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

“温柔敦厚，《诗》教也。”出自《礼记·经解》，于孔子，乃是诗的灵魂。不学诗，无以言之言的精髓亦是敦厚温柔。我是在教《诗经》“七月”篇时，真实感到我百姓自古至今，温柔敦厚，非“教”乃“性”也。无论何等琐碎、繁忙及辛劳，甚至劳而无享，但万民臣服，齐口称颂的依旧是——“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我们习惯探讨“雅俗共赏”，却少有论及“雅俗共享”。“雅俗”是否可能“共享”？“精致”脱胎于“粗糙”，精致与粗糙却不可以共存。是面对家乡瓷都的世代瓷工们，“温柔敦厚”是那样恰如其分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蕴涵丰富熨帖无缝的符号象征出家乡瓷工生生世世！瓷，真是“雅”，叙说“御窑”、“官窑”，浩瀚繁复；皇家、宫殿，官宦密室，处处是青花叠影，这“雅”脱无数“粗糙”而出，我不说塑形的器具，而仅指那制造这“雅”瓷的瓷工之手，那拉胚的，烧窑的，甚至绘色的，这些双双变形粗糙的手，根本就没有可能去享受那“薄如纸、白如玉”的瓷，工艺形塑了的劳工之手，其粗糙足足可以将雅瓷划破撕裂，只不过“瓷”不会出血，倾“血”而出的是“温柔敦厚”之民。于是，从前御窑的瓷，百分之四精瓷送出，百分之九十六砸碎埋入地底；瓷都的百姓不能自我享用也就不习惯自我享用了，世世代代，今天在街边，我仍然可以看到许多这以“瓷”为“都”的故乡的人们，捧着粗糙的“渣头”大碗在西里呼噜地吞食。粗糙有粗糙的好处，经久耐用，不怕粗糙的“俗”手划破了精美别致的“雅”。

怎样读“诗经•七月”，怎样就觉得那就是劳作百姓的缩影，不同的是，瓷工依傍的不是农耕土地却是窑厂。而今家乡“单位”的窑厂都变成了“工业文化遗产”，于是与这窑厂劳作共生的粗糙的手就废置了，这手的粗糙是否也可以成为“遗产”供了起来，再以文化的面目创起汇来呢？我想，倘若这粗糙的手可以言说的话，无数数、众双双，一定希望工业文化的是“生产”，而不是“遗产”！将“生产”放卫星般直接升天为“遗产”与街边这些搁置的瓷工来说是何等奢侈。“温柔敦厚”习性之民，不在乎文化“雅”之奢之侈，一如“七月”诗教，只要粗糙的“渣头”大碗有基本之食就安分守己、万寿无疆了。

2009/11/22

附

诗经·豳风·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豣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发黄的旧照片

张慧敏

怀旧，是时尚，在现代意识里就不时泛着朦胧、扮着柔美相对于时代，欲诉还羞的忸怩作态。撑着太阳镜觅着油纸伞，蹬着四轮飞跃高速隧道，喃喃小巷丁香与蔷薇。穿越平面现代去探究背里的褶皱，说是“历史”；或者从聚焦的纵深走向拼接，后现代的时髦。发黄的照片在鲜活醒目中作为了一个特色被着重而出，于是就在渐渐风化中赋予出了别样的意义。发黄的照片在一片黄色的“旧”中是不发生意义的，就好比当年沈从文说自己是乡下人，绝对不是面对凤凰乡村而言，是立在北京和上海之论，乡下人，这称谓对于当时北京三环以外的田野之农来说，没意义，何况远离京城的湘夷；但是，对留洋回来兴风作浪的北京上海教授们，意义重大。相反，当下如沈老似的许多返乡大腕们，当奔驰在尘土飞扬中耀武扬威时，也绝对不会与故乡土人称自己为“乡下人”，那一定是说来自北京上海纽约华盛顿……知青饭店开在富源广阔的农村没有意思，而开在十里洋场的大都市意义非凡。突出历史的花朵，还要吆喝出身价，是需要底色衬托的。我总想，反右忆事如知青文本般，为什么在港台甚至毫无土壤的英美会畅销红火的原因。

谁，需要锻造出何种心态，方可以平心静气不是把“发黄的旧照片”抒情进记忆历史的绵绵之音，而是真实地走进、重新过起那“旧”的生活？步入“发黄的旧照片”的足音如何也铿锵出激情而不是老态龙钟？显赫挥霍的当今腕爷，是走不进“发黄旧照片”的，一如“知青饭店”必须开张在繁华现代化大道；腕爷可以把“发黄旧照片”的某些“记忆”带进KTV包间，寻个“历史”的“妹妹”坐于富贵之膝，来如胶缠绵，正是后现代的绝色拼贴图景，后殖民以前的白人走进非洲的图景，只不过在当今的“后”域里，风光显赫的出息之徒可以再回故乡殖民故土“妹妹”罢了。如果说“发黄的旧照片”与沈从文可以作为口袋里一把贴身匕首，有着别样非凡写作功能，那照片肯定还是有原初原味；不像当下只是后工业制作而已。可是，既无福分飚扬如腕爷、甚至难以似沈老熬过动乱重获已经返乡的失落者，踏上故土需要扔开项羽脆弱之剑，将脖子上的划痕烙进心底，深深地，不是以一死了之的果断，而是活生生地，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剥蚀地将锋利的项王刎颈之剑插入心中，永不拔出，像历史一般，让血肉与铜铁一起风化，就是这“发黄的旧照片”，重新过起“旧照片”的活。

狭窄的街道黑色的浓烟袭面而来，记得小时候母亲总是牢牢捂住自己的嘴。还有尘土飞扬，浓痰烟头纷纭，这是我“发黄旧照片”的历史环境，过去与现在不是恍惚而是真实，只有这照片衔接两头外的时空才是梦幻，梦幻里的我,一走20年，今天也只不过重新走回到宿命自己出生的地方。过去的同学说，她从外面回来，时差没有调整好，于是同父母兄弟决裂了。她问我是否也有同感，我否认，说没有，我说，其实有一种生存，是不具有美国与景德镇的时差的！我说的是心性；但同学她只出外到南昌，如何可以把南昌与景德镇的时差分析清晰呢？我同学的满脸苍夷似乎是一种解释的可能。一个失败者其实只是“寒露”一滴，重新回到“旧照片”，必然梦破。“旧照片”维护的亲情只能是历史，历史人物可以耀然于当下，首要条件便该是春风得意，即使是血缘亲戚。旧照片是记忆，这是发黄的价值，如果你以灰头垢脸瞠然于时下，就必定给记忆造成羞辱，甚至辱没了旧照片的意义。不是当下的人们都势利低级，而是意义本身，是“发黄的旧照片”的自然要求。就好比你在“发黄的旧照片”的年代还有希望，那聚焦点是暗示你将来的出息，照片及照片里里外外的所有人都爱听说某某“有才”！而当你走回进“旧照片”的语境，而且以灰尘密布充替了诗幻的“黄色”，像老妓女被虚伪夸张“漂亮”或是“美丽”一般，那“才”叫做耻辱了。是一路走来你无“才”可凭，谁都心知肚明，你才会走回老照片。如果走回老照片的孤魂野鬼还恬不知耻地要争宠于“才”，那么照片上从前的人们和历史都会羞耻难当的。不要虚幻，也许是选择终老客死回老照片的真实，如此或者说是必然这样表达：既然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资格和权利获得拥有幸福和快乐，那么坚守自己的苦痛，不幸也是一种权利。在奥斯维辛的大墙内，既然没有生的权利，那么就把死当成权利。既然笑容不是自己生命可以拥有的权利，就把苦难泪水当成玫瑰，亦能走向天堂。

当天堂如此之近而现场却那么遥远时，方显现出走回老照片的不易。尽管迎面而来的仍是六十年代的叙事、六十年代的风情，六十年代的街道是沉沉木板门后吱呀的白色衣衫的老人，依旧六十年代般，如外婆纳着鞋底；还有天井旁蹲着赤膊的汉子趴在蓝边碗上淅沥呼噜地扒着饭粒。身旁不时会有洪亮的肺气肿似的喷腔吐痰，好似“乡下人”沉闷的抒发这是唯一的渠道；更多的是街道路边门边竹椅上闲置的个个如鲁迅闰土的脸，就这样呆着……走向老年。我也将如此走完自己生命的终点，呆着，倘若我也有老年的话。街道旁许多的老人像我的曾祖母，一生就在锅台上悉嗦磨碜；像我的外祖母一生没有迈出过这座城市。

返回故土是需要条件的。今日的街道石板还是上个世纪中的石板，只是更加风蚀了而已，再加之本来还算宽敞的大道，记忆中有宁静而舒畅，最多几辆自行车在街边踏着，而今道路两旁被公家私家车占据了，于是公交与行人就都拥挤在窄窄的道路中较量着。这条跨世纪不变的被命名为“豆腐弄”到“一院”的街道是没有人行道的，因为赶上二十一世纪祖国春光的老乡们得福于临街，几乎是家家都在门堂口摆起小灶，招揽着过路的食客，于是，自然就增添了六十年代没有的油烟和污水。以街道中央为下水道，泼出一份自然的潇洒，可谓是我家乡的特色；一如随地痰从口中喷，烟头随地扔。入乡随俗，首先就得要接受适应家乡的卫生习惯。当然这适应程度与你自己的条件相关，比如我仍然在美国发迹的中学同学，我如今借住的其实是她父母的房子，而当她回家乡来温馨“旧照片”时，就一定不会有我的体会，因为她不会每日要行走在这被物欲挤压拥塞的街道，最多只在出租车里隔窗观望罢了。即使是街道旁如今的新景象——隔个几间屋，就是麻将馆，也必然会对腰缠美金的归来殷勤款待。“旧照片”渴望新色彩，就像人民币的价值是与美金的筹码里生辉一样。说是家乡的人很坦诚，一如有一天在从一院到三院父母家的公共汽车上，26路4397的年轻有为的司机所言：“你有能耐，不会坐公共汽车！”（情节是这样的：我发现口袋里只有十元整钱，就到水果点换，可只给我两张5元的，于是在上车时，我就让同乘车的两位乘客将她们的硬币给我，这举动遭致司机离开驾驶位走到门边阻止，并声称规定不准换钱，否则要么乘客下车，要么他不开车！我说这无法也无理，他说你去同公交公司讲理，可景德镇公交上没有任何投诉或者监督电话，于是我说在汽车行驶时，我不和你理论，我强调：因为行驶司机交谈是违法的，结果他来了一句：“你还懂法！要有能耐不会坐这车！”）家乡百姓的理由非常简单，只有低薪无权者才会乘公汽，毕竟这是一个破产了所有国企瓷厂拥有大批下岗工人的中小城市，或许这年轻的司机从小就聪慧敏悟到在这城市像个人摸样的要么是别人开车，要么是自己在小作坊发达了。剩余于公交的，就对不起了，谁说县官不如现管，好不容易司机也算是4397的官吧，所以我家乡的司机是有权力轰乘客下车的。我美国的同学即使她真的回她父母的家来，也定无机会如我样登上重新喷漆外在溜光要跟上新时代却内在五脏六腑无不停留于上个世纪充满疲惫牢骚甚至随时都可能瘫痪的公共汽车的。

“旧照片”其实不能走进只能抚慰，或者说探亲访友，家乡中大多数朋友家也如其他中国人家一样，防盗门之内是整洁美丽的，入门定要换鞋，卫生讲究不错，于是，有条件者在条件的时空把玩下“旧照片”不乏诗意。抚慰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只有外在于位，才可能有抚慰姿态，就像照片中的影像无法体现自我抚慰，也就是说照片中的无论是角色还是视觉，都发生不了自慰性抚慰。这体会来自一朋友向我的劝解，当我咨询家乡有什么样的媒体可以关注这平民公交时，以新闻为志业的朋友在电话里说：“司机们也挺可怜，情绪也可以理解，就挣一千多块钱！”这逻辑是说，底下层只要心里不畅就可以骂娘吐痰破坏发泄，因为压抑。不需要去探讨一份职业的职守与道德，谈城市与公共空间更是荒诞，似乎公民之词离我的家乡还遥如天上的月亮。因为没有可能也没有渠道能伸张或者讨论比如这司机阶层的薪金合不合理，不能犯上者就只能泄愤与下，累累阿Q气不过欺负欺负小尼姑。是到今天我才茅塞顿开，为什么在祖国大地发生的几起爆炸事件，不是炸官车，而是公交，是民车。恶性循环，如鲁迅曾经锋利而出的，癌细胞扩散般渗透侵蚀了各社会机理。当你走进“发黄的旧照片”不得不求助于肌瘤时，要避免病菌的子弹侵袭，万万艰难。当我把20年离乡背井积累的全部资产35大箱书籍借放在一好心教师办公室，我与帮忙搬运书的学生们饥饿疲惫，苦苦相求在电梯旁，这办公室大楼的图书馆值班先生就那样翘着二郎腿、叼着烟，旁然无事，竟可以让他身边柜子里的电梯钥匙与我们饥肠辘辘和鸣出的安魂曲，供他享受近一个小时。站在生我养我的家乡土地，这每日迎面而来的空空荡荡陌生又似乎熟悉的“发黄旧照片”中，我不能不时时浮起在波士顿异国他乡与我不同肤色的老美善意的资助；甚至我会不时感念起深圳央校的、总在我提不动东西时助我一臂之力的清洁组的组长师傅。人人相助，在旧照片中是有的，只是重新走进时，有了许多阶层门槛。

尽管走进旧照片的坎坷每日每时都会狗吠般充斥生命，早上是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破旧洗手间作战，晚上要冲刺于冲凉煤气罐像革命思想一样不可阻挡的外泄渗透乃至无孔不入密布空气的拼搏英勇中，还要时时提防如祖国进行曲一般的既无通知也不会有任何暗示的停电停水，再把作战疲乏的身体放在车轮运作的摩的或者随时可能休整于街道的公汽上，来稍作整理自己的思绪，从古自今的文学，而这却是唯一给我的欣慰！与学生一起，尽管我的学生会得不到北大中大同学朋友肯拿他们的名校学生来做比，但只要我的学生中有一个人为我的语言和文字露出一丝理解、我提供的文字材料对他们的思想及写作有丁点帮助，就是给予我的奖赏了。20年走回后，当我沉寂多年、默默几乎丧失价值的文字和学养，学生可以给我一个善意有些许感激的微笑时，就是这生命剩下的全部报酬了。毕竟这是我一生的心血，而文字在当下的时代因了主人的寒酸而一钱不值，既不能献丑与如梦幻般的前世北大，也难以如明星主持屁也洛阳纸贵般显赫与市场。我无能如前世师兄姐妹般早已荣耀于有学生助教，协助科研教学；在今生被冷落荒寂改造教育之后，反而心甘情愿作为我的学生的助教，帮助他们找他们找不到的资料，为一篇阅读，或是他们的一个作业。虽然不同于20年前的家乡讲台，那个时候旧照片中的我是学校正当员工，每月可以得到工薪，但至今没有获过薪金的我站在学生面前，没有因为既无职称也无奉养而自卑，毕竟我的知识经过20年的锻造！学生的每个参与、每个投入性回答，无论是上午的90年代的当代文学，还是下午的先秦散文，每个真诚里都有我重新回到讲台的感激。我的文字我的语言毕竟如石沉大海那么长久，长久到想象沟通的渴望都会诚惶诚恐。尽管这个月止我受的恩惠食量以及填补沉重搬家运输的费用还是来自央校的救济，这份施舍对于一个与当政者并无功效、与学校实体又无能以文字建起功立起业来的书生来说，还是得要遥谢的。百无一用是书生，记得师兄曾批评我错在把个生活当了诗来过，而今这生活却过成了哲学样了，“发黄的旧照片”，整一个——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也。

