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望《社会进步学者有责》

          社会进步学者有责 
               张望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观念应该被彻底颠覆。查阅《现代汉语词典》“匹夫”是指无学识，无智谋的平常人。也就是说是一般的群众，或农村的老百姓。那么现阶段农村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又是如何呢？

   虽然，在改革开放中，国家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可有的农村的群众体育娱乐活动，却得不到发展，有的乡镇原来有的图书室篮球场，这几年也不翼而飞。农村群众娱乐场所有的缩小了或被占用。

   导致老百姓轻科学，重迷信，赌博成风。滥建，滥修寺庙，宗祠，四处可见。很愿意在迷信方面花钱，而不愿在书刊报纸上花钱的人大有人在。每年花费在迷信的钱，要几十元到几百元的家庭是很平常的事，有的家庭每年在迷信上要花几千元，这也不是个别现象，有的村这样的家庭就有一百多户。而在书刊导致老百姓轻科学，重迷信，赌博成风。滥建，滥修寺庙，宗祠，四处可见。很愿意在迷信方面花钱，而不愿在书刊报纸上花钱的人大有人在。每年花费在迷信的钱，要几十元到几百元的家庭是很平常的事，有的家庭每年在迷信上要花几千元，这也不是个别现象，有的村这样的家庭就有一百多户。而在书刊报纸上的花费几乎是零。报纸上的花费几乎是零。

   由于老百姓生活压力比较大，没有什么条件和精力去获取更多的信息，农村本来工作机会，生存条件就比城里要差好多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农村日常生活费用却要比城里高出许多。就坐车来说，虽然坐的是公共汽车，可是收费还是按原来的私营车收费，真正意义的公共汽车却没有。饮用同一公司的自来水，价格相差也很大，在城里每吨水一元二角，到乡下就要每吨水就要三元五角，而且还有另外收费。生活用电农村也是要比城里贵好多，群众对此也是有口难言，老百姓好欺负早就成了口头禅。

   历史发展到今天，时代也不同了啊？如果还有人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不是有些不够妥当了，或者觉得有点逃避责任的“味道”。应该演变成：社会进步，学者有责。

   如果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么也只有知识分子才更有可能、条件和机会，入虎穴得虎子。过去读书人，把毕生的精力耗尽在四书五经，一天到晚吟诗诵词背章句，一心只读圣贤书。现在的知识分子受传统的“清高”的影响，往往喜欢闭门谢客，孤军奋战。特别是对政治问题喜欢“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明白，“你可以对政治毫无兴趣，可你必须确信：政治对你却有兴趣，政治绝不会因为你对政治不关心而放过你”。

   有人文章写得很好，也只能写抽象的东西，不敢写具体的事件。遇到实际问题也是不知所措。有一次我坐了近二天的火车到北京，经朋友介绍，怀着好奇又愉快的心情，拜见了一位很有名气的知识分子。说起来见到也是很不容易。在交谈中就觉得不是想象的那样子，也是有不知道怎么说的感觉，总不是我所期望的那样，有点名不副实。


   也有些人学历很高，理论很深，却善于见风使舵。能关心社会进步、关心国家前途的实在是凤毛麟角。然而“巴结上，玩弄下”有的卷入腐败的，却多如过江之鲫。

    要不然，民主在中国喊了近百年了，还是今天这样子，不能充分完整的享受自由。“虽然宪法条文规定的内容是非常有先进性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自由和权利得到了一定的限制，比如说媒体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等等”。

    其实知识分子对社会是进步，是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可是搞不清楚在中国象“***”这样的事件，为什么知识分子也无法抵制，也无可奈何。甚至也被卷入，而且首当其冲。难道真的是“百无一用是书生”？

    假如我们不想历史的悲剧重演；不想作戏台上的一具可怜的傀儡。给别人随心所欲地推来推去，那么，我们就别无选择----必须关心政治。这其实也就是关心自己。


    只要知识分子能有勇气去突破传统的束缚，勇敢的走进群众，站在第一钱上，改变根深蒂固的陈规陋习。中国一定会更加美好自由，实现民主也是指日可待！


   中国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是制度问题。有的说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的说是人口多的问题。如果有人说：“不一定仅仅是制度问题，而是人的问题，知识分子才是关键的因素”我一定举双手赞同。

 高声望、广视角、不压味。

今天是父亲去世17年,我父亲一生劳累,贫穷,没得到6儿子的孝敬就去世了.

我外祖父从小就失去父母，解放前18岁时随他人，去日本谋生，1992/03/在日本去世（80多岁）具体去世的时间原因，我们也不是很清楚的。

        我母亲和舅舅，是在1936年由我外婆从日本带回的，回到中国后不久就不知日本亲人的情况，双方都无法取得联糸。后来我外祖父在多年，无法得知家乡消息的情况下，又在日本娶了一位日本妇女。

       我外婆回到中国后，受尽苦难，她在小菜馆吃过剩菜，象乞丐。当时我母亲以一百多斤的地瓜米送给别人做童养媳，可想生活是多么的痛苦。

        到了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我们与日本的亲人才重新取得联糸。我知道我外祖父在日本一生诚实劳苦，也没有什么钱，后来出售了一间小店，才有钱拿回中国。

        在家乡也建起了楼房，我们都不同程度的得到好多好处。我舅舅从小没得到良好的家教，因生活贫困，与一位来历不明的四川妇女结婚。这个妇女利用我舅的钱物，在社会上花天洒地，拉关糸。骗取我外祖父的信任，我外祖父的钱物绝大多数都到她手中。我外祖父去世后没有经剂来源，她们反欠了好多债，房屋都卖了还不够还债，目前多年了也不知道去向。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在日本的外婆，姨姨。她们一切情况我们都不知道。甚至她们的具体名字。年龄都不街道。从来没有联系，从来没有见面。

     在中国的外婆也去世多年了。舅舅已去世。我母亲现在73岁身体健康，我有六兄弟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