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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 (2014-01-26 13:49)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扶贫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文件通过改革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指明了方向和重点,也为深入推进扶贫开发进行了战略部署。

改革创新是扶贫攻坚的必然选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但是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改变,贫困人口生产生活仍然十分困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啃的是“硬骨头”,趟的是“深水区”,打的是“攻坚战”,靠既有方式、单项措施、常规手段已难以奏效,必须通过改革创新,形成更加协调、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扶贫开发新体制、新机制。

改进贫困县考核机制是我国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保证扶贫攻坚做实落地的重大举措。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主导,形成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运行机制。上面的千头万绪,均需要县级部门这根“针”来落实。然而,长期以来,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政绩考核存在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论英雄的现象,导致这些地区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招商引资、做大GDP上。不改革这种考核机制,扶贫开发“县抓落实”就会成为空话。在贫困地区率先推进考核机制改革,从主要考核GDP转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考核评价的主要指标,是对政绩考核制度的积极探索,更是确保扶贫开发“县抓落实”的重大机制变革。

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是实现扶真贫、真扶贫的前提条件,有利于扶贫对象得到有效扶持。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指向不准、针对性不强是长期困扰扶贫开发工作的老大难问题。这导致部分贫困地区出现“大水漫灌”的现象,将有限的扶贫资金撒了胡椒面,真正贫困的人没有得到有效扶持,直接影响了扶贫开发的成效,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实施精准扶贫,找出贫困人口,摸清贫困程度,分析致贫原因,提出脱贫办法,逐户建档立卡,做到精准化识别,针对性扶持,动态化管理,把“大水漫灌”变成“滴灌”,确保扶贫对象真正得到扶持,让扶贫资金发挥应有的作用。

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是对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的继承和发扬,也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干部驻村帮扶是这些年扶贫开发工作的一条宝贵经验,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干部驻村帮扶,深入了解村情民意,共商增收致富良策,弥补了贫困地区在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方面的不足,为贫困村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带去了脱贫的希望。同时,驻村干部自身也得到了锻炼,增强了与群众的感情,了解了基本国情,激发了干好事业的热情。建立干部驻村帮扶长效机制,无论是对扶贫开发工作,还是对锻炼培养干部都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是确保扶贫对象受益的重要举措,必将提高扶贫开发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保命钱”,是减贫脱贫的“助推器”。近年来,国家财政不断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由于资金渠道多,投向分散,涉及面广,监管难度大,加之一些地方、部门执行制度不严格,管理不到位,出现了贪污侵占、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损失浪费扶贫资金的乱象。管好用好扶贫资金是政府的重大责任。简化资金拨付流程,项目审批下放到县,扶贫项目公开公示,引入社会力量监督,依法严管,搭建扶贫资金“高压线”,让公共资金在阳光下运行。同时,改变以往单纯根据贫困人口数量来分配扶贫资金的方式,引入竞争机制,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能。

完善金融服务机制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保障,为扶贫开发提供了资金支撑。2013年,中央层面扶贫资金投入约400亿元,面对需要扶持的近1亿贫困人口,显然是杯水车薪。贷款难、融资难是贫困地区农民和企业面临的老大难问题,在扶贫开发工作从解决温饱转向促进发展的背景下,金融扶贫显得更加迫切。对此,人民银行将牵头研究调动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参与扶贫开发的机制,解决贫困地区对发展的资金需求。扶贫部门将总结、推广扶贫小额信贷、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和贫困村互助资金等好的经验做法,解决贫困农户贷款难问题。

创新社会参与机制是扶贫开发工作长期持续开展的动力源泉,为扶贫开发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氛围。中华民族素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上关心扶贫事业、关爱困难群众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缺乏好的激励机制和办法。建立社会扶贫信息平台,让想扶贫的有途径,想捐赠的有渠道,通过有效的协调协作和监管机制,确保善款善用,维护社会良好信誉。今后,每五年将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名义开展一次社会扶贫表彰,以此倡导扶贫向善、济困光荣的社会风尚,弘扬传统美德,营造全社会关心扶贫、支持扶贫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完善大扶贫工作格局。

一项项机制创新,以改革为引领,直击制约扶贫攻坚的各种弊端,体现了扶贫开发工作深化改革、扎实推进的魄力和勇气,也彰显出党中央、国务院打好扶贫攻坚战,确保全国人民同步实现小康的决心和力度。脱贫梦指日可待,中国梦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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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25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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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分类: 点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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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在华夏大地上深入推进

新世纪以来我国扶贫开发事业亮点解读

  新华网北京11月27日电 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正式公布。十年来,我国认真贯彻实施《纲要》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使数千万农村贫困人口走上脱贫致富的幸福大道。

  扶贫,在华夏大地上深入推进……

  扶贫开发力度不断加大

  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这一进程中,国家把扶贫开发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把扶贫投入作为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优先领域,把贫困地区作为公共财政支持的重点区域,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提高扶贫政策的执行力。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从此,农民告别缴纳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十年里,我国还相继取消牧业税、生猪屠宰税和农林特产税,全面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农村饮水、电力、道路、沼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

  这些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有的率先在贫困地区实行,有的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其中,免征农业税试点、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书本费、免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对国家新安排的公益性基本建设项目减少或取消县及县以下配套等政策,率先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行。

  政策之外,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三农”和扶贫开发领域。据统计,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从2003年的2144.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8579.7亿元,年均增长21.9%。

  农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十年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与“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全面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使贫困地区和农村贫困人口普遍受益。

  一组数据充分说明了新世纪以来中国扶贫开发的成就:全国农村扶贫标准从2000年的865元逐步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以此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10.2%下降到2010年的2.8%。

  与此同时,贫困地区经济得到全面发展。从2001年至2010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2658元增加到11170元,年均增长17%;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从123元增加到559元,年均增长18.3%;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的1276元增加到2010年的3273元,年均增长11%(未扣除物价因素)。上述数据的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国务院新闻办16日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郑重宣布,十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中国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际合作共享减贫经验

  贫困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十年来,我国不仅致力于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贫困问题,也注意借鉴国际社会先进的减贫理念和成果,积极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在扶贫开发领域的经验和做法。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我国扶贫领域共利用各类外资14亿美元,加上国内配套资金,直接投资总额近200亿元,共实施110个外资扶贫项目,覆盖了中西部地区的20个省(区、市)300多个县,使近2000万贫困人口受益。

  同时,外资扶贫作为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国际上一些先进的减贫理念和方法,如参与式扶贫、小额信贷、项目评估和管理、贫困监测评价等,逐步应用于中国扶贫实践中,在创新扶贫开发机制、提高扶贫工作水平、开发扶贫队伍人力资源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十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事业,致力于构建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平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享减贫经验,共同发展进步。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共完成了40多项国内外扶贫理论与政策研究,培训了91个发展中国家的720名中高级官员,举办了上百次减贫方面的高层对话会、研讨会、名人论坛和双边互访减贫交流,与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发展中国家签订减贫合作协议或共建减贫合作中心,在扶贫领域的交流逐步深化。(作者:林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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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为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特制定本纲要。

