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卢作孚之死真相

编者按：章立凡先生在《财经》2009年第12期专栏文章“哀莫大于心死”中，提到这样一段历史：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卢作孚先生自杀之前，中央已经决定向民生公司贷款1000亿元人民币（旧币，合今1000万元），以解决公司面临的困境。但是，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没有及时将通报此消息的电报交给卢。

　　针对这一重要细节，赵晓铃女士近日给本刊发来文章“卢作孚自杀前的一个重要细节”，对章文中涉及的一些历史史实，特别是这笔贷款是否存在提出质疑。本刊编辑遂将赵文转给章立凡先生，章又进一步作出对于回应的回应，发来了长文“历史是一张拼图”。

“告密文化”与“国民性”
　　
章立凡

　　
　　自从告密成为一个社会热点，我曾写过两篇文章，分别以《从〈闻香识女人〉看中外告密观》和《漫长的1984：窃听风暴结束了吗？》为题，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告密。文章发表后贴到博客上，陆续看到网友的一些反馈，感到有必要回应一下，并把想说的话说完。
　　
　　我在文章中曾谈到基督教文化的“告密对象”是上帝，有网友跟帖说：还有宗教裁判所。不错，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宗教迫害曾盛行一时，很多妇女被告发为“女巫”，遭到宗教裁判所的逮捕拷问，被判监禁甚至处以火刑，一些科学家和宗教改革家也遭到同样命运。基督教徒的忏悔，当然是向神父或牧师告解，因为他们是上帝在人间的牧人。将告发异端视同告密于上帝，这与个人崇拜年代的告密观极其相似。
　　
　　我提出了评判告密行为的三条底线：一看动机是被迫坦白还是主动陷害；二看告发的内容及伤害程度；三看事后有无补救和忏悔。有网友在表示赞成的同时，指出这是“良心”层面上的，还应考虑“愚弄”、

发票上的“中国特色”

章立凡

    发票在现代社会的消费中如影随形，在盛行公款消费的本土，政府印售的发票也染上了“中国特色”：一曰有价，二曰空白。商家开具发票时照例会问一句“开什么？”请你在可选范围内自选能报销的科目。不仅各种私人消费可利用职权走公家账，甚至连召妓和色情服务都能报销。这条潜规则名声在外，难怪国外红灯区的妓女们，见到中国游客会含笑招手：“You—far—piao ! ”（有发票！）

    中文里“发票”这个词，最早见于明朝张居正的《请宥言官疏》，原指一种公牍小票，系内阁为皇帝代拟的奏章朱批。经济活动中的发票，本义是“发货票”，早期也叫“发奉”，产生于何时尚无定论。清代发票比较简单，仅在右边或页眉写有“奉上”字样，后来逐渐有了编号及固定栏目，但各商家的发票格式不一。民国时期的发票仍无统一格式，仅根据发票金额

      一个多月来，告密的话题从纸媒到网络持续发酵，令人想起2006年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这部电影选择了1984年作为时代背景，又使人想到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小说《1984》。

    《1984》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温斯顿的住所的每一层楼，都有一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你不论走到哪里，画面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无独有偶，《窃听风暴》画面中1984年的东柏林，每一次开头字幕出现的是“公开化无处不在”。这个“公开化”，意味着公民的隐私完全暴露在当局的视野中。秘密警察监控着全东德的百姓，他们的任务就是窥探“他人的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收集情报并分化瓦解可疑的组织。

    作为冷战时期情报战的前沿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