2009/10/29断续而成于借居

无罪就好

(题记：这是初回家乡见到一受传销之害的同学境况所感。此时此景，迫使我的语言几乎是自然性地回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乡的景观，有一大片是立于风雨飘摇中坚持不懈对美好生活的幻想。望着我的遥远过去的同学抱着她宏大的生意构想，似乎看到自己抱着沉甸甸的文稿乞求的沟通和对未来的憧憬。人渴念为用，可是她的生意经与我，一如我离世文字与这沸腾喧嚣的市场，风马牛不相及。与传销，我更是无知不识，似乎在自由女神下的美国，也没有听说过以这样的手段来表达倾诉自由政见的。更天荒夜潭的是我的学生不少因了一份青年人想有作为的冲动被诱骗囚禁，集体吃住，并且每顿食前必须高喊语录，称颂赐食者领导万岁云云。可怜学生在这别样的诉求中，要爬烟道逃生。当一个时代崇官崇匪盛行时，百姓戚戚焉。)

中国人何罪之有，又是如何苦难深重！太久太久我们的生活被路线斗争划分，好的生活都被扫进垃圾箱，说是资产阶级。我们的父母辈们，为了与修资划清界限，连梦都不敢做幸福。红色的中国在过往是不准许中产的，红色的中国当下的街道处处灯火酒绿，能耐的角儿们都身体无处不中产资产了，只有百姓，中国的普通人，要是你还梦想中产的悠闲、自洁、乃至高雅，仍然是罪。

百姓是大众，大众于政治是人头，当有权有势者都资产了，谁来维护红色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想？就好比太子们都个个成了大款，开大奔了，谁来拉黄包车？谁来呈现背影给太子们消遣？13亿芸芸众生，百姓与权势坚守其贫穷，就好比是第一世界要坚守第三世界的落后景观，否则后殖民理论就缺乏了土壤。而今这样的人头政治意识还不只来自老毛的马列，还是融西中用，是民主的创导，因为中国人要学的民主就是人头，多一份穷苦大众就多了一份民主的消遣。

家乡刚刚步入中年就退了休的同学并不清楚自己其实只是个无产阶级的人头。在美国，你拿救济是拖垮美帝国主义，是在财政报表里，你作为了帝国主义的一个负累一个黑点，即使用暴力把你打压成残疾，与政治得利者也是有用的，用处就在你拿了救济。就像废掉你的手脚乞讨，为政治革命牺牲。我的同学两眼放光，说未来和理想，却不知道，与政治斗争，我们百姓只是太可怜的权力麻将桌上的码子。在当今的中国，你是异类，是抵抗当下政府的一枚棋子，是路线斗争的砝码，你作为座标，以贫困的象征伫立于向往中产的群域，于是就可以显明改革的污点，中国的问题，可以突出尖锐矛盾，而矛盾是权力利益的生机。以施用暴力来制造苦难，是我这7年懂得的，有一种政治理念是如此成形的。同学居住的如疯人院的残败房屋外观，让我想起美国老房东被拆解的2005后的房间，那本来平民精心努力的安居却无端营造出鬼哭狼嚎的风雨飘摇。为什么要制造苦难并用暴力武器强迫出苦难？是我追问而不得其解的这么多年的困惑。只能说有一种政治理念，那种展示苦难，强迫苦难，以此作为枪手来反抗现行政府的，是恐怖！

我的同学将老毛的忠字舞的狂热融合进传销的癫狂，再加上些许通俗小说的贩卖情感受伤，这样的拼图恰似这么几年我真切感受到一种可以叫做恐怖的政治行为。好似我同学的眼睛，她那本来该有的女性甜美的眼睛，火光晶晶，全是政治老头的秃顶，熠熠发光。而事实上，政治，本来离我们这样的百姓该多远！中国人的苦难还不够么？还不可以自由开怀地说自己爱好崇拜向往一种安逸舒适宽心宁静的中产阶级生活么？难道中国民族就该是上帝的弃儿，该祖祖辈辈贫穷苦难么？一方面逼迫苦难，另一方面再配套医生，把所有的民居都以疯人院的残败来装饰，这是我2004后才增长的知识。剥夺一个人生命实现价值的可能，为得是充当政治角逐中攻击对方赤字的黑点，不残酷么？而且还是株连九族的，是连孩子都不放过，甚至从孩子下刀的。

我家乡小镇的百姓还是原样，如我的曾祖母、老屋的婆婆们那样，过着自己简朴的生活。沿着借住居屋的街道，小时候六、七十年代的老屋景象无处不在，既亲切般的熟悉，又凄凉般地生疏，好似行在梦的记忆中，浮于空中，虚而不实，还夹杂点因了没有着落的陌生而泛起的恐惧。楼梯口本来总有两个很老慈祥的老人，把简朴的楼梯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是六、七十年代曾祖母的生活，没有深圳小区的现代化管理和建设，有着江南小镇的各扫门前雪的自廉自洁。老人们不懂如我同学般的疯狂，我的家乡小镇，本不懂政治的疯狂！像我故去的老人们，小小人物命运的苍凉，无论是21岁就守寡终身的曾祖母还是感情密布创伤的外婆、婆婆，在这今天的街道，走过去，我总可以看见她们仍然如从前在穿针引线。外婆还会安详地读读三国。白色大褂下的老人，缝补着什么，还有如婆婆的好友们专心制作的绣花鞋，专为死去的人做的。一点也不因为是送往阴间而稍有疏忽，那样专注那样认真，一丝不苟。好似这个世界就在这每个眼前。什么是理想？什么叫未来？老人们这样一个安然的生存状态就是。唯独不同的是，今天的老人们的老屋门口都摆放了些小杂货，你说是卖，或者说是当下的装饰都可以，因为屋堂前坐作的老人很漠不关心这叫作市场的经济，很有点像我曾写道的维也纳街道的生意，自然安详，没有叫嚣，没有夸张；甚至可以说，这摆放门前的小生意，就像当年每家每户必须悬挂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是潮流。适时而安，是老人们的状态。这是一个具有原生态弄堂味的还没有被拆迁的街道，有吆喝磨剪刀和卖豆腐的古朴从前。其实人的本能天然性生存状态是不可以用推土机就摧毁的，但如我楼梯口的老人，昨日还是康健无比，今日也许那爆竹声声，就是送他们归西。像推土机般，却推出的是我同学的癫狂不实。像当下政治需要的贩卖似情感，贱为市场的某个工具性污点，还浑然不知。

而我逝去的老人们，苍凉中蕴蓄了多少天性安然的高贵，优雅在没有环境和条件下，可以是一种内质和品性。像这街道老屋的白褂衣衫仿佛的形象，该有多少故事？——我倾心挚爱的，惊恐癫狂的同学不懂，甚至担心她的故事，我说：我不要故事，甚至厌恶故事，我只做研究！这市面上的故事，在老人们的街道中，一钱不值，同学只不过以救济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富豪们棋子的价值罢了，我不要！我的勇敢就在于，我愿意承认而且是五体投地地承认自己平庸，我愿弃理想如粪土，踩未来为娼妓！我，一个中国百姓的后代，祖祖辈辈如这推土机底下老屋的平淡，生命的阅历教会我懂得自己的边界，一个百姓的平民的边界，它烫印在我魂灵，刻刻我用血泪划出警戒，即使再幻想，顶多我会说，中国人，倘若不是上帝在造人之初就判定为贱民的话，也可以说向往一份安宁舒适，不是罪，就足已了。在我父母辈那么长久负罪的土地，无罪就好！

文人的罪

张慧敏

其实是我苦思冥想、乃至叩问苍天，多年以来，乞求知晓自己的罪。有说知罪方有改之的可能。仅为一份常人的生活，为一份不肯死的为人情怀，我必须知罪，而且十二万分渴求改之。可是我却始终懵懂茫然。

2009年8月10日晚，预计从景德镇搭乘凌晨过路火车去深圳收拾行李，将离开家乡求学20年，历经北京、香港、BOSTON、STORKTON、深圳的破烂整包归根返土。由于我只买到无位站票，心中有许多恐惧，毕竟我不再年轻。20年走来，活活将一个康健青年的生命坠落成了近于暮年，不只是20年前的两手空空，灵魂也空壳荒脱了。20年来的往返回乡离境，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跟随昌河面包车到后来可以坐卧铺、飞机，再到今日，重新需要核算自己的承受能力，而身体已不再是从前。从文以来，任何艰难的坎，都在笔的支撑下挺了过来，几乎是本能，在我不能估计自己是否可以在火车上寻得座位或是补到卧铺的情况下我不能没有笔和纸，于是在离开父母家的前一刻我寻找笔。可谓举笔已大半辈子，几十年来，当我寻找笔时，老父亲从前总露出欣慰且不无骄傲的笑容，总是满怀喜悦地笑语与我：“又有灵感吧！”几十年来的赞赏和鼓励，在多少个挑灯寂寞辛苦里荡漾着深情地温馨，无论是怎样的异地他乡冰天雪地，笔舞心会中从前没有失去过温暖，总要求编辑将我发表的文字刊物首先寄给父亲，无论我在哪里，教了一辈子数学的父亲，不管文章多么艰涩，也一定会在电话里高谈品读的乐趣。可是，在燕翅夭折，无须再千里相诉的现实迫于眼前，我与父亲不再谈文，也几乎想不到笔。而且，在我寻找笔的这个21世纪中国无处不飘溢改革且开放的盛夏之夜，老父亲却瞪着惊恐的年迈之眼，几乎是责备：“找什么笔！坐火车还写什么呢？！”

是忧虑？是心疼，还是悲哀？我分辨不出，现实生活不断迫使锻造我的麻木。我强硬地掩饰：“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同，你有你的看电视的生活，我有我的。”我的嘟囔其实瑟缩而心酸，是我把恐惧无端地推给了老人。父母这一代，半辈子活在恐惧中，如同这个国家，这大地上许许多多前辈，是近30年才一步步蹒跚走出恐惧忧虑的生存之方方面面。不少人，如在北大遇见的许多教授们，毕竟40、50岁后还抢到了最后的时光；而我的父母，毕竟在边缘太渺小，失去的年华光阴、乃至宏图大志，可以抢回的仅就时空处境都只能适时适力而行。对笔的恐惧，父亲是在极其自然自己都绝无察觉非常仓猝的状态下不经意地暴露的，在理智的多数情况下父亲仍然坚强！25年前刚毕业，是父亲带着我寻工；25年后，走向80高龄的老人仍然挺就衰老疲惫的身躯，他，到处求人，渴望帮我乞得一个安身落脚的地方。在与父亲拜访他那也早已退了休的老朋友的回家路上，父亲努力给我讲他们那一代的故事，许多人也曾鲲鹏展翅，57年、66年坠落于景，有的无论事业还是生活，都贫病一生；而有的，如我中学隔壁相住的梁淼泰，北师大毕业，30年后终究因了自己的才学，进了江西大学，甚至有一度为厦门大学某教授看中，终于在晚年留与世间些许著述。理智中老父是要安慰我，豁达人生，他语重心长：“安身一个学院，你还可以至少抢回20年！我进入高专时也差不多是你这样的年龄，当时我接手高等解析几何，没有任何教辅、题解，所有的题库我要一道道自己用脑袋解出来。总记得你曾祖母，天亮了起床责备：‘宗源，你整宿整宿不睡，不要命了！’我无奈说上台得交工呀。所有的题中只有一道，我解了两年，在学生要临近上饶师专来校验检大考前夕，在晒被子的那一刻，突然灵感来了，我顿时扔下被子，迅速跑回屋子，写下题解。争取抢到最后20年，六、七十岁以后，脑袋就不会这么灵光了，接受现实。”父亲的话真像钱理群在北大讲堂几乎声泪俱下的表白：我们挑灯夜战，抢啊，被耽误的时光年华！

我并不是有意要把恐惧唤回给老人的。只是想为自己的处境呈一个表白当国安局8、9年之后突然再显现深圳我眼前，我对父母说，他们很友善，是为了不把事情走向坏处，才先撒了些谎绕了个弯，而且说要为我结案、解心结。而我也说，这么多年，我等待他们与我面对面，我希望可以从此后不再背对背地恐惧万分；我甚至表白自己真渴望能作为祖国的人民受到“安全”的保护。我把自己多年来的惊恐落荒的状态描绘成落水狗一般，在逃窜中，我求救过上上万次的911、110。我说，如果我有罪，多年来，我各方请求被处决，我只请求不被折磨。我是文人，一介草民书生，如果说我有什么理想的话，除了纯粹的学术，我无其他志向！我对父母隐去了自己的心情表白，只是告诉他们，局长、科长们，他们都是办理我案子多年的要人都说：“你没有罪！”天真的父母紧接着就追要：“他们是不是会给你证明？”父母的一代有着群体落实政策的经历，他们不懂女儿我遭遇的是个体，且在商业如潮的后现代。没有组织来承担我们不幸的失去，我对局长们说的也是，破坏的已经破坏了，再也不会有可能修复到起点。我不说自己追求的峰巅，我渴望若能安全于起点那曾经入世的起步，对这残破的生命来说，与父母孩子也算是一个交代。我与老父亲今日在景德镇奔走相求的，也正是25年前我专业还尝未真正开始时。得不到公章证明的父母其实心里还是忧忧，当我再度接受更高一级别的局长交谈赐宴，我心甘情愿几乎是心理安慰，承受一种友好，好似抱个板凳贴近太阳，于是就可以忘却阴霾，从此如从前放心自由！由于耗时一整天，晚上局长好心，为化解这么多年受我牵连困扰的同学，特此邀请同学一起，以形式证明我的安全吧。结果，晚上母亲匆匆来电，她惊恐地电话声：“我怕你又出事了！”

我几乎是反复地向父母表白，说局长们接触我之后都认可，我这样的书生从心底里就既不反党更不会叛国；我一再重复美国学生对我的夸奖：他们是通过我对中国文化的讲述，那份执著和激情，从而喜爱中国文的。我一再叙述局长们友好的细节，甚至特意让他们在帮助我挑选曾祖母坟地前路过父母跟前，打个招呼，就好像小时候炫耀与父母，我交到一个有能耐的高人朋友。我从不说，在南山坟地旁，心中多么渴望为自己也安顿一处，如果活在这世上，我无处可依，漂泊疲惫的灵魂，真渴望能以坟地的形式长伴于祖母仙界。也就是说，享受不到落实政策待遇的我，也许很难回到25年前的讲台起点，于是只能去寻找曾祖母阴间的归宿点。我只说阳光灿烂笑脸友善，我不说局长们的全部话语，特别是那些帮助我了解明白的职业语言，比如来深圳的局长说，当时他们也带了传唤令，也可以通过深圳国安局，头头领导们，但是友好地走了曲道。我不愿意恐惧，我愿意相信人间善良！我并不会让年迈的父母来为我承担或是分享恐惧，我只渴望自己有成绩向父母乃至祖先汇报；因此，我不会说，更大一级的领导也希望我明白而解释的：如果有什么，他们是可以发布各处，禁止我出境。尽管脆弱的我接受这职业语言心底里还是有不寒而栗之感，但我更愿意相信领导无恶意。甚至，回深圳的第二天，我就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次香港行。我要去修理被弄坏且又无法在大陆修理的好易通词典；我没有如从前高调联络友人，我不走亲访友，我只像许多百姓一般去港购物，但我又不如中国百姓般已经脱贫致富。不过最后我还是在丰泽接受一大陆人自己的挑选建议，用信用卡购得一台四千八百多的小电脑。北大曹文轩老师说我是北大最早用手提电脑的，可是几年来，最初的恐惧和无处不有的麻烦皆从此而出，于是我多年都不再翻开电脑即可为文。但这最后，也是希望不用再出门找笔，我又冒险拥有了一台随身电脑，我希望它的良好功能可以使用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一如我对国安局长说的，你们可以监控，但请不要破坏我的正常写作，它们只是文思而已，爱好罢了，没有秘密也不想有任何秘密！

