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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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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16日,受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邀请,出席“鲁郭茅高端论坛”,做首席发言。18日晚,“鲁郭茅高端论坛”结束后,在陕西师范大学新校区研究生院为博士生讲《长篇小说的艺术问题》。教室挤满,据主持人田刚教授说是历来讲座来人最多的一次。19日回京后,立即继续正在紧张进行的《中国鲁迅学百年史(1919-2019)》。完成这套大书后,还要致社科院已经立项的《长篇小说艺术美学》和一部长篇小说等。“学海无涯苦作舟”,此生只能如此了,不可能空闲。但也很充实,身体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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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香山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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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018918日晚,“鲁郭茅高端论坛”结束后,

















。教室挤满,据主持人田刚教授说是历来讲座来人最多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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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30 23:26)

哲学家何以长寿?

2018829日中华读书报《家园》

 

张梦阳

 

张世英这个名字,我已熟悉、景仰近半个世纪了。1971年,我在首都图书馆办理借书证后借的第一套书,就是张世英先生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书名记不确切了)。包着棕黄色的牛皮纸,一共四册,已经很旧。当然,这种深奥的哲学书,我是读不懂的,就结合列宁的《哲学笔记》“硬”读,写了近千张卡片,至今保存在我的卡片箱中。

1981年协助周扬同志撰写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报告,执笔人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要我帮查出处。恰好遇到乐黛云老师,我随意跟她提了一下。想不到晚上在写作组居住的友谊宾馆接到她的电话说查到了,并自豪地说: “是询问了张世英先生,他从刚刚拿到的最新德文版《黑格尔全集》上查到的。”一时间,写作组沸腾起来,感到有了最高的权威根据。

自此我更加景仰张先生,看到他新出的书就买。一本《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啃”了很多遍,我在《中国鲁迅学通史》和后来的文章中将鲁迅定位为:“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深刻反思的具有‘精神诗性’的伟大思想家”,就是受这本书和张先生其他书文启发得出的。鲁迅终生坚持“改造国民性”,为了启示不“悟自己之为奴”的中国人精神觉醒,克服奴性,增强悟性,从“本能的人”升华为“自觉的人”苦斗了一生。这正是鲁迅高于其他现代作家,至今影响犹深的根本原因。

因此,当我看到2018410日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以整版篇幅刊出张世英先生的长篇文章《做一个诗意的人》时,简直激动得跳起来了。细读了好几遍。

恰好一位“发小”来访,见我刚出版了116万字的《鲁

迅全传·苦魂三部曲》,又在进行《中国鲁迅学百年史(1919-2019)》的大工程,好心劝道:“人是要服老的。你已经七十三了,出的书也不少了。应该歇歇,享受人生,多活几年。不要再拼命了!”我听了,提起报纸反驳道:“你看人家张世英先生,已经八十多了,还发整版的大文章!我刚过七十,怎能止步呢?!”

但这次我是说错了!730日光明日报“光明学人”的整版大文《张世英:万有相通的哲学之思》,又使我一惊!张世英先生哪里是我印象中的八十多岁啊,已经九十七岁啦!不仅思维敏捷,还能不戴眼镜,从智能手机上浏览文章!

八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更使我一惊:九十七岁的张世英先生给大会提交了大论文《做一个有诗意的自由人》。对这次大会各有说法,但一致认为张先生的学术演讲主旨高渺,深刻透辟。诗意和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是非常稀缺的精神元素。

我将光明日报刊出的文章与微信中得到的演讲稿对照着又细读一遍,倒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哲学家何以长寿?

演讲稿与报纸上的文章基本相同,都是讲人生精神境界分为四个层次:“欲求境界”“求知境界”(“求真境界”)、“道德境界”(“求善境界”)和“审美境界”(“求美境界”)。但演讲稿题目上加了“自由”二字,更为明晰地从人对自由的认识来解析这四个层次——

人生之初,无自我意识,不分主客,不能区分我与他

人、他物。在这第一个最低层次的精神境界中,人只知道

满足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欲望,舍此别无他求,称之为

“欲求境界”,此种境界,其“异于禽兽者几希”,也无自由

之可言。

第二层是“求知境界”。大家都熟悉来自斯宾诺沙的一句话:“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强调“人只有认识了这种必然性,按必然性行事,才是自由的”。这一思想,有其合理之处。但否定了人的精神领域中的自由意志,却是片面的。人除了科学认识的“自然威力”即必然性,对之“服从”之外,还应该有完全由自己做主的自由领域。

古代向中世纪过渡时期的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最早提出了自由意志论,认为人有自由行动的能力,即是说,人的行动可以不为外在的条件所决定,而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通过自由意志,人从自然的必然性规律中解脱出来。

这一说法又容易使人把自由曲解为脱离必然性规律而任意为之。康德则指出人有两重性:一重是自然方面,一重是自由意志方面。康德对人的自由本质的上述分析,否定了所谓自由不过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自由意志论的论调,明确阐述了自由需要超出必然性的学说,认为要做一个超越必然性的自由人,就是做一个凭道德良心之“绝对命令”行事的人。在西方哲学史上为人的自由本质第一次做了细致的、系统的论证,是康德的一大贡献。这就是第三层:“道德境界”。但康德的论述抽象晦涩,把自由放在超验的领域,尤令人感到脱离现实,至于把道德行为看成完全自由的看法,也有不周全之处。

第四,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审美”。“审美”比起

“道德”来更深入地进入了“超越必然性的自由”之境。不

再着重注意认识到某具体对象“是什么”这种主客彼此外

在的关系,而是把对象融入自我之中,从而达到一种情与

景交融的境界,主与客合二为一,借用中国传统哲学语言

来说,就是进入了天人合一的“意境” “心境”或“情境”,超越了“求知境界”和“道德境界”中的实用关系。黑格尔

说:“在审美中,欲念消退了”,对象(客体)作为“有用的工具”这种“异己的目的”“消失了”,那种“单纯应该”的“有限关系”也“消失了”。 “由于这些,美的关照就具有自由的性质,它使对象成为人自身自由的和无限的东西,而不再作为有用于有限需要和意图而满足占有欲和功利心的东西”。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德国美学家席勒明确主张,做人

要做一个“审美的人”,只有“审美的人”才是“完全的人”

“自由的人”。在“审美直观”中,单纯“感性冲动”和单纯“理性冲动”所给人的限制、强迫感“都被排除了”。使人成为超越“伦物”世俗、 “达本而识真源”的完全自由的诗意的人。如海德格尔所说: “诗意地栖居”。

在一层又一层的“深度思考”中,张世英先生在宇宙自我、古今中外的“万有相通”的哲思和古典诗词的“玩味无穷”中,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 “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以审美的高远境界与深刻眼光看待日常事物,不斤斤计较“衣饭”“伦物”,而放眼于隐蔽在其背后的母源——无限之“意”,“于伦物上识真空”,让胸襟开阔起来,优游于自由自在的境地。张世英先生在这种充满诗意又愚朴素雅的慢生活中,超脱了凡尘,增强了体质,比享年九十五的冯友兰、张岱年、梁漱溟先生还长寿,使北京大学哲学系更加无愧“长寿系”的称号。

哲学家何以长寿?