序言

(一)扶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扶贫开发是长期历史任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扶贫对象规模大,相对贫困问题凸显,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下简称连片特困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扶贫开发任务仍十分艰巨。同时,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不断深入,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为扶贫开发创造了有利环境和条件。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

(三)深入推进扶贫开发意义重大。扶贫开发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局。深入推进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是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全国人民共同实现全面小康。

一、总体要求

(四)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投入力度,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坚持政府主导,坚持统筹发展,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五)工作方针。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实行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把扶贫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鼓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手段,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六)基本原则

——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扶贫开发工作负总责,把扶贫开发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总体规划。实行扶贫开发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

——突出重点,分类指导。中央重点支持连片特困地区。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扶持力度。根据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制定扶贫政策,实行有差异的扶持措施。

——部门协作,合力推进。各相关部门要根据国家扶贫开发战略部署,结合各自职能,在制定政策、编制规划、分配资金、安排项目时向贫困地区倾斜,形成扶贫开发合力。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加强引导,更新观念,充分发挥贫困地区、扶贫对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提高其自我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立足自身实现脱贫致富。

——社会帮扶,共同致富。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完善机制,拓展领域,注重实效,提高水平。强化政策措施,鼓励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统筹兼顾,科学发展。坚持扶贫开发与推进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相结合,充分发挥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增强防灾减灾能力,提倡健康科学生活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改革创新,扩大开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创新扶贫工作机制。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共享减贫经验和资源。继续办好扶贫改革试验区,积极探索开放式扶贫新途径。

二、目标任务

(七)总体目标。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八)主要任务

——基本农田和农田水利。到2015年,贫困地区基本农田和农田水利设施有较大改善,保障人均基本口粮田。到2020年,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明显提高。

——特色优势产业。到2015年,力争实现1户1项增收项目。到2020年,初步构建特色支柱产业体系。

——饮水安全。到2015年,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到2020年,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程度和自来水普及率进一步提高。

——生产生活用电。到2015年,全面解决贫困地区无电行政村用电问题,大幅度减少西部偏远地区和民族地区无电人口数量。到2020年,全面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

——交通。到2015年,提高贫困地区县城通二级及以上高等级公路比例,除西藏外,西部地区80%的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稳步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客运班车通达率。到2020年,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推进村庄内道路硬化,实现村村通班车,全面提高农村公路服务水平和防灾抗灾能力。

——农村危房改造。到2015年,完成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800万户。到2020年,贫困地区群众的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教育。到2015年,贫困地区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有较大提高;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0%;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提高农村实用技术和劳动力转移培训水平;扫除青壮年文盲。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远程继续教育和社区教育。

——医疗卫生。到2015年,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基本健全,县级医院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每个乡镇有1所政府举办的卫生院,每个行政村有卫生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稳定在90%以上,门诊统筹全覆盖基本实现;逐步提高儿童重大疾病的保障水平,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每个乡镇卫生院有1名全科医生。到2020年,贫困地区群众获得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更加均等。

——公共文化。到2015年,基本建立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已通电20户以下自然村广播电视全覆盖,基本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力争实现每个县拥有1家数字电影院,每个行政村每月放映1场数字电影;行政村基本通宽带,自然村和交通沿线通信信号基本覆盖。到2020年,健全完善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自然村基本实现通宽带;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实现每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重点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以公共文化建设促进农村廉政文化建设。

——社会保障。到2015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供养制度和临时救助制度进一步完善,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到2020年,农村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人口和计划生育。到2015年,力争重点县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8‰以内,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到2020年,重点县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逐步实现人口均衡发展。

——林业和生态。到2015年,贫困地区森林覆盖率比2010年底增加1.5个百分点。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比2010年底增加3.5个百分点。

三、对象范围

(九)扶贫对象。在扶贫标准以下具备劳动能力的农村人口为扶贫工作主要对象。建立健全扶贫对象识别机制,做好建档立卡工作,实行动态管理,确保扶贫对象得到有效扶持。逐步提高国家扶贫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当地实际制定高于国家扶贫标准的地区扶贫标准。

(十)连片特困地区。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是扶贫攻坚主战场。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加强对跨省片区规划的指导和协调,集中力量,分批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所属连片特困地区负总责,在国家指导下,以县为基础制定和实施扶贫攻坚工程规划。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集中实施一批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大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培育壮大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区域性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根本上改变连片特困地区面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自行确定若干连片特困地区,统筹资源给予重点扶持。

(十一)重点县和贫困村。要做好连片特困地区以外重点县和贫困村的扶贫工作。原定重点县支持政策不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制定办法,采取措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实现重点县数量逐步减少。重点县减少的省份,国家的支持力度不减。

四、专项扶贫

(十二)易地扶贫搬迁。坚持自愿原则,对生存条件恶劣地区扶贫对象实行易地扶贫搬迁。引导其他移民搬迁项目优先在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实施,加强与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衔接,共同促进改善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充分考虑资源条件,因地制宜,有序搬迁,改善生存与发展条件,着力培育和发展后续产业。有条件的地方引导向中小城镇、工业园区移民,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能力。加强统筹协调,切实解决搬迁群众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十三)整村推进。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自下而上制定整村推进规划,分期分批实施。发展特色支柱产业,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以县为平台,统筹各类涉农资金和社会帮扶资源,集中投入,实施水、电、路、气、房和环境改善“六到农家”工程,建设公益设施较为完善的农村社区。加强整村推进后续管理,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巩固提高扶贫开发成果。贫困村相对集中的地方,可实行整乡推进、连片开发。

(十四)以工代赈。大力实施以工代赈,有效改善贫困地区耕地(草场)质量,稳步增加有效灌溉面积。加强乡村(组)道路和人畜饮水工程建设,开展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和片区综合开发,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夯实发展基础。

(十五)产业扶贫。充分发挥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优势,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培植壮大特色支柱产业,大力推进旅游扶贫。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扶贫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互助资金组织,带动和帮助贫困农户发展生产。引导和支持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带动贫困农户增收。

(十六)就业促进。完善雨露计划。以促进扶贫对象稳定就业为核心,对农村贫困家庭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给予一定的生活费补贴;对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给予生活费、交通费等特殊补贴。对农村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加大对农村贫困残疾人就业的扶持力度。

(十七)扶贫试点。创新扶贫开发机制,针对特殊情况和问题,积极开展边境地区扶贫、地方病防治与扶贫开发结合、灾后恢复重建以及其他特困区域和群体扶贫试点,扩大互助资金、连片开发、彩票公益金扶贫、科技扶贫等试点。

(十八)革命老区建设。国家对贫困地区的革命老区县给予重点扶持。

五、行业扶贫

(十九)明确部门职责。各行业部门要把改善贫困地区发展环境和条件作为本行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在资金、项目等方面向贫困地区倾斜,并完成本行业国家确定的扶贫任务。

(二十)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农、林、牧、渔产业指导,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围绕主导产品、名牌产品、优势产品,大力扶持建设各类批发市场和边贸市场。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合理开发当地资源,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承接产业转移,调整产业结构,增强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