说是最后一次，不是说我会有罪迫使局长们下令禁止我出境，而是当我把18年的北京户口转回景德镇之后，我来香港，这读书生活过近5年的地方，也只能如同父母一样，要首先向旅行团申报，随团出游。这个世界我看够了，没有什么美景值得我接受旅行团的控辖钳制！我不要出境，几乎都犯不着禁止！禁令其实到今天，早已市场化，就像没有人可以解释，我即使仅凭北大的硕士文凭，怎么就连一个普通地方的高校都难以进入。母亲是我们家较为实际的人，她也就很实际的对我说：“你不要再想陶院！”这个话我完整地电话与师兄，他惊讶：“为什么不可以想进去？”我用母亲的话回答：“你进不了！”已经是重点名校教授的师兄，依旧不明白：“为什么你就进不了？！”我与许多如今在各名校呼风唤雨的师兄姐妹同学曾在一条跑道上奔，他们都为文赋诗，却不会有想象力来体会我如今真实的处境。岂止父母，就是景德镇的中学同学，即使是当年最普通的，如今也都幸福美满，一官半职，在这些平常人的眼里，他们也都说“没有人要你！”多年来我深知自己是祖国的“贱民”，似落水狗一般抱头鼠窜，也正是这样的处境，我说当与找我谈话的局长科长们分别时，我都依依不舍，是对作为正常人的期望依依不舍，是对安全不恐惧依依不舍！一如在我深夜搭乘火车前，母亲反复问“那局长不来送你么？？？”我们从不出官员的家庭，却又无比虔诚于官的母亲，也许这问不只是给心理不安一个定心丸，而是有攀附嫌疑。我努力向七十高龄的老母解释，国安局与我不是亲戚，而是工作，他们接触我是执行任务，当然很友善。我从前教授师兄们的朋友，母亲不知道，在2003年底的美国，我曾经兴奋地告诉2005已去世的弟媳小文还有父亲自己在美国学界的结交，但到今天，没有带来安生，而有着太多不幸，也难怪母亲心理能够期盼依托的是国安局警车的护送。与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难道我还可以如同从前于北大中大甚至各学院研究所与故人平起平坐高谈阔论么？何止是这样理想化的论道机遇，就是普通生存，与其让天下任何人来施舍同情性戏弄，还不如国安局的警车更能实际性地表达“安全”。尽管这“安全”有礼隐兵，春秋外交，但作为世代安分守纪的平民家庭，我与我的父母都更愿意信法承礼。我们无能力也不可能追究，9年前的爆炸案之文，怎么可以到今日还能旧事重提；甚至不敢想象，如果2004年我身在美国，此事可以重新立案，那么今天说结案后的将来，是否还会有死灰复燃？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平民的奋斗努力之卑微生存又是何等经不起武器武装的折腾。我心有恐惧但无法言说，如果我能够从此后在故乡谋得一方生存，那当年因爆炸案触怒的官员后裔裙带，是否还会打击报复？以至于国安局长们也只能以视“黑客”般无奈释手？

我将自己只定位于普通文人，无论好坏优劣，我都宿命般只属于这个论定。几年来我常承诺“闭眼”，我说我可以将眼投向古代，我申明只热爱文学艺术。我与我的家庭普通而简单，甚至只有好人坏人之区分，善恶于这个纷繁的世界之复杂，我愿意将古人语为托辞：让达者去兼济天下，我们只求能独善其身。百姓们与世界的关系，必须立倒着来看，或者说从镜子的反面去看。许多时候我都难以知晓这世界时代与我的磨难，在父母身边时，我返归小时候，从母亲的声音中去揣测事态，比如，当舅舅要离开景德镇来向母亲告辞，并问及母亲是否冬天会去南方或是夏天会去北方时，母亲的回答很支吾好无奈般虚弱：“现在无法定，情形都变了……”我与弟妹努力走向前方，曾经给过父母愉悦的心情，也不无骄傲到声音洪亮，我没有荣光耀祖、衣锦返乡，而是落魄累赘，与父母孩子亲人师长，都视为罪！文人之罪，罪该几何？上下求索，在景德镇偶得一本上海政协委员的论著，批判的是晚明文人，且以美术史的标题举之，我本是奔美术而去，为徐渭（徐文长）、陈洪绶刚健凄美的笔触、空灵致远的墨格痴迷激动，这些先人划时代的瑰宝，呕心沥血的力作，难道不该是这祖国的财富？后人的我们不该感恩乃至虔敬？为了避开父母忧虑恐惧的眼，我首次隐去这著者大名，我愿意将著者的功满成就以“时代弄潮儿”喻之，因为，晚明文人之所以被批判，首先是落魄功名，潦倒一生是罪！“潮儿”判之“不能以天下为公”，该辱！坦率地说我多少在以这本书为镜，仔细阅读，企图找到某种方式来知晓自己与这时代的距离。我千方百计克制自己犯从前拂袖而去的冲动，我以学究的品性来研读这本批判。可是仍然不懂的是，当以“政”为志业的著者，为何不去参政议政，批判的矛头不是指向当下时政，而是文人？而且还是晚明与中国现代艺术创下不灭功勋的先人？为政不是文人的职业，嗜文才是毕生志业，而从文拒政真的就可恨近乎可杀？时代的开放，当有多元的选择，可以为士，亦可以守文。反而是兼任监督政职者该有“政”之职业品格，无论高举何种口号，职业政治家都该是一个国家政治的必然走向。而不能柿子捡软的捏，找个文人还是古人来无关痛痒的发泄，毫无疑义。不该是所有的无党或者异党人士就天然地占据正义和自以为是英雄，就好比，未加入共产党的官员就可以大兴一人独政，算尽权益，小小单位独裁天下。

“潮儿”或许还因了只是一个“教授”而未能独揽某某单位的大权实权，方牢骚满腹，不以批判的姿态倾泻，难平怒气。著中借用梁启超的“上流无用，下流无耻”檄文讨伐晚明文人，可是何为“上流”，何为“下流”，“潮儿”的判定标准我无法苟同，也茫然不解，故此，我且理解著者之意实为：“在上无用，在下无耻。”这“上”肯定不是指现任党政，一如局长们再三让我识趣明白的：“我们是强势政府”。那么这“上”相对百姓的“下”，就该是各省市地级的“政协委员”们了。而著述中的下，还有实指，即“文人”，这是其使用后置判断语的前提，无耻之定论。从小外祖母的儿歌只有“百无一用乃书生，”无用书生，历来公论，而今这“无用”赋予给了“上”之贵人，那么“下”之文人，就再也无缘与“用”了，即使外加限定词“无”。只是我始终都不明白，文人从“无用”或者心甘情愿坚守“无用”就怎么在这个当下的时代，坠落成“无耻”了呢？

究其原因，字里行间，文长当然被判定为“下流”，首当其冲是出身低贱，“丫环之子”。“出身论”与我这一代不是帝王将相的等级制度之影响，而是“文革”，“文革”中，出身可以先天夺定人的社会地位阶层乃至道德判定品德资格。而手上这本号称“美术史”的著作，运用比较手法与文长相对的是八大山人和石涛，在著者看来，八大山人和石涛“情感冲动”，即使有反社会言行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们都是“皇亲国戚，朱明王朝的后裔。”而像文长这样低贱出身的，只能求生中投靠过幕僚胡宗宪，这是“潮儿”看不起的，好似还不是看不起“投靠”，而是被“施恩”之后还“骂骂咧咧”，不只为画为诗，更是借戏曲发愤；让著者义愤填膺的是文长不识好歹，奚落衣物馈赠，拒骂翰林院的推荐。不能“克己复礼”的文长当然被“潮儿”数次斥骂为“心理变态、丧心病狂”；且更滑稽的是，这美术史的大著，竟然在盖棺定论徐渭之终节以《加油！好男儿》2007选秀黄姓男儿作比，说其如何16岁混迹舞台，游刃媒体广告，如何假色骗财，最后“潮儿”定论：“我们看这个‘好男儿’，人品和徐渭多么相似啊！量上有所差别，质上完全一致，没有感恩之心，恩将仇报，个人中心，迫切地要求‘出人头地’，很自卑又很自大，仇恨社会，仇恨他人。”（此著第137页）且看文长自写：“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且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教授政协委员最看不上的就是这侍才气高的文，义正言辞的道学士要指责文长的人品：“就是穷酸、落拓、潦倒。人品即画品，所以他的画品，包括他的笔墨性格，也是穷酸、落拓、潦倒，充满了怨气，却没有正气。”（102页）引经据典的教授还可以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里的徐渭《墨葡萄》上的题字为证：“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于是，不管政协委员算不算官员，而我却早已为这“官员”的谆谆教导瞠目：“今天的年轻人里面也有这种人品德，我要反复告诫，做人不能这样做，不符合社会的规范。那符合社会规范的人品应该是怎样的？应该是张思德、雷锋这种人，而不是徐文长这种人。”（第103页）号称以“天下为公”的教授是担心：“如果每个人都是徐渭，自我中心，目无尊长，对抗中央，那社会肯定会大乱。”（第83页）

“自我中心”、“个人出风头”、“心理变态”是这本美术史对晚明文人的总体评判。在我这一代，从小就宿命般无法逃脱如此语汇，甚至可以说那是我童年时期社会的主流语汇。多少父辈走资派都是被这样的大字报语汇扫进牛棚。诧异的是，在今天我也由幼年步入中年，中国也从上个世纪中走向了崭新的世纪，似乎霸权是可以如红旗飘飘永不褪色。更不解的是，一棍子下来，所有的性灵中人统统都落魄而变态，像陈洪绶，“潮儿”说陈虽不似文长般外向具攻击性，却内向“心高气傲，心胸狭窄”，教授委员断定徐陈二人心理扭曲是一样的，而且都落魄，概之“下流”无妨；而相对的“上流”除皇亲国戚之外，还算上董其昌，因为著者认为董“家境优裕”。（223页）是这样的时代潮流性标准，我对号入座自己只能为“下”，虽然不具有晚明先人的才气、作为，但仅仅凭出身和空空，就自然被判决了。只是不甘心的是，好文何能被处决为“耻”？倘若我还有面见局长们的机会，定会直言讨个公道。我平民之家以自强不息为祖训，只是2004后，才重创加重，也是从那时起，我出身低微被累累上纲上线。直到今日还辛苦老父纵横，为助我谋稻粱。从美回国以来，母亲也累累例举许多30几岁的妹妹们都劳保在家，许多同龄人也福保在麻将桌，是当下中国大众风气。以天下为公的委员们，不觉得如此风气是“耻”？因为麻将桌没有文长的攻击性？再说，政协委员若没有丝毫“个人风头”，又怎么可能“多部著述获‘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优秀艺术图书奖、中国优秀辞书奖”？（见作者介绍）错就错在性灵好文者，与国家大奖无缘；我罪更在以性灵文人为楷模，一如齐白石要坚守推崇的：“青藤（徐文长）、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能生前三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文人之罪就在这纯粹以文为“快”为“悦”，更直白地说是文人竟敢“狂”到拒绝被“御用”，如果你不能为“政”御用，或者说不愿入党“御用”，那么就做无党派人士协商“御用”也好，再不行，就“御用”与商、与市场，也可腰缠万贯，由“下”而跃为“上”，不“耻”起来。可我这样的腐朽之辈，即使被判以“罪”与“耻”盖棺定论，也无可奈何。晚明百年不遇的才情文人再怎么穷酸毕竟穷进了史册，而与我，却只剩谐音；滚滚红尘，落定尘哀，罢了。

当下的潮流前所未有的“好”史，我说，正是这样一份潮流性时代嗜好，才使皇亲国戚绚烂辉煌，因为历史宿命与权贵。只是当今这“嗜好”的方式早已不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官司，而是“戏说”，故此，教授“潮儿”在戏说晚明文人于艺术史时，真个儿地让读者感到他定就住在文长、洪绶的隔壁，甚至是吃一锅饭的，否则哪里知道那么多的闲言碎语，而且证证有词，关公断案。当然这风气不是政治协商而来，而是各大媒体星角教授统用的吸引眼球、调得口水的镁光灯伎俩，诸不见，孔子、老庄、诸子百家\、甚至五经四书，哪一个不在当下讲坛的后院屁颠颠地蹦跶，岂止是参与了男秀女秀红火选美，更是个个时髦式款爷驰骋政军滔滔商海。史在当下早已不再可以为鉴！哈哈镜，从美国华人区的异议嚷嚷到中国的市场销销，我感受到的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血淋淋，可以这样说，在假公济私的残酷聚敛“御用”中，不要说晚明狂士不当有生存，就是沈从文于当下，也定无饭碗！沈老潜心研究的古服饰难道还比得上、竞争得赢专门设计小秘内衣裤的青青？再说，分权、督权只是幻象，有哪一个承包车间或是教授独揽的实验室可以防止得了“御用”。所谓校长治校，本是辅助专业弱势的一个良好愿望，而现实中无不是从党领导一切的极端走向了一人独揽大权。是在这样的不无绝望性的经历比较下，且深知木纳愚钝之我太难在私权泛滥的掌股间见缝插针、看风使舵谋得幸存，故我宁可“贱”冀局长所言的强势政府可以包容得下区区文人的纸墨倾心而得以清淡生存，且不会因拒绝而遭殃，拒绝浮华回归本心亦可无罪。我申辩自己曾经所书是亲临现场的真情实感，是在受难尸体旁挥泪而为，但是后来才清楚，事实上文人或者说一介书生非但不可能救苦救难，甚至都救不了自己。除了清静为学为文，我这么多年来，横跨海洋的拒绝本性根深蒂固，我说自己，既没有什么值得申明，也不会有任何其他联系！同我联系的只有我80岁高龄的美国老房东，他只是一个英国文学博士。我只接收自己曾经为灵魂之家、至今甚至到死都执著不熄的学界朋友师长同学的通讯，而这落魄到如今也已冷冷清清。除此之外，统统作为垃圾邮件通讯，而自动删除了。我只是一介草民，有着草民对安全的期盼，甚至不可放弃幻想110的神功。我愿感激友善的礼遇，若我罪不该死的话，就求得一个安生清静。执著为一介书生文人，只渴望能画文长之痛，也盼书其彩文。而已已！

2009/8/15于深圳

女人是谁？——实践理性思考序曲

                                                          张慧敏

理性思维中，我是谁？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句式，恒久却无底之问；借用过来思考女人的定位和方向，什么样的生存框架局限了理性思维的视界，以至于形成了惯常认定。也就是说，本文借用女人是谁这样的发问方式，意味着此节要追问，对于女性的性别认识来自何方，且又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对男性秩序地图上为侵占和掠夺之战强行标记下的女性原始性坐标符进行质疑，是实践理性不可回避之责。

上文已涉及到《神谱》中两类典型的女神诞生之径：一是从宙斯脑袋而出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二是阳具与浪花之合而诞的情欲女神阿佛罗狄特。因功能而生成的工具性似乎与生俱来，这与人相对神的非主体或者说不能自主性相通；但不同的是女人这性别生成之后的成长，却是在由神界走向男人界的“二手贩子”之欲望下的构设，即为达到男人欲望之目的女人被规限了成长路径，于是，女人就变质成了“生成是为什么，”由男人欲望的“目的地”铺展出女人的坐标，并通过这样强行的方向规范来确认女人是谁。

但是，《神谱》中的神、人无论是“生成”还是“成长”行径中，其功能及目标都离奇且界限模糊，以至于酿成无尽的叩问空间。承继上章，我仍然先聚焦赫西俄德之著。其实，在我们追究性别生成、生发，乃至定位之际，有一个必须诚实面对而不能自欺的困境，那就是今天已无法还原远古，开天辟地的创世只是神话传说，是语言的不同组合罢了。借用卡西尔语言与思维的结构思路来投注神话，语言就成了一种“欺骗”、“戏弄”心智的“五光十色”的游戏，于是，“神话并非出于一种表述和创造的积极能力，而是产生于心智的某种缺陷（神话即是言语的‘病理’结果）。”为了强调此论点的可靠性，卡西尔还作了一个“当代民俗学文献”可以支持其论点的注。[1]那么我们今天借助神话分析出的就只能是人类之初的病理诊断书而已，但必须言明的是，本文讨论的不是个体心智残缺，而是集体心智，是千年以来男性群体及社会政治的集体心智。