2018829日中华读书报《家园》

 

张梦阳

 

张世英这个名字,我已熟悉、景仰近半个世纪了。1971年,我在首都图书馆办理借书证后借的第一套书,就是张世英先生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书名记不确切了)。包着棕黄色的牛皮纸,一共四册,已经很旧。当然,这种深奥的哲学书,我是读不懂的,就结合列宁的《哲学笔记》“硬”读,写了近千张卡片,至今保存在我的卡片箱中。

1981年协助周扬同志撰写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报告,执笔人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要我帮查出处。恰好遇到乐黛云老师,我随意跟她提了一下。想不到晚上在写作组居住的友谊宾馆接到她的电话说查到了,并自豪地说: “是询问了张世英先生,他从刚刚拿到的最新德文版《黑格尔全集》上查到的。”一时间,写作组沸腾起来,感到有了最高的权威根据。

自此我更加景仰张先生,看到他新出的书就买。一本《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啃”了很多遍,我在《中国鲁迅学通史》和后来的文章中将鲁迅定位为:“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深刻反思的具有‘精神诗性’的伟大思想家”,就是受这本书和张先生其他书文启发得出的。鲁迅终生坚持“改造国民性”,为了启示不“悟自己之为奴”的中国人精神觉醒,克服奴性,增强悟性,从“本能的人”升华为“自觉的人”苦斗了一生。这正是鲁迅高于其他现代作家,至今影响犹深的根本原因。

因此,当我看到2018410日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以整版篇幅刊出张世英先生的长篇文章《做一个诗意的人》时,简直激动得跳起来了。细读了好几遍。

恰好一位“发小”来访,见我刚出版了116万字的《鲁

迅全传·苦魂三部曲》,又在进行《中国鲁迅学百年史(1919-2019)》的大工程,好心劝道:“人是要服老的。你已经七十三了,出的书也不少了。应该歇歇,享受人生,多活几年。不要再拼命了!”我听了,提起报纸反驳道:“你看人家张世英先生,已经八十多了,还发整版的大文章!我刚过七十,怎能止步呢?!”

但这次我是说错了!730日光明日报“光明学人”的整版大文《张世英:万有相通的哲学之思》,又使我一惊!张世英先生哪里是我印象中的八十多岁啊,已经九十七岁啦!不仅思维敏捷,还能不戴眼镜,从智能手机上浏览文章!

八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更使我一惊:九十七岁的张世英先生给大会提交了大论文《做一个有诗意的自由人》。对这次大会各有说法,但一致认为张先生的学术演讲主旨高渺,深刻透辟。诗意和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是非常稀缺的精神元素。

我将光明日报刊出的文章与微信中得到的演讲稿对照着又细读一遍,倒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哲学家何以长寿?

演讲稿与报纸上的文章基本相同,都是讲人生精神境界分为四个层次:“欲求境界”“求知境界”(“求真境界”)、“道德境界”(“求善境界”)和“审美境界”(“求美境界”)。但演讲稿题目上加了“自由”二字,更为明晰地从人对自由的认识来解析这四个层次——

人生之初,无自我意识,不分主客,不能区分我与他

人、他物。在这第一个最低层次的精神境界中,人只知道

满足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欲望,舍此别无他求,称之为

“欲求境界”,此种境界,其“异于禽兽者几希”,也无自由

之可言。

第二层是“求知境界”。大家都熟悉来自斯宾诺沙的一句话:“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强调“人只有认识了这种必然性,按必然性行事,才是自由的”。这一思想,有其合理之处。但否定了人的精神领域中的自由意志,却是片面的。人除了科学认识的“自然威力”即必然性,对之“服从”之外,还应该有完全由自己做主的自由领域。

古代向中世纪过渡时期的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最早提出了自由意志论,认为人有自由行动的能力,即是说,人的行动可以不为外在的条件所决定,而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通过自由意志,人从自然的必然性规律中解脱出来。

这一说法又容易使人把自由曲解为脱离必然性规律而任意为之。康德则指出人有两重性:一重是自然方面,一重是自由意志方面。康德对人的自由本质的上述分析,否定了所谓自由不过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自由意志论的论调,明确阐述了自由需要超出必然性的学说,认为要做一个超越必然性的自由人,就是做一个凭道德良心之“绝对命令”行事的人。在西方哲学史上为人的自由本质第一次做了细致的、系统的论证,是康德的一大贡献。这就是第三层:“道德境界”。但康德的论述抽象晦涩,把自由放在超验的领域,尤令人感到脱离现实,至于把道德行为看成完全自由的看法,也有不周全之处。

第四,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审美”。“审美”比起

“道德”来更深入地进入了“超越必然性的自由”之境。不

再着重注意认识到某具体对象“是什么”这种主客彼此外

在的关系,而是把对象融入自我之中,从而达到一种情与

景交融的境界,主与客合二为一,借用中国传统哲学语言

来说,就是进入了天人合一的“意境” “心境”或“情境”,超越了“求知境界”和“道德境界”中的实用关系。黑格尔

说:“在审美中,欲念消退了”,对象(客体)作为“有用的工具”这种“异己的目的”“消失了”,那种“单纯应该”的“有限关系”也“消失了”。 “由于这些,美的关照就具有自由的性质,它使对象成为人自身自由的和无限的东西,而不再作为有用于有限需要和意图而满足占有欲和功利心的东西”。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德国美学家席勒明确主张,做人

要做一个“审美的人”,只有“审美的人”才是“完全的人”

“自由的人”。在“审美直观”中,单纯“感性冲动”和单纯“理性冲动”所给人的限制、强迫感“都被排除了”。使人成为超越“伦物”世俗、 “达本而识真源”的完全自由的诗意的人。如海德格尔所说: “诗意地栖居”。

在一层又一层的“深度思考”中,张世英先生在宇宙自我、古今中外的“万有相通”的哲思和古典诗词的“玩味无穷”中,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 “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以审美的高远境界与深刻眼光看待日常事物,不斤斤计较“衣饭”“伦物”,而放眼于隐蔽在其背后的母源——无限之“意”,“于伦物上识真空”,让胸襟开阔起来,优游于自由自在的境地。张世英先生在这种充满诗意又愚朴素雅的慢生活中,超脱了凡尘,增强了体质,比享年九十五的冯友兰、张岱年、梁漱溟先生还长寿,使北京大学哲学系更加无愧“长寿系”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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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6 02:10)

那晚,他们没见面

 

张梦阳

 

文汇报“笔会”2018-06-19 09:50:41 作者:张梦阳

 

192410月,主编 《晨报副刊》的孙伏园因为鲁迅的 《我的失恋》被撤下,愤而辞职。不久,《京报》主人邵飘萍先生听说孙伏园离开 《晨报》了,就请他到 《京报》创办一个副刊。

1924128日, 《京报副刊》即在孙伏园主持下与读者见面了。此后, 《京报》的读者一天比一天多,最多的一天增加了两千份以上的订户,印刷所加班,送报的加人。邵飘萍一次对荆有麟讲:印刷工人和发行部人竟发出怨言,说: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从中可以看出,《京报副刊》影响大了。而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是广大青年要看鲁迅的文章,因而纷纷订阅 《京报》。鲁迅先生也没有使青年人失望,自 《京报副刊》发刊后,对于时事及学术、社会、文艺各方面,都有文章发出。

有鲁迅的热心支持,再加上当时在文艺界很享盛名的周作人等,也都常有文章发表, 《京报副刊》便风靡北方, “纸贵洛阳”,孙伏园“副刊大王”称号也叫得更响了。

《晨报》颇受打击,找孙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地以胜利者的笑容拒绝了。《晨报》只好请诗人徐志摩来接编。

徐志摩是孙伏园的朋友,所以他们俩虽编着几乎可以说是敌对的报纸,却没因此减却两人见面的机会。相反,因为志摩也编着副刊,为了拉稿的关系,两人常常碰头。他们经常交换意见,交换批评,甚至交换着旁人对他们所编的副刊的好恶消息。

当时正是徐志摩走向社会活动的时代,每月茶点召集贤人淑女的新月会议;在北大等校又讲授着英国历史上的诗人----拜伦与济慈;他表扬他的客厅的新诗 《石虎胡同七号》,也吸引青年争相拜访。但他却忽然转兴,发表起有关政治的杂文 《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孙伏园把这篇杂文拿去给鲁迅先生看,还问了鲁迅的意见。过了几天,志摩又与伏园相见了。从未与鲁迅会过面的志摩问起,他那篇文章,鲁迅先生的意见怎样?