(二十一)开展科技扶贫。积极推广良种良法。围绕特色产业发展,加大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培育一批科技型扶贫龙头企业。建立完善符合贫困地区实际的新型科技服务体系,加快科技扶贫示范村和示范户建设。继续选派科技扶贫团、科技副县(市)长和科技副乡(镇)长、科技特派员到重点县工作。

(二十二)完善基础设施。推进贫困地区土地整治,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开展土地平整,提高耕地质量。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和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扶持修建小微型水利设施,抓好病险水库(闸)除险加固工程和灌溉排水泵站更新改造,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及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积极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加大牧区游牧民定居工程实施力度。加快贫困地区通乡、通村道路建设,积极发展农村配送物流。继续推进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建设和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普及信息服务,优先实施重点县村村通有线电视、电话、互联网工程。加快农村邮政网络建设,推进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融合。

(二十三)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推进边远贫困地区适当集中办学,加快寄宿制学校建设,加大对边远贫困地区学前教育的扶持力度,逐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免除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学费,继续落实国家助学金政策。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农村中小学生营养改善工作。关心特殊教育,加大对各级各类残疾学生扶助力度。继续实施东部地区对口支援中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和招生协作计划。贫困地区劳动力进城务工,输出地和输入地要积极开展就业培训。继续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和农家书屋等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

(二十四)改善公共卫生和人口服务管理。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进一步健全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善医疗与康复服务设施条件。加强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加大重大疾病和地方病防控力度。继续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组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开展诊疗服务、临床教学、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帮扶活动,提高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加强贫困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少生快富”工程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加大对计划生育扶贫对象的扶持力度,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二十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供养水平,切实保障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常年困难农村人口的基本生活。健全自然灾害应急救助体系,完善受灾群众生活救助政策。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进度,支持贫困地区加强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农村养老机构和服务设施建设,支持贫困地区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解决广大老年人养老问题。加快贫困地区社区建设。做好村庄规划,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帮助贫困户解决基本住房安全问题。完善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和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

(二十六)重视能源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贫困地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因地制宜发展小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推广应用沼气、节能灶、固体成型燃料、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站等生态能源建设项目,带动改水、改厨、改厕、改圈和秸秆综合利用。提高城镇生活污水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加强草原保护和建设,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大力支持退牧还草工程。采取禁牧、休牧、轮牧等措施,恢复天然草原植被和生态功能。加大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防治力度,重点抓好灾害易发区内的监测预警、搬迁避让、工程治理等综合防治措施。

六、社会扶贫

(二十七)加强定点扶贫。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人民团体、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国家重点科研院校、军队和武警部队,要积极参加定点扶贫,承担相应的定点扶贫任务。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参与定点扶贫工作。积极鼓励、引导、支持和帮助各类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承担定点扶贫任务。定点扶贫力争对重点县全覆盖。各定点扶贫单位要制定帮扶规划,积极筹措资金,定期选派优秀中青年干部挂职扶贫。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和有关单位要切实做好定点扶贫工作,发挥党政领导定点帮扶的示范效应。

(二十八)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东西部扶贫协作双方要制定规划,在资金支持、产业发展、干部交流、人员培训以及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面积极配合,发挥贫困地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做好对口帮扶工作。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行业对口帮扶,应与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相衔接。积极推进东中部地区支援西藏、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完善对口帮扶的制度和措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当地组织开展区域性结对帮扶工作。

(二十九)发挥军队和武警部队的作用。坚持把地方扶贫开发所需与部队所能结合起来。部队应本着就地就近、量力而行、有所作为的原则,充分发挥组织严密、突击力强和人才、科技、装备等优势,积极参与地方扶贫开发,实现军地优势互补。

(三十)动员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大力倡导企业社会责任,鼓励企业采取多种方式,推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强规划引导,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积极倡导扶贫志愿者行动,构建扶贫志愿者服务网络。鼓励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侨联等群众组织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参与扶贫。

七、国际合作

(三十一)开展国际交流合作。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等多种方式,创新机制,拓宽渠道,加强国际反贫困领域交流。借鉴国际社会减贫理论和实践,开展减贫项目合作,共享减贫经验,共同促进减贫事业发展。

八、政策保障

(三十二)政策体系。完善有利于贫困地区、扶贫对象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发挥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的综合效益。实现开发扶贫与社会保障的有机结合。对扶贫工作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政策和项目,要进行贫困影响评估。

(三十三)财税支持。中央和地方财政逐步增加扶贫开发投入。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新增部分主要用于连片特困地区。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贫困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开发事业的力度。对贫困地区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投资项目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项目,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件、备件,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企业用于扶贫事业的捐赠,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可按规定在所得税税前扣除。

(三十四)投资倾斜。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和民生工程等投入力度,加大村级公路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治、小流域与水土流失治理、农村水电建设等支持力度。国家在贫困地区安排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生态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等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以下(含县)以及西部地区连片特困地区配套资金。各级政府都要加大对连片特困地区的投资支持力度。

(三十五)金融服务。继续完善国家扶贫贴息贷款政策。积极推动贫困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鼓励开展小额信用贷款,努力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继续实施残疾人康复扶贫贷款项目。尽快实现贫困地区金融机构空白乡镇的金融服务全覆盖。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发展,多方面拓宽贫困地区融资渠道。鼓励和支持贫困地区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可贷资金70%以上留在当地使用。积极发展农村保险事业,鼓励保险机构在贫困地区建立基层服务网点。完善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针对贫困地区特色主导产业,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业保险。加强贫困地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三十六)产业扶持。落实国家西部大开发各项产业政策。国家大型项目、重点工程和新兴产业要优先向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安排。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贫困地区转移。加强贫困地区市场建设。支持贫困地区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完善特色优势产业支持政策。

(三十七)土地使用。按照国家耕地保护和农村土地利用管理有关制度规定,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要优先满足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建房需求,合理安排小城镇和产业聚集区建设用地。加大土地整治力度,在项目安排上,向有条件的重点县倾斜。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支持贫困地区合理有序开发利用矿产资源。

(三十八)生态建设。在贫困地区继续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水土保持、天然林保护、防护林体系建设和石漠化、荒漠化治理等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并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力度。重视贫困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三十九)人才保障。组织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行业人员和志愿者到贫困地区服务。制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为贫困地区培养人才的鼓励政策。引导大中专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就业创业。对长期在贫困地区工作的干部要制定鼓励政策,对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务、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对定点扶贫和东西部扶贫协作挂职干部要关心爱护,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生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发挥创业人才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加大贫困地区干部和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训力度。

(四十)重点群体。把对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扶贫开发纳入规划,统一组织,同步实施,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加大支持力度。继续开展兴边富民行动,帮助人口较少民族脱贫致富。推动贫困家庭妇女积极参与全国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关注留守妇女和儿童的贫困问题。制定实施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高农村残疾人生存和发展能力。

九、组织领导

(四十一)强化扶贫开发责任。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建立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综合协调职能,加强领导,统一部署,加大省县统筹、资源整合力度,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进一步完善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工作部门和重点县的扶贫开发工作考核激励机制,各级组织部门要积极配合。东部地区各省(直辖市)要进一步加大对所属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的扶持力度。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