1，  病症之一，缺乏循环，更无时间生息

为什么要创造性别？其由何而来？在《神谱》大地女神该亚生发出广天乌兰诺斯，并随着大地与广天交合而繁殖绵延之际，性别就随天地分割而诞生了，且宿命附带生命繁殖功能和特性。可是，从《神谱》的创世故事中，累累出现繁殖的后代对权力进行篡夺和厮杀相争，于是，如我上章已作分析的“阉割”、“吞噬”等劣迹从远古就根深于以男性统治的权力机制。本章要做的是，力求一点点剖析出这机制的病理根源。

繁殖，之所以要繁殖，是与绵延循环不已相通，我认为这本是大地该亚的初衷，更是远古宇宙生发的宗旨。可是，因繁殖而构建的“性别”自其诞生之初，就走向了岔道，就好比母系制如彗星划过，是那样快而迅速地就给男系强占、统治，以至于该亚还要依靠儿子克洛诺斯来对付侵占她的广天生殖器。赫西俄德的神话没有说出为什么乌兰诺斯的性欲是灾难，是必须以正义之念之举来“阉割”的理由。我认为，此处的奥秘之关键在于，繁殖没有带来循环绵延，性别仅走向了性欲，而由此酿造的繁殖后代却是争斗厮杀的根源。远古宇宙与女性生命如大地般互通生息观正是“阉割”之举的正义理据。但是，“阉割”并没有能使已经行入岔道的男性权力机制回归母性自然本体，而是由克洛诺斯导致出“吞噬”；为此，就不难得出本文病理分析报告的第一个结果：缺乏循环、无时间生息，是男性权力机制处病之一。

在神话与历来的阐释系统里，潘多拉，这第一个女人，宙斯赠送给人类的报复礼物，都是作为恶来指代，甚至有说赫西俄德之笔有厌女情结。无论是厌女、憎女、还是报复，本文都推后来一一分析，而这里首要指出的是，我认为，潘多拉的诞生是男性权力机制在远古自救的一种举措行为，是“吞噬”失败之后，如何处理繁殖对权力的威胁的一种必然释放性走向。因此，在“阉割”、“吞噬”之后的第三代，宙斯统治奥林波斯权力机制必求完善之举，而形成“创造”。“阉割”——“吞噬”——“创造”，本是赫西俄德们要礼赞权力机制营运的初衷，但是吊诡的是拯救策略却是重创了一个女人。是在悖论下凝就的怪诞心理，逼使潘多拉语言意符，历来得不到公正褒义的赞美，好似这远古男性神之病态心理，衍化了许多许多后来男性的虚荣和伪善。另外，与其说是潘多拉携带众神每个都给与的礼物，而这礼物百分之九十九是灾难，于是瓶中的灾难全部放出，却只保留了希望仍屈在瓶中，不如说众男神们要赐给灾难与人类，恰是为了拯救自己。因为，由此解决了不死却又繁衍的神界矛盾，“死”自潘多拉降临而凸现出来。若没有“死”，就不可能有明晰的“时间”观念，可以这么说，尽管开了天辟了地，但是“时间”在希腊的众神间仍然是浑沌，只有创造了“死”的类，生命方有时间性，而这正是潘多拉这第一个女人诞生的功绩。我还可以推断性举出佐证，为什么赫西俄德有“工作与时日”，而且中文翻译更是把“工作与时日”编排在“神谱”之前为合本，值得玩味。从历史事件来说，众神的起源诞生一定在人类劳作之先，可为什么要突出“劳作与时间”？当然，在译者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说法：有说“《工作与时日》无疑是赫西俄德所作，写成的时间也最早。《神谱》是另一诗人的作品，写成时间晚于《工作与时日》。”[2]我却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信息：劳作与时间别具意义。

劳作与时间几乎是一对不可拆开的天然结构，没有意义收获的时日，是空洞无聊。可以说不强调劳作创建出意义，“时间”观念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无论是诗者赫西俄德，还是权力的宙斯自己都非常清楚，所以在《工作与时日》中，力求“时日”里建构出意义秩序，所谓的未来日子占卜预测，其实是权力对这新创建的“时日”还有诸多不安，按赫西俄德诗句是：这些时日是宙斯赋予，并由“无所不知的宙斯”定夺意义（765-770）。于是按照收获意义，“时日”有时会亲近“象一位亲娘”；有时却又疏远如“一位继母”（824-825）。而诗人宽慰说，只要你抓住时日，勤恳自己劳作的本分，就不需要究其原因，终会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日子”（821-823）。这里必须火眼晶晶来阐明的是，以宙斯为代表的男性权制，就这样以“创造”的幌子，成功地将“时间”这本来在神权机制中匮乏的观念收据为己有了，好似因“潘多拉”之后人类承受灾难而凸显的“劳作与时日”也本来天然存于男性权力机制中。为什么要鸣响如此警惕？是赫西俄德男性文本逼使不得不出来强调的立场。因为，在赫西俄德吟诵宙斯权力的同时，女性这本与宇宙自然共通的循环生命却反而被作为了指责对立面，并且将性别诞生以来男性欲望嚣张而导致的“阉割”，偷梁换柱般谴责起女人来：“你千万不要上当，让淫荡的妇女用甜言蜜语蒙骗了你，她们目光盯着你的粮仓。信任女人就是信赖骗子。”（374-375）阿芙罗狄特自然就成为了谴责的标识。为什么会在歌颂“创造”要诋毁女人本初的创造之源？有几种推论可能，其一，是天然的女性体格弱于男性，这是该亚生发创造乌兰诺斯，却反而被他占领酿成恶果。也正是因为这样，由女人生产出的男人多半从事户外劳作。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父系制代替母系制的缘由。但本文不是要重复这理由，而是要揭示这顺理成章理由背后的诡计，咋就把“阉割”转变成了女性性别之尴尬，而且还因这尴尬创下了许多后代红火的心理学理论，更有通过这些理论再误用衍化为许多女性主义理论。荒谬！甚至谬论误把“阳具”当成了“创造”之源，而依据神话最初，“创造”根本不需要阳具，女性如大地般的隐性自身就蕴育丰厚的创造力，权力宙斯的祖父，那被浪花席卷的阳具本体，就是女性自然生造的。其二，我的推论需要回归语言探讨。在赫西俄德也偶尔赞美女人的劳作，比如：“十一日和十二日两天都是好日子，无论用于剪羊毛，还是用来收获喜人的果实；但十二日比十一日更好，因为这一天，在空中荡秋千的蜘蛛整天编织自己的网络，蚂蚁聚成堆，这一天妇女应搭起织机，开始自己的工作。”（772-778）我这里绝对不是要重复什么农业社会的劳动分工，而是“织机”、“编织”、“网络”这些语汇信息掩饰不住女性智慧的创造，她与叙事相系。[3]怎样来摸索雅典娜的智慧？连同缪斯的吟唱，在叙事中，会更容易把握扑朔迷离、被男性话语多方支离却碎光也熠熠的女性智慧。让我们来聚焦雅典娜神与女人的接触，从给与潘多拉的礼物说起，是雅典娜亲手编织刺绣的面纱和花环，雅典娜赠与女神抑或女人之物之技，多离不开服饰编织。比如在《伊利亚特》中，当赫拉要帮助达那奥斯人反对特洛伊而去蛊惑宙斯时，“穿上精美的长袍，那是雅典娜为她缝制，巧饰着许多艳丽的花彩”（178-179），我从这诗句里读出的是，女性与精美天然同构，其智慧不是装饰本身，而是对男性权力陋习的完善；由编织技艺走向语言叙事。回到“劳作与时日”，雅典娜与潘多拉的接触是“教她做针线活和编织各种不同的织物”（65），不仅于此，赫西俄德掩饰不住的是自身对叙事的迷恋，同时又立于权力秩序而不得不进行的心理抵触，于是赫西俄德的文本在语言叙事上就充满了矛盾冲突，他成功地把对语言的绞杀放置于女人符号的批判性陈述中，他说自潘多拉生成时，“按照雷神宙斯的要求，阿尔古斯、斩杀者神使赫尔墨斯把谎言、能说会道以及一颗狡黠的心灵放在她的胸膛里，众神的传令官也给了她成篇的语言。”（工76-80）讨论女性编织叙事能力不是本文要旨，而权力对叙事及声音的遏制是我欲讨论的。当宙斯意识到萌动“时间”概念来建立权力的秩序法则时，却显露出天生的权力只准颂歌而不准异声的病理现象。女性被无端强加上巧言令色的罪名，实质上是宙斯在潘多拉瓶子中的设计，赫西俄德这样叙述道：瓶中的“一万种不幸已漫游人间。不幸遍布大地，覆盖海洋。疾病夜以继日地流行，悄无声息地把灾害带给人类，因为英明的宙斯已剥夺了他们的声音。因此，没有任何可躲避宙斯意志的办法。”（工100-105）对于政制要剥夺叙事品格，在本文前几章讨论柏拉图及孔子的删诗中已有论及，此处要理论的是由于权力的病症而淹没了女性与“时间”概念的天然联系，以及缪斯对历史真实的吟诵之意义，她及她的音和叙才是“劳作”的意义，更是“时间”的品格。如果，真如赫西俄德叙说的寓言，说“一只鹞鹰用利爪生擒了一只脖颈密布斑点的夜莺，高高飞翔到云层之中，夜莺因鹰爪刺戳而痛苦地呻吟着。这时，鹞鹰轻蔑地对她说道：‘不幸的人啊！你干嘛呻吟呢？喏，现在你落入了比你强得多的人之手，你得去带我带你去的任何地方，尽管你是一个歌手。我只要高兴，可以你为餐，也可放你远走高飞。与强者抗争是傻瓜，因为他不能获胜，；凌辱之外还要遭受痛苦。’”（201-213）这个寓言不只概述了千年来权力的劣习，更说明“时间”早在神权建立之初的空洞和伪善，就像由男神权力创造的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实质上的空洞。权力在拯救自身的同时，制造了一个承载“诱饵”的运输工具，无论是奥斯波斯众神的礼物，还是潘多拉就是作为权力报复的礼物本身，都昭示着宙斯的创造之弊，回归生发本质，必须重回女性创世神话。

我将以中国现代作家鲁迅的《故事新编.补天》来阐释被男权篡改以至于玄而又玄的生命之呼吸循环不已与宇宙天体的合然共通。之所以选择鲁迅，是他作为男性身份，且亲历女性身份在男性话语里的变体，以他的寓言新编的创世故事来透视男权定义女性之位的鄙漏，更具有说服力。在我看来，无论是神界还是人类，在上古期间，由于男权初初建立，欲望蓬勃，很难客观将自身拉开距离，甚至不能将权力政制作为审视的他者来客观评述，所以如赫西俄德们、乃至中国先秦各类经典中常出现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对女性贬斥之词。而经过现代思潮洗礼，特别是鲁迅当时立于严厉审视自身及历史的批判立场，并以象征的手法，将历史路径从最最初始就岔道误行，且再也难以认祖归宗揭示得淋漓。一如我上面指出该亚的生发而酿成男性欲望的不可收拾之岔道，鲁迅《补天》文的落笔停驻在千古叹息间：创世女娲生发而托付给巨鳌们营救的“仙山”，销声匿迹：“总没有人看见半座神仙山，至多不外乎发见了若干野蛮岛。”当不该有异议，说到文明就无法不牵涉到语言，而我借《补天》立意的阐发，正是后代丧失了女娲的语言，是在迷失语言呼吸的空间，女人才迷乱了方位，误埋了坐标，才不知女人为谁了。

女娲的语言与自然呼吸共存。从开篇女娲的苏醒到她死去，中国的创世女神有生有死，时空明确，定位夺然。在太阳与月亮之间，在“绿色的浮云”和“荒古的熔岩”中，呼吸于柏绿的娇嫩和杂花的斑斓。鲁迅的象征之笔锋利地道出，女娲“洋溢的精力”与“劳作”同构，她的语言抗拒着“时间”的停滞：“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于是，她“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女人，是什么境况造成迷失而不知我是谁？是生命时间被践踏为空洞，当时间概念不生发意义时，生命的方位也就迷失了。“时间”与创造“劳作”性意义相系，故此，女娲用身心在波涛里舞蹈，不再歇息；她用呼吸创造，用缠髯如紫藤般丰满的手臂仙散，直到气息殆尽。《圣经》说人类的语言来自上帝呼了那么一口气，而女娲造人，也同样使用了泥土，更通过呼吸造就了语言。第一代泥土的小人，如“白薯似的”从光白中升起，就天然携带了女娲的呼吸，拥有着女娲本色的语言：“阿，阿！”“Nga! nga!”“Akon, Agon!”“Uvu, Ahaha!”中文与拉丁文混合的远古创世，给女娲带来无限的创世欣喜：“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悦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这荒古最初人之语，让女神也“觉得全身的毛孔中无不有什么东西飞散，于是地上便罩满了乳白色的烟云……”于是，笑，在这“可爱的宝贝”间生发了，“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间看见的笑，于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来。”这第一批纯净的创造物，也就是后来在天崩地裂之时，“拉近山来仔细的看”，仍在“救命”的呼喊中不失“阿，阿！”之语的“小东西”，于是女娲命巨鳌把这山——即我们后代消失的仙山“给我陀到平稳点的地方去罢！”在鲁迅看来，人造多了，也会劣质，第一批纯洁“小东西”之后，精疲力竭再造的“只是大半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而这些讨厌的东西，鲁迅同样以音来辨别连贯，“哇哇啼哭的小东西”正是后来猥亵地“偏站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的“顶长方板”的赖种。我无需顾及鲁迅形象讽喻之笔，那“顶着长方板”正是我中华官帽，而只到这无耻伪善之徒的语言为止，其“背诵如流的说道，‘裸裎淫佚，失德篾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谴责礼教的伪善是鲁迅的立场，而本文的兴趣是对于繁殖的祸患警示，形同古希腊，在《工作与时日》中亦明确告诫，生育不得多矣，如果有两个儿子，就得要父母延长寿命多创财富，以防争斗。与语言，同样是众杂污染。《补天》中，第一批“小东西”，当“说得多了，伊也渐渐的懂不得，只觉得耳边满是嘈杂的嚷，嚷得颇有些头昏。”当这人类的嘈杂真转换为人类之语，且以历史记之，就完全岔了道，丧失了天地呼吸之语，连女娲都再也听不懂了。“不懂”，天崩地裂之后，人类经语泛滥，而女娲作为的核心，鲁迅连连在女娲与人语沟通中设置障碍，以至于鸟听人语似的，由此才萌动由造人的“劳作”转为“补天”之功绩。鲁迅作注，说关于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取自《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级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火+监）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级，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从无性繁殖走向有性繁殖之焦虑，中华大地与古希腊共通；繁殖而带来的欲望争斗，也类似。只是女娲天地间的“劳作”救治与神界男权方式迥异，相对于古希腊三代的“阉割——吞噬”到宙斯创造潘多拉制造灾难的拯救方式，女娲之举，以自然天地万灵来救赎乃至辛劳献出生命的付出，多么高贵。前者是厮杀、报复，后者是安详与奉献。这才是女性语言之本，犹如女娲留给大地最后的一声叹息——“‘吁！……’伊吐出最后的呼吸来。”这与天地互通的呼吸，鲁迅指出，带来的是“上下四方是死灭以上的寂静。”

当然需要明确，以分析鲁迅之言来论及女性自然之初的呼吸性语言关系，并不能混淆鲁迅之言亦是一种人为述说，那么就必有鲁迅的境遇和述说界限，因此也就不能避免这述说里有作者的立场和可能欠缺的东西。从《补天》看，好似鲁迅在伸“道”逆“儒”，无论是“上真”、“仙药”等语汇，还是后来的歪门邪道要在女娲丰腴的死尸肚皮上扎寨，以及方士巡仙，都可见作者主张。[4]借用福柯的说法：“陈述不同于我们呼吸的空气，它不是一个无限的透明体；而是一些被转让核被保留的东西，一些具有某种价值，人们想方设法去占有的东西；是人们重复，复制和转换的东西；人们为它们预制轨迹，并赋予它们在机制中某个地位；它们是人们不仅用抄写或者翻译的方法，而且通过注释，评论和意义内部派生使其增量的东西。”[5]这可以作为对鲁迅“故事新编”的结论性读解。如果从文本再生的角度，还会有另外洋洋洒洒的论述；还是言归正传，鲁迅这里的“道”说，未必不是讽笔，无论是汉武帝、秦始皇，追寻的肯定不会是女娲“劳作”的“英精”，最多只是那些呼号“上真”的“小东西”般渴望连同仙山长生不老的机遇；事实上，女性于这“道”术的戏虐里，被历史记载为“踩阴补阳”之具。如何使身体功能的普通具性转化为精神之永恒，是被誉为的古希腊精神。