伏园直爽地答: “鲁迅先生说那篇文章写得真好!”

然而,正以诗人身份在文坛上争辉的志摩,感觉到鲁迅是在讽刺他了,立刻说:“他骂得我好苦呵!”

伏园立即解释说: “这次鲁迅先生可不是骂,是说真好!”

陈子善先生54日在 “笔会”上发表 《鲁迅见过徐志摩吗?》,提出了徐志摩是否与鲁迅见过面的问题。我记得,1921 8月鲁迅在 <</SPAN>狭的笼>译者附记》中对泰戈尔赞成“撒提” (寡妇与亡夫一起火葬)提出批评,以及除给 《京报副刊》写稿外,还给 《语丝》 《莽原》 《猛进》 《国民新报副刊》等报刊写文章,却没有给过徐志摩主编的 《晨报副刊》一个字。由此可以判断,192458日,鲁迅晚上同孙伏园一起以一般观众的身份往协和校园会堂观看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诞辰演 《契忒罗》脚本二幕,看到过台上的徐志摩,徐志摩这时或在其他场合也看到过鲁迅,而鲁迅虽然赞扬过徐的杂文,政见还是不同,所以上演完毕后,没有上台与徐志摩会面,就半夜回家了。

 

作者:张梦阳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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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4 22:59)

在对谈中探究文学“之所以然”

作者:张梦阳《光明日报》( 2018年07月10日 16版)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是舒晋瑜的第三部访谈专著。我一听说书名,立即被“深度”二字吸引住了。读了这本书,更加认可这两个字。“深度”,确实是这部文学访谈录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

  什么是“深度”?可以从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区别中得到答案。我曾在何兆武先生论述的基础上,进行过这样的提炼:历史学讲的是“历史如此然”,也就是历史是如此的,而不是如彼的;历史哲学则探究的是“历史之所以然”,也就是说明历史为什么是如此的,不是如彼的。历史哲学比起历史学来,是更富有“深度”的。

  很多学科都效法历史哲学的路径,不再满足仅仅认识学科的“如此然”,而探索学科背后的“之所以然”,例如文化哲学、艺术哲学等,甚至理工学科也出现了学科哲学,如建筑哲学、天体哲学等。我们文学工作者是否也可以建立“文学哲学”呢?

  所谓文学哲学就不是一般性地评论文学的“如此然”,评说作品的优劣好坏,而是探讨文学的“之所以然”:作品为什么是优、是劣、是好、是坏的?进一步说,就是要探究出作品萌生、发展、成长的内在规律性。

  舒晋瑜虽然在访谈中没有提过“文学哲学”这个词儿,却贯穿了文学哲学的路径,以她特有的执着、深厚的素养、秀和的风貌,不断向作家们叩问“为什么”。

  她向作家陈忠实发问:为什么要在《白鹿原》开篇引用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名言,“这是不是也体现了您的一种创作野心”?陈忠实作为一位史诗性的大作家恰好喜欢这种追问,回答中承认自己在最初构思时,认识到历史不仅是人物和事件,更是一个社会中人的心理秩序的脉搏、脉象。舒晋瑜紧接着得出结论:正是在这种构思中,作品在深度和广度上呈现出极具史诗气魄的大手笔。这就是富有历史哲学和文学哲学的对话,这些追问“为什么”的对话在书中随处可见,从而使这部访谈录实现“深度”的追求。

  舒晋瑜与阿来的对话也充满了哲学性。舒晋瑜问道:“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成就了阿来,是这方水土还是后天的努力?”也就是阿来及其作品的“之所以然”。照过去的思维方式,很多作家会讲许多感谢的套话,阿来却坦诚地肯定:“当然是天赋。”并继续说道:“其实很多问题,如果更高深的智慧,反问一下就明白:这方土地又不是养我一个人,我是最不被养育的一群人中出来的。”作家是如何产生的?这个文学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否认或忽视天才的存在,很多理论家说了一大套也没有讲清楚,甚至越讲越离谱,在阿来与舒晋瑜的对谈中,一句话就点透了。这就是“深度”的威力,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既然是文学访谈,当然要突出文学性。舒晋瑜与毕飞宇的对话正是在探究文学的“之所以然”。毕飞宇在我心目中是富有艺术气质、懂文学的当代作家。他最好的作品是《平原》,并不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推拿》。舒晋瑜似乎跟我的艺术感觉相通。她跟毕飞宇说:“以往获得茅奖的作品,多是宏大叙事。但《推拿》不算是。”这引出毕飞宇精辟的回答:“我非常热爱宏大,但问题是对宏大的理解可能不一样。所谓史诗模式是宏大,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小的,跟叙事者内心的宏大几乎无关,真正的宏大是留在人物的内部。内部的宏大是非常惊人的。……从我写作开始,兴奋点就在内部而不是外部。写一个小说,写战争,写来写去都是外部不涉内心、不涉及感受,对我来说不可想象。王安忆评价迟子建的时候,说:‘她知道小说在哪儿。’这个话说得特别好,每个人都有一个判断,每个写作的人都知道‘在哪儿’,因为这个判断,导致每个作家不一样,我所理解的宏大,永远在内部。”

  “知道小说在哪儿”这个说得特别好的话,其实就是懂文学。文学在哪儿?就在人的心里。题材再大,写战争,一心写战争的过程,却没有写战争中人的心理活动和人生感受、曲折命运,就算不上文学。因为文学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是军事战术学,而是要生动、深刻、鲜活地写人,写人的心灵。这涉及文学哲学最根本的课题。很多搞了一辈子文学的人,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始终懵懵懂懂,弄不清楚,始终还在概念化的泥淖里瞎折腾。王安忆与舒晋瑜的对话题目是“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我无法归纳成概念”。这是真正懂文学的文学家说出的真理,即文学与概念无缘。

  一位哲人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理解了文学的“之所以然”,为什么是如此的,不是如彼的,究竟是什么,究竟在哪儿,才能实现文学的自觉。通过阅读舒晋瑜和这些作家之间的对话,能发现她是属于懂文学“在哪儿”的记者和作家。这部《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对文学的理解富有“深度”,是懂文学的人之间的对话录。要达到这样的“深度”,除了禀赋之外,还必须下大功夫。舒晋瑜在访谈之前,都对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阅读,做足了功课。既进行了平面阅读,就是把作家的代表性著作找来,不能说精读、细读,至少要浏览一遍;也进行了立体阅读,搜罗作家相关的文字访谈、视频访谈、研究资料等,甚至作家曾经提及哪部作品或电影对自己产生过深远影响,她也要了解一番,作为参考。