(四十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扶贫开发与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选好配强村级领导班子,以强村富民为目标,以强基固本为保证,积极探索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加村级集体积累的有效途径,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鼓励和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工作,帮助建班子、带队伍、抓发展。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有突出成绩的村干部,可按有关规定和条件优先考录为公务员。

(四十三)加强扶贫机构队伍建设。各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要加强对扶贫开发工作的指导,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协调落实各项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每年要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要进一步强化各级扶贫机构及其职能,加强队伍建设,改善工作条件,提高管理水平。贫困程度深的乡镇要有专门干部负责扶贫开发工作。贫困地区县级领导干部和县以上扶贫部门干部的培训要纳入各级党政干部培训规划。各级扶贫部门要大力加强思想、作风、廉政和效能建设,提高执行能力。

(四十四)加强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财政扶贫资金主要投向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和贫困村,集中用于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提高扶贫对象发展能力和改善扶贫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逐步增加直接扶持到户资金规模。创新扶贫资金到户扶持机制,采取多种方式,使扶贫对象得到直接有效扶持。使用扶贫资金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确保扶贫对象优先受益,产业扶贫项目要建立健全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的利益联接机制。完善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开展绩效考评。建立健全协调统一的扶贫资金管理机制。全面推行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强化审计监督,拓宽监管渠道,坚决查处挤占挪用、截留和贪污扶贫资金的行为。

(四十五)加强扶贫研究和宣传工作。切实加强扶贫理论和政策研究,对扶贫实践进行系统总结,逐步完善中国特色扶贫理论和政策体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断提高扶贫开发决策水平和实施能力。把扶贫纳入基本国情教育范畴,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学校教育的参考材料。继续加大扶贫宣传力度,广泛宣传扶贫开发政策、成就、经验和典型事迹,营造全社会参与扶贫的良好氛围。同时,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政府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努力与成效。

(四十六)加强扶贫统计与贫困监测。建立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开展对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监测。进一步完善扶贫开发统计与贫困监测制度,不断规范相关信息的采集、整理、反馈和发布工作,更加及时客观反映贫困状况、变化趋势和扶贫开发工作成效,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四十七)加强法制化建设。加快扶贫立法,使扶贫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

(四十八)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本纲要,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四十九)本纲要由国家扶贫开发工作机构负责协调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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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11月16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6日发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全文如下: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

(2011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 录

前 言

一、扶贫开发的政策和实施

二、扶贫开发的成就

三、专项扶贫

四、行业扶贫

五、社会扶贫

六、国际合作

结束语

前 言

贫困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促进发展,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差、底子薄,不平衡现象突出。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多,解决贫困问题的难度很大。中国的减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中国政府始终将减缓贫困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先后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减贫规划,使扶贫减贫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减贫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事业,中国的扶贫开发是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1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介绍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有关情况。这里,就近十年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的进展再作一介绍。

一、扶贫开发的政策和实施

十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这一进程中,国家把扶贫开发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把扶贫投入作为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优先领域,把贫困地区作为公共财政支持的重点区域,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切实提高扶贫政策的执行力。

农村政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贫困现象突出。实行有利于减贫的农村政策,对于消除农村贫困问题十分重要。十年来,国家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与“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全面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使贫困地区和农村贫困人口普遍受益。国家相继取消牧业税、生猪屠宰税和农林特产税,特别是取消了在中国存在2600多年的农业税,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让中国广大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全面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农村饮水、电力、道路、沼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使农民真正拥有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发展林下经济和森林旅游,增加农民收入。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和扶贫开发的投入力度,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从2003年的2144.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8579.7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21.9%,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步伐明显加快。国家的一些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率先在贫困地区实行。其中,免征农业税试点、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书本费、免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对国家新安排的公益性基本建设项目减少或取消县及县以下配套,率先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行。一些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中央财政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上,对中西部地区给予较大支持。2010年,民政部门资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4615.4万人次,资助资金14亿元人民币,人均资助30.3元人民币。

区域政策。20世纪末,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的西部地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十多年来,西部大开发安排的水利、退耕还林、资源开发等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在贫困地区布局;公路建设加快向贫困地区延伸,把贫困地区的县城与国道、省道干线连接起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尽量使用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增加贫困人口的现金收入。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区域发展政策,促进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以及新疆、广西、重庆、宁夏、甘肃、内蒙古、云南等地经济社会发展,并把农村扶贫开发作为政策重点加以推进。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是稳定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最基础手段。2007年,国家决定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规定标准的所有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按照能够维持当地农村居民全年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吃饭、穿衣、用水、用电等费用确定。截至2010年底,全国农村低保覆盖2528.7万户、5214万人;2010年全年共发放农村低保资金445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央补助资金269亿元人民币;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117元人民币/人、月,月人均补助水平为74元人民币。国家对农村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农民实行五保供养,即在吃、穿、住、医、葬等方面给予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十年间,五保供养逐步实现了由集体福利事业转型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所需资金由农民分摊转由国家财政负担。到2010年底,全国农村得到五保供养的人数为534万户、556.3万人,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全国各级财政共发放农村五保供养资金96.4亿元人民币。2009年,国家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到2011年7月已覆盖全国60%的农村地区,共有49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纳入试点,覆盖率达到8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待遇支付方式,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2010年,中央财政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补贴111亿元人民币,地方财政补助资金116亿元人民币。2004年,国家出台了规范的最低工资制度,对保障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提高扶贫政策执行力。政策实施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执行。中国政府把建立工作责任制、加强干部队伍和机构建设作为保障扶贫政策执行力的关键,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扶贫政策的落实。按照“省负总责、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要求,实行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到省、任务到省、资金到省、权力到省。把扶贫开发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政府的中心任务,由县负责把扶贫开发的政策措施落实到贫困村和贫困户。实行扶贫工作党政“一把手”负责制,把扶贫开发的效果作为考核这些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政绩的重要依据。加强贫困地区干部队伍建设,将贫困地区县级领导干部和县以上扶贫部门干部的培训纳入各级党政干部培训规划,采取挂职锻炼、干部交流等方式充实和加强贫困地区干部队伍。加强扶贫开发统计监测,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加强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建设,改进基层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贫困地区社会稳定。充实和加强各级扶贫开发的工作机构,稳定人员,改善条件,提高素质,增强扶贫开发的组织领导和协调管理能力。国务院有关部门把扶贫开发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结合各自职能,认真贯彻落实扶贫政策。

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有以下特征:

——坚持开发式扶贫和社会保障相结合。引导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注重综合开发、全面发展,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五保供养水平,不断完善自然灾害应急救助体系,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存保障。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推进扶贫开发政策与农村低保制度衔接试点,努力使各项政策覆盖所有贫困人口。

——坚持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以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为工作对象,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主要资源,以实现贫困人口基本生存和发展为目标,编制专项扶贫开发规划,分年实施。充分发挥各行业部门职责,将贫困地区作为本部门本行业发展重点,积极促进贫困地区水利、交通、电力、国土资源、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通过多种方式支持贫困地区开发建设。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军队和武警部队支援,社会各界参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扶贫方式,推动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民收入。