是受鲁迅形象化出的女娲死尸肚皮的影响，难以不追古溯源，《山海经·北次三经》说“女娲”本为炎帝之女，溺于东海。这种说法与该亚相衬就有出入，是先有炎帝这样如宙斯的男权结构，再有女娲的创世，还是女生发出男体？这是无头案，我这里借用中国远古神话只在说明女娲意象的生息不灭。在《山海经·中次七经》上说：“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瑶草，草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这里有两方信息，女娲别名就叫“女尸”，“尸”之语义另当别论，因其可化为“草 ”野火都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且食之人媚。故《楚辞·天问》亦有“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说文解字著述云：《广雅》——“始也”；《方言》——“律，始也”；《说文》——“始，女之初也。”王逸注《楚辞》更是说“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福柯使用过“人体解剖政治”来论及“权力模式”，在女娲被话语肢解处，不难捕捉到该亚生发乌兰诺斯后，就那样天然而成的权力运作机制以及其内部的抗争厮杀。也就是说当女性身体生发为繁殖，女娲大肠盘结为世代时，讨论就无法撇开与“权力”对峙的思考。如果只将“尸”——“始”局限于“肠”，体之腐朽不可避免，即使以“草”喻之。我想说的是，生发与不死如何由意念走向精神；可以说在道家的理念中，自然存在，辩证不灭；但如何在权力机制的角逐中将理念凝住为精神，这是道家逍遥难为，就干脆扬言不为的。因此，被话语讨论肢解的女娲肚皮要提升为精神坚持，就自然会重新借用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开场，就通过话语解剖后的身体部位——“头”，将高贵与平庸做了定论：安提戈涅说“啊，伊斯墨涅，我至亲的妹妹的普通的头。”[6]当剧情发展，读者非常清楚，伊斯墨涅屈于权力的头并没有分离与身体，但在作为话语论断中，伊斯墨涅的“头”与安提戈涅的“头”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后者的“头”为了拯救兄长的灵魂、为了安葬兄长的尸体，自己的头危在旦夕，而在权力淫威下威慑的“普通”“头”没有危险。这里要讨论的是什么是“不灭”与“生发”，触及的是何为“生”何为“死”？在讨论《史诗》的前章中，本文论及过阿喀琉斯以死的选择来追寻的永恒，安提戈涅有阿喀琉斯同样的追求同样的英勇，且不是以厮杀、战争为前提，而是女性在权力胁迫下独有的坚韧，弱者的不灭真谛。此头颅并非彼头颅，而此肚皮也定非彼肚皮；只有这样的“生发”才是女娲“始”之初衷，只有这样的“繁殖”，才是该亚的意义。我说死亡的概念生发出了时间的价值，而死却可以拓展精神的不死。因此，身体的不灭与万变，其实都是对时间与劳作的拓深思考[7]

女人是谁？——实践理性思考序曲(2)

                                                           张慧敏

2，病症之二：洞穴恐惧，权力的每个毛孔都扩张出占有

当实践理性必然要从神的世界进入人的世界，而由神性力量演化为人的“躯体”形式，我们就不能不厘析出“躯体”与“躯体”间的不同，即使在同一解剖器官盒里，肉体功能被以理念的方式具有不同的内涵。这在福柯概述为“知识与权力”。我愿意借助他把权力纳入“力量”之说，于是反思出权力在诞生之初，先于知识，是力量自然天生，就像没有道理解释该亚与女娲生化他物之后却不可避免的“弱”，好似确实存在女性与男性因性征而天然造就的力量不均等，以至于必然产生权力的强弱区分。我也愿意借用福柯的“皱褶”概念，好似乌兰诺斯只是大地原初的一“皱褶”，可以想象母性大地之所以生发男性是因为对力量的向往，就象生命向往超验一样，而“性”行为只是“皱褶”表达的形式；但是“皱褶”以繁殖的形式展开时，出现了许多磕碰。而到宙斯，我认同他是最初要建立权力体系秩序之神，也就是说“皱褶”发展到宙斯处，权力企图有意识建构出体系，且此秩序可为人世之模式。也正是“皱褶”展开的可能性中，因力量形成、生长导致出的斑点才在性别思考中一目了然。而我认为这“病症”的斑点正是男权挫伤女性的根源。

我说过，在男权建制中，是到宙斯才有对“时间”概念建立的企图，尽管“时间”本质上与女性性征同构。但由于男性性征某种天然性的盲视，直到宙斯统治下对秩序建立的企图，欲求建制不只是神界更是人界的“永恒法则”时，概念“时间”才启动而出。但这“时间”概念，当以历史记忆的方式来表述时，无法避免与生俱来的创伤。男性性征的“时间”，从何而起？是大地该亚的“给与”，这男性性征生命是女性“给与”的结果，这不可回避的事实“给与”男性性征的挫折以至于凝成的报复灾害，都是语言难以估量的。我只能这么说，宙斯以来，自第一个女人“潘多拉”被“给与”以来，男性话语体系里所有关于女性生命的一切，无论是环境还是行为，无论是资源还是成果建构，统统被套上“给与”二字，就包括创造生命本身。对无性繁殖的根本否决或者视而不见，“阳具”的“给与”效用被无限制地膨胀于各个领域，如果追究权力“创造者”的“给与”动机和目的，不难究到“被给与”事实——那性别发生之初。我愿意接受赫西俄德的宙斯作为“第一个拥有童年的神”，可是这童年有着太多的创伤，污迹斑斑，它们直接构成阻碍女性成长的灾难性男权机制。

宙斯的童年，是以“洞穴”的隐藏、成长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权力扼杀必须装扮、以及使用“欺骗”对抗权力野蛮为策略等多方非正常因素组成，于是当这从前的弱者成为了权力的舵手时，童年变态性“斑点”就像风湿隐痛似的不断发作于男权建制的各个缝隙，无论是观察判断的角度还是秩序结构的设置。女性实体被完全掏空，就像“潘多拉”身上众神的礼物，由“洞穴”、“装扮”、以及“欺骗”构成男权话语中女性的身份定位。我说这定位完全出自男权创始之初的“童年”病症——恐惧。权力与生俱来就在“占有”与“恐惧”中徘徊，“占有”与“恐惧”使得“权力”难以避免双重性品格；能激起情欲歌赞情欲时，其因出自“占有”；而以残缺抵牾并困女以囚，则是因致命的恐惧。

从大地该亚初诞乌兰诺斯导致性别发生起始，“洞穴”概念当还未出现，几乎没有任何征象呈明“性”的活动与繁殖必须与“洞穴”同构，好似更多的存有“播种”概念。好似男性在大地上的撒野，才概括出了“繁殖”。在中国有女娲与神农氏媾合而绵延人类的神话，而在上文提到的索福克勒斯悲剧《安提戈涅》中，当克瑞翁要处死安提戈涅时，妹妹伊斯墨涅企图以煽动权力的私情策略来救姐，问克瑞翁：“你要杀你儿子的未婚妻吗？”克瑞翁作为权力化身的现形者毫不隐讳地大言不惭道：“还有别的土地可以由他耕种。”这种土地工具替换论几乎精辟出男性与“情”的先天不足，他们易动易换，万物皆工具，替代易常；甚至也可以将这看成为什么是、且只有男性来构筑权力机制的理由。“天下何处无芳草”与忠贞不渝的英勇执着完全彻底相悖，前者可为俗世政治，而后者却永烁神性精神。克瑞翁当然不在乎也不以为然伊斯墨涅指责他的破坏了“情投意合的婚姻”，政权政治的品性就先天缺乏执着如一，而是以利益权衡的妥协为真谛。索福克勒斯的剧本中，既有作为女性同一性别的安提戈涅与伊斯墨涅的区别，更有女性作为性别的统称与权力男性为代表的克瑞翁间于“情”的天差地别。为了权力独尊，克瑞翁施用暴力，逼使安提戈涅“活着住在坟墓里”，而她死去的哥哥腐烂的尸体却严禁掩埋，“扣在人间”污染祭坛；结果导致神界动怒，由此克瑞翁，这个在“情”的动说中残酷冷漠霸行不变的权力，却因了对更大威严的恐惧而瑟缩屈服，为逃命运的惩罚，他准备接受妥协，让活人安提戈涅走出坟墓，以及波吕涅刻斯的尸体受辱。屈威妥协是权力政制中政客飞黄腾达的通行证，但古希腊剧作家却以悲剧独有的精神拒绝这亘古绵延权力绿色通道的畅行，以死亡的英勇和高尚者的决绝，在实力难以相当的与权力抗争中用脆弱的生命亮起不灭的红灯。剧中安提戈涅在坟墓似的洞穴中自缢身亡，这个被权力指责的“坏女人”，索福克勒斯给了她无尚神性的荣光，一如歌队所唱：“你这样去到死者的地下是很光荣，很受人称赞的；那使人消瘦的疾病没有伤害你，刀剑的杀戮也没有轮到你身上；这人间就只有你一个人由你自己作主，活着到冥间。”不仅于此，苍天回敬权贵变脸的蔑视，索福克勒斯写到极致，不是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得到宽恕，更不可以气节来陪葬权贵畅通的绿灯，克瑞翁的儿子面对罪恶父亲的惨叫，以剑刺向自己并把死亡的未婚妻抱在臂里：“他躺在那里，尸体抱住尸体；这不幸的人终于在死神屋里完成了他的婚礼。”[1]

在索福克勒斯的理念追求中，“用石头垫底的洞穴”是“还没有举行丧礼的洞房”。“洞穴”，既是权力的惩罚，是囚禁牢狱的象征；又是逃避暴力、恐惧躲藏的居所，后者可以追究到宙斯的童年在洞穴中的生长为起因，同时，也可以推断这创伤性童年经历导致了前者与生俱来并存于权力建制中，权力命其名曰“保卫”或者“安全”。囚禁也就当然地具有了政制建制不可缺少的工具职能。“洞穴”奥妙的模棱两可性成就了哲学探究不尽的话题，而本文关心的是它如何自始自终影响着女性的定位。从宙斯心理来勘，女性不只是其生命的诞生之本，更是保护他成长的庇护所，她以“洞穴”的隐蔽形式根深蒂固伴随护卫着他生命和力量的长成；好似就这样“洞穴”与生命的孕育就同构了，几乎完全可以比“耕种”意象更加意味深长。但是“洞穴”之“在”，又有摆不脱地对黑暗莫测的恐惧及对光明的向往。不仅于此，光明与黑暗结构出的哲学意象纷繁复杂，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原因将黑暗就当然地与女性通称，而光明就自然地犹如天与地的分割，相对立于女性的另一面了，犹如性别产生的自然一样，给与了命名，这赋名定性的思维是如何与男性权力建制相通，又如何天生受到“洞穴”恐惧心理的影响？

在“洞穴”的隧道思维场域中，遭遇“光”是一个“存在”性事件，我愿意借用海德格尔对柏拉图“洞喻”阐释提出的“理念”观，即“洞穴囚徒”在遭遇“光”之后面临的是“要解决是什么和如何是”的问题。揪住宙斯，就是要探讨在“洞穴”庇护中的生命长成之后，发生且即将发生，还有已经发生且酿下了女性被定位“空洞”的根源。暂且想像宙斯在“洞穴”是自由的，并不会如捆绑的囚徒般只能看到光打在洞壁的“影子”，他一定是既受到影子的幻觉影响，又急迫于实践“光”的真实，借用德拉孔波对赫西俄德的分析：“我们进入一个实践的、针对未来的层面。”他认为这是赫西俄德《劳作与时间》的“根本内容”。之所以这么说，正是“洞穴”的寓意深远，“它形象化地‘孕育’（engendre）了瓶子的遭遇和不幸的传播，那是因为，这一寓意一旦实施在人类身上，将不再意味着谱系历史的某个阶段，而是一种存在方式。”[2]我愿意把这作为神权——城邦建制中那既是契机又是转捩的关键，由此来思考诞辰、庇护、乃至死亡的形上构成，其中包括直接影响的诸如欺骗、伪装、乱伦等要素。在这里，我愿意将潘多拉作为权力智性的一个形象化标志，而并不同意德拉孔波的分析，认为潘多拉是“是该亚的行为脉络的继承者”，尽管有诸多论者提及的“肚子”、“缺口”等等语义来追究洞穴渊源，但我始终认为潘多拉是宙斯走出洞穴趋向权力的智性策略，她的形成受洞穴的阴暗影响，但是却无论怎样都抵达不到该亚的深邃。而且，把该亚作为“吞噬和生育”的辩证，也值得质疑，形成原则与权力建制同构，而该亚的女性品格就始终不属于权力机制之中，何谈她自身可为“原则”的建构。该亚是一个意形符号，在洞穴宙斯遭遇光之刻必须首先面对却又根本看不清的“混沌”，于是只有在迫不及待降临的实践行为中暂且悬置，犹如生将死暂且悬置一样，却又是生的整个过程都是对死的探究，是欲将“混沌”来“看”清楚的努力。海德格尔的阐释里，那“囚徒”所不能看到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呢？海氏借柏拉图的洞喻说回答：“那就是众理念”。同时海氏还进一步说明“‘理念’是那种自身形成，并为了看、在看中存在的东西，与被看到的东西、被视见的东西相符合。”那么在洞穴中，宙斯于“藏”中能看到的只是黑暗，是什么也看不见；而遭遇光之后，可以看到的是洞壁上的阴影和背后勾引行动的火光。于是，这里可以作为两条线索来思考，一如海氏继续的问：“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看，而获得对理念的洞见呢？”[3]首先，是对该亚黑暗看不见的“看”，也就是哲学向来说的的眼睛不见的是灵魂之洞见。这是对理念的看，或者说是理念之所以的形成。我愿意把这作为宙斯意念的根本，也是该亚孕育生发的生命与她所建的本质性关系，她纯粹孑然独立，不受后来权力建制中性别偏执的裁制。就像俄狄浦斯绝命的忧伤：自己出生的地方，是否可以再开花结果？这是自乌兰诺斯诞生和繁殖以来乱伦（或者说杀父娶母）就如血脉遗传般给男性的致命性创伤，这创伤既造成权力建制对繁殖的恐惧，也延伸到对血缘政治的疑虑。但是，就像对黑暗不能看见的解决方式一样，对宿命性创伤，也有“不见”之“看”的可能，那就是悬置，而以理念的形式再入亲近。像俄狄浦斯，毅然戳瞎自己的眼睛，但却在宙斯以霹雳的形式要把这盲人送如冥土时，他却犹如两目光明：“女儿们，跟着我朝这边走；看来也奇怪，我现在反而给你们领路，就像你们先前给父亲领路一样。来吧，不要碰我，让我自己去找那神圣的坟墓，我命中注定要埋葬的地方。朝这个方向，朝这边，朝这个方向走；因为护送神赫耳墨斯和冥土的女神正朝着这个方向給我引路。这不算阳光的阳光啊，从前你曾经是我的，现在我的身体最后一次接触到你；因为我就要去结束我的生命，藏身于冥府。”[4]于哲学，“洞穴”一直就有既是子宫又是坟墓的双重含义。所以俄狄浦斯的尴尬、苦痛、宿命性悲剧只有走向“洞穴”，才算安息。似乎说肉体好似空壳般蕴藉灵魂，但在心智进程中，终有解脱之时。我们习惯了肉体下沉是灵魂上升之说，而本文感兴趣的却是这双向运动的隐喻，不仅引导出洞穴与灵魂同构的意涵，更呈明女性对于自己孕育而生的男性，特别是自己用身体始终庇护的绵延后代，尽管在权力建制和男性性格固有的争斗中他们对地母有许多冒犯和戕害，但是作为地母的本源，对走出洞穴的飞升仍宽宏出天地同存的祝愿，我说，这正是该亚的深邃奥秘。有该亚的如此定位，我们才可言其次，那就是男性对光和影的反映。这里也存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光和影中的男性如宙斯会是什么？如何是？其二，是光和影可见中的女性又是什么？如何是？要解决如此问题，就必然触及“存在”之行动说。