  “深度”不是因为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也不是因为所提的问题多么锋芒毕露,而是要看访谈者是否能提出有底气、富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可以引发作家的深度思考,不断地拓展话题,共同开辟新的思想领地。这是我阅读《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得出的一个启示。

  (作者:张梦阳,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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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随想

2018年《随笔》第3期

 

张梦阳

 

                        1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内忧外患、朝代更替的大变动时期,却又是戏曲创作最辉煌的时代。明末出现了汤显祖那瑰丽如梦的《牡丹亭》,清初就唱出了洪昇温习故梦的《长生殿》,但康熙二十八年就禁演了。六年之后,康熙三十四年清朝政权业已稳定,经济经过明末清初的一度萎缩之后转向繁荣,康熙又发话不再追究。这不但令远在杭州的洪昇大喜过望,还振兴了正在北京任户部主事的孔尚任的创作热情。当时他住在琉璃厂海柏巷一座自命“岸堂”的宅院里,院中种了紫藤萝,街外满是书市和酒馆,他赶忙找好朋友下酒馆痛饮畅谈,说这下咱们可以挥笔大写了。

孔尚任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号云亭山人。公元1648年,生于山东曲阜。年少时读书曲阜北石门山中,早年在家乡时博采遗闻,就听到过“李香君血溅诗扇”及南明王朝灭亡的故事,感慨颇多,萌发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冲动,准备写一本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戏曲。这是他写作《桃花扇》传奇的思想酝酿期。1684年康熙“南巡”江南,回京路过山东,到曲阜祭祀孔子。孔尚任被荐举在“御前”讲经,得到康熙褒奖,破格任命为国子监博士。两年后,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出差淮扬,疏浚黄河海口,三年后的冬天才回京。这一时期他结识了明遗民冒辟疆、僧石涛等人。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登燕子矶,游秦淮河,过明故宫,拜明孝陵,还到栖霞山白云庵访张瑶山道士。这些生活体验,加深了他对南明亡国的感慨,也丰富了《桃花扇》传奇的素材。

《长生殿》“获释”之后,孔尚任就开始了紧张的创作。经过对史料的反复思考,明末复社名士侯方域(字朝宗)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打动了孔尚任。他决定以此为主线,以明王朝灭亡为背景,借离合之情,发兴亡之感,写一部打动人心的爱情戏。经过整整四年的惨淡经营、三次易稿,于康熙三十八年,剧本终于杀青,最后定名《桃花扇》,共40出,有《访翠》《寄扇》《沉江》等折。经与梨园公会协商,孔尚任毅然决定由因为演《长生殿》触犯龙颜招惹大祸的内聚班首演。1700年正月初七,孔尚任邀集了名士挚友18人在岸堂相聚,酒席宴前,让伶人清唱《桃花扇》新曲,众友人无不称快,忘乎所以。真个是“词人满把抛红豆,扇影灯花闹一宵。”试演成功后,在菜市口的碧山堂公演,大获全胜,场场爆满,轰动京城。孔尚任成了当红明星,走在街上总有成群市民围观,回到家里也不得安宁,每晚都有三朋四友、达官贵人慕名前来造访,或摆谈,或索要剧本。

《桃花扇》演出的盛况传到宫里,康熙素来喜欢戏剧,曾多次溜出紫禁城去戏楼看戏,听说出了个新剧《桃花扇》大受欢迎,就让贴身的苟太监弄一份剧本看看。

苟太监带着两个侍卫骑马来到孔尚任居住的琉璃厂海柏巷,敲开“岸堂”大门,传达了圣旨。孔尚任刚刚入睡,听说后连忙爬起来,睡眼朦胧地找出剧本呈上。

这一夜,乾清宫灯火通明,康熙挑灯看《桃花扇》,一直看到五更天,边看边击节叫好,大声朗诵秀艳温柔的台词,不断自语道:“这戏朕非看不可!非看不可!”

皇帝一叫好,朝野齐声响应。各位大臣纷纷捧场,全北京戏楼天天上演《桃花扇》,传到外地,很多地方也争相上演,甚至连湖北鹤峰县这样偏远之地也演《桃花扇》。

然而,康熙皇帝虽然《桃花扇》的艺术非常欣赏,但对戏中所表现的抗清英雄史可法、左良玉还是难以容纳,第二年就撤了孔尚任的职。不过并没有禁演这部难得的杰作。从此一斑可见作为一代英明皇帝的康熙,自有他的雄才大略和广阔胸襟,一方面爱才如命,一方面在政权巩固后适当放开文艺的自由度,虽难容史、左,但并不惧怕人们对前朝忠臣的怀念,甚至于皇帝自己也对忠贞者有所崇敬,瞧不起叛逆者,把这些人鄙薄为“二臣”。孔尚任被撤职后,在京城赋闲,仍然受到从高官到民众的尊敬。两年后卖掉“岸堂”,回到故里,在诗人佟铉资助下将《桃花扇》刻印成书散发,流传甚广。1718年死于曲阜石门山家中,享年七十。他人去,精神不灭,三百余年来观赏、研究《桃花扇》者络绎不绝,以至发展为“桃学”。

 

2

 

中国古典文学与世界文学经典相比,确实毫不逊色。2016年《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和英国莎士比亚同时诞辰四百年之际,曾经掀起了《牡丹亭》热。学界普遍认为汤显祖完全可以与莎翁比肩。我由衷同意。《牡丹亭》在三百余年前就燃起了如此绚丽的至情美梦,非大天才不可为也!但是,我们不可因之忽略了《桃花扇》!我认为《桃花扇》绝不在《牡丹亭》之下,而且更加具有现实的思想意义。

其现实的思想意义就是:以染血的桃花扇为戏剧核心,将爱情上的忠贞不二与政治上的是非分明、民族气节上的坚定不移统一在一起。使《桃花扇》既不同于一般的爱情戏,也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戏,还不同于一般的爱国剧,而成为三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这正是这部戏撼人心魄、流芳百世的根本原因。

《桃花扇》一启幕就令人倾倒。那是忧患老人----教曲师傅苏昆生沉重的叹息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慨叹:“古董先生谁似我?非玉非铜,满面包浆裹。剩魄残魂无伴夥,时人指笑何须躲,旧恨填胸一笔抹……”由此引出“楼台花颤,帘栊风抖……今宵灯影纱红透”,一个秦淮歌姬,一个复社文人,绵密绮丽,花好月圆;然而再看下去,悲伤与痛苦便不可抑制地汩汩涌出。听左良玉“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声声哭出血泪;看李香君“溅血点作桃花扇,比着枝头分外鲜”,守护着爱情的良知。一个王朝的覆灭,一段爱情的逝去,笙歌靡丽中故臣遗老在掩袂独坐,他追问着一个王朝三百年的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止于何地。能够回答他的不是斑驳的光阴,而是那彼此相爱的人,他们因家国无法生死相许,内心的挣扎与外在的变迁,全由那一腔血染就的桃花扇自然地串联起来。使人对身陷风尘的弱女子李香君产生了无限的同情----

