世界的影响力。一个时代是否是盛世不仅要和过去对比，比如宋朝，和明朝对比，还要世界对比，当时所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如何。
　　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康乾盛的世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人口，在康乾时代人口达到了历朝以来从未达到的数字，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到1790年已经突破三亿。人口的众多并不能代表经济社会

　　我们习惯地把中国历史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社会的发展由低到高，这也是世界历史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处在最高端的是理想社会，理论上称之为“世界大同”，即《礼》中所描写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原始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经过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然后消失解体。原始社会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经历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原始社会从约170万年前--公元前2600年结束，然后进入传说时代，即黄帝时代。直至禹建立了夏朝，中国进入了信史时代，也进入了氏族封建社会。
　　关于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主流观点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现代社会。这种划分方法来源于对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生搬硬套。奴隶社会，即以奴隶和奴隶制为社会的主体，显然在夏、商两个朝代并不具备这种特点。最准确的划分应该是夏、商二代应该

　　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王朝
　　公元前141年（建国61年），汉武帝刘彻即位，西汉进入强盛时期。
　　军事：公元前119年，西汉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匈奴远徙。
　　经济：公元前180年，文帝即位，汉进入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文化：公元前91年《史记》完成。

 

　　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立国37年
　　军事：解除塞北游牧族突厥人侵扰，公元598年，隋征高丽。
　　经济：公元610年，大运河开凿完成。
　　公元597年，隋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
　　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公元637年，马周对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