与宙斯自己，是关乎他在光与影或者说走出洞穴后，他是谁？海德格尔说:“我们只不过是那种奢望有能力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74）我认为是为了成为权力的“自己”，伪装、欺骗等洞穴的负面影响才根深蒂固于后来的权力建制中。可以说女性使用它们，是为保护生命，在面对残杀戕害而不得不采取如此无奈的保护措施。可当宙斯走出洞穴，要成就为王时，这策略就当然地成为了他“如何是”的首要途径；而当他已谋得自己的定位之后，或者说权力“弑父”之后，这曾经保护他助他成王的手段就必然要加以防范，于是如何可以永不动摇为王，就得从“弑父”走向了“弑母”；但我认为，历来所论的“情结”说值得辨析，俄狄浦斯的“弑父”可以说是宿命中的下意识，揭示的是权力基因的劣根，从神权的代代“吞噬”到城邦的争斗厮杀，几乎为了权力，只有“杀”和“斗”两个字可以概括。从希腊悲剧，甚至就从俄狄浦斯的四个孩子走向“洞穴”的状态来看，男性安提戈涅的两个哥哥皆是为权位厮杀、争斗的化身，而女性，却是奉献与父牺牲为兄。这些情节事实几乎逼出一种假设，会不会女性的城邦该更加美丽？为什么男性之嗣都有对权力威胁之可能，结果是从神的“吞噬”到俄狄浦斯及克瑞翁之子都必然安于“洞穴”去寻死亡？好似“死”是男性之间于权力的必然，不管有无血亲。而女性符号的理念总是以“助”字当先，从雅典娜到安提戈涅。我认为这些思考完全可以统入对城邦政治的深思，或许这正是索福克勒斯用心良苦。为什么俄狄浦斯要死于雅典？雅典与忒拜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雅典是神权认许的归宿？从神权走向城邦，在悲剧的故事中，我们不难捕捉到权力无处不有的恐惧，既是人人之争，还有神对人的设防。让神圣如处女般圣洁的神性与女性共通，且贯穿与城邦，我认为索福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文本。开篇，被自己忒拜逐出的流浪盲人俄狄浦斯踏进作为雅典“支柱”的女神圣地，他哀叹儿子没有为父护航，却是在争夺王位，血腥厮杀，而女儿却伴随风烛残年。这哀叹性叙述里有一个关键意象“离家远行”，我们习惯被教导“男主外，女主内”，却在正义与邪恶的精神献身中，如俄狄浦斯吟唱的：“你们两个女孩子却代替了他们，为我这不幸的人分担苦难。”（504）我愿意将女神畅游神通的慈悲与安提戈涅姐妹沟通起来，并且认为这悲剧文本的暗示性共通，不只是一个简单对女性的颂扬，而是对城邦权力的反思。

我们知道克瑞翁在囚禁安提戈涅时，处处强调的是“城邦正义”，服从他的权力是城邦所有人该“遵守的原则”，其目的，克瑞翁说是“使城邦繁荣幸福”（301）。问题是人制定的原则是否是神的天条，克瑞翁于洞穴的失败，不是男性的城邦与女性的失败，如伊斯墨涅劝安提戈涅的：“首先，我们得记住我们生来是女人，斗不过男子；其次，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298）而是人强调的“我的权力”与神权的威胁，必然走向的失败。索福克勒斯在触及神性时，总会施用器官分离法，如同我前面论述的脑袋一样，在弱势应对强权时，身体部件再度分割，当报信的守兵报告有人胆敢掩埋尸体时，克瑞翁道：“难道你还不知道你现在说的话都在刺痛我吗？”守兵：“刺痛你的耳朵，还是你的心？”克瑞翁：“为什么要弄清楚我的痛苦在什么地方？”守兵：“伤了你心的是罪犯，伤了你耳朵的是我。”（304）这被克瑞翁愤怒的贫嘴，事实上已经暗示出天上的神灵对地上之“我权”的蔑视，因此，在这贫嘴之后作者配上了一段歌队合唱：“奇异的事物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那不朽不倦的大地，最高的女神，他要去搅扰，用变种的马耕地…人真是聪明无比…他学会了怎样运用语言和像风一般快的思想，怎样养成社会生活的习性…在技巧方面他有发明才能，想不到那样高明，这才能有时候使他走厄运，有时候使他走好运；只要他尊重地方的法令和他凭天神发誓要主持的正义，他的城邦便能耸立起来；如果他胆大妄为，犯了罪行，他就没有城邦了…”（305）这段议论若放在俄狄浦斯身上，似乎一目了然。但却是警示克瑞翁的，那么就自然引发出问题，歌队在此处要“间距”出的意义是什么呢？绝对不是克瑞翁对城邦的信仰与俄狄浦斯有差异，而是在制定执行城邦原则的行为中对神的信仰和态度，犹如守兵慧言出的“耳朵”与“心”的分离，这正是克瑞翁与神之间的隔阂，必然导致他面对“洞穴”的失败。尽管女性是弱，敌不过强权，但克瑞翁城邦之权于神界仍是微不足道、飞灰就能湮灭；甚至可以说正是克瑞翁的“我的权力”行为刺激了神无处不在的恐惧神经，以至于一恐惧就顺然地贴近地母，亲近洞穴，与女性共负了。古希腊哲学很讲究“行动”，“行动”与“沉思”一直是历来哲学探讨中永不疲倦的辨析。可以这样推断，“洞穴”中的宙斯，或者说被“囚禁”之物，更多的拥有“沉思”；而走出“洞穴”的释放，拥有最大的是“行动”。“是什么”和“如何为”的构成正是“沉思”与“行动”的组合，后者是过程，前者才是目的，如果“行动”之“为”完全忘记了“沉思”之目的“是谁”，那么这“行动”就可能被否决。再者，犹如宙斯意念中离不开“洞穴”或者说灵魂的飞升不可以只是“行动”，甚至他脱离“洞穴”之为本身就存有伦理方面的疑虑，既在“弑父”又于“弑母”中，因此，哲学中由“沉思”来裁判“行动”是为必然。好了，再来看克瑞翁的“行动”，突出的一是对俄狄浦斯的“放逐”，二是对安提戈涅的“囚禁”。此二项“行动”还不包括头先参与将自己的姐姐作为婚床之礼物送给她儿子俄狄浦斯这样的罪。仅就“放逐”与“囚禁”来说，任何专制政体都如同克瑞翁一样，号称是以城邦的安全为前提才如此作为的。而若用“沉思”来评判，除了霸道出“我权”，与神之信仰和城邦整体，毫无益处。这可以说是忒拜与雅典的区别，直接可以从克瑞翁与忒修斯的不同得以证实。先说 “放逐”，于神的视界里，人唯有的归宿就是灵，躯体之任何其他物都是“流落”，如果人之掌权不能认识到这点，而把政体作为己身，必败。所以，相对克瑞翁强压他人服从而突出“我权”，雅典王忒修斯尽管也自称自己是“行动者”，却不乏“沉思”之言：“我自己也是流落在异乡长大的…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凡人，到明天我所应得的一份不会比你多。”（511）人能明确自己的定位，是给神内在恐惧的定心丸。沃格林在谈到“美德与城邦”时，通过对梭伦冥想似的祈祷分析，得出“人之美德无法通过占有有限的物品来践履。人通过行动孜孜以求的物品，只是表面的东西；它们属于他的愿望和追求的错觉。”[5]我几乎要把对这错觉的警惕也当成洞穴阴影后遗症，当洞壁在黑暗中突然阴影起舞时，震惊中觉醒的是对自由的渴望，这渴望用于城邦，在雅典有过“大写的人”之理念；可是，什么样的人才为“大”？就好比要探究洞壁阴影幻觉之真。本文不欲涉及雅典的兴盛和衰落，仅就阴影与光交合的作为来分析，它是趋向权力又恐惧失落的病源。一方面走向权力的进程犹如与幻影舞蹈，狂欢而兴奋；另一方面，又无时不刻处在幻影随时消失的恐惧中，这几乎是千年来与权力媾合者的通病。我愿意说这在宙斯走出洞穴之初就根下了，于是才有了另一方策略，即将“灵魂”与人相合，有“灵”之人为“英雄”，此人才可称为“大”。这里非常吊诡的是，走出洞穴者，本来是其自身不可避免将纠缠进对地母的伦理负担，以及对父权的颠覆。可是制造一个人界，就很好地将神与人的分离状态巧妙地掩盖起创造者本身的心理隐秘，结果宙斯自己可以抽身而出，在行动密布策略的计谋中，完善行动与沉思裁判的合一，这就是最后得出只有宙斯如此的至高无上的神才有裁判的可能。本文要揭示这，是欲指出男权之所以形成密封不透难破的网系，是有何等繁复难辨的诡计多端蓄在其中。女性始终是一被利用之具。“娶母”—— “弑母”——回归“洞穴”之死，是在男性权力运作的诡异关系中，在每每恐惧危险中都始终牢牢不放的庇护之阴。与危险借来庇护，与霸道又可顺然踩压。这使得话语中始终都难以辨别女性是圣母还是荡妇，女性定位与形象始终都是模糊的。情欲，可以说之所以被创造就是为了这模糊的诡计，它犹如阿芙洛狄忒因阳具而诞生，其后承潘多拉为罪之礼赐给人类，而雅典娜生于男性脑袋，始终智慧辅佐权力之右。可以说在强调人界之“我权”必须清楚自己定位而不可越神权之要求中，女性仍然是游离的，“男主外女主内”是在男权极端稳固毫无男性与男性争斗的绝对状况下方可被作为霸道之旗高高举出，这“内”绝对不是敬奉性供养和痴情性关爱，而是闭锁性威风；与“放逐”，“内”是安居，与自由，“内”就是囚禁。我认为，在宙斯走出“洞穴”之际，就必然面对“放逐”与“自由”二重性，在宙斯，“放逐”有可能作为途径走向自由，这是俄狄浦斯由罪走向崇高的行为；而在克瑞翁的人之专制中，是阻止“自由”而行与“囚禁”共谋的“放逐”。这与神的不同和分离形态直接导致自我取亡，克瑞翁失落的就是没有弄清女性与神处的微妙。当海伦作为被掠被囚对象“放逐”远离自己故土家园时，男性之争不是为要给与“内”与女之安稳幸福；当安提戈涅陪同父“放逐”，反而赢得英勇的名声，其实都是神运用银币双面策略的诡计，女，既可以作为引诱，又可以作为辅助，如果是辅助，就如自由无边的雅典娜一般，可以畅行无阻。因此，在克瑞翁的城邦与宙斯的神权与女性安提戈涅的三角关系中，神自然与女同在。城邦为女灵之家园方可永驻不衰。

再说“囚禁”。克瑞翁在把安提戈涅囚进洞穴中是如此咆哮的：“仆人们，别再拖延时间，快把她们押进去！今后她们应当乖乖做女人。”（311）男人可谓是利欲熏心以致愚钝不化，竟然在神不可以定位与女的前提下，以“禁”嵌定女之“囚”，你说他们这样的动物怎么可能不冒犯神。何况“囚”之与“洞穴”，在庇护的另一面，与神，不无如“脚后跟”般的隐痛创伤。再说，什么叫做“乖乖女人”，是听人语还是服从神权，一直是肉与灵的争执；而安提戈涅恰恰是以神命承担苦难的姿态违逆人语的，所以合唱队才会把她誉为英勇。可以说在神界，英勇和智慧都不是男性的专利，女性，天然丽质，只是这如苍穹般的天然品质，于神界同样威胁男性之脆弱的神经，所以智慧之母墨提斯才会被吞噬入男权之肚，只是以宙斯为核心的神权很善于转化，一如雅典娜从男性脑袋萌生——“宙斯生下雅典娜时，她便手持神盾，全身武装披挂。”（《神谱》929-930）于是就当然无愧于智慧与英勇合而为一体的完美化身。但是这完美也如该亚用身体庇护男性成长一样，对于一个先天脆弱恐惧的性征来说具有需要与威胁的双重品格，是这样的原因，女性于神界就被分离出多重形态。在宙斯的秩序里，女神的“生成”有“智慧”与“情欲”之分，这种分割一直是男性话语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被嵌定为“情欲”者基本是被动无智可言的，就像伊利亚特的海伦，明明是个受害者，几次三番欲求回归故土，却仍然被掠夺者一次次索要她的身体，这被迫者在千年的男性话语里都是以“祸水”指代，而她自身，非但没有智能拯救自己，即使早已明智到担忧这“祸水”漫骂的可能，也敌不过“神意”而累累屈从。我说，神如此的玷污女性，以他的生殖器的诞生物阿芙洛狄忒为权力行使途径是别有用心的。而拥有智慧之女，却多是无性之物，即使如奥德赛的妻子，婚姻之性因了丈夫的远离故土而荒废，有众多求欲者，皆被堵在了“智”之门外。将“情”与“智”分开的企图是什么？很显然是要束缚女性的“行动”，似乎是男性在行使“行动”中如亲近权力一样，既有成就的欢喜，又有掩饰不住的隐秘恐惧，于是限制“她”的行动，就必然可以达到只是辅佐绝无叛逆之功效。从雅典娜到美狄亚[6]，我愿意将她们构成一个从头脑智慧到美丽足踝的完整体系，犹如大地该亚的广博无穷，而这正是对男性致命的威胁。在“洞穴”恐惧后遗症之后再度引发病症，是因“行动”出轨导致恐惧而来，这本来只是普罗米修斯之过，与女人并无挂碍，可上帝一愤怒，就以报复的作为创就了女人。《神谱》这样记载，为报复普罗米修斯盗不灭的火种给会死的人类，于是由宙斯跛足的儿子用泥土塑造了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因报复而施惩罚的产品会是“谁”？潘多拉一诞生就美艳无比，而这美的全部指向只一个归宿，宙斯的仇恨且要抵达惩罚的目标。无论是《神谱》还是《圣经》，惩罚的作为都单一到婚媾、生子，好似人的繁衍就为了灵之残缺。《神谱》中这残缺无处不有，却又隐而不显。就像制造女人者不是其他任何符号功能之神，而是“跛足”神，为了不负了符号功能设置的苦心，笑言，真衬了中国的古话，龙生龙来，凤生凤，跛足神还能生出女人“行”么？何况跛足神为了极尽“讨好其父而亲手制作”了一条金发带，“闪烁着灿烂的光彩”之“束”，不露丝毫痕迹地就与繁衍之惩罚伙同，因为跛足匠神还“把陆地上和海洋里生长的大部分动物都镂在上面”了。也就是说女人的“成长”因了权力的愤怒和媚权的讨好而宿命般困陷在了“生物”之“束”里了。

但是，都知道，繁殖在神谱里，对权力同样具有威胁性；同样是恐惧之由，导致屡屡发生“吞噬”，所以才会有“弑母”之为。如果把俄狄浦斯之罪作为一个象征，那么“礼物”之说，就有更加可探索的玄妙风光了。就好比说不是“礼物”概念的作祟，就很有可能不会发生俄狄浦斯悲剧，可是，“礼物”概念却是从神权到城邦权制中不可缺少的关键词。如何既说服自己正义的“弑”那保护自己成就自己之母，又顺利达到稳固权力的目的，我认为这是女人被权力创造的根本。礼物与罪恶之游戏，本来是宙斯得以存活且最后走向权力中心的行为，而由此却造就了礼物之原罪。像俄狄浦斯，本来是为了逃避宿命的灾难，而不幸是因拯救了城邦，获得了礼物，才走向了乱伦。将情欲引向罪，是在繁殖束缚女性的诡计中另一抵抗恐惧的病症发作。故此，我说，作为礼物的潘多拉，与其说是制造了影像中的女人，不如说是权力进程中的一个策略，其实它仍然不具有性别特征，她的空洞性，犹如海德格尔对“心智”的论说，其形式既无时间概念也无空间概念，与时空都保存距离。潘多拉就是这样一个权力“心智”，或者说是男性群体“心智”，自诞生以来就披带各种“礼物”，并以“礼物”之罪降临人间。在人间，它因了空洞而不可定位，只有它的创造者男性给与其定位说是女性，其目的就是要营造一种分离女人与人类场域的结果，女人非人，无坐标，无定位，只有被迫之运，这亘古的争执，皆出此因。