1624年(明天启四年),香君生于苏州阊门枫桥吴宅,父亲原是一位武官,因系东林党成员,被魏忠贤一伙阉党治罪,家道败落,飘泊异乡。八岁,随养母李贞丽改吴姓为李,住媚香楼。自幼跟人习得艺家诸艺,音律诗词、丝竹琵琶无不精通,尤擅南曲,歌声甜润,深得四方游士追慕。养母李贞丽仗义豪爽又知风雅,媚香楼的客人多半是些文人雅士和正直忠耿之臣。

刚满十六岁,复社文士候方域慕名来到媚香楼,一睹“香扇坠”李香君的风采。走入香君的房间,只见室内书画古玩陈设有致,别有一番清新气息,与一般青楼迥异。香君娇笑盈盈地请客人落了座,立即有侍婢送来清茶果品,此时方域又被正面墙上挂着的一幅大型横幅吸引住了,这是一幅“寒江晓泛图”,寒雪弥漫的清江之上,一叶孤舟荡于江心,天苍苍,水茫茫,人寥寥,好一种悠远淡泊的意境,画上还题有一首诗:“瑟瑟西风净远天,江山如画镜中悬。不知何处烟波叟,日出呼儿泛钓船。”画上没有落款,料非出自名家之手,方域问道:“此画是何人大作?”香君见他对画如此关注,略带羞涩地说:“是小女子涂鸦之作,不足为道。”“是你所作?”方域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一个姣小稚嫩的少女,竟然作出这般神韵的诗画,真令人刮目相看。从这幅画开始,两人越谈越投机,彼此引为知己。一个是风流倜傥的翩翩少年,一个是娇柔多情、蕙质兰心的青楼玉女,接连几次交往之后,便双双坠入爱河,缠绵难分。像香君这样的名妓,梳拢必须邀请大批有头有脸的风流雅士,还要付一笔丰厚的礼金给鸨母,可惜方域没有银子,无能为力。友人杨龙友雪中送炭,给了他大力的资助,梳拢仪式很顺利地办了下来。当夜,方域拿出一柄镂花象牙骨白绢面宫扇,题诗送给香君作定情之物,扇上系着侯家祖传的琥珀扇坠。香君深察侯郎的真心挚意,从此便留他住在媚香楼中。但是,那笔钱并不是杨龙友的,而是阮大铖赠送给侯方域的一个人情,想拉拢侯方域入僚。阮大铖本是明末戏曲家和文学家,人品却十分低下。方域尚自犹豫,香君却发飙了,劈手把头上的发簪脱下来,骂醒了侯方域。变卖了首饰,四下借钱,总算凑够了数,把钱扔还给了阮大铖。

阮大铖怀恨在心。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铖,他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自方域去后,香君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洗尽铅华,闭门谢客,一心等候公子归来。在阮大铖的怂恿之下,弘光皇朝的大红人田仰吹吹打打地来迎接李香君做妾。李香君坚决不从,田仰还要坚持,她干脆一头撞在栏杆上,血溅在方域送她的扇子上。娶亲的人见闹出了人命案,只好抬着花轿溜回去了。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中画出一树桃花。

阮大铖仍不想放过香君,待她伤愈后,立即打着圣谕的幌子,征入宫中充当歌姬。这一招香君着实无法抵挡,她一个青楼女子,哪里敢违抗圣上呢!宫门一入深似海,何时能再见到日夜思念的侯郎呢?她好想托鱼雁捎封信给远方的情郎,让他回来见上自己一面,可此时战事正紧,交通全部断绝,书信无法送去。带着无限的眷念和遗憾,香君进了皇宫,怀里紧紧抱着那把鲜血绘成的桃花扇。

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兵攻下扬州,直逼南京,弘光帝闻风而逃,最终被部将劫持献给了清军,随后南京城不攻自破。南京城破之时,香君随着一些宫人趁夜色逃出了“牢笼”,市街上已是一片混乱,清兵烧杀抢掠,难民四处逃窜。正巧,当年为李香君教曲的师傅苏昆生路过长板桥,无意中发现了坐在地上发傻的香君,连忙将她扶起,才知她已无处可去,便带着她随逃难的人流,奔往苏州。

1645年(清顺治二年),香君在世间受尽苦难后,躲进南京栖霞山葆真庵,与昔日秦淮姐妹卞玉京相伴为尼。香君日夜思念朝宗,不觉恹恹成疾。一日,朝宗突不期而至,久别重逢,香君不禁喜出望外。不意朝宗一卸风衣,呈现一衣清装,业已蕹发易服,依附清朝。香君大惊,知已变节投敌,乃严词斥责,并撕碎定情诗扇,以示决绝。朝宗自惭形秽,黯然而去。香君也香消玉殒。

尾声《余韵》中,已垂垂老矣的教曲师傅苏昆生回应开场,悲声唱得彻骨悲恸:“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桃花扇》使明艳的昆曲变得厚重,原本轻盈的云步带着历史的沧桑。

痛苦与悲怆成全着美,美宣泄着痛苦抚慰着悲怆。

曲子通过描写教曲师傅苏昆生在南明灭亡后重游南京所见的凄凉景象,话兴亡之感,抒亡国之痛,表达了强烈的故国哀思。全曲风格沉郁悲怆,这首《哀江南》多次被选入教材。

清末思想家梁廷枬在《曲话》中赞叹道:“《桃花扇》以《余韵》折作结,曲终人杳,江上峰青,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脱尽团圆俗套。”

这不是使爱情、政治、爱国三者浑然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因而撼人心魄、流芳百世吗?

难怪抗日战争中,现代戏剧家欧阳予倩要把《桃花扇》改编为话剧?广泛上演,鼓舞了人民群众爱国抗日的斗志。建国后,中央实验话剧院几度将《桃花扇》搬上舞台,在国内外演出。著名导演谢晋曾将《桃花扇》搬上银幕。上海电视台也曾将《桃花扇》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李香君》。海柏胡同里的孔尚任“岸堂”,现已难寻旧迹,但在这里诞生的《桃花扇》,已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块丰碑。

 

3

 

浏览“桃学”资料,发现有人指责孔尚任虚构了历史事实,说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桃花扇,李香君也并不是戏中写的那个样子。而是1645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秋,侯方域在栖霞山寻到李香君。经过商议,二人携手渡江北上,前往老家河南归德(今商丘)。李香君隐瞒歌伎身份,以吴氏女子妾的身份住进西园翡翠楼。在这里,她与公婆和睦相处;与侯方域元配夫人常氏相敬如宾,姐妹相称;与侯方域鱼水情深,琴瑟和谐。从1645年到1652年这八年时间里,李香君生活得平安、舒适,也可以说是她一生中最为幸福美满的时期。可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就在侯方域去南京为香君求子、寻亲的时候,她经常担惊受怕的身份问题终于暴露了。公公侯恂知道李香君是秦淮歌伎的真实身份后,当即命令李香君滚出翡翠楼,后经人讲情,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让她住到离城十五里的侯氏柴草园——打鸡园。那里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凉村落。而此时得知李香君已身怀有孕,引起婆母和常氏夫人的同情,二人一再向侯恂求情,侯恂才勉强答应派一个小丫头去那里服侍。

侯方域回到商丘后,即将李香君接回,住在翡翠楼上。因出身低贱,香君被赶到距城7公里的侯氏庄园(今李姬园)居住。李香君因被歧视,终日郁郁寡欢,日久成病,无奈患上肺痨而死,享年三十岁。如今的商丘,还建有李香君墓。

以上说法是有根据的,侯方域的《李姬传》就是这样记叙。然而,并不能因此否定《桃花扇》。

这里包含着很深的文艺理论问题:《桃花扇》是创作,而且是传奇式的戏曲,可以根据史实进行虚构。《桃花扇》以侯朝宗呈现清装,香君知其已变节投敌依附清朝,乃严词斥责,撕碎诗扇作结,是把溅血的桃花扇这一核心情节与民族大节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把整部戏推向了高潮。可谓是打破中国传统的大团圆结局的惊人之笔。仅这一笔就可彪炳史册!