——坚持外部支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通过专项扶贫资金、财政转移支付、部门项目建设、社会各界捐助、引进利用外资等途径,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不断探索参与式整村推进、小额信贷、贫困村互助资金等多种扶贫模式。尊重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在农村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地位,广泛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广大干部群众自强不息,不等不靠,苦干实干,积极参与决策、投工投劳,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二、扶贫开发的成就

十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态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农村居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价指数的变化,将全国农村扶贫标准从2000年的865元人民币逐步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人民币。以此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10.2%下降到2010年的2.8%。

贫困地区经济全面发展。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从2001年至2010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2658元人民币增加到11170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7%;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从123元人民币增加到559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8.3%。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的1276元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3273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1%(未扣除物价因素)。上述数据的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国家不断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全面改善这些地方的生产生活条件。从2002年至2010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新增基本农田5245.6万亩,新建及改扩建公路里程95.2万公里,新增教育卫生用房3506.1万平方米,解决了5675.7万人、4999.3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到2010年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饮用自来水、深水井农户达到60.9%,自然村通公路比例为88.1%、通电比例为98%、通电话比例为92.9%,农户人均住房面积24.9平方米,农户使用旱厕和水冲式厕所比重达88.4%。贫困地区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

贫困地区社会事业不断进步。农村义务教育得到加强,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到2010年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7至15岁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7%,接近全国平均水平;青壮年文盲率为7%,比2002年下降5.4个百分点,青壮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覆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到2010年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参加新农合的农户比例达到93.3%,有病能及时就医的比重达到91.4%,乡乡建有卫生院,绝大多数行政村设有卫生室。贫困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得到加强。

贫困地区生态恶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从2002年至2010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施退耕还林还草14923.5万亩,新增经济林22643.4万亩。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饮用水水源受污染的农户比例从2002年的15.5%下降到2010年的5.1%,获取燃料困难的农户比例从45%下降到31.4%。

三、专项扶贫

中国政府把收入在扶贫标准以下的人口作为扶贫对象,把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在这些地区确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给予重点扶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编制专项规划,安排专项资金,集中资源改善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增强人口素质。东部以及中西部其他地区的贫困县、乡、村,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扶持。

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不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加大对扶贫的财政投入,财政投入从2001年的127.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349.3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1.9%,十年累计投入2043.8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央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投入,从100.0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22.7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9.3%,十年累计投入1440.4亿元人民币。财政扶贫资金分配体现了重点倾斜原则,十年累计投向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各省自行确定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457.2亿元人民币,占总投入的71.3%,县均投入1.36亿元人民币;十年共在22个省(区、市)安排中央财政扶贫资金1356.2亿元人民币,其中西部12个省(区、市)877亿元人民币。

实行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2001年国家在全国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逐村制定包括基本农田、人畜饮水、道路、贫困农户收入、社会事业等内容的扶贫规划,整合各类支农惠农资金和扶贫专项资金,统筹安排,分年度组织实施,力争实现贫困群众增收、基础设施提升、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目标。截至2010年底,已在12.6万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其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的革命老区、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和边境一线地区贫困村的整村推进已基本完成。

加强劳动力培训。人力资源开发是提高发展能力的有效手段。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累计安排财政扶贫资金30亿元人民币,实施以劳动力转移为主要内容的“雨露计划”,对贫困家庭劳动力开展务工技能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到2010年,培训贫困家庭劳动力超过400万人次,其中80%以上实现转移就业。抽样调查显示,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比没有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月工资可提高300至400元人民币。劳动力培训在帮助贫困地区劳动力实现就业和增加收入的同时,也使他们学到新技术,接触新观念,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信心。从2010年开始,国家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开展了对贫困家庭的初高中毕业生参加职业教育给予直接补助的工作试点。

通过教育开展扶贫。十年来,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使大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掌握了就业技能,在城镇稳定就业,帮助家庭摆脱或缓解了贫困现象。2001年至2010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生4289万人,其中大部分毕业生来自农村家庭和城市经济困难家庭。不断健全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减轻困难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建设移民学校,推动生态移民。

推进产业化扶贫。结合整村推进、连片开发试点和科技扶贫,扶持贫困农户,建设产业化基地,扶持设施农业,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推动贫困地区产业开发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十年来,为贫困地区重点培育了马铃薯、经济林果、草地畜牧业、棉花等主导产业。其中,马铃薯产业已经成为贫困地区保障粮食安全、抗旱避灾、脱贫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产业扶贫有效带动贫困农户实现了脱贫致富。

实施以工代赈。以工代赈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项农村扶贫政策,重点用于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相关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县乡村公路、农田水利、人畜饮水、基本农田、草场建设、小流域治理等。2001年至2010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以工代赈资金550多亿元人民币,有效改善了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在坚持群众自愿的前提下,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自然资源贫乏地区的贫困人口实行易地扶贫搬迁,是改善他们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的重要途径。截至2010年,中国政府对770余万贫困人口实行了扶贫搬迁,有效改善了这些群众的居住、交通、用电等生活条件。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贫困地区把扶贫搬迁与县城、中心镇、工业园区建设和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移民、撤乡并镇、防灾避灾等项目相结合,在促进贫困农民转移就业的同时,改善了这些群众获得公共服务的条件。

开展金融扶贫。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贫困人口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从2006年开始,国家在全国1.36万个贫困村开展了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每个试点村安排财政扶贫资金15万元人民币,按照“民有、民用、民管、民享、周转使用、滚动发展”的方式支持村民发展生产,建立起财政扶贫资金使用长效机制。开展扶贫贷款财政贴息改革,引导和撬动金融机构扩大贴息贷款投放规模,从2001年至201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扶贫贷款财政贴息资金54.15亿元人民币、发放扶贫贷款近2000亿元人民币。特别是2008年国家对扶贫贷款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扩大扶贫贷款机构经营权限、下放贴息资金管理权限等,进一步调动了地方和金融机构开展扶贫开发的积极性,有效改善了贫困群众贷款难问题。

开展特殊地区扶贫试点。为了解决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突出问题,中国政府在一些特殊类型的困难地区开展了符合当地特点的扶贫开发工作。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兰县、巴马县、凤山县,集中力量开展了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大会战。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开展了扶贫开发与综合防治大骨节病相结合的试点。在贵州省晴隆县开展了石漠化地区的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的试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阿合奇县开展了边境扶贫的试点。对云南省的布朗族及瑶族山瑶支系开展全面扶贫。在汶川、玉树地震灾区,把贫困地区的防灾减灾与灾后恢复重建有机结合,全面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通过这些试点,为因地制宜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探索了道路,积累了经验。

四、行业扶贫

贫困问题是历史、经济、地理、自然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中国政府从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综合治理原则,发挥政府各相关部门优势,积极开展行业扶贫工作。

推广农业技术。围绕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采用科技承包、技物结合、典型示范等方式,推广各类先进实用技术,提高种养业生产效率。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重点对象,大规模培养种植养殖能手、致富带头人、农牧民技术员、手工艺制作人才和农业产业化急需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合作组织带头人和农村经纪人。