其实“囚禁”与女，不只是“禁”身，更是“禁”灵。只是在宙斯，将“女”之理念分成片段工具性实体，于是就有灵与身的分割。而愚钝缺乏“灵”眼之克瑞翁的错误，正是不解神之权力运作的奥妙，就好比无视“洞穴”的形上深邃一样，只在鼠目寸光人的自我权力中，蛮横霸道。其实宙斯的“囚禁”运作更加狡猾，既要避开自己心理上的“洞穴”创伤，又要达到其飞升洞口之后的权力目的，于是，女人，惩罚铁窗之奴的行为，尽管背景沸腾于愤怒镣铐之下，但由跛脚神的技艺装扮，反而可以“美”指称了。这里值得提请注意的是，美妙和光彩在被给与女人之初，就隐含了一个陷阱；对美的判断，在男权话语中，从女人生成之初，就不具有对雅典娜神性赞颂之美，甚至也不及阿佛罗狄特虽带残缺之臂，却不无两袖清风神之主动性自由；而是权力时时必加防范的美色之害。在此，我要以导致宙斯愤怒而创潘多拉的火线——普罗米修斯的囚禁为例，隐喻出宙斯施用“囚”的策略。罗念生的中文翻译本用了一个很好的词——“守望”，宙斯对“把火种藏在茴香秆里”偷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的“囚”不是困于“洞穴”或者闭入冥土，而是钉在天涯之角“守望”。“守望”是“行动”正在发生的过程，但因了不通畅顺利而作出的暂住举动。本来“茴香秆——火种——藏”皆是宙斯“洞穴”经验，如果他是一个没有被创伤困扰者，就会很自然产生同病相怜的亲切，但神话剧情却是相反，创伤营造了对背叛的恐惧和愤怒，还不仅是先在的“洞穴”黑暗之惧，更大的恐是担心在走出“洞穴”后的“行动”受阻、失败、停滞，只有万劫不复的创伤性“守望”，这是宙斯最不能承受的惩罚。我说，正是这样的理由，所以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的惩罚，不是简单的“洞穴”之“囚”而是“守望”。这“守望”策略放于女性，放于任何对美的理想追求中，都是残酷的惩罚；与女，在美中，是终身的“守望”，在时间中剥蚀，谁说“时间”与女性同构，应该说自然时间在男权将其参与其运作之后，就变质了；在惩罚逻辑中，时间就是囚笼，黑暗已化为隐喻是不见之物，是时间消逝的隐晦，不在场的无处不在，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剥蚀马不停蹄，对美的终极只有渐渐残疾无可奈何地“守望”——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当苦难于叙述，无论是过去已经历发生的还是未来恐惧即将发生的，当时间好像以语言的方式在抗拒剥蚀像灵魂抗拒躯体之壳的腐蚀一样，绵延咏叹，但结尾滔滔不绝的普罗米修斯也只剩一个词：“唉！”（122）尽管，于苦难，语言会因压迫而张力无限，剧作家通过一被宙斯擒掠遭驱逐的女性“伊俄”之口，如此比喻：“我的心由于恐惧，向着我的胸膛乱撞，我的眼珠不住地旋转。疯狂的风暴把我吹出了航道，我的舌头控制不住了。这些浑浊的话向着那可怕的疯狂波浪乱冲乱撞。”（120）被灾难困囚的生命，乱冲乱撞之后又能怎样，除了一声叹息的“唉！”而权力的爪牙赫耳墨斯犹如所有权力的帮凶麻木不仁且猖獗无耻的回答一样：“宙斯从来不认识这个‘唉’字。”这几乎一语中敌地道出权力狰狞的本质，但普罗米修斯的气概就在于临险不惧：“但是越来越老的时间会教他认识。”怎样能够让一声“唉”转变成时间的教训词，让无助的肺腑之无奈叹息成为向权力反抗的力量？我认为是剧作家在普罗米修斯的剧情中要大篇幅地叙述受难女性伊俄的匠心独运。我在透析拆解男权与女的诡计中，借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作为举证，不无道理，不仅因为它是制造潘多拉权力愤怒报复的动因，还有他是人类自由追求的同盟，更是普罗米修斯的经历与受难与“女”皆契合。故事中，他是被该亚联合“用计谋”推翻克洛诺斯帮助宙斯获得权力的功臣之一，当权力使用智女作为辅助时，不得不提醒的是，“助”同样是心理不健全的权力机制的一个致命病症，正是对“助”的恐惧，权力总是疑神疑鬼，猜测考验。“放逐”与“囚禁”在伊俄与普罗米修斯相遇结构中蕴意繁复，犹如地平线的标杆，清晰分辨出，受难者携手之善，恶权合谋之险，性别在善恶的对立中超越；也就是说在太深重的苦难面前，只有被迫害与迫害者之分，就像辅助宙斯完善其权之恶的赫拉，在伊俄的遭遇中，它是非女。有许多被权力型塑后的女人成为非女，在后章将要分析的中国权力建制中的女性更是毫无性别特征。在此，我还是最感兴趣语言让时间重现生辉的魅力，应该说，“囚禁”与“放逐”都是以权阻滞时间作为的暴力，是对生命当下现有的剥夺，是夺去生命的前奏；如何才能冲破这样的枷锁，唯独语言，这是映衬普罗米修斯受难的唯一风景，就好比后来繁衍的故事情节中还有鹰啄肝脏又每日缝合之事，如语言，用那无边的叙述来缝合日复一日的创口。或许也可以说这是历史叙述的理由，是对伊俄受难历史的叙述，才可能不只是愈合创伤，还可以想象未来。将“守望”理想化地具有了行动之可能，给镣铐安装一双想象的翅膀。普罗米修斯语义真切，在祈祷说的机会中：“如果我的话有不清楚不好懂的地方，你再问个明白；我现在有的是闲暇，比我所想望的多得多。”对于匮乏无时间意义的生命来说，哪里是漂泊的尽头？何处又可能探究得到着落？吊诡的是普罗米修斯的预言和向往仍然意向与了繁殖对淫威权力的颠覆，只有暴君的后代方可推翻前任，而受难者寄希望这权力换档的缝隙里的自由。无怪乎歌队的缪斯们会惊恐祷告：“啊，命运女神们啊，愿你们不至于看见我成为宙斯同床的妻子，愿我不至于嫁给天上的新郎；因为我看见伊俄…那是一种绝望的挣扎…我没有办法逃避宙斯的诡计。”（120）本来伊俄被赫拉的妒嫉而形变为牛的故事，是在强调女性间困扰于情爱的争斗，但似乎纯粹是女性本能欲望的嫉，无以显现权力建制的意义，所以剧作家硬是要把这伊俄的故事穿插进普罗米修斯的受难中。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说神话中，在神权与人类之间，惟有普罗米修斯才总有因了人而对神的挑衅。从裹着肥油的骨头之欺骗到盗火，历来没有人怀疑，普罗米修斯的立场立在人类这边，或者说同情人类。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地做？历来一个简单的“反抗精神”四字解释，不能阐明之所以然。本文前面指出过，宙斯秩序，应该是自创造了会死的人类始有“时间”的概念，而正是这概念造就出权力与子嗣关系的新观念，而这才是普罗米修斯行为的本质性意义。与神界，因了神之不死，占有权力者丧失权力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被更大力量推翻战胜，而这是“吞噬”之因，说明繁殖对权力的威胁，因为神界的权力建制不具有代代相传性。但是，到人类，人皆有一死，那么死亡对权力构成了另一种威胁，是为对付死亡的威胁，子嗣才从权力的反面走向正面，以自己的血脉来承继权力，将有可能如生命一样朝生幕死的权力在时间的坐标上建制出恒久，同一血脉的子嗣就当然作为了手段。于是，这男权在人界的与子嗣的新关系，就必然影响甚至决定到女性与子嗣与权力之间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待权力的暴政，女性曾用大地般的身体庇护弱小后代，而这躲藏中成长的后代如宙斯自己也的确是推翻暴政的途径，这是普罗米修斯一贯如此思维的理由，故此，他将苦难寄托与伊俄的13代后人。但是，转到人界，在权力——子嗣的关系中，女性公然沦为了生育工具，我说，美狄亚就是这沦陷操作境遇中的一个积极性反思，她体现了女性在人界政治建制中的作为，尽管有谋杀的残酷，一如该亚庇护行为中的“欺骗”，在伦理上有“罪”之色彩，这原罪，其实是权力建制的基因之一。不过，我的兴趣却是，女性在这根本无其身份地位、作为游离在外的边缘旁观处境中，如何积极有所作为的呢？

竟然潘多拉这第一个女人诞生与人间就披挂着缤纷的众神“罪”之礼，那么，如何将这百分之九十九的众神的罪礼，转化为女人行动的智能？将被动性空洞转化为积极充实，一如地母该亚的成就，我认为，这是美狄亚符号及行为生发的意义。也就是说将跛足技艺转化为“美踝”，美狄亚之为可谓最典型且最具说服力。在千年话语里，她的大逆不道是作为母亲残杀了自己的孩子。若单独来看这事件，就在悲剧剧情中，也通不过伦理之关。但是，若将其放于神界与人界的权力建制之差别中，放于该亚的庇护到美狄亚的残杀关系中，就不难得出政治哲学性推论。在《美狄亚》的故事中，关于子嗣，有如此情节：“她要进一步毁灭伊阿宋的种族，毁灭他的儿子，她自己替他生下的儿子。”毁灭自己的儿子，而要以被放逐的命运去雅典，为埃勾斯王完成“求嗣的心愿”，[7]与情与理都说不过去；但是，若放于城邦政治的建制来说，就顺理成章。我不愿甚至不无反感的对习惯话语中将美狄亚的行为归纳为情致迷乱下的报复，或者说是情有可原在被抛弃的可怜同情处寻得点滴正义性；我认为原剧作家在剧本中就有对当时经历城邦政治的理想，正是这理想映射出人物符号行为。剧本中，伊阿宋：“可恶的东西，你真是众神、全人类和我所最仇恨不过的女人，你敢于拿剑杀了你所生的孩子，这样害了我，使我变成了一个无子的人！你做了这件事情，做了这件最凶恶的事情，还好意思和太阳、大地相见？”（124）可是，乘着祖父日神龙车的美狄亚，高高在上地否决了伊阿宋的哭悼，并且可以“到那海角上的天后的庙地上去安葬孩子。”（162）这视角的高低正是叙述正义的体现，融会了叙事评判，将一个不可思议的行为于理想情境中转化为了合情合理。故此，安葬行为结束之后的女人，就去了雅典，不是一个简单生命的逃活，而是为一个城邦“求嗣”。希腊从武斗走向雅典式的和平，我把它作为是从神话史诗书写走向戏剧的一种追求。在前几章本文就史诗《伊利亚特》论述过英勇与荣誉在“战”中的实现，而到欧里庇得斯《特洛亚妇女》，如何换一种视角，立在败者的废墟重审“希腊精神”？作者同样是立于女人与孩子的生死别离来立意，孩子是否因了城邦的溃败就得立于“祖国城楼的高垛上，依照决议，在那上面停止最后的呼吸”？如果说美狄亚的孩子是牺牲品，那么这些成群为城邦残害的孩子是否就是英雄？面对死的态度，我们曾多次以“英勇”誉之，是希腊精神的指代，但是如何来体味这废墟溃败场域中的女人与即将断气的孩子为这被举为“祖国”的东西的承担，且从这样的重负里如何再审“希腊精神”？安德洛玛刻如此悲痛道:“我最心疼的乖乖，最宝贵的孩儿，你得离开这可怜的母亲，死在敌人手里。你父亲的英勇竟害了你，那美德虽然拯救了多少旁人，但临到你头上时却不凑巧。”（207）是什么原因，英勇不能护卫子嗣？这个问题其实是质疑什么样的英勇才能有子嗣的承脉，那才可以誉为精神。因此这女人接着的唱：“你们希腊人啊，你们曾发现残忍的行为不合希腊精神，为什么要杀死我这无辜的孩儿呢？”（208）读者的我们都清楚，灭嗣是与吞噬一脉相承，是权力恐惧异邦的结果，可是，一如赫卡柏质问的：“你们为什么怕这孩子，做出了这空前未有的残杀？是不是怕他恢复这毁灭了的特洛亚？那么，你们未免太胆怯了！…在你们手里：如今我们的都城陷落了，…你们倒怕起这孩子来了！我可不称赞这种没有经过推理的恐惧。”（217-218）男权的恐惧因了病症而来，许多是经不起逻辑推理的。只能在拷问希腊精神时，就像悲痛欲绝的女人安德洛玛刻追究的，灾难的原因，其父之多：“你的父亲可多得很，第一是冤仇，第二是嫉妒，还有残杀，死亡和大地所生的祸害也是你的父亲。”（208）我把这作为以“父”名之“希腊精神”的再度否认，父，与子嗣的危害和恐怖，因了诸多弊病，而直接有伤城邦建制。雅典，作为希腊精神的城邦，该以什么样的桂冠来妆点呢？在注释118，译者罗念生很好地给了我们这样的理由：“雅典娜同海神争着要作雅典城的保护者时，她首先献出那象征和平的橄榄枝，海神却献出一匹战马。雅典人爱好和平，并且认为橄榄更有实用价值，因此奉雅典娜为他们的保护神。”当“橄榄”比“战马”实用，就说明城邦由战事纷争走向理性建制，而这也正是雅典娜在特洛亚的最后所发的慈悲，她说：“我要叫特洛亚人，我先前的仇敌，感觉欣慰，给希腊人一个痛苦的归程。”（188）这“痛苦”是教训，是根治残暴、疗效恐惧的药丸，于是神圣的城池才可以名副其实：“雅典娜首先在那里献出那浅绿色的橄榄枝，那是上天赐给那富有橄榄油的雅典城的荣冠。”[8]特洛亚战争之后，进入雅典的女性可以说两分：胜者女神——雅典娜；战败为奴——成千上万的特洛亚女人。此二分法究其女性单面向意义不大，但是与城邦建制结合，就突显出了功能性质。守护神的功能是要立法，而为奴之女却是以体产嗣；可谓是另一种女性脑袋与身体的职能性分割。为什么我要强调出女性与其所侍政体的职能性，恰是因为当权力话语发展到城邦政体建制时，女性之角色亦有了别样的规范。随手仍可从《特洛亚妇女》中捡来佐证：剧情中，分派战败城女人为奴的职责是凭靠抽签，也就是说，与女人的品性优良无关，靠得是运气。但是运气并不是理性取决生死之依据，却发生了唯独被摇签派定去“侍奉阿喀琉斯的坟墓”的赫卡柏之女波吕克塞娜的死亡。本文要问的是，为什么接近洞穴“看守坟墓的奴隶”必死？她被裁判为远离阳光亲近洞穴，本来被塔尔堤比俄斯道为“有一种命运临到了她身上，使她解脱了苦痛。”（194）也就是说她的命运指数与入城为嗣为奴的女人于“苦痛”的天平上，非但不示弱，而且立于高位。这高位当然是与本文通篇贯穿的“洞穴”喻义相关，但是，这不幸的赫卡柏之女却在洞穴之口被阻遏了：“叫人杀献在阿喀琉斯的坟前，变作了那死人的祭品。”（204）侍奉与祭品，在本质上不同，可以说男权到此，既要彻底隔断女性与洞穴的联盟，也同时要规范出女性与政体之“祭”位，于是，本文的思考将进入另一境界，即为“嗣”之“祭”女与为“法”之“护”神，男权魔杖将又会如何点睛呢？本文视角长焦将要从古希腊拉回到我更熟悉的中国三纲。