在秦淮八艳中,不论是样貌还是才气,李香君都排不到首位,但是她却高居秦淮八艳榜首。在南京街头随便找个市民问问秦淮八艳,大家可能说不全,但是李香君却是众人熟知的。三百余年来,李香君之所以如此声名远播,主要还是她对爱情的忠贞以及高尚的爱国情操。

如今南京秦淮河早已成为名闻遐迩的景点。且莫说夫子庙熙熙攘攘、独具特色的步行街,街上来自天涯海角、服饰缤纷的游客,就是河中色彩绚丽的游船,也永远吸引着游人。而对访客具有更大精神引力的,就是这位鲜血绘就的桃花扇铸成的血性女子----李香君。春三月间,秦淮河畔的桃花也格外红艳绚丽,芳香袭人。有一种酒,就叫“桃花醉”。沁人心脾,醉人魂魄。

李香君故居陈列馆坐落在夫子庙来燕桥南端,钞库街38号该馆座南朝北,三进两院,面临美食街,背依秦淮河,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典型的江南民居风格。

门前是一副对联:花容兼玉质/侠骨共冰心。精准地概括了香君如花似玉的容貌与坚韧刚烈的心骨,怎不令人起敬?

4

 

写到这里,有必要专门谈谈那把扇子----桃花扇。

我引诗人洪烛题为《桃花扇》的诗足以说明这把扇子的价值与意义----

 

这把祖传的扇子

注定属于秦淮河的。秦淮河畔的桃花

开得比别处要鲜艳一些

你咳溅在扇面上的血迹

是额外的一朵

 

风是没有骨头的,你摇动的扇子

使风有了骨头

 

这条河流的传说

注定与一个女人有关。扇子的正面与背面

分别是夜与昼、生与死、爱与恨

是此岸与彼岸。你的手却不得不

承担起这一切,于是夜色般低垂的长发

成了秦淮河的支流

 

水是没有骨头的,你留下的影子

使水有了骨头

 

你的扇子是风的骨头

你的影子是水的骨头,至于你的名字

是那一段历史的骨头

 

别人的花朵轻飘飘

你的花朵沉甸甸

 

这首专门为《桃花扇》作的诗,充分显示了“桃花扇”这一核心情节的分量。即便是虚构,也是一位大天才的沉甸甸的虚构。试想倘若没有这柄染血的桃花扇,还能成《桃花扇》之戏吗?

 

5

 

正是由于以溅血的桃花扇为核心,《桃花扇》才能成为卓越的传世经典,李香君也才能受到后来卓越人物的称赞----

林语堂《为香君题诗》说:

 

香君一个娘子,血染桃花扇子,气义照耀千古,羞杀须眉汉子。香君一个娘子,性格是个蛮子,悬在斋中壁上,教我知所管制。如今天下男子,谁复是个蛮子,大家朝秦暮楚,成个什么样。子当今这个天下,都是骗子贩子,我思古代美人,不至出甚乱子。

 

2018年1月15日夜思香君于北京香山“孤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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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Q诞生地讲阿Q

张梦阳 《 中华读书报 》( 20180509  03 版)

  

北京西直门内的八道湾十一号,是“周氏三兄弟”的故居。鲁迅曾在这里写了《阿Q正传》等重要作品,是中国鲁迅学界的重地。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先生为此专门写了《八道湾十一号》一书,颇受欢迎。

   所以当时一听说这片房屋要拆迁,鲁研界就强烈反对,认为应该保护这一历史遗址。但是到底还是拆了。不过政府采取了两全其美的方案:本在西单的北京名校三十五中迁到八道湾,“周氏兄弟旧居”整修一新,就在校园里。鲁迅长孙周令飞的鲁迅文化基金会设在故居入门的房间。这样,既保护了故居,又使三十五中的学生一入学就受到鲁迅文化氛围的熏陶。学校成立了鲁迅立人教育研究会,吸收热爱鲁迅的师生参加。鲁迅研究新秀荣挺进先生专门开辟了鲁迅系列专题课,请国内外鲁迅研究专家到校讲学,三十五中成了北京中学学习、研究鲁迅的中心。

  四月二十日下午,我有幸被请到这块阿Q的诞生地讲阿Q,讲阿Q是怎样的文学典型?我们从中汲取什么教益?

   192112月《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登到第四章时《小说月报》就收到读者的批评信,认为“讽刺过分”,“算不得完善了。”当时主编《小说月报》并兼记者的沈雁冰,即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却以大评论家的慧眼,洞察到刚问世四章的《阿Q正传》的伟大价值,明确指出:《阿Q正传》不是讽刺小说,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使他联想起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人物奥勃洛莫夫。

   深知鲁迅创作内情的周作人,也以仲密的名义在《晨报副刊·自己的园地》专栏中发表了《<</SPAN>阿Q正传>》一文,指出“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是鲁迅“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文末披露了阿Q的生活原型——绍兴家乡“一个缩小的可爱的阿贵”。鲁迅自己也明确说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人们对事物的最初直感,往往会比以后由于种种压抑而被扭曲的认识包含更多的真实成分,以上对《阿Q正传》的最早评语,实质上已经包含了近百年间《阿Q正传》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阿Q正传》的真义!

 

  但是,随着狭隘阶级论日占上风,这些真义却遭到不断的批判。《阿Q正传》是写阶级斗争的书,阿Q是农民甚至破落地主的典型等等怪论甚嚣尘上。1951年与鲁迅有过亲密接触的冯雪峰指出:阿Q“主要的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这一“寄植说”是符合鲁迅、茅盾、周作人最初意见的,迎来的却是劈头盖脸的批判,认为冯雪峰是对阶级论的否定,违背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势头凶猛,冯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提法。

   但是阿Q典型性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被称为鲁研界和文学理论界的“歌德巴赫猜想”,虽遭挫折,却吸引起学者们浓厚的理论兴趣。1956年,何其芳发表了《论阿Q》,提出了“共名说”——某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成了他身上某种突出特点的“共名”:诸葛亮成了智慧的“共名”,堂·吉诃德成了可笑的主观主义的“共名”,阿Q则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共名”。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对何其芳的批判如成群的马蜂扑来,蜇得他浑身伤痛。但他始终不服气,“文革”中我向他求教时,他几次愤怒地说:“我怎么跌入‘人性论’的泥坑了?我是永远不接受的。”表示以后如果有了写文章的权利,还要论辩这个问题。这也激发我立志研究阿Q的典型性课题。倘说我“陪了鲁迅一辈子”,核心是陪阿Q研究。

   陈涌同志重新出山后,首先写有分量的论文就是《阿Q与文学的典型问题》和《<</SPAN>阿Q正传>引起的争论》。第一篇是我凭着与他的私交“软磨硬泡”拿到《鲁迅研究》第3辑发表,第二篇是陈涌自己在巴黎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报告会上宣读的。陈涌是何其芳一手培养起来的鲁迅研究家,他实际上进一步阐释了何的“共名说”,加强了哲学深度,并拓展到世界文学的视野。