改善贫困地区交通条件。积极推进乡(镇)和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建设,满足贫困群众的基本出行需求。加强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和安保工程建设,改善农村公路网络状况,提高农村公路安全水平和整体服务能力。推进乡镇客运站建设,加强口岸公路、红色旅游公路建设,支持重要水运通道和便民内河水运设施建设。

加强贫困地区水利建设。着力解决贫困地区农村人畜饮水困难问题,积极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因地制宜开展小水窖、小水池、小塘坝、小泵站、小水渠等“五小水利”工程建设。在有条件的地区,实施跨区域水资源调配工程,解决贫困地区干旱缺水问题。加强防洪工程建设,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和水毁灾毁水利工程修复。加强水源保护及水污染防治。

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组织实施一二期农村电网改造工程、中西部地区农网完善工程、户户通电工程、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程、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和新农村电气化建设工程,提高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能力。因地制宜发展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解决不通电行政村、自然村用电问题。推进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县建设。加强可再生能源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继续推进沼气、节能灶、小水电代燃料等农村生态能源建设。

开展农村危房改造。2008年起,以解决农村困难群众基本住房安全问题为目标,组织开展了农村危房改造试点。三年来,国家累计安排补助资金117亿元人民币,支持203.4万贫困农户开展危房改造。2010年,已覆盖全国陆地边境县、西部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国务院确定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

开展科技扶贫。组织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作为依托单位,派遣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和中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科技开发团,并向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派驻科技副县长,帮助研究和制定科技扶贫规划,筛选科技开发项目、引进先进实用技术、组织技术培训,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提高贫困地区产业开发的技术水平。在贫困地区推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鼓励科技人员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开展创业和服务,引导科技、信息、资本、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向贫困地区集聚,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发展贫困地区社会事业。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减轻贫困地区教育负担。实施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和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加强宿舍、食堂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促进城乡和地区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加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设。组织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重点为乡镇卫生院及以下的医疗卫生机构培养卫生人才。加大培养合格乡村医生和接生员的力度,鼓励医疗卫生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到乡镇卫生院工作。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的资助力度。建立健全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全面实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加快推进西部地区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程。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力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组织开展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开展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

加强贫困地区生态建设。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完善补助政策,延长补助期限。实施退牧还草工程,采取封山育草、禁牧等措施,保护天然草原植被。在西藏等地开展草原生态奖励补助试点。组织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在项目区大力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实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实施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通过封山育林育草、人工植树种草、发展草食畜牧业、坡改梯、小型水利水保工程,实现石漠化综合治理与产业发展、扶贫开发结合。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通过退耕还草、生态移民、鼠害防治、人工增雨等措施,加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发源地的生态保护。加快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天然林保护、湿地保护与恢复、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力度,维护生物多样性。

国家把对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的扶贫开发纳入规划,统一组织,同步实施,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加大支持力度。组织实施兴边富民专项行动,支持边境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帮助边境群众增收致富,扶持范围覆盖全国所有陆地边境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边境团场,2000年至2010年共投入兴边富民资金22.1亿元人民币。对全国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22个人口较少民族实行专项扶持,编制并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对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聚居区投入各项扶持资金37.51亿元人民币,集中力量帮助这些民族加快发展步伐。组织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把缓解妇女贫困程度、减少贫困妇女数量放在优先位置,加大对贫困妇女扶持力度,帮助、支持贫困妇女实施扶贫项目,鼓励、支持以妇女为主的扶贫经济实体的发展。2009年以来,还组织实施了小额担保贴息贷款项目,截至2011年7月底,累计发放贷款409.93亿元人民币,其中农村妇女获得贷款259.23亿元人民币,使贫困妇女成为扶贫资源的获得者和扶贫成果的直接受益者。组织实施《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计划(2001—2010年)》,因地制宜选择符合残疾人特点的扶贫项目和方式,着力解决贫困残疾人温饱问题,缩小残疾人生活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

五、社会扶贫

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政府始终注重发扬这一优良传统,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共同推进减贫事业发展。

为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国家大力开展定点扶贫工作。国家确定的定点帮扶单位主要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人民团体、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各民主党派中央及全国工商联、国家重点科研院校等,定点帮扶对象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多年来,定点帮扶单位采取干部挂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扶贫、劳务培训和输出、文化教育扶贫、科技扶贫、引资扶贫、生态建设扶贫、医疗卫生扶贫、救灾送温暖等多样化措施开展定点帮扶。目前,参与此项工作的单位达到272个,受到帮扶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达到481个,占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总数的81.25%。从2002年至2010年,定点帮扶单位派出挂职干部3559人次,直接投入资金(含物资折款)90.9亿元人民币,帮助引进资金339.1亿元人民币,培训各类人员168.4万人次。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及全国工商联,积极发挥各自人力资源、资金动员、信息知识等方面的优势,与贫困地区建立结对帮扶机制,有效开展扶贫工作。


图表:表1.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定点扶贫地区 新华社发

东部发达省市与西部贫困地区结对开展扶贫协作,是国家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作出的一项制度性安排。自1996年开始,中国政府作出部署,安排东部15个经济较发达省、市与西部11个省(区、市)开展东西扶贫协作工作。东西扶贫协作形式多样,形成了政府援助、企业合作、社会帮扶、人才支持为主的基本工作框架。从2003年到2010年,东部到西部挂职的干部2592人次,西部到东部挂职的干部3610人次;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提供政府援助资金44.4亿元人民币、协作企业5684个,实际投资2497.6亿元人民币、社会捐助14.2亿元人民币,培训专业技术人才22.6万人次、组织劳务输出467.2万人次。


图表:表2.2001-2010年东西扶贫协作关系 新华社发

军队和武警部队是中国社会扶贫的一支重要力量。十年来,军队和武警部队根据国家和驻地扶贫开发总体规划,发挥优势,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实施定点扶贫和整村推进扶贫,支援农田水利、乡村道路、小流域治理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捐资助学、科技服务和医疗帮扶等活动。


图表:表3.2001-2010年军队和武警部队参与扶贫开发基本情况 新华社发

各类人民团体、社会组织、民营企业和广大公众积极参与扶贫开发,针对特殊困难地区和群众脱贫致富的要求,通过定点帮扶、结对帮扶、实施专项扶贫工程、参与具体扶贫活动等多种形式,支持产业发展,援建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卫生,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开展生态环境建设。各类组织有效动员有专业技术且致力于扶贫等公益事业的有识之士,积极开展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志愿者活动。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捐助资金、招聘劳力、建立产业和培训基地等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


图表:表4.部分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实施的扶贫工程 新华社发

六、国际合作

中国政府致力于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贫困问题,并注意借鉴国际社会先进的减贫理念和成果,积极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在扶贫开发领域的经验和做法,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就开始利用外资进行扶贫。先后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和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以及国外民间组织在扶贫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减贫项目合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扶贫领域共利用各类外资14亿美元,加上国内配套资金,直接投资总额近200亿元人民币,共实施110个外资扶贫项目,覆盖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20个省(区、市)300多个县,使近2000万贫困人口受益。