一山无二王

——总统VS歌王（为悼念迈克尔.杰克逊）

流行乐歌王迈克尔·杰克逊谢幕了，我说，不会是王的歌舞时代的结束，音乐的精灵定会永存于世；但是，该是黑人肤色作为政治革命话语的时代结束了。也就是说当奥巴马登上美国权力的巅峰时，就是杰克逊坠落之刻。因此，杰克逊死之50当壮年，与音乐，扼腕痛惜；与政界却应合时宜。黑白肤色的革命性对称是流行歌王演唱曲目的主体，可以说5岁就入道的歌王一路被革命浪潮席卷蜂拥推上峰顶，那正是伴随80年代美国族群政治激烈，多元话语蓬勃之气，5岁的孩子一路成熟，直逼“白和黑”的MTV意境。在这首歌里，歌王潇洒地登上了自由女神的火炬之上，引领世界是王者企图，媒体可以MTV的制作方式，将歌王拼贴进火炬的辉煌，音乐的海洋里，人声鼎沸，好似梦也成真，这是媒体幻象性本质，这本质中的媒体人并不会自觉警醒，甚至迷狂这假象如痴。而当奥巴马，以政治的面目真实地登上了这火炬之巅时，变换莫测的MTV，这曾经激发想象无边的制作形式，必然顿时失语，尤如阉割般骤然丧失想象的羽翼。没有一个画面可以拼贴出奥巴马与杰克逊二王并置于火炬之焰的天空，尽管黑白肤色的革命话语是他们共同的依傍如灵魂；甚至我都愿意相信他们煽动的如海如潮的自由情绪，一如女神火炬的光芒，拥有共同普照大地的期望，但是，一山却不能有二王。

在政治之王光耀巅峰之时，媒体之王必然黯然退隐。政治与媒体，大家熟悉其游戏规则，在这篇悼念我自己不无动心的歌王之文中，不该使用嫖客与娼妓之词汇，但是，与媒体联姻政治的职能形象却是实情。歌王只有音乐之魂，并不属于媒体，但是媒体可以将他捧为巨烁，也可以将他贬为黯然。媒体与政治的角色是“妾”，与歌王却是“权”。面对歌王与媒体的采访画面，挥不去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歌中那样汪洋恣肆、力量四射的歌王在媒体的镁光灯下却如腌了的棉花菜，那样温柔，温驯得让人心痛。在我5年前写的第一篇杰克逊的文章“征服NUMBER. ONE”时，不少材料中，歌王对政治乃至法权非常不屑，但是与媒体，什么原因让他如此乖驯？艺人都惧，人言可畏？不如说艺人都清楚无比，自己的光芒与媒体唇齿相依，而又不具有任何主动，只有被动被捧被杀。从歌王9岁的采访镜头到奥普拉的系列追问，我们看到的是最初孩子闪烁的眼睛里有惊恐更是坦诚，9岁的歌王回答记者问他将什么注入音乐时，孩子回答：“我所唱的都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我不唱。”画面上孩子的眼睛直视镜头，并不在意身边侧旁的记者。而这个孩子渐渐长大，甚至由一个魔幻力量的黑色转换为了不无苍白的非自然影剧木偶形象时，他的眼睛再也不能离开媒体主持，眼神与话语都在祈求，甚至不无讨好。无论媒体多么刁钻，也一定要绕道拔雷，保全自己不被炸死。这是艺人共通的不幸，但与歌王，我欲探究的是他的改变，变体变形是他被媒体追打的一个重头戏，我一点都不怀疑他面对媒体说的自己与黑色的亲缘，但我更愿意揣测，他，作为一个宿命黑肤色的心灵，亦有权利对白色的向往，倘若这向往不掺杂进政治道德评判。就像歌王面对媒体的迷惑：“为什么通过爆晒将皮肤变成古铜色的人不会遭到质疑和批评？”如果颜色无罪，为什么由黑变白就是罪？我想歌王用他不幸50岁仙逝来逼问这个充满政治风云的世界。黑肤色作为政治资本奥巴马将其推向极致，而将自己叱咤雄性不无残酷地变脱为苍白阴性的柔弱，杰克逊可谓经典绝无。奥巴马与杰克逊，也许在肤色的审美理念上的确不同，尽管他们都潇洒英俊。无论是在择妻还是自身，都该诚实地说他们的审美是有差异的。奥巴马以黑色的遒劲登上权力的顶端，真的成为了“引领世界”梦想不可或缺之人，而这个梦想本也属于流行乐中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引领世界”的歌王。只是杰克逊更追求刚柔并置，理想的目的是和谐柔美。只是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力量说了算的世界，我们常常迷失何为世界之终极引领？如果说曾经杰克逊的换肤还可以说成是对白色政治世界的指控，而在奥巴马的政治世界，就成为了一种空前的自我伤害了。如果要来一次投票裁决，黑色的奥巴马与白色的杰克逊，谁更美的话，无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选票会给胜者奥巴马。也就是说对完美有精致追求的歌王，已是败者，且败得不可忍受处恰是在审美上败北。审美的评判与政治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世人不可以否认歌王与总统对黑色政治的依赖甚至深情是相同的。就像歌王在访谈中坦诚，他爱全人类各个种族，在“白与黑”的歌中，他融会的是全人类，是要各种族的后代都不再会在意是白是黑，他说这是他的初衷也是他的向往。只有各种肤色的孩子都亲如一家，和谐的人类才可安居于和平自由女神之炬。

让世界完美，甚至企图医治这个世界，是歌王的梦，只要“一点点”地方，制造“一些些”美好，为你为我，心灵就会充满了爱和阳光，只要你有足够的关心，享受给与，世界就会完美。歌王的这首“Heal the world”响绝人寰，永不会停息。这样的致美追求本不该逊色更不当黯然于奥巴马的，他们本该同心携手，庆祝“CHANGE”。“改变”是二者都愿意使用的词汇，这也是多元话语，种族革命的核心词，值得追问的是，怎样改，如何改而获利？怎么可以做到改变他者而自身毛发不损？说奥巴马的“胜”是在这改上，说杰克逊的“败”也是在这改上。基于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之“改”，他们理念一样，而且歌王在“镜中人”中，明确欲改自己还有镜中的“他”，最终目的是世界，可事实上，不可讳言的是，他自己的“改”却成了深深的伤害和痛，尽管不可否认歌王的流行乐对世界对音乐本身的“改变”创新之力量，甚至一度也是白人克林顿大选的助阵，甚至是总统就职的独唱，这样的荣光却滑稽地不发生在黑人总统奥巴马的政治表演场域，不仅于此，黑人总统在不得已的悼念词上也不能忘记分辨清楚自己与歌王在私人生活上的差异。正义与非正义的裁判是歌王一生的痛，在媒体的逼问中，歌王是那样渴望以柔以弱几乎以基督十字架的乞怜来呼唤世人媒体评判于心，可是，评判永远是属于权力的。与法官与媒体，都因了这武器而不无霸道，这是造成歌王恐惧压力之因，他只有在歌中一次次倾诉，只有摆脱恐惧，世界才会美好，就如他祈求世界完美的MTV画面，呼唤所有的军人都放下武器，世界才会有欢笑和歌声，才能和平安宁。如果对“改”的呼唤只是一个表演和政治策略也就好了，那么歌王就也不会受到自身伤害，一如政治家，政治基因就是“变脸”，没有不“变脸”的政治，就像不会有没有面具的政治家，政治之“改”是一如 MTV可以制作到毛发不损的，而歌王竟要如孩子般执着且身体力行其“改”，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去大动干戈。是9岁时就申明的对“真实”的追求？可荒诞的结果是，普天大众都会认为政治家奥巴马是真实的，有真实的黑肤色，真实的权与利，而歌王，通身的手术之假。甚至歌中那样雄性勃发的镜头都难以相衬起媒体下的那样柔弱苍白之脸孔，他的巨富和巨债，他的慈善美好与评判中的怪异，何为真假，几十年来迷惑世界。我说，歌王要“真”出自己，于是就“假”了躯壳；与政客恰恰相反，假的是躯壳之下的自己。有哪一个政客敢于承认躯壳是假的而自己是真的呢？所以，那镜中的“他”，除了歌王自己，权力的那个非音乐的“他者”，还有世界真实的改变都极其有限。假者仍然是假，假充斥政权也充斥媒体，我不知道歌王是不是由此而长期隐避世间，而又如此早早弃世而去？

用自己“微弱的方式”来祈求变，是歌王的追求，一如他的歌“IN OUR SMALL WAY”,但他把手术刀对准自己的方式不能不说是何等伤痛。在“BEAT IT”歌中就坦白，用敲打的方式长大，不愿意看到的脸就让其消失，这样从少年长成成人。可是，在音乐中的敲打可以是节奏，作为“上帝乐器”的歌王甘愿是“节奏的奴隶”，但是，现实处境中，特别是艺人与媒体之间，敲打意味着什么呢？媒体与政治，可真可假，媒体与艺人也以敲打的方式，攻击败坏来提高增长自己不灭的镁光效应，作为小小的肉体之躯的受害者，怎么承受得起呢？何况从音乐到形体，歌王对“弱”有一种超越常人思维的执着，好似说将力量与歌中是激情，而这个世界该由此潺潺如流水般柔和纯。他她不具性别，也无须强力，就是内在的自生自灭，以手术形式保存童年的梦幻，以非自然的外在存有永恒的自然内心？我亦不无疑惑，但却相信歌王自身并不矛盾，柔之和平是他的追求。一如他的骤然之死，在“Thriller”和“ You are not alone”中，歌王早已与我们告别。他说过，以“舞台为家”，天才总把生命最好的一刻集发一弦，而“弦”之外的世界却有许多陌生乃至惊恐；这是为什么被迫“丧家”之后的天才普遍不能存活于现世。有一种弱宿命天生，即使如杰克逊，想以“弱”为理念，柔化这个刀光剑影充斥的世界，同样是以卵击石。若在中国，天才被迫远离了自己心仪的“舞台之家”，我们会自然想到政治原因；而以杰克逊来看，他的归隐与避世，那种惊恐逃避以及无可奈何甚至听天由命的自暴自弃，皆是中国历史上无不熟悉的情态；不同的是，杰克逊是被后现代政治所困，剥蚀他逼迫他远离“舞台”沦落为心灵的“丧家犬”的是媒体以及号称司法公正的荒谬。后现代的政治更不能坦露真诚，更需要表演和操作。而以舞台为灵魂之家的歌王，始终如他9岁的坦诚，他唱的是肺腑之言，是真，否则他不唱！歌王的突然猝死，不能不说是上帝也感念了这样弱士灵魂的倾心诉求，尽管有可能弱者在这现世的要挟诱惑下会不知所以、茫然顺从，而上帝助了一臂之力，竟然现世以逼真为假的方式夺去了天才安身立命的“舞台”，那么天堂之家门豁然敞开。

我几乎愿意这样揣测，当年风华正茂的歌王还正值青春年少，只是好玩于肤色，根本没有懂得肤色是政治的筹码，只是本着一种纯粹审美加好奇的心态而接受了“白色”的诱惑，这样一个天真的好奇式玩笑成为自己被指控的理由，是当时年轻的歌王万万没有想到的。也就是说，当肤色革命性政治浪潮将他推向自由女神的火炬峰顶时，单纯的他只知自由的美丽而不知政治的运作。自由就是可以坦然真诚，自由就是心灵舒畅灵魂翱翔。可是年轻的歌王不知道黑白是争锋相对、你死我活，他玩玩自己肤色的游戏，却不是个人事件而是政治，以至于这私人游戏会骤然间天翻地覆地冻结成他日后沦落的初源。歌王的舞台落幕了，总统的舞台还只刚刚开始，如果颜色没有罪，以颜色为政治资源的革命时代就该结束，一个白人号称喜欢黑色没有什么伟大，一个黑人也可以有勇气表达自己的心愿，如果他内在喜欢的是白色或者黄色。没有任何人因了颜色可以优越，没有任何人可以因了颜色来裁决正义与非。打破一个你，打破一个我，揉在一起，重塑一个崭新的绚烂缤纷的世界，让孩子们的天真单纯不再惊恐忧虑，是歌王之梦；而如果总统亦能如此将歌王之歌实现于现世，迈克尔·杰克逊定将永恒于自由女神的火炬之顶，二王将携手共赋秋色。

2009-6-28写于深圳央校

许宗衡、影星激情对白

星：哎呦哇～～敬···敬···敬······（蓬荜金光，红冠勃勃，）畏···畏···畏，（草坪湿漉漉，娇嗲滴滴。）我个耶稣爷，酥透了全身，还捅破了个峡呀岸，（蛇影唷唷，息跨深港。）

许：叉呀呀～～爱···爱···爱······（白体如脂，红唇豁豁，）搞···搞···搞，（权力是春药，金钱可万能。）我的贝咧，爱己爱你爱民爱体爱类爱···爱···爱···（螺旋上升，崇高超越，面红耳赤，激情四射，阉了还喷，尖叫作为）挺进虚无，上帝个种叻，婚姻鸟个鳅，水木水子二水的花，深城湖媚献吴南鸭。二水花儿还得权人采，木子汤姐还配广大哥。肉儿小娇娥，哪有契约敌权渴。呀，哪有契约敌权渴。

星：典买云锦，造宫金，我打理。筑堤嬉水不惜力，是情怀。要盈盈勾儿，挂住你的腮。鱼儿粉红腮，上江游到下江来。鱼头嵌凤尾，来来来。

许：情操仁爱，大红的裤儿衬着柳绿儿衫，肉儿小心肝。道德仁义，风摇罗裙，露出金莲，肉儿小心肝。

星：什么尖尖尖上天？什么尖尖水面前？

许：权塔尖尖尖上天，金菱尖尖水面前。

星：天上黄河什么人开？地上菠萝什么人栽？

许：天上黄河权爷开，地下菠萝美星栽。

星：想只想我的金金，痛只痛碎裂官场。我的天唉，占便宜，便宜占。

许：说一会功名，叙一会间阔。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许公之深乎？

星：哎呦哇～～怕···怕···怕······电闪雷鸣，地崩山摇，泄了···塌了···丫丫丫丫···花怕狂风，琴怕疏懒，月怕乌云···呜呜呜······

许：叉呀呀～～爱···爱···爱······上弦歌声，音响何悲，囚了···跌了···哀哀哀哀······

（2009年6月19日星期五有感“爱与怕”戏仿）

当下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傅斯年的理念

    几天前我突然悟到，中国当下的博士头衔很时髦，就像改革开放初期的“万元户”，中期的“老总”那样红火。是个人物的，就得把这“党票”拿到，好似毕业前我们已经见惯不怪的火速入党。像深圳城更是牛逼的很，日后像个职业的地方，看门的都是硕博。中国人喜好赶英超美，超得世界都大跌眼镜。这感触来自于一个从事职业教育的“博士”酒桌上的童语豪态。本想写篇文的，刚才读到傅国涌之文，“黯然神伤”的当是这时代。当下中国太多人太懂得“党票”的工具性意义，就是看不起学术，更不可能以学术为志业。博士帽上红旗飘飘，奋勇争抢这彩卷者，若你真问他/她博士之内涵，除了升官发财，不会有其他。

(摘录)傅斯年认为“大学的任务，本来是三项：一是教育的，二是学术研究的，三是事业建设的，三者有不可分性。”[9]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大学是学术机关，它的教育的作用，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不是掉转过来；它的学术的作用是从教育的立点出发。换句话说，大学是以学术为中心，而用这中心发挥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为中心，而从这中心发挥学术的力量。”[10]“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义，教育当然是人生第一义，但是大学的教育，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的，所以大学的教育，与中学的教育不同，并与职业教育不同，而且与专科学校的教育不同，而且应该与号称大学或独立学院的教育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不同。”[11]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抬头看看今天笼罩在工具主义之下的大学，想想傅斯年当年身体力行的理想，不禁让人黯然神伤。

（傅国涌 “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2009-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