   上世纪80年代编纂《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时,我就着重收集阿Q研究的资料,只言片语也没有放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反复细读,潜心揣摩。90年代初《汇编》完成,就在冯雪峰、何其芳、陈涌的基础上全力投入阿Q典型性研究。19919月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长篇论文《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随后扩展为27万字的专著《阿Q新论》,19969月由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专著出版后,我并没有停止对阿Q典型性问题的研究。在2000年《文学评论》第3期上发表了《阿Q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典型问题》,认为余华、莫言提出“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的“反常规”的“全新的写作态度和思维方式”更加“接近真实”,而这恰恰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开辟创作方法。余华笔下的许三观是当代文学中比较接近阿Q的典型形象。听朋友说:余华很高兴!在会上举着那期《文学评论》,称我为“最大的阿Q研究专家”。当然,这话我是不敢当的。但也说明我的阿Q研究获得了作家们的认可。

   又经过二十余年的思考,我逐渐形成这样的观点:《阿Q正传》实质是一位思想家型的文学家创作的哲学小说。阿Q是一位与世界文学中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摩夫等典型形象相通的着重表现人类精神弱点的特异型的艺术典型,可以简称为“精神典型”。以这些典型人物为镜子,人们可以看到自身的精神弱点,“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阿Q是中国现代文学贡献给世界文学典型画廊的惟一一个出色的典型形象。《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第一部传播到世界、受到罗曼·罗兰等大作家称赞的现代文学作品。如陈涌所说:“鲁迅即使没有其他著作,只要有一部《阿Q正传》,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至今,《阿Q正传》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阿Q和他的精神胜利法在中国还很普遍!确实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令国人惊醒、深省!

   之所以提出“思想家型的文学家”这一说法,是因为单一的思想家,可能写出关于“精神胜利法”的哲学论著,但写不出小说《阿Q正传》;单一的文学家,即使能够写出阿Q的故事,又写不出其中的哲学性。只有鲁迅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加“诗人”的具有“精神诗性”的思想家兼文学家才能写出《阿Q正传》。

   至于《阿Q正传》的哲学性,最近看到作家毕飞宇解读《阿Q正传》的文章,非常叹赏!他说《阿Q正传》是一部“御侮的方法论”的小说,阿Q无论受侮时还是中兴后欺侮别人时,都是奴才,正点出了这部小说的哲学性。

   但我觉得仅点出方法论尚不够,还须深入到认识论。方法源自认识,精神胜利法产生于对自己和世界的错误认识。先祖们曾在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对后人的提醒,“认识你自己!”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名著《人论》的第一段话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鲁迅青年时代就提出:“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临终前不久又提醒“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应有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其实就是说要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在二者的比较中确定自己应对外界的方略,从“本能的人”升华到“自觉的人”。堂·吉诃德当骑士大战风车,四处碰壁,重病归家,临死前明白“自己只是普通人,并不是什么骑士。”阿Q被绑缚刑场枪毙,仍然昏聩、颟顸,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这就是至死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

   所以,做个明白人,不要像阿Q那样糊涂地生活。当是我们从中汲取的重要教益。(刊后稍有润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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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悟霍金

2018年3月21日中华读书报《家园》

 

张梦阳

 

2018年3月14日,当世最强的大脑停止了思考,史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去世了。

微信、微博上刷满了悼念霍金的文章和消息。有人说霍金是属于宇宙的,是宇宙赐予地球人的一位宇宙天才,他是被外星人带走了,又回归了宇宙。

因而,有人在留言中埋怨宇宙道:为什么赐给一个身体残缺的丑陋的人?如果是一位肢体健全甚至高大俊美的帅哥该多好!

我由于家庭的理工背景,虽然从事文学专业,却对自然科学和哲学,尤其天体物理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霍金一传入中国,就成为他的“粉丝”。一见霍金的书,就买;一看有关霍金的报刊,就藏,似乎对这位歪瘫在轮椅上的“丑陋的人”由衷地生发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深情。曾经破门而出写了篇《感悟霍金》,刊登在2015年8月19日《家园》上,所以一听到这类嘲笑霍金的话,就不自觉生出无名之火,觉得这种说法太浅薄了。

其实,霍金之所以在人类世界产生如此深广的影响,就在于他是一位歪瘫在轮椅上却具有世上最强大脑的“丑陋的人”。倘是一个健全人,即使在科学上做出了跟他一样甚至更大的成就,也不会引起如此众多人们的尊敬。

美国作家乔治·R·R·马丁所著的严肃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里有个小恶魔提里昂,读者看到他后,往往会说“一个侏儒也可以投下巨大的影子。”现实中,霍金就是以坐在轮椅的低矮残缺,给世界投下了一个雄伟壮观的英姿。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有一颗能够思考的大脑。霍金使具有正常大脑的人自豪、自信:只要大脑健康,肯动脑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战胜,以至创造奇迹!

霍金21岁时不幸患上了会使肌肉萎缩的卢伽雷氏症(渐冻症),全身瘫痪,不能说话,唯一能动的只有两只眼睛和三根手指。到后来手指也不能动了,只能靠眨眼传递想法,由特制的电脑和助手转成语言文字传播于世。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失去了功能,但只要大脑健全,就能战胜困难,创造奇迹。这正是霍金显示人类特殊力量的地方!他身体遭到极端的禁锢,心灵却如此的自由、宽广,一直关心着整个宇宙的基本问题,这是多么伟大,多么美啊!《哈姆雷特》里有一句台词:“即使把我关在一个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着无限空间的君王。”这种精神,在霍金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不仅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物理天才,而且是一个令人折服的生活强者。他不断求索的科学精神和勇敢顽强的人格力量,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知道他的人,鼓舞自己开发自身最宝贵的器官----大脑。当然,同是人类的大脑,也是千差万别的。应该承认天才的存在。但仅有天赋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对待科学的认真态度与坚韧精神。新媒体“走寻”上亮出了霍金的手稿,那般整齐,一笔不苟,使我联想起曾经看过的中国大科学家钱学森的笔记,也是那样清晰、美观。可见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才,都必须具备严谨、守则的学习态度和科学精神。这样才是对人类最为宝贵的大脑的尊重。霍金自己对人类的大脑也充满了尊重,说道:“我们人类的大脑远比你意想中更为错综复杂,但若并非如此,你也不可能意想任何事。它包含了许多脑细胞,数目和银河系的星星一样多,约有一千亿上下脑细胞连接在一起,彼此之间的连结比已知宇宙里的星系还要多。大脑研究似乎应该归类于神经科学,但因为大脑受控于基本作用力,例如电磁力。因此思考动作本身最终还是归结到物理学,这是快速复杂的物理现象。”“我们回顾过去,一直到宇宙自身的起源,这一切,这整段137亿年的宇宙历史,都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模型。”人类的大脑是宇宙发展的最高结晶。对人类大脑的自豪,乃是霍金逝世后,对他的一生进行再思考,所得的感悟之一。