外资扶贫作为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国际上一些先进的减贫理念和方法,例如参与式扶贫、小额信贷、项目评估和管理、贫困监测评价等,逐步应用于中国扶贫实践中,在创新扶贫开发机制、提高扶贫工作水平、开发扶贫队伍人力资源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事业,致力于构建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平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享减贫经验,共同发展进步。2004年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在上海共同召开全球扶贫大会,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联合成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从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和联合国驻华系统在每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期间联合组织举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探讨国际减贫的形势和问题。中国政府还组织举办了“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减贫合作,加快减贫进程,促进区域的发展、稳定与繁荣。2010年,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和国际机构共同举办了“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强调通过“在变革中求发展”的方式削减贫穷,推动千年发展目标在非洲的进程。近年来,中国政府共完成了40多项国内外扶贫理论与政策研究,培训了91个发展中国家的720名中高级官员,举办了上百次减贫方面的高层对话会、研讨会、名人论坛和双边互访减贫交流,与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发展中国家签订减贫合作协议或共建减贫合作中心,在扶贫领域的交流逐步深化。

结束语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开展扶贫开发,其难度世所罕见。中国为解决贫困问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

中国政府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但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缩小城乡、区域、贫富的差距始终是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前,制约中国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诸如扶贫对象规模大、相对贫困问题凸显、返贫现象时有发生、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扶贫开发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政府将坚持科学发展观,把扶贫开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把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作为新的政策目标,大力推进扶贫开发事业的深入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将继续履行与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义务,积极参与国际减贫事业,共享先进减贫理念和经验,深化扶贫开发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创造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富裕的美好世界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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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扶贫研究
    陈锡文认为,在这次标准确定后,其实也意味着一种扶贫观念的再提升。 “以后就应该紧紧盯住这1.28亿人。看他的收入每年增长多少,今后十年他的收入能不能提高到‘完全脱离贫困’,不必再盯着这个群体每年减少了多少人口。因为低收入人口今年脱贫,明年返贫的现象很普遍,所以关注扶贫对象每年实际收入的提高是更重要的事情。”

  这其实蕴含着中央这样的一项重大判断:绝对贫困问题在我们中国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陈锡文说,十七大确定的基本目标是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绝对贫困就是吃不饱穿不暖,也就是“食不果腹和衣不遮体”。应该说这样的人现在已经极少极少。实现这一目标,跟十七大提出的要求相比,提前了好多年。

  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的贫困人口,其实相当于国外所定义的“低收入人口”。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将从解决温饱转向了巩固温饱、实现脱贫致富。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大幅度提高扶贫标准,也就是让刚刚越过温饱的人谋求以后的长远发展。“这是这个群体所期盼的,也应该是我们的扶贫工作应该追求的。”陈锡文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1.28亿人口主要集中在十多个片区,所以中央扶贫工作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十几个片区的问题。从整体看,目前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呈 “大分散、小积聚”的现象,主要集中在贫困山区、边远地区和边境地区,中央已针对性地确定了14个特殊困难地区。

陈锡文说,扶贫标准提高以后,会根据中央的要求,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今后扶贫的主战场。目前已与国家财政部基本达成共识,扶贫资金每年增长20%。这意味着,去年中央扶贫资金是270亿元,今年将在此基础上增加近60亿元。  

作者:张庆源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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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就新制定的国家扶贫标准接受采访时称,据测算,到2011年年底,新标准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约为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比例约为13.4%。

  此前公众刚刚直面了一个数据,有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不能享受城镇居民待遇,这反映了中国“半城市化”的处境。

  两个“1.28亿”接踵而至,当然只是数字上的巧合。但当它们共同构成“真实中国”的一个侧面时,其相遇或许并非偶然。在理解当下中国的逻辑链条上,高速增长的GDP及财政收入散发着诱人光泽,容易引人注目;而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和真实的农村贫困状况,亦不容回避。

  确定1.28亿贫困人口,离不开正视这一问题的勇气。上月底,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的1196元提高了92%。确定扶贫标准的实质含义是划定贫困人口,这一标准的大幅提升,必然意味着贫困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一部分民众会重新“返贫”。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内,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从物质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令人骄傲的成就。在第二个十年开始时,新扶贫标准出台,贫困人口数量变为1.28亿,这其实是继承了前十年的发展,正是这种发展提高了国家公共服务的底线。不仅如此,此次的“增贫”,更具有某种宣誓性,因为它预示着一种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发展观,不再单向度。

  在一种刻意压低的标准下让人产生“中国贫困人口很少”的印象,其实并不明智。这是对在广大中西部地区较广泛存在的贫困现象的一种视而不见,是对那些贫苦面容的令人无法接受的漠视;这也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力增强的一种不信任和不尊重。此次中央果断提高扶贫标准,意味着在一个漂亮的数据和一个对社会真实发展面貌的判定之间,选择了后者。此点殊为可喜。

  标准改变,贫困人口数量顿增,但1.28亿这一数字并不可怕,也丝毫不令人沮丧。因为这不仅没有抹杀中国消除贫困工作的卓绝努力,反而提供了更乐观的前景——这1.28亿个同胞,应该过、可以过、最终也将过上一种更有尊严的生活。

  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其中蕴含着真实的力量。(徐百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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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12月2日电(记者车玉明、林晖)刚刚闭幕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1196元的标准提高了92%,更多低收入人口将享受到国家扶贫优惠政策。这个新的标准是如何确定的,将对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带来哪些重要影响?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就此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新标准既考虑基本生存需要 又考虑到部分发展需要

记者:我国自从制定扶贫标准以来,作过哪些调整?这次大幅度调整扶贫标准,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范小建:1986年,我国制定了206元的贫困标准,这个标准以每人每日2100大卡热量的最低营养需求为基准,再根据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来进行测定。后来这个标准随物价调整,到2007年时为785元。在2000年,我国又制定了865元的低收入标准,到2007年年底调整为1067元。2008年,我国将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一,统一使用1067元作为扶贫标准。此后,随着消费价格指数等相关因素的变化,2009年和2010年标准进一步上调至1196元和1274元。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时调整扶贫标准是国际惯例。根据我们初步掌握的情况,目前有88个发展中国家有扶贫标准,过去20年中,有35个国家调整过自己的扶贫标准。

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我们以往的扶贫标准比较低,因此中央明确要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新的扶贫标准符合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扶贫开发工作的实际,在确定过程中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这个标准要与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的奋斗目标相一致,不仅考虑吃饭、穿衣、住房等基本生存的需要,也要兼顾部分发展的需要。

其次,这个标准要与“低保维持生存,扶贫促进发展”的工作定位相一致,以低保为基础,考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需要,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第三,这个标准与各省提出的自定扶贫标准的想法应基本一致,目前各省初步确定的扶贫标准一般在本省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5-50%之间,分省平均值约为2200元。

第四,这个标准要稳妥可行。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完善大扶贫的工作格局,不断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经过努力,可以实现新标准下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的奋斗目标。

1.28亿人口成为新标准下的扶贫对象 连片特困地区成为主战场

记者:按照这个新的标准,扶贫对象应该扩大了不少吧?我国将有多少人口受惠于这个新的标准呢?