其次,霍金在天体物理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有些媒体把他称为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当世最伟大的科学家之类,就说过头了。真正的纪念是基于科学理性的,要实事求是。这种“过头”的赞誉不是理性的缅怀,倒是反科学的。其实,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的实际成果强于霍金。首先的原因是物理学评奖,需要实验结果。而霍金处于这种状况,只能凭想象去进行理性的推测,根本不可能从事实验和天文考察。他的主要成就是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和马克斯•普朗克等基础物理学家提出的“量子力学”框架下,推出了宇宙黑洞的“霍金辐射”理论,写出了阐发宇宙形态的《时间简史》。霍金的过人之处正在这里----他把人人都面对的宇宙有边还是无边、是怎样生成和变化等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用简明的方式讲得比较清楚了。正如两年半前,我在《感悟霍金》中所说的:霍金“构筑了量子化的宇宙学:宇宙是完全自足的、没有边界或边缘,它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既不会被创造出来,也不会毁于一旦。宇宙从来就是这种样子。----它就是存在。”我觉得在这个关系到有无上帝和神鬼的宗教学根本问题上,霍金予以了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回答。由此,霍金也讲了人人都面对的生死问题,他说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上帝是不存在的,没有人是创世主,也没有人能掌握我们的命运。并不存在天堂或者来世,我们只有此生,来欣赏宇宙之美。正因如此,我非常感恩。”并对生命的意义做出他独特的解释:“生命的意义就不在外面某处,而是在我们的脑海里。正如宇宙学家卡尔萨根所说,我们是宇宙对自己的省思。”把宇宙与人的生命结合在一起,多么好啊!远远胜过一些讲授了一辈子唯物论的教授们!也胜过了“第一推动力”的发明者牛顿和最后相信上帝的爱因斯坦。正因为《时间简史》把困惑人类多少年的宇宙、人生的根本性问题说得这么通俗、透彻、简要,所以这本书竟在全世界发行两千多万册。如以普及性地讲解物理学基础理论和宇宙与人的意义为标准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话,必定非霍金莫属!

再次,是霍金关于外星人的言论。据查,是不靠谱的,一大半是媒体胡编乱造,霍金从来没有说过。我耳闻什么二百年内地球人一定要移居外星的说法时,就曾一笑了之。因为即使移居,也只能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是没有福分的。而且距离地球最近的类地行星也有四万光年,即便有了光子飞船等移运工具,也要飞四万年。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飞船上的人怎么生活?就是飞到了早已预测好的适于地球人生存的那个星球,会不会被那座星球可能有的智能生物当作侵略者消灭?与其移居外星,不如全力保护我们惟一的家园----地球。万物皆生皆灭,人类是免不了灭亡的那一天的。我们只能尽量保护自己家园,尽量延长人类的生命历程,向更高的境界升华。由此可见,对于任何人也不能盲目崇拜,把句句话都当作真理,而应以实践为准绳,进入科学理性的境界。纵然如此,有霍金这样的科学大家在人类耳畔时做提醒,探求着未知世界,防止与外星人冒然接触,使地球人永远不停止对宇宙的探索并有所防备,总是有益的。

巨星陨落,魂归星辰,我们缅怀这位人类之子,永远铭记和学习他对科学和真理的态度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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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霍金

 

张梦阳 《 中华读书报 》( 20150819  03 版)

 

我虽身在文学专业,却心有旁骛而悦他,对哲学和自然科学,尤其是宇宙哲学和天体物理学始终保持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与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霍金神交已久。十数年来,他的书竟在我书柜里积占了一长排。

茫茫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历来是人类思想启蒙家必定要叩问的疑难。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写过《论天》,中国大诗人屈原发出过《天问》;中唐大家柳宗元回应以《天论》。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也屡屡“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五四时期,郭沫若则在长诗《女神》中发问:“宇宙呀,宇宙,/你为什么存在?”

记得是初中二年级读到这部诗时,我也写了一首诗发问:宇宙有边还是无边?/如果有边,边外是什么?/如果无边,又难以想象这无限的存在。高三时对这种天问更是兴趣无穷,常常在夜晚仰望星空,又多次到天文馆看宇宙片,苦思冥想宇宙的根柢问题,发展成一篇较长的散文《星下抒情》,对宇宙起源和宇宙到底有边还是无边的哲学疑问进行了一番哲理思考,并由宇宙的无限到人生的有限发了一番感慨,对人生的根本目的抒发了一番诗情。

霍金之所以引起那样多的人们的注目,其实就在于他较前人更好地解答了宇宙从何而生又往何处而去、究竟有边还是无边这一根本性的哲学问题。

宇宙有边还是无边?这个问题,在人类思维产生时就已经出现了。神学思想家认为有边,边外就是上帝,是造物主。如果动摇这一点,就触犯了神学的根基,会被中世纪教会视为异端,绝对不允许存在。据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思想家布鲁诺就是因为支持哥白尼日心说,发展了“宇宙无限说”,最终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上。宇宙无边说,也与我们的直觉思维相悖,习惯于有限事物的地球人很难想象无边的宇宙会是什么状态,连牛顿等大物理学家到头来都不得不承认创世说,认为是上帝的手指推动了宇宙的运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对大尺度动态宇宙给予了极好的解释,但却不能与微观物理理论、即量子力学相协调。他在普林斯顿的晚年中耗费了很大精力去寻找使两者协调的“大统一理论”。逝世的那一天,他的案头上还放着写着方程式的手稿,仍然未能得出解答。霍金的贡献则在于——他的《时间简史》在“综合历史”的原理基础上开展工作,将宏观的广义相对论与微观的量子力学结合起来,形成了量子引力理论,构筑了量子化的宇宙学:宇宙是完全自足的、没有边界或边缘,它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既不会被创造出来,也不会毁于一旦。宇宙从来就是这种样子。——它就是存在。

那么,还会有造物主存身之处吗?我们现在所见的宇宙,可能出现在150亿年前的大爆炸;真空能量最初的暴涨导致宇宙的诞生,几十亿年以后的遥远未来也可能出现大坍塌,终结这一历程。但这仅是可见宇宙的始末,整个宇宙是没有起始和终点的,因为在可见宇宙之外,还有无穷个宇宙。这确实与我们的直觉思维相悖,要理解这种宇宙观,就必须彻底地更新我们的思维。如公元前古罗马哲理诗人卢克莱修在长诗《物性论》中所说:“我们必得承认在整个宇宙之外没有别物,/所以也就没有一个终点,因此也没有任何开端,/不管你把自己放在哪个地方,/放在宇宙的任何地区,都没有关系;/一个人不论站在任何地方,/在他周围总会有那无限的宇宙/向各方伸展……”

从“无”经过量子跃迁创生出宇宙的理论,使我联想到中国老子的《道德经》。在老子看来,无就是“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状之状,无生之象,是谓恍惚。”

这种“无”的观念,使我感悟到宇宙的无限,从这无限中又感知了人的渺小与伟大。

帕斯卡在《思想录》说过一段名言:“人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是的,人类在无限宇宙中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但是任何巨星也无法与人相比。因为人类有宇宙发展的最高产物——能够思维的大脑。霍金这位被称为“宇宙之王”的在世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生于大物理学家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的194218日,21岁时患上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即卢伽雷氏症,从此就被禁锢在轮椅上,疾病使他的身体严重变形,唯一能动的只有两只眼睛和3根手指。由于身体状况恶化,霍金目前连手指也不能动,只能动眼皮,通过电脑语音合成器来表达意思。可见,霍金惟一运作的就是他的大脑,而就是这颗大脑竟然发出那样惊世骇俗的奇想。这不充分展示了人类的思维这宇宙花朵的无比美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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