范小建:根据测算,以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为标准,到2011年年底,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约为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约为13.4%。

提高扶贫标准,是扶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扶贫工作进入新阶段、向更高目标迈进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新标准覆盖了更多扶贫对象,有利于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又充分体现了中央解决好农村民生问题、努力缩小城乡与区域发展差距的坚强决心。

记者: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我国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新的扶贫标准实施后,下一步的扶贫工作重点对象和重点区域有哪些变化?

范小建:随着新扶贫标准的制定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公布,在下一个十年的农村扶贫开发上,我们将把扶贫标准以下具备劳动能力的农村人口作为主要对象,把六盘山区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国家已经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作为重点区域。此外,还要做好连片特困地区以外的重点县和贫困村的扶贫工作。

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既是对以往工作思路的继承,也是一个创新。我国的贫困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曾划分过18个片区,后来逐步调整为扶贫工作重点县。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面上的贫困有了较大缓解,但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却显得比较突出。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进一步强调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符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解决好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对于新形势下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和谐、生态安全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此外,《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还把对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扶贫开发纳入规划,统一组织,同步实施,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加大支持力度。继续开展兴边富民行动,帮助人口较少民族脱贫致富。推动贫困家庭妇女积极参与全国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关注留守妇女和儿童的贫困问题。制定实施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高农村残疾人生存和发展能力。

巩固和发展“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 推进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记者:执行新的扶贫标准,需要国家更多的投入,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保障。我国将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推进新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

范小建:按照中央的要求,我们将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把开发式扶贫作为基本方针,实行农村扶贫开发和低保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进一步巩固、完善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强化政策措施,坚持政府主导,坚持统筹发展,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加注重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在具体工作中,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工作格局非常重要。专项扶贫主要指国家安排专门资金、各级扶贫部门组织实施,通过既定项目,直接帮助贫困乡村和贫困人口;行业扶贫主要指各行业部门履行行业管理职能,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和项目,承担着改善贫困地区发展环境、提高贫困人口发展能力的任务;社会扶贫主要指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事业,从不同角度扩大扶贫资源,提高扶贫工作水平。

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构建了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完整体系,其互为支撑,相互呼应,将共同促进贫困地区加快发展,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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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D
(2011-08-31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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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扶贫研究

    为了将国际上成功的社区主导型发展方法引入到中国扶贫开发中来,世界银行利用日本社会发展基金赠款同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合作,在广西、四川、陕西和内蒙古四省(区)开展社区主导型发展试点项目。该项目通过在生态脆弱的贫困农村实施社区主导型发展,以帮助试点社区减缓农村贫困和提高环境可持续性,探索以社区为主导的扶贫开发方法,进一步完善中国扶贫开发的机制,提高扶贫开发的效率。

    2006年5月31日,由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开展的社区主导型发展试点项目(CDD项目),在广西南宁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新机制的探索有了新进展。CDD项目总投资约4800万人民币,用于广西、四川、陕西、内蒙古四省(区)的60个重点贫困村的扶贫开发工作,预计有10万人从中受益。

    CDD项目将资源的决策权、使用权和控制权完全交给农民,由农民决定实施什么项目、由谁来实施,并由农民掌握、控制项目资金的使用,依靠农民自己推动社区的发展,实现农民的自我组织、自主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服务,政府则主要负责监督、支持和服务;首次将扶贫工作与村民自治和民主决策结合起来,为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支持;开创了政府、国际多边机构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实施项目的先例,也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模式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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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方面的宏伟事业。扶贫开发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做好的重要工作,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举措。
  
一、 扶贫开发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生动体现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持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报告还强调要加大支农惠农力度提高扶贫开发水平,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逐步提高扶贫标准等,从而清晰地表达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理念。
  
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围绕整村推进、扶持龙头企业带动贫困地区调整结构、抓好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三项重点工作。不断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和投入力度,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对具有劳动能力的的贫困人口,着力帮助其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给予其必要的救济、救助;有条件的地方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生产力,加快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通过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增加扶贫开发投入,动员党政机关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扶贫开发,做好定点帮扶等工作,着力提高贫困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府主导、社会动员、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之路,使贫困地区人民更加充分地享受发展成果。
  
二、 扶贫开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扶贫开发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扶贫开发工作的对象是人们普遍关心的困难群体,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善贫困地区的民生。我们要按照中央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开辟增收途径的要求,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抓好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
  
扶贫开发突出了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是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正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具体内容。多年来,扶贫开发坚定地走搞好产业开发、多种形式、多业并举、增强活力的路子,发挥贫困地区经济、人文、地理、政策等方面的优势,进行项目开发、市场开发、经济开发、发展特色产品、特色品牌,创特色产业,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扶贫工作的推动下,许多贫困地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注重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走上了富裕安康之路。继续加大扶贫力度,完善扶贫机制,加快改善贫困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三、 扶贫开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扶贫开发是消除贫困、保持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贫穷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只有消除贫困,人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社会才能趋于稳定、和谐。对此,扶贫开发大有作为。1986年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扶贫工作。20多年来,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贫困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增强了自我发展能力,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了条件。扶贫开发的20多年,是不断满足贫困地区群众最迫切需要的20多年,是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的20多年,是为广大人民群众送去了党和政府温暖的20多年,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了基础,准备了条件。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村富则国盛,农村稳则社会稳。随着扶贫开发工作力度的深入,贫困地区将会越来越发展、富裕,从而更加稳定、和谐。
  
扶贫开发是不断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经济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既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带来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利益矛盾更加突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出现了困难群体,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在贫困地区,还存在尚未脱贫的问题,利益关系的矛盾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更为尖锐。如果措施不力,处理不好,就会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负面影响。同时,贫困现象的长期存在,还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开发,使人与自然的和谐遭到破坏。因此,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把扶贫开发工作的各项措施和解决问题的机制,就能积极主动地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
  
四、 扶贫开发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动体现
  
扶贫开发,使贫困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做好扶贫工作,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运行机制,有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扶贫开发的优惠政策,有积极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各级政府,同时还有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富有爱心、积极支持扶贫开发工作的广大干部群众。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搞建设,共同支持扶贫开发工作,就一定能够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20多年来的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世界银行权威人士在访问中国时说,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脱贫人口在发展中国家脱贫人口中占75%----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已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规划提出的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中国扶贫开发卓有成效的成功实践,对于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影响。
  
扶贫开发工作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离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扶贫开发这种方式,彻底解决一直困扰世界各国的这一全球性民生难题,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会更加充分地体现,就会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激发起全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极大热情,创造社会主义辉煌灿烂的美好明天。

来源:党建研究     发表时间:2008-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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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扶贫研究
十七大提出要“逐步提高扶贫标准”。这里讲的“提高扶贫标准”,不仅包括合理确定国家贫困标准,更要求提高对扶贫工作的投入标准,确定扶贫工作目标和任务的标准。在实际的工作中,往往人们往往只片面地将其理解为提高国家